政治读后感（优秀16篇）

读后感是读完一本书或者一篇文章后，对其内容和感受进行总结和概括的一种表达方式。下面是一篇动人心弦的读后感范文，让我们共同体会其中蕴含的情感和智慧。

政治读后感无为政治读后感

社会发展的基础在教育，教育的基础在教师。因此，教师队伍素质的高低直接关系教育事业的成败，教师队伍思想道德建设的方向决定着学校精神文明建设的性质和方向。所以说，师德建设是教师队伍建设的灵魂。

通过师德师风学习使我认识到，新时期的教师道德内涵的根本是“爱国”。“爱国”、“强国”是我们根本的精神支柱。做为学生的引路人，我们的教师不可能全是共产主义者，但必须全都是坚定的爱国者。他们必须了解百年来中国人民的屈辱史、斗争史、创业史、建设史;坚定地树立起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和发展中国的信念，了解我国的基本国情和党的基本路线;了解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的特点;明确本世纪末、下世纪初我国发展的宏伟目标;能够坚持发挥学科教学的主渠道和主导作用，把爱国主义教育渗透到学科教学中去，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道德观、价值观。

新时期的教师道德内涵的基础是“精业”是解决“怎样教育”的问题。中华民族历史上有“业精于勤”的传统“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的敬业精神。教师劳动的特点，决定了教师只有专心致志，苦练内功才能在三尺讲台上站稳脚跟，才能做到教好书、育好人。

新时期的教师道德内涵的基本要求是“爱生”。教师节是一种特殊的职业，具有鲜明的职业特征，我们培养的是跨世纪的人材，要求培养的对象有坚定的信念、健全的人格、良好的品德，丰富的学识，有创造能力。因此，作教师要把对学生的爱建立在尊重学生人格的基础上，做到公正、宽厚、仁爱、有责任心、有事业心。以文明的教态、渊博的学识，高尚的师德给学生以如沐春风的教化，使学生在接受知识的同时懂得关心、理解他人，引导学生对社会和人生充满积极乐观的看法。

新时期教师道德信念的基点是与是俱进的“自信”精神。也就是解决“人为什么活着”的问题。伟大的事业需要伟大的动力，需要伟大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自信者自强。做为新时期的教师，只有抓住“爱国精业、爱业、自信”这教师道德的内涵，才能养浩然正气，立为师根本，才能锻炼就合格的人民教师“灵魂工程师”的重任。

参加县20__年“双联行动”人才支撑培训，我受益非浅，感触颇多。此次培训虽然课程不多，但是由于采用干部分类导向培训，针对性很强，让我进一步开阔了视野，拓展了思路，使自己在党建理论、党性修养、经济工作、政治体制改革、法制知识、干部管理、法律法规、双联行动等方面都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参加这次培训主要有以下几方面体会和收获：

首先，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小平同志于20__年提出的，他详尽地阐述了中国为什么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三个重大问题。通过学习，本人深刻体会到，坚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是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提高全党思想政治水平的需要。世界在变化，形势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在深入。不断学习、善于学习，努力掌握和运用一切科学的新思维、新知识、新经验，是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引领中国发展进步的决定因素。只有坚持共产党人的崇高追求,能始终坚持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才能坚定不移地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才能领导人民群众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跳出思维定势，拓展思维视角。

这次培训，通过对“两会”精神的学习，增强了新形势下做好农村工作的基础，对今后农村的发展和基层建设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通过学习，科学发展观是以胡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的又一个重大战略思想，同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__关于“三个代表”重要论述一脉相承。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理论创新的一个突出成果，体现了党中央对发展内涵的深刻理解和科学把握，对发展思路、发展模式的不断探索和创新，是改革和开放三十多年来经验教训的最精辟的总结。做好群众工作是当前工作的中心，通过学习，我认识到必须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不能偏。群众利益无小事，不关心群众的合法利益必然会招致群众的反对。只有认真解决好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才能赢得人民群众的真心拥护。切实转变干部作风，矛盾不积累。要克服心浮气躁、急功近利的倾向，深入基层，听取群众意见，认真对待群众诉求，及时把各种苗头性、倾向性的问题解决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不让矛盾积累。目前，双联工作正在紧张推进中，做好扶贫攻坚和群众路线工作尤为突出，必须提高认识，整合农村资源，坚持干部帮扶和群众致富相结合，争取推荐双联向纵深发展。

第三，通过培训，使我感到了责任重大。一个星期的面授学习，让我深刻地认识到，必须坚持学习，勤于思考，不断充实自己。同时要学以致用，根据客观实际，在认真学习、借鉴的基础上，灵活运用所学的知识和积累的经验，敢于进行大胆的改造和创新。同时，在学习的过程中，注重形式的多样化，多向有经验的同志学习、交流，接受、学习新事物，培养自己的创新意识。多向先进乡镇学习，开拓自己的视野和思维，培养自己的创新能力。对于我个人来讲，要埋头苦干，在工作中做出实实在在的成绩;要顽强拼搏，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各种困难和问题;要甘于奉献，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以上是参加这次培训的一些心得体会，希望在今后能多参加这样的学习培训活动，使自己的视野得到开阔，理论水平得到进一步提高。我也会在今后的工作中时刻严格要求自己，不断地加强自身的学习，提高自身综合素质，踏踏实实做人，认认真真做事，为建设富裕、文明、和谐、幸福新福星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近期，按照我局党总支及机关党支部统一部署要求，我认真参加了每周党员政治学习活动，重点学习了系列讲话精神、《党章》、《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劳动纪律管理实施细则等。通过学习教育，本人感触很深，对相关内容在原有的学习基础上有了更进一步的提高，在一些方面拓宽了思路，开阔了视野，从而进一步增强思想政治素质，增强拒腐防变意识和能力，提高了保持清正廉洁的自觉性，自觉遵守党纪国法，在思想上筑起党风廉政建设防线和思想道德防线。现将心得报告如下：

一、加强党风廉政建设，认真履行职责。

近年来，在新的形势下发生了一些新变化，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有些问题甚至比较突出，比如理想信念动摇，思想观念陈旧，党员意识和执政意识淡薄，带领群众前进的能力不强，难以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事业心、责任感不强，思想作风不端正，工作作风不扎实，脱离群众;思想理论水平不高，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能力不强，缺乏解决复杂矛盾的能力，有的甚至以权谋私，腐化堕落;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不强，有的甚至软弱涣散，不起作用。

1、要警钟长鸣，筑牢防线。任何腐化、腐败行为都是从思想的蜕化开始的，都有一个思想演变的过程。因此，把牢思想这一关是最有效的预防，加强思想教育也是反腐倡廉的根本之策。我们一时一刻都不能放松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改造。要认识到权力是一把双刃剑，用好了能为民造福，用不好也能为自己造“罪”。

2、从严自律，管住自己。作为一名工会工作者，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从方方面面严格要求自己。在大事上一定要泾渭分明，小节上时刻从严把握，哪些事能做，哪些事不能做，脑子里要有明确的界限，自重、自省、自警、自励，清清白白从政，踏踏实实干事，堂堂正正做人。

二、坚持求真务实，扎扎实实干好工作。

做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倡廉工作，就要坚决贯彻求真务实的要求，推进各项工作更快发展，就要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的作风。我们要使求真务实成为行动的准则，贯穿和体现在各项工作的具体实践中去。要有求真的精神。具体到我们工会工作者来说，就是坚持把职工的利益放在首位，坚持履行工会职能，服务职工，廉洁尽责。

2、要有务实的作风。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实在人，既是处事为人的立身之本，也是创业为政的基本准则。踏下心来做事、实打实地做人，就能干出名堂，得到群众的赞誉。

3、要有实干的行动。实干，是共产党人的作风;认真，是共产党人的品格。我们要继续坚持“干”字当头、“实”字为先，遇到困难不缩手，干不成功不罢手，以实干求实绩，以实干求发展。

三、抓好党风廉政建设，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

做为一名工会工作者，要切实解决职工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在思想上、行动上与党保持高度一致，自觉抵制腐败，做到管住自己的口，管住自己的手，管住自己的腿，起到一名党员干部廉洁自律、严于律已的表率作用。

总之，廉政建设任务仍然十分艰巨，责任重大，使命光荣，我作为一名普通党员，一是要认真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学习专业知识，不断提高自身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提高为人民服务的本领。二是要在实际工作中，严格遵守局党总支制定的各项规章制度，服从领导安排，遵纪守法，爱岗敬业，认真履职，完成领导安排的各项工作任务。三是要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自觉增强廉政意识，增强纪律和法制观念，做遵纪守法、廉洁从政、勤政为民，切实转变作风、务实高效、开拓创新的模范，以自己有限的力量把赤水供电局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只有全党思想和意志统一了，才能统一全国各族人民思想和意志，才能形成推进改革的强大合力。

这里，我围绕全会提出的指导思想、总体思路、目标任务，就贯彻落实全会精神提几点要求。

第一，坚持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邓小平同志在1992年提出，再有30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这次全会在邓小平同志战略思想的基础上，提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要求，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应有之义。我们之所以决定这次三中全会研究全面深化改革问题，不是推进一个领域改革，也不是推进几个领域改革，而是推进所有领域改革，就是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总体角度考虑的。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国家治理能力则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有机整体，相辅相成，有了好的国家治理体系才能提高治理能力，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才能充分发挥国家治理体系的效能。

实际上，怎样治理社会主义社会这样全新的社会，在以往的世界社会主义中没有解决得很好。马克思、恩格斯没有遇到全面治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他们关于未来社会的原理很多是预测性的;列宁在俄国十月革命后不久就过世了，没来得及深入探索这个问题;苏联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了探索，取得了一些实践经验，但也犯下了严重错误，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党在全国执政以后，不断探索这个问题，虽然也发生了严重曲折，但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上积累了丰富经验、取得了重大成果，改革开放以来的进展尤为显著。我国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社会和谐、民族团结，同世界上一些地区和国家不断出现乱局形成了鲜明对照。这说明，我们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总体上是好的，是适应我国国情和发展要求的。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相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相比人民群众期待，相比当今世界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相比实现国家长治久安，我们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方面还有许多不足，有许多亟待改进的地方。真正实现社会和谐稳定、国家长治久安，还是要靠制度，靠我们在国家治理上的高超能力，靠高素质干部队伍。我们要更好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必须从各个领域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要适应时代变化，既改革不适应实践发展要求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又不断构建新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使各方面制度更加科学、更加完善，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要更加注重治理能力建设，增强按制度办事、依法办事意识，善于运用制度和法律治理国家，把各方面制度优势转化为管理国家的效能，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

第二，进一步解放思想、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进一步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全会决定提出的这“三个进一步解放”既是改革的目的，又是改革的条件。解放思想是前提，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的总开关。没有解放思想，我们党就不可能在十年**结束不久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开启我国发展的历史新时期;没有解放思想，我们党就不可能在实践中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有效化解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挑战，把改革开放不断推向前进，始终走在时代前列。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是解放思想的必然结果，也是解放思想的重要基础。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根本最紧迫的任务还是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思想，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是为了更好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邓小平同志说：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我们要通过深化改革，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等要素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同时，要处理好活力和有序的关系，社会发展需要充满活力，但这种活力又必须是有序活动的。死水一潭不行，暗流汹涌也不行。

我们讲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要有坚如磐石的精神和信仰力量，也要有支撑这种精神和信仰的强大物质力量。这就要靠通过不断改革创新，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上比资本主义制度更有效率，更能激发全体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更能为社会发展提供有利条件，更能在竞争中赢得比较优势，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充分体现出来。

第三，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全会决定用“六个紧紧围绕”描绘了全面深化改革的路线图，突出强调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这就决定了经济建设仍然是全党的中心工作。

当前，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不少集中在经济领域，经济体制改革任务远远没有完成，经济体制改革的潜力还没有充分释放出来。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就必须坚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不动摇。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体制改革对其他方面改革具有重要影响和传导作用，重大经济体制改革的进度决定着其他方面很多体制改革的进度，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在全面深化改革中，我们要坚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主轴，努力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新突破，以此牵引和带动其他领域改革，使各方面改革协同推进、形成合力，而不是各自为政、分散用力。

第四，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这是我们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中的一个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解决了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长期没有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

20多年来，我们围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目标，推进经济体制以及其他各方面体制改革，使我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实现了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飞跃，极大调动了亿万人民的积极性，极大促进了社会生产力发展，极大增强了党和国家生机活力。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虽然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但市场体系还不健全，市场发育还不充分，特别是政府和市场关系还没有理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有效发挥受到诸多制约，实现党的提出的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战略任务还需要付出艰苦努力。

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是我们党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又一重大推进。

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不仅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遵循，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依托。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主要涉及经济体制改革，但必然会影响到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个领域。要使各方面体制改革朝着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方向协同推进，同时也使各方面自身相关环节更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提出的新要求。

第五，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提供了坚实物质基础和有利条件。同时，在我国现有发展水平上，社会上还存在大量有违公平正义的现象。特别是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公平意识、民主意识、权利意识不断增强，对社会不公问题反映越来越强烈。

1月7日，中共中央、__、__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新华社记者鞠鹏摄。

中央政法工作会议7日至8日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__、__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要把维护社会大局稳定作为基本任务，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作为核心价值追求，把保障人民安居乐业作为根本目标，坚持严格执法公正司法，积极深化改革，加强和改进政法工作，维护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保障。

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书记__，中共中央政治局、国务院副张高丽出席会议。

在讲话中强调，政法战线要旗帜鲜明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党的领导，就是要支持人民当家作主，实施好依法治国这个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既要坚持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不动摇，又要加强和改善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不断提高党领导政法工作能力和水平。

指出，要正确处理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的关系。我们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都是人民根本意志的反映，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党既领导人民制定宪法法律，也领导人民执行宪法法律，做到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带头守法。政法工作要自觉维护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的权威性，确保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得到统一正确实施。要正确处理坚持党的领导和确保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职权的关系。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支持政法系统各单位依照宪法法律独立负责、协调一致开展工作。党委政法委要明确职能定位，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领导政法工作，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发挥重要作用。

强调，维护社会大局稳定是政法工作的基本任务。要处理好维稳和维权的关系，要把群众合理合法的利益诉求解决好，完善对维护群众切身利益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强化法律在化解矛盾中的权威地位，使群众由衷感到权益受到了公平对待、利益得到了有效维护。要处理好活力和秩序的关系，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发动全社会一起来做好维护社会稳定工作。

指出，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是政法工作的核心价值追求。从一定意义上说，公平正义是政法工作的生命线，司法机关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政法战线要肩扛公正天平、手持正义之剑，以实际行动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要重点解决好损害群众权益的突出问题，决不允许对群众的报警求助置之不理，决不允许让普通群众打不起官司，决不允许滥用权力侵犯群众合法权益，决不允许执法犯法造成冤假错案。

强调，保障人民安居乐业是政法工作的根本目标。政法机关和广大干警要把人民群众的事当作自己的事，把人民群众的小事当作自己的大事，从让人民群众满意的事情做起，从人民群众不满意的问题改起，为人民群众安居乐业提供有力法律保障。要深入推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坚决遏制严重刑事犯罪高发态势，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指出，政法机关要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光荣使命，必须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公生明，廉生威。”要坚守职业良知、执法为民，教育引导广大干警自觉用职业道德约束自己，做到对群众深恶痛绝的事零容忍、对群众急需急盼的事零懈怠，树立惩恶扬善、执法如山的浩然正气。要信仰法治、坚守法治，做知法、懂法、守法、护法的执法者，站稳脚跟，挺直脊梁，只服从事实，只服从法律，铁面无私，秉公执法。要靠制度来保障，在执法办案各个环节都设置隔离墙、通上高压线，谁违反制度就要给予最严厉的处罚，构成犯罪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要坚持以公开促公正、以透明保廉洁，增强主动公开、主动接受监督的意识，让暗箱操作没有空间，让司法腐败无法藏身。

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依法办事，带头遵守法律，牢固确立法律红线不能触碰、法律底线不能逾越的观念，不要去行使依法不该由自己行使的权力，更不能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要建立健全违反法定程序干预司法的登记备案通报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

强调，我们的政法队伍主流是好的，是一支听党指挥、服务人民、能打硬仗、不怕牺牲的队伍，是一支党和人民完全可以信赖的有坚强战斗力的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从优待警的政策措施，帮助干警解决实际困难。要按照政治过硬、业务过硬、责任过硬、纪律过硬、作风过硬的要求，努力建设一支信念坚定、执法为民、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政法队伍。

指出，坚定的理想信念是政法队伍的政治灵魂。必须把理想信念教育摆在政法队伍建设第一位，不断打牢高举旗帜、听党指挥、忠诚使命的思想基础，坚持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永葆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法律的政治本色。政法队伍要敢于担当，面对歪风邪气，必须敢于亮剑、坚决斗争，绝不能听之任之;面对急难险重任务，必须豁得出来、顶得上去，绝不能畏缩不前。要加强纪律教育，健全纪律执行机制，以铁的纪律带出一支铁的政法队伍。要提高干警本领，确保更好履行政法工作各项任务。要以最坚决的意志、最坚决的行动扫除政法领域的腐败现象，坚决清除害群之马。

强调，司法体制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要加强领导、协力推动、务求实效，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更好坚持党的领导、更好发挥我国司法制度的特色、更好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就做好20__年政法工作作出部署。他要求，要认真贯彻党的和__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及各项工作部署，全面贯彻落实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围绕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总目标，把握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的总要求，坚持稳中求进、改革创新，以创新社会治理方式、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推进科技信息应用、改进政法宣传舆论工作为着力点，深入推进平安中国、法治中国和过硬队伍建设，切实提高政法工作现代化水平。

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出席会议。

中央政法委、中央政法各单位负责人，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政法委、政法各单位负责人，中央和国家机关及军队、武警部队负责人参加会议。(新华网北京1月8日电记者杨维汉)。

《政治的概念》读后感字

这篇实际是我11.9课上的发言稿。

关于施米特，我印象最深的一点是，政治是关于生存的。

政治的基础是敌友划分，敌对关系是国家间的常态，很多人将这种看似“冷酷”的观点理解为政治本质的邪恶或不讲人情，但施米特使我认识到，要从生存而非道德的角度评判“人性本恶”的观点，国家间敌对的原因不是参与政治必然导致人们道德沦丧，而是现实的生存需要必然导致普遍的敌对状态。在我看来，施米特眼中的政治更多是霍布斯视角下必然的生存需要而非卢梭视角下被建构的契约。也就是说，政治高于人，而非人高于政治。

这种观念使他的思想更实际、更现实。在他看来，自由主义的道德观念和浪漫主义的价值判断是对政治本质毫无用处的掩盖，他撕开这些外表的掩饰，探究不同的政治制度或宪政条例究竟会通向何方，探究在现实中政治的出路在哪里。举例来说，他分析魏玛民国时，关心的不是魏玛宪法的设计是否完美符合议会制的理想，而是议会制本身是否还有正当性、这部宪法在现实实践中究竟会导致怎样的结果。在施米特的思想中，民主或专制只是政治的不同形式，关键在于政治的现实与本质。就像议会制沦为政党政治那样，如果这种政治的形式脱离了本质，那么它就失去了存在的正当性。

在这种对纯粹政治现实的探究中，施米特始终保持的一点是，在政治领域排除道德判断。将道德与政治结合的第一个危害是，不能正确认识政治现实。中国的政治思想传统使很多中国人习惯于将政治评价与道德判断视为一体，在这种思想下，国家领导人时而是奉献社会的“父母官”，时而是不近人情只讲利益的纯粹“理性人”，时而是将国家作为牟利工具的坏人。在“道德政治”的评判体系中，国家实行政策的原因要么是统治阶级的“道德异化”，要么是统治阶级维护精英团体利益的考虑，要么是某种不为人知的“黑幕”。

这种道德评价体系所欠缺的是，它从未在将国家作为一个整体的基础上，从生存的角度考虑国家存在的正当性。在施米特的思想中，国际政治是绝对的无政府状态，每个国家都时刻处于和所有国家的战争中，国家间的敌对与竞争不只意味着精英集团的利益角逐，更意味着每个国家、每个人最根本的生存。将政治原因化约为简单的“好”“坏”判断看似能解释一切，实则无法真正认识政治现实。而坚持这种观点的人，甚至会消除自己作为个体的政治性：如果一切政治行为的背后都是统治者个人的主观性因素，国家不合理行为的源头是官员个人的道德败坏，那么政治现实就是无法改变的，我们也就根本无法对政治做出任何改良，每个普通人都会沦落为完全的被压迫者。在网络上或现实中，我也确实见到过很多人抱有这种观点，他们认为客观存在的法律或政治制度只是掌权者的工具，认为所谓的“社会黑暗”源于掌权者的道德败坏，进而感到绝望甚至愤世嫉俗。在我看来，这种对政治主观性的价值判断是错误且十分危险的。

将道德与政治结合的第二个危害是，加剧了政治的残酷性。我个人的理解是，当人与人之间的生存竞争不掺杂道德因素时，每个人都作为完整的、独立的、不同的个体存在，无论外在的竞争多么残酷，都不会危及个体本身的存在与性质；而当道德因素进入政治领域时，因为道德具有主观性，人与人之间的生存竞争就会延伸到每个个体的本质，从而威胁到个体的存在本身。这时，因为“道德”本身作为一种客体参与到了竞争的敌对状态中，道德就可以作为一种否定敌人的武器，又因为道德不是外在的因素而是组成个体独特性的内在的主观性因素，这种否定也就变成了对敌人作为个体存在的根本性的否定。

而人与人（或国与国）之间的敌对关系，就像施米特所说，也从相对敌人变成了绝对敌人。。

总的来说，对于政治，应该从现实的、本质的角度考察其作用，不能以某种“崇高的”价值观为指导而抛弃现实实践的考量。是每个人出于维护自身权利的需要建构了国家，还是国家是每个人生存必然的需要而具有正当性？对于施米特来说，答案显然是后者。

政治与行政读后感

阅读后的感觉是指阅读一本书、一篇文章、一段话、几句名言和一首音乐，然后将这种感觉和启示写进一篇文章，称为阅读后的感觉。以下是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欢迎品鉴！

本学期我们行政管理专业开设了行政管理学导论这门课程，将公共行政学的概念，理论等各方面知识做了一次系统详细的介绍与讲授，作为对课堂知识学习的补充，我选择了《政治与行政》这本书作为课外阅读的书籍。

《政治与行政》这本书是美国政治学家弗兰克·古德诺的作品。古德诺是美国政治学会的主要创建人，他从法律角度研究了市政机构和管理，以及20世纪初期美国城市政治，也是政治与行政分离理论的倡导者之一。其中，政治与行者两分，在古德诺《政治与行政》一书中，做了详尽的介绍。

读过《政治与行政》一书后，我将本书大概划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前三章，讲述了国家的功能，政治的功能以及中央与地方政治的关系；第二部分是第四章到第七章，具体介绍了行政的功能，行政体制和政府体制与政治和政党的关系，以及美英两国民治政府的特点与不足；第三部分是关于政党的内容，包括党魁的概念以及政党的责任。在阅读这本书时，我将主要的关注点放在了政治与行政两分以及政党内容这两个方面。

关于政治与行政的分离，其实在古德诺之前，已经有人对该观念进行了论述。例如美国第28任总统威尔逊，他在1887年发表的《行政学研究》一文中，针对当时美国政府内政党分肥的的状况，首次提出了将政治与行政相分离的概念。而古德诺则是在威尔逊等人的基础上，对该观念提出了新的理解与发展。

古德诺在书中提到，之所以要将政治与行政二者相分离，首先是出于解决城市问题的需要。他提到了在英国和德国，由于此观念已被很多人所接受，故这些国家在处理城市问题上更加得心应手；其次，古德诺认为行政中的许多环节，尤其是技术方面，对于政治的影响微乎其微，例如行政中的那些半科学，半商业活动，与制定政策，表达民众意愿的政治活动，几乎没有什么关系。

这是古德诺对于政治行政两分原因的分析，而古德诺对于该理论贡献，则是在于他澄清了人们可能会对该观念产生的误解，即行政与政治两分程度的问题。古德诺认为，政治与行政的两分，并不是彻底的，而是应保持联系的。他说：“政治的功能首先与国家意志的表达有关，其次与国家意志的执行有关。”这句话中其实映射了他的观点。国家意志的表达是政治活动的主要内容，但这并不意味着政治与国家意志的执行就毫无关系。这点其实很好理解，如果在执行政策时没有考虑到政策的可行性，那么再好的政策，也会因无法执行而变得毫无意义。

制反而会破坏两分的原则。第二，是行政机构的适度集权。这是因为当时的政党分肥制严重影响了行政效率，要克服这种问题，需要一定的集权。另外，美国特殊的中央与地方关系也是加强集权的原因之一，由于中央对于地方的控制力有限，很多时候中央与地方的意志存在冲突，这势必会导致行政效率的降低，因此有必要加强行政机构的集权。第三，是借用法外调节机制，即借助政党的力量。中国有句古话叫“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要解决政府内部行政与政治的关系，不但需要从政府内部需找出路，还需依靠外部的力量。政党的存在给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可能。政党不仅担负起了挑选在政府体制理论中表达国家意志的机关的成员，而且同时担负起了挑选执行这种意志的人员。这样就从人事方面解决了行政机构与政治机构的联系问题。

我认为解决了如何协调政治与行政的关系问题是古德诺对于政治行政二分作出的最大的贡献。因为将两者分离不难，但是分离到何种程度最为合适，是有难度的。绝对分离，会导致意志执行出现偏差；分离不够，又达不到二分的目的。所以，从这一点来看，古德诺对于公共行政学的贡献，是伟大的。

首脑人物。“党魁”与政党领袖的区别在于，“党魁”在党内并无正式职务，权限也无明确规定，而政党领袖在党内有正式职务，其活动公开并受到监督。由于政党在政府体制中控制着立法机构和行政机构，而“党魁”又控制着政党，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党魁”实质上控制了政府体制内部。“党魁”的存在，既有利，也有弊。首先，“党魁”通过议会的改革以及议会对人民负责而变得向人民负责，这会使民众中有更多的人获得选举权，从而更好地表达民意；其次，“党魁”的产生，会促使行政系统内部权力集中，而集权化是有助于政府提高行政效率的，这与行政政治两分的初衷相符合。但“党魁”的存在也会产生一些弊端，例如，一旦党魁不负责任，那么必然会影响到政党防止无政府状态的功能。

以上是我对《政治与行政》这本书中我感兴趣内容的介绍，下来我将把自己在读书过程中的一些感想做出陈述。

对于其他的政府职能，就不一定需要集权，拿近期的工商质检部门体制改革来说，就是一种放权。此次改革将全国省级一下各级工商质检部门的人事权，财政权划归与地方政府，工商质检系统内部不再实行垂直管理，上级与下级之间只是保持业务上指导关系。这样的划分有利于地方政府内部各部门之间的协调工作，有利于解决近年来日益严重的食品质量安全问题。所以从以上两个例子来说，中央对地方，不能是单纯的放权或集权，而应是根据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其次，关于政治与行政的两分问题，我认为目前中国政府做得并不够好，或者说程度较低。就拿陕西省质监系统来说，分为机关单位和事业单位两类，机关单位在省政府内办公，属于制定政策的部分，即负责“政治”功能；底下的事业单位在咸宁西路办公，从技术上负责不同的职能，即负责“行政”功能。但很多时候，机关单位的工作人员会涉及到具体的技术问题中去，而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也会参与一些政策的制定。从这点来说，政治与行政的界限划分的并不明晰。这一现象在其他的政府部门中也普遍存在。所以目前中国政府的政治与行政的划分还依然存在不少问题。

这些人员之间的联系是非常紧密的，不需要强调加强联系的问题。另外，古德诺提到了政党不负责的情况，可是共产党的活动宗旨是“为人民服务”，政府的工作原则是“对人民负责”，维持执政地位的需要必然会要求共产党对人民负责，因此，也不需要特别强调不负责任的情况。虽然古德诺关于政党的论述与中国现状存在一些不相配的状况，但他关于如何避免政党不负责的几条解决方法是值得借鉴的，它可以帮助我们的党加强自身建设和监督，保持党的先进性。

2.分肥制。

19世纪出现在美国的政党分肥制是基于平民民主的理想而提出的。1829年杰克逊就任美国总统后，在官职领域推行“民主”的做法，由在总统大选中获胜的政党从自己的支持中遴选官员，其理由是：第一，民主政治表现在官吏任用上，就是民选官吏；第二，官吏职务简单明白，具有普通智慧的人均可胜任；第三，既然人人可以当官，所以官职的任期越短越好，使大家都有任官的机会，以符合民主与平等的精神。

优点：

（1）民主政治通过选举的方式表达民意，而选举的运作必须凭借政党组织。（2）若某政党在选举中获胜，即表明人民选择了该党。换言之，人民相信某党的政治纲领和所要实行的政策。（3）为了符合民意，应当由得胜的政党的党员来充当官吏，因为这有利于确定其政治责任，以及有效地完成其任务。

劣处：

3.党魁。

党魁通常特指操纵政党机器的首脑人物。党魁与政党领袖不同。政党领袖在党内有正式职务，职责和职权有正式规定，其活动公开并受到监督；而党魁在党内并无正式职务，权限也无明确规定，对其言行无法进行监督。党魁的形成和发挥作用主要依靠政党机器。美国是存在党魁最典型的国家。

英、法、意、日等国实际上也存在着党魁。党魁是资本主义政党政治奥秘和弊端的重要表现，它不断遭到社会舆论的揭露和抨击。在美国，由于选举制度和行政管理的改革，实行直接初选而不由政党提名候选人，推行文官制度，限制恩赐官职，由市政当局经营公用事业，还有社会舆论监督作用的加强，选民政治素质和文化程度的提高，已使党魁及其操纵的政党机器的作用大为减弱，但是在一些大城市和重要选区依然存在。

古德诺在其行政学代表作《政治与行政》中，进一步阐释了前人对“政治与行政”做出的划分，并从行政与立法、司法的关系，以及国家行政与政治、法律、政党的相互关系;行政与立法、司法的相互关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以及行政功能与体制的关系。等角度做出考察和分析，比较系统地论述了如何实现政治与行政的协调。

一、古德诺的主要政治行政思想。

1)古德诺认为：“在所有的政府体制中都存在着两种主要的或基本的政府功能，

即国家意志的表达和国家意志的执行功能。在所有的国家中也都存在着分立的机关。每个分立的机关都用他们的大部分时间行使着两种功能的一种。这两种功能就是：政治与行政。”也就是说，政治是国家意志的表达（包括立法），行政是国家意志的执行（包括司法和行政）。

2)政治与行政有明显的不同，但二者是无法严格区分开来的。“政府的民治程。

度越低，国家意志表达的功能和国家意志执行的功能的区别就越小。”古德诺认为：“尽管政府的这两种功能（政治和行政）的分化非常明显，把这两种功能委派给两个分立的机构行使是不可能的。”

3)政治与行政功能之间，必须相互协调。“政治的功能一方面主要与国家意志的表达和执行有关，其次又与国家意志的执行有关。因为在国家意志的表达和执行之间，即在法律的制定和贯彻之间，必须存在协调。”“政治必须对行政控制以保证国家意志执行，但为了保证政府的民主性和行政的高效率，又不能允许这种控制超出其所要实现的合理目的。”

的机关对执行机关的必要控制。其控制的必要性主要体现在：为了保证国家意志的执行，政治必须对行政进行控制；为了保证政府的民治性和行政的高效率，又不能允许这种控制超出所要实现的合理目的。这种控制有其限度把握：即扩展过度和行政效率﹑表达国家意志的能力下降。政治的需要要求国家意志的表达与执行之间协调一致。

执行国家意志的功能称作行政。行政既是司法的，又是政府的。非立法的机关的活动通常就作司法行政。除去司法方面以外的行政功能可以叫做行政。行政则是公共服务的总体，从事于政府意志的执行和普遍利益规划的实施。

政治对行政必须保持适度的控制，政应当有适度的集权。论述地方与中央政治时，古德诺主张行政权的必要集权。为取得行政的效率以及保证民主，行政集权都是必要的。

保证获得高效率的行政，因为这样易于导致政治上的操纵。在法律上承认政党将不会自行导致高效率的行政管理。因为行政体制的分散特征，会使所有的官员都被看作是政治性的。行政上的分权会自动地助长政党的不负责任。

“政党是一个民治政府可以建诸其上的基础”，“党魁对政党的存在是必要的”。这就是实现政党目标的保证。古德诺明确指出了建立适合的行政集权体制、让政党得到充分的法律承认、把政党置于公共控制才能构建民治政府和进行高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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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政治学》读后感

作者在这本书中对《爱欲之死》中的“我能”比“我应当”产生更多的强迫性，做了进一步的解释，“我应当”可以归为本我，“我能”贴近于自我，即自由意味着摆脱强迫，“我能”便变成了自由强迫摆脱强迫，这句拗口的话表达了一种根源性的强迫，所谓物极必反而已。

作者探讨了新自由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的变种，将被他人剥削的工人阶级转化为自我剥削的企业主，即将阶级斗争转化为自我斗争。这种自我剥削并无阶级之分，也使得人们不能形成阶级同盟，“在新自由主义功绩社会中失败的人，要自己承担失败的责任，并以此为耻，而不是去质疑社会或者体制。

”作者认为新自由主义是一种宗教，人们为了受到约束而创造了上帝，每个人都是背负罪债的罪人，而资本同样让人们背负债务，俨然是让人们成为负罪之人的新上帝。

在政治中，作者认为新自由主义让公民变成消费者，政客们就如同商家，消费者相对于商家是被动的，所以消极的对待政治活动，这也造成了政客们不是比谁更好，而是比谁更差。

在技术上，作者提出大数据可以量化并预测人们的行为，新自由主义政权正如对待消费者一样，是鼓励人们去消费的，包括人们的情绪。传统稳定社会的理性宣传手段，在生产水平处于一定程度会到达极限，会让人们认为是一种强迫和压制，显得呆板和不知变通。这样与自由相伴的感性便取代了理性，感性相对于理性更加易变，这样生产中便带来了更多变化，感性相较于理性更有效率，从而提高了生产效率。作者认为当人被彻底量化，就会失去意义。作者的书名精神政治学，在美国利用社交媒体，掌握选民偏好的例子上得到了体现，利用微目标定位吸引选民兴趣，通过大数据预测使演讲更迎合选民喜好，国家越来越像市场，公民越来越像消费者。

作者认为精神是推论的集合体，而大数据将会产生绝对的认知，从而使精神回到绝对的无知。作者把大数据比作启蒙运动的统计学，而统计学中的概率只能给出当下的平均值，并无法准确预见未来。

《黑猩猩的政治》读后感字

阅读之前没有真相。还记得以往上政治课时背过马克思说，区分人与动物的标准是人会使用生产工具。等一下，进入了荷兰阿纳姆动物园观察这群黑猩猩后，会发现原来黑猩猩会用经过特别加工的树枝探入白蚁穴里以获取白蚁。更进一步，它们，不，他/他们，还会在人类引导下，学会美国手语且自如交流。

万猩有灵，走近这群生灵。上世纪80年代初，作者因关于黑猩猩研究项目的协调工作，来到荷兰阿纳姆动物园，他与他学生持续性的科学观察，让我们知悉了这些可爱的生灵个体。大妈妈，睿智的母性。她甚至跑出了圈养圈，悠闲来到动物园内的餐厅就座喝饮料，恍如caesar的cosplay。耶罗恩，猩群的首领，老练的政客，可以从他的身上发现诸多人类政客的影子。

鲁伊特，耶罗恩地位的竞争者。茹丝耶，可爱聪颖的女娃娃，不禁激起自己本能的母性情怀。愈往后翻，愈发现每一黑猩猩独一无二的性格特征，也逐渐有了自己的好恶，最喜格勒律与茹丝耶。他/她们也会互相表达爱意与善意，也会发脾气使性子，更会为了在群体中更好的相处，表达特有的和平共处行为。

黑猩猩的镜映，社交圆舞曲。虽然耶罗恩是这群黑猩猩的统领，但花无百日红，权斗永无穷，权力更迭不知不觉出现了。一开始，雄黑猩猩鲁伊特挑战耶罗恩，会被其他雌黑猩猩反对。可渐渐的，随着次数的增加，雌性们对他的求助开始表现出不再同情与麻木。耶罗恩自身也从频繁发脾气改为最终的沮丧，甚至是认清现实，最终“问候”了鲁伊特。王座的易位，与人类世界的勾心斗角，并无二异，权威、支持、联盟、示威、示弱，最终拜于胜者的脚下。

不仅如此，黑猩猩们更有三角关系意识。在精神分析中，儿童一到俄狄浦斯时期，孩子逐渐解除了与母亲的二元关系，开始把父亲作为第三个客体，家庭关系出现三角性，男孩形成与父亲的再度竞争，女孩则逐渐将父亲视为最理想的客体。

在雌黑猩猩的日常社交中，同样有这样的三角关系模式。“有一天，弗朗耶带走了吉米的孩子……吉米闻声跃起并急匆匆朝弗朗耶奔去。……正在这时，安波出面干涉并解决了这个问题。”作者自己也提出：“如果没有三角关系意识，那么，旨在和解的调解、离间性干涉、告密和结盟都会是不可想象的。”由此，会不会，黑猩猩在成长过程中的心理变化，与人类也是类似的呢？有点好奇弗洛伊德如果知悉，会作何解释？。

以上总总，都证明了人类两性与黑猩猩两性在社交联盟方面的相似点。“我们对猿类知道得越多，他们看起来与我们就越像，正如他们的遗传物质所暗示的那样。”

虽然人类每天只是以第三者的身份在远处观望，但这并不代表黑猩猩们会忽略或不记得我们。研究项目结束后，每每作者回到黑猩猩园区附近，大妈妈听闻都会跑来用黑猩猩独特的语言打招呼。以往有此别的物种时隔多年牢记人类的现象，都会被称为通人性。实则不然，并不是通人性，而是他们本就如此啊。

《东晋门阀政治》读后感

这几天读完了田余庆的《东晋门阀政治》一书，若干年前就把此书标记为想读了，最近工作较清闲，加之微信读书上又有免费的电子书可看，遂拿起此书。

此书分析了东晋时期门阀政治的形成原因、发展过程以及最终的衰败。东晋门阀政治是皇权政治的变态，西晋末年，南渡建康的琅琊王司马睿由于血统离皇帝较远，没有继承帝位的合法性，所以借助王导为代表的琅琊王氏等士族力量组建了东晋政权。时谚：“王与马，共天下。”这也是东晋门阀政治的开端。

东晋门阀政治并不是始终由一支士族把持，而是由多支士族共同把持，他们既有斗争又有合作。士族的共同目标是维持司马皇权，从而保证各自家族的利益。借用书中一句：“东晋门阀政治，可以说是门阀士族在相争中求发展而又维持东晋与不坠的政治。”

因地理原因，东晋间门阀士族对抗往往演变为上游荆州与下游扬州之间的对抗。士族依靠北方的流民组建军事力量，荆州依靠襄阳的雍州兵，扬州依靠京口的北府兵。最终东晋也是由京口起家二等士族的代表刘裕所带领的北府兵而取代。

此书在“淝水之战后的陈郡谢氏”一书中也谈到了苻坚无法统一南方的本质原因：北方的民族矛盾尚未消除，此时发动战争民族入侵元素大于统一战争元素。等到南北朝末期隋代北周时，北方民族矛盾得到接触，统一南方只是顺水推舟之事。

读完本书后又对历史学产生了兴趣，这几年看了很多社会学和经济学的书，想要找到社会内在的运转规律。现在看来历史学也可以达到这一目标，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抽丝剥茧找出历史事件的逻辑。我想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大抵是相同的吧，都是培养人发现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读后感

不知道大家听到“西南联大”这四个字的时候是什么感觉。但至少是会肃然起敬的。毕竟，那里群贤毕至，绝代风华，那里握着一个时代的斯文正脉。我总觉得，西南联大的钱穆之于史学界，正如西南联大之于中国。

钱穆这个名字早就听过多遍了。历史老师开的书单里总会出现它的身影。几位复旦学长也极力推荐，说高中将这本书看五六遍也不为过。

终于，在极其仔细地读完第三遍之后，才敢提笔。钱先生的形象是在读完《八十忆双亲。师友杂议》后逐渐清晰起来的，长衫、眼镜，有一种属于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从容与旷达。钱先生对中国历史是怀着深深的温情的，而这种温情在这本书中更表现得淋漓尽致。

在看这本书前，我相信大部分人会有这样的误解：

一、国家的安宁或动荡，基本由皇帝的“好坏”决定。

二、几乎没有弄清楚“封建”的概念。

三、“封建”、“专制”、“中央集权”之类的词，等于黑暗，落后，退步；

“共和”、“民主”、之类的词就是先进的，好的。而钱先生看待中国历史的立场，在《国史大纲》的引言四义中可见一斑，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

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

二、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

三、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以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

四、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具备上列诸条件者比数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

顾颉刚说：“钱宾四先生，在北大任历史讲席已越10年，学识淹博，议论宏通，极得学生欢迎。其著作亦均缜密谨严，蜚声学圃，实为今日国史界之第一人，刚敬之重之。”

张自铭说：“先生治学，戛戛独造，一无依傍，遂成极诣，而融贯中外，直凑单微，又迥非抱残守缺者可比。辛亥以还，时局屡有起伏，先生未尝一日废学辍教，以哗世取宠，毕秋帆所谓“学问观其会通，性行归于平正”，唯先生足以当之。”

愚暗谓：“吾辈学当如此。”

同时，也提出两点问题：

1、钱先生谈清朝与元朝制度时几乎全篇都在言其黑暗与“私人化”，我总觉得有些民族主义的色彩在里边。

最后，分享一下个人的一些读书方法吧。

1、勾画，批注。不要害怕这会让书变“丑”。一定要及时写下你的“灵光乍现”。

2、回顾，梳理。特别是再看这种理论性的书籍的时候，先要把书读厚，也就是在这本书的基础上大量拓展；然后把书读薄，也就是简单地用一段话，或者话思维导图来梳理一篇文章的逻辑。

3、切问，输出。看到一个观点的时候，倾尽毕生所学，去论证它，再绞尽脑汁去推翻它。特别是和师友一起进行这头脑风暴的过程，会收获颇丰。另外，最好可以找一个人讨论这本书，或者你讲给他听一遍。讲清楚了，就真的掌握了。而有些自以为明白的东西，不运用出来，久而久之就只能成为“茶壶里装汤圆”了。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读后感

中华民族从上古时期的尧舜禹起到清朝的覆灭，前后经历了几千年的时间。在这几千年中，朝代更迭，制度兴灭，国家的命运和百姓的生活都与之休戚相关。春秋战国的诸侯割据，秦朝的大一统，西汉的辉煌，唐朝的盛极一时，宋朝的积贫积弱，明朝的黑暗，清朝的翻天覆地，都与当时的政治制度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如果把一个朝代比作一棵大树，那么这个朝代的政治制度就是它的根系。伴随着中国的版图不断地扩大，如果没有较为完善、考虑周全的政治制度，这棵大树就难以茁壮成长。从历史上的朝代更迭我们可以看出没有哪一种政治制度是普适的、完美的，因此我们要做的是从中汲取精华，吸取教训。

钱穆先生作为清末与民国时期的学者，对于政治制度对于一个国家的影响有着深刻的认识和切身的体会，他选取了汉代、唐代、宋代、明代、清代五个朝代对它们的政府组织、选举制度、经济制度、赋税制度、兵役制度等方面进行了剖析和纵向的比较，进而得出了一些有关历史发展的结论。

初读此书，我对之前不甚清楚的政治制度有了更深的了解。再读此书，我横向地看到了政治制度与整个社会的联系，纵向地看到了历史变迁的轨迹。

政府组织是政治制度的根本，从一朝的政府组织可以看出窥见当时的政治风貌。在中国古代的政府组织的更替过程中，主要存在两对此消彼长、相互制衡的力量。一对是皇权与相权，另一对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力量。中国历史上整体的趋势是皇权加强、相权衰落，中央集权加强、地方权力衰落。过去我们总把古代的政治制度用“封建集权”一言蔽之，然而钱穆先生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提出，尽管看起来皇帝处于所有人之上，统管天下各种事务，但实际的政权却是在政府手里的。宰相代表政府，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简单来说，皇帝是国家统一的象征，而宰相则是决定政治的人。在相权极度衰落，皇权不断加强之前，古代政府是皇权与相权互相制衡的。因此如果把中国从秦汉以来的政治制度都描述为“封建统治、皇帝专制”恐怕是不合适的。在秦汉时，我们有郡县制，中央政府设有三公九卿，宰相统领行政权。到唐代，相权被分割，中央设立三省六部制，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的职权加起来才相当于汉朝宰相的权力;到宋代，相权愈加衰落，只剩中书省在皇宫内承旨，设立了专门的选人用人机构，财政、军事权也被分割，皇帝专制也随之加强，但还并未形成完全的皇帝专制。而到了明清两代，宰相被废除，行政权落入了皇帝的手中，此时才是真正的皇帝专制。历史上有明君也有昏君，但即便是明君也难以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也不会有充足的精力来独自治理好整个国家。皇权的加强是权力欲望的膨胀，是对拥有的权力的一种不安全感。从皇权的大小与社会兴衰的关系中我们也不难看出，过度的皇帝专制是朝代覆亡的一大原因。

纵然适当的中央集权有利于国家的统一安定，但过分的专制给整个国家带来的活力的缺失确是不可估计、难以弥补的的损失。在历史上，中国的版图不断扩张，如何管理好这一大片土地是一大难题。如果过度中央集权，地方政治将会失去活力;而如果过度放权，则会出现藩镇割据的混乱局面，不利于整个国家的稳定。由此观之，集权和放权的平衡、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权力的平衡是一个必须的过程。回看中国古代历史，我们发现，在汉唐时代，重要的是解决地方的混乱问题;而在明清之后，更大的问题则是如何避免过度集权使整个国家失去活力。

土地是古代中国人民赖以生存的根本。在农业社会中，土地所有制影响着国家的安定，经济的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钱穆先生在书中说：“四封之内，莫非王土，食土之毛，莫非王臣。”这描述的是先秦时的井田制，井田制下土地名义上为国家所有，实际上被贵族占有，农民只有对土地的使用权而没有所有权。但随着私田的开垦，这种制度也不复存在。到了汉朝，则实行的是土地的私有制，国家向土地所有者进行征税。但土地私有制带来的是土地买卖兼并的情况，富人拥有大片土地，而穷者却没有赖以生存的一亩地。而唐朝则是沿袭了南北朝和隋朝的均田制度，国家将土地分给无地耕种的农民，在耕种一定年限后土地归农民所有，在死后归还国家，此时的税额仅为四十收一，极大地为贫穷百姓减轻了负担。

形容政治清明时我们常说“轻徭薄赋”，因此除了土地与税收之外，影响百姓生活水平的还有徭役。在唐代以前，兵役制度是十分普遍的，可以说是“全农皆兵”。由于军队储备是一个国家的必须，取消兵役是不可能的，但如何尽可能地为百姓减轻负担是统治者应当考虑的。汉代的政治制度在兵役上为人民考虑颇周，在家中有多年连收的余粮时才让壮丁去服兵役，免得家中无人支持;取消了秦朝大一统以来的“戍边三天”的不合理举措，采用以税代役的措施……这样的兵役制度，在体察了民情的情况下，也增强了百姓服役的积极性，这也是西汉繁盛的原因之一。反观宋朝的兵役制度，宋代的募兵制，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防止藩镇割据的局面，而且为了防止人民反抗，在饥荒之处，把灾民募为兵。募兵加重的政府的负担，而且应募的多是无赖之人，没有纪律性，而灾民身体孱弱，没有战斗力，这就是北宋对外软弱的原因了。到了南宋，军队更加松散，宋代大概是中国历史上军事最废弛的阶段。

由几代的土地制度、兵役制度我们也不难看出为何西汉会出现文景之治、汉武盛世，而宋朝却在各个方面都令人扼腕叹息了。纵观历代政治制度，得民心者得天下，顾得民生的统治者往往也顾得国家;置百姓于水火之中而不顾的统治者同样也无力拯救国家，也给自己埋下了祸患。

从《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这一标题中，我们就可以明白，在朝代和制度的不断更替中，没有哪一种制度是完美的，也没有哪一种制度是完全不合理的，每一种政治制度都有功也有过，有得也有失。没有一种制度是不论古今皆可用的，政治制度在制定时一定是考虑了当时的时代情况的。政治制度是一朝风貌的根基，也是各朝兴衰变迁的源流。我们在评价一种政治制度时不仅要辩证地看待，更要结合其时代背景，而不能单纯地以现代的眼光评价过去的政治制度。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读后感

国家一切最高政令，一经政事堂会议决定后，再送尚书省执行。尚书省共分六部，即吏部（掌人事任用。官吏须先经过考试，再由吏部分发任用。五品以上由宰相决定，但吏部可以提名；五品以下全由吏部依法任用），户部（掌民政户口），礼部（掌宗教教育），兵部（掌军事），刑部（掌司法），工部（掌建设）。此六部制度，自唐代至清末，推行了一千多年，不过次序时有变动。唐初为吏、礼、兵、户、刑、工；太宗时改为吏、礼、户、兵、刑、工；宋初为吏、兵、刑、户、工、礼；宋神宗王安石变法时改为吏、户、礼、兵、刑、工，该次序为以后所沿袭。

六部相较于汉代九卿，可说是一大进步。汉代九卿如光禄勋，相当于皇帝的门房，不脱宫廷私职的气味；唐代正名为“吏部”，名称恰当。又如掌管军事的卫尉，仍是对宫廷言；唐代称为“兵部”，职名始正。太常卿偏于皇家祭祀；唐代改为“礼部”，确定为政务官。由此可见，只论汉、唐两代官名的变化，便见中国政治史上政治意识的绝大进步，无论从体制讲，还是从观念讲，都是很大的进步。汉代九卿，只是办理皇室内廷事情的家务官；唐代的六部，显然是管理国家政务的机构，不像汉代只似皇帝的侍从。

尚书省是唐代中央政府组织中最庞大的机构，其建筑亦相当宏大。总办公厅名为“都堂”，两旁为左右两厢，吏户礼三部在左，兵刑工三部在右，由左右仆射分领，每部分四司，共二十四司。尚书省各部主管，上午在都堂集体办公，遇事易于洽商；下午各归本部分别办公。如有“参知机务”或“同平章事”头衔者，可去政事堂出席最高政事会议。唐代有名巨著《唐六典》，系玄宗时依唐代现行法规而编纂，因记载六部的组织、用人、职务分配等而闻名，此书对当时政府各部门各组织的各项政权及人事分配，均有详细规定。终成中国历史上行政法规的巨典，此后宋明清各代，均重视此宝贵法典，奉为圭臬。千余年来，国家推行政务，大体以此书为典范，无多变更。此后中央政府的变动只在发布命令的中书门下，至于执行命令的尚书六部制度，则从未有大变更。

中国历史上关于政治制度方面有两大名著，一为《周礼》，一为《唐六典》。前者为中国先秦时代人的“乌托邦”，纯系一种理想政府组织的描写。其最值得后代重视的是，政治理想的全部制度化，没有丝毫理论的痕迹，而是具体严密的客观记载。由此便可想见，中国古代的政治天才并不落于空谈玄想，而能把一切理论化成具体事实排列开来。所以，《周礼》虽不是一部历史书，不能作为先秦时代的制度史看，而大体上实是一部理论思想的书，应为讲述先秦政治思想的重要材料。至于《唐六典》，则确已是唐代实际的行政法规，为唐代政府所真实遵循。虽富理想，而已成事实。只由《周礼》演进到《唐六典》，也可认为中国政治历史上的极大进步。对于《唐六典》，不应仅当它是一部记载唐代现实制度的书，同时应当它是一部理论和思想的书，体现着唐代人政治上的种种理论和思想。制度的背后，都应有理论、思想、对实际情况和特殊情况的考虑，一切制度决不会凭空无端产生。

唐代中央政府的组织相较汉代有了进步，但地方政府却不如汉。中国历史上的地方行政，最像样的首推汉代。唐代已渐渐演进到中央集权的地步，逐渐内重而外轻。

唐代地方政府最低一级为“县”，和汉代一样。玄宗时，全国有1573个县，比汉代多出两百多。“县”以上为“州”，全国有358个，比汉郡多两倍余，刺史为“州”的行政首长。唐县依三千户、六千户分上、中、下三等；汉县仅分两级，万户以上为大县，长官为“令”，万户以下为二级县，长官为“长”。可见唐县比汉县小。唐州依二万户、十万户分上、中、下三级。这较诸汉郡，相差更远，汉郡户口在百万以上的并不少。由此可见，唐代地方长官的职权比汉代相差甚远。

其次是地方长官的掾属。在汉代由郡太守、县令长自行辟署任用，唐代的任用权集中于中央吏部。任地方官者，因其本身地位低，一心升迁，各怀五日京兆之心。政府亦只得以升迁来奖励地方官，于是把州县分为多级。不像汉代官阶上下相隔不甚远，升转也灵活。汉制三年考绩一次，三考才定黜陟（指人才进退，官吏升降）；因阶级少，升迁机会优越，故能各安于位，人事变动不大，行政效率也因之提高。唐代则迁调虽速，下级的永远沉沦在下级，轻易不会升迁到上级去。于是，渐分清浊，极大影响行政实际效力。

说到地方行政，便须附带述及监察制度。唐代设有“御史台”，不属于三省。即监察权是脱离相权而独立的，这是与汉代相异的点。

中宗后，御史台分左右御史，左御史监察中央，主要是监察尚书省六部，中书门下并不在列，谓之“分察”，右御史监察地方，谓之“分巡”。派去监察的御史，称为“监察使”“巡察使”“按察使”或“观察使”。在唐代，名义上是观察使被派到各地区巡视观察；实际上则常驻地方，成为地方更高一级的长官，把州县地方官压抑在下面。如是则地方行政由本来的两级变成了三级，最高一级名不正言不顺，形成了中央集权，对地方行政极有流弊。

若监察使巡视边疆，停驻边防重地，中央要他对地方事务随宜应付，临时得以全权支配；这即成为“节度使”。“节”是当时一种全权印信，受有此全权印信者，便可全权调度，故称“节度使”。节度使在其地域，指挥军事，管理财政，甚至拥有该地区的用人大权，形成了“藩镇”。而且边疆节度使逐渐擢用武人，形成了军人割据。东汉末年的州牧即如此，而唐代又蹈其覆辙。安史之乱也由此产生，安史之乱后，此种割据局面更加强大。其先是想中央集权，而演变所极，却尾大不掉，中央指派大吏到地方，在剥夺地方职权后却回过头来反抗中央，终至唐朝灭亡。这与后来清代情形相似。清代地方最高长官本为“布政使”，清代总督、巡抚，应如钦差大臣般，临时掌管军事。但结果常驻地方，权力压在布政使上面，致使中央集权地方无权。而后此辈巡抚、总督不受中央节制，于是便解体了。

唐代，其中央行政比汉代进步，而地方行政则不如汉。中央监察官变成了地方行政官，这是一大缺点。而由军队首领来充任地方行政首长，则更是大毛病。唐室的崩溃根源即在此制度上。总之，中国是一个土广民众的国家，必须统一，实不宜过分中央集权。这在中国政治课题上，是一道值得谨慎应付的大题目。

政治读后感

呼啸山庄》是英国女作家勃朗特姐妹之一艾米莉·勃朗特的作品。今天准备了关于呼啸山庄的读后感20__字。此书描写了主人公吉卜赛弃儿希斯克利夫被山庄老主人收养后，因受辱和恋爱不遂，外出致富，回来后对与其女友凯瑟琳结婚的地主林顿及其子女进行报复的故事。

对于爱的理解，我仅限于对亲人之间，朋友之间的爱的理解，对于爱人之间的那种爱，我并不是很理解，但看完《呼啸山庄》之后，我感受到了那是一种非常强烈的感情，因为我感受到了主人公希刺客厉夫对凯瑟琳的那种深沉的爱。

全文由见证所有事发生的老管家丁耐莉之口来讲述，以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去叙述，而听众就是房客洛克乌德先生，以一种讲故事的形式向读者展现这个跌宕起伏，情感复杂的成年旧事，整件事发生在几十年中，但是每一件事都让人印象深刻，每一段感情都让人为之唏嘘，这种细致的写作手法也许就是作者艾米莉·勃朗特的魅力所在。

《政治学》读后感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指出：“政治研究第一应考虑何者是最优良的政体。如果没有外因的妨碍，则最切合于理想的政体要具备并发展哪些要素。

第一，政治学术应该考虑到不同公民团体的各种不同政体。

第二，政治学术还应该考虑，在某种假设的情况下，应以哪种政体为相宜。第四，政治学术还应懂得最相宜于一般城邦政体的通用形式。”

可见，政治学以寻找一种理想的政体为根本要务，而这项研究的出发点则在于现存政治生活的不理想状态。按萨拜因的说法，“政治哲学著作的大量问世，是社会本身正在经历艰难困苦时期的确实征兆。”

另一方面，我们对现存政治问题的解决只是相对的，我们无法也不可能找到一个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政治学规范研究正是在对人类政治生活困境最深层反思的基础上，对现存的政治实践与制度做出批判性的评价，给未来政治生活提供导向性知识，以批判现实、改造社会。而且，只要政治生活是不完美的，这种反思性活动就会持续下去。所以，面对复杂的政治生活，面对充满难题的政治现实，规范性理论犹如一座灯塔，指引社会政治的发展。我们可以明确地说，没有规范理论的指引，政治学研究就会失去方向，人类的政治生活也必然混乱无序。

任何一门学科，不仅要有自己专门的研究对象和领域，也不能缺乏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应该说，理论建设是一门学科发展的基础和原动力。政治学也不例外，它需要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而政治学理论体系的建构离不开对民主、国家、人权、公共权力、制度等抽象概念的探讨和界定，离不开对具体政治生活的理性思考和分析，离不开对中西方各种政治学说的理解、阐述和评价，离不开对政治事务、政治现象和政治过程的关系及规律的高度概括和揭示。从我国政治学科发展的现状来看，政治学理论落后于政治发展的需要，对当前的政治生活缺乏解释力，特别是缺乏本土化的政治理论。因而，我国当前急需构建一套能够科学解释现实政治生活、指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发展规律、预测政治发展前景的政治理论。这一套理论体系的构建当然是实证方法无法企及的，需要依赖政治学规范方法的运用。

大多学者都是从论证政治哲学存在的必要性角度，来说明规范方法的重要性。彼得文奇从社会科学的特点出发论证了社会科学哲学存在的必要性，同时，也论证政治哲学存在的必要性。他声称社会科学内在地就是一种哲学事业，需要一种在逻辑上不同于自然科学提供的那种解释的概念体系。伊赛亚伯林基于价值多元主义来阐述政治哲学的功能和存在的必要性。他认为，我们现在处于一个价值多元化的世界中，人们赞成的价值构成之间存在着不可简化的差异，没有任何一种价值体系可以容纳所有有价值的东西，并且任何这些体系将优先考虑某些价值，并放弃或重新阐释其他价值。哲学的任务就是阐明并评估这些不同的模式。既然承认价值多元化、承认不可调和的道德分歧，就要承认政治哲学的存在。有的学者从政治哲学功用的角度提出了政治哲学合理存在的三个方面的理由，“一是政治哲学为人们提供了正当生活的范式。二是政治哲学为人们提供了辨别的指引。三是政治哲学为人们提供了认知政治的知识体系。”

首先，一些现代政治学的方法很早就在政治学研究中得到运用在古希腊时期，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就开始运用类似今天政治社会学的方法。如柏拉图致力于寻求社会与政治的统一，其代表作《理想国》就是通过揭示自然的永恒法则，来探讨理想的人类社会的组织形式和规则。而随后的亚里士多德通过对100多个雅典城邦的调查和研究，得出了典型的政治社会学的结论，即各个城邦在组织形式、政治结构和权力关系方面的不同，与一定的历史、文化、社会条件密切相关。尽管亚里士多德本人是无意识的，但这一方法对后世政治学家产生了深远影响。

当代政治学研究中作为科学方法重要代表之一的结构功能分析，事实上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那里就已萌芽了。如柏拉图为了回答关于什么是正义、什么是不正义等一系列问题，他提出了分工理论和劳动专业化理论。他认为，“国家的正义在于三种人在国家里各做各的事。木匠做木匠的事，鞋匠做鞋匠的事，其他的人也都这样，各起各的天然作用，不起别种人的作用，这种正确的分工乃是正义的影子真实的正义不是关于外在的‘各做各的事’，而是关于内在的，即关于真正本身，真正本身的事情他主张人的需要是多面性的，而每个人天生的才能却是单一的。因此，他主张人们之间必须有合理的分工。而分工的必然结果就是结成人群或者社会。这样一种社会，要保证它的稳定和发展，必须满足三种功能：一是满足物质生活需要，二是要有人保卫，三是要进行管理。这样的一种社会团体就是国家。可见，柏拉图已经开始从结构与功能两个维度来研究理想的国家状态。

其次，政治学研究很早就开始与自然科学方法相结合在古希腊，政治学的研究就开始与数学等自然科学相结合。如柏拉图，他的理论与当时希腊数学的关系十分密切，他的理想国的概念就是建立在几何学的基础上，即在研究人类社会的组织形式和规则时，不是去论述一般意义上的国家，而是去发现最理想的国家，去发现所有理想的国家所具有的实质性的和典型性的东西，即普遍的社会原则。应该说，这是数学方法与政治学的最早结合，这种结合使得柏拉图成为了“坚信可以将数学———几何学方法用于政治分析的斯宾诺莎和霍布斯的古代先驱”。到了近代，政治学研究一直致力于科学化努力，思想家们纷纷将各种自然科学的方法运用于政治学的研究，其间，最杰出的代表是霍布斯。整个17世纪，“所有学科都让几何学给迷住了，霍布斯的哲学也不例外。从哲学观上讲，霍布斯是一个形而上学的机械唯物主义者。他只承认物质的机械运动，并且试图用普遍的机械运动来解释世界的一切现象。基于这样一种哲学观，在政治学研究中，他特别强调数学和力学方法，尤其是几何学的应用，并主张将这些方法套用到政治现象分析中来。

这些方法的运用典型就是霍布斯的代表作《利维坦》。从总体上说，这部著作是”建立在心理学上的，而其方法则是演绎法”他认为，人的运动有两类，一是与生俱来的终生不止的生命运动，即生物的本能运动；另一种是由外界刺激引起的生物的自觉运动。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人天生是自我保存的，这种自我保存，反映在人的运动方面，就是人天生要求促进生命运动，嫌恶阻碍生命运动。因此，他认为，人们欲望和嫌恶的根源就在于促进和阻碍生命运动。而人性中能够促进生命运动的东西，就是善；人性中会阻碍生命运动的东西，就是恶；其中，在所有的恶中，“首先作为全人类共有的普遍倾向提出来的便是，得其一思其二、死而后已、永无休止的权势欲”因此，他得出结论说，人类第一个共同的本性就是争夺权力，而且永无止境。而要避免这种状态，他在政治上开出的药方就是，建立至高无上的主权国家，即他的“利维坦”。

而与霍布斯同同时代的配第，则独创性地应用算术方法研究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在《政治算术》这部著作中，他力图通过对大量统计材料的分析，从经济现象的表面深入到经济现象的内部。其根本宗旨就是重实证，反对主观想象。如配第自己所说“，和只使用比较级或最高级的词汇以及单纯作思维的论证相反，我却采用了这样的方法，（作为我很久以来就想建立的政治算术的一个范例，）即用数字、重量和尺度的词汇来表达我自己想说的问题，只进行能诉诸人们的感官的论证和考察在性质上有可见的根据的原因”他认为，不能诉诸人们感官、在性质上没有可见的根据的东西是不能触摸的，当然无法加以论证，而在经济现象中，能够加以论证的东西，就是那些能够用数字、重量和尺度加以计算和衡量的客观的经济事实。

在他看来，凡是能够用重量和尺度加以衡量的东西，也就是实在的东西；因此，经过数字、重量和尺度计算及衡量的经济现象，也就是经过了实验论证。他指出“，用数字、重量和尺度（它们构成我下面立论的基础）来表示的展望和论旨，都是真实的，即使不真实，也不会有明显的错误”因此，在该书中，他运用了很多数字来比较英、荷、法三个国家的国力。如他根据一定年数乘年租额来推论出地价，从房租推论出房屋价值，由工资推算人口价值，再根据人口数和盈余收益来推论国家的财富，总之，他的理论就是要数字、重量和尺度来说话，正因如此，马克思称之为政治经济学之父，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统计学的创始人。

再次，政治学研究的发展，其方法逐渐走向经验化和科学化随着政治学的不断向前发展，其具体研究方法也不断发生变革，其基本趋势就是逐渐走向经验化和科学化。我们知道，首先是亚里士多德开创了从实际出发、通过分析和归纳来研究现实的政治制度的方法，这种方法成为后来经验分析的先导。在经过了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后，马基雅维利继承了经验分析的方法，并更加注重对历史材料的研究和运用；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使得追求科学研究方法的努力，到近代形成为哲学意义上的实证主义，出现了科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形而上学研究方法；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的建立，在深刻批判形而上学的内在本质的同时，也为我们开创了科学的实证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应该说，行为主义政治学的科学主张，与政治学研究中自古有之的对自然科学方法的崇拜密切相关。一方面，自然科学和哲学的每一次进步或者发展，都带来了人类对政治本质的新认识和对政治规律的新的把握；同时，政治学研究方法的科学情结，发展到近代，随着近代科学的迅猛发展，激发了人们更加强烈的对自然科学的崇拜热情，这种热情发展到20世纪，与现代科学技术的伟大成就相结合，形成了惟科学至尊的科学主义。正如哈贝马斯所言“，科学的方法论蓝本尽管使哲学发展成为一门没有认识特权的专业学科，但另一方面，它也培植起一种科学主义，从而不仅把对哲学思想的表述提高到一个更加严格的分析高度，而且也树立起许多惊人的科学理想不管是像物理学和神经生理学这样的学科，还是像行为主义这样的方法论”。

政治类的读后感

大卫·李嘉图以其在对外贸易方面的观点与他的时代的普遍观点进行了斗争。当他的祖国用关税手段来保护自己的经济时，他提倡自由贸易。他对此给出的理由是他的“成本比较法则”理论。他的中心论据是：只有当一个国家生产的所有商品的成本都比另一个国家低的时候，两个国家之间的商品贸易才有必要。李嘉图举了英国和葡萄牙两国之间的贸易以及它们的产品：纺织品和酒的例子来说明自己的理论。他把情况最大程度地简化，假设两国每次只提供一种产品，工业国家英国从农业国葡萄牙进口酒，并把自己生产的纺织品出口到那里。李嘉图认为这一贸易对于两国都有好处，尽管葡萄牙生产两种产品的成本（用劳动时间衡量）都比英国低。

葡萄牙人生产酒的优势比生产纺织品的优势更大一些。这样对于葡萄牙来讲，如果它专注于酒的生产，不再自己生产纺织品，而是在与英国的贸易中用酒来交换纺织品，那么对于它自身是有力的，因为葡萄牙所需要的生产用于出口的酒的劳动时间比它生产自己所需的纺织品需要的时间要短。相应的，英国的相对成本优势在于纺织品的生产：他们生产用于出口的纺织品所需要的.劳动投入比自己生产酒所需要的劳动投入少。英国可以把节省下来的劳动力投入其他工业部门以获取利润。李嘉图的结论是：如果每个国家都集中力量生产自己成本比较低的产品没那么在两个国家中财富都会增长。

李嘉图认为资本积累有两种方式：一是增加收入（利润），二是降低消费。他一直认为，只有工资的下降才能提高利润率，以及只有通过工资购买的生活必需品的价格持续下跌，工资才可以持续下降。因此，如果对外贸易的扩张、机器设备的引进是的可以以低价将生活必需品和食物运送到市场，利润就会增加。李嘉图的结论是，对外贸易有利于国家的发展，因为它可以增加收入所购买的商品数量和种类，因为商品丰富且价格低廉，从而刺激了储蓄，也促进了资本积累。但是，除非进口的商品属于劳动者用工资购买的商品种类，否者对外贸易就不会呈现出提高资本利润的趋势。根据发展成熟的自由贸易体制，各国自然会把其拥有的资本和劳动用于最有利于本国发展的行业。这样，个人利益的追求就很好的与整个社会的普遍利益结合在了一起。通过激励人们勤奋劳动、尊重人们的独创性以及通过最有效的运用自然界风雨的特殊力量，劳动得到最有效、最合理的分配。于此同时，通过提高产品总量，使利益惠及广大国民，通过利益和彼此间的交往这一共同纽带把文明世界的各国联系在一起，形成一个大同社会。

李嘉图的理论构成了19实际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讨论的基础，这一讨论1846年在英国关于取消粮食关税的讨论中达到了顶峰。如于1915年实施的英国《谷物法》：当国内谷物低于1夸特80先令时，禁止进口。谷物的出口补贴往往会降低外国消费者的购买价格，但是并不会对国内市场价格产生长期影响。谷物需求的扩大会对国外市场产生影响，也会降低谷物进口国的谷物价格，从而使出口商的利润局限在进行该贸易所能得到的最低利润水平上。对工业制品和谷物进口征收的高额税收或给予出口补贴产生的唯一下过就是把一部分资本转向了在正常情况下不会投入的行业。这会引起社会总资金的不均衡分配——它会诱使制造商开始或继续从事利润较低的行业。这是一种最失败的课税，因为它并没有把从本国抽取的所有资本补贴给外国进口国家，这笔算是的差额是由总资本的不均分配造成的。

《中国政治》读后感

想起了鲁迅先生的一本书名《故事新编》,但这本书对于现在,本质上还是一本老书。毫无疑问:我们是站在历史后来者的角度上的。对于社会主义道路在中国偏向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看法,倒是和特里尔的想法相近。我要说的是,束缚和拘泥不要那么多:我们或许走的不是最正统的社会主义道路。

但是,每个民族和国家都有自己不同的奋斗历程,我们走的一定是充满中国特色的,最适合自己的道路。"这世上是本没有路的,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这才是我们真正的道路自信。探究道路自信是为了什么呢?我想是在当代。

世界的未来,归根到底是年轻人的。青年人不只是青春正富,如日方中,而且初生牛犊不怕虎,对新鲜事物敏感,对真理追求心切。他们头上的棱角,还没有被世故磨光因而一往直前,锐不可当。振兴中华的最主要希望在年轻人!振兴中国社会科学,振兴政治学的最主要希望也在年轻人!

哲学与政治读后感

本周继续阅读罗素《西方哲学史》，并对如下的两个问题进行思考。

首先，“一个判断虽然不见得比另一个判断更真，但是就其能有更好的后果这一意义来说，它却可以比另一个判断更好。这就暗示了实用主义。”

读到这句话，想到了在《普通心理学》中学习第六章决策时，讲到行为决策理论时提到了西蒙的“满意性原则”。所谓“满意性”是指决策时，个体并不考虑所有可能的选项及其可能的结果，而是仅仅考虑几个选项，一旦感到满意，就会立即停止搜索。就比如我们买电脑，电脑的品牌多种多样，我们会综合自身的用途、预期价位、实用性等来进行选择，在这个范围内挑选自己满意的电脑并作出决策。

前两天听老师的录音讲到“失位”，即你不在你该呆的那个位置上。那怎么就不失位?灵活。其实“满意性原则”就是一种灵活，不应该在难以抉择的时候，事事都要求做到十全十美，只要找到满意的选项，在一定范围内学会适度的降低目标，也会是最优的结果。

第二，亚里士多德按照中庸之道的学说所主张的是，适度的资产才最能够与德行结合在一起：“人类并不借助于外在的财货才能获得或者保持德行，反而是外在的财富要借助于德行;幸福无论是存在于快乐，还是存在于德行，还是兼存于这两者，往往总是在那些在自己的心灵上与性格上有着最高度的教养却只有适度的身外财富的人们的身上才能够找得到，而不是在那些具有多的无用的身外财货却缺少高尚品质的人们的身上找到的”。

抛开亚里士多德不信仰“平等”的观念不谈，我同意以上的观点。身外财货是需和德行、品质相称的，比如医生要有“医德”。医生需要有过硬和扎实的专业知识，要有“救死扶伤”的高尚品质，只有“德”“才”兼备换来的“自身财货”才是最有价值和最有意义的。但是我认为当今社会风气过多的抬高了“身外财货”的价值，就如“土豪”原本的含义，即乡下财大气粗、没什么品味的有钱人。读后感·所以一些商贩会以假乱真、以次充好、唯利是图，却早已对“诚信”置之不理。还有一些现代的偶像剧，动辄就是刚毕业的大学生在北京或者上海这样的城市里，租的起一套豪华单身公寓。或者遇到一个“霸道总裁”，从此咸鱼翻身。

针对这些虚构的偶像剧，我们可以一笑而过，但是对于正处于追偶像剧而又没有形成稳固的价值观的青少年而言，他们会对这样的生活抱有幻想，这就是在传播一种错误的社会风气，传达一种不劳而获的“成功秘笈”。所以外在的财富是要借助于德行的，需要与德行、高尚的品质相称的。

哲学与政治读后感

人类是一种很奇妙的智慧生物，在酒足饭饱后，面对世界的众多不可知的事物，人类往往充满了求知欲和好奇心。在其驱使之下，人类一方面通过经验的积累，另一方面通过理性的思考推理，来尝试着解答这些问题和解释一些现象。这样，一部分解答成为了确知的知识，即科学;另一部分由于时代的局限，不能给出确定的答案，但由于人类对未知事物有着敬畏和恐惧的一面，产生了看似能完美解答这些问题的东西，即神学。

罗素认为，哲学就是介于神学和科学之间的东西，是带着理性的思维去思考科学所不能解答，而神学看似给出了完美答案的问题。所以“哲学”的人生观与世界观，在罗素看来，乃是两种因素的产物：一种是传统的宗教和伦理观念，另一种是可以称之为“科学的”那种研究。唯有这两者同时存在，才能构成哲学的特征。

罗素说;哲学是诉之于理性而不是权威(这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新教主观主义是不同的，区别在于罗素诉之于理性，而新教是唯心的。理性能让人清醒地看到他人的可取之处，而唯心让人傲慢)。这是我对罗素最欣赏的一句话，有了它，才能让我彻底放下顾忌而去研究哲学，虽然在某种程度上说，我的这种心灵安慰也是建立在对罗素的权威上的，但那不是哲学上的。

哲学是研究人类思辩的心灵所最感兴趣的一切问题，在这些问题中，我所最为重视的，是人为什么活着?我所需要的答案，不是原子论那些家伙所认为的机械式的解释，而是目的论的解释。即当这个问题具体到某个人时，就成了“你为什么活着?”。

当我懂事后，当我懂事后亲身面对了死亡后，在面对死亡后又知道死亡是不可避免后，我就开始不断的在内心中问着这个问题，失去外公的痛不断的刺激着我，让我联想到几十年后我父母的死和最后我的死，我是如此胆小，以致我一想到这个问题便无法安稳入睡。

首先给我答案的是物理学，世界是平衡的，有生就有灭，当这个理论扩大到整个宇宙时，即整个宇宙都有灭亡的那一天，如此渺小的人类，和更加如此渺小的我，又有什么好抱怨的呢?但这又引出了另一个问题，既然人都是要死的，人类也是要灭亡的，甚至整个宇宙都是会归于零的，那么我们现在所谓的奋斗除了养活自己，苟且偷生外，还有什么价值?当然这也是人类期望永恒的一种思想，如果连饭都吃不饱，当然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天体物理给了我一个类似神秘主义的答案。

宇宙是如此的广袤，有着太多人类所称之为科学的东西，它是如此的寂寞，亿万年来是如此的安静(我用了好久时间才适应用“它”来形容宇宙)。它需要有什么来理解它，来认可它的存在，而人类作为一种智慧生物，承担起了这个责任。人类根本的责任，是发展科学，是尽可能的去了解这个宇宙的根本。

在这个基础上，我才展开其他的思考。

为了发展科技，在现今的情况来看，只有保持经济的稳定发展才行。这样，我的思想难免的流于世俗了。

《政治学》读后感

《政治学》一书中，亚氏以城邦作为政治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所谓“至善”的城邦。书中，首先是对于理想城邦的探讨。大家读了之后会有那些感受呢?下面就跟本站小编来看看《政治学》读后感吧!

《政治学》是亚里士多德最为重要的著作之一，也是西方世界第一部系统探讨政治原理及其实践问题的著作，在西方政治思想发展史上具有开创性地位。

该书另一个重要主题是教育，教育作为连接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纽带，被认为是培养公民、实现和保障善治的基本途径。亚里士多德通过对教育与政制、公民职业和伦理关系的探讨，从而与柏拉图等一起将教育放置于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这一认识也成为西方重视教育这一观念的重要来源之一。由此可见，在古希腊时期，政治、教育和道德伦理被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来考虑，它们共同构成整体城邦乃至共同生活方式的基础，并一同致力于追寻理想社会与人的发展。

《政治学》共有八卷。第一卷和第二卷从家庭、国家的形成和前人关于理想城邦的论述入手，形成一个思想“爬高”的缓坡。第三卷从哲学的角度探讨作为政治基础的公民的自然本性，从而确立其政治哲学的基础，到达第一个思想顶点。随后，论述具体政体的第四至第六卷成为第一个思想顶点之后的“高原区”。第七卷一开始即进入第二个思想顶点，论述作为个体的生活方式和道德伦理问题即个人幸福，并将其与理想城邦即城邦幸福紧紧关联在一起。第七卷后半部分至第八卷则是第二个思想顶点之后的又一个“高原区”，探讨实现个人和城邦共同目的的途径，也即公民灵魂教育和政治德性的培养问题。在探讨体育和音乐教育之后，该书的论述戛然而止，但其论述的内在逻辑则引向伦理学主题，进而引导到《尼各马科伦理学》一书，而《尼各马科伦理学》在结尾也将对德性的讨论引向政体和立法，从而与《政治学》形成一个首尾相连的结构。这也是一种整体视野的体现。“这意味着，没有关于灵魂与德性问题的研究的‘政治学问’只是一种残缺不全的学问，同样的道理，对于公民灵魂德性之塑造无动于衷的政治体制可能只是一种残缺不全的政治体制。政治技艺的本职就是教养灵魂。”

亚里士多德所处的时代，昔日辉煌的希腊城邦由于相互的征伐、内部的党争以及执政者的本身的腐败堕落走到了了历史的尽头，再加上北方的马其顿的军事入侵希腊城邦时代上了一个句号，作为形体的和表现物的城虽然没有了，但是其作为人类史上的光辉时代的精神确是后人的思想源泉和制度蓝本，而作为这种精神的载体和人类理性的成果的代表之一，就是亚氏在希腊末期所著的《政治学》，其对后世的影响无需多述，因为今天的大都政治主流价值就是源自它。

种的“善”的实现只有城邦能做到，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类自然是趋向于城邦生活的动物”或者说是“人是政治的动物”而这个人类共同体的城邦就是为了达到“至善”的目的“城邦是最崇高，最有权威，并包含一切其他共同体的共同体所以，城邦追求的是至善。”其形成的过程首先，世间有着必须存在的结合体，他们一旦分离便不可能存在。即男人与女人，是为着繁衍、类的延续而必须结合在一起。而天生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也是为了保存而建立了联合体。这样两种结合体在一起，首先必然形成家庭。由此得出家庭是为了满足日常生活需要而自然形成的共同体。接着，一个家庭通过繁衍，就形成村落最古老最自然的形式。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最早的城邦由国王治理。多个村落为了美好生活联合形成大到足以自足或近乎自足时，城邦就形成了“如果早期的共同体形式是自然的，那么城邦也是自然的，因为这就是它们的目的。”

作者对政体的定义是：“一个城邦的职能组织，由此确定最高统治机构和政权的安排，同时订立城邦即全体个分子所祈求的目的。”划分也是按照不同的标准，一种政体是只顾及统治者目的还是全城公民的目的：正宗政体和变态政体。另一种是按照掌握最高权力的统治者人数的多寡：一人统治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统治。还有以上两个标准综合起来划分：君主制政体政体共和政体这三个。把城邦的公共利益作为执政的目标的正宗政体，另外寡头政体平民政体和僭主政体这三个把执政者的利益作为执政的主要的变态政体。尽管作者讨论和论述各种政体，但是他自己没有认为哪个一定是最好的，反而倒是觉得都是有问题的。最主要是怎么坚持“中庸”原则。

作者批判了柏拉图的《理想国》，认为不仅是不可取的，也是不可能的。同时对于柏拉图的”整体幸福”提出不同的认识，认为幸福应该是全体人或大多数的幸福而不应该排斥一些人。理想城邦的建设还离不开教育，他认为，教育的目的不仅是为国家培养有教养的公民和治国人才，而且要发展个人的天性，使年轻一代得到发展，为将来的美好生活作准备。为了实现这个教育目的，他主张顺应灵魂的三个部分，对人进行体育、德育、智育三个方面的教育。

关于体育，他认为体育的目的是使儿童身体健康、具有勇敢精神和坚强意志。在三个方面的教育中，体育应放在首先的位置，因为健康的身体是城邦公民参加政治活动、参加战争和过美好生活的基本条件。关于德育，亚里士多德认为，道德教育的目的是要培养人的美德。当人的各种天赋职能都得到满足，并能在理性的支配和领导下得到和谐而充分的发展时，人就是一个有美德的人。或者说，当一个人的感情、欲望为理性所控制时，人就产生美德。他还认为，美德的特性就是“中庸之道”。所谓“中庸之道”，就是“在适当的时候，对适当的事物，对适当的人，由适当的动机和适当的方式来感受这些感觉，既是中间的，又是最好的，而这乃是美德所具有的”。关于智育，亚里士多德认为，智育的目的是为了培养“理性灵魂”。他主张年轻一代要学习广泛的知识。他认为，学习的目的不仅是为了有用不仅是为了把工作做好，而且是为了使人善于利用闲暇。为此，他提出了“自由教育”的理论;他认为，如果单纯追求有用，就不能形成高尚自由的心灵。这个与西方的科学与技术发展历史颇像，就是一种不为功力，实用的原则的自然发展状态的追求。

个两千多年前的人类思想观念的一个习惯，就被一个智者不仅发现，注意到了，而且其可能产生影响都给准备的把握到了。看到这些我们不得不从内心佩服、更是从心里尊重古人的智慧。

罗德·拉斯韦尔。一位著名的政治学家，也够得上是一位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和传播学者。传记作家形容他为“犹如行为科学的达尔文”。他是美国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创始人之一，在西方被称为“二十世纪最杰出的政治哲学家”，美国人称其为研究领域的达芬奇。拉斯韦尔1920xx年2月13日出生于美国伊利诺斯洲唐尼尔逊的一个牧师家庭。家境优裕，藏书甚丰。他曾去柏林大学学习心理分析学说，最先向美。

国学。

界引介了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理论。拉斯韦尔一生勤勉耕耘，著术甚丰，共发表了600万字以上的学术著作，内容涉及政治学、社会学、宣传学和传播学等许多领域。由于拉斯韦尔研究范围的广泛，所以他和以往的政治学者不同，他的著作中综合了很多不同学科的不同观点，如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人类学、统计学等社会科学，并将这些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引入政治学，进而将政治学研究真正地转向到“人”的研究。

《政治学：谁得到什么?何时和如何得到?》创作于1936年，是行为主义学派的开篇著作。就如此书的题目，本书主要围绕着在政治洪流中，谁得到什么?何时、如何得到?来进行论述的。整本书读下来，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逻辑结构很清楚，让我可以清楚地知道他要说什么，又是怎么说的，内容环环相扣。作者的分析自成体系，严密紧凑且客观。就像他开篇说的：“政治研究是对权势和权势人物的研究。政治学的任务在于阐明情况，而政治哲学则要为政治选择提供辩诉。本书仅限于进行政治分析，阐明情况，而不提出任何选择意见。”本书分四篇共十章：第一篇：精英;第二篇：方法;第三篇：结果;第四篇：概论。也就是对who，what，when，how，即政治学的研究客体、行为、时间以及如何行为进行了探寻。

第一章“精英”，阐明了拉斯韦尔所主张的新的研究方法，可以理解为全书的导言。所谓权势人物，“就是在可以取得的价值中获得最多的那些人”。拉斯韦尔将他们称之为“精英”。所谓价值，他把尊重、安全、收入等作为有代表性的但不是唯一的价值标准。他认为，没有一个简单的指标可以作为衡量权势和权势人物的有用尺度，譬如获得尊重愈多的人往往愈少安全。他充分地注意到政治学的最新发展动向是采用传统研究中没有包括的一些研究方法，主张政治学家应该不仅指望的助于历史学家、法学家和哲学家得到帮助，而应该与文化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统计学家等有更密切的接触。拉斯韦尔还主张，政治学的任务在于进行政治分析，阐明情况，而不是为政治选择提供辩护。他相信，“权势和权势人物”能够作为政治学进行分析的一个统一的参照系统。

第2至5章构成第二篇“方法”，在这四章里，拉斯韦尔紧密结合历史和现实，分别具体分析了精英是如何使用象征、暴力、物资和实际措施等方法获取和维护自己的特殊利益的。拉斯韦尔认为，这些方法是精英为达到自己的特定目标所使用的主要手段，无论处于支配地位的精英还是反对派精英，都要运用象征、暴力、物资和实际措施这些方法，而精英集团的支配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运用这些方法成功地操纵环境。

第6至9章第三篇“结果”，各用一章分析了各种精英人物在技能、阶级、人格和态度等方面的不同特点，在这些方面具有不同特点的精英之间价值(尊重、安全、收入等)如何分配，并根据这些特点对精英人物进行了分类，并分析了社会变化的重大政治意义，就在于直接影响各种价值在不同类型的精英之间分配的结果。作者承认，不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都进行着意识形态的教育和灌输，对社会成员的精神控制不仅体现在一般的教育活动中，还体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篇说道的各方面对权势人物的影响和对政治的影响外，作为一般的民众(群众)也是政治的重要参与者，也是整个政治环境运行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本书中，我最感兴趣的是作者在第三篇中描写的“人格”这一章，其中着重探讨以林肯为典型代表的“部分受到抑制的狂怒类型”人格。作者在在对林肯的分析中，他充分地运用了s.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首先他肯定了林肯人格中的优势特征，“林肯在他的公开声明和官方行动中态度坚定，同时也显露出能够调整他的战术使其与不断变化着的现实情况相适应的一种机动灵活的能力。他一直保持着对局势的强有力的然而又不是盛气凌人的控制。”也分析了其性格中的弱点，“林肯经受着失眠症、自卑感、负担过重、悲观情绪等各种折磨。有时候总统曾想要自杀。”也强调了林肯性格中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自我“抑制”，这导致两个结果，一是“与林肯的公开形象分不开的是他的文雅温和的性格。在一切地方和在他的同事们中间，他的仁慈宽厚是尽人皆知的。”另外又导致了“他在管教自己的孩子方面怎样毫无办法，他对他的苛刻的妻子怎样过分放任。对这种温和性格的真正量度在于即使碰到挑衅他还是继续如此。林肯听任自己大发雷霆的情况是极其少见的。”但是“有一次一个想要强迫总统同意他的要求的军官用轻蔑的态度说:‘我看你已经打定主意不公平对待我了!’林肯的面部在痛苦中抽搐起来，据说他当时就抓住这个军官的领口并毫不客气地把这个人撵出房间。”最后作者把林肯归入部分受到抑制的狂怒类型。作者把林肯的人格归因于他早年的人生经历，特别是他的人生经历中的坎坷。的确，我们都知道，林肯的人生是坎坷的：他出生贫寒，9岁时母亲去世，15岁才开始读书;24岁时他与人合伙做生意，却经营不善而倒闭，并因此负了20xx年的债;25岁时他的初恋安妮因病去世，这使他悲痛万分，此后经常出现情绪抑郁;32岁时他与玛丽.托德小姐结婚，婚后时因妻子脾气暴躁而经常有家不归;35他时开始竞选公职，几乎输掉了每次的重大竞选;52岁时他当选美国总统，结果南北战争很快爆发，北军在人员、军备上都优于南军，却在战场中一再失手，本来计划打两年的内战整整打了四年。这些都令林肯饱受煎熬。在人格的形成中，首先作者认为，“林肯对广大公众的赞赏是抱有强烈渴望的”。作者又说“林肯人格的大部分是为了反对过分要求广大公众赞赏的热望而构筑起来的一道防线。”这便是我们所说的抑制部分。作者认为这种人格部分的形成在童年甚至婴儿时期的事件就已经能够产生非常重大的影响。他用举例说，“林肯就是因为他的谨小慎微和忠厚老实而出名的。隐藏在他内心深处的破坏倾向很少爆发出来成为外在的表现，我们只知道林肯对希尔兹的极端施虐狂式的攻击”这就构成了林肯的部分受到抑制的狂怒类型人格。

从作者这些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书中所说的“人格”，是指一个个实在的政治家的个人的人格。拉斯韦尔主张，政治学的任务就是对影响人格类型之成功与失败的各种因素进行研究，并以林肯为例，分析了人格形成的条件和环境。他认为，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形势下，不同类型的人格的成功和失败的机会是不相同的，并具体地分析了一些不同类型的人格。

何得到?》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同时我也意识到政治学并不神秘但也不随意不简单。政治中的种种现象、问题不是表面谈谈就能明白的，也不是几句概括的话就能说清楚的。政治学是需要深入思考的科学。读了这本书后，我从另一个角度了解了政治学，这些都让我受益匪浅。

古希腊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家亚里士多德是政治学的开山鼻祖。他第一次将政治学从其他学科中分离出来，并形成了自己独立的研究领域。他确定了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使政治学真正成为一门系统的学科体系。

《政治学》一书中，亚氏以城邦作为政治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所谓“至善”的城邦。书中，首先是对于理想城邦的探讨。全书分为八卷。第一卷应该是一个序言。政治学应当从何处开始。什么是城邦：一种追求至善的包含其他一切的共同体就是城邦。亚里士多德从一开始就批评了一种谬论即认为治城邦如治家，家长、主人、政治家和君主实际上是一个意思，区别仅在于治理人数的不同而已。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治国与治家是不一样的，家务管理者与政治家也是不一样的。

城邦的基本要素是公民。公民的本质决定城邦的本质，所以要研究城邦，首先要研究公民。在第三卷的开始，亚氏开始讨论公民的定义。“凡有资格参与城邦议事和审判事务的人”就是该城邦的公民。这就是说，只有享受平等政治权利的人才是公民，只有由这样的公民组成的政治团体才是公民。紧接着，开始讨论善良之人的德性与良好公民的德行是否相同。结论是：“即使不具有一个善良之人应具有的德行，也可能成为一个良好的公民。”

在此之后，讨论来到了全书的重点部分—政体的分类。亚氏将政体分为正宗政体和变态政体两类。正宗政体：君主政体、贵族政体、共和政体;变态政体：僭主政体、寡头政体、平民政体。亚氏对各种政体进行了比较。特别是对于寡头政体和平民政体的比较。寡头政体崇尚财富，认为由富人当政，政治权利的不平等分配看做正义;平民政体追求自由，认为一切都应当平等，使政治权利的平均分配为正义。接下来，亚里士多德论述了城邦的权力归属问题。他认为，由多数人掌权是合乎公道的。

接着自然地转为各种政体的问题。当城邦中德性较高的人越来越多后，君主制开始逐渐被共和制和寡头制取代。但是平民政体，是众人德性堕落的结果。民众决断一切是永远和野心家的煽动与僭主的谋权分不开的。在亚氏看来，共和政体和贵族政体，都是平民政体和寡头政体的某种混合，区别在于前者倾向平民而后者倾向寡头。最优良的城邦，在亚氏看来，是中产阶级占统治地位的政体，因为中产阶级人数最多，从整体上占有着巨大的财富，个人而言，既不富有，也不贫穷，所以能够保持整体上的稳定。而且中产阶级讲求平等，注重德性，能够更容易做到“中庸”的美德。

在第五卷，亚氏开始讨论各种政体覆灭更替的原因，以及保存政体的最佳方法是什么。首先是平民政体和寡头政体的冲突。根本原因是二者的正义观不同：自由和财富的对立。其次，平民和寡头的冲突引起僭政，因为僭主欺骗双方，使他们认为只有在僭主的统治下才能使双方得到安宁，可实质确是，挑拨双方的互相斗争才是僭主维持自己权力的法宝。僭主因不正当的权力产生恐惧，并因为这种恐惧而运用种种僭术来对付人民。但是，明智的僭主会变得谦卑恭顺，使自己的行为符合法律，从而使僭政得以长久维持。这也是僭主制的保全方法。

在最后的七八两卷，亚氏从新回到了对于理想城邦的讨论。最优秀的政体就要有最值得选取的生活。对于幸福的人，幸福的城邦的讨论。以及对于土地分配，共餐制，子女的抚养和教育问题，音乐、文学等等具有柏拉图式理想观的讨论。这也说明亚氏的思想终究在某些方面被其师柏拉图深深的影响。

总之，亚里士多德是政治学的创始者，是古希腊政治理论的集大成者。《政治学》也是经典中的经典。其中有关城邦，政体，法制等政治思想深深的影响了此后的政治家和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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