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的路上充满坎坷和困难，只有坚持不懈，才能收获辉煌的一生。请看以下励志总结范文，希望能激励你在困难面前坚持不懈，勇往直前。
1994年我结婚当天，多想把手上捧着的香槟色花球抛给她，因为我认为她是最适合的人选，我想把这份喜气交到她手上，可是我不知道她在哪里。
婚后不久和朋友在君悦酒店茶聚，接到她打来的电话，“你在哪儿？我想把花球抛给你的，你……”
我一连串说了一大堆，她只在电话那头轻轻地笑，“我在清迈，我有一套红宝石首饰送给你。”那是我和她最后的对白。
1980年她在洛杉矶，我在三藩巿，她开车来看我，我们一起逛百货公司，其实两人也并不真想买东西。临出店门，她要我等一下，原来她跑去买一瓶香水送给我。我们喝了杯饮料，她晚饭都不吃就赶着开车回去。那是我们第一次相约见面，大家都不太熟悉，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但是我却被她交我这个朋友所付出的诚意深深地打动。
和她的交往不算深。她很神秘，如果她不想被打扰，你是联络不到她的。我们互相欣赏。对她欣赏的程度是——男朋友移情别恋如果对象是她，我决不介意。
记得那晚她和我都精心地打扮，大家穿上白天shopping回来的新衣裳，我穿的是一件闪着亮光的黑色直身emporioarmani吊带短裙，颈上戴着一串串chanel珠链。她穿的那件及膝小礼服，虽然是一身黑，但服装款式和布料层次分明。下摆是蕾丝打折裙，腰系黑缎带，特点是上身黑雪纺点缀着许多同色绣花小圆点，若隐若现的。最让我惊讶的是，她信心十足地里面什么都不穿，我则整晚都没敢朝她胸前正面直望。
我们走进餐厅，还没坐定，就听到背后盘子刀叉哐啷哐啷跌落一地的声音，我想，这waiter一定为他的不小心而感到懊恼万分。她却忍不住窃笑，“你看，那小男生看到我们惊艳得碗盘都拿不稳了。”
有几次在餐厅吃饭，听到钢琴师弹奏美妙的音乐，她会亲自送上一杯香槟，赞美几句。她对所有服务她的人都彬彬有礼，口袋里总是装满一两百法朗纸钞，随时做小费用，我看她给的次数太多，换一些五十的给她，她坚持不收。
有次在车上她拿出一盒卡带（那时候还没有盘片）放给我听，里面有她重新录唱的三首成名曲，原来那段时间她在英国学声乐，她很认真地跟我解释如何运用舌头和喉咙的唱法令歌声更圆润。对于没有音乐细胞的我，虽然听不懂也分辨不出和之前的歌有什么不同，但对她追求完美和精益求精的精神深感敬佩。
有一天到她家吃午饭，车子停在大厦的地下停车场，那里空无一人，经过几个回廊，也冷冷清清。走出电梯进入她那坐落于巴黎高尚住宅区的公寓，一进门，大厅中间一张圆木桌，地上彩色拼花大理石，天花好像有盏水晶灯。那天吃的是清淡的白色炒米粉，照顾她的是一名中国女佣。一直以来的梦想就是在巴黎有个小公寓，她在巴黎的这所公寓比我的梦更加完美。可是我感受到的却是孤寂。
那些日子，我们说了些什么不太记得，只记得在巴黎消磨的快乐时光。
结束了愉快的巴黎之旅，我们一同回港，在机上我问她自己孤身在外，不感到寂寞吗？她说算命的说她命中注定要离乡别井，这样对她较好。
飞机缓缓地降落香港，我们的神经线也渐渐地开始绷紧，她提议我们分开来下机，我叫她先走。第二天全香港都以大篇幅的头条，报道她回港的消息。
20xx年来临的前夕，我在南非度假，因为睡不着，打开窗帘，窗外星斗满天，拱照着蒙上一层薄雾的橙色月亮，诗意盎然，我想起了她，嘴里轻哼着“月亮代表我的心”。
她突然的离去，我怅然若失，总觉得我们的友谊还没有结束。
这些年她经常在我梦里出现，梦里的她和现实的她一样——谜一样的女人。奇妙的是，在梦里，世人都以为她去了天国，唯独我知道她还在人间。
《空降美国中学》的作者郝煜被英国剑桥大学录取了，她为何那么幸运呢？原来郝煜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父亲是一名教育工作者。受父亲的熏陶，郝煜从小就养成了自强独立的性格，在生活上有着很好的自理能力。
在郝煜很小的时候，父母就不当“保姆”，而是锻炼女儿的独立能力。一个炎热的夏天，年仅四岁的郝煜想吃冰棒，父亲说要吃自己去买，可是要到马路对面去才能买到。郝煜嘴巴一嘟：“自己去就自己去。”父亲笑了，便给了女儿一元钱，并且教女儿如何过马路。女儿拿着一元钱，面对来来往往、川流不息的车辆并不怕，她也没有着急过马路，而是按照父亲的嘱咐耐心等待车过完，绿灯亮，才快速地跑到马路对面。当她回来时，父亲悬着的心这才落下，夸奖道：“你真厉害！”郝煜笑了，她觉得这根冰棒特别甜。
此后，父亲更加注意培养孩子的独立性。五年级的寒假刚刚来临时，郝煜想去参加远在锦州的“全脑学习培训班”，可是那时父母又没时间，没法带她去，最后父母狠下决心地问：“你自己去，行吗？”“行啊！”但父亲还是担心女儿的安全，便问道：“独自坐火车怕不怕被坏人带走？”郝煜不仅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害怕，反而笑着安慰父亲：“没事儿，我不和单独旅行的旅客说话。”郝煜的一言一行都有着“小大人”的风范，让父亲很是放心。就这样九岁的她独自登上了由北京开往锦州的火车。在锦州学习了半个月之后，她又独自前往上海探亲。
当女儿安全返回时，父母感到很欣慰：女儿超越了同龄人的处世之道，看来过去的“放养”教育是成功的，而且效果显著。后来，郝煜要上高中了，上哪所高中，父母全由她自己选择、决定。可刚刚升入高一的郝煜通过父亲了解到“中美交换生”这个项目，她突然说想去美国。父亲于是说：“那好，你自己做决定，自己去申请，自己去办一切事，能成功你就去，但去了可别哭鼻子啊！”郝煜说：“好！”申请的过程，还挺难的，不少同学，在父母的帮助下，填的几份表都被打了回来。女儿却不要父母插手，独自完成申请、填表，办理手续，有张表居然有58张，她竟然一次通过，最后她以优异的成绩成功申请到国际交换生的名额，15岁只身飞渡大洋彼岸北卡罗纳州，担当起“文化交流小使者”的角色。
一到美国，孤独、想家，语言不通、没有朋友等问题一齐向她袭来，没想到郝煜凭着自己的勇敢和智慧，在短短的11天，就跟“家人”、同学、老师打成一片，受到寄宿家庭和同学的欢迎。她帮助美国“妈妈”做事，每天要清理厨房，做早餐，洗碗。朋友称她为“向日葵”，留学一年，郝煜跟寄宿家庭的成员建立了美好深厚的情谊，赢得了一大群知己，并且得到了所有老师的称赞。她还组织策划全校为海地地震捐款，超越同龄人的高情商帮助她处理好了与寄宿家庭的冲突，克服了课堂上中美文化的差异，第一年郝煜就在全校年级考试排名第三，受到美国精英组织nationalbetaclub的入会邀请。她还坚持每天写一篇2000字的日记，回国后将300多篇日记整理出书，取名《空降美国中学》。
就这样，高中尚未毕业的她就获得了英国剑桥大学、英国帝国理工学院、美国北卡教堂山分校等高等学府的录取通知书。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郝煜说：“我很感谢父母从小到大在很多事情上给予了我自己选择的权利，让我从小懂得对待事情要全方位考虑，自己也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培养了我处理事情的自主和独立。”
理查·派迪是运动史上赢得奖金最多的赛车选手。当他第一次赛完车回来，向母亲报告结果时，那情景对他后来的成功有很大的影响。
“妈!”他冲进家门，“有35辆车参加比赛，我跑了第二。”
“你输了!”他母亲回答道。
“但是，妈!”他抗议道，“您不认为我第一次就跑了个第二是很好的事情吗?”
“理查!”母亲严厉道，“你用不着跑在别人后面!”
接下来的中，理查·派迪一直称霸赛车界，他的许多项纪录到今天还保持着，没有被打破。
分析：能正确地激励自己，对自己充满自信的人，往往就能获得成功的青睐。
话题：“激励的价值”“成功与自信”“家教教育”
俞敏洪的办公室里，一幅放大的、挂在墙上的照片格外引人注目：在一片长着荒草的田地上，立着两间已无人居住、摇摇欲坠的破瓦房。
那是俞敏洪在江苏江阴农村的老家。
他拍下这张照片，为的是永远记住过去，记住生命中那一段又一段孤独、失败与屈辱的日子。
这一切，俞敏洪是怎样做到的?
他曾经出版过一本演讲集，《挺立在孤独、失败与屈辱的废墟上》。书名就让人惊心动魄。
上大学三件事：知识、友谊、爱情。可是，伴随他的永远是绝望
从小学习差劲、江阴农村田野里的插秧能手俞敏洪，连续考了三次大学，英语从33分、55分，考到98分，出人意料地进了北京大学。北大是什么地方?人人都是人中龙凤，人人都比俞敏洪聪明能干。他总是被同学嘲笑。
俞敏洪心情郁闷，读到三年级生病了，大口吐血，肺结核，休学一年。休学意味着留级，和原来的同班同学又差了一大截。这个打击是毁灭性的。
他怅惘，希望在哪儿?他概括上大学三件事：知识、友谊、爱情。可是，伴随他的永远是绝望。学识不如人，聪慧不如人，身体不如人，交女朋友更不如人……“死的念头都有了”。
然而俞敏洪毕业时阴差阳错留了校。当时，出国几乎成了成功的一标志。朋友和同学，徐小平、刘江、包凡一……陆陆续续去了美国和加拿大，剩下总是不如人的俞敏洪。老婆恨铁不成钢，骂他窝囊废。
他决定到外面去兼职上课。1989年夏末，他穿着裤衩、趿着拖鞋出了北大校门，到外面英语培训班当老师。每小时20元，他定了个目标，为3/4美元而奋斗。
1990年秋天的一个傍晚，外面下着雨，同学加好友王强窜到他家喝酒。北大的高音大喇叭正在广播。
“你听你听，老俞，在说你呢!”王强急呼。
果然，广播里在说“俞敏洪”如何如何。呀，是北大对英语系教师俞敏洪的处分决定，说俞敏洪私自在外授课，严重影响教学秩序。
处分决定连播三天，北大有线电视连播半个月，处分布告在北大著名的三角地橱窗里锁了一个半月。处分这么重，公开侮辱，俞敏洪事先不知道，没有思想准备。
北大曾经规定，对教师的处分不公开，因为教师要给学生上课，在学生面前最重要的是面子。北大在俞敏洪这里破了规矩。第二天，俞敏洪走进教室，学生异样的眼神告诉他，他呆不下去了。
流离失所的俞敏洪，下定决心扎进江湖，凭着北大练出来的头脑和一张嘴，当了“个体户”。
他去找曾经任过课的民办东方大学商量，创办东方大学英语培训部，学校出牌子，他上交15％的管理费。
他在中关村第二小学租了间平房当教室，一个窄窄的胡同里。门外支张桌子，一把椅子，“东方大学英语培训部”正式成立，只有两个人，他是头，他老婆打下手，当出纳会计，上午俞敏洪骑自行车出去，拎着浆糊桶。电线杆子上贴广告，下午守株待兔。
第一天，来了两个学生，看见“东方大学英语培训部”那么大的牌子，只有俞敏洪夫妻俩，破桌子，破椅子，破平房，登记册干干净净，人影都没有，满脸狐疑。俞敏洪好说歹说，让两个学生留下钱。夫妻俩正高兴着呢，两个学生又回来把钱要回去了。
一个星期六，三个学生十分爽快地扔下钱走了。“1000多块钱啊!一天的功夫，是我在北大四个月的工资啊!”晚上回家，他老婆一面数钱，嘴里一面念叨着：“来了三个……来了三个……”
俞敏洪心生一计。第二天，他在出国考试托福、gre所有报名册上各填30个假名字，来人像是从第31个开始。这一招还挺灵，一些学生将信将疑报了名。
他又心生一计，“咱们现在学生少，赚不到钱，干脆办免费讲座。”
他写了广告，定了中关村二小50人的大教室。结果大出所料，晚上来了二三百人，教室里挤得满满的，教室外还有200多人，把四个窗口堵得严严实实。
场面宏大感人，人气旺盛。俞敏洪顿时精神倍增，侃侃而谈，超水平发挥，两个小时下来，效果极佳。北京初冬的天气，外面奇冷，教室窗子大开着，里外的人，没有一个离开。这是俞敏洪在北大的教师生涯中从未有过的经历。他在学生的眼神中感受到了一种激情，一种渴望，给他以震撼和希望。
“免费讲座”开创了北京民办教育的新形式，为俞敏洪的出国考试培训打开了局面。
一上路，就进入了激烈竞争的漩涡中心。
1992年初春，一个广告员出去贴电线杆广告，被竞争对手捅了三刀。俞敏洪意识到社会关系的好坏，是将来自己做大的前提。人托人。好不容易请了公安局的人吃饭。不会社会上那套经验的俞敏洪，憋不出话来，为了显示自己的真诚和掩盖内心的尴尬、恐惧，他不停劝酒，自己先喝，最后把自己喝到了桌子底下。
送到医院、抢救两个半小时才活过来。医生说，换一般人，回不来了。
老师背他回家的路上，一个多小时，他一边哭，一边撕心裂肺地喊：“我不干了，把学校关了——”
“那时，我感到特别痛苦，特别孤独无助，四面漏风的破办公室，一家人住在四面漏风漏雨的农村房子里，没有生源，没有教师，没有能力应付社会上的事，同学都在国外，干的事看不到希望……”
哭够了，喊累了，睡着了，醒来后，酒也醒了。晚上7点还有课，又像往常一样，背上书包上课去了。
竞争在继续，捅刀子的没有了。
一个冲妻子大喊“我发财了!”一个说“这太奇妙，太刺激了”
活下来后，生命的冲动就是长大。
1993年11月16日这个日子，俞敏洪就像自己女儿生日一样记得清楚。这一天，“新东方”在北京西北角的西三旗一间平房里诞生了。
到1994年时，俞敏洪已经挣够了学费，可以追随徐小平、王强出国留学了。停下来往回一看。他发现，新东方这驾马车已经走了很长一段路程，学生数1994年比1991年出来干时增加了好几百倍，还有继续增加的趋势，他自己都吓了一跳：事情干大了?!
出国，还是继续拖着新东方这驾马车往前走?他拿着学生报名册愣了很久，2000多个名字，都是自己一笔一划写下来的。新东方这个孩子养大了，襁褓中抚育，风雨里成长，扔掉，舍不得啊。那台“红大发”面包车，已经开了三年，天天跑印刷厂，跑各教室，印资料，运资料，亲自把一份份资料发给学生。出国。学什么?说穿了，就是一个面子的问题。
他终于做出了一生中最重大的一次决定：留下来，让出国留学见鬼去吧!
他意识到新东方将是他的终身事业时，他想到了国外的老朋友们，他需要这些人与他一起干。1995年底，新东方已经有足够的实力和发展前景，吸引国外的老朋友们回来了。
1995年11月9日，温哥华机场。
俞敏洪在温哥华机场寒风中等徐小平已经等了一个半小时!
不热情的回应电话里“失去了精气神”，又把第一次出国的“老朋友”撂在机场上一个半小时，都不是徐小平以往的风格。原来，天才徐小平在国外混得穷困潦倒，妻子教书养家，自己在家带俩孩子。前途无望，长期以来心情沮丧。
一开始，徐小平还装着“驴屎外面光”，很有钱的样子。
没两天露了马脚。他领俞敏洪到一家酒吧，开着车在酒吧外绕了两圈都不停车。俞敏洪指着停车场说：
“你把车停到那儿不就行了吗?”
“这儿有个免费停车场，我在找呢。”徐小平很自然地说。
“怎么这……”俞敏洪一时很震惊，想说“怎么这么穷”，咽回去了。其实，俞敏洪不说出来，徐小平也知道他想说什么。
徐小平也在观察俞敏洪。俞敏洪花钱如流水，在北美40多天，见同学，见朋友，一路上花了一万多美元。他有明显的显摆心理，要花钱给大家看看，急于想让同学们知道，“我俞敏洪从一个特没出息的人，变成了一个特有出息的人。”
俞敏洪对徐小平大谈新东方的情况。他说：新东方现在有一万多学生，北京城起码有10万人是他的“门徒”，新东方的老师一节课最多能挣1000多块，一节课两个小时，他和有的老师一天要讲10个小时课，一天挣好几千块钱。
“一节课i000多块?”“是啊。”
徐小平开始算账。一个哈佛教授年薪12万美元，一个月1万美元，一天300美元，换算成人民币，一天也就是挣2400元人民币，新东方老师一天挣四五千元人民币!在加拿大讲课，一天挣100美元就不错。这绝对是全球以教书为生的人最高的日工资!
徐小平大为震惊。
俞敏洪劝徐小平回来做移民咨询，因为他在加拿大的一家公司做过移民咨询，懂加拿大法律，可以利用新东方这个舞台。
俞敏洪说，你回来，你的梦想我帮你实现。徐小平开始倾述他的梦想，情感的闸门打开，就止不住。他不停地倾诉，不停地给俞敏洪唱他写的歌，苦闷而忧伤的歌，一首一首地唱，一边流泪，一边唱。
俞敏洪心里哽哽地想哭，哭不出来。
一会儿老婆回家，徐小平兴奋得忘乎所以，冲老婆大喊，“我发财了!”
然后，孤零零的俞敏洪开着车，在北美的风雪交加的夜晚中狂奔。他还要去找王强。王强在美国著名的贝尔实验室做软件开发，拿着6万美元的年薪。
真正打动王强的是“看”。
王强带俞敏洪去普林斯顿，走进一家超市，有打工的中国学生，突然走过来，满脸景仰地问：“你是俞老师吗?”走进一家餐馆，也有中国学生站起来，“俞老师……”甚至走在大街上、校园区，也碰见了不少叫“俞老师”的人。王强两眼放光，像看外星人一样看着俞敏洪。这太奇妙了!太刺激了!
那时候，俞敏洪在新东方亲自教的学生成千上万，分布在北美各大学，真正是“桃李满天下”的感觉。而这也正是王强梦寐以求的感觉。
四只老虎一只猴，形成了新东方极强的`爆发力
俞敏洪、徐小平、王强“聚义”，给新东方注入了新鲜血液。
这帮哥们儿可不是等闲之辈。俞敏洪做了四件事：第一，为迎接徐小平，他用30万元的原装“帕萨特”换了“红大发”面包车；第二，撵走了原来做移民的加拿大老外，腾出地方让徐小平入主移民公司；第三，王强回来不久，撒出管财务、行政、后勤的老婆，改变新东方“夫妻店”形象；第四，划分地盘，确定新的利益格局。
俞敏洪决定不出国后，开始用比较长远的眼光来规划新东方学校。徐、王回来前，他就开始做铺垫。1994年底。他找到了民办外语培训学校“理想学校”校长杜子华。杜子华口语、听力教得不错。
两个民办校长见面。俞敏洪提出了兼并方案：一，新东方教师一节课平均300元，如果杜子华过来，可以每节课600元，翻一倍；二，口语班可以合并到新东方，交学校15％的管理费，其余归杜子华。各有所得，皆大欢喜，两人一拍即合。
这是俞敏洪典型的“糖纸理论”实战演习。小时候，俞敏洪有糖自己不吃，给农村小伙伴吃，大家便甘愿为他四处打架(给合作伙伴利益，做大)；糖纸俞敏洪自己留着，成了“孩子王”的象征(品牌自己掌控，扩大影响)。
徐小平、王强回来后，俞敏洪如法炮制。
徐小平管留学、签证、移民和咨询，王强的地盘是基础英语培训。
1997年10月，包凡一回国，俞敏洪给了新东方出版地盘。俞敏洪继续守着出国考试培训的老阵地。至此，新东方“诸侯分封制”格局形成，外语培训教学门类体系整合完毕。五个人当中，三个“海龟”，两个“土鳖”；俞敏洪、王强、包凡一三个同班同学，都属虎，加上杜子华属虎，四只虎。四只老虎一只猴，形成了新东方极强的爆发力。
同时，新东方开始形成自己的一种文化——“英雄不问出处，英雄不问年龄”。比如十分邪乎的是，高中都没毕业的罗永浩，混迹江湖，也站到了新东方讲台上!山东师大毕业的宋昊想到新东方上课，找不到俞敏洪，急了，（励志一生 ）打电话对办公室的人扯了个幌子：“我是他大学同学，睡在他上铺的兄弟，从加拿大回来刚下飞机，要他来接我，快把他的手机告诉我。”钱永强则直接把刚下车的俞敏洪堵在车门口，“我要到新东方上课。”“不拘一格降人才”，新东方撒着欢地跑起来。
从1995年起，新东方进入快速增长期。招生人数每年递增100％以上!
6年的时间，学生人数由1994年的3500人次，增加到2001年的25万人次。增加约71倍!(2004年全国招生人数达到75万)而且建立了比较完备的出国考试培训、基础外语培训、出国留学服务教学体系和正在展开的相关产业体系，市场竞争半径伸展到了主要中心城市。
至此，新东方奠定了中国外语培训市场的霸主地位。
“蜡烛马上就到，我会给你们带来光明!”
财富和名声为新东方聚集了人才，人才反过来为新东方创造了更大的名声，更多的财富，使“新东方”三个字成为商业潜力无穷的超级品牌。
但自从新东方有“海龟”的第一天起，就有以“海龟”为代表的西方思想与以俞敏洪为代表的“土鳖”本土观念、生活方式的冲突、磨擦。
美国耶鲁大学mba毕业的钱永强，看见俞敏洪和徐小平在耶鲁和哈佛大讲特讲“新东方精神”，诸如对“在绝望中寻找希望……”颇不以为然。《新东方精神》这部影响很大的书是徐小平编撰的，其中将新东方精神归纳为：“追求卓越，挑战极限，在绝望中寻找希望，人生终将辉煌!”
钱永强对新东方精神不以为然，认为内涵不够。徐小平和他吵作一团。
俞敏洪见他们吵得差不多了，说：“永强呀，新东方精神有多高，有多神，咱们不管。我自己也从来没为已经获得的东西而牛。而自豪。我只是想讲一个小故事给你听。我小时候，我家门前有一条路，一下雨。这条路就被水冲出一条沟，这条路不宽不窄，中间必须垫一块砖头，你才能走过去。不垫砖头，你就过不去，你想过去，有时候，一怕，一跳，就掉到泥里去了。所以，每次下雨的时候，我都要拣一块砖头，垫在沟中间，来往行人，一脚就垫过沟坎了。新东方精神就是这么一小块砖头，使得每一个学生。在他奋斗最艰难的时候，最疲惫的时候。我们给他垫上一块砖头，他不至于在一跳的时候掉到沟里去。我们就是这块砖头，这块垫脚石，让他们可以顺利地跨过这个沟坎。新东方确确实实帮助过无数学生跨过这个沟坎，给了他们力量，给了他们知识，给了他们方向。新东方做到这一点，就够了。”
这是俞敏洪第一次用意象来系统地阐述“新东方精神”。
耶鲁的春夜里，自视甚高的钱永强和徐小平，都被感动了。
要做一块“垫脚石”不容易。
这些副校长们都知道，俞敏洪把学生当上帝看待，“对学生不好，就变成了魔鬼”。不惜代价给不满意(不管是什么原因)的学生退学费，组织参加春节不能回家的学生的联欢会，为学习好的学生发奖，一奖十多万。结业发奖大会上让校长们向台下的学生三鞠躬。徐小平至今对鞠躬的事耿耿于怀，说：“有失师道尊严。”俞敏洪不这么看：“学生学得太难太苦，学完了，给他们鞠躬，向他们表示慰问，表示敬意。有什么不好?伤着我们什么了?”
夏天热的时候，条件差的教室没有空调没有电风扇，要准备成车的冰块拉到各个教室。几百人的大教室，讲台上放几块冰不管用啊，俞敏洪说。“教室里桌子凳子挤满了，再多了放不下，起码可以在心理上解决问题啊，你不知道曹操‘望梅止渴’的故事吗?”
北京到处挖坑修路，教室经常停电，新东方每年都要准备上万支蜡烛，上百个煤油灯，哪停电往哪运。20世纪90年代，在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点蜡烛点煤油灯上课，像是《天方夜谭》里的神话故事。
新东方“激情新概念英语”的创始人江博说，讲课，应该是一门艺术，要有思想，有审美，让学生就像在沙漠中行走，突然发现一罐“红牛”，发现一头骆驼。有一天晚上，正上着课，突然停电，江博喊道，“同学们，你们等一会儿，蜡烛马上就到，我会给你们带来光明的!”
学生们在黑暗中等待着蜡烛，等待着蜡烛带来的火光。
十几分钟后，蜡烛来了。他先点燃了两支，放在黑板的托盘上。黑板被照亮了。他把第三支点燃，交给前排的同学，依次往后传。光明向后传递，黑暗渐渐隐退。烛光腾腾闪烁，像一个个会说话的灵魂，照亮了学生的脸庞，照亮了学生的眼睛。江博看到一双双眼睛里“没有抱怨，只有新奇”。他说，这是他“一生中看到的最美丽的眼睛”。
教室里静静的，谁都不敢说话，生怕亵渎这一神圣的时刻。
俞敏洪对这种情景太熟悉了。他在新东方点燃了第一支蜡烛。1995年底，他去加拿大蒙特利尔一个大教堂参观，教堂里上千支燃烧着的蜡烛一层一层升上去，肃穆，庄严，神圣。这使他想到了几年前他在北大附中阶梯教室上课。停电了，一片漆黑，他找人买来了蜡烛。在100多支蜡烛的照耀下，他坚持讲完了两个小时的课。他说：“我当时感觉太神圣了!那种神圣庄严感，无法用语言来形容。”
新东方创业时期，几乎所有的老师都经历过这种场面。
“我愿意用个人换回新东方。用生命换回新东方”
穷教书匠，历史上教书匠从来都是跟“穷”字绑一块儿的，俞敏洪和新东方硬是把教书匠前边的“穷”字拿掉了，不仅拿掉了，而且还让教书匠变成了百万富翁。
然而任何事物总是变化的，“大成功后面必是大危机。”到2000年初，随着英语培训市场的变化，因人而异开辟的地盘没有覆盖到的新领域(如电脑培训、教学软件)的迅速发展，各路诸侯的胃口和攀比心态随之扩大，利益边界严重混淆、重叠，纷争、矛盾、冲突、攻伐日渐加剧，俞敏洪精心设计的，曾经非常有效的“分封制度”，开始出现隐患。
危机与机遇往往又是并存的。
同是2000年初，资本运作专家、人民大学金融研究所所长王明夫来到新东方，说：“为什么新东方不值50个亿?!”
新东方人在“50亿”的巨大诱惑下，迅速结束了近5年的“分封割据”。2000年5月开始股份制改造。五个月后，他们注册了“东方人教育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准备在较短的时间里，实现现代公司治理结构，整合新东方产业资源，然后展开资本运作，筹备上市。
这一来，在未来虚幻的“巨大诱惑”面前，诸侯们交出了地盘，意图“一统江山”。那个一团和气，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友情为重的“现实利益”时代结束了。尤其是公司股权设计，俞敏洪占绝对控股地位。其他十个人分享其余股权，小股东大多数人不舒服，认为应该得到更多。
新东方开始了艰难而痛苦的现代企业转型。
新东方公司化改造2000年5月1日正式启动，历时一年半，高层思想不统一，冲突不断。小股东地盘没有了，人、财、物的支配权取消了，公司没有利润，股权朝不保夕，自然陷入恐慌，陷入对俞敏洪“改革”动机的怀疑，结果被理解为俞敏洪“杯酒释兵权”的一场“阴谋”；又说他搞“人民公社”，“剥夺”大家的劳动成果。
俞敏洪和他的新东方团队。面临着二次创业内部利益调整的复杂局面。
2001年8月27日，王强提出辞职。第二天，徐小平支持王强，也向董事长俞敏洪递交了辞去董事的辞呈。两个消息，“如同晴天霹雳”。
俞敏洪一脸的震惊、茫然和沮丧。
此时的新东方号称“三驾马车”，三驾去其二，还会有新东方吗?
2001年8月28日晚，新东方紧急召开董事会。董事会开成了批判会。所有矛头直指俞敏洪。
平时不抽烟的俞敏洪要了一支烟，眼睛鼻子都挤在了一块儿，闷闷地抽着。
俞敏洪意识到，新东方新一轮危机开始了。
从管理学的角度看，新东方最大的麻烦是朋友在一起做事，互相要求完美，特别是要求道德上的完美。同时，没有统一对新东方发展前景的认识，对很多最基本的价值层面的问题没有取得共识。权力系于俞敏洪一身，反而强化了元老们被抛弃或即将被抛弃的恐惧感。
看大家发难结束，俞敏洪说话了：“我希望王强和小平留下来。对新东方有好处。如果以我的离开一段时间或者彻底离开，能换来新东方团队的团结，我愿意。”
他提出辞去新东方董事长兼总经理的职务。“如果能以我的离开换来新东方的发展，我会高兴一百倍一千倍。我愿意用个人换回新东方，用生命换回新东方。
“我干了十年了，干得很累。我需要家庭团聚，妻子女儿在加拿大，长期分离，女儿都快要不认识我了。我应该到国外去读书……”俞敏洪的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儿，强忍着在眼镜后面闪烁。
会场上已有人泣不成声。
“都江堰都能一劳永逸。完成千秋大业，为什么新东方不能?”
11月1日，是王强给俞敏洪的最后期限。这天，徐小平发难。他以非常激烈的形式抵制俞敏洪关于让钱永强担任新东方市场推广总监的任命。
徐小平的行动雪上加霜，把俞敏洪逼上了绝路。
11月初，俞敏洪一人来到四川青城山。他想喘口气。
青城天下幽。青城山是道教名山。不远处，就是中华民族的丰功伟业——都江堰。
青城后山峰回路转，溪流时而潺潺，时而轰鸣。山上有茶馆，老妪沏上一杯香茶，山人合一，充溢着灵气。俞敏洪读都江堰碑，知李冰父子修都江堰，因势利导，顺其自然，一劳永逸，从此岷江安澜，成都平原生民2200年享其利，遂成“天府之国”。他说：“都江堰都能一劳永逸，完成千秋大业，为什么新东方不能?”
俞敏洪游青城山、都江堰似乎悟到了什么。
今年的11月有两个重要的日子，一个是王强给定的时间表，一个是11月16日——新东方学校创建8周年。
11月6日，俞敏洪飞回北京，决心已下。
第二步，说服杜子华留下来；
第三步，说服王强留在新东方，并且恢复董事职务，出任新东方公司的产业开发副总经理。“你一定要回来!我可以跪下来请你回来!”
话说到了这种份上，王强开始松动。
第四步，彻底打消小股东的不安全感，在利益的层面上妥协，以稳定新东方团队。11月20日，他提议召开股东大会，通过关于年终-分红的“股东协议”。
第五步，削弱徐小平的权利。
第六步，在新的薪酬体系下，新团队立即审议2002年各部门、各分支机构的财务预算，在现有产业基础上挖掘发展潜力，把原来的财务预算提高了近一倍，让大家能见度很高地看到了明年可能的收益，极大地鼓舞了士气。
正当新东方内部斗争最激烈的时候，俞敏洪在几个月的时间里读了几十本现代企业管理的书和企业家传记，不懂的地方，拜访各方高人，根据新东方的实际情况，写出了新东方企业组织结构、人事制度、薪酬制度等一系列设计文案。他说：“如果没有制度设计，自己都搞不清楚方向，说什么都等于零。”
俞敏洪在变化，在提升。
在新东方新团队的真诚挽留下，王强决定捐弃前嫌，回归新东方。
新东方又躲过一劫。接着徐小平重回核心团队，俞敏洪长叹：“老天爷不灭新东方!”
新东方诸公以他们的理智、学养、友谊、理想。以及有缺陷的个人魅力和初见端倪的新型利益关系，避免了一场由内讧而崩溃的庸俗结局。
这是中国教育事业的福音。
永远记住生命中那些孤独、失败与屈辱的日子
“新东方神话”已经在中国大学生中广为传播，新东方的成长史、俞敏洪的成才史已经成了某种激励哲学，被广泛运用在了新东方的课堂上。
一个考gke的男生说，一天200个新单词的任务量，我面对着学校的院墙拼命地干嚎，背得快吐的时候，一想起自己只要努力就能从小人物变成俞敏洪一样的牛人，就信心百倍，感觉能推倒面前这堵墙!
学生们想象不到的是，新东方和他们的偶像俞敏洪，还会变得更牛。2004年，老虎基金的3000万美元无声无息地进入了新东方。“很多私募企业都被引进的资金挤得半死不活。”俞敏洪强调新东方的不可复制性。老虎基金中国负责人陈晓红，是俞敏洪北大任教时的学生。对当年的老师，她对其人品和做事高度信赖。所以老虎基金进入前连新东方的账目都没怎么认真审查，而且表示：“钱如何花由新东方自主，对新东方业务不予干涉。”
同时，周成刚等现代企业“管理派”精英，恰到好处地发挥了作用。
2006年，在美国东部时间9月7曰上午9：25，一个通过教育产业成功上市的中国范例诞生了。俞敏洪身价立马蹿上18亿，不到一年涨到55亿!
新东方作为中国第一家在纽约证交所上市的教育机构，催生了中国近10名身价过亿教师的发财机器，引来教育圈内外强烈关注。从美国甚至世界圈来的钱，能否用到中国教育事业中去?新东方的上市模式能否拷贝。能为中国的教育特别是民办教育带来什么，新东方成了中国教育界的焦点。
新东方的示范效应，使国际热钱爱上了中国教育，大量基金拼命在中国民办教育中寻找合作伙伴。中国教育界的资本春天，已经到来。
随后，俞敏洪被评为“cctv2006年度经济人物”，再后，被评为“2007年度最具影响力的25位企业领袖”。
1836年，也就是清道光十六年，去京城参加会试的曾国藩，又一次落第了。生性沉稳的他，并没有因此意志消沉，只是感觉自己做得还不够好，需要加倍努力。他刚过26岁，以后的机会还多着呢。
会试榜单公布以后，曾国藩就平静地收拾行李，坐京杭大运河上的运粮船，启程返乡了。走到南京的时候，粮船停留补给，曾国藩走到南京街头逛书市。他走进一间书店，就看见赫然排列半面墙的“二十三史”，从《史记》《汉书》一直到《明史》，很全很齐备，这让爱书如命的曾国藩怦然心动。平时，由于要应考，看书自然以《四书》《五经》为主，闲暇时，他也看历代史书、唐诗宋词以及名家散文。
“二十三史”可是需要几百两银子才能买到的。别说是印刷业还不太发达的古代，即便是现在，要买齐这二十三部史书，也得花不少钱。想起自己囊中羞涩，这令曾国藩很是为难。一番纠结之后，他便提着行李去了当铺，把自己在北京时御寒的棉衣，全部给当掉了，换来几百两银子，把“二十三史”全部购齐，末了，这些古籍竟装了满满几大箱。
对于这件事，曾国藩有自己的想法。反正回到老家湖南，这些棉衣用不着了，还不如换点更加有用的东西。不过，以后进京赶考，又得添置新棉衣了。曾国藩沉浸在遨游知识海洋的喜悦中，对此，也没有多想。
回家以后，父亲曾麟书看到曾国藩一箱一箱的古籍图书往家运，又听曾国藩诉说事情原委，他并没有责备儿子，反而鼓励他这种做法。他对曾国藩说：“你典当棉衣买书，我自然很支持，我会借钱去把衣服赎回来。不过，这些书既然买了，希望你用心研读，不要把这笔财富白白浪费掉。”听了父亲的话，曾国藩泪如泉涌。
对于屡试不第的曾麟书而言，中举做官是他心中永远的痛。不过，他把这种伤痛，转化为培养几个孩子成才的动力，尤其在对老大曾国藩的教育上，更是不遗余力。曾国藩自幼便跟随父亲念书，可曾麟书自知天分不高，没有什么心得捷径供曾国藩参考，但是，他也有自己的办法，那就是不停地督促。从早到晚，他只要一有空，就加以考验，要求曾国藩一字不落，将所学知识背出来。这样一来，曾国藩慢慢就练就了扎实的功底，往往能举一反三。
经过两年刻苦努力，再加上曾国藩对史书的悉心研读，1838年，曾国藩再次应考，顺利高中进士，并入选翰林院庶吉士。翰林院内则大学士、尚书、侍郎，外则部督、巡抚，进了翰林院，可谓是“一步登天”。这时，曾国藩刚刚28岁。
不过，曾国藩深知，为给自己赎回棉衣，凑足考试用的盘缠，家人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他们东家借，西家求，该跪的人跪了，该拜的人拜了，最后，终于给曾国藩凑齐了三十三吊钱。一路上，虽然省吃俭用，可开销仍然很大，到了京城之后，曾国藩手上就只有三吊钱了。对他来说，这次应试，无疑是孤注一掷。幸好，曾家所有的努力，没有白费，终于培育出了精通文史、勤于国政的一代名臣。
理查·派迪是运动史上赢得奖金最多的赛车选手。当他第一次赛完车回来，向母亲报告结果时，那情景对他后来的成功有很大的影响。
“妈!”他冲进家门，“有35辆车参加比赛，我跑了第二。”
“你输了!”他母亲回答道。
“但是，妈!”他抗议道，“您不认为我第一次就跑了个第二是很好的事情吗?”
“理查!”母亲严厉道，“你用不着跑在别人后面!”
接下来的20年中，理查·派迪一直称霸赛车界，他的许多项纪录到今天还保持着，没有被打破。
分析：能正确地激励自己，对自己充满自信的人，往往就能获得成功的青睐。
我想美国《体育画报》早早就在设计最近一期的封面了，因为“新mvp”是没有悬念的。投票结果也证明了这一点，25岁的杜兰特赢得了来自评委们的119张“第一选择票”，勒布朗让位后辈，列在第二也属正常，但只有6张“第一选择票”，还是冷清了些。119比6，是气势，但还不能算趋势，时下大多数nba统帅们还是愿意围绕更具统治力的勒布朗来打造球队。《体育画报》也说得明白：“人们还想向你要一个总冠军。”
封面上，杜兰特高高地飞着，格里芬只能以背影低姿陪衬出场。好吧，新mvp驾到，他人避让。球迷都知道mvp为何意，并自觉地运用到自己所爱球星身上，马布里和易建联也闻听过山呼海啸整齐划一的礼赞。封面的顶端有一行标题，与杜兰特是个弱关联，棒球悍将卡洛斯·戈麦斯被赋予了一个新绰号——密尔沃基的mvp（maddeninglyvaluableplayer），“m”的意思变为——“使人恼火、发狂”。原来，戈麦斯性格火暴，绝不乖巧，让教练队友乃至球迷头痛不已，急得记者不禁发问：“为什么不能人人都爱卡洛斯·戈麦斯？”
策划太周到了，反衬出“学习阿杜好榜样”。人们可以期待阿杜一代新人换旧人，用总冠军改朝换代，但好青年在mvp加冕发布会上的谈吐并无奢望，无外乎志存高远与低调做人相结合嘛。也许是距离母亲节太过接近，阿杜催人泪下的获奖感言，让mvp的m又有了崭新含义。“妈妈才是真正的mvp”，这简直可以是母亲节体育永恒的主题。哪个黑人球员没有心酸童年，在华盛顿郊区糟糕的社区中，阿杜的妈妈一人担着两个儿子的命运，邮递员的收入还不能让孩子们衣食无忧，稍有闪失，孩子们就要去“混”社会，迟早倒在“枪弹”之下。“是你给我披上衣服，是你把食物摆在我的面前。”妈妈的努力，让杜兰特在中学时代不被教练和球探看中的彷徨日子，留在了家里，做了妈妈期待的老实孩子。
有人算过，阿杜25分钟发布会的感言中说出的“我爱你”次数超过一个成年男子一年的总量。爱队友、爱团队，唯有此才能不断成功，阿杜做到了。懂事的小伙子在风灾之后拿出100万美元做基金，帮助需要帮助的人们，鼓励大家讲出自己的故事相互激励，这项活动名叫“kd&me”，孩子们都已将见到阿杜并一起打球当成最大梦想，哪怕只有五分钟。
说感谢不难，真心感谢对手才难。谢谢勒布朗看似客套，但也算发自内心，未来几年的mvp之争可能多发在两人之间。竞争能让阿杜成长，好人阿杜比较难得。
在一次欧洲漫画联展上，有一幅漫画作品与其他的作品格格不入，似乎充满了对人生的愤怒，如同把医生的数百张处方都抄了下来，并在上面泼了酸水。最终这幅画荣获了本次漫画展的大奖。这幅画的作者约翰尼·希科莱顿，也由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一跃成为英国最著名的漫画家之一。殊不知，此时的约翰尼已经是一个身患绝症卧病在床的人了。
约翰尼·希科莱顿，1967年出生在英国伦敦附近的一个小镇上。同大多数孩子一样，他也有一个充满爱的家。孩童时期他就喜欢上了绘画。父亲的朋友漫画家荣恩·史密斯经常来他家做客，并带来一些自己创作的画作，有一次他对约翰尼说：“你不要再无所事事了，一心一意地练习绘画吧！你有这方面的天赋，你会成功的，因为这是你的宿命。”没想到这句话一语成真，绘画成了约翰尼后半生的精神支柱。
29岁时，约翰尼偶尔感觉到手脚有点麻木，刚开始他没太在意，以为是过度劳累造成的，谁知后来越来越严重，走路时还莫名其妙地摔倒。他在家人的陪同下去大医院检查，谁知这一检查，却被医生判了死刑。原来他得的是一种罕见的多发性硬化症，这种病病因出在免疫系统上，正常人的免疫系统只攻击那些入侵体内的细菌或病毒，而约翰尼的免疫系统则攻击他大脑内的神经细胞。随着神经逐渐被破坏，他的神经将不能控制整个身体，最后使他变成植物人，全身器官衰竭而亡。
为了使自己的心脏充满活力，约翰尼不得不吃一些味道古怪的药，一些给羊或小马吃的用来强心的药，他每天试着吃一小量杯，幻想自己的心脏能像老虎一样强壮。这时他已经不能走路了，每天只能借助轮椅到户外运动。他每天总是给自己找一些事做，比如照顾一下乞丐，到楼下送给他一条毯子，第二天再报警，说是他偷的。更多的时候，他只能通过画画来表现自己内心对生活的狂热。
他心里充满希望，总是很有创意和想象力地做一些事，把想到的事情通过画笔来表现。他把自己的卧室、客厅、厨房甚至厕所都装上摄像头，以便让更多的人见证他是怎样活下去的。他曾对着镜头说：“我决不会在疾病面前跪下，即使我身体不能动了，但在我躺下时，眼睛也还要环顾四周，我一定要活下去，我已做了非常充足的准备，哪怕最后面前放一个大杯子，像婴儿那样吸流食，我也要对病魔做出决定性的一击，保留住做人的尊严。”
他每天画12个小时，有时候醒来时手里还拿着笔。经过几年的探索与磨合，他把长久以来积蓄在心中的对病魔的愤怒，像火山爆发一样，在他的作品里表现出来，逐渐形成了独特的漫画叙写语言和视觉表现风格。大量的幽默漫画、连载漫画和漫画插图使得他卓然自树、声名鹊起，最终以职业漫画家的身份立足于竞争激烈的欧美漫画界。
5年后，约翰尼的膝盖以下失去了条件反射，两腿就像面条一样软，手也开始发抖，不久他的双手将无力拿起画笔，但他不能有这种想法，他总是给自己找一些事做，把这个想法压下去。他害怕自己的行为给身边的人产生不良影响，就给没有知觉的脚穿上运动鞋，每天吃大量的镇痛药，还义无反顾地投入到一些公益活动中。
20xx年，约翰尼的病被确诊后6年，他被人们称为约翰尼·枯树枝。他早晨起床后，不得不吞下一大把止痛药片，然后才能上厕所，全身上下像散架一样疼，这对一些人来说很难接受，但他仍然每天坚持创作，留下了大量的传世之作，他的画每幅都价值连城。他的事迹在英国广为流传，多家电视台播放了他的生活录像，录像中他总是精神焕发面带微笑，丝毫看不出是一个身患绝症的人。更让人难忘的是他常说的一句话：“我衷心祝愿全世界的人都健康快乐！我要让自己体面地活着，不怕失去生命，只怕失去风度。”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面对挫折和苦难，勇敢地接受，体面地活着，才是对生命意义的最好诠释。
第一眼看到陆川的人，大概都会被他的外表所欺骗。高大白净，戴着金丝边眼镜，一副斯文的模样。很难想像，就是这样一个看上去十足的白面书生，所拍的电影却都跟城市无关，跟爱情无关，甚至跟女人也无关。他的电影里，充斥的是生死，是杀戮，是撕裂，是最深层的绝望与最浓烈的救赎。从《寻枪》到《可可西里》，再到《南京！南京！》，这个生于新疆，长在北京的水瓶座男子，用自己的方式实践着关于理想的定义。
“童年是一个烙印”
陆川生在新疆，父母都是上海知青。背井离乡，去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是陆川的父辈当年实现理想的方式。
于是，他一出生便注定是个异乡人。
那是新疆最冷的二月，据说因为实在太冷，以至于他一生下来就会打喷嚏，直到今天此事还常被家里人“取笑”。听着是觉好笑，可实际经历却完全是两码事。陆川回忆着当年的情景：“我父母在新疆的日子非常苦，苦到什么程度呢？我爸后来告诉我，我生下来不到半小时，就被他用一辆拉羊粪的架子车给拉回他们住的地方去了。后来我妈坐月子，一共吃了五十个鸡蛋，四个猪蹄和两只母鸡。五十个鸡蛋是我爸他们农场的规矩，每个坐月子的女人都有；四个猪蹄和两只鸡呢，则是我爸给人献血换来的。”
事实上，这个用献血换猪蹄和母鸡的男人，是陆川的父亲，也是我们熟悉的著名作家陆天明。只是，对于陆川来说，父亲永远是一个会让他紧张的人。“我爸从来不当面表扬我，加上从小我弟就是天才，相比之下，我就比较平庸。或者说，我现在这样，其实挺让我爸吃惊的。”
陆川嘴里的天才弟弟，名叫陆丁，是个8岁进中学、14岁上大学、18岁成北大哲学博士的神童。有这样的弟弟，难怪从小蔫淘的陆川，总觉得自己很平庸。“我小时候就个子高，坐后排，跟蹲班生玩。蹲班生就是高年级留下来的那些差生，常常坐教室最后一排。我其实成绩并不差，但因为老跟蹲班生在一块儿，老师就老把我妈喊学校去，说陆川怎么这么差。但一看，其实有90多分的成绩。”
只是，终究离天才还有不小的距离。陆川心里明白，自己永远不会跟弟弟一样。不过，“我很庆幸自己是个正常的孩子”。在该读大学的时候读大学，在该愤青的时候愤青，在该恋爱的时候恋爱。他庆幸自己的聪明没有在小时候就暴露无遗，而是在以后的岁月里一点点地发挥。
就像30多年前的新疆奎屯，天苍苍，野茫茫。某个幼儿园里，一个名叫陆川的小孩，总喜欢坐在靠窗的位子上，心有旁骛地抠窗户上的土吃，直到把小角落吃出一个个的小洞洞。谁能想到，30多年后，这个孩子会成为中国第六代导演之一。
“我干的很多事，都让人吃惊，包括我爸。但是我心里明白，早晚我会成为这样的人。对此，我一直抱有强大的信念。”陆川的语气无比坚定。
“电影是一种信仰”
尽管陆川从小抱有要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的强大信念，可究竟要干什么，却在很长的时间里迷茫着。直到16岁那年，看了张艺谋的《红高粱》，才让他真真切切找到了人生的一个出口。
彼时正上中学的陆川还做着浪漫的文学梦，幻想着自己能跟父亲一样，成为受人敬仰的作家。可是在《红高粱》面前，文学就如一个弱不禁风的小孩，面对一个强壮的男人。“那种感觉无法用言语来形容，就是天地为之震撼，让我有种五雷轰顶的幻灭感，继而又无比兴奋，觉得人生有了方向。”
但等到他真正成为一个导演，开拍他的第一部电影，其间又隔了很多年。
这很多年里，他离电影最近的一次，是18岁高考前。“我那时候跟父亲说了想进电影学院，于是有一天放学回家就看到家里坐着一个年轻女孩。我爸说这是单位新分来的女导演，让她给看看你适不适合干这行。我那时候见到女孩就脸红，估计脚脖子都红了。那个女孩就是后来拍《牵手》的杨阳，当年她刚大学毕业。我记得她让我编个小品什么的，我就僵在那儿老半天不出声。然后我爸说，行了你出去吧，我就整个落荒而逃了。”
这之后，父亲替陆川填了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在南京，选的专业是英语。四年本科毕业回北京，第一份工作干翻译。“慢慢地，就会感觉虽然电影是你的梦想，但你被生活冲得越来越远，跟电影一点儿关系都没有，那种感觉挺难受的。就像我喜欢一个女孩，但是眼见她越走越远，最后和别的男孩好了，嫁人了，看着她亲昵地挽着别人的手，那个时候就是这样。”
只是，在近乎绝望的`时候，命运又转了个弯。1994年年末的一天，年轻的翻译官陆川，偶尔经过北京电影学院，看见了一则招生启事。仿佛看见一双大手在向自己召唤，这一次他毫不犹豫地奔上前去。
这个编号223的考生，清晰地记得自己拿到电影学院录取通知书的日子是1995年6月10日。怀着满腔热情和终于实现夙愿的激动，陆川在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念了三年硕士。结果临毕业，却错愕地发现自己还是在电影之外。
时间像流水那样平静而又残酷地离去，他执著地向往着电影，向往着他所期待的影像快感。可是此后两年，他没有任何收入。像一个不谙世事的孩子，只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写剧本，找剧本。幸好两年后，他等来了《寻枪》。
“爱情是一份礼物”
成为导演后的陆川，被我们所熟悉。我们知道他以近乎虔诚的努力打动了姜文，接拍他的处女作《寻枪》。之后又在可可西里高原区驻扎了大半年，用搏命的姿态完成了电影《可可西里》，拿下全球40多个奖项，成为“第六代”领军人物之一。
如今，他的第三部电影《南京！南京！》正在做后期制作。看似不可能的题材，再一次被陆川用行动证明了自己的无限可能。只是，这一切都关乎工作与理想，却独缺爱情。眼下埋头做后期的陆川，坦言很想找个女人，把生活安顿下来。“不要很漂亮那种，只要能彼此理解，能懂得分享与宽容的女人。”
可是，导演本身就意味着四海为家，居无定所。事实上，这个烦恼一直困扰着陆川，让他不时陷入痛苦中。“不拍戏时，很想过正常人的生活，老婆孩子热炕头。我这个人对物质享受没什么大追求，顶多打打游戏唱唱歌。可是一安顿下来，就很不安。我是说长时间的安顿，会让我抓狂。内心泛起无数欲望，想要离开，去创作，去拍摄。我这样的人，或许注定单身。”
话虽这么说，可没有人会真正拒绝爱情。只是现实的状况，总令人失望—电影与爱情，对陆川来说，就像鱼与熊掌，总是不能兼得。
筹备《寻枪》的两年里，陆川没有收入，靠当时的女友，也是后来的妻子养活。那个温柔善良的女子，默默地支持着心爱的男人追寻理想。可惜当理想实现时，爱情却远离了。于是，《可可西里》既是挑战，也是逃离，陆川选择逃到荒原去遗忘和疗伤。纵然在他内心，至今仍对此心怀愧疚。
拍完《可可西里》，遇到汤灿，又是一场苦恋。分分合合，一如所有的恋情般甜蜜且磨人。与此同时，他在为《南京！南京！》奔忙着、焦灼着、坚持着。颇为荒诞的是，当电影再一次胜利时，爱情却再一次终结。
“好吧，我也认了，谁让我此生选择了电影，就把爱情看作一份特别的礼物吧。得之我幸，不得我命。”他说得很悲壮，不过分明透着一份渴望。
但愿那个真正属于他的爱之女神，能早日到来。但愿这个外柔内刚的水瓶座男人，能同时拥有电影与爱情，这样人生才算完美。
在《2008分之1》公益短片首映仪式上见到陆川，他看上去很疲惫。《南京！南京！》结束了长达9个月的拍摄，终于顺利杀青。与片场的动荡生活相比，躲在剪辑房里的日子，是另一种煎熬。
在此期间，他接受了smg的邀约，加入《2008分之1》公益行动。在其他导演大多选择孩子和母亲的情况下，陆川却拍了一个丧妻的男人和一个丧夫的新娘。3分钟拍的既有悲情，又很悬疑，临到头还深深地黑色幽默了一把，气氛诡异，很是特别。
他上台陈述时说自己其实拍了三个版本，另两个更夸张。或许就跟他的电影一样，陆川就是一个不甘于平庸，永远想着法子寻求突破，让自己能与众不同的人。
这样的人，往往离完美很远，却又无限接近。
一天傍晚，天下起大雨，雷锋见公路上一位妇女怀里抱着小孩，手里还拉着小孩，身上还背着包袱，在哗哗的大雨中一步一滑地走着，雷锋忙上前一打听，才知道这位大嫂从外地探亲归来，要去十几里外的樟子沟去，她着急地说:“同志啊，今天雨都把我浇迷糊了，这还有孩子，我哭也哭不到家啊!”
雷锋把雨衣披在大嫂身上，抱起那个大一点的孩子冒雨朝樟子沟走去，宁可自己淋得透湿，一直走了两个多小时，才把她们母子送到家。
雷锋，这个熟悉的名字，在我们的心中闪烁着不灭的光辉。他把自己旺盛的青春全部献给了党，献给了人民，他的高尚的理想、信念、道德、情操，必将在我们青少年一代身上不断发扬光大，他那不可磨灭的美好形象，将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珍惜时间——这是鲁迅给我的第一印象。
鲁迅总想在较少的时间内做更多为革命为人民的事情。他逝世前不久，体温很高，体重减轻到不足八十斤，可他仍不停地用笔作武器，同敌人战斗。他在逝世的前三天还给别人翻译的苏联小说写了一篇序言;在他逝世的前一天，还写了日记。鲁迅一直战斗到离开人世的那一天，从没浪费过时间。
鲁迅不仅珍惜自己的时间，还珍惜别人的时间。他参加会议，从来不迟到，绝不叫别人等他。就是下着大雨，他也总是冒雨准时赶到。
了解了珍惜时间的鲁迅，我感到十分惭愧。
暑期我去上辅导班，约好了两个小伙伴一起去，可是我晚上没睡好，早上起晚了，让两个小伙伴白白等了我半个小时，差点迟到。
鲁迅珍惜时间与时间赛跑的精神将永远激励我。
李四光(1889-1971)，中国地质学家，地质力学的创始人。在代，他首先发现了我国存在的第四纪冰川遗迹，提出了地质力学的构造理论。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部部长，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
李四光是湖北黄冈人，原名李仲揆。14岁那年，因他学业优秀，被保送去日本学习。在填写出国护照时，他把年龄“十四”误填入姓名栏里。怎么办?李仲揆灵机一动，把“十”加几笔成了“李”字。一看，名叫“李四”，又太俗气了;又在后面加了一个“光”字。从此，他开始叫“李四光”。
李四光小的时候，家里很穷，兄弟姐妹7人，爷爷又卧床不起。父亲是教书先生，收入微薄，妈妈一人种田，日子很艰难。李四光排行老二，年岁很小，但十分懂事。他平时看到妈妈一人干活，心里难过，就千方百计帮助妈妈干活。天刚亮，他就起床，把水缸装得满满的;上山砍柴，总要挑得满满的才回家。
李四光从小爱动脑。他帮妈妈舂米，用脚踩踏板，人小踩不动，他动脑筋用绳子绑在石杵那一头的踏板上，当脚往下踩时，同时用手使劲拉绳子，这样石杵就动起来了。他和小朋友去荷塘采藕，小伙伴大多嘻嘻哈哈，打闹取乐，半天只能采几节断藕带回家。而李四光精明能干，他先顺叶踩到藕，再用脚小心地探出藕的方向，然后依着它生长。
关于。
故事你看过多少呢？下面是本站小编给大家整理的励志人物小故事，供大家参阅!
出生于四川新津一个贫苦家庭的刘永好，20岁之前几乎没有穿过新鞋，所以其最大目标是拥有一双新鞋和一辆自行车。在他心中，最好的工作就是进入当地的工厂当一名工人，那样自己就可以衣食无忧虑了。
出生于四川新津一个贫苦家庭的刘永好，20岁之前几乎没有穿过新鞋，所以其最大目标是拥有一双新鞋和一辆自行车。在他心中，最好的工作就是进入当地的工厂当一名工人，那样自己就可以衣食无忧虑了。
近5年的知青生涯结束后，刘永好又进入学校。
学习。
毕业后留校成为老师。此时他的大哥刘永言已从成都电讯工程学院毕业分配到成都906厂计算机所工作;二哥刘永行从成都师范专科学校毕业后到了县。
教育。
局工作;三哥陈育新(刘永美，因过继到陈家而改名)从四川农业学院毕业后在县农业局当农技员。
在改革开放的大形势下，四兄弟开始不安分起来。1980年春节，刘永行为了让哭闹着要吃肉的四岁儿子能够在过年时吃上一点肉，从大年初一到初七，在马路边摆了一个修理电视和收音机的地摊。短短几天里他竟然赚了300元，相当于他当时10个月的工资!
四兄弟一商量，就想办一家电子工厂，并很快生产出音响样品。刘永好拿着音响到乡下想和生产队合作，他们出技术和管理，生产队出钱。没有想到的是，此事上报到公社之后，公社书记一句“集体企业不能跟私人合作，不准走资本主义道路”，此事胎死腹中。
1982年，四兄弟经过激烈的讨论，三天三夜的家庭会议做出决定：辞去公职干个体。他们就想，搞自己曾经做过的音响投资大，而且还有很多条条框框;而搞养殖业不需要很多投资，技术含量低，自己也熟悉。创业目标定下了，资金还没着落，四兄弟想到向银行贷款1,000元，但结果是当头一盆冷水。
他们只好典当了手表、自行车等值钱的家当，筹集了1,000块钱，开始养鸡、养鹌鹑。“当时真的是一分一分挣钱，看着鹌鹑下了一个蛋，就意味着赚了一分钱。”刘永好印象很深刻的一件事情是，当时骑车载着鹌鹑蛋被一只狗追赶，后来摔倒在地，200只鹌鹑蛋全摔碎了，他当时掉下了眼泪，不是因为被狗咬得疼，而是惋惜碎掉的蛋。
由于意识到鹌鹑的生意不可能再扩大，1986年，四兄弟利用此前积累的近1,000万元资金转向猪饲料市场，希望集团诞生了，成为本土饲料企业龙头。1997年，四兄弟宣布和平分家，刘永言创立大陆希望集团，刘永行成立东方希望集团，刘永美建立华西希望集团，刘永好成立新希望集团。
人最大的敌人是自己，最难战胜的也是自己，控制人的物质欲望有利于磨练自己的意志。当企业家如果光会享乐，早上围着车子转，中午围着盘子转，晚上围着裙子转，企业家就不成为企业家，是败家。
鲁冠球出生在浙江省萧山市宁围乡，父亲在上海一家医药工厂工作，收入微薄，他和母亲在贫苦的乡村，日子过得很艰难。15岁辍学后，经人帮忙，鲁冠球被介绍到萧山县铁业社当了个打铁的小学徒。
20xx年，在接受一家美国媒体的采访时，万向集团董事长鲁冠球这样解释自己当时的创业动机，“如果你出生在教室里，那么你以后就可以在那里。
读书。
如果你过去是一个农民那么就一直会是农民而我不想一直当农民我要想一切办法跳跃龙门。”
鲁冠球出生在浙江省萧山市宁围乡，父亲在上海一家医药工厂工作，收入微薄，他和母亲在贫苦的乡村，日子过得很艰难。15岁辍学后，经人帮忙，鲁冠球被介绍到萧山县铁业社当了个打铁的小学徒。
但三年后，由于精简人员，他被辞退回农村。不服输的鲁冠球决定创业，“没想过要当企业家，我办企业是逼上梁山。”当时他看到乡亲们磨米面不方便，而自己对设备很感兴趣，便筹钱购买设备，开办了一个没敢挂牌子的米面加工厂。后来因为禁止私人经营，加工厂又被迫关闭，为了偿还债务，鲁冠球不得不将三间老房子变卖。
虽然受到打击，鲁冠球并未放弃。由于“停产闹革命”，当时人们连铁锹、镰刀都买不到，自行车也没有地方修。在经过15次申请之后，鲁冠球开办了一个铁匠铺，很快生意红火起来。到了1969年，由于政府要求每个城镇都要有农机修理厂，富有经验且有些名气的鲁冠球被公社邀请去接管已经破败的宁围公社农机修配厂。其间除了管理农机修配厂，只要能赚钱、做得了的营生，鲁冠球都做了尝试。
之后20xx年间，靠作坊式生产出的犁刀、铁耙、万向节、失蜡铸钢等五花八门的产品，鲁冠球艰难地完成了最初的原始积累。1978年春，鲁冠球的工厂门口已挂上了宁围农机厂、宁围轴承厂、宁围链条厂等多块牌子，员工也达到了300多人。由于看到中国汽车市场开始起步，鲁冠球调整公司战略，集中力量生产专业化汽车万向节。当年秋天，他将工厂改名为萧山万向节厂(即今天万向集团的前身)。
在1980年的全国汽车零部件订货会上，虽被拒绝入场，但鲁冠球并不放弃，在会场外摆起了地摊。在闻听会场内正陷入价格拉锯，他便张贴广告，以低于场内20%的价格，销售自己的高质量产品，很快厂家便涌出场外交易。万向此役获得了210万元的定单，鲁冠球成为最默默无闻的大赢家，打出了名气。
我们在创业的过程中会不断失去很多常人看到的幸福，但同时也获得了常人所没有的幸福。人一生最多的知识、智慧和追求都与幸福有关，但最多的痛苦、失落和损失也都与幸福有关。
冯仑20岁就入了党，上世纪80年代先后在中央党校、中宣部、国家体改委任职，也曾是一位热血青年。当“万元户”、“下海”、“倒爷”等新名词出现时，冯仑终于按捺不住创业激情，放弃仕途毅然下海。
1991年，此前已在牟其中属下的南德集团经过2年历练的冯仑又踏上了海南那片热土，与王功权、王启富、刘军、易小迪、潘石屹等六人成立了海南万通。手里只有3万元的冯仑找到一家信托投资公司的老总，大谈海南房地产的机会以及自己的为人和出身。冯仑后来曾表示：“做生意的人都特别能‘说’，而且你会发现，尤其是创业者，他们会就一件事情不停地说，说过之后，当着你的面还可以重新讲给别人听，一点心理障碍都没有。要没有心理障碍地对某一件事情反复地讲，讲到最后连你自己都相信了，然后你才能让别人相信。”
初步取得对方认可后，冯仑又开始讲自己也刚刚闹明白的新名词“按揭”，他告诉对方这是一种全新的做房地产的形式，用很少的钱就可以做很大的项目，对方听得似懂非懂。谈话的目的当然是从对方那里拿到钱，冯仑的本事在于他的“懂人”和“会说”，他能在极短的。
时间。
内找到打动对方的那一句话。“就那么一句，不会说，说一辈子也说不出来;会说，三分钟就能将这句说出来。”谈完马上就能赚到的钱，冯仑盯着对方的眼睛说，“这一单，我出1,300万，你出500万。我们一起做你干不干?”
对方点头同意，冯仑立即骑着自行车跑回去写文件。在最短时间内将手续做完后，冯仑让王功权负责将钱在最短的时间内拿回来。王功权是谈判高手，他在最短的时间拿到了500万元。冯仑他们拿着这500万元，又立即从银行贷了1,300万元，接着又用这1,800万元购买了8栋别墅，重新包装之后卖了出去，赚到300万元。这就是万通的发家史。
多年后，冯仑如此总结：“做大生意必须先有钱，第一次做大生意又谁都没有钱。在这个时候，自己可以知道自己没钱，但不能让别人知道。当大家都以为你有钱的时候，都愿意和你合作做生意，到最后你就真的有钱了。”
。
他说现在想回归学术。“读书时的钻研精神丧失了，要捡也能捡回来。”他想办一所完全独立的私营大学，一个小型的人文型大学，每年招1000多人入校，五年以后，第一批毕业生带来了口碑，十年以后，校园里坐满了学生。其中有百分之六七十都是没钱上大学的农村孩子。
为了这个愿望，他做了一件原本不愿做的事：让新东方上市。惟其这样，才能获得足够的`资金，把他的私营大学支撑起来。然而这样做的结果是，很多他想做的事情不能做了，因为需要股东们同意。而股东和教育理念之间永远有冲突。
他是一个在公司上下被叫做老俞或者俞老师的人，如果有内部人叫俞总他会装没听见。这导致一上市他就大喊状态被破坏了，而现在他则根本不去听。“爱骂就骂吧，都听有钱人的意见还活不活了？”
说得这么嚣张，但他的表现方式很弹性。他还是会适时照顾股东们的情绪。被记者们采访得烦了，他也会说：“我们不问了，聊聊天吧。”
俞敏洪最著名的故事就是创业之初，他靠在电线杆子上贴小广告来宣传，和居委会大妈、城管斗智斗勇斗情商。甚至有次花了7万元高价，只为保住新东方门口的吃饭家伙——两根电线杆子。
而现在，他们的总部大楼在中关村金融中心，而不再是当年小胡同里的违章建筑。他们也更懂得跟政府打交道。
万通董事局主席冯仑说过一句话：“新东方的成长秘诀：三流文人+痞子精神”。问俞敏洪怎么看，俞敏洪笑说那不光是指新东方，任何做成事情的人都必须这样。如果是一流文人，早就搞学问去了。“不能说我就是这样，但是这个意思我懂。”
股神巴菲特：5岁开始做生意，11岁开始炒股。
沃伦巴菲特1930年出生在美国西部一个叫做奥马哈的小城。他出生的时候，正是家里最困难的几年。父亲霍华德巴菲特投资股票血本无归，家里生活非常拮据，为了省下一点咖啡钱，母亲甚至不去参加她教堂朋友的聚会。
巴菲特自小就觉得数字是非常有趣的东西，并显示了超常的数字记忆能力。他能整个下午和小伙伴拉塞尔一起，记录街道上来来往往的汽车牌照号码。到了晚上，他们又开始重复自认为有趣的游戏：拉塞尔在一本大书上读出一大堆城市名称，而巴菲特就迅速地逐个报出城市的人口数量。
巴菲特的一个朋友回忆说，5岁时，巴菲特在家外面的过道上摆了个小摊，向过往的人兜售口香糖。后来，他改为在繁华市区卖柠檬汁。
2、理查德布兰森。
维珍集团创始人：从2块巧克力饼干赚。
英国维珍集团--一个拥有350家分公司的商业帝国，涉及航空、电信、火车、信用卡等多个领域，其创始人及ceo理查德布兰森，全家都充满冒险精神，特别是布兰森的母亲，常会故意给子女制造挑战。
布兰森的父母从小就很注重培养孩子们的独立精神。布兰森4岁时的一天，母亲开车带他回家，在离家几公里远的地方，突然停下车来，要求小布兰森自己走路回家。面对一望无际的田野，小布兰森迷路了。
布兰森从小就具有商业头脑。一次，父母送给他一部玩具电动小火车，他自己动手改装小火车，提高车速，并定下每人2块巧克力饼干作为门票价格，请小朋友观看。结果，一连半个月，布兰森都不愁没有饼干吃。
17岁时，布兰森终于离开学校，拿着老妈给的4英镑赞助在一个狭窄的地下室里创建了《学生》杂志。布兰森负责杂志的商业运作。当合作伙伴们还在热衷于政治时，他就在考虑如何充分利用学生这个品牌进行多种经营了。拉广告时，他对可口可乐公司假称百事可乐已经预定了杂志的广告版面;他在来访的记者面前伪装忙碌;他找来甲壳虫乐队的成员约翰列侬等名人做专访，还派出记者去世界各地的热点地区进行采访，自己出人和品牌，由别人出钱--所有这一切，让《学生》的发行量一度激增到20万份。
3、安德鲁卡内基。
钢铁大王：转让兔子的命名权养兔子。
钢铁大王安德鲁卡内基很小就表现出商业天赋。有一次，他养的母兔生了一窝小兔子，他没有足够的食物喂这些小兔子，又没钱买。卡内基心生一计，他对邻居小孩子们说，如果谁能弄来金花菜、车前草喂养他的小兔子，将来他就用谁的名字来称呼这些小兔子作为报答。这一计策果然产生了奇效，整个暑假，小朋友们都心甘情愿地帮他采集金花菜和车前草。
卡内基早年曾做过一份负责递送电报的工作，每天的工资只有五角钱。那时他渴望自己能成为一位接线员，因此他晚上自学电报，每天早晨提前跑到公司，找机子练习。
一天早晨，公司忽然收到了一份从费城发来的电报。电报异常紧急，但是当时接线员都还没有上班，于是卡内基代为收了下来，并赶紧将其送到了收报人的手中。之后，他就被提升为接线员，薪水也增加了一倍。
一个偶然的机会，让卡内基走上了致富之路。有一次，他坐火车去某地的途中，一位发明家坐在他的身边，拿出了自己发明的新卧车模型给他看。卡内基特有的机警和远见，使他看到了这项发明的远大前途。于是，他借钱购买了拥有那项发明的那个公司的.股票。当卡内基25岁时，他每年从这笔投资中所拿到的分红就达5000美元。
4、比尔盖茨。
比尔盖茨：童年也不修边幅。
童年时期即使成了了大人比尔也不修边幅。据说为了改此习惯，玛丽为他制定了一周着装计划。周一上学他穿蓝色装，周二绿色，周三棕色，周四黑色，等等。周末用餐时间也布置得细致入微。每件事都要井井有条。比尔盖茨讨厌浪费时间，无论是在工作中或闲暇时。
在比尔家中的餐桌上讨论总是既生动又富有教育意义。那是个内容丰富的学习环境，比尔回忆道。
比尔的同代人，即使是在那个年龄，都能看出他的与众不同。每年，他和朋友们都要去夏令营。比尔特别喜爱游泳运动等。他的一位在夏令营的朋友回忆道，他绝不会是个不足挂齿或无足轻重之人。我们都晓得比尔比我们聪颖。甚至在更早的时候，当他九、十岁时，言谈就如同成人一般他说的话有时我们感到高深莫测。
在数学和自然方面比尔比同班同学也更胜一筹。他需要上一所对他充满挑战的学校。随即父母决定送他去湖畔中学一所专门招收超常男生的学校。这是西雅图一所限制最严的学校，它以严格的课程要求而著称，是个连哑童都聪明的地方。
林莉是福建女排近几个赛季的主力自由人，曾入选国青女排，与姚迪等队友合作获得世青赛季军。作为福建阳光城女排的后防中坚，林莉与队友合作在2014-2015赛季帮助福建阳光城获得第六名。
1月19日，新一届中国女排26人大名单公布，主教练郎平招入了6名自由人。去年世锦赛，中国女排虽然取得亚军，但薄弱的后防问题暴露无疑。新赛季，郎平将重点考察自由人位置，林莉也幸运地首次入选中国女排国家队。
经过三个阶段的集训，新人林莉脱颖而出成为主力自由人，并代表中国女排参加了美国杯四场中美对抗赛，此后又参加了亚锦赛获得冠军。世界女排大奖赛宁波北仑、日本埼玉、中国香港，林莉都是铁打的主力，整体表现比较稳定，作为一名新人，林莉已经占据一个主力自由人的位置。大奖赛总决赛，林莉与朱婷、惠若琪等主力都缺席，专心备战世界杯。林莉将以主力自由人身份第一次参加女排世界杯，尽管也有起伏，但她仍出色地完成了任务，没有辜负郎导对她的信任，最终与队友合作获得世界杯冠军。
里约奥运会备战，林莉虽然在大奖赛分站赛状态有所起伏，但参加了总决赛表现尚可，并获得最佳自由人进入了大奖赛最佳阵容，如愿进入中国女排里约奥运会12人参赛名单，这也是林莉首次参加奥运会。
里约奥运会，中国女排小组赛受挫先后2-3负于荷兰、0-3完败塞尔维亚、1-3不敌美国，凭借3-0击败意大利和波多黎各，以小组第四名出线晋级八强。1/4决赛，中国女排面对卫冕冠军小组赛一局未失五连胜的巴西队，顽强拼搏激战五局后3-2力挫对手晋级四强。
半决赛，中国女排与荷兰队打得惊心动魄，最终3-1力克对手挺进决赛。决赛，面对拥有博斯科维奇和米哈伊洛维奇两门重炮的塞尔维亚队，中国女排在先失一局的不利局势下奋勇激战3-1逆转对手，时隔再夺奥运冠军。中国女排继1984年洛杉矶、雅典之后第三度奥运登顶。
自由人林莉在里约奥运会上从头打到尾，她的状态随有波动，但淘汰赛表现出色，尤其是在防守端非常抢眼。林莉的出色发挥也让她进入了里约奥运会女排最佳阵容。
经过几年摸索，这对花甲夫妇苦尽甘来，去年净挣80万元。
别人计划旅游他们选择下乡。
涪陵区江东街道青云村2组有个特殊的养猪场，5000平方米，300余头猪棕褐色、背部披着黑白相间的棘刺。那就是杨秀国和赵艳君的大宝贝——豪猪。
杨秀国退休前，在当地国税局工作，赵艳君在辽宁省鞍山市一家机械厂当干部，两人多年异地相处。初，赵艳君退休回重庆。
“奋斗几十年，生活不成问题。老同事都在讨论退休生活，有的计划去海南、西双版纳旅游，有的儿女出钱去外国玩。”赵艳君说，以前难得拥有自由时间，便决定完成年轻时的创业梦。
不料，她的创业想法遭到亲友极力反对。老两口没听劝，拿出所有积蓄，让亲友凑了些钱，在乡下选好场地，提着行李下了乡，从小区楼住到土砖房，开始养猪。
他们养的普通猪达到1500头成为亲友眼里的百万富翁。可好景不长猪群染上蓝耳病损失200多万元仅剩下4头赵艳君病倒住院。
“活了大半辈子，还是懂什么是持之以恒。”赵艳君说，第二年他们在网上了解到豪猪营养价值高，销售火爆，便东拼西凑50万元，开启二度创业。
没想到的是，第一批豪猪崽出生后，莫名被母猪咬死，一个都没剩，老两口再次受到重挫。
别人喝茶打牌他们打理猪圈。
前日，身穿饲养服的赵艳君一手拿着苹果喂猪宝宝，一手抚摸猪宝宝的头，笼里的豪猪凑近，发出“噗噗”声。
“勾腰喂饲料特别累，也会联想到那些老朋友，可能正在山上喝茶，或者在打麻将，饭后跳坝坝舞，多少有些羡慕。”杨秀国说，相比之下，他认为自己找到的乐趣更好玩。
“我们把猪的尖刺，用红色、绿色染料做标记，看上去像染发小子。豪猪喜欢黑暗环境，母猪胖了受孕就难，还要帮助减肥……”杨秀国说起豪猪头头是道。
老两口最终发现了猪崽被母猪莫名咬死的原因。“豪猪是一夫两妻制，从小培养感情，一生不会再换配偶。猪崽出生后，母猪靠气味识别喂奶，如果发现猪崽身上有公猪的味道，就会本能咬死猪崽。”杨秀国说。
别人并不看好他们找到乐趣。
杨秀国说，好几年每逢见着亲朋，都有人劝他享受晚年，何必去折腾，其实创业挣取利润是一方面，他更看重创业是一种劳动，一种强身健体的方式。老两口退休前都有高血压和糖尿病，“我用打麻将的时间去创业，少一些病痛，不就是老有所乐吗?”杨秀国说，趁自己还能干活，也给儿子做一些表率。
父母执着精神激励儿子创业。
前日中午，一顿丰盛的豪猪宴呈现在眼前，掌勺大厨正是杨秀国的独生子杨岐。
杨岐从大连理工大学计算机信息管理专业毕业，在当地定居工作，结婚生子。起初，他对父母退休后当猪倌不理解，“条件不错，何必受这种委屈?”一次回家过年，看到父母在猪圈忙上忙下，母亲小腿有一道被豪猪刺伤的伤疤，他被触动了。
“父母没叫苦、没叫痛，真是很心疼，也让自己汗颜。”杨岐说，回到大连，他想把年薪十几万的工作辞了，回乡创业，但丈母娘不同意。最终，他说服了爱人，爱人放弃外企的白领工作，带着3岁的儿子，一家人回到重庆创业。
杨岐运用所学，在网上为养殖场打开了销路，建立专属网站。下一步，他还要研发豪猪肉半成品，计划办农家乐。
申请专属商标主城明年有卖。
从市工商局了解到，杨秀国的豪猪场发展势头良好，引起各部门扶持关注。除了创业初期的资金扶持，今年当地工商所帮助杨秀国向国家工商局申请专属商标。
在工商部门引荐下，杨秀国已集合周边养猪大户，计划成立专业合作社，将自产的豪猪品牌推向市场。
由于豪猪产量暂时达不到要求，鲜肉进入主城超市的计划目前还不能实现。预计明后年扩大规模后，主城市民就能就近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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