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秀作文应该用恰当的各类修辞手法来提升文章的文采和艺术性，使其更加生动有趣。来看看这几篇优秀作文的评析和解读，希望能够对大家的写作提供一些帮助和指导。
今天，我读了一篇文章，是长征中红军战士的过草地的一个片段。真想不到红军有那么坚强，不怕辛苦，不怕饥饿。为了解放中国，在红军备用粮食吃完了的情况下，红军坚强的生存下来，吃腰带、吃草根、喝草上的苦水，红军战士用坚强的毅力，克服了种种困难，终于走出了无边无际的草地。
同学们，让我们一起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好好学习，长大成才，把我们的国家建设的更加繁荣昌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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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若尔盖湿地看上去十分美丽，绚丽的鲜花争相盛开。
1935年8月中旬，红军分为左、右两路，分别从卓克基和毛尔盖出发进入生死莫测的大草地。
“那草丛间呈深褐色、透着腐臭味的沼泽，一下子就陷进去了一位战友，另一位战友去救，也被拉了进去。早上还在一起吃饭的战友，眨眼之间就不见了……”老红军袁美义回忆说。
进入草地两三天，红军的干粮就基本上吃完了。
“就靠吃野菜、草根、树皮充饥。”老红军彭永清说，有的野菜、野草有毒，吃了轻则呕吐泻肚，重则中毒死亡。前边的部队还有野菜、树皮充饥，后续部队就连野菜、树皮都吃不上了。
90岁的老红军程启学至今认为，那是自己人生中最苦的时期：“不知道死了多少人。走完雪山草地后，我身上的皮肤也换了一层，头发、眉毛、睫毛全部掉光了，2年后才慢慢长了出来。”
“掉队的人太多，每天能收容掉队者上百人。晚上露宿，三五人一伙背靠着背休息。第二天起来一推，很多人身体已经冰凉。”长征中，曾负责过收容掉队战友的老红军袁林说，“不用路标，顺着战友的遗体就能找到前进的路线。”
1935年9月，手握红四方面军指挥大权的张国焘公然分裂红军，率刚刚走过草地的红四方军和部分编入四方面军中的中央红军调头南下。
“上次死的人已经被水泡涨了，我们就光着脚在白生生的肚子上走，过了那段路就要洗脚，否则要烂脚！”曾经三过草地的刘洪才用“尸水横溢”来形容再次走进草地的感受。
鸟兽绝踪的大雪山，荒无人烟的水草地，究竟吞噬了多少勇士？至今也没有一个确切的数字。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党史研究室的研究表明，红军三大主力在两年数次过雪山草地期间，非战斗减员至少在万人以上。
1935年6月，近2万人的中央红军开始翻越雪山，到8月下旬穿越草地后，在右路的中央纵队和1、3军团只剩8000人，在左路的5、9军团剩下约5000人，减员7000余人。
中央红军翻越的雪山主要有夹金山、梦笔山、达古山、亚克夏山、昌德山等5座；红二方面军翻越的有玉龙雪山，大、小雪山，海子山，马巴亚山，麦拉山，德格雀儿山等十几座雪山；红四方面军在历时1年多的长征中，翻越的海拔44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5座，其中梦笔山、夹金山都是两次经过。
1936年7月，当红2、6军团经过一个月的雪地行军到达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合时，1万多人的队伍减员了2000多人。
海拔4800米的亚克夏山北坡的垭口上，一座红军烈士墓躺在积雪云雾之中。
1936年，12名红军战士在长征胜利前夕，长眠在这座雪山之巅，直到16年后，他们的尸骨才被发现。于是，便有了这座世界上最高的红军墓。
生命无言。无言的生命为那次悲壮的行军，标上了精神的高度。
由于敌情的变化，敌胡宗南主力集结松潘地区，张国焘即发生动摇，主张主力走阿坝，另一部走班佑，结果延宕了部队北进的行动，失去了迅速攻打松潘的战机。在这种情况下，1935年8月1日，中央军委放弃了原定的《松潘战役计划》。3日制定了《夏洮战役计划》，决定：攻占阿坝，迅速北进夏河流域，消灭敌人主力，形成在甘肃南部广大区域发展之局势。为执行这一计划，中央还决定将1、4方面军主力混合编成左、右两路军。左路军以4方面军之第9、31、33和1方面军之第5、32军组成，由朱德、张国焘率领，从卓克基攻阿坝;右路军以1方面军之第1、3军和4方面军之第4、30军组成，由徐向前、陈昌浩率领，从毛儿盖攻班佑。党中央和中央军委随右路军行动。
为了推动张国焘执行中央的北上方针，党中央政治局决定在毛儿盖以南的沙窝举行会议。1935年8月3日，由张闻天签发了《八月四日在沙窝召开政治局会议》的通知。沙窝会议开了3天，8月4日至6日。到会的有张闻天、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陈昌浩、刘伯承、傅钟、凯丰、邓发、博古11人。会议有两项议程：一是讨论1、4方面军会合后的形势与任务;二是讨论组织问题。
会上，张闻天首先作关于1、4方面军会合后的决议草案的报告。在讨论这一报告即第一项议程时，毛泽东首先发言，就决议草案作了补充说明。他着重分析了西北地区的有利条件和困难条件。指出有利条件是;1.西北地区的主要敌人是蒋介石，他用全部力量来对付我们，但总的方面他的统治是削弱了。2.西北地区：一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统治最薄弱的地方;二是蒙、回、藏等少数民族最集中的地方，他们的革命要求很强;3.是靠近苏联，受苏联影响大，且能得到政治上物质上的帮助。这些特点于革命有利。困难条件是：人口稀少，物资缺乏，少数民族和气候复杂等，但这些都是能够克服的。
继之，朱德、邓发、凯丰、张国焘、陈昌浩、刘伯承、周恩来、傅钟、博古等相继发言。发言者赞同张闻天的报告，并对决议草案的内容提出一些补充意见。同时，强调必须提高党在红军中的威信，认为这是增强红军战斗力的关键。这实际上是不指名地批评了张国焘的错误。
张国焘在会上极力为其错误进行辩解，认为退出川陕根据地和在少数民族地区建立联邦政府都是正确的。同时批评1方面军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是打掩护战，有失败情绪，部队疲劳，纪律松弛，减员很大，应好好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教训。陈昌浩在发言中也为张国焘的错误辩护，声称张国焘“没有反党的意思”，认为决议草案对张国焘的批评有些是“误会”。
张闻天就第一项议程的讨论作结论说：对决议案大家意见无大分歧，同志们也都是一致的，这是1、4方面军胜利前进的保障。他还说：关于1方面军，4方面军的批评是好的，是帮1方面军来纠正缺点的。但须注意可能发生的不好影响，过分的批评会妨害团结的。
会议基本上通过了决议案，并责成政治局对决议案进行最后修改。
在进行第二项议程时，张闻天代表中央政治局提出一个吸收4方面军干部参加中央工作的名单。张国焘在“坚决提拔工农干部”的幌子下，提出增加4方面军9人进政治局(当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共8人)。会议否决了张国焘的意见，决定增补陈昌浩、周纯全2人为政治局委员。会议还决定成立由周恩来担任司令员兼政委的1方面军司令部，由陈昌浩任总政治部主任，周纯全任副主任。
8月5日，沙窝会议通过《关于1、4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共分七个部分，其要点如下：
一、关于目前政治形势的特点。帝国主义更进一步侵略中国，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制造“华北国”;中国的经济与政治形势更加严重;国民党的统治日益削弱和崩溃;苏维埃运动在南部中国虽遭受到部分损失，但广大的游击战争继续坚持着，“尤其是1、4方面军两大主力在川西北的会合，造成了中国苏维埃运动在西北开展极大胜利的前途。一切这些，证明中国革命形势的依然存在，证明苏维埃革命并未低落,而是继续发展着。”
二、关于1、4方面军会合后的基本任务。重申两河口会议决定的北上方针的正确性，强调创造川陕甘根据地是1、4方面军面临的历史任务，它将“推动整个中国革命前进与发展”。为了巩固根据地，规定了深入农民土地斗争，彻底解决土地问题，建立工农苏维埃政权和群众武装，严厉镇压反革命等各项基本政策。
三、关于加强党在红军中的领导。强调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指出：“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工农红军，就没有苏维埃革命运动。”还肯定遵义会议以后“在军事领导上无疑义的是完全正确的”，“完成了党中央预定的战略方针”。
四、关于1、4方面军的团结问题。强调加强1、4方面军团结的极端重要性。指出：“目前在1、4方面军内部产生的某些个别问题，主要的是由于相互了解的不够，缺乏对于1、4方面军的正确的估计。”并充分肯定了两个方面军的成绩，认为：“1方面军一万八千里的长征是中国历史上的空前的伟大事业”，“最后达到了与4方面军会合的预定目的，使蒋介石等进攻我们的计划完全失败。”而“4方面军英勇善战，不怕困难，吃苦耐劳，服从命令，遵守纪律等许多特长，特别是部队中旺盛的攻击精神与战斗情绪，是现在1方面军应该学习的。”同时也指出了两个方面军的弱点与不足。还强调坚持1、4方面军的团结是完成创造川陕甘苏区历史任务的必要条件。
五、关于少数民族中党的基本方针。主要是承认民族的自决权，帮助他们的民族独立与解放运动。
六、关于目前的中心工作。提出在部队中进行宣传鼓动、军事政治教育训练、严紧纪律、加紧阶级教育等当前12项中心工作，以提高部队的战斗力。
七、关于苏维埃革命胜利的前途与两条战线的斗争。提出要开展反对“左”右错误的两条战线斗争，特别要坚决反对各种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如“对于党中央所决定的战略方针表现怀疑”、“企图远离敌人避免战斗”、“对创造新根据地没有信心”、“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等等。只有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才能够完成创造川陕甘苏区，取得苏维埃革命在全国胜利的历史任务。
沙窝会议对于加强1、4方面军的统一领导与团结，坚定创建川陕甘根据地的必胜信心，起了积极的作用。同时，这次会议也开始公开暴露出张国焘与党中央的政治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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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有一个故事写到，谭友林在进入草地时得了伤寒，病得十分严重。同志们给他做了东西吃，他一丁点也咽不下去，只能天天喝水。谭友林的右臂上本来就有伤，这样一来病情没有好转反而更严重了，伤口每天都能挤出半杯脓血。草地的气候变化无常，难以猜测，一天中午，突然下起了暴雨，谭友林因为发烧，他贪图凉爽没有及时披上牛皮做的遮雨斗篷，这一场雨加重了病情，差一点夺去了他的生命。等雨一停，他刚下马就昏到在帐篷前。等他醒来，发现大家都因为担心他，劝他坐担架。可谭友林拒绝了战士们的提议，他怕因为自己连累了他们，冒着生命危险，继续在草地里前进。到后来，经过杨医生的精心治疗，还有同志们的关心和爱护，他的身体才慢慢好了起来。
友林那样坚强，忍着病痛继续长征，我和他们比，实在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太渺小了。他们是真正的革命战士，我们应该多读书，了解革命烈士们的故事，了解他们的生活，去回顾他们在二万五千里长征路上的艰苦生活，激励自己在幸福的新时代，好好学习，健康成长!
芦花会议(又称黑水芦花会议)是红军长征途中，中央政治局继两河口会议之后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
张国焘在两河口会议上虽表示拥护党中央关于在甘南建立根据地的北上方针，会后口头上也赞成攻打松潘、平武地区，但行动上却借口所谓“组织问题”没解决，按兵不动，故意延宕四方面军的行动。1935年7月5日，张国焘在杂谷脑召开四方面军干部会议，肆意歪曲中央路线，挑拨一、四方面军之间的关系。此外，他还在四方面军中纵恿一些人向一方面军挑衅，以致发生抢粮、抢枪、打人、武装包围等极不正常的现象，并策动“川康省委”和四方面军领导人，以向中央建议加强军委领导为名，直接指名要由张国焘出任中央军委主席。党中央拒绝了他们的无理要求，但为了顾全大局和增进两大主力红军的团结，中央军委于7月18日仍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这样，张国焘才开始调动部队北进。但是，由于张国焘的阻挠，红军进展迟缓，使《松潘战役计划》未能实现。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军委于7月20日又制定了《松潘战役第二步计划》。
为了增强一、四方面军的团结和信任，进一步统一两大主力红军的行动，中央政治局于7月21日至22日在芦花(今黑水县城)举行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周恩来、朱德、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博古、凯丰、邓发、李富春、徐向前、刘伯承、张国焘、陈昌浩等。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四方面军从鄂豫皖根据地到川陕根据地这段历史的经验教训。
会议首先听取张国焘关于四方面军发展历史情况的报告。他全面汇报了四方面军从鄂豫皖根据地到川陕根据地的斗争情况。他承认由于对敌情的判断错误，以及作战方针和兵力部署上的失误，造成部队在鄂豫皖根据地第四次反“围剿”中的较大伤亡。他说，四方面军在反敌人四次“围剿”中，是用尽力量与敌人战斗的，但由于红军在平汉铁路东西两侧都挡不住敌人的进攻，又由于没有动员广大群众进行反四次“围剿”，所以最后决定将主力向平汉路西侧撤退。而退出鄂豫皖根据地，为的是保存兵力，继续作战。他还说，四方面军从鄂豫皖根据地到四川通(江)南(江)巴(中)建立根据地，“未伤原气”，“原气很足”，总的战略战术一般是正确的，但也存在错误和缺点。
接着，徐向前和陈昌浩分别作了关于四方面军情况的补充报告。他们着重总结了四方面军由于大批提拔工人干部，使红军得到很大发展的经验。徐向前指出：红四方面军工人干部多，军事理论训练少，对战略战术弱，但主要是自己的经验。
会议对以上3个报告进行了讨论。邓发、朱德、凯丰、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博古等先后在会上发言，他们对四方面军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的肯定。主要是：1.正确执行了党中央的路线，使红四方面军在艰苦的斗争中得到巩固与发展，其中有许多宝贵经验是值得一方面军学习的。2.坚决、积极、大胆地提拔工农干部，使红军得到迅速发展。3.坚决执行命令，遵守纪律，作战勇敢，富有战斗能力。4.克服了疲劳和各种困难，到通、南、巴建立了川陕根据地，恢复了原气，使红军扩大了10倍以上。与此同时，与会者也严肃指出了四方面军存在的主要错误与不足：1.退出鄂豫皖根据地预先没有很好准备。大家认为，鄂豫皖根据地是在预先缺乏准备的情况下退出的，既没有充分动员群众，又有些轻视敌人，而且战略战术的配合不够，仗又打得不好。因此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鄂豫皖的反四次“围剿”一定不能胜利，一定要退出苏区。2.在胜利的情况下放弃通南巴根据地是个严重错误。大家认为，中央苏区是不得已退出的，而通南巴是在打了胜仗的顺利条件下退出的。这违背了中央提出不应退出通南巴的正确主张。3.对根据地建设重视不够。大家认为，建立革命根据地需要具备很多条件，由于张国焘对建立根据地的重要意义认识不够，所以到通南巴以后，没有坚决迅速地建立起苏维埃政权，没有充分发展广大的游击战争，没有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和扩大地方武装。4.退出通南巴后缺乏明确的发展方向。大家认为，四方面军西渡嘉陵江后未能抓紧向川陕甘发展。同时，退出通南巴把所有的干部、游击队都带出根据地，这是战略上的失误。
会议期间，为加强前方部队作战的统一组织与指挥，利于迅速北上，7月21日，中央军委决定组织前敌总指挥部。以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兼前敌总指挥部，徐向前兼前敌总指挥，陈昌浩兼政委，叶剑英任参谋长。原一方面军之一、三、五、九军团依次改为第一、三、五、三十二军;原四方面军之第四、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三军的番号依旧不变。
芦花会议全面总结了四方面军的历史经验，一、四方面军领导人在会上开诚布公地交换意见，对于增进一、四方面军之间的相互了解与兄弟团结，统一部队组织与指挥，起了一定的作用。
麻利、果断、机智、勇敢的作风常让人忘了她是个姑娘。因此在长征前她受领了队长一职。临危受命，意味的不再是权力，而是用性命兑现所有的职责。困难、问题、危险，接踵而来。担架不够用，伤员有增无减！有的担架员受伤了，雇来的民工逃跑了。十几个担架被扔在路上，重伤员血污模糊地躺着，较轻一点的伤员发出阵阵痛苦的呻吟。触目的情景让她心如刀绞，血直往头上冲。年轻的队长杏眼瞪圆，咬着嘴唇，狠狠地说：“背也要背着走！”她对担架员的任务进行了分配，尽力找回逃走的民工，尽量安顿好每个伤员。可安排到最后，再也匀不出担架和人来抬一个伤势严重、生命垂危的小战士了。
看着前方的路，看着奄奄一息的小战士，英子决定背着他走。队员们反对，劝她留下这个伤员。因为矮小、单薄的她看上去实在不堪重负，而且这个伤员伤势太重。可英子看着四周的荒山野岭，说：“丢下他，不就等于让他死嘛。决不能！”于是，再没有多说什么，她背着他在崎岖泥泞的路上，迈开了沉重的步子……伤员的手无力地搭在她的肩上，微弱地声音说：“放——下——我，放——下——我吧……”英子充耳不闻，薄薄的嘴唇坚强地抿起。
在悲壮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中，活跃着一群特殊身影，她们中有中央领导同志的夫人、有女干部，也有普通女兵。饥饿、疾病、血战、死亡，没有什么能阻挡住她们前进的脚步，这一群可亲可敬的巾帼英雄在弥漫的硝烟中一路穿行。
作者常敬竹说，1995年冬天，他同作家董保存穿行在北京城区的大街小巷，苦苦寻找当年参加过长征的女红军。那是一项十分艰苦的工作，耗费了他们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然而他们依旧乐此不疲，惊喜，一种久违的精神在召唤着他们、激励着他们、感动着他们。
尽管，当年风华正茂、叱咤风云的红军女战士大多已经告别人世，而女红军留在漫漫征途上的那些美丽故事依然那样荡气回肠、动人心魄。
1935年4月初的一个晚上，女红军们刚拖着疲倦的身体赶到贵州盘县附近的五里排，意想不到的情况出现了：一群敌机嗡嗡地叫着突然从山后飞过来，其中一架快速俯冲下来，一阵激烈的机枪子弹迎头扫射，三枚炸弹投向休息营地。战士们迅速趴在路坎下、田沟里、坡地上，高高低低的地势把一些人遮蔽起来，但要命的是一些红军伤员躺在担架上根本动不了。
敌机飞走了，枪声、爆炸声停止了，硝烟和尘土渐渐消散开去。贺子珍的身体里嵌满了弹片，鲜血把军衣浸染得殷红。
一场紧张的抢救开始了。警卫员骑马去总卫生部请来李芝医生，为贺子珍救治。李芝先为贺子珍打了一支止血针，然后做了全身检查，发现在她的头部、上身、四肢共有17块大小不一、深浅不同的弹片，在没有实施任何麻醉的情况下，手术开始了。贺子珍疼得浑身大汗淋漓，眼里噙满泪花，却坚持一声不吭。身体浅层的弹片终于被一块块取出，而深入体内的弹片却难以取出，成为战争留给她的一份永久纪念。
那是深秋的一天，太阳偏西了。由于长时间在荒无人烟的草地上行军，常常忍饥挨饿，陈赓同志感到十分疲惫。这一阵他掉队了，牵着那匹同样疲惫的瘦马，一步一步朝前走着。忽然，看见前边有个小红军，跟他一样，也掉队了。
那个小家伙不过十一二岁。黄黄的小脸，一双大眼睛，两片薄嘴唇，鼻子有点儿翘，两只脚穿着破草鞋，冻得又青又红。陈赓同志走到他跟前，说：“小鬼，你上马骑一会儿吧。”
小鬼摆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盯着陈赓同志长着络腮胡子的瘦脸，微微一笑，用一口四川话说：
“老同志，我的体力比你强多了，你快骑上走吧。”
陈赓同志用命令的口吻说：“骑一段路再说！”
小鬼倔强地说：“你要我同你的马比赛啊，那就比一比吧。”他说着把腰一挺，做出个准备跑的姿势。
“那，我们就一块儿走吧。”
“不。你先走，我还要等我的同伴呢。”
陈赓同志无可奈何，从身上取出一小包青稞面，递给小鬼，说：“你把它吃了。”
小鬼把身上的干粮袋一拉，轻轻地拍了拍，说：“你看，鼓鼓的嘛。我比你还多呢。”
陈赓同志终于被这个小鬼说服了，只好爬上马背，朝前走去。他骑在马上，心情老平静不下来，从刚才遇见的小鬼，想起一连串的孩子。从上海、广州直到香港的码头上，跟他打过交道的那些穷孩子，一个个浮现在他眼前。
“不对，我受骗了！”陈赓同志突然喊了一声，立刻调转马头，狠踢了几下马肚子，向来的路奔跑起来。等他找到那个小鬼，小鬼已经倒在草地上了。
陈赓同志吃力地把小鬼抱上马背，他的手触到了小鬼的干粮袋，袋子硬邦邦的，装的什么东西呢？他掏出来一看，原来是一块烧得发黑的牛膝骨，上面还有几个牙印。
陈赓同志全明白了。就在这个时候，小鬼停止了呼吸。
陈赓同志一把搂住小鬼，狠狠地打了自己一个嘴巴：“陈赓啊，你怎么对得起这个小兄弟啊！”
红军队伍在冰天雪地里艰难地前进。严寒把云中山冻成了一个大冰坨。狂风呼啸，大雪纷飞，似乎要吞掉这支装备很差的队伍。
将军早把他的马让给了重伤员。他率领战士们向前挺进，在冰雪中为后续部队开辟一条通路。等待着他们的是恶劣的环境和残酷的战斗，可能吃不上饭，可能睡雪窝，可能一天要走一百几十里路，可能遭到敌人的突然袭击。这支队伍能不能经受住这样严峻的考验呢？将军思索着。
队伍忽然放慢了速度，前面有许多人围在一起，不知在干什么。将军边走边喊："不要停下来，快速前进！"。
"前面有人冻死了。"警卫员跑回来告诉他。
将军愣了一下，什么话也没说，快步朝前走去。一个冻僵的老战士，倚靠光秃秃的树干坐着。他一动不动，好似一尊塑像，身上落满了雪，无法辨认他的面目，但可以看出，他的神态十分镇定，十分安详：右手的中指和食指间还夹着半截纸卷的旱烟，火早已被雪打灭；左手微微向前伸着，好象在为战友指明前景的道路。单薄破旧的衣服紧紧地贴在他的身上。
将军的脸色顿时严峻起来，嘴角边的肌肉抽动着。忽然他转过脸向身边的人吼道："把军需处长和我叫来！为什么不给他发棉衣？"呼啸的狂风淹没了将军的话音。没有人回答他，也没有人走开。他红着眼睛，像一头发怒的豹子，样子十分可怕。
"听见没有，警卫员？叫军需处长跑步过来！"将军两腮的肌肉抖动着。
这时候，有人小声告诉将军："他就是军需处长……"。
将军愣住了，久久地站在雪地里。他的眼睛湿润了。他深深吸了一口气，缓缓地举起右手，举到齐眉出，向那位跟云中山化为一体的军需处长敬了一个军礼。
风更狂了，雪更大了。大雪很快地覆盖了军需处长的身体，他成了一座红桃2的丰碑。
14岁的王玉清正在地主家干活，听见有人说红军来了。地主恶狠狠地告诉他：“‘红胡子’杀人不眨眼，专吃小孩子。”当时，地主都把贺龙的部队称为“红胡子”。
王玉清不信，就跑出去看，他发现红军对穷苦百姓很和气，很好，对地主很凶。王玉清立即去报名参加红军，几天后，他成为了红军无线电台的一名战士。
王玉清非常聪明，加上他又虚心向老战士请教，到部队才一个星期，就很快学会了电台的使用方法，首长们都喜欢把电报交给他发。在行军的途中，贺龙留给他的印象最深刻。由于王玉清做事干练麻利，又聪明，贺龙很喜欢他，经常把很重要的电报交给他，还常常用手指弹王玉清的脑袋，表示夸赞。在行军最艰难的时候，贺龙还总是在队列中，给大家鼓劲，大家喜欢叫他贺老总，很远就能听到他爽朗的笑声，他还时不时地用亲切的口气问小战士们：“苦不苦?累不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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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我读了一本书，它就是《长征的故事》，读了这本书后我感触很深。被一种叫做长征的精神深深的感动。
在艰苦卓绝的长征途中，一幕幕可歌可泣的故事深深的打动着我：恶劣的环境，几乎是没有生命迹象的雪山，危险重重的草地上，一群奇迹般的.生命在荒无人烟的路上行走，踉踉跄跄的脚步支撑着饥饿生病受伤的身体，心中却有个坚定的目标：向北!会师!他们中有十来岁的小红军把马和粮食让给将军，最后英勇的牺牲了;有军需部长为了把棉衣发给每一位士兵，自己却冻僵了;有士兵为救掉进沼泽战友自己却永远的埋在了沼泽地里……一个个动人的故事里，长征途中，红军历尽千辛万苦，而现在的我们心中总觉得父母长辈必须要听我的，心中总想着索取，很少想到怎样回报!吃东西挑三拣四，这个要吃，那个不爱吃，在家里像个小皇上，和马背上的小红军比一比真是惭愧极了。
我们是祖国的希望，是祖国的明天，我们一定要继承和发扬红军精神，努力学习，建设我们可爱伟大的祖国!
1935年5月上旬，中央红军长征从云南省皎平渡巧渡金沙江后，沿会理至西昌大道继续北上，准备渡过大渡河进入川西北。蒋介石急令第2路军前线总指挥薛岳率主力北渡金沙江向四川省西昌进击;令川军第24军主力在泸定至富林(今汉源)沿大渡河左岸筑堡阻击;以第20军主力及第21军一部向雅安、富林地区推进，加强大渡河以北的防御力量。企图凭借大渡河天险南攻北堵，围歼中央红军于大渡河以南地区。
大渡河是岷江的一大支流，河宽300米，水深流急，两岸是险峻的群山，地势险要，大部队通过极其困难。
5月24日晚，中央红军先头部队第1师第1团，经80多公里的急行军赶到大渡河右岸的安顺场。此地由川军2个连驻守，渡口有川军第24军第5旅第7团1个营筑堡防守。
当晚，红1团由团政治委员黎林率第2营到渡口下游佯攻，团长率第1营冒雨分三路隐蔽接近安顺场，突然发起攻击，经20多分钟战斗，击溃川军2个连，占领了安顺场，并在渡口附近找到1只木船。
25日晨，刘伯承、聂荣臻亲临前沿阵地指挥。红1团第1营营长孙继先从第2连挑选17名勇士组成渡河突击队，连长熊尚林任队长，由帅士高等4名当地船工摆渡。7时强渡开始，岸上轻重武器同时开火，掩护突击队渡河，炮手赵章成两发迫击炮弹命中对岸碉堡。突击队冒着川军的密集枪弹和炮火，在激流中前进。快接近对岸时，川军向渡口反冲击，命令再打两炮，正中川军。
突击队迅速登岸，并在右岸火力的支援下奋勇冲杀，击退川军的反扑，控制了渡口，后续部队及时渡河增援，一举击溃川军1个营，巩固了渡河点。
随后，红1军团第1师和干部团由此渡过了被国民党军视为不可逾越的天险大渡河。
中国有现在的辉煌，都是我们的祖先用生命为代价、用拼搏的精神创建的。说到长征我们想到的是那些在战场上的英雄故事，可是谁又能想到在长征中那些平凡的成员之间感人的故事呢！
不仅有小兰这一个无私奉献的人，还有许多的感动故事发生在长征途中。
1985年的秋天，有许多的同志得了肠胃病。有三个同志病的很严重都已经赶不上队伍。指导员派炊事班长来照顾他们，一开始他们吃野菜和青稞面，可不到半个月，食物就已经吃完了。有一天，他们来到了池塘边，老班长灵机一动，自制了鱼钩钓了好多鱼。自己却嚼着草根吃着鱼骨头。
在长征中，不管是小孩还是大人，都有一颗无私奉献的心。我们应该学习那些人的高尚品质，因为在现在的社会中，这样的人是少之又少。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有一颗学习他们无私奉献的心。
在荒无人烟的草地上，红军战士只有可怜的一点青稞面做干粮。
周恩来副**和战士们一样，绝不多吃一点青稞面，还教育战士们，为了能走出草地，北上抗日，一定要特别爱惜粮食。战士们听了他的话，都把仅有的青稞面装在粮袋里，拴在腰上。
青稞面越来越少了，战士们只能用一点青稞面掺在野菜里煮汤喝。
战士吴开生的青稞面吃完了，已经饿了两天，周副**知道后，就让警卫员把自己省下的青稞面给吴开生两碗。他看着吴开生蜡黄的脸，语重心长的说：“这是革命呀!”吴开生流着眼泪说：“我只要有一口气，就要跟你走出草地，革命到底!”
这天晚上又是狂风暴雨，用被单做成的帐篷自然挡不住风雨的袭击。战士们都淋成了落汤鸡。周副**命令战士们都到他作为办公室的帐篷里去休息。
大家怕影响他工作，都不肯去。
他冒这大雨亲自来了，说：“你们不去，我心不安。”周副**的话像火烤暖了战士们的心。
这样走了几天，草原仍然无边无际。青稞面吃完了，野菜吃光了，军马也杀掉吃了。战士们只好烧皮带吃，甚至把随身带的纸张咽下去充饥，红军陷入了极大的困境。
周副**命令把仅存的半碗青稞面全部分给大家泡水喝：“那您吃什么呢?”警卫员急了。
周副**两只大眼睛放出了严峻的光芒，清瘦的脸上肌肉抖动着，“有同志们活着，就有我。只要多留一个战士的生命，就给革命事业增加一份力量，拿出来分掉!”
这掺上一点青稞面的热水，分到战士们的手中。
战士们流泪了，这不足半碗的青稞面，是周副**的心意和生命啊!
战士们又上路了，在茫茫的草地上。
行进着摧不垮的钢铁红军。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我们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就是要缅怀革命先烈的不朽功勋，回顾长征感人故事，领悟红军长征精神。下面就是本站小编给大家整理的搜集红军长征的故事，希望大家喜欢。
陈赓，在黄埔时代他就被称为“黄埔三杰”之一的人物，人们只知他是天不怕、地不怕、鬼不怕的英雄，却不知道他还有“三怕”。第一怕是廖仲恺先生，第二怕是彭德怀老总，第三怕，知道的人就很少了，那就是，怕小孩子。
那是个霜雪纷飞的深秋，太阳早偏西了。陈赓感到十分疲惫，掉了队，同他那也十分疲惫的瘦马，慢慢地朝前走着。忽然来到一个掉队小红军的身旁。这个小家伙，看来不过十二岁，一口四川腔，圆溜溜的脸，一双大眼睛，两片薄嘴唇，鼻子有点翘。穿着一双破草鞋的脚板子，冻得又青又红。陈赓靠近他身边说：“小鬼，你过来骑一会儿。”
小鬼拿出一副蛮不在乎的样子，盯着陈赓那满脸胡子的瘦脸，微微一笑说：“老同志，我的体力可比你强多了，你快骑上走吧。”
陈赓用命令口吻说：“上去，骑一段再说!”
小鬼用倔犟的语气说：“你要我同你的马比赛啊，那就比一比吧。”小鬼把腰一挺，做出一个准备跑的姿势。
“那，我们就一块走吧。”
“你先走，我还要慢慢走，等我的同伴呢。”
陈赓无奈，从身上取出一小包青稞面，递给小鬼说：“你把它吃了。”
小鬼把身上的干粮口袋一拉，轻轻拍了拍，说：“你看，鼓鼓的嘛，比你还要多呢。”
陈赓终于被这个小鬼说服了，他只好爬上马背，一个人朝前走去。
不知为什么，陈赓此时心里总是静不下来。他脑子里，出现一连串孩子的影子。从上海滩上、广州沿街直到香港码头，他所打过交道的那些娃娃们，都从他的脑海里涌出来。陈赓突然喊了一声：“不对，我受骗了!”他调转马头，狠踢着马肚子，向原路奔跑起来。
当陈赓寻找到这个小鬼时，已经晚了。
陈赓把小鬼抱上马背时，左手触到一件硬物。他顺着摸出来一看，原来正是小鬼那个鼓鼓的干粮袋，里面只有一块烧得发黑的牛膝骨，上面还留有几个牙齿印。
陈赓全明白了。然而这时，小鬼已经停止了呼吸。
陈赓一手紧搂着小鬼的尸体，一手狠狠地给自己一个嘴巴：“陈赓啊，你这个大笨蛋，怎么对得起阶级小兄弟!”这就是陈赓同志为什么怕同小孩子开玩笑，怕听小孩子生病，怕听小孩子哭的原因。
来自四川的小伙子贺大彬，在长征时担任团部通讯员，工作虽然辛苦，但也有几件苦中作乐的事情让大家开怀。
部队到了成都西边的卢山县城边，横在大家面前的是一条河，桥被敌人拆掉了，部队前进受到了阻拦。周围的野草、树皮都被战士们吃光了，贺大彬饿得头晕目眩。就在一个山坡上，他发现了一个蜂窝，想也没想，上去就想抓一把蜂蜜吃，蜂蜜还没吃到，倒是成群的蜜蜂朝他飞来，结果满脸被蜜蜂蜇得都是包，眼睛肿得都睁不开。贺大彬只好气急败坏地往队伍中跑。回去战友们见了他，先吃了一惊，接着大笑起来，有人开玩笑说：“你吃什么好吃的了，一会儿不见就吃得这么胖?”
部队一休息就漫山遍野找吃的东西，经常组织人去山林里找野牛。有一次，大家好不容易抓到两头野牛，用绳子捆好，交给贺大彬看管。野牛力气大，使劲挣扎，好几次都把贺大彬拽倒在地，终于，其中一头趁贺大彬不注意，挣断绳子跑了。没有人责怪贺大彬，大家把剩下的一头杀掉煮了吃，一人分到二两牛肉和一小块牛皮。路上饿了就把牛皮拿出来嚼一嚼，一连两三天，把那块小牛皮嚼得像棉花套一样，才吃到肚里去。
长征途中，战斗经常发生。一次，他们在一个村子附近突然和敌人遭遇，考虑到自己人数太少，只好撤退，敌人紧追不舍。贺大彬和五个战友被困在一个山坡上，脱不了身。敌人喊话要他们投降，他们就趁机设了一计。两个战士原地瞄准敌人，准备好手榴弹，其他四个人放下枪一齐举手喊：“我们投降。”敌人一个连长带着一个班上来了，他们埋伏的两个同志一排枪结束了敌方连长，两颗手榴弹炸死3个敌人。
但到了天黑，敌人还是不退。他们就又设了一计：贺大彬在山头假装团长，另一个战士装营长，还有一个假装通讯员，另外三个战士散开监视敌人。
山上“团长”大声问：“你们是哪个部分的?”
“通讯员”也大声反问：“你们是哪个部分?”
“团长”回答：“我们是红二团。”
“通讯员”马上报告：“前方发现敌情。”
于是“团长”命令，“一营从右边包围，二营一个连向左包围，四连从正面冲下去。”他们几个战士随即猛烈开火，把枪管都打红了，敌人一时搞不清情况，不敢进攻，犹豫再三，最后还是被吓跑了。
敌人跑了后，大家都舒了一口气，头上的汗也流个不停。幸亏贺大彬当时很镇静，如果演砸了，六个战士将全部命丧黄泉。回去，大家都知道了贺大彬的光荣事件，从此，他又多了一个名字：“贺团长”。
红四方面军中有一位叫做任思忠的小伙子在长征中三过草地，遇到两个鬼门关，险些送命。
第一次过草地时，他的右脚便被反动军队布下的竹签阵穿透了。
那是一次夜间急行军，前有堵截，后有追兵，任思忠带着一支十几人的队伍迅速向阿坝前行。他走在最前面，小心地穿过反动军队布下的铁丝网，突然脚心一阵剧痛，落在地上再也迈不动步子。战友提来马灯一看，一根大约10厘米长的竹签穿过了他的右脚脚掌，脚背上还露出长长一截。任思忠当时脸就变白了，疼得直冒汗，可是，他始终没有说一声痛。
受伤只是一瞬间，此后几个月任思忠可被伤脚折腾苦了。队伍连续行军，任思忠根本没有机会停下来养伤，他就咬紧牙关。
坚持。
跟上队伍。不幸的是，伤口化脓了，战友便将纱布裁成窄长的细条，蘸了水穿过他脚上的伤洞，来回扯动，清除里面的脓血和息肉。每拉扯一下，任思忠都觉得像脚板里有个锯在割自己的肉，没有麻药，那种疼痛在钻他的心，但是没有任何办法，那是缺医少药环境中遏制进一步感染的唯一办法。靠着。
坚强。
的意志，任思忠挺了过来。
在战友的帮助下，任思忠的脚伤渐渐好转，最后，脚背中央永远留下了一块大约3厘米见方的凹陷。
第二次过草地更是死里逃生，任思忠一只脚迈进了鬼门关。
1935年下半年，当时任思忠任红四方面军总部教导团一连指导员。大军从阿坝向绥靖方向进发。来到黑水河时，木桥已被毁掉，南岸则被土匪占领。为了保证主力部队顺利过河，任思忠和另外30名干部和战士趁黑夜游水渡河。
当时正是隆冬，数九寒天，水流湍急，冰冷刺骨，站在岸边都冻得瑟瑟发抖，更别说游泳到对岸了。不过，越是危急时刻，战士们的勇气越是大增，最后。
成功。
游到对岸的有8名，任思忠就是其中一名。接下来就是一次令南岸敌军魂飞魄散的突袭，大部分敌军还没弄清楚是什么状况呢，就在睡梦中被击毙了，8名勇士很快便占领了桥头堡，大部队顺利地搭起了便桥。
然而，任思忠却因此染上了重伤寒，红军缺医少药，食物的供应也已经断绝，他的病一步步恶化，常常昏迷不醒，战友们便抬着他行军。20天后，部队终于走出了草地，来到绥靖。此时的任思忠长。
时间。
休克，脸色苍白，呼吸时有时无。有一次，战友们都以为他已经死了，便把他放在了绥靖滩石崖下的山洞里。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他慢慢苏醒过来，感到口渴无比，轻轻地翻了个身子，浑身疼痛难忍，想站起来却发现自己根本没有力气，只有挣扎着爬向河边去喝水。十几米的距离任思忠竟然爬了整整三个小时。
天无绝人之路，正当他快到河边的时候，当地居民郝老汉发现了他，听他说了情况后，立刻将他救回了家。
郝老汉对待他就像亲生儿子一样，每天熬小米粥一口一口喂他。老汉膝下只有一个女儿，便想收他为儿子。但任思忠却一心想要回到队伍里，他每天搬小板凳坐在大门口，希望看到队伍上的同志。
两个月后，任思忠的病基本痊愈了，他挥泪告别了郝老汉老两口，找到了在该地区活动的金川省委，重新回到革命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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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红军女战士队伍中，有一位年仅11岁的小姑娘，只见她身背一条线毯、腰别一把横笛，手拄一根木棍，一路歌唱、吹奏为大家鼓劲，她就是长征中年龄最小的女红军——王新兰。
王新兰，1924年出生于四川宣汉一个富裕家庭，她的叔叔。
王维。
舟是着名的中共早期党员。在叔叔的影响下，王新兰的两个哥哥和两个姐姐先后加入共产党。王新兰7岁时，因为人小，不易引起白匪注意，党组织常让她传递秘密文件。
1933年红四军入四川，王维舟领导的“川东游击军”改编为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三军，他任军长。当时王新兰只有9岁，虽然年幼，但在家人的熏陶下，也领悟了不少革命道理。红军要长征了，家里只留下王新兰和多病的母亲。看到王新兰终日如坐针毡的样子，15岁的姐姐、红军女战士王新国看出了妹妹的心事，知道她希望跟着红军一起走。于是，在姐姐王新国的鼓励下，王新兰鼓足勇气报名参加红军。
深明大义的母亲对此感到特别欣慰，只是担心王新兰年龄太小，红军不收。
时任红四军政治部主任的徐立清接待了她们。当他见到王新兰扎着两个羊角辫、个头还没有步枪高时，便微笑着问：“你这么小能干什么?”
王新兰惟恐红军首长把自己看小了，便大着嗓门说：“我什么都能干!”
徐主任见她率真的样子，哈哈大笑：“哦?什么都能干?那就说说你能干些什么。”
“好!”听首长话有松口，王新兰的劲头更足了：“我会写字，会跳舞，会吹奏，还会唱歌!”说着她还用手在地下写了几个字让徐立清看。
这时，姐姐王新国也在旁边帮腔：“首长，您就收下我妹妹吧!您别看她年龄小，可她已经为党工作好几年了。”她如数家珍般把王新兰几年来为党传递情报的事讲给徐立清。徐立清一边听，一边连连点头：“嗯，不错，不错。”专心听王新国说完，徐立清转而对王新兰说：“小妹妹，不是红军不要你，只是你的年龄太小了……”
一听又没希望了，王新兰发起了小孩脾气：“小?小怎么了?哪个天生会打仗，还不是一点点学起来的。我虽然年龄小，可学东西还快呢!”
看王新兰参军的决心很大，徐立清最终同意了：“好吧，那你明天就过来吧!”王新兰当即兴奋得跳了起来。随着一声“是”，王新兰拉着姐姐就往外跑。徐立清突然想起了什么，对着她们喊：“你妈妈同意吗?”“早就同意啦!”一句愉快的回答从门外飘了进来。
几兄妹把母亲托付给地方苏维埃组织后，第二天一大早，王新兰就到红四军报到了。王新国被分配到红四军政治部宣传委员会工作，王新兰则安排在委员会下属的宣传队当宣传员。一到宣传队，姊妹俩就开始编演节目、书写标语。长征路上，王新兰和战友一起穿山越岭，爬冰卧雪，无论吃多少苦，受多大罪，从不叫苦叫累，也从不掉队。
不过，王新兰确实太小了，爬雪山，她是靠拉着马尾巴才攀上去的;过草地，她有些时候也不得不趴在红军大哥哥的肩膀上。尽管这样，王新兰只要有机会，就会立在风口、站在路边，为战友们送歌献舞，加油鼓劲。
小红军王新兰愣是用稚嫩的双脚走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路，随同大部队胜利到达陕北。
当我看完了《红军长征故事》后，那一场场惊心动魄的战争历历在目，久久浮现在我的眼前。
红军战士二万五千里长征，历经千辛万苦。他们面临的是冰雪覆盖的高山，波涛汹涌的河流，饥饿等等。还要与横行霸道的国名党军进行殊死拼搏。恶劣的环境，艰难的处境，然而我们的红军战士并没有屈服，他们凭借钢铁般的意志和不屈的精神，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写出了革命最辉煌的一页，奏出了人生中最辉煌的乐章，用血和泪谱写了这二万五千里的动人篇章！爬雪山时，吃的是草，树根，穿的是破旧的薄衣，他们却翻过了一座又一座的雪山，凭借机智勇敢，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
我们和红军战士相比，是多么幸福啊！想想自己有一道题做不出时，并没有继续钻研，而是选择了放弃；感到羞愧脸红得很。“困难像弹簧，你弱他就强，你强它就弱。”从红军战士身上，我们学到了困难并不可怕，人生路途中，要勇敢乐观面对一切。
如今，幸福快乐的我们，衣食住行样样不缺，很少品尝到寒冷饥饿的滋味，我们无法体会那个年代的辛酸，但是我们不能陶醉在祖先创造的光环下，不能只享受于革命先辈用鲜血换来的安逸生活中。我们不仅.要珍惜所拥有的一切，遇到困难时也不要轻易说放弃。.当你沉溺在网络游戏的时候；想一想长征吧!可能有人会说，现在也不需要长征了，这其实是错误的！我们的祖国阔步迈入世界经济强国的行列，这也是一次充满艰辛的长征，这是时代赋予我们青少年的新的长征！“少年兴则国兴，少年强则国强”。一定要自强、自立、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更要学习红军的顽强拼搏和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用长征精神激励鼓舞自己，在困难面前决不低头。立爱国之志，成报国之材。用科技强国，以人才壮国。以祖国的兴衰为己任，为中华民族的强盛和伟大复兴奋斗不息!努力向上！长大成为一个合格的接班人!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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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喜欢的读物是关于书籍，今天我又捧起了心爱的革命书《死亡线上的新生》津津有味地读了起来，书中一个个生动的小故事耐人寻味，还有他们之间亲如兄弟姐妹的战友情令我震憾，唏嘘不已。
故事描述了一个叫谭友林的政委得了伤寒病，病情严重。恰巧这时部队正要进入危险的草地区域，经过长途跋涉的战士们已经是寸步难行，更何况加上一个伤员更是举步艰难。看到这种情况，谭政委为了不拖累战友们，从大局出发，要求战友们放弃他。可没有一个人答应，没有一个人抛弃他，而是咬紧牙关，尽自已最大的能力抬着他一起前行。上级领导和医生也都很关切他，不管刮风下雨亲自给他采草药，煎药。就这样在同志们无微不至的料理下，谭友林终于康复了。
故事中无私奉献的战友情深深感动着我，故事中不怕劳苦的革命精神鼓舞着我。虽然主人公身体遭遇很多不幸，但遇到这些关心他，爱护他的战友们，他是幸福的。战友们的这种只为他人着想，舍已为人的精神让人无比敬佩。而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人却很脆弱，学习上遇到一点小挫折，就想退缩，就想逃避。记得今年刚开学，老师给我换了一位新同桌，她的学习成绩并不突出，而且字写得不是很好。问清原因才知道她的父母工作都很忙，每天都要深夜12点回家，家里没有人帮她检查作业。从那一刻起，我心里就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在学习上尽自已最大的能力帮助她。我了解我的同桌是一位最怕失去朋友这一弱点，于是当看见她作业写得马虎，字迹潦草时，我就会斩钉截铁地跟她说：“你不会字写得工整些吗?我最不喜欢我的朋友学习懒散，如果你再继续这样，我就和你绝交。”从那以后，每次看到她写作业时都很认真，有时字写得不端正，她会重新写一遍，直到写整洁清晰为止。然后拿到我面前调皮地问：“我还是你好朋友吗?”看着她一行行娟秀的字，我笑了，她也笑了。那是友谊中最真诚的微笑。在学习上有不懂的问题，她都会积级主动问我，直到弄懂为止。老师布置最多的作业，手写得最累，她从不叫一声苦，都能按时完成。脸上还总是挂着笑容。经过半年的努力，她的字迹有了很大的提高，学习成绩也有了明显的进步。我知道她的进步与她平时认真刻苦是分不开的，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只有不怕苦，不怕累才会有收获。我真希望在学习上遇到困难就想退缩的这些同学们，多看看革命书籍，多向前一辈的革命者学习，学习他们那种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为了不拖班级的后腿，为了不成为社会的累赘，赶紧端正态度，在学习道路上发扬长征精神，一定会成为国家未来的栋梁之才。
1935年5月，北上抗日的红军向天险大渡河挺进。大渡河水流湍急，两岸都是高山峻岭，只有一座铁索桥可以通过。这座铁索桥，就是红军北上必须夺取的泸定桥。
28日早上，红四团接到上级命令：“29日早晨夺下泸定桥!”时间只剩下20多个小时了，红四团离泸定桥还有240里。敌人的两个旅援兵正在对岸向泸定桥行进。抢在敌人前头，是我军战胜敌人的关键。
红四团翻山越岭，沿路击溃了好几股阻击的敌人，到晚上7点钟，离泸定桥还有110里。战士们一整天没顾得上吃饭。天又下起雨来，把他们都淋透了。战胜敌人的决心使他们忘记了饥饿和疲劳。在漆黑的夜里，他们冒着雨，踩着泥水继续前进。
忽然对岸出现了无数火把，像一条长蛇向泸定桥的方向奔去，分明是敌人的增援部队。红四团的战士索性也点起火把，照亮了道路跟对岸的敌人赛跑。敌人看到了这边的火把，扯着嗓子喊：“你们是哪个部分的?”我们的战士高声答话：“是碰上红军撤下来的。”对岸的敌人并不疑心。两支军队像两条火龙，隔着大渡河走了二三十里。雨越下越猛，像瓢泼一样，把两岸的火把都浇灭了。对岸的敌人不能再走，只好停下来宿营。红四团仍旧摸黑冒雨前进，终于在29日清晨赶到了泸定桥，把增援的两个旅的敌人抛在后面了。
泸定桥离水面有好几丈高，是由13根铁链组成的：两边各有两根，算是桥栏;底下并排9根，铺上木板，就是桥面。人走在桥上摇摇晃晃，就像荡秋千似的。现在连木板也被敌人抽掉了，只剩下铁链。向桥下一看，真叫人心惊胆寒，红褐色的河水像瀑布一样，从上游的山峡里直泻下来，撞击在岩石上，溅起一丈多高的浪花，涛声震耳欲聋。桥对岸的泸定桥背靠着山，西门正对着桥头。守城的两个团的敌人早已在城墙和山坡上筑好工事，凭着天险，疯狂地向红军喊叫：“来吧，看你们飞过来吧!”
红四团马上发起总攻。团长和政委亲自站在桥头上指挥战斗。号手们吹起冲锋号，所有武器一齐开火，枪炮声，喊杀声，霎时间震动山谷。二连担任突击队，22位英雄拿着短枪，背着马刀，带着手榴弹，冒着敌人密集的枪弹，攀着铁链向对岸冲去。跟在他们后面的是三连，战士们除了武器，每人带一块木板，一边前进一边铺桥。
突击队刚刚冲到对岸，敌人就放起火来，桥头立刻被大火包围了。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传来了团长和政委的喊声：“同志们!为了党的事业，为了最后的胜利，冲呀!”英雄们听到党的号召，更加奋不顾身，都箭一般地穿过熊熊大火，冲进城去，和城里的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搏斗。激战了两个小时，守城的敌人被消灭了大半，其余的都狼狈地逃跑了。
红四团英勇地夺下了泸定桥，取得了长征中的又一次决定性的胜利。红军的主力渡过了天险大渡河，浩浩荡荡地奔赴抗日的最前线。
8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冲破千难万险,取得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伟大胜利,在这次长征的途中涌现出了许多感人至深的故事。下面就是本站小编给大家整理的红军长征的小故事，希望大家喜欢。
我们来到大雪山下。当地老百姓把大雪山叫做“神山”，意思是说除了“神仙”，就连鸟也飞不过去。
为了消除部队的顾虑，毛主席说：“神山”不可怕，红军应该有志气，和神山比一比。这些话，给了我们莫大的鼓舞。
出发前，上级规定每人要准备两双鞋，把脚保护好。我除了脚上的烂草鞋外，就剩一双拴在皮带上的“量天尺”了。我把它解下来，心里涌起无限的感念。一首在江西中央苏区流行的山歌，又在我的耳边萦绕着：送得哥哥前线去，做双鞋子赠送你，鞋上绣了七个字，红军哥哥万万岁。
想起这首山歌，也就想起了我们离开中央苏区时的情形。一个老大爷拉着我的手，把一双“红军鞋”塞给我。这是一双非常结实的布鞋，鞋帮上绣着“慰劳红军战士”的字句。他说：“孩子，这鞋一穿到红军的脚上，那就成了‘量天尺’了，地再广，山再高，你们也能把它‘量’完。”从那以后，这双鞋就挂在我的腰间，成为我最好的伴侣。
记得在离开江西的最后一次战斗中，我的脚负伤了。当时既没有医药，也没有担架，我只得每天拖着负了伤的脚，艰难地走着。实在。
坚持。
不住了，我第一次从腰里解下“量天尺”，穿在脚上。鞋底软绵绵的，特别舒服。一穿上它，就想起了苏区人民的希望，也就忘了伤痛。不久伤口好了，我的鞋底也磨去了不少，舍不得再穿，就又把它包起来挂在腰上……打遵义，我们连担任攻城任务。打得正有劲，我突然感到腰部有些疼痛。仔细一看，原来一颗子弹穿过鞋子，紧挨在腰骨旁的皮肤上。同志们见了，都说这真是“救命鞋”。可是我也很惋惜，因为鞋子被穿了一个大窟窿。以后，我更加倍地爱惜它。
天蒙蒙亮，我们就开始爬山。越向上爬越陡，一会儿竟下起鸡蛋大的冰雹。狂风夹着冰雹，吹在身上，真像刀割的一样。我是个炮兵，肩上扛着45斤的迫击炮炮筒，走起来就更难了。我踏着前面像雪梯似的脚印，一步一步往前移，脚被雪冰得失去了知觉，几次跌倒。每当我倒下，看到脚上的“量天尺”，心里就感到一股热劲，好像苏区的老乡们在背后推着我前进。
终于爬过了雪山，我低头看看那双“量天尺”，它沾满了冰泥，脏得不成样子，我赶忙把它脱了下来，磕掉泥巴又挂在腰上。
“红四方面军的长征路最长，三过草地，第一次过草地时，我的右脚便被反动军队布下的竹签阵穿透了”。
那是一次夜间急行军，前有堵截，后有追兵，任老带着一支十几人的队伍迅速向阿坝前行。任老走在最前面，他小心地穿过反动军队布下的铁丝网，突然脚心一阵剧痛，落在地上再也迈不动步子。战友提来马灯一看，一根近0.1米长的竹签穿过了他的右脚脚掌，脚背上还露出长长一截。
受伤只是一瞬间，此后几个月任老被伤脚折腾苦了。队伍连续行军，根本没有机会停下来养伤。伤口化脓了，战友便将纱布裁成窄长的细条，蘸了水穿过伤洞，来回扯动，清除里面的脓血和息肉。每拉扯一下，都伴随了钻心的疼痛，但有什么办法，那是缺医少药环境中遏制进一步感染的惟一办法。和平年代现在的年轻人谁还能忍受这样的痛苦呢?”讲到这里，任老喃喃地说。
二过草地鬼门关口拣回性命。
第二次过草地更险，任老一只脚迈进了鬼门关。
成功。
游到对岸的只有8名。接下来就是一次令南岸敌军魂飞魄散的突袭，大部分敌军在睡梦中被击毙，8人很快便占领了桥头堡，大部队顺利地搭起了便桥。
任老却因此染上了重伤寒，红军缺医少药，食物的供应已经断绝，他的病一步步恶化，常常昏迷不醒，战友们便抬着他行军。20天后，部队走出草地，来到绥靖。此时任老长。
时间。
休克，战友们都误以为他已经死了，便把他放在了绥靖滩石崖下的山洞里。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他苏醒过来，挣扎着爬向河边喝水，十几米的距离，任老竟爬了两三个小时。当地居民郝老汉发现后将他救回了家。郝老汉对待他就像亲生儿子一样，每天熬小米粥一口一口喂他。老汉膝下只有一个女儿，便想收他为儿子。但任老却一心想要回到队伍上，他每天搬小板凳坐在大门口，希望看到队伍上的同志。两个月后，任老的病基本痊愈了，他挥泪告别了郝老汉老两口，找到了在该地区活动的金川省委，重回革命队伍。
经历这一次起死回生时，任老还不满18岁。
1936年7月，任老的病全好了，就在此时，队伍又从绥靖出师北上。任老带着七八名比他还年轻的战士在草原上行军。一天夜里，一位小战士问任老，“科长，将来会是什么样子的?”“人人都生活得很。
幸福。
不缺衣少食。”“那能实现吗?”“肯定能”.
(一)。
1934年10月，红军开始进行战略转移。为了隐蔽，一般都是在黄昏或下半夜出发，队伍在黑暗的笼罩下悄悄地离开驻地。
临行前，徐特立去看望瞿秋白。瞿秋白把自己的马换给了徐老，并让自己身强力壮的马夫跟着徐老踏上了长征路，自己支撑着瘦弱的病体看着朝夕相处的战友远去。
瞿秋白被捕后，临刑前镇定自若，唱着《国际歌》走向刑场。
(二)。
林伯渠与何叔衡在梅坑依依惜别。何叔衡为林伯渠践行，对酒畅饮，彻夜长谈。分别时，何叔衡脱下自己的毛衣，赠给即将远行的战友。林伯渠怀着沉重的心情，写下了惜别诗《别梅坑》：“去留心绪都嫌重，风雨荒鸡盼早鸣。赠我绨袍无限意，殷勤握手别梅坑。”
何叔衡后来被敌人包围，发誓说：“我要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最终英勇就义。
(三)。
叶剑英长征离开于都时，刘伯坚为他践行，两位战友对酒畅叙，诉说衷肠，心情非常沉痛。后来刘伯坚被捕，在移囚时，他拖着沉重的脚镣，气宇轩昂地走过大街，写下了壮烈诗篇《带镣行》：“带镣长街行，蹒跚复蹒跚。市人争瞩目，我心无愧怍。带镣长街行，镣声何铿锵。市人皆惊讶，我心自安详。”
就在《中央日报》登出这首诗的当天，刘伯坚倒在了刑场的血泊之中。叶剑英知道后赋诗一首，怀念这位战友：“红军抗日事长征，夜渡于都溅溅鸣。梁上伯坚来击筑，荆卿豪气渐离情。”
(四)。
长征途中，红军倒下的战友更多，甚至可能每走一步，就是诀别。
《西陲血路》里记载了老红军赵连成过草地时，一路照顾他的班长离开他的情景：
“雨停后，天快亮了，我悄悄地爬起来，想给班长煮点牛皮汤喝。
“汤煮好后，盛在碗里，我端着去喊他。一连几声，他都没有答应。我心跳加快，掀开被单一看，他眼睁得大大的，全身僵硬了……”
(五)。
1936年2月，红四方面军开始执行张国焘制定的《康(定)、道(孚)、炉(霍)战役计划》。
当时，情况十分严峻，敌人的前卫部队正和红四方面军担任掩护的部队激烈交火，主力部队只有翻越夹金山进入康定、道孚、炉霍地区才能摆脱强敌的追击。在夹金山脚下，1000多名红军伤病员被留在了那里。而5000多米高的夹金山，积雪过膝，即便是身体强壮的战士也难以承受，把1000多名在百丈关、天全一带战斗中负伤的伤员抬上去，无异于将他们直接送进鬼门关，而且必然会有更多的红军战士陪着他们死去。
老红军何福圣回忆道：“红军指战员都明白：这是必然的选择……已经开始登山的红军战士不忍离去，回头注视着山脚下密密麻麻或躺或卧的一大片伤员，那是他们亲密无间的同志、生死与共的好战友啊!数万名军人的哭声惊天动地，震撼着冰雪覆盖的夹金山……那是我何福圣今生今世也永远忘不掉的场面!”
。
一个冻僵的老战士，依靠在光秃秃的树干坐着。他一动不动，好似一尊塑像，身上落满了雪，无法辨认他的面目，但可以看出，他的神态十分镇定，十分安详……红军行军途中，一位军需处长把棉衣让给了战友，自己被严寒冻死。
长征途中，暴雨倾泻在大草原上，一个生命垂危的红军战士把党证和夹在党证里的七根焦干的火柴交给战友，请他转交给党组织，红军战士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以及他内心世界的崇高与美令人震撼。
“小鬼，快离开我!咱们两个人都不能牺牲!……要……要记住革命!”小红军使劲伸手去拉老班长，可是什么也没有抓住，他陷下去了，已经没了顶，小红军的心疼得像刀绞一样，眼泪不住地往下流，多么坚强的同志，为了“我”这样的小鬼，为了革命，他被这可恶的草地夺去了生命……《草地夜行》是一篇革命回忆录，讲述在过草地时，老红军为了帮助一个小战士赶上队伍而不惜献出自己宝贵生命的动人事迹。
红军过草地时，粮食紧缺，只有一点青稞面当军粮，小战士吴开生饿了两天的事被周恩来副主席知道后，他立即把自己省下的青稞面分给他了两碗。晚上狂风暴雨，用被单做的帐篷根本经不起风雨的袭击，战士们全部被淋成落汤鸡，周副主席亲自去命令战士们去他的办公帐篷避雨，温暖了战士们的心灵。在草地中又走了好几天，青稞面吃完了，甚至军马都被杀掉吃了，战士们唯有煮皮带啃，找纸张咽，看到这种极度的困境，周副主席立即命令警卫员把他仅存的半碗青稞面拿出来给大家泡汤喝，自己却忍饥挨饿。
1935年4月初的一个晚上，女红军们刚拖着疲倦的身体赶到贵州盘县附近的五里排，突然敌机来袭，贺子珍为了抢救红军伤员，被炮弹炸伤，警卫员骑马去总卫生部请来李芝医生，为贺子珍救治。李芝先为贺子珍打了一支止血针，然后做了全身检查，发现在她的头部、上身、四肢共有17块大小不一、深浅不同的弹片，在没有实施任何麻醉的情况下，手术开始了。贺子珍疼得浑身大汗淋漓，眼里噙满泪花，却坚持一声不吭。身体浅层的弹片终于被一块块取出，而深入体内的弹片却难以取出，成为战争留给她的一份永久纪念。
这个故事真实、生动地讲述了红军翻越老山界的全过程。老山界很高，上山30里，山势又陡，特别是雷公岩，几乎是九十度的垂直石梯，只有一尺多宽，非常艰难，部队行军负载笨重，马匹驮着受伤战士，加上敌人追击，形势非常急迫，夜里也得行军，并且在作战途中，任务紧急，不能及时开饭，开饭也不能吃饱，体力消耗大，战士们只有忍饥挨饿。睡觉也只能风餐露宿，时已冬季，寒冷刺骨，但红军战士们不怕苦难、艰苦奋斗，顺利地翻越了这座难爬的高山。
我们来到大雪山下。当地的老百姓把大雪山叫做“神山”，意思是说除了“神仙”，就连鸟也飞不过去。我们不信什么“神仙”，但也感到大雪山有点神秘可怕。
出发前，上级规定每人要准备两双鞋，把脚保护好。
我除了脚上的烂草鞋，就剩一双拴在皮带上的“量天尺”了。我把它解下来，用手掂量着，心头涌起很多感想。
我们离开老根据地时，舍不得离开那里的亲如骨肉的人民群众。老乡们的心情也和我们一样，知道我们要出发，清早就抬着各种慰劳品来送别。一位老大爷拉着我的手，把一双“红军鞋”塞给我。这是双非常结实的布鞋，鞋帮上绣着“慰劳红军战士”“杀寇立功”的字句。他嘴角抽动了半天才说：“孩子，带上这双鞋吧!这鞋一到红军的脚上，那就成了‘量天尺’了，地再广，山再高，你们也能把它‘量’完。”我看着老大爷，看着手里的鞋，感动得说不出话来。
从那以后，这双鞋就挂在我的腰间，成为我最好的伙伴;在艰难困苦的时候，它常常鼓舞着我奋勇前进，去消灭敌人。
记得在离开江西的最后一次战斗中，我的脚负伤了，当时既没有医药，也没有担架，我只得每天拖着负了伤的脚，艰难地走着。实在坚持不住了，才第一次从腰间解下“量天尺”，穿在脚上。鞋底软绵绵的，特别舒服。一穿上它，就想起了老根据地人民的希望，也就忘了伤痛。不久伤好了，我的鞋底也磨去不少。舍不得再穿，我就又把它包起来挂在腰上。
打遵义县城，我们连担任攻城任务。打得正有劲，我突然感到腰部有些疼痛。仔细一看，原来从远处射来的一颗子弹，穿过鞋子，紧挨在腰骨旁的皮肤上。要不是这双鞋，这颗子弹一定够我受的。同志们都替我高兴，说这双鞋真是“救命鞋”。
现在要过大雪山了，我拿着鞋又想起那位老大爷说的话，心里充满了力量。是的，老根据地人民做的鞋是“量天尺”。我们就是用这个“尺”。从瑞金一步一步“量”到四川来的。今天我们又要用它来“量”这座连鸟也飞不过去的大雪山了。
天蒙蒙亮，我们就开始爬山。朝上望望，只见云雾蒙蒙，山顶直插云霄。再往上走，天气突然变了，狂风吼叫，雪花飘飘。我是江西人，很少看到下大雪，起先，东瞧瞧，西望望，倒觉得蛮有趣。谁知越向上爬，地势越陡，天气也越发变坏了。狂风夹着鸡蛋那样大的冰雹，吹打在我们只穿一件夹衣的身上，真像刀刮的一样。我看雪的兴致早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这时，只觉得呼吸紧迫，浑身无力，只要稍微一松劲，脚就抬不起来了，但又不敢坐下来休息。我亲眼看见有三个同志坐下来抱在一起想暖和一下，但他们再也没有站起来。我暗地里留着眼泪，怀念着被大雪吞没的同志，心里十分难受。我是个炮兵，肩上扛着四十五斤重的迫击炮筒，走起来就更难了。我踏着前面像雪梯似的脚印，一步一步往前移，脚被雪冰得失去了知觉，曾几次跌倒。每次倒下，看到脚上的“量天尺”，心里就感到一股热劲，好像有许多老根据地的老乡扶起我，在背后推着我前进。
终于爬过了雪山。我坐在山根下的一棵树旁边，低头看看那双“量天尺”，沾满了冰泥，脏得不成样子，真有点心疼。幸好除了子弹打的那个洞以外，别处还没有破，我赶忙把它脱下来，磕掉泥巴，又挂在腰上。
1935年5月上旬，中央红军长征从云南省皎平渡巧渡金沙江后，沿会理至西昌大道继续北上，准备渡过大渡河进入川西北。蒋介石急令第2路军前线总指挥薛岳率主力北渡金沙江向四川省西昌进击;令川军第24军主力在泸定至富林(今汉源)沿大渡河左岸筑堡阻击;以第20军主力及第21军一部向雅安、富林地区推进，加强大渡河以北的防御力量。企图凭借大渡河天险南攻北堵，围歼中央红军于大渡河以南地区。
大渡河是岷江的一大支流，河宽300米，水深流急，两岸是险峻的群山，地势险要，大部队通过极其困难。
5月24日晚，中央红军先头部队第1师第1团，经80多公里的急行军赶到大渡河右岸的安顺场。此地由川军2个连驻守，渡口有川军第24军第5旅第7团1个营筑堡防守。
当晚，红1团由团政治委员黎林率第2营到渡口下游佯攻，团长杨得志率第1营冒雨分三路隐蔽接近安顺场，突然发起攻击，经20多分钟战斗，击溃川军2个连，占领了安顺场，并在渡口附近找到1只木船。
25日晨，刘伯承、聂荣臻亲临前沿阵地指挥。红1团第1营营长孙继先从第2连挑选17名勇士组成渡河突击队，连长熊尚林任队长，由帅士高等4名当地船工摆渡。7时强渡开始，岸上轻重武器同时开火，掩护突击队渡河，炮手赵章成两发迫击炮弹命中对岸碉堡。突击队冒着川军的密集枪弹和炮火，在激流中前进。快接近对岸时，川军向渡口反冲击，杨得志命令再打两炮，正中川军。
突击队迅速登岸，并在右岸火力的支援下奋勇冲杀，击退川军的反扑，控制了渡口，后续部队及时渡河增援，一举击溃川军1个营，巩固了渡河点。
随后，红1军团第1师和干部团由此渡过了被国民党军视为不可逾越的天险大渡河。
1935年5月，北上抗日的红军向天险大渡河挺进。大渡河水流湍急，两岸都是高山峻岭，只有一座铁索桥可以通过。这座铁索桥，就是红军北上必须夺取的泸定桥。
国民党反动派早就派了两个团防守泸定桥，阻拦红军北上;后来又调了两个旅赶去增援，妄想把我红军消灭在桥头上。我军早就看穿了敌人的诡计。28日早上，红四团接到上级命令：“29日早晨夺下泸定桥!”
时间只剩下20多个小时了，红四团离泸定桥还有240里。敌人的两个旅援兵正在对岸向泸定桥行进。抢在敌人前头，是我军战胜敌人的关键。
红四团翻山越岭，沿路击溃了好几股阻击的敌人，到晚上7点钟，离泸定桥还有110里。战士们一整天没顾得上吃饭。天又下起雨来，把他们都淋透了。战胜敌人的决心使他们忘记了饥饿和疲劳。在漆黑的夜里，他们冒着雨，踩着泥水继续前进。
忽然对岸出现了无数火把，像一条长蛇向泸定桥的方向奔去，分明是敌人的增援部队。红四团的战士索性也点起火把，照亮了道路，跟对岸的敌人赛跑。敌人看到了这边的火把，扯着嗓子喊：“你们是哪个部分的?”我们的战士高声答话：“是碰上红军撤下来的。”对岸的敌人并不疑心。两支军队像两条火龙，隔着大渡河走了二三十里。雨越下越猛，像瓢泼一样，把两岸的火把都浇灭了。对岸的敌人不能再走，只好停下来宿营。红四团仍旧摸黑冒雨前进，终于在29日清晨赶到了泸定桥，把增援的两个旅的敌人抛在后面了。
泸定桥离水面有好几丈高，是由13根铁链组成的，两边各有两根，算是桥栏;底下并排9根，铺上木板，就是桥面。人走在桥上摇摇晃晃，就像荡秋千似的。现在连木板也被敌人抽掉了，只剩下铁链。向桥下一看，真叫人心惊胆寒，红褐色的河水像瀑布一样，从上游的山峡里直泻下来，撞击在岩石上，溅起一丈多高的浪花，涛声震耳欲聋。桥对岸的泸定桥背靠着山，西门正对着桥头。守城的两个团的敌人早已在城墙和山坡上筑好工事，凭着天险，疯狂地向红军喊叫：“来吧，看你们飞过来吧!”
红四团马上发起总攻。团长和政委亲自站在桥头上指挥战斗。号手们吹起冲锋号，所有武器一齐开火，枪炮声，喊杀声，霎时间震动山谷。二连担任突击队，22位英雄拿着短枪，背着马刀，带着手榴弹，冒着敌人密集的枪弹，攀着铁链向对岸冲去。跟在他们后面的是三连，战士们除了武器，每人带一块木板，一边前进一边铺桥。
突击队刚刚冲到对岸，敌人就放起火来，桥头立刻被大火包围了。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传来了团长和政委的喊声：“同志们!为了党的事业，为了最后的胜利，冲呀!”英雄们听到党的号召，更加奋不顾身，都箭一般地穿过熊熊大火，冲进城去，和城里的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搏斗。激战了两个小时，守城的敌人被消灭了大半，其余的都狼狈地逃跑了。
红四团英勇地夺下了泸定桥，取得了长征中的又一次决定性的胜利。
人物档案：谢振华，1916年出生于江西省崇义县上堡镇甲子村。1929年参加革命，1930年参加红军，曾任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兼省革委会主任，北京、沈阳军区副司令员，昆明军区政委兼军区党委书记，中顾委委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12月20日下午，记者来到北京万寿路一座静谧的院子，见到了敬仰已久的老前辈。听这位传奇将军讲述了70年前长征路上爬雪山的故事。
“长征是人类史上一个伟大的壮举。我们能够翻越大雪山、穿过沼泽草地，就是因为我们红军有一种不屈不挠的精神。”老将军90岁高龄，身材魁梧，思维清晰，眼睛里充满着睿智，讲起话来声若洪钟。
1935年6月中旬，红三军团开始翻越夹金山。夹金山是一座海拔4500米高的大雪山。它横亘于四川西部的宝兴与懋功交界处，山岭逶迤，终年积雪，空气稀薄，行人呼吸困难。
年仅19岁的谢振华由团政委改任红三军团保卫分局执行科长，负责军团的收容工作，主要是把掉队人员和遗散的武器装备收拢起来，妥善处理，并随时报告敌情，还要保证自身和部队的安全。
在出发前，谢振华向大家特别强调了军团叶剑英参谋长提出的翻山四点要求：一不能快走，二不能说话，三不能坐下来休息，四要发扬阶级友爱精神，搞好团结互助。过夹金山时的两个细节令谢振华终生难忘：在山脚下，他看见彭德怀军团长亲自抽查一些连队的准备情况;行至半山腰，他又看见彭军团长的骡子上驮着文件，而他自己则与战士们一起艰难地一步一步往上走。彭军团长还大声命令一名体弱的战士抓住骡子的尾巴边滑边走。老将军说：“多少年来，我们就是照着彭军团长的样子做的。任何时候都要率先垂范，爱护士兵。”
老将军回忆道：那时的艰苦已经到了人的生理承受能力的极限，是后人难以想象的。他说：“我带收容队的同志走到一个避风的斜坡处，看见有十来个掉队的干部战士围着一堆燃尽的木炭坐着不动。我就过去喊他们赶快走，但他们一个个却像雕塑似的毫无反应。原来，他们已经牺牲。这是因为雪山上本来就缺氧，他们围在一起烤火取暖又消耗了许多氧气，结果因缺氧而牺牲。他们连名字都没有能够留下啊!”
越是艰难的时候，指挥员的作用越重要。老将军说：“本来行军就累得要命，而收容队员的任务更为艰巨。说实在的，那时，我的身体也挺不住了，但我还是咬紧牙关。雪山的天气像猴子的脸，说变就变。刚才天气还好好的，万里无云，顷刻间就狂风大作，有几个战士被吹出十几米远。接着雪和冰雹铺天盖地而来。在这种情况下，我一边鼓动大家，一边搀扶着战士一步一步向前挪动。就这样，我们终于战胜了雪山。”
听长征的亲历者讲述爬雪山的故事，和读历史教科书的感觉不同。长征的艰难困苦是人世间罕见的，是任何语言都难以准确描述的。记者问老将军，是什么力量支持着你们挺了过来?老将军答道：“是对革命的信仰，人不能没有信仰。在爬雪山、过草地的路上，我们红军战士之所以能够坚持过来，就是我们认为吃这种苦，是为了受苦受难的老百姓的翻身解放，相信跟着共产党，为人民打天下，一定会胜利。没有这种信念，是不可能走完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将军兴致极高，欣然挥毫泼墨：“长征精神代代相传”。老将军叮嘱说，“一个人、一个军队、一个国家，任何时候都要有信仰，有理想，有一种精神。希望我们的年轻官兵牢牢记住这一点。”
最后，老将军还对记者谈起了神舟五号和神舟六号。他说：“航天精神说到底是一种科学精神。我们继承艰苦奋斗的长征精神，又有探索太空的科学精神，将这二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我们中华民族将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中国工农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是人类历史上求生存谋解放的一部最威武雄壮的英雄史诗。有不少人喜欢收集在红军长征这段时期发生的故事，下面就是本站小编给大家收集的红军长征的故事，希望大家喜欢。
在与敌人的一次激烈战斗后，周天浩突然得了伤寒，发起高烧。因为部队马上要投入新的战斗，周天浩被送到15公里外的临时后方治疗。由于缺少药品和足够的休息，他的病情很快就加重了。那几天周天浩一直高烧不退，大部分。
时间。
昏昏沉沉的，不省人事。
等周天浩清醒时，发现自己躺在一个大娘家的炕上。周天浩一脸茫然，以为自己在做梦呢，忙问大娘怎么回事。原来，当天夜里后方部队紧急转移，把他就地安置在大娘家里，他已经在这里昏睡5天了。大娘对周天浩说：昨晚给你喂了辣椒汤，后半夜出了一身大汗，看来是挺过来了。周天浩心里明白，大娘照顾自己担着很大的风险，敌军随时会来，如果被发现，她会受到连累。看着大娘熬红的眼睛，周天浩心里非常过意不去，心想这条命是大娘给他拣回来的。
周天浩当时身体还非常虚弱，但心里牵挂着队伍，就决定到外面看看情况。大娘不肯让他出去，说怕他暴露，而且他的病刚刚好，怕再着凉。周天浩再三恳求，大娘才同意陪他一起出去探探风。临近中午时，有老乡跑过来，说有队伍过来了。由于不知是什么队伍，他们都很紧张，大娘劝周天浩躲一躲，他们就藏在老乡家向外张望。远远有3个人过来，看样子不像敌人，待走近一看，正是周天浩他们连的战士，其中一个还是他们班的。战友相见，说不出的激动。原来他们连为了掩护大部队转移，正在执行牵制敌人的任务，马上就要过来。不到一个钟头，连队果然上来了，连长和指导员也到了。虽然当时情况比较危急，但看到部队回来，周天浩和大娘都松了一口气。
因为这次要长途转移，战友们坚决要带周天浩一起走。周天浩也早想归队了，可身体太弱了，一动就浑身冒虚汗，根本跟不上队伍。他怕拖累大家，就表示先留下，待好了以后再追队伍。连长和指导员坚决不同意落下他，他们商量后，决定派人去找毛驴驮着周天浩走。
当地老乡养毛驴的很多，他们想雇用，老乡听说是红军，坚决不要报酬，路上还给他们引路。第二天，又换了一个老乡牵着毛驴来驮周天浩。这样，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有老乡用毛驴驮着他送一程。那些天，部队边行军、边作战，地面上有胡宗南的几十万大军围堵，天上有敌机扫射轰炸，但战友们从没有嫌周天浩是累赘，是包袱，老乡们也没有丢下他不管。周天浩连续骑了五天的毛驴，才能下地与战友们一起行军。
大病初愈的周天浩拍了拍要分别的毛驴，说：“多亏你啦，小毛驴，要不是你，我恐怕走不出长征啊。”
小董是个红军女战士，1935年随红军长征来到金沙江的时候，她才13岁。在金沙江畔，就远远地能看到一座很白很白的山。有人说这是棉花山，有人说是雪山，也有人说是白糖山。走近了一看，原来是一座好高好高的大雪山!
小董她们这些小兵可高兴啦，当时正是阴历四、五月份穿单衣都热，看到山上全是雪，心想到了山上去凉快凉快，那多舒服呀!
登山前，每人除了粮食外，还发了几个小辣椒。小董她们怕辣，不愿意带辣椒。当地的一位干部告诉她们：“上到雪山后，不能到处乱看，后面的人只能看前面人的后脚跟儿;实在感到发冷，就嚼一口辣椒增加点儿热度……”
第二天，部队向雪山出发了。到了雪山底下，有一条小河。因为河水是从雪山上流下来的，泡着很厚的树叶和杂草，所以水是黄的。当地人说这是“仙人茶”，可是，喝下去却是又苦又臭。
上山了。向导让每个人用毛巾把头包起来，只留下眼睛看路。开始，天气还很热，大家的兴致很高，都想早一点爬到山顶，看看是什么样子。走到半山腰，开始起风了，冷风瑟瑟，草枝枯干，像秋天一样;再往上走，太阳就没了，雪花飘飘，满山银白，积雪不知有多厚，就像进入了冬天一样。山上高低不平，雪洞很多，一不小心，掉到雪洞里，就很难救出来。不知是哪个连队的一个男同志摔到雪洞里去，大家费很大力气，才把他拉出来，他的手脚和脸都被冰块扎得血淋淋了。
快走到山顶的时候，云彩不知什么时候落到脚下去了。雪下得更大，还夹杂着李子那样大的冰雹。山上没有树，也没有草，雪光刺得睁不开眼睛……越往上走越难受，小董只觉得头晕眼花，呼吸困难，身体发软，一阵阵恶心想吐。她真想坐下来休息一下，但向导的话响在耳畔：“多累也不能坐下去，坐下去就起不来了!”
小董哭了。可是，当时部队不许停下，大家把老郭抬到一边，放在稍背风的地方，就继续前进了。山上的风，嘶嘶地狂叫着，把地上的雪卷起来和天上正下着的雪搅在一起，如同大海里的波浪，一个旋涡一个旋涡地卷动着。由于大家穿的都是单衣，有的同志还光着脚，雪打到脸上、身上，像铁沙子打得那样疼。头上好像带着一个大酒篓一样，头重，脚轻，身子直摇晃。军团的一位首长在风雪中使劲拉着小董，边走边吓唬她说：“小鬼，好好走哇!不能坐下，一坐下可就要在这‘天国’里成仙啦!”
下到半山腰，头才慢慢地轻松了些，呼吸也渐渐地均匀起来。
1934年10月初，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团作为长征先遣队进入贵州的石阡境内，受到国民党湘、桂、黔军的重重包围。10月16日(农历九月初九重阳)，红六军团第十八师第五十二团为掩护军团主力转移，主动暴露自己，把敌人引向困牛山。由于敌众我寡，弹尽无援，被逼绝境，为不当俘虏，百余红军战士飞身跳下70多米高的山崖——虎井沟，绝大多数壮烈牺牲。(作者/赵幼立)。
(一)。
1934年4月，蒋介石调集五十万大军对中央根据地的广昌地区大举进攻，拉开了第五次“围剿”中央苏区的战役。由于“左”倾领导的错误指挥，红军战斗连连失利，先后失去了广昌和广昌以南的高虎脑、万年亭等。眼看根据地面积越来越小，当时的中央在7月派出北上抗日先遣队(寻淮洲、粟裕领导的红七军团)后不久，又于8月派红六军团从湘赣、湘鄂赣根据地向西突围，先期转移，并要他们到黔东来联系夏曦、贺龙、关向应带领的红三军及其创建的黔东革命根据地。10月，中央红军在失去宁都、兴国之后，也撤出中央苏区，沿着红六军团走过的路线向西转移。
红六军团的领导由中央代表任弼时、军团长肖克、政治委员王震和参谋长李达等组成。军团下辖十七师三个团(第四十九、五十、五十一团)和十八师三个团(第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团)，共9700多人。红六军团在到达贵州瓮安、余庆时，因五十四团团长赵雄牺牲，未重新任命，其时实际仅五个团。10月4日，军团部到达瓮安的猴场后，遵照中革军委的指示，改变原向西、向北的进军路线，改向东，朝着石阡、江口方向挺进。
此时，蒋介石已调集湘军李觉、桂军廖磊和黔军王天锡率领的24个团进驻镇远、黄平、施秉、石阡等县，对红六军团进行围、追、堵、截，妄图将红六军团挤压在乌江以南的狭长地带加以歼灭。乌江自古为天险，对岸又还有万式炯、侯之担的四个团把守，数千红军要想北渡乌江几乎没有可能。另外，中革军委也电令六军团不得北过乌江，只能往东向江口方向运动。这一运动方向完全在国民党湘、桂、黔军的预料之中，红六军团实际上是在往国民党军的包围圈中钻。
当时，中革军委对湘、桂、黔军的布置并不清楚，还接二连三电令红六军团向东。六军团也对敌情不甚了解，毫无戒备地向东推进。十七师前部进至石阡县甘溪时，还十分从容地布置宿营。当发现敌情后又未及时向军团部报告，军团部未下达命令作战斗准备。当桂军廖磊部发起进攻时，红军毫无准备，很快被敌截为数段。面对后有追兵、前有阻敌的情况，各部队仓促应战，向北转移。由于红军。
人生。
地不熟，向北进入了十分危险的地势。此间地形复杂，山高坡陡，沟深崖绝，加上国民党军的反动宣传，当地百姓对红军一无所知，甚至轻信敌人的话，见红军来就躲避。
红军在甘溪一役损失1000人以上。进入大山，粮食、弹药都发生困难，加之水土不服，又误食桐油，自然减员也十分严重。在这种情况下，红六军团领导曾向中革军委请示，拟抛弃辎重，分两路突围。中革军委复电，不同意分兵，军团领导只好带着部队左冲右突。往北有乌江天险，往西有黔军把守，往南有桂军阻击，往东又有湘军截拦，军团领导只好决定再走甘溪，向南突围。
为掩护军团主力南突，红十八师的龙云师长和田海清团长率五十二团断后，先在板桥阻击追敌，后南撤追赶主力。他们未到达龙塘，发现南撤之路被敌截断，只好果断绕十二里山梁往西去川岩坝，后向北去困牛山，希望抛掉敌人后再向南追赶主力。
由于连续数天在十二里山梁子转，湘、桂、黔敌以及民团相继占领了川岩坝及附近制高点和重要村寨，红军无论走到哪里，都受到敌军及民团的截击。困牛山的战斗，是最为悲壮、最为惨烈的。
困牛山，实为困牛山，因形如一头疲倦而困卧之牛得名。其东南有十二里山梁，西北有老君山，西南有谭家湾大山，北面是万丈深渊的黑滩河。困牛山山脊平缓，蜿蜓10余里。红五十二团为掩护军团主力，在南撤道路被切断之后，就主动登上十二里山梁，以吸引龙塘方向的敌军，再向西直奔川岩坝。与驻敌交火后，再走困牛山山梁，主动暴露自己，吸引敌人。
团结。
战斗，边打边退，牢牢拖住敌人。
百余红军“飞”崖，这何等的悲壮，何等的惨烈啊!
敌人见那么多红军“飞”崖，他们也惊呆了，退缩了，以后也没有人敢下沟搜杀“飞”崖的人，当天就撤回了川岩坝。
战斗在左边的200多名红军战士凭借着草丛和土坎的掩护，在龙云师长的带领下顺着营盘脑的小路下到沟底，再爬上对面的蒙人弯，翻老君山撤出了战斗。
肯定当时是有红军战士未牺牲的。当地百姓回忆说，一场(5天)后还听见有人呻吟，一个月了，还看见红军的尸体挂在树桩上。当然也有未掉下去被树桠挂住得救的。团司号员陈世荣就是其中之一，第二天他才从刺丛中爬出来，得到当地百姓救助而生存下来。上世纪七十年代农业学大寨，他还去将他的军号找回来吹奏，作为生产大队修水库上工的信号。
龙云师长突围出去，也未赶上军团主力，在一次战斗中受伤被俘，后来被国民党军杀害于长沙。
困牛山战斗，红五十二团以多数牺牲的代价，拖住了敌人，为军团主力的转移赢得了时间。特别是百余红军，宁死不做俘虏，宁死不误伤百姓，最后砸坏枪支，集体飞身跳下70多米高的山崖，壮烈牺牲，留下红军史上举世无双、惊天动地的英雄壮举!
(二)。
百余红军在石阡县的困牛山集体飞身跳崖的英雄壮举，在当时的两军电报中都有反映，国民党军的战报中则说有千余人被打散、跳河。解放后，许多红军将领都有回忆，早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版的《红六军团战史》《红六军团征战记》《黔山红遍》《红军在黔东》以及《黔东革命根据地》等书中都有记载，解放军也曾三次派人到石阡县进行寻访。可由于种种原因，红军飞身跳崖这个地点未被找到，百余红军几十年孤魂野鬼，难以安息。
到了20xx年，石阡县党史办的杨又铸主任，凭着对党史事业的忠诚，对革命烈士的敬仰，在县里领导的支持下，爬山涉水，深入石阡县境和思南县部分乡镇红军走过的地方，一口气走访了三四十名散失红军及八九十岁的知情老人，搜集到不少十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在得到省、地党史部门的重视与支持，得到肖克将军和张銍秀、李真等将军及其后人的支持，终于在20xx年9月，才在困牛山为百余跳崖红军修起了独具特色的纪念碑。
曾经有人在虎井沟里，也想找到一点红军的遗物，哪怕一段遗骨……结果，我的收获是浑身的大汗、衣服被荆棘扯出的线头和摔倒沟水中的湿漉……时针很快指向了下午1时。面对和当年差不多的晃晃太阳，我们决定，在午饭前先向还未揭幕的纪念碑献上第一个花圈。当我们扶着花圈，迈着沉重的步伐在那60多级台阶上一步一步攀登时，奇迹出现了：步步台阶都发出了空旷的回音。旁边同志惊呼：是哪样?是哪样?……我没有回答，没有停步，而是目视着前方矗立的纪念碑，心中祈祷：
烈士们啊，你们等了整整75年!
你们那些突围出去的战友也找你们75年!
以后，将不断有人来报告新中国的捷报!
你们的英雄事迹将代代相传!
你们敢于牺牲的精神将代代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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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领导红军不畏艰难困苦,长驱两万五千里,终于取得战略转移的胜利,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红军长征是一次伟大的胜利。下面就是本站小编给大家整理的讲述红军长征的故事，希望大家喜欢。
一位参加过长征的老爷爷，爬雪山，过草地，他都。
坚持。
下来了，再苦再累也没有哭过。可是，有一次，因为一匹马，他哭了。
那是在过草地的时候。草地上的泥沼非常多，稍微不小心就会陷下去，几秒钟就能把人吞没。当时大家都累得没有一丝力气，双腿发软，走着都能睡着。正当大家都想办法唱歌互相鼓劲的时候，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在身后不远处，一声马嘶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回过头的时候，战士们看到有一匹马，掉进了泥沼里，已经淹了半个身子了，眼瞅着一点点往下陷。那匹马还想挣扎着蹬腿，可是它越使劲，陷得越快，马背上的行李和物品也加快了它陷下去的速度。这匹可怜的马，它知道自己要永远留在草地了，眨了眨眼睛，流下了一行泪水，战士们看到这个场景，也禁不住哭了起来。
可是，有更多的战士，他们的肚子也饿得像打鼓一样。他们冲上来，去打那些割马肉的人，甚至还扇耳光。他们一边抚摸那矗立着鬃毛的马，一边含泪痛声骂道：“这帮没良心的，你们有没有人性啊?它从长征一开始就跟着我们，走了这么远，默默地给我们背东西，驮伤员，你们都忘了吗?饿疯了吗?”
他们并没有饿疯，也没有失去人性。只是，这饥饿的魔爪使许多铁骨铮铮的男子汉都倒下了。吃马肉，不是没良心，是没办法呀!
刹那间，泥水弥合了，马彻底淹没了。这一刻，大家谁也没有说话，没有吵闹，只是静静地看着。
1932年春，丁德山的家乡来了红军。12岁的丁德山嚷着要参加革命，可红军说他年龄太小、个子太矮，不肯要。
失败。
了两次，第三次的时候，丁德山把事先准备的砖块垫在脚下，终于加入了红军，被分到了卫生队。在卫生队，丁德山是个机灵鬼，干活卖力，上下都很喜欢他。
一次，红30军政委李先念来了，听说了丁德山的情况，就跟卫生队长说：“这个小鬼跟我一起走。”
在给李先念当勤务兵时，敌机扔炸弹，结果丁德山的腿受了伤。本来只是轻伤，可是部队没有药，他的伤口一直得不到治疗。李先念就让丁德山骑着他的骡子。然而丁德山的腿伤并没有好转，反而更加恶化了，烂的洞越来越大，里面还生了一团一团的蛆。行军一停下来，丁德山就用手抠里面的蛆，抠完了继续走，跟没事人一样。后来李先念见他实在坚持不住了，就让丁德山又回卫生队，那里好歹还有点药。从这以后，丁德山又回到作战部队，开始扛枪打仗。
初进草地的时候，还可以见到一些稀疏的树木、山坡和牦牛走过的足迹，再往深处走，只见草天相连一望无际。草丛像陷阱一样，下面汪着水，一不小心，就会有战友陷进烂泥潭。一次，走在丁德山前面的两位战友，一个人的腿不小心陷进去了，身旁的战友急忙伸手去拽，结果两人都陷了进去。当丁德山赶上去营救时，自己也陷进去了。这时后面上来救援的战士解下身上的绑腿带，扔给他们，让他们缠在腰间，大家合力向上拉，这才把两个人从死神手中夺回来，但第一个战友已经被污泥吞没了。
进入草地后，战士们每人准备了一小袋青稞麦，但青稞麦被雨淋湿后，便成了粘糊糊的软胶疙瘩，把牙齿磨酸了也吃不到两口。身上的干粮吃完后，大伙不得不寻找野菜或树皮充饥，实在没办法就宰杀骡马牲口、煮皮带……草地里根本没有盐，这让他们感到嘴里无味，全身无力。那时候只要让他们舔一舔盐，真是比吃山珍海味还过瘾啊!
爬雪山的时候，气温有零下几十度。寒风像刀子一样划着每个人的脸，钻入每个人的骨头里，仿佛咯吱咯吱地在锯着大家的身体。有些战士想了个办法，倒着往上走，脸朝下，屁股朝上。路上是不能停下来休息的，如果意志稍微不坚定，就会把自己永远地留在雪山上了。
长征途中，丁德山先后负了12次重伤，肩膀上一个疤，腿上一个洞。每次打仗，丁德山都要求跟着突击队第一个上。他在四川广元、甘孜、岷山都负过重伤，组织上要他留下来养伤，可他一次都没落下。后来首长夸他特别能吃苦，能挨饿，能战斗，是大家的好榜样。
1935年秋天，红四方面军进入草地，许多同志得了肠胃病。我和两个小同志病得实在赶不上队伍了，指导员派炊事班长照顾我们，让我们走在后面。
炊事班长快四十岁了，个儿挺高，背有点儿驼，四方脸，高颧骨，脸上布满皱纹，两鬓都斑白了。因为全连数他岁数大，对大家又特别亲，大伙都叫他“老班长”。
三个病号走不快，一天只走二十来里路。一路上，老班长带我们走一阵歇一阵。到了宿营地，他就到处去找野菜，和着青稞面给我们做饭。不到半个月，两袋青稞吃完了。饥饿威胁着我们。老班长到处找野菜，挖草根，可是光吃这些东西怎么行呢!老班长看我们一天天瘦下去，他整夜整夜地合不拢眼，其实，这些天他比我们瘦得还厉害呢!
一天，他在一个水塘边给我们洗衣裳，忽然看见一条鱼跳出水面。他喜出望外地跑回来，取出一根缝衣针，烧红了，弯成了钓鱼钩。这天夜里，我们就吃到了鲜美的鱼汤。尽管没加作料，可我们觉得没有比这鱼汤更鲜美的了，端起碗来吃了个精光。
以后，老班长尽可能找有水塘的地方宿营，把我们安顿好，就带着鱼钩出去了。第二天，他总能端着热气腾腾的鲜鱼野菜汤给我们吃。我们虽然还是一天一天衰弱下去，比起光吃草根野菜来毕竟好多啦。可是老班长自己呢，我从来没见他吃过一点儿鱼。
有一次，我禁不住问他：“老班长，你怎么不吃鱼啊?”他摸了摸嘴，好像回味似的说：“吃过了。我一起锅就吃，比你们还先吃呢。”我不信，等他收拾完碗筷走了，就悄悄地跟着他。走近前一看，啊!我不由得呆住了。他坐在那里捧着搪瓷碗，嚼着几根草根和我们吃剩下的鱼骨头，嚼了一会儿，就皱紧眉头硬咽下去。我觉得好像有万根钢针扎着喉管，失声喊起来：“老班长，你怎么……”老班长猛抬起头，看见我目不转睛地看着他手里的搪瓷碗，就支吾着说：“我，我早就吃过了。看到碗里还没吃干净，扔了怪可惜的……”
“不，我全知道了。”我打断了他的话。老班长转身朝两个小同志睡觉的地方看了一眼，一把把我搂到身边，轻声说：“小声点儿，小梁!咱们俩是党员，你既然知道了，可不要再告诉别人。”
“可是，你也要爱惜自己啊!”
“不要紧，我身体还结实。”他抬起头，望着夜色弥漫的草地。好久，才用低沉的声音说，“指导员把你们三个人交给我，他临走的时候说：‘他们年轻。一路上，你是上级，是保姆，是勤务员啊，无论多么艰苦，也要把他们带出草地。’小梁，你看这草地，无边无涯，没个尽头。我估计，还要二十天才能走出去。熬过这二十天不简单啊!眼看你们的身子一天比一天衰弱，只要哪一天吃不上东西，说不定就会起不来，真有个三长两短，我怎么去向党报告呢?难道我能说，‘指导员，我把同志们留在草地上，我自己克服了困难出来啦’?”
“可是，你总该跟我们一起吃一点儿呀!”
“不行，太少啦。”他轻轻地摇摇头，“小梁，说真的，弄点儿吃的不容易啊!有时候等了半夜，也不见鱼上钩。为了弄一点儿鱼饵，我翻了多少草皮也找不到一条蚯蚓……还有，我的眼睛坏了，天色一暗，找野菜就得一棵一棵地摸……”我再也忍不住了，抢着说：“老班长，以后我帮你一起找，我看得见。”
“不，咱们不是早就分好工了吗?再说，你的病也不轻，不好好休息会支持不住的。”
我还坚持我的意见。老班长忽然严厉地说：“小梁同志，共产党员要服从党的分配。你的任务是坚持走路，安定两个小同志的情绪，增强他们的信心!”望着他那十分严峻的脸，我一句话也说不上来，竟扑倒在他怀里哭了。
第二天，老班长端来的鱼汤特别少，每个搪瓷碗里只有小半条猫鱼，上面漂着一丁点儿野菜。他笑着说：“吃吧，就是少了点儿。唉!一条好大的鱼已经上了钩，又跑啦!”我端起搪瓷碗，觉得这个碗有千斤重，怎么也送不到嘴边。两个小同志不知道为什么，也端着碗不往嘴边送。老班长看到这情况，收敛了笑容，眉头拧成了疙瘩。他说：“怎么了，吃不下?要是不吃，咱们就走不出这草地。同志们，为了革命，你们必须吃下去。小梁，你不要太脆弱!”最后这句话是严厉的，意思只有我知道。
我把碗端到嘴边，泪珠大颗大颗地落在热气腾腾的鱼汤里。我悄悄背转身，擦擦眼睛，大口大口地咽着鱼汤。老班长看着我们吃完，脸上的皱纹舒展开了，嘴边露出了一丝笑意。可是我的心里好像塞了铅块似的，沉重极了。挨了一天又一天，渐渐接近草地的边了，我们的病却越来越重。我还能勉强挺着走路，那两个小同志连直起腰来的力气也没有了。老班长虽然瘦得只剩皮骨头，眼睛深深地陷了下去，还一直用饱满的情绪鼓励着我们。我们就这样扶一段，搀一段，终于走到草地边上，远处，重重叠叠的山峰已经看得见了。
这天上午，老班长快活地说：“同志们，咱们在这儿停一下，好好弄点儿吃的，鼓一鼓劲，一口气走出草地去。”说罢，他就拿起鱼钩找水塘去了。
我们的精神特别好，四处去找野菜，拾干草，好像过节似的。但是过了好久，还不见老班长回来。我们四面寻找，最后在一个水塘旁边找到了他，他已经昏迷不醒了。
我们都着慌了。过雪山的时候有过不少这样的例子，战士用惊人的毅力支持着自己的。
生命。
但是一倒下去就再也起不来了。要挽救老班长最好的办法是让他赶快吃些东西。我们立即分了工我去钓鱼剩下的一个人照料老班长一个。
人生。
火。
我蹲在水边，心里不停地念叨：“鱼啊!快些来吧!这是挽救一个革命战士的生命啊!”可是越性急，鱼越不上钩。等了好久，好容易看到漂在水面的芦秆动了一下，赶紧掣起钓竿，总算钓上来一条两三寸长的小鱼。
当我俯下身子，把鱼汤送到老班长嘴边的时候，老班长已经奄奄一息了。他微微地睁开眼睛，看见我端着的鱼汤，头一句话就说：“小梁，别浪费东西了。我……我不行啦。你们吃吧!还有二十多里路，吃完了，一定要走出草地去!”“老班长，你吃啊!我们抬也要把你抬出草地去!”我几乎要哭出来了。
“不，你们吃吧。你们一定要走出草地去!见着指导员，告诉他，我没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没把你们照顾好。看，你们都瘦得……”老班长用粗糙的手抚摸我的头。突然间，他的手垂了下去。
“老班长!老班长!”我们叫起来。但是老班长，他，他的眼睛慢慢地闭上了。我们扑在老班长身上，抽噎着，很久很久。
擦干了眼泪，我把老班长留下的鱼钩小心地包起来，放在贴身的衣兜里。我想，等革命胜利以后，一定要把它送到革命烈士纪念馆去，让我们的子子孙孙都来瞻仰它。在这个长满了红锈的鱼钩上，闪烁着灿烂的金色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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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长征是20世纪世界历史上、世界军事史上的壮举和奇迹,是中华儿女一部不朽的英雄史诗。下面是本站小编分享给大家的关于红军长征故事精选，供大家鉴赏!
我们来到大雪山下。当地的老百姓把大雪山叫做“神山”，意思是说除了“神仙”，就连鸟也飞不过去。我们不信什么“神仙”，但也感到大雪山有点神秘可怕。
出发前，上级规定每人要准备两双鞋，把脚保护好。
我除了脚上的烂草鞋，就剩一双拴在皮带上的“量天尺”了。我把它解下来，用手掂量着，心头涌起很多感想。
我们离开老根据地时，舍不得离开那里的亲如骨肉的人民群众。老乡们的心情也和我们一样，知道我们要出发，清早就抬着各种慰劳品来送别。一位老大爷拉着我的手，把一双“红军鞋”塞给我。这是双非常结实的布鞋，鞋帮上绣着“慰劳红军战士”“杀寇立功”的字句。他嘴角抽动了半天才说：“孩子，带上这双鞋吧!这鞋一到红军的脚上，那就成了‘量天尺’了，地再广，山再高，你们也能把它‘量’完。”我看着老大爷，看着手里的鞋，感动得说不出话来。
从那以后，这双鞋就挂在我的腰间，成为我最好的伙伴;在艰难困苦的时候，它常常鼓舞着我奋勇前进，去消灭敌人。
记得在离开江西的最后一次战斗中，我的脚负伤了，当时既没有医药，也没有担架，我只得每天拖着负了伤的脚，艰难地走着。实在。
坚持。
不住了，才第一次从腰间解下“量天尺”，穿在脚上。鞋底软绵绵的，特别舒服。一穿上它，就想起了老根据地人民的希望，也就忘了伤痛。不久伤好了，我的鞋底也磨去不少。舍不得再穿，我就又把它包起来挂在腰上。
打遵义县城，我们连担任攻城任务。打得正有劲，我突然感到腰部有些疼痛。仔细一看，原来从远处射来的一颗子弹，穿过鞋子，紧挨在腰骨旁的皮肤上。要不是这双鞋，这颗子弹一定够我受的。同志们都替我高兴，说这双鞋真是“救命鞋”。
现在要过大雪山了，我拿着鞋又想起那位老大爷说的话，心里充满了力量。是的，老根据地人民做的鞋是“量天尺”。我们就是用这个“尺”。从瑞金一步一步“量”到四川来的。今天我们又要用它来“量”这座连鸟也飞不过去的大雪山了。
天蒙蒙亮，我们就开始爬山。朝上望望，只见云雾蒙蒙，山顶直插云霄。再往上走，天气突然变了，狂风吼叫，雪花飘飘。我是江西人，很少看到下大雪，起先，东瞧瞧，西望望，倒觉得蛮有趣。谁知越向上爬，地势越陡，天气也越发变坏了。狂风夹着鸡蛋那样大的冰雹，吹打在我们只穿一件夹衣的身上，真像刀刮的一样。我看雪的兴致早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这时，只觉得呼吸紧迫，浑身无力，只要稍微一松劲，脚就抬不起来了，但又不敢坐下来休息。我亲眼看见有三个同志坐下来抱在一起想暖和一下，但他们再也没有站起来。我暗地里留着眼泪，怀念着被大雪吞没的同志，心里十分难受。我是个炮兵，肩上扛着四十五斤重的迫击炮筒，走起来就更难了。我踏着前面像雪梯似的脚印，一步一步往前移，脚被雪冰得失去了知觉，曾几次跌倒。每次倒下，看到脚上的“量天尺”，心里就感到一股热劲，好像有许多老根据地的老乡扶起我，在背后推着我前进。
终于爬过了雪山。我坐在山根下的一棵树旁边，低头看看那双“量天尺”，沾满了冰泥，脏得不成样子，真有点心疼。幸好除了子弹打的那个洞以外，别处还没有破，我赶忙把它脱下来，磕掉泥巴，又挂在腰上。
在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队伍中，有这样一位特殊的“犯人”，他被押解着走完长征路，虽然备受煎熬，但仍然。
乐观。
豁达，积极参加宣传工作，后经。
周恩来。
解救才重获自由。
他，就是著名民主人士廖仲恺、何香凝的儿子，曾任全国人大会副委员长的廖承志。
失去自由。
1933年8月，廖承志离开上海，带着中共中央给红四方面军的指示信和敌军密码破译法手册，化装成码头工人，从重庆转到成都，同四川省委罗世文一起，在交通员的护送下，经过一番周折，在3个星期后，来到川陕革命根据地以“何柳华”的名字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他先后任川陕苏区省委、工会宣传部部长，1934年初，调任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那时的他年方26岁。
1931年起，红四方面军的主要负责人张国焘推行“左”倾路线，他以“肃反”为借口，采取刑讯逼供的残酷手段任意捕杀党和红军干部，给鄂豫皖、川陕根据地和红四方面军建设造成很大损失。年轻的廖承志勇敢地批评张国焘的错误，遭到张国焘的打压批判。本来张国焘对廖承志带着中央给红四方面军的指示信来就心怀不满，因为中央在信中批评他没有坚持鄂豫皖根据地。
1934年9月，张国焘等人在四川巴中县川陕省委驻地后的娘娘庙里，对廖承志进行审讯。因反对张国焘的“左”倾错误，廖承志被强加上“特务”的罪名，开除党籍，囚禁起来内定“枪决”。从这之后，廖承志便失去了自由。
幸免于难。
当时，鄂豫皖苏区“肃反”被抓的干部党员大多都被杀害了，廖承志能够幸免于难，除了他父母的声望之外，更主要的原因是廖承志的绘画才能。铁竹伟在《廖承志传》一书中说：“张国焘之所以没杀廖承志，除了他的家世，除了共产国际和党中央的压力，顶实际、顶重要的还是他会刻蜡版，会画画，张国焘在根据地要印行钞票，都离不开他。”
长征路上，作为“犯人”，被押着随军长征的廖承志的处境更是困难重重。他翻越了终年积雪的夹金山、折多山，又艰难地走过茫茫的藏族游牧区——甘孜。不仅饥饿、寒冷、劳累折磨着他，“戴枷”长征的痛苦更是令人难以想象。但他始终坚信党，坚信革命事业一定能胜利，坚信自己一定能获得自由，始终保持豁达乐观的精神。
廖承志多才多艺，在艰苦的环境中，在巨大的精神压力下，始终对党忠贞不渝，工作一丝不苟。在红色中华通讯社(新华社前身)工作时，廖承志被抽去搞新闻台工作。他懂英、日、法、德、俄等语言，每天负责把外电翻译成中文。他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工作，每天都译6000多字的电文。
1935年，在四川境内，廖承志写下了《戴枷行万里》这首诗：
莫蹉跎，岁月多。
世事浑如此，何独此风波。
缠索戴枷行万里，天涯海角任销磨。
休叹友朋遮面过，黄花飘落不知所。
呜呼，躯壳任它沟壑填，腐骨任它荒郊播……。
偶遇周恩来。
1936年9月，红二、四方面军相继进入甘肃、宁夏。时任副主席的周恩来一直打听随红四方面军长征的廖承志等同志的消息。一天，在去宁夏同心县预旺镇的路上，周恩来偶然碰到被保卫部门看押、随队行军的廖承志等人。
廖承志看到周恩来，心情万分激动。周恩来是1920xx年认识廖承志的，那时他年仅16岁，还是个学生。与周恩来一别20xx年，如今他却是一个被“开除”了党籍的“犯人”。在这种情况下，廖承志不知如何是好。
据廖承志回忆，当时他心想：是躲开还是不躲开呢?旁边有人押着我，如果我和周恩来同志打招呼、说话，我怕会给他带来麻烦。我正在犹豫的时候，周恩来同志走过来了，看见我被押送着，他脸上没有任何表情，若无其事，也没有说话，但同我紧紧地握了手。当天晚上，周恩来同志派通讯员找我到司令部去。我进屋后看到一大屋子人，张国焘也在。张国焘明明知道周恩来同志认识我，却阴阳怪气地问：“你们早就认识吗?”周恩来同志没有直接回答他，却转而厉声问我：“你认识了错误没有?”“认识深刻不深刻?”“改不改?”……我都一一作了回答。周恩来同志便留我吃饭。吃饭时，周恩来同志只和张国焘说话，也不再理会我。吃过饭就叫我回去。我敬了一个礼就走了。
张国焘本来当晚想处决廖承志，幸亏足智多谋的周恩来斗争艺术高超，才保护了革命烈士的后代，也为共和国保住了一位杰出的外交家。经周恩来解救，廖承志重获自由，于1936年12月抵达陕北保安。
作为“犯人”参加长征这段特殊的经历没有使廖承志沉沦，他满腔热情地担负起外电翻译工作。1937年4月，他担任党报委员会秘书，参加筹备出版中共中央政治理论刊物《解放》杂志，为办好党报、党刊和通讯社做了大量工作。
1920xx年到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有名可查的烈士就达370万人。在世界政党史上，很难找到，甚至根本找不到，有哪一个政党像中国共产党这样，为了践行和坚守自己的信仰，付出了如此巨大而惨烈的牺牲。
照片上的这两位年轻人，是来自英国的李爱德和马普安。他们是重走长征路的众多中外长征爱好者中的两位。20xx年7月，他们决定效仿一下当年红一方面军红四团从安顺场奔袭泸定桥的速度，因为他们心中始终有一个疑惑：一昼夜240里!24小时之内，一支队伍怎么能够长途奔袭这么长的距离呢?结果，他们晚到了13个小时。李爱德解释说，“实在是太困了，我们在中途的磨西镇休息了一个晚上。”他们不知道，且不说这晚到的13个小时，即便是他们真的在一昼夜内赶到了泸定桥，和当年的红军奔袭也依然没有多少可比性。红军当年走的崎岖山路现在已经变成了平坦的公路。红军还沿途作战两次，消灭了一个营的川军，而现在自然也不会有人来阻挡他们的赶路。
1934年11月26日，一个年仅14岁的红军小战士在枪林弹雨中冒死写下了这句标语，当时他还不知道，为实现这句誓言，他的战友们将要付出多么巨大的代价!湘江战役，红军长征途中最惨烈的战役，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从出发时的8万多人锐减至3万多人。牺牲者中，就有红34师师长。
湘江边7天的恶战，使红34师从8000多人锐减到不足1000人，虽然完成了掩护主力渡湘江的任务，但红34师也被敌人阻截在湘江南岸，陈树湘向全师发布了最后的命令：寻找敌兵薄弱的地方突围，到湘南开展游击战争;万一突围不成，誓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最终，在数十倍敌人的围追堵截之下，红34师全师尽没，陈树湘也在身受重伤的情况下被敌人搜获。
石马神村，位于通往道县县城的官道旁。当年，国民党民团士兵就是经过这里，抬着受伤被俘的陈树湘去邀功请赏。这座只剩下残垣断壁的小庙就是陈树湘牺牲的地方。
断肠，通常作为一种形象的说法，被人们用来形容极度痛苦。然而，对于陈树湘来说，这不只是一个文学词汇，而是一种崇高的选择，他选择用这样悲壮的方式实践自己的诺言：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
晚年的张学良曾经回忆，当年和红军作战失败后，他曾经同部下讨论为什么打不过共产党，他问自己的将领，谁能在缺衣少食、围追堵截中把这样的队伍带出来，而且依旧保持着高昂的士气和强悍的战斗力?还不早把人带跑光了?红军为什么打不散，散了还会回来，主要是共产党、红军信仰他的主义，甚至每一个兵，都信仰他们的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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