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后感可以引发我们对于文学作品的深入思考，帮助我们建立批判性的阅读态度。接下来，小编为大家推荐几篇读后感，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阅读的乐趣和启示。
《乡土中国》这本书最开始就写了这样的一句话：“从土里长出过光荣的历史，自然也会受到土的束缚，现在很有些飞不上天的样子。”乡土中国，并不是说中国的乡村，也不是说中国乡村的乡土性。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这种乡土性是社会生活方方面面受到得土地的影响。但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发展，中国的乡土社会受到了冲击。中国出现了很发达的城市，这些城市具有了现代社会理性、变化速率大、关系不稳定的特点，可是仍然中国社会的文化是乡土性的。
一、土里长出的文化。
很早以前我就思考过，为什么在中国人的观念中，逆来顺受是很自然的。中国人是不太懂反抗的。当自己与别人产生并非无理的矛盾的时候，中国的平凡百姓首先想的是约束自己，以和为贵，所谓“克己”。好比一位母亲，看到自己儿子和别人儿子打架，不管是不是自己儿子错了，肯定都是劈头盖脸把自己儿子骂一顿。直到看到一篇文章说，因为中国人的祖先是靠天吃饭的，在人们对自然还一无所知的时候，只能崇拜它，顺应它。天，直接关系到人们能不能吃饱饭，能不能活过这一岁。深以为然。而这本书给了我一个比较完整的答案。中国人的逆来顺受来源于祖祖辈辈的顺应。这还只是乡土性的一部分。
我们的文化，我们的习性，很多的根据都可以从土地里找到。好比说中国人的含蓄和富有人情味。在乡土社会中，人际交往是不讲究效率的，讲究的是感情。于是人们的谈话很多都是没有目的的，或者很久很久都无法进入正题，就连工作时也是这样，它不会像外国人开门见山直来直往。仔细观察观察身边的人，就会发现，这种乡土性随处可见。
再想想咱们的文化，不管是追求稳定、保守、安于现状，还是天人合一、儒道的价值体系，所有的所有都深深的烙下了土地的印记。而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有着泥土的气息，有着文化的投影。国人“内圣”人格取向，或者一直到近代中国依然是一个家族居住在一起，四世同堂比比皆是，等等。中国人是有根的，他们的根扎在土里。人就好比是这树上的叶子，一代一代的调零了又新生，可是根没有变，根还是深深的在泥土里。
二、乡土社会在转型。
说是中国正处于一个社会转型期，现在真正的了解到社会转型的含义，不仅仅是从落后农业国家转向于先进的工业国家。原本一个“阿波罗”式的社会，显现出了“浮士德”式社会的特征。我们的乡土社会在受理性社会的冲击，我们的乡土社会在很多方面被瓦解着，那是工业文明带来的结果。
现在越来越多的家庭，父母和子女分开居住。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有着所谓的城市综合症，空虚，没有安全感，每天和很多人在一起却觉得自己没有朋友。现在也有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了西方较活跃的文化和思想观念。人们的生活不确定因素增多。连百姓也像电子产品一样更新换代，没有新的功能，很快被淘汰。以前的人们想着一辈子老死故乡，现在的人们想着出去闯荡闯荡。我们的社会在改变，而且还会有更深层次更潜在的改变。这种改变是先进的文明征服了落后的文明，也是中华文化吸收新的元素，是冲击是更新也是考验。
这样的转型，说不清楚是城市里气氛更浓烈还是农村。无疑城市的不确定性更大。但城市中“生于斯，死于斯”大有人在，也有一家老小四世同堂共居一室。农村中的青少年“走出去”的愿望说不定更强烈。我想这样的社会转型，是整体的，是这个社会方方面面的改变。原本不管是中国的乡村还是城市，都是典型的乡土中国。
三、法治外表下的礼治社会。
法治那是人家的东西。可是中国现在也说自己是法治国家了。不过中国的“法治”还是得和“以德治国”结合起来。这种“以德治国”反映的是什么?就是“礼治”。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以内，真正人人平等的观念还是无法在中国人当中树立起来。现阶段的中国，像个怪物，批着老虎的皮，想象自己真的是老虎。
我们可不可以从我们乡土社会出发，思考乡土社会进步的道路?这只是一种设想。
如果说法治代替礼治是一种必然，我们要用势不可挡的经济发展来轰炸我们的社会文化吗?在社会的中心片面强调经济的时候，其他社会矛盾必然无法缓解。发展生产力、提高经济效益并不能解决问题，也许带来了更多其他方面的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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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演义》是一部描写隋朝年间至唐朝初期这段奸雄四起，战火纷纷的长篇历史小说。隋朝时期六短之君杨广昏庸无能，天下大乱。其中，以程咬金为首的瓦岗寨势力较大，组织十八路联军在扬州劫杀杨广，后瓦岗寨又大破一字长蛇阵与铜旗阵，夺得金镶玉玺。李渊派来的李元霸与李世民强逼瓦岗寨交出金镶玉玺，最后以李渊登上王位，统一天下告终。
书中塑造了众多的人物形象，如：为朋友宁可两肋插刀的秦琼、混世魔王程咬金、神机妙算的徐茂公等，他们身上的品质值得我们学习。
秦琼的行侠仗义让我赞叹。他为了保护程咬金与尤俊达的安全，冒名顶替程咬金去见杨林，程咬金与尤俊达深受感动。这让我想起了东汉时期的荀巨伯冒死探友、北宋时期的宋江不顾自身安危向晁盖透露县中秘密、三国时期的关羽宁可不在阵前做大将也要与刘备相聚。这正应了那句俗语“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冤家多堵墙”。
程咬金有三大优点。第一，胆子大，与尤俊达劫王杠、在刚刚占领瓦岗寨的时候他只身一人探地穴，就像当年的徐霞客，不被迷信所吓倒，勇敢的举起火把考察麻叶洞，并顺利出洞;第二，热心肠，只要别人向他苦求，即使再无理的要求他也会答应;第三，脸皮厚，在唐朝统一全国后，他靠一张厚脸皮当上了鲁国公，并得了一把砍王斧、获得了七十二张免死牌，真是“脸皮厚，吃个够”啊!
徐茂公在战争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十八路反王在扬州劫杀杨广的时候，他智激裴元庆，第三杰反打第二杰;在大唐朝争夺土地时他又智激程咬金，两次劫尉迟恭押送的粮草，后又生摛尉迟恭;在大破一字长蛇阵与铜旗阵时徐茂公起着指挥作用，安排周密，致使这两个大阵被瓦岗军轻而易举的攻破了，屡屡立功。他的足智多谋令人敬佩。
《隋唐演义》这部书不仅告诉了我为人处事的道理，也为我上演了一节生动的历史课，让我体会到了中国古典文学的特色，它在我的人生道路中增添了一盏指路灯。
《乡土中国》是费孝通先生在社区研究的基础上从宏观角度探讨中国社会结构的著作，分别从乡村社区、文化传递、家族制度、道德观念、权力结构、社会规范、社会变迁等各个方面分析，解剖了中国乡土社会的结构及其本色，著名的“差序格局”等有中国风格的社会学理论，就是在这本书中提出和论证的，《乡土中国》是社区研究的一部比较成熟的著作，代表了费孝通先生早期社会学研究生涯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本文主要介绍这本书的背景，笔者个人认为是主要的章节的内容，对当下社会的意义以及笔者一些浅薄的见解。
费孝通先生在《重刊序言》已经交代了此书的写作经过，这是他在四十年代后期在西南联大和云大所教的“乡村社会学”一课的内容，他认为和青年学生的接触过程中应该探索一些有意义的课题来打开那些还没有人探究过的知识领域，而不是借用现成的教材来照本宣科，于是便有了这些一面探索一面讲授的讲义，其中的概念和观点也没有经过琢磨，都是具有讨论性的，“我并不认为教师的任务是传授已有的知识，而主要是引导学生敢于向未知的领域进军。”
社会学在社会科学中是最年轻的一门，更不用说在中国的发展状况，而本书所处的历史背景是在上世纪四十年代（1947年），当时的中国刚刚经历了抗日战争并且正在经历着解放战争，费孝通先生在如此艰难的社会环境下还能专注于这样“冷门的”学科研究，亲自到广西瑶山，云南多地农村实地考察调研，在桂期间前妻不幸溺亡，可以说是经历了重重困难，暂且不说其研究成果如何，这样严谨求实的学术态度着实让我等后生敬佩！
在第一节《乡土本色》中，费老在开头就明确指出，从基层上看，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我国自古便是以农耕为经济基础，加之我国人口基数大，绝大多数人口是依靠农业营生的。作者认为我们想要研究中国的社会，不妨把注意力先集中在那些务农的乡下人，人说乡下人有些“土气”，当然这个土气并没有任何歧视的意思，反倒是准确地概括了他们离不开泥土，依靠种地谋生的事实，同时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但是我们不能否认大旱兵乱等灾难性因素所带来的人口迁移的状态。费老也并不是说中国乡村人口是固定的，人口不断增加，原有的土地容纳的人数达到饱和后，过剩的人不得不向外开辟新的土地，他们之间的关系就像老树和种子一样。
这里我有一个切身的事例，在我读高二的时候，曾听大人们提起过，我母亲的祖上是广西人，由于饥荒和战乱，祖上携着妻儿逃难，徒步跋山涉水，找到了一处和家乡的环境相似的地方（云南师宗县五龙乡）并定居了下来，确切算来，到母亲这辈是第三代。2015年，广西那边的后人根据祖上的书信，族谱和口头相传的话，找到了母亲和她的兄弟姐妹们，我曾见过他们相认后的合影，如同一个模子刻出来的长相，照片的背景是一条河和连绵的青山，就像外婆家的自然环境一样，我没有想到自己的身世背后居然还有这段奇妙的故事，读到费老所提到的“我在广西靠近瑶山的区域里还看见过这类从老树上吹出来的种子，在云南我看见过这类种子所长成的小村落，还不过是两三代的事。”我想，或许费老当年所说的“大树”和“种子”，便包括我母亲的族人。
交代完农业人口时代定居在一片土地上，其状态是基本稳固的事实后，作者进一步指出大多的农民是聚村而居，这是由小农经营、水利合作、安全保卫、继承产业四个原因导致的，中国乡土社区的单位是村落，但是村落间是孤立、隔膜的，正如一开始所说的人们世代定居在某一片土地上，人口流动性小，社区间的往来也就必然疏少，这样的生活是具有地方性的，在这种限制下，乡土社会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人们的关系也就发生了一种特色：熟人社会，在熟悉的社会中我们会得到从心所欲而不逾越规矩的自由，不是法律所保障的那种自由，规矩是习俗和礼节，是传统的、世代流传下来的东西，在第四章，作者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概念“差序格局”，我们的格局就像是一块石头扔进水里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举个例子，一个人如果有钱有势，他的关系圈可以大得像一个小国，在乡下，一个人的圈子可能就仅仅局限于小家庭里，所以中国人对于世态炎凉特别有感触，因为这是一个可以伸缩的格局，在这样的人情社会里，我们就注重攀关系，讲交情，大家都以“己”为中心，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像水波一样越推越薄。
儒家讲究人伦，这个伦就是由己推及到别人所发生的一圈圈波纹的差序，也就是我们传统的社会里最基本的概念，接着在第五章《维系着私人的道德》具体指出，道德观念是在社会里生活的人自觉应当遵守社会行为规范的信念。一个差序格局的社会，是由无数私人关系搭建成的网络，这网络每一个结都附着一种道德要素，所有的价值标准自然也就没法超脱于人伦道德的差序而存在了，也就是说，在这样的社会里，道德和法律是可以伸缩的，因为你的站立基础是人伦道德，一切普遍的标准并不能发生作用，要在问清事情是什么，对象是谁，和自己有什么关系之后，才能决定拿出什么标准。
在《礼治秩序》和《无讼》两个章节里，费老依旧对法律在中国实行存在的阻碍进行了探讨：乡土社会的秩序由规矩、习俗来维持，上文也已经提及这个“规矩”。约定俗成的准则，前人留下来的经验成为了后人行事的参照标准，这样的乡土社会是“礼治”的社会，礼是社会公认合适的行为规范，维持礼的规范是传统，传统是社会所累积的经验，这是乡土社会的特色。在中国传统的差序格局中，原本不承认有可以施行于一切人的准则，因为每个人都是自己社会关系的中心，每个人的立场与角度不同且在时空的变换下会发生变化，而现行的法采用的是个人平等主义的，这和旧有的伦理观念相差很大，于是现行的司法制度在乡间很难运行下去，它所带来的副作用破坏了原有的礼治秩序，并不能有效地建立起法治秩序，单靠制定法律条文和设立法庭是很难建立起法治秩序的，更应该在社会结构和思想观念方面进行改革，否则单把法律推行下去，不仅得不到法治秩序的效果，反倒破坏了礼治秩序而引起弊病的先发生。
这些论述对于今天的法治建设仍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中国现在已经进入了新时代，法治中国的建设也越来越受到重视，从1997年“依法治国”的基本战略第一次提出到今天已有二十年之久，法律是越来越完善了，可是人民对于法律的了解又有多少？人民的法律意识有没有随着法制的健全而有所提高？法治中国不仅仅只是法律体系，更重要的是，它还包括法律所要保障的、广大的人民群众这个主体，换句话说，要让人民知法懂法，普法任务不容忽视，中国的法治建设仍然任重道远。
在《文字下乡》这章里，费老指出，之所以乡村人“愚笨”，不识字，是因为他们没有接触文字的条件和环境，并且在他们的生活里，语言已经足够表达意思，甚至有的时候，语言都是多余的，因为他们可以通过面对面、特定的符号或者表情肢体语言等就可以达到交流的目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根本不需要文字，站在对方的立场设身处地地讨论其可能性。这个论述让我耳目一新，因为在以往的认知里，我认为乡下人文盲多仅仅是因为经济水平低，没有条件接收教育，所以人们受教育程度不高。分析这类问题，我只会简单地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个简单笼统的结论来解释，这个章节不仅让我认识到了农村教育水平不高的具体原因，更改变了我以往的认知态度，即从事情多个角度具体分析，切忌笼统，一概而论之。当然，这个论述对我国普及义务教育也有重要意义，也就是说想要提高全民教育水平，要设身处地地考虑被教育者的实际情况，改变农村孤立膈膜的状态，加大其与外界的联系与交流，营造出需要教育的环境，而不仅仅只是把教育带下乡。
在第19个世界读书日期间，时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的陈雨露教授在中国知名大学校长推荐书单上推荐了《乡土中国》这部经典著作。《乡土中国》是费孝通先生著述中一部研究中国农村的作品，书中所提出的“礼治秩序”及其“差序格局”的概念,是以民间传统习俗为基础,进行社会管理,并提升为一系列制度的社会管理模式，为历代圣贤所推崇。
主要内容简介。
该书是由费孝通先生于上世纪四十年代在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所讲“乡村社会学”课程内容辑录而成。在此书中，作者用通俗、简洁的语言对中国的基层社会的主要特征进行了理论上的概述和分析，较为全面地展现了中国基层社会的面貌。这里讲的乡土中国，并不是具体的中国社会的素描，而是包含在具体的中国基层传统社会里的一种特具的体系，支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作者简介。
费孝通，江苏吴江人，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社会活动家，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1938年先后任云南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清华大学教授。1981年，他荣获英国皇家人类学会颁发的该年度赫胥黎奖章。1982年，他被选为伦敦大学经济政治学院院士，又被澳门东亚大学授予社会科学博士学位。1985年，任北京大学社会学研究所所长。1988年，获联合国大英百科全书奖。
费孝通从事社会学、人类学研究，写下了数百万字的著作。他在其导师马林诺夫斯基指导下完成了博士论文《江村经济》，该书被誉为“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成为国际人类学界的经典之作。同时出版了《行行重行行》、《学术自述与反思》、《从实求知录》等著作。
《乡土中国》是一本研究中国农村的作品，共有14篇文章构成，涉及乡土社会、人文环境、传统的社会结构、道德体系、礼法、乡村权力的分配、血缘地缘等各方面，各篇之间相互联系递进，费孝通先生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对于当时中国基层社会进行了分析与概述，并由此提出了一些具有创造性的想法与观点。
读完这本书，我认为作者的核心观点是表达了中国的乡土社会受传统儒家观念的影响，是一个追求稳定的、变化漫长的熟人社会。但在这种社会中也在不断孕育出新的概念，权力的不断发展，社会发展产生的变化，对于乡土社会的冲击等等，但我们并不能否认，作为中国社会基层的乡土社会仍然是当今社会存在和发展的部分。无论我们的社会如何发展，都离不开对这个最基本的问题的研究与探索。
该书主要描绘的是四十年代后期中国基层社会的现状，以及费孝通先生对于乡土社会的一种展望。随着时代的变迁与社会的进步，中国的基层社会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变化，对于这本书的学习，不仅仅是透过费孝通先通俗易懂的语言来了解社会学的知识，更加是通过这些文章的阅读，结合现在发展的现状，感悟出新的观点和主张，同时要做到温故而知新。
受到地理环境、文化作用的影响，乡土文化是一种我国独特的文化状态，几千年来文化形态的培养造就了我们独特的国民性和文化性格。至今，我们还是一个熟人社会，人情社会，我们并不能否认儒家思想的价值体系至今还在直接影响着我们。
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我们的“乡土社会”也在不断地“打怪升级”，赋予了它一些新的内涵，乡土社会也意识到了思想解放与学习的必要性。经济的发展也不仅仅单纯的依靠土地，现代工业的下乡提升了农民的效率，农产品深加工提升效益，新经济形式的出现和快递产业的发展，拓宽了交易的范围等等，乡土社会保留下来的精华我们仍在继承，同时乡土社会为适应现代新社会的发展也在不断的努力。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阅读《乡土中国》这本书，不仅仅是为了了解当时的基层社会的状况，更加是发觉中华文化的深刻内涵，探寻现代社会发展的规律。
中国正在崛起，从传统走向现代。众所周知，这是一个艰难而漫长的探索历程。如同树木要长的高大就必须有坚实而健康的根系一样，中国的现代化历程也得立足于自己的传统，或对其批判改造或对其继承发扬。我们要忠于中国的现代化，就要忠于中国的过去。忠于过去我们才知道我们是什么，我们应该走向何方，应该如何走。
《乡土中国》就是一本既忠于中国过去又忠于中国将来的书。首先，它面对的是中国的农业社会，通过社区调查追究中国农业社会的特点。在一个靠农业起家的国家，农村占据绝大部分的领土，直到现在这依旧是中国的一个现实。回到以前，按费孝通老前辈的意思说，中国乡土社会就是一个生于泥土、长于家族、教于礼教的社会。虽然那里有现代人看来尚未开化的“愚”和“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私”，然而这的确是一个无为政治下的太平这会。其次，它对中国的发展趋势以及如何发展做了一些暗示，如随着社会的发展，地缘会冲破血缘、传统教化会名实分离、人们的欲望会向需求发展等。
一、乡土本色。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北方人的相对剽悍、豪放，南方人的相对柔弱、婉约，这与北方平原的旷荡和南方山水的缠绵是分布开的。土地养活着中国的乡土社会，中国的乡土社会也和土地结下了难以割舍的情节。土地之于乡土社会就如同水之于鱼，离开了它就不能生存，土地与人的完美结合也培育出了五千余年古国古的农业文明，如此互利双赢的买卖，又有谁舍得丢弃了呢。在在物质生产能力极不发达，靠天吃饭的年代，拥有土地的心情，我不知该如何去描述，我想那就和今天处于小康社会的心情差不多吧。于是，与其说乡土社会的人不舍得土地，不如说土地束缚住了乡土社会的人。于此同时，乡土社会有了另外一个特征，那就是土地的固定性征服了人口的流动性，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造成了一个环境内人们彼此熟悉的社会。我想正是这种惯于熟悉的环境而形成的惰性让乡土社会与现代充满着陌生人的社会格格不入，阻碍了中过的现代化。
二、文字下乡。
在两篇论文字下乡中，费老分别从时间和空间上阐述了文字下乡在乡土社会中的不必要性，而这不必要性正是建要立在一个对外相对封闭而内部非常熟悉的乡土社会。
文字与语言比较，依费老当时所言，文字适于间接传播并且有产生歧义的毛病，而语言则适于间接传播。我们就当代来看，语言在现代可以通过语音设备进行长距离的传播部分取代文字长途传播的功能。乡土社会在空间上因土地的限制而不会太大，并没有使用文字传播的必要，又因为彼此之间以及彼此对环境尤其是生产方式和生产方式的熟悉，语言传播减少了相当部分的歧义;(读后感)再从时间上来看，我认为语言更有适应环境小范围变化的可变性，因此用语言比用文字在同代和代际之间传播更具时效性。在乡土社会语言是优于文字的。
关于乡土社会中人“愚”的问题，肥老的解释是，乡下人并不愚，愚是学习能力问题，而乡下人不识字只是知识积累问题，乡里人也有城里人不知道的知识。由此我的感想是：在社会发展，乡土的封闭性被打破的必然趋势下，文字下乡是必要的也是必然的，并不是一个急于求成的是，而是当局如何抓住时机，提高文字下乡效率的问题。
三、差序格局。
“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在我看来并不是指社会的冷漠，而是指乡土社会中合作的状况，在左邻右舍关门不见开门见，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小天地里，怎么可能“老死不相往来”呢?乡土社会确实是一个“私”当头的社会，人们都以“我”中心，考虑与人交往营建生活圈子，赚取社会资本。这一切的根源我认为在于封建自然经济的封闭性，自然是因为自给自足，虽然交换在小范围内存在，但人们的生活大多依赖于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实体，合作则多在自家土地上自家人之间产生。要强调的是，在物质生产力水平很低的年代，一心忙于自家的生产而无暇顾及他人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费老把差序格局和传统格局对比，突出了西方社会的合作分工细致、权利义务分明与中国乡土社会“老死不相往来”的鲜明对比。
四、乡土社会价值体系。
麻雀虽小，肝胆具全。乡土社会虽然范围小，但它毕竟作为一个相对封闭的社会有着它独特的价值体系。就私人而言，有维系私人的道德，就社会而言，有礼治秩序、男女有别、无讼等观念。
维系着私人的道德，费老在《乡土中国》中将其归纳为孝与伦常。具体的说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克己复礼”，“恭、宽、信、敏、惠，仁、义、礼、智、贤”等一系列儒家思想。中国素来有礼仪之邦的头衔，并且这不是自封的，相必着与占中国绝大部分领土的乡土社会在私人道德上的教化有很大关系。人们总是力求在对自己的克制上化解矛盾和纠纷，并用自己的真诚去打动和感化人以此来实现“和”的目的。令人欣慰的是这确实创造了一个稳定和谐的乡土社会，但它也有不足。在《从传统到先代》一书中，金耀基先生曾说，中国人对礼的过分注重即对人事的注重，使中国人对自然的探索仅限于美的欣赏，而阻碍了中国自然科学的发展。这是科学方面，中国人也曾为礼付出过生命的代价。用一部电视剧来说，《中国兄弟连》中就有这样悲惨的一幕，全唐庄的人对“皇军”以礼相待，因为他们从祖先那里学来的永远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然而，结果却是全庄人藏生火海。私人道德对人际关系一定时候是有用的，但不是时时有用，尤其是涉及民族利益之时，这是历史留下的教训。
礼治秩序、无讼的观念、男女有别主要对社会整体而言。鲁迅在他的第一部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中就说礼教统治下的社会是一个吃人的社会，它不单吃祥林嫂、吴妈之类的女流，其实对处于统治地位的男性也实残忍无比。与方饭社会的法治不同，中国社会实礼治，虽然同样都是人在操作，但操作的规则却是截然不同的。法有赖于国家权力执行，而礼却是任何拥护它的人都可以执行，法比较明晰而礼却很模糊，这两者结合中国社会如何用礼来治也就无一定之规了。人们对礼教的敬畏也就油然而生，因而在行为上处处注意、不不小心，生怕一失足成万古恨，怕违反礼就处处去维护礼。可以说中国的礼治是在人们的敬畏中一步步加强的。对礼的敬畏也是“无讼”的观念的来源，用“讼”来解决矛盾，双方都会招致很严重的礼与法的惩戒，而采取“无讼”的方式，用礼来教化，代价就会小很多。在人治向法治转化的过程中，“无讼”的观念严重影响了法律地位的提升，阻碍了法制化进程。
“男女授受不亲”是用礼来解释吴妈为何会在阿q的“毒害”下自杀的最好答案。男女有别当然不止于此，费老在这本书中说，中国乡土社会形成了同性相吸的奇异现象，男女只有在生产和生育上是一致的，在心理上却不要求一致。这当然是一种畸形变态的社会，它使得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长期底下，但社会又离不开女性实现人类的延续。不过这种社会也有好的一面，那就是它使社会多了一个安定的因素。
五、家的核心地位。
这里的家指家族，费老将其定义为家庭单系扩展的产物，它是以男性为对项的扩展。“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都说名女性不在扩展的范围之内。乡土中国知家而不知有社会，对他们来说，家就是归宿，出则为飘蓬，为游子。中国有一套家族制度，它由族中长老控制，长老们拥有教化的权力，“孝”就是他们实现权力的工具。“孝”在中国是一种高尚的品德，“百善孝为先”就可以印证，但它却含有相当分量的“顺从”的意思，顺从于父母、顺从于长老、顺从于传统。长老统治下的家族是个人生活的核心，它担当着政治、经济、教育等各类事业，其秩序也交于长老来维持。同样是《中国兄弟连》中的唐庄，如果不是长老的迂腐和坚持，那几百条活生生的生命也须不会有如此下场。
六、无为政治。
费老在《乡土中国》中提到了四种权力：横暴权力、同意权力、教化权力和时势权力。无为政治关乎前三种权力。乡土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物质资料极度缺乏，人们没有更多的富余产品去养活一个能控制他们的权力中心。中国有句古语“庙小容不下大佛”，乡土社会就是一个“小庙”，是不适宜横暴权力这样的“大佛”的。乡土社会是一个松散的家庭集合，以家庭为单位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使人们之间没有权利和义务可言，是没同意权力的。一代代的教化使人们都克己复礼，乡土社会呈现出一片“和谐安宁”的景象。虽说中国古代专制独裁，然而乡土社会因其封闭性确是一个国中之国，是一个“小国寡民”的世外桃源。
七、发展趋势。
费老明显提出的发展趋势有地缘冲破血缘、传统教化会名实分离以及人们的欲望会向需求发展。地缘冲破血缘，我的理解就是，随着社会分工的细化的联系的日益紧密，家族在社会中的作用会被削弱，而家族所担当的事业也会被众多专门的社会机构所代替。就拿教育来说吧，乡土社会中的人所受的教育来自家长，而现代社会则很多来自学校。传统教化的名实分离是随着社会的变迁产生的，是时势权力的结果，也是人们面对社会变迁的现实不得不承认而又不愿意承认的心是口非的现象。需要代替欲望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知识的积累，人们对自身的需求有了科学的认识并开始探索自己生存的条件用主动选择代替了顺从巧合和本能的结果。
这是一个西藏已经开放为全世界的旅游胜地却依旧守口如瓶的秘密。多年之后身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藏獒专家卓木强巴突然收到一个陌生人送来的信封，信封里装着两张照片，照片上惊现的远古神兽，促使卓木强巴及导师、世界犬类学专家方新教授亲赴西藏。他们在调查过程中震惊地发现，照片上的动物竟然和帕巴拉神庙有关……不久之后，一支由特种兵、考古学家、生物学家、密修高手等各色人物组成的神秘科考队，悄悄从西藏出发，开始了一场穿越全球生死禁地的探险之旅，他们要追寻藏传佛教千年隐秘历史的真相……西藏，到底向我们隐瞒了什么?!
带着这一系列疑问，我开始《藏地密码》的阅读之旅，从此便被这部书深深迷住了。小说的故事很简单，用作者自己的话说，就是一个人找一条狗的故事。故事从一张照片说起，引发出一串串神奇的故事：紫麒麟传说、巴桑的回忆、横穿可可西里、史前冰川惊魂记、笔记之谜、帕巴拉神庙是否存在?当我看完最后一章，合上书本的刹那，心头怅然若失，为了这个不是结束的结束。
小说给我感触最深的，有2个方面，一是对“情”这个人世间最美好的字眼的叙述。尤其让人动容落泪的是岳阳、张立这两个生死之交的兄弟情。张立中蛊毒快要不行了的时候，是岳阳在旁边艰难地用口中唯一的一点唾沫帮张立降温。当所有人都放弃了希望，连一向不服输的卓木强巴也表示无能为力时，是岳阳在一旁坚持着：“强巴少爷，不要放弃张立啊……”还有什么能比得上这同生共死的兄弟情?连强巴最后也忍不住哽咽道：“我卓木强巴，不会放弃任何一个人的……”“家人，就是指，没有任何人会被放弃，没有任何人会被忘记……”好一个不抛弃，不放弃!
卓木强巴与灰狼三兄弟之间生死相依的情谊读来也让人感慨不已，尽管有点神话意味，
另一个感触比较深的，是关于生命的意义，关于追求，关于信仰的思考。生命因何而存在?人类因何而存在?这是卓木强巴对自己的疑问，也是我们对自身的疑问。带着这个疑问，卓木强巴毅然放弃了如日中天的事业，执着地去追寻自己的理想，去找寻传说中的紫麒麟。他是多么富有激情，多么自信!在追梦的过程中，他犹豫过，彷徨过，失败过，但却从未放弃过!没有什么能挡住为梦想而拼搏的脚步，即使是失败，也是值得的。人的一生不能甘于平庸，要做那敢于搏击海浪的海燕，在乌云和大海之间高傲地飞翔!为了每个人心目中的信仰。
“虽然我们诞生在永恒的黑暗中，光明只是短暂的一瞬间，但正是这短暂一瞬的光芒，诞生了生命和希望。因此，虽然我们都自黑暗中来，却注定了要用此生追随光明。”这或许就是人存在的原因。我们的祖先一生追随生命和希望，从此，地球上到处都是人类，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生命是因何存在?人类因何存在?做为一个人，又为什么活着?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呢?
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一书可谓名声在外，好像在很多不同的地方都看到过对这本书的推荐。还有很多不同的老师也对其进行推荐。而为完成一次思修作业，我选择了阅读《乡土中国》。《乡土中国》是费孝通老先生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根据在西南联合大学和云南大学所讲授“乡村社会学”一课的内容，应当时《世纪评论》之约，整理写就、分期连载的14篇文章(约六万字)。在重刊序言中，费老说了成书的因由：“当时在大学讲课，不喜欢用现存的课本教材，而企图利用和青年学生们的接触机会，探索一些觉得有意义的课题。无所顾忌的想打开一些还没有人闯过的知识领域，一面探索一面讲，费老提出的观点完全是讨论型的，所提出的概念一般都没有经过琢磨，大胆朴素。”
全书读来，感触最多的就是书中经常提到的中国农村是个熟人社会。中国农村是“自来熟”的人的聚集地，在农村里村民之间很少使用契约、合同等城市里规范的文本，人与人之间有时候借钱也只是一句话的事情。在农村里白天往往是不关门的，这是与城市中截然相反的。再吃饭的时候村民们往往选择蹲在自家门口吃饭。于是就会有相识的邻里在门前说各种各样的八卦。村民之间的熟悉程度是城市里左邻右舍均不认识的人所无法想象的。人们从出生开始，除了少部分人因升学、工作等原因离开，绝大部分人从生到死均在这个村庄度过，对于这些村民来说这个村庄便是它们的全世界。每个人的一生像镜子一样，十分的通透，别人看着你长大，你看着别人老去，对周围每个人的性格、每家的具体情况甚至每家的亲戚都了如指掌。可能因为这种熟悉降低了人与人之间交往的心理成本，降低了人与人之间的隔阂，大家相互都知根知底彼此之间做事很放心。这与城市里面人与人之间不仅仅有厚厚的墙壁相隔，人心之间还缺乏一种相知与熟悉形成鲜明对比。在城市中人们往往连住在上下楼的人都不知道是谁。再加上城市里面人的流动性较大，人与人之间始终隔着一层壁垒，始终保持戒备。
在文中乡土本色，这章的关键词是“熟悉”。“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加思索时的可靠性。”乡土社会最基本的单位是村落，那里的人们，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对他们成长的乡土的熟悉是一种经验式的总结。而这种熟悉，使他们构建出了一个中国农村的熟人社会。在下乡中，这一章解释了乡土社会文盲的普遍存在的原因“在乡土社会中，不但文字是多余的，连语言都并不是传达情意的象征体系。”在乡间，人与人的距离太近，口耳相传即可满足乡间的交流。而在农村中，时不时字并不能对他们的生活构成太大的影响，文中奶奶一生未食过字，却仍被认为是一名非常明事理的人。这就像文中所提到的“我要辨明的是乡土社会中的文盲，并非出于乡下人的‘愚’，而是由于乡土社会的本质。
乡土社会是相对静止，稳定的，所以它的发展进程就相对比较缓慢，从乡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的过程中，很多突然迅速涌入的东西无法用乡土社会的根生于土地的习俗来应对，所以土气就成了骂人的词汇，乡再也不是衣锦荣归的去处。而且我觉得作者说的很对，不同的社会环境不能用同一种标准去衡量。他们的起点不同那么他们所接受的比较规则也必须有所不同。
农村与土地的关系密切相关，溶于骨子里，血缘总会有排斥性，人口不流动，所以新客想要融入一个村子是非常难的事情，除非他有土地。
作者对于乡土社会的不成文的秩序特别推崇，他认为这是一种出乎与道德上的礼制，现代社会的法律会破坏会误解，是一种被动和强制。但是我觉得传统固然可贵，稳定的社会结构不代表不发展，在剧烈的新时代的潮流中，新问题的涌出会加剧，那么按照原有的进程，相关秩序的出现是会落后的，但是法制是可以实时更新。
经朋友介绍，拜读了费孝通先生的代表作《乡土中国》一书，感触颇深。在阅读过程当中，一度是感到相当困惑的，找了一些别人写的有关乡土中国的分析和书评，看完了以后，再去阅读原书，这才有一点自己的感悟与理解。
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一书主要收集了40年代后期先生在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任教时所讲的关于“乡土社会学”的14篇文章。一开始阅读是有点晦涩难懂的，里面涉及到很多理论方面的东西。但细细品读，竟另有一番收获。
第一篇《乡土本色》中有两句话，一句是“熟悉是从时间里、多方面、经常的接触中所发生的亲密的感觉。这感觉是无数次的小摩擦里陶练出来的结果。”另一句是“在一个熟悉的社会中，我们会得到从心所欲而不逾规矩的自由。这和法律所保障的自由不同。规矩不是法律，规矩是‘习’出来的礼俗。从俗即是从心。换一句话说，社会和个人在这里通了家。”它们凝练而充满意蕴，引发了我的深思。这两句话说明了什么呢?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讲，直接靠农业来谋生的人是黏着在土地上的，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迁徙是变态。在中国，农民长久以来聚村而居，因此乡土社会人口的流动率相当小，社区间的往来也十分稀疏，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为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也具备了微妙的特点：每一个孩子都是被长辈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的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了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在熟悉的乡土社会里，乡民之间在生产、生活等各个方面频繁地、长时期地接触，天长日久生出亲密的感觉，并且，这份亲密的感觉会使人和人之间获得天然的信任。在熟悉的乡土社会，彼此间无条件的信任来得似乎没有根据，但却是最可靠的，它已经成为了深入乡民骨髓的规矩。比如，我们今天依然常常在农村听到这样的话：“我们大家都是熟人，打个招呼就行了，还用得着多说么?”万一多说甚至像现代社会一样怕口说无凭，必须得签个字、画个押，那乡民恐怕就要说：“这不是见外了么?”
熟悉尔后亲密、信任，这和“自由”有什么关系?这就要提到费孝通先生《男女有别》一文中的观点：“稳定社会关系的力量，不是感情，而是了解。所谓了解，是指接受着同一的意义体系。同样的刺激会引起同样的反应。”“亲密感觉和激动性的感情不相同的。它是契洽，发生持续作用;它是无言的，不像感情奔放时铿然有声，歌哭哀号是激动时不缺的配合。”这两句话说明——了解是稳定社会关系的力量，亲密感觉是一种“了解”，熟悉也是一种“了解”。乡土社会中，各个人之间有着高度的了解，知根知底了，熟悉的、亲密的、信任感觉便产生了，人与人之间形成一种稳定的社会联系，并且，这种社会联系到某种程度会使人感觉到是自动的，即乡民之间无条件的信任已经内化为乡土社会的礼俗之一，成为乡民自然而然的行为了。
礼是社会公认的行为规范，而传统正是维持礼的这种规范。《礼治秩序》有言：“传统是社会所累积的经验。行为规范的目的是在配合人们的行为，想到这里，乡土社会中“熟悉-亲密-信任-自由”的发展规律已然明晰，但是我们不妨进一步思考此种社会学规律和当代社会的关系。我思考的结果是——乡土社会中“熟悉-亲密-信任-自由”的发展规律与“学而时习之”的古训有共通之处。《论语·学而》有言：“学而时习之，不亦说(悦)乎?”在这里，“学”是学习，“时”指的是时间，“习”即温习、实习，“说(悦)”就是内心高兴、喜悦的意思。与上文所讲的社会学的理论相对应，“学”是和陌生事物的最初接触，“时习”是经常性的、无数次的陶练，“说(悦)”是熟悉之后的亲密感觉。
作为当代社会的组成人员，我们在最初学习了知识之后也应该按照一定的时间常常去温习它、实习它，让原本陌生的知识在脑海里和我们的思想经历一遍一遍的摩擦之后熟悉起来，产生一种亲密的感觉，尔后与我们的思想融会贯通，构成稳定的知识结构。这时，我们对脑海中的知识是充分信任的，它们已经从书本上融入到了我们的记忆、思想和性格里。经历过如此学习过程的人必是锦心绣口、清词丽句脱口而出的，丝毫不受书本的束缚，这就达到学习层面的一种自由。此外，书本是文化的载体之一，通过对书本知识的学习，我们接触、理解传统的教化，并在不断熟悉的过程中对传统的教化进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筛选，自觉地将精华部分内化为个人修养的一部分，从而不自觉地指导自身的行为。这时，面对“尊师重道、孝敬父母、刻苦学习”等基本的社会道德，我们也能获得“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的自由了。
《江村经济》是3月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的图书，作者是费孝通。
《江村经济》是费孝通1938年在英国伦敦大学学习时撰写的博士论文，论文的依据是作者在江苏省吴江县开弦弓村（今属苏州市吴江区七都镇）的调查资料，最初以英文发表，题为《开弦弓，一个中国农村的经济生活》。1939年在英国出版，书名为《中国农民的生活》。作者将开弦弓取名为江村。1986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中文本时沿用原书扉页上的《江村经济》一名。
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写作宗旨，蒋廷黻在“总论”中有所交代：“现在我们要研究我们的近代史。我们要注意帝国主义如何压迫我们。我们要仔细研究每一个时期内的抵抗方案。我们尤其要分析每一个方案成败的程度和原因。我们如果能找出我国近代史的教训，我们对于抗战建国就更能有所贡献了。”由此可见，作者是想通过该书的撰写来抒发自己爱国爱民的热切之情，以及通过分析近代中国的国情来寻求救国之道和强国之路。
那么，近代中国怎样才能实现救国、强国之梦呢？蒋廷黻认为：“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因为在世界上，一切的国家能接受近代文化者必致富强，不能者必遭惨败，毫无例外。并且接受得愈早愈速就愈好。”显而易见，蒋廷黻认为中国在近代只有积极而迅速地融入世界，接受西方近代文明、实现近代化，才能挽救民族危亡，实现强国之梦。其具体途径包括：重视科学、发展机械、养成民族观念。
因为懂得，所以慈悲。
这是张爱玲说的，也是近来白落梅的一本书名。带点禅意，有点孤傲，让人感怀。
对于张，听过说多关于她的故事，也没有很好的看过她的文字，只是从人家那里，从电视电影之中，品过片言只语，虽美却不想陷于其中。或许是，她写得太好了，或许是，对于他们那一代人疏忽了，或许是，自己本不属于爱文之人。总之，看得不多，零零碎碎的读过他们的书，如梁实秋、沈从文等，文字都很美，或许，今后他们的文章还会给予一个更高的地位。因为，只有他们处于如此风云际会之时，中外皆通，风华绝代。
从那时起，许多都不一样了，没有那种意境和情怀，没有那份大气和深厚，没有那样贴切和恣意。虽然，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把自己的东西写下来，有钱可以出书，没钱也可留于网络，存之于世。可能，太容易了，就不值得珍惜，或也写不出什么太好的东西，有的也只是小花小草，不能达到一个高度，一个历史的以来的高度。不由得想到，何新曾说过，哲人或伟人的高度，不是想超越就能超越的。(原话已不记得了，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吧)于文字，或文章，我想也是如此，有些高度不是想超越就能超越的，况且在如此一个浮燥的时代，快速的社会，浅薄、快餐、读图自是时尚。
许多东西，或许就是如此，你在意，它在那里;你不在意，它也在那里。临水照花，尽由你去把握。过往与否，都是一生一世。
岁月往复，如是就是;光阴消磨，浅息如语。
它更不像我以为的那样平淡无趣。这本书充满了富有浪漫亦或哲理意味的句子。“从个人说，这个世界不过是个逆旅，寄寓于此的这一阵子，久暂相差不远，但是这个逆旅却是有着比任何客栈、饭店更杂复和更严格的规律……只此一家，别无分店。”，“一个孩子在一小时中所受到的干涉，一定会超过成年人一年中所受社会指摘的次数。在最专制的君王手下做老百姓，也不会比一个孩子在最疼他的父母手下过日子为难过。”……它们激起我对此书的阅读兴趣，同时引发了我更深刻的思考。
首次出版于1947年《乡土中国》，是根据费孝通先生当年在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讲授“乡土社会学”的内容辑录而成，一共有14篇文章，是一部著述研究当时中国基层传统社会农村的作品。
该书作为我们离退处“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活动的当月推荐读物，我虽通读了两遍，但按照读书活动“学思践悟”的要求，有些找不到“北”的感觉，总感到费老这个泰斗级社会学家所讲的东西不是我们所能完全理解的，后来又在网上看了几篇别人的读后感，还是不能适从。下面，谨从我阅读本书后所回忆起我童年在乡下生活的点滴乡土记忆，来与大家一起分享。
费老书中“无论出于什么原因，中国乡土社区的单位是村落，从三家村起可以到几千户的大村”的描述，虽说的是40年代中国农村，但我以为，上世纪60年代的农村恐怕和40年代应该变化不是太大。我儿时因为父亲受了迫害，随父亲在周至老家农村生活了五年多，直到上小学二年级时才转学到西安，我对这五年多的农村生活记忆尤为深刻。每到夏天，在大片的芦苇丛中，传出布谷鸟的叫声，总想摸到鸟蛋或小鸟，钻到里面却怎么也找不着。清澈的河水中游荡着五彩斑斓的小鱼，用篮子稍一划拉就有几尾在蓝中蹿蹦。芦苇根儿下，时不时就能摘到菱角。河中稍大点儿的石头下，也能抓住几只螃蟹。娃娃伙儿们光着屁股在河里戏水，都忘记了时间，直到听见远远的村里大人们隐隐地呼叫声，才提了鞋，抱起衣服，一哄子各回各家。秋天，背着小背篓打柴，折下一根长长的竹扫帚棍儿，在尾端绑定一根长长的细绳，作为工具，扦拾白杨树落下的叶，我们叫扦嘎嘎叶，装满了背篓，背不动了还要大点儿的孩子帮忙。房檐底下挂着一串串金黄的包谷，晚上有野鸽子把包谷之间的缝隙当窝，打着手电筒一照，好像不会飞似得，当你搭着梯子快要够着它时，却扑棱棱的飞了。冬天里，在热炕上赖着不想起床，烎炕的麦糠有着淡淡的呛味儿，锅头炭灰里埋着烤出来的红苕干面香甜。提着蛋笼走进青油油的麦地，挖燕麦、捡拾大雁的粪用来喂猪，冻得手背通红，肿的像个面包。那时天上总有一行行大雁排着人字形或是一字形向南飞，麦田里也是一群群的吃着麦苗，粪便都能捡上一笼底儿。冬天最深的记忆莫过于过年了。过年，能吃上水果糖、柿饼、瓜子儿、花生、核桃，还有麻花、麻叶儿等。在大年三十的晚上，一群孩子聚起来一起挨门挨户给各家各户“拜先人”，拜完等着人家大人给每人捏一颗糖或是一把花生瓜子儿，有的人家也会给一分钱。在我们这么个大村子，走完两三个街道，就已经很晚了，回到家，衣服的几个小口袋就已经鼓鼓囊囊再也装不下了。春天总是个比较难过的时节，天气乍暖还寒，进入二三月也就到了青黄不接的时候了。记忆中几乎每天都吃浆水搅团，浆水菜是用各种野菜腌制的，有时还有马刺筋（大刺儿菜），吃起来有些扎嘴，那时把搅团吃的很厌烦，直到现在还是。
现在，村边儿的小河早已经干涸了，河岸上已经没有了灌木野草，河岸边、芦苇丛也都变成了庄稼地。平时回去是见不到那么多人的，只有过年还有些人气。农村里的年轻人都到城里去打工，只留下些老人在乡下看着门户。过去低矮的瓦房已经很少见了，家家户户都盖了二层小楼，空荡荡的。
记忆中的老家乡村，捡拾起我们一代人的集体记忆。提起亲切，放下动容，繁华落寞，与有荣焉。费老的“我想我们很可以说，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地方性是指他们活动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在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的描述，在现在的中国已经比较少见了。我老家村子里如今到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甚至到新加坡抑或是非洲打工的都有。村里人活动范围已经没有了限制，他们的社会圈子也就不再孤立了。况且，按照“美丽乡村”建设标准，老家的村子也同其他乡村一样，除了重视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也在鼓励发展特色经济，重视公共服务，重视环境质量等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
写到这里，我又想起先生在1985年该书再版时的那段话：“这里讲的乡土中国，并不是具体的中国社会的描述，而是包括在具体的中国基层传统社会里一种特具的体系，支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搞清楚我所谓乡土社会这个概念，就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具体的中国社会”。通览全书，可以感受的一股浓浓的乡土气息。沿着作者的思路，可以一窥中国的基层社会。虽然时过境迁，但作者透视社会的眼光，观察社会的方法，仍然充满活力，值得借鉴。
由于我学疏才浅，但愿不会对费老的著述有断章取义和不敬。
在读费孝通先生《乡土中国》一书之前，我对中国的总体认识，还是只停留在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农业国基础上。因为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而在这五千年的文明传承过程中，积累了以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为代表的深厚农耕文化，从而奠定了中国农耕文明史地位。
我们说乡下人土气，虽则似乎带着几分藐视的意味，但这个土字却用得很好。“土”的基本意义是指泥土。乡下人离不了泥土，因为在乡下住，种地是最普通的谋生办法。在我们这片远东大陆上，可能在很古的时候住过些还不知道种地的原始人，那些人的生活怎样，对于我们至多只有一些好奇的兴趣罢了。以现在的情形来说，这片大陆上多数的人是拖泥带水下田村生活的了。简单的说，在我国广大农村，特别是在我的老家，至今还沿袭着一部分原始的生产工具，比如犁铧、马车、锄头、石磨、水车、水磨、纺车等生产工具，从这些生产工作可以看出，在人类经济社会飞速发展的今天，在部分农村还沿袭着这些古老的生产工具，充分说明，中国具有的乡土性，从而导致乡土文化的根深蒂固。
中国从古至今，许多农民靠务农为生，而且世世代代附着在土地上，以定居为常态，即便正因种种原因离开土地的农民，也像“从老树上被风吹出去的种子”，又在新的土地上落地生根。定居下来的农民附着在土地上，很少流动，乡土社会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在缺少流动和变化的乡土社会里，每个人都在一个“熟悉”的环境里生活。在相对稳定、熟悉的生活环境下，构成了许多乡土中国的独特现象。“土”，是中国人的根，是中国人身上的烙印，是中国人骨子里流淌着的东西。“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首我们小时候就能朗朗背诵的诗，其实就能说明以前中国社会以农民为荣，尊敬、崇拜他们。
文化是依赖象征体系和个人的记忆而维持着的社会共同经验。这样说来，每个人的“当前”，不仅包括他个人“过去”的投影，而且是整个民族的“过去”的投影。历史对于个人并不是点缀的饰物，而是实用的，不可或缺的生活基础，人离开社会生活，就不能不学习文化。文化得靠记忆，不能靠本能，所以人在记忆力上不能不力求发展。我们不但要在个人的今昔之间筑通桥梁，而且在社会的世代之间也得筑通桥梁，不然就没有了文化，也没有了我们现在所能享受的生活。中国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至今都是在仁、义、礼、智、信的礼教下前行，并不断在道德与法律的相互影响制约中慢慢前行。可以说，文明的进步，离不开生产生活，是在几千年中国老百姓通过艰苦卓绝的斗争中总结出来的。他们在原始的生产生活中，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最后战胜自然和一切困难，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农耕文明，从而推动中国一步一步向前发展进步。
家庭是指婚姻关系、血缘关系或收养关系基础上产生的，亲属之间所构成的社会生活单位。这是个亲子所构成的生育社群。亲子指它的结构，生育指它的功能。亲子是双系的，兼指父母双方;子女限于配偶所出生的孩子。这社群的结合是为了子女的生和育。在由个人家担负孩子生育任务的社会里，这种社群是不会少的。但是生育的功能，就每个个别的家庭说，是短期的，孩子们长成了也就脱离他们的父母的抚育，去经营他们自己的生育儿女的事务，一代又一代。在任何文化中，家庭这社群总是赋有生育之外其他的功能。如果家庭不变质，限于亲子所构成的社群，在它形成伊始，以及儿女长成之后，有一段期间只是夫妇的结合。夫妇之间固然经营着经济的，感情的，两性的合作，但是所经营的事务受着很大的限制，凡是需要较多人合作的事务就得由其他社群来经营了。在中国是一个讲裙带关系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的因素就是家族。虽然现在中国已经建立健全各种制度，加强社会治理结构管理，但在社会这个共同体中，家庭势力同样占有一席之地，而且势力不可小视，充分说明中国的乡土性。
总而言之，要弄清中国的乡土性，就必须要从生产工具、土地、文化、家庭等方面来综合分析研究，找出有中国乡土性代表性的因素。在结合社会学有关理论，充分找出各因素之间的关联性及在社会治理结构中所发挥的作用，进而讲清楚中国是一个具有典型乡土性的国家。
“身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古人因为空间阻隔，交通、通讯不便，而每逢佳节倍思亲，生出太多的客愁。如今的我，虽在他乡求学生活，终因在故乡生活的时间不够长，又长期和父母在一起，我对故乡的感情也就不够深厚。但乡愁还是有的，童年的记忆尚未远去。此时此刻，我的思绪一路向北，回到心心念念的故乡——邯郸。
这座城市承载了几千年的历史，单说这些成语，邯郸学步，围魏救赵，完璧归赵，胡服骑射等等，就够铺垫我成长的见识的，而最让我忘不掉的就是这座老城独特的“味道”。
第一层味道便是美食。驴肉火烧在华北地区可谓独占一片天地，熟度透彻，香而不柴，酥软适口，味醇绵长。要是能打早儿起来赶上路边大爷刚做出来的火烧，舀上一碗玉米糁，可以说是很满足的享受了。不光是驴肉火烧，还有和村熏肉、羊汤也是这座城市的美食标签。那汤，其色白似奶，水脂交融，质地纯净，鲜而不膻；那肉，香而不腻，烂而不黏，吃上一口便回味无穷。我每年长假都急着回故乡住些日子，大概是被这老城的味道吸引的吧。
第二层味道便是这座城市的人们。这座城能承载几千年的历史，与其包容开放的精神气质是分不开的。在我的体验里，这里不管是什么岗位的人，都能热情地对待生活。在我的记忆里，每次从机场打车回家，出租车司机总能用亲切的邯郸话跟我唠上几句，这口音时时刻刻提醒着我，这就是家乡。
第三层味道就是这座古城的文化气息。这里被称为“成语之都”、“太极之乡”，小孩子从学说话、学走路开始就耳濡目染，其文化之气里往往就多出一些“成语”和“太极”的味道。
秦始皇嬴政生于此地，也就是战国末期的赵国都城邯郸。他从邯郸出发，一步步崛起，横扫六国，统一中国，建立了“千古一帝”的不朽功业。而作为一个学生，我更感兴趣的是，秦始皇统一中原后，下令统一和简化文字，让汉字从大篆统一到小篆，后来又改进为隶书。我喜欢隶书，喜欢这穿越千年的神奇文化。
放眼历史，北京、西安、南京、洛阳、开封、杭州等古城随着朝代的更替，其城市的名字也是不断变化的，而“邯郸”作为地名长达三千多年，从未改变，这恐怕是中国地名文化的一个特例。
每年长假，我都要回到邯郸，在故乡住些日子。我常常去滏阳河畔，在那里畅想未来，心中充满阳光。燕赵古都，老城街巷，我喜欢这里的万家灯火；梧桐树旁，现代建筑，我喜欢展望古城往南续写的方向。
乡土中国，乡土邯郸，乡土乡音里有我辗转的老城的味道，有我遐想穿越的温暖的乡愁。在异乡的新城，我为“家乡”代言，但愿我心目中的邯郸味没有客愁之苦，而有的，是同学少年，共享风华。
乡村社会无疑是中国的传统社会，直到今天还在中国占据主流位置，尽管它已经成为新潮和时代的弃儿，成为追求现代化的心病。我们不喜欢它了，觉得背着这个名字在国际上有点欠地位，脱不了国际大款眼中的土包子形象。可是努力奋斗了半个世纪，我们还是摆不脱这样的纠缠，还在想方设法;个人想脱农皮而脱不掉，国家想脱农皮也常感为难。
因为乡村社会本来就是个稳定的不容易改变、不容易创新的社会;农业的特点是求稳，四季的轮回即可保证农业的运转，四季的轮回立刻带动人民的生活、带动人民的观念跟着轮回。乡村因为不变，所以重视传统，所以重视经验，所以有了老一辈的权威地位。长辈们继承了前代的一切方法、标准，这些旧传统，是足够把当前生活应付得服服帖帖的。后生小辈自然只能唯唯诺诺，专以学传统为务，务必把老者当权威、当老师，只能尊崇不能违反。待过几十年，自己也登上老者的尊位，可以捋着胡须满有把握地数落乳臭未干的后生了;这样的经历，好像复制一般，一批又一批地复制，如同四季的复制。
生活方式影响生活的观念。不愿意变革、只求稳定是农业社会的思想特征。老人的话就一定是对的，可以成为人生的指针，因为他传递着祖辈们的心得，是靠世世代代历经洗练淘出的金玉之珍。听话的孩子才是好孩子，后生要树立正面形象，听话是先决条件，老人的'话不对你也不可以反驳，你也不可以顶撞。传统教育要求孝，孝的主要内容就是“无违父之道”，且根本不许怀疑父之道算不算是道，一怀疑就危险，一危险就可怕，后果是严重的。听话者，善守祖业者，可以得一世英名，说不定还有御赐的嘉奖。退一步讲，就算上辈人的确立错了规矩，你也没有可以顶撞可以反驳的资格，你可以阳奉阴违，但是照顾老人的面子和情绪是顶重要的事情，是严重地关乎道德的事情。此外再无可退步的地方。
在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一书中，提出了一系列关于乡土社会的概念。其中，费教授将乡土社会概括为“礼治社会”，且还是一个“无讼”的社会。的确，乡土社会由于其空间流动性小，人与人之间交往单纯的特点，使得法律在这个社会中发挥的作用极其有限。人们似乎仅仅依靠“礼”就能维持良好的秩序，彼此之间发生冲突也不会寻求法律途径解决，而是通过协商和解。这就使得人们认为乡土社会是一个“无讼”的礼治社会。
“无讼”，是费孝通先生对于乡土社会中一种现象的描述。具体说来就是在乡土社会中的人们依靠自身的道德教化，人与人之间和睦相处，纠纷和争议都通过协商解决，而不是采取诉讼的方式的一种理想化状态。由此，人们认为乡土社会是一个“无讼”的礼治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不需要法律的存在。
在古代，封建统治为了维护其自身统治，需要对整个社会进行管理。封建社会“无讼”文化是统治阶级维持社会秩序，实现长久统治的需要而提出的，并通过贱讼、压讼、灭讼等方式来达到这一目的。从儒家创始人孔子最早提出“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到宋代大诗人苏东坡声称“读书万卷不读律”；从早期专门从事法律工作的讼师（即现代的律师）被民众称之为“讼棍”，到常提起诉讼的人被认为是“搬弄是非”之人或游手好闲之徒；从封建官吏政绩考核中善于教化，善于息讼、止讼的考核标准，到国家机器惯以严刑峻法迫使民众视法为畏途，产生厌讼情绪，反映出中国封建社会在几千年的历史时期中对诉讼采取的压制、抑制的指导思想和行为标准。从这一方面说，产生“无讼”的原因并不仅仅在于社会中的人们能够依靠礼的教化维持正常的秩序，或者说考虑到人际关系等方面的因素，而也可能是因为统治或司法官吏希望没有人来诉讼或少诉，从而积极的主张无讼。但这种情况较多的出现在封建专制国家中，在现代国家应很少有这种情况。国家虽然也希望社会中尽量出现无讼的情况，但并不会主动的去干涉；另外，现在的法官并不要求与领导者的思想保持高度一致，他们也可以独立进行判决、裁量，且他们都是依靠自己的力量争取案件的双方当事人自行协商、调解，这与乡土社会中双方当事人自行调解有所不同。
儒家认为，和谐包括天道自然和谐、天人和谐和人人和谐，这些决定着国家和个人的幸福。特别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讲求互谅互让，自己要正名分，明等差，并使各人都能够安分守己，避免发生纠纷和矛盾。即使发生了纠纷，也应力图通过和解，调处息讼，使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为了达到和谐的理想境界，人们就应奉行中庸之道为做人处世的行为准则。在这样的哲学思想长期影响下，“无讼”观念的形成则是自然而然的了。”著名比较法学家勒内·达维德对中国人的这种和谐与中庸之道有较深的感悟：“中国人一般是在不用法的情况下生活的。他们对于法律制定些什么规定不感兴趣，也不愿站到法官的面前去，他们处理与别人的关系以是否合乎情理为准则，他们不要求什么权利，要的只是和睦相处和和谐。”
尽管我国的司法制度在逐渐完善。但据笔者所知，在很多地方，如果不是发生非常严重的事故，如谋杀、枪杀或者是其他产生了严重后果的事件，人们一般都不会选择诉讼的方式。有的是因为觉得这件事太小，不愿意起诉；有的则是当自己的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选择逃避的方式，有的则是不知道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总之，“无讼”的现象还普遍存在，需要国家对这一方面加强教育与指导。
费孝通先生对于传统中国农村社会的经典表述，深刻地体现了中国基层社会所特有的文化渊源和秩序传统。其学术贡献是毋庸置疑的。但是，自从他提出“礼治社会”这一概念以来，就一直被人不假思索地加以援用，以致人们普遍都以为，中国传统农村社会秩序的维持是“唯礼无法之治”。对于“无讼”的观点，我们应辩证的看待，尤其是它产生的社会基础。不能认为在礼治社会中就没有法的存在，或者说在这样的社会里就不需要法。在现代社会中，如果说没有法，个人的权益是很难得到公平的保护的；至于法在礼治社会中的作用，则需要依赖于时间来证明。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尤其是在广大农村地区，如果双方的纠纷没有达成和解，也就是他们寻求的调解组织调解失败后，就会建议一方当事人去法院起诉另一方当事人。这可以从另一个方面说明，当和解不成的时候，人们是会寻求法律途径解决问题的。在这个时候，双方的矛盾必定是达到了不可化解的地步，且彼此之间的关系也恶化，并不会担心将对方起诉到法院后会产生不利的后果。所以，我们不能片面的说乡土社会还是原先那个保持流动不变的社会，人们还是一味的寻求和解，当送法下乡的活动进行这么多年后，人们的观念总归是有些变化的，特别是侵犯了他们的重大利益时还是会依靠诉讼途径维护自己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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