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得体会的写作不仅可以反映个人的成长，也可以展现个人的思维和表达能力。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一些精彩的心得体会范文，一起进步吧！
国宾护卫队护航，礼兵护送勋章入场，国家最高礼遇、党内最高荣誉致敬最闪亮的星。这些功勋党员来自人民、植根人民，终其一生许党报国，不负人民。他们是无数平凡英雄的杰出代表。每一枚沉甸甸的勋章，都是对他们、对所有平凡英雄的崇高礼赞。
吴天一，塔吉克族，新疆伊犁人，1982年5月入党。他投身高原医学研究50余年，提出高原病防治救治国际标准，开创“藏族适应生理学”研究，诊疗救治藏族群众上万名。青藏铁路建设期间，主持制定一系列高原病防治措施和急救方案，创造了铁路建设工人无一例因高原病致死的奇迹，被称为“生命的保护神”。
辛育龄，河北高阳人，1939年7月入党。他是新中国胸外科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战争时期，他曾与白求恩并肩战斗，多次冲上前线救治伤员。和平年代，他长期致力于我国胸外科创建和发展，是中国人体肺移植手术第一人，在胸外科领域多个方面取得“从0到1”的突破，为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创新发展作出卓越贡献。先后荣获“全国劳动模范”、“全国先进工作者”等称号。
在吴天一身后，是许许多多跟他一样立足本职、默默奉献的党员医务工作者。他们有的一生扎根在艰苦偏远的边疆、山村，默默守护当地百姓的健康平安;有的日夜奋战在寂静的实验室里，在技术攻关和药械研发路上披荆斩棘;有的常年与蚊虫、钉螺、病毒打交道，用坚韧与汗水筑起防控疾病的铜墙铁壁……他们心中装着人民、工作为了人民，在各自岗位上顽强拼搏，不计较个人得失，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共产党人“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崇高情怀。他们都是可爱可敬、值得铭记的平凡英雄。荣光，同样属于他们。
致敬英雄，最好的方式就是向他看齐。这些优秀的共产党员就在我们身边，他们的事迹可学可做，他们的精神可追可及。他们用行动证明，每名党员都能够在民族复兴的伟业中为党和人民建功立业。今天，卫生健康事业在迎来巨大发展机遇的同时，也面临各种风险挑战，需要党员医务工作者以先进典型为榜样，继续锤炼坚强党性，牢记初心使命，用忠诚与坚韧，用专业与仁心，为卫生健康事业发展作出新的贡献，在平凡岗位上铸就医者的光荣与梦想。
章体采用党徽、五角星、旗帜、丰碑与光芒、向日葵、大山大河、如意祥云等元素。党徽体现党的领导和核心地位，五角星象征共产主义崇高理想与薪火相传，丰碑与光芒寓意党的辉煌历程与丰功伟绩，大山大河体现党员的理想和追求，如意祥云寓意祖国繁荣昌盛、和谐发展，旗帜寓意在党的领导下，为实现革命理想而永远奋斗。寓意在党的阳光沐浴下，勋章获得者一心向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砥砺前行。
“我是从广西的贫困山区出来的，我想回去建设家乡，把希望带给更多父老乡亲。”一句朴实的话语，透露出的却是“准90后”女孩黄文秀对青春的无悔选择。兴许，在偌大的体制当中，身为第一书记的她仅仅是为基层默默奉献的“路人甲”之一，甘于放弃更优厚的待遇，把本属于独自内心深处的“乡愁”变为为当地群众解忧济困的实招，这是黄文秀最为质朴的“初心”。
扎根一线撕下女孩“文弱”的标签，不惧怕入户连吃“闭门羹”，实地勘察跑项目、做方案，在职责范围内为农户申请产业奖补，看似一桩桩不起眼的“小事”，却实实在在为老百姓解决了心头的“大事”，一年“驻村期”，她用心用情书写下了平凡却伟大的“实绩”：实现88户418人脱贫，完成屯内1.5公里道路硬化，新建4个蓄水池，安装17盏路灯，集体经济增收6万多元。为实现心中的“小目标”，黄文秀秉承的是共产党人艰苦奋斗、踏实做事的优良传统，坚持用“土”办法挨家挨户进行遍访，带领群众学习别村的种植经验发展特色产业，在积“跬步”中把理论转化为实践，用笃定的意志完成自己的使命。
不“镀金”只“打铁”。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没有书生气的黄文秀，用实际行动走到了群众“心里”，用心帮扶、用情交流、用智突围，在革命老区的她，坚信“山沟沟”也能有“好兆头”。拿起书本可以出谋划策，扑下身子可以两腿沾泥，作为一名具备高学历的“第一书记”，黄文秀从没有“高高在上”的骄傲感，更没有把一线作为仕途的跳板，而是像体温计一样，实时监测着各个贫困村、贫困户的动态情况，掌握贫困群众的第一手信息，为实施精准扶贫创造了可操作条件。打铁需要铁打的人，在城乡间奔忙，在村屯间穿梭，把脱贫作为奋斗事业的她牵住了百坭村发展的“牛鼻子”，把常人眼中的“艰苦”化作干事的热情，坚信只有带领村民们一起冲破交通、产业和教育的屏障，才能真正拔掉“穷根子”，如今步入百坭村，道路平坦了，用水清洁了，产业兴旺了，晚上也亮堂了……往昔破旧的村貌换了个模样。
得知自己获得“七一勋章”，吴天一不禁想起前的那一天：7月1日，青藏铁路全线通车，让他感到无比欣慰。
作为青藏铁路二期工程建设高原生理专家组组长，吴天一曾数次带队奔波于青藏铁路沿线，研究确定了一整套卫生保障措施和急救方案，推动工程全线配置了17个制氧站、25个高压氧舱。5年里，14万人的筑路大军在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地区连续高强度作业，没有一人因高原病死亡，被誉为“高原医学史上的奇迹”。
14万人，当时人手一本高原病防护手册。手册上“吴天一”的名字，犹如“生命的保护神”。
4月14日，玉树发生7.1级地震，年逾古稀的吴天一请缨带领医疗队直奔灾区，奋战了整整7天。
扎根高原、悬壶济世，吴天一并未独行——1958年，他和同为医生的妻子携手奔赴青海，这一待已是六十三载。在二老的以身作则、家风熏陶下，女儿、外孙选择在西宁扎下了根，一家三代四人都在高原上从医。
今年春天，吴天一欣然应邀到青海卫生职业技术学院讲了开学第一课。面对台下“00后”学子们的青春面庞，这位“80后”老人坚持站着讲演。讲稿是他自己写的，结束语为：“青藏人民正展开双臂迎接你，你的事业就在这里。”
这句对孩子们的殷殷寄语，在吴天一心头，回响了一生。
吴天一是我国著名低氧生理学与高原医学专家、高原医学事业的开拓者，也是青海唯一的中国工程院院士。
扎根高原六十载，他常年奔走为牧民群众送健康，每到一个地方就问“哪里海拔最高?”被牧民亲切地称为“马背上的好曼巴”。
青藏铁路建设期间，他主持制定一系列高原病防治措施和急救方案，创造了铁路建设工人无一例因高原病致死的奇迹，被称为“生命的保护神”，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
这位84岁的老人，脚步略显迟缓，却目光坚毅，他脚下的高原印记着他半个多世纪以来奋斗的足迹。1958年，经历了朝鲜战场洗礼的吴天一跟随部队调防到青海，在这里他见到了大量因支援高原建设而患上高原病的患者，其中一位志愿军的战友尤其让他印象深刻。
全世界海拔最高的铁路——青藏铁路的建设工作正式开始吴天一当仁不让地担任了铁道部高原医学专家组组长、青藏铁路建设高原病防治首席专家等职务为保障铁路建设者们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踏上了新的征途。青藏铁路建设过程中健康保障领域遭遇的最大困难有两项：第一高寒缺氧的环境对建设人员的生命和健康构成了巨大威胁;第二铁路建设的周期长、人员多所需的科普和医疗的保障范围非常广而很多施工人员文化程度有限又来自平原地区对高原疾病的预防和治疗认知不多。
为此，年逾六旬的吴天一不顾个人安全，多次亲临施工现场指导健康保障工作。他结合青藏高原特殊的环境气候、地理等因素，建立健全了卫生保障措施和急救方案，指导建起了40多座供氧站和25个高压氧舱站，提出了“三高三低”的急救措施，有针对性地研发了有关药物。通过这些工作，他们成功地将急性高原病的发病率从青藏公路建设时期的10%左右下降到了1%以下。另外，吴天一还将高原病的自我判断方法写成科普手册，撰写了高原保健手册、高原疾病预防手册。他每年抽出一定的时间深入铁路建设前线，走入职工的宿舍和食堂，将科普手册交给工人，同时用简单易懂的口头语为工人们普及高原疾病防治知识，告诉他们怎么识别高原病，怎么判定高原病，碰到高原病的时候应该怎么办，还手把手地演示急救措施。
青藏铁路的建设历时5年，期间10余万人参与建设，无一人因高原病死亡，建设者们对吴天一充满感激，称他为铁路建设中的“保护神”。青藏铁路建设完成后，前国际高山医学会主席johnb.west教授受邀来到铁路沿线，进行了为期5天的考察访问。考察访问结束后，johnb.west教授对青藏铁路建设过程中高原医学发挥的健康保障作用大为赞许，将之称为国际高原医学史上的“奇迹”。
9秒99，中国选手第一次杀进了田径世锦赛百米决赛，翻开了中国田径历史性的篇章。从第一个跑进10秒的亚洲本土选手，到第一个晋级百米决赛的中国选手，这个身高只有1米72的广东小伙子，已经成为了中国速度。
1989年8月，小个子的苏炳添出生于广东中山古镇。父母在家务农，小时候的苏炳添就在泥巴地里乱跑。不过，在苏炳添的家族里，可是有不少出色的运动员。表哥蔡健发比苏炳添大9岁，是中山古镇的百米赛跑冠军，也是苏炳添最早追逐的目标。那时候的苏炳添还是跟着表哥屁股后面，在外公家外面空地四处追逐打闹的。
玩耍打闹，直到上了初中，苏炳添因为阴差阳错的选择，才真正开始练起短跑来。那是在初二的时候，学习成绩不太好的苏炳添被老师要求留下来补课。那时候的每天放学后，老师都会把一些学习不好的孩子留下来进行例行的“留堂补课”。
不想“留堂补课”，苏炳添想方设法加入了学校的田径队。因为每天下午都要定时训练，苏炳添也就可以避免“留堂”。启蒙教练杨永强成为解救苏炳添的“恩人”。杨永强老师透露，当时在上体育课，发现苏炳添爆发力、弹跳力特别好，就有心收下这个孩子，“个头不高的苏炳添跳起来竟然可以摸到篮板，我就留意了下，后来经过观察，发现他弹跳力和爆发力都特别好，所以才把他吸收进了学校的田径训练队。刚开始，我还想让他练跳高呢。”
其实啊，初二时候的苏炳添已经展现出小小的短跑天赋，在他们村里的比赛里，身高只有1米5多的苏炳添已经可以超过很多大孩子，拿到第一名了。刚刚进入田径队，还没有经过什么系统训练，苏炳添在泥巴地里跑都跑得非常快。参加当地的中学生运动会，在跑道上有很多石子上都能跑到11秒多。
不过，真正的体育训练并非那么轻松。苏炳添在20__年代表古镇参加了中山市运动会，被当时中山体校的教练发现，并将苏炳添从乡下中学带到了中山市体校。刚到体校的时候，苏炳添对于每天早上5点多就起床训练并不适应。而且，由于刚到市体校，又没有朋友，苏炳添一个人哭了好多次，甚至一个人3次从体校跑回家。体校教练发现后，就动员杨永强教练再去苏炳添家里做说客，劝说苏炳添回去。
之后随着成绩越来越好，苏炳添在新学校也开始有了新朋友，才慢慢安心下来。20__年，苏炳添代表中山市参加了广东省中学生比赛，暂露头角。于是，苏炳添成为了广东省田径队的一员，真正进入了专业运动员的行列。
即便成为了专业运动员，苏炳添也一度险些放弃。在田径队成绩中游，苏炳添一年之后遭遇成绩瓶颈，甚至还有些下滑，他也一度想过放弃。后来很多人都劝他留下，帮助他坚持渡过瓶颈期。这才有了后来短跑名将袁国强发掘出苏炳添，一路成就中国速度的故事。
从婴儿的“哇哇”坠地到哺育他长大成人，父母亲们花去了多少的心血与汗水，编织了多少个日日夜夜;从上小学到初中，乃至大学，又有多少老师为他呕心沥血，默默奉献着光和热，燃烧着自己，点亮着他人。
感恩是发自内心的。俗话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更何况父母亲，亲友为你付出的不仅仅是“一滴水”，而是一片大海。是否你在父母亲劳累后递上一杯暖茶，在他们生日时递上一张卡片，在他们失落时奉上一番问候与安慰，他们往往为我们倾注了心血、精力，而我们又何曾记得他们的生日，体会他们的劳累，又是否察觉到那缕缕银丝，那一丝丝皱纹。感恩需要你用心去体会，去报答。
感恩是敬重的。居里夫人作为有名的科学家，曾两次获得诺贝尔奖，但她在会上看见自己的小学老师，用一束鲜花表达她的感激之情;伟人也同样在佳节送上对老师的一份深深感激。自古以来的伟人无不有着一颗感恩的心，感激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你的一句问候，一声呼唤，一丝感慨。
感恩是有意义的。爱让这个世界不停旋转。父母亲的付出远远比山高、比海深，而作为我们，只知饭来张口，衣来伸手。而似乎又有一条隔离带，让我们变得自私自利，忘记了曾经父母亲的付出，忘记了那一声声快乐，学会去感激别人是自己的一份良心，一份孝心，因为如此才会有和睦，有快乐，有彼此间的敬重。
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去看待社会，看待父母亲，看待亲朋，你将会发现自己是多么快乐，放开你的胸怀，让霏霏细雨洗刷你心灵的污染。学会感恩，因为这会使世界更美好，使生活更加充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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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抗疫最前线的金银潭医院就在汪勇的服务区。2020年除夕晚上，汪勇得知金银潭医院的护士约不到车回家，在线求助。他就说服家人，赶到金银潭医院，把护士送回家。看到那么多医生护士在抗疫一线连续奋战，连睡个安稳觉的地方都没有，汪勇心一横不再回家团聚，新年第一天他连续送了30名医护回家。一个人的能力有限，他就发动朋友圈来帮忙。司机缺口太大，汪勇就联系上了多家企业，最终让医护人员有了保障。
出行问题解决后，汪勇又多方联络，让便利店再次开工，解决了很多医护人员的用餐需求。疫情期间，汪勇专门建了一个医护服务群，只要医护人员在群里喊一声，汪勇和他的志愿队就会出来搞定。
【颁奖词】。
没有人能百毒不侵，热血可以融化恐惧;没有人是生来的勇者，责任催促你重装上阵。八方统筹百般服务，你以凡人之力书写一段传奇。
万佐成和熊庚香是一对生活在江西南昌的普通夫妇。他们年过六旬，在江西省肿瘤医院附近经营一间露天厨房。从2003年起，这里也是一间共享“抗癌厨房”。
最初，老两口在肿瘤医院旁的小巷里经营油条摊位。每当收摊时，总有患者家属前来借锅灶炒菜，夫妇俩从不拒绝。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求助，万佐成和妻子就买了10多套厨具和煤球炉，多的时候，一天有近三百人来炒菜。因为设备大家共用，所以这个厨房被亲切地称为“抗癌厨房”。
为了让“抗癌厨房”能维持下去，万佐成夫妇开始收一点成本钱，炒菜收0.5元，后来，煤球涨价、电费涨价，二人难以支撑，炒1个菜就收1元，维持收支平衡。每年过年期间，厨房免费使用。
万熊夫妇的初心十分简单：“有的'病治不好了，但是能让病人吃的好一些，家属的遗憾也能少一些”。他们还经常开导、帮助病人，让大伙感受到家的温暖。
在这间厨房的墙上，密密麻麻写满了电话号码。这些都是使用厨房的患者家属留下的，他们为了表达感谢，邀请老两口将来到自己家中作客。
【颁奖词】：父亲留恋那油菜花开的芬芳，儿子就把他葬在不远的山上。三十年花开花谢，两代人春来秋往，一家人不分昼夜，守护最微弱的希望。一粒种子，蕴含着世代相传的梦想。
【事迹介绍】：
沈克泉，男，享年74岁，湖南省常德市临澧县杨桥村村民。
沈昌健，男，46岁，湖南省常德市临澧县杨桥村村民。
1978年，养蜂人沈克泉在贵州山区发现了3株花期长，生长结构好的野生油菜，将其带回家乡播种，想为养蜂场提供新的蜜源。继而想到改良培育出产量高的油菜品种，为家乡解决吃油难的问题。
一开始，乡亲们嘲笑他“泥腿子想当科学家”.直到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沈克泉培育出了优质油菜种，得到了乡亲们的认可。
上世纪九十年代，由于沈克泉的油菜品种未经国家审定，当地部门对沈克泉进行了罚款、拘留。但他仍刻苦自学有关油菜遗传育种和生产栽培的知识。在没有专业分析、没有专业仪器的情况下，父子俩用肉眼观察，凭记录总结规律。
1996年，家里为搞油菜研究欠债不少。沈昌健卖掉中巴，带着卖车款回家投入油菜研发。
2004年，沈克泉父子繁育的“贵野a”不育系获国家发明专利证书。2007年，沈克泉带着自己培育的巨型油菜“独闯”在武汉召开的第12届国际油菜大会，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2009年，沈克泉去世，沈昌健依然是坚持着油菜育种。家人将沈克泉葬在离试验地不远的山坡上。家人知道，这些油菜是老人最后的心愿和牵挂。
如今，沈昌健的“沈油杂”202、819已进入区域试验环节，五亩送检试验田里有300个单株样本，每个样本送检一次就是200元;300亩的示范片里还欠着两万多的工钱，马上要施肥又是两万的肥料钱。对于已经35年没有主业收入的沈昌健一家而言，“吃饭靠田，科研靠借”.几十年来，沈克泉、沈昌健父子自筹资金150多万元，这几年政府也常有资助，可沈家里欠下了不少债，“几乎所有亲戚都借遍了。”家里最值钱的是两台用来贮藏油菜种子的冰箱。
35年父子相继，只为一株油菜的梦想。沈昌健说等现在的种子通过审定了，会卖给种子公司，拿着资金去滚动开发下一代油菜杂交新组合。自己的油菜育种路也许得“慢慢走”,但怎么也会走下去。
6、格桑德吉：悬崖边上的护梦人。
彭士禄，1925年出生于广东省汕尾市海丰县，是革命先烈彭湃的次子。作为我国核动力领域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彭士禄主持了我国潜艇核动力装置的论证、设计、装备、试验以及运行的全过程，参加指挥了我国第一代核潜艇的调试和试航工作。改革开放后，他负责我国第座百万千瓦级核电站--大亚湾核电站的引进、总体设计和前期工作，组织自主设计建造秦山核电站二期，为我国核事业发展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他能从堆芯一直推算到螺旋桨”
我国第一艘核潜艇上有4.6万个零部件，全部由我国自主研制3月22日，中国工程院院土、我国核潜艇第一任总设计师、核动力专家彭士禄在京逝世，享年96岁。生命的最后岁月里，彭士禄的病房中始终挂着一顶海军军帽，帽子上绣着中国的核潜艇。几个月前过生日那天，他的病房里摆放的也是中国第一艘核潜艇的模型。核潜艇、核事业，是彭士禄一生的牵挂。
1970年12月26日，我国第一艘核潜艇“长征一号”被徐徐推向大海。艇上有4.6万个零部件，全部由我国自主研制。至此，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
1962年2月，彭士禄开始主持潜艇核动力装置的论证和主要设备的前期开发。核潜艇技术极为复杂，全艇设备、仪器仪表等多达2600多项，近5万台件，电缆总长近百千米，管道总长30余千米。作为核潜艇心脏的动力装置，反应堆的研制更是难上加难。
当时中国在核潜艇建造方面所掌握的知识近乎为零，包括彭士禄在内的所有人，谁都没见过真正的核潜艇到底长什么样。这种条件下怎么开展工作?彭士禄说：“我们这批人有学化工的，有学电的、仪表的，我们大多数人不懂核，搞核潜艇全靠4个字-一-‘自教自学’。”
没有资料、图纸、设备，没见过实物…彭士禄带领科研人员用简陋的计算工具计算了十几万个数据，建立起中国核动力装置主要参数的计算方法，并最终确定了100多个参数。有时为了验证一个参数，科研人员没日没夜地“三班倒”，用仅有的一台手摇计算机和几把计算尺，连续算上好几天。有的人手臂摇肿了，有的人手心磨起泡，仍然坚持摇下去，直到验证准确为止。
彭士禄主持了核动力装置的扩大初步设计和施工设计，攻克了诸多重大技术关键一一不到3年，就完成了潜艇核动力装置的基本设计方案;仅用不到6年，我国建造的1：1第一代核潜艇陆上模式堆成功实现满功率运行。
他能从堆芯一直推算到螺旋桨!”如今，82岁的热功专家黄士鉴回忆起与彭士禄共事的经历，做出这样的评价。那时的彭士禄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一生也离不开核事业!”
对了，成就归大家;错了，我来负责”。
经常“敢于拍板”，他引领我国核工业从无到有、由弱变强，赋予国家自立、民族自强以无穷的力量。
核潜艇是大国重器，于无声处壮国威;核电则是战略性高科技产业，事关国计民生。和平运用核能，将核能服务于社会，是彭士禄的毕生心愿。他曾说，自己一辈子干了两件事：一是造核潜艇，二是建核电站。
中国发展核电，究竟该走哪种技术路线?上世纪70年代，熔盐堆方案和压水堆方案如何取舍，一时成为争论的焦点。经过科学论证和调研，彭士禄力排众议，提出应采用国际上技术成熟的压水堆并充分利用我国刚建成的陆上模式堆技术经验及其工业配套设施，容量可暂定为30万千瓦。
压水堆方案很快得到认可。这一方案也为我国核电走“以压水堆为主的技术路线”起到了关键作用，使我国核电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
回顾彭士禄的一生，像这样“敢于拍板”的事例不胜枚举。“时间很紧，总要有人拍板，不能无休无止地讨论呀!”彭士禄曾对其他科硏人员说，“做实验用数据说话，最后我来签字。对了，成就归大家;错了，我来负责。”
虽然经常“拍板”，但工作中的彭士禄却丝毫没有领导的“架子”。他曾说：“凡工程技术大事必须做到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心中有数，一点儿也不能马虎。但人总不完美，对事物总有几分模糊。这时就要不耻下问、调査硏究、收集信息，通过试验等来搞清楚。”
1983年，彭士禄被任命为我国第一座百万千瓦级核电站--大亚湾核电站建设总指挥，为我国核电事业发展做出了开创性的工作;1988年，彭士禄又担任核电秦山联营公司董事长，成功实现了我国核电由原型堆到商用堆的重大跨越。
几十年来，我国核工业从无到有、由弱变强。从自主成功硏制原子弹、氢弹、核潜艇，到建设秦山、大亚湾等一批先进核电站，再到自主研发三代核电“华龙一号”……以彭士禄为代表的核工业人，用自己的韶华与汗水，赋予国家自立、民族自强以无穷的力量。
“活着能热爱祖国，忠于祖国，为祖国的富强而献身，足矣”。
他心里揣着两笔账，一笔是公事的“明白账”，另一笔则是私事的“糊涂账”
很长时间以来，彭士禄的事迹，甚至连他的名字都鲜有人知。有人叫他“中国核潜艇之父”，被他严词拒绝：“核潜艇工程是个庞大的系统工程，不是我个人的创造，是千万科技工作者和干部、工人集体努力的结晶。我不过是与同事合作，为中国的核事业做了该做的事。”
3岁时母亲牺牲，4岁时父亲就义，两次被捕入狱……这让彭士禄从小就过着颠沛流离的苦难生活。15岁辗转来到延安后，彭士禄常对延安中学的同学们说：“我们的父母经过残酷的斗争，有的流血牺牲了，要不好好学习，怎么对得起自己的父母亲，怎么对得起党?”
1951年，彭士禄以优异成绩获得留学苏联的名额，前往喀山化工学院化工机械系学习。后又因国家建设的需要，改学原子能核动力专业。在国家经济困难时期，彭士禄和同事们“吃着窝窝头搞核潜艇”，有时甚至连窝窝头都吃不饱。粮食不够，他们就自己动手挖野菜、白菜根吃。
为了建造核潜艇陆上模式堆，他“打起背包就走”，在四川的一个偏僻山沟里，一干就是好几彭士禄心里揣着两笔账，一笔是公事的“明白账”，另一笔则是私事的“糊涂账”。他说：
“做一个明白人谈何容易?要有超前意识，对问题有新思路、新见解;对工程技术能亲自计算主要数据;对工程进度能说出某年某月应办哪几件关键事;对技术攻关能亲自挂帅出征，出主意，给点子……但当一个糊涂人则更难，凡对私事，诸如名利、晋升、提级、涨工资、受奖等，越糊涂越好。”
49岁时，彭士禄就在一次核潜艇调试工作中突发急性胃穿孔，胃被切除了3/4。可是手术后，他仅仅住院一个月，就又开始了工作。彭士禄曾在自述中写道：“也许因是属牛的吧，非常敬仰‘孺子牛’的犟劲精神，不做则已，一做到底。活着能热爱祖国，忠于祖国，为祖国的富强而献身，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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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佐成和熊庚香是一对生活在江西南昌的普通夫妇。他们年过六旬，在江西省肿瘤医院附近经营一间露天厨房。从2003年起，这里也是一间共享“抗癌厨房”。万熊夫妇的初心十分简单：“有的病治不好了，但是能让病人吃的好一些，家属的遗憾也能少一些”。他们还经常开导、帮助病人，让大伙感受到家的温暖。
颁奖辞。
微弱的灯，照亮寒夜的路人;火红的灶，氤氲出亲情的味道。这陋巷中的厨房，烹煮焦虑和苦涩，端出温暖和芬芳，惯看了悲欢离合，你们总是默默准备好炭火。
适用话题。
乐观向上，助人济世，对抗病魔，人情温暖，陪伴相守。
1958年，年仅23岁的吴天一和妻子响应国家号召来到高原建设青海。当时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建设大军来到青海，吴天一发现这些建设者都不同程度有心慌、头疼、胸闷等高原反应，有的甚至因此献出了生命。作为一名内科军医，吴天一迫切地想要医治好这些身体有病痛的高原建设者。
然而，高原病当时在我国医学研究领域还尚属空白，吴天一摸着石头过河，经过长期研究，认为这是一种高寒低氧环境的特发性疾病。但是具体的发病原因以及相关应对之策还需进一步研究。这一研究，就是60多年。
“守护好高原人民和高原建设者的生命健康是吴天一的初心，也是他一生的价值追求，正如他所言：‘我一生只做一件事，高原医学研究。’”青海省卫生健康委一级巡视员李晓东在宣讲会上说。
据李晓东介绍，在超过半个世纪的高原医学研究生涯中，吴天一院士常年与高山、冰川、雪地、草地为伴。“60多年来，他不仅走遍了青藏高原的大部分地区，还在安第斯山、落基山、天山、帕米尔和喜马拉雅等地进行了长期的综合考察和探索”。
1979年至1992年，吴天一主持了历时10余年、覆盖10万人的高原病大调查，到过青海、西藏、四川、甘肃等地的大部分高海拔乡镇牧村。每到一个地方，吴天一就问哪里的海拔最高。在他看来，高原医学研究必须要去高、偏、远的地方，不落下一户一人，才能准确掌握疾病分布和患病因素。
1982年，吴天一在进行高原病大调查时发生了一次非常严重的车祸。当时他乘坐的吉普车行至橡皮山时，因山体陡峻、路面湿滑，吉普车发生侧翻，跌落近300米，他和司机血流满面，幸而大难不死。“作为高原医学人，没有献身精神，哪能获取一线科研资料?”事后吴天一回忆说。
在开创和发展我国高原医学事业的过程中，吴天一两次与死神擦肩而过，全身14处骨折，40多岁双眼患上严重的白内障，耳朵鼓膜被击穿，年事渐高后，心脏还装了起搏器。
60多年来，吴天一院士及其科研团队推动我国高原医学事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他所创建的慢性高原病量化诊断标准，被国际高山医学协会作为国际标准，并命名为“青海标准”，于20__年在国际上统一应用，为高原病防治作出了突出贡献。这也是首个以我国地点命名的国际诊断标准。
今年已经86岁的吴天一坦言：“现在我年纪大了，主要责任是带好我的团队，培养好年轻的接班人”。
王晋说，吴天一院士常常勉励他们——“时代在召唤、祖国在召唤、青海人民正展开双臂欢迎你，你的事业就在这里，走进大地，走进生活，你就一定会成功”。
过去，由于文化差异，牧民们忌讳抽血化验，吴天一穿戴上毡帽、皮袄、马靴，地道的藏语一出口，牧民就亲热地拉他坐进了帐篷。
“吴天一院士正是以他坚定的理想信念和崇高的职业精神，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年轻一辈。就像院士所说，年轻一辈生在伟大的时代、伟大的国度，拥有伟大的使命和许多建功立业的机会，更应该珍惜这些机会，投身于伟大的事业中。”王晋说。
20__年12月，刘伯明入选神舟十二号任务飞行乘组。这次任务是空间站关键技术验证阶段第四次飞行任务，也是空间站阶段首次载人飞行任务。
“这次任务出舱时间大幅增加，任务更加复杂、艰难，挑战和考验也不会缺席。我们会完成好每一次出舱任务，浩瀚太空必将留下更多的中国身影、中国足迹。”刘伯明说。
信心和底气，来源于刻苦的训练。
“每次训练完，吃饭连拿筷子都感到困难，困得吃不下饭，只想睡觉。”刘伯明说，但训练之后，还不能放松，要一遍一遍在脑子里过“电影”地熟悉程序。
面对考验，刘伯明总会想起读书时通往学校的那9公里无数次“摔倒又爬起来”的求学路。
“庆幸自己赶上了一个伟大的时代，是千千万万的航天人铺就了飞天之路，是祖国和人民把我们送上了太空。”刘伯明说，“我期待亿万国人随我们一起体验，我心飞翔!”
地球是人类的摇篮，但人类不会永远生活在摇篮之中。
此刻，在被誉为人类探索宇宙“前哨站”的空间站中，刘伯明或许正遥望着更深邃的太空。
xx月xx日，在央视播放的“感动中国”的颁奖盛典上，我们的杜富国同志——伤情牵动国人心的排雷战士，在边境的扫雷活动中，面对复杂雷场中的不明爆炸物，他没有退后，而是勇敢的向前迈进脚步，导致严重负伤，并把自己的双眼和双手奉献在这次的边境扫雷活动中，杜富国同志面对危险，舍己救人，用实际行动书写了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使命担当。
平凡的军人拥有一颗不平凡的心。在此之前，杜富国先后进行扫雷xx多次，拆除雷xx枚，每一次的`扫雷活动无疑是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但之前的每次扫雷活动都安全渡过，最后一次扫雷活动却让他永远的失去双眼和双手，再也无法拥抱自己的父母和妻子，再也无法看见那一片由雷区变为绿油油的庄稼地。
他不仅是一名军人，还有另一个身份——共产党员。在入伍之前，杜富国还不是一名共产党员，但加入扫雷大队一年后，他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成为了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因为他看见出任务时，在前面的战友都是共产党员，他们把危险留给自己，把安全留遗憾，对未来充满向往。当我看到朱光亚的一幕情景之后，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直流着。
一个肝胆医生，不畏手术的风险，执意的来策划手术计划。当一个女孩生命垂危时，众多医生都不敢为她医治，而他却不管如何都要试试，进行了9个小时的手术终于结束了，女孩已经好了起来;他还常常为别人着想，为病人们摆鞋怕病人晚上下地时找不到鞋……他就是吴孟超，把病人当做是自己的亲人一般对待，而且他要求的手术费是十分便宜的。
刘伟对未来的向往，使他一次又一次的击破了他面前所存在的困难。他这种向往使他有了自己的天空。最后用脚弹出了一首首优美动人的钢琴曲。
这三个人物给我的印象十分深刻，他们是我最敬仰、最崇拜的感动人物。不论是残疾人还是四肢完好的人，他们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天空。为别人所着想、为他人创造美好的未来：这是吴孟超和朱光亚。而刘伟是为了自己的信念、自己的坚持不懈闯出了一个只属于自己的梦想。
6月17日9时22分，他和战友聂海胜、刘伯明乘坐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在火箭的托举下飞向太空。
这是汤洪波的首次太空飞行。
汤洪波出生在湖南湘潭的一个小乡村，从小听着毛泽东、彭德怀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故事长大,心里早早种下一个英雄梦。
1995年秋，校园里的一纸招生通告让汤洪波心潮澎湃：空军招收飞行学员。
“我要守卫祖国的蓝天。”体检、考试、政审，一路“过关斩将”后，汤洪波顺利被录取。
可入学后，汤洪波遭遇了学业上的“拦路虎”——体能成绩班里垫底。如果体能通不过，就会被淘汰。怎么办?一个字，练!汤洪波每天风雨无阻，在操场上一圈一圈地跑。一年后，他的体能成绩从垫底“跑”到了优秀。
“我一直加倍努力，争取实现更大进步。”汤洪波说。
空闲时，他总是拿着飞机模型一遍遍比划起飞降落;夜深人静时，他还在脑子里一次次“演练”操作飞行，琢磨眼手脚如何更好地协调。就这样，他的飞行成绩经常获得满分，战友们都评价他是“教科书式的飞行员”。
毕业时，队长跟他进行了这样一番对话。
“选择飞直升机还是战斗机?”
“战斗机!”
“你选择留在内地但飞行次数少的地方，还是偏远但飞行次数多的大西北?”
“飞行员生来就是要飞行的。”汤洪波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西北大漠。
20__年，我国开始选拔第二批航天员。此时已经担任飞行大队大队长的汤洪波义无反顾报了名，并于20__年成功入选。
“我要飞得更高，飞得更远。”汤洪波说。
天空太空，一字之差，却是巨大的跨越——航天员要完成体质训练、航天环境耐力与适应性训练、航天专业技术等8大类上百个课目的训练。这些训练既挑战学习能力，更挑战生理与心理极限。
20__年12月，汤洪波梦想成真，入选神舟十二号飞行任务乘组。
可模拟失重训练，一度是汤洪波“迈不过去的坎”。
“训练服加压后像一艘人形飞船，硬邦邦地套在身上，限制了四肢的活动。”汤洪波说，“刚开始，我一穿上训练服，心里就特别烦躁，恨不得马上出来。”
那段时间，汤洪波寝食难安。“训练都完成不了，还谈什么飞天呢?”他心里暗暗自责。
起初，汤洪波不敢把这种自责和痛苦告诉家人和同事，怕大家替他担心。后来，他请教执行过出舱任务的刘伯明，并且请工作人员把训练服的温度尽量调低，让心情冷静下来。经过多次训练后，他终于越过了这道难关。
“经历过这些极限考验，以后哪怕再难再苦，也都能扛过来。”汤洪波说。
对于这次飞行任务，汤洪波很有信心。他说：“首先，我一定要确保每个步骤都零失误。其次，保证每天身心健康，以免让地面的工作人员担心。”
一路走来，妻子夏宜一直给予汤洪波支持和鼓励。
来到航天员大队后，大量的学习训练使得汤洪波没空照顾家庭，夏宜独自一人边工作边带孩子，从不给他拖后腿。
夏宜在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航天服工程室工作，她参与了这次任务舱内工作服的研制过程。
“航天员在我心中，航天员的安全在我手中。这是航天员中心科研人员对航天员的庄严承诺，也是我最真挚的祝福。”夏宜说。
妻子爱写毛笔字。这次汤洪波上太空携带的个人物品中，有妻子贴心制作的小卡片，上面写满寄语。
儿子是名中学生，从小就崇拜爸爸，立志要当飞行员。这次出征前，儿子郑重地对汤洪波说：“爸爸，你要安全回来。”
【颁奖词】：残年风烛，发出微弱的光，苍老的手，在人间写下大爱。病弱的身躯，高贵的心灵，他在九旬的高龄俯视生命。一叠叠汇款，是寄给我们的问卷，所有人都应该思考答案。
【事迹介绍】：
刘盛兰，男，91岁，山东省烟台市蚕庄镇柳杭村村民，“五保”老人。
刘盛兰是位普通村民，年轻时在外打工，后来在一家企业作保管员。73岁的时候，老伴去世，他成了孤寡老人。为了让自己老了无力行动时，身边会有一个照顾他的人，他开始了助学。这是老人的初衷。但后来，他助学的规模远远的超出了自己的想像。
1998年，刘盛兰在报纸上看到了一则救助报道，从那时起，73岁的他就将自己微薄的工资捐出去。而受捐助的学生，也逐渐从周边几个地市“扩张”到全国各地。最多的时候，他同时资助着50多名学生。
每天清早，刘盛兰起来弄点简单的饭菜，就骑着自行车走村串巷去了，直到捡回一大堆破烂。他17年几乎未尝肉味，没添过一件新衣，“吝啬”的连一个馒头都舍不得买，可捐资助学总计7万多元，资助了100多个学生。刘盛兰一直没进养老院，这样能拿到每年4000元的生活补贴。这些钱他全部捐给了贫困学生。
刘盛兰唯一珍藏的是一个深蓝色布袋，里面装满了汇款单和回信。这么多年过去了，老人也不记得汇出去多少钱、收了多少封信。2013年8月，因为肾病，刘盛兰住进了医院，但他仍然惦记着捐资助学，担心汇款中断和没到位会断了孩子们的希望。得知老人住院，很多受资助的孩子回来看望他，照顾他。
3、陈俊贵：守墓老兵。
(于敏，中国科学院院士，89岁，核物理学家，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
于敏1944年考入北京大学，1951年以优异成绩毕业，进入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1960年底，开始参与科学家钱三强组织的氢弹技术理论探索。 在中国核物理的几位开创者中，于敏是唯一一位没有留学背景的人。在氢弹的理论探索中，于敏几乎从一张白纸开始，依靠自己的勤奋，举一反三。克服重重困难，自主研发，解决了氢弹研制中的一系列基础问题。1967年，中国完成了氢弹核爆实验。从原子弹到氢弹，中国只用了两年零八个月，这是世界上最快的速度。在氢弹研制过程中，于敏提出了从原理到构形基本完整的设想，成为中国氢弹研制中的关键人物。从20世纪70年代起，于敏和其他学者一起倡导、推动加快我国的惯性约束聚变研究，并将它列入我国高技术发展计划，大大推动了我国国防科技的进步。从60年代开始，于敏放弃了个人热爱的基础物理专业，此后30年一直隐姓埋名，于敏一生只有两次公开露面，一次是1999年，国家为两弹一星元勋授奖，另外一次是2015年1月9日，国家科技奖颁奖，于敏成为最高科技奖的唯一获得者。
木拉提西日甫江：大漠“猎鹰”
西日甫江，男，38岁，维吾尔族，新疆和田地区公安局民警。
木拉提西日甫江，是新疆和田地区的一名公安民警，曾荣立个人二等功两次，个人三等功四次。早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读书期间，木拉提就多次参与警方的反恐行动，担当卧底和翻译。从警14年来，木拉提西日甫江始终坚持战斗在打击暴恐犯罪活动第一线，用热血和行动保护了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与社会和谐稳定，被当地群众誉为大漠“猎鹰”(维吾尔语的尊称，传说中老百姓的守护者)。
2015年4月，木拉提获得重要情报，一伙隐藏在和田农村的暴恐分子，正在秘密制造大批炸弹，准备实施多点连环袭击。秘密侦查发现，暴恐分子有很强的反侦查意识，布置了大量机关，还在制爆窝点的内部和周边预埋了遥控启爆的炸药，事情一旦败露，就打算和警察同归于尽。情况紧急，木拉提和战友们没有犹豫，在摸清位置、确定时机后，果断行动，击毙了歹徒。当场搜出了200多枚的自-制-炸-弹的成品和半成品，其中包括杀伤力巨大的汽油炸弹。
和田是暴-力恐怖斗争的前沿阵地，面对艰巨繁重和复杂危险的维稳任务，木拉提西日甫江与犯罪分子机智周旋、斗智斗勇，先后数十次将暴恐犯罪活动打击在预谋之中。
战友的牺牲、亲人的牵挂让木拉提更加坚定。他说，我们的这个工作背后，是美好的一个未来。因为我们就爱我们的祖国，爱我们的新疆。
师昌绪：光耀人间
师昌绪，金属学及材料科学家，“两院”院士，曾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1948年，师昌绪赴美留学。50年代开始，师昌绪为争取回国，进行了长期斗争。1955年6月，师昌绪回国，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从1957年起便负责“合金钢与高温合金研究与开发” 成为中国高温合金开拓者之一，领导开发中国第一代空心气冷铸造镍基高温合金涡轮叶片，使我国成为继美国之后第二个自主开发这一关键材料技术的国家。 师昌绪对国家科技政策的制订及科技机构的设置和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他倡导并参与主持了中国工程院的建立;多次主持全国材料领域发展规划。师昌绪在国际材料科学领域享有很高声誉，多次担任国际材料领域学术会议主席或顾问。
他时常说，他已经90多岁了，还有两件事需要尽快完成，一件事是在有生之年为科普事业多做事。中国的科普工作还没有完善，大众需要更多的科学知识。二是希望在大飞机工程材料科学方面做点事。只要材料不过关，他决不罢休。
2015年11月10日晨7时7分，师昌绪因病在京逝世，享年96岁，闻讯委托工作人员打电话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家人及亲属表示慰问。
“作为一个中国人，就要对中国做出贡献，这是人生的第一要义。”他最常说的这句话，虽然朴实无华，却凝聚着一位饱经沧桑的老知识分子大半个世纪以来投身科学事业，矢志报国的赤子情怀。
朱敏才、孙丽娜：老骥伏枥
朱敏才，男，1942年生人，退休外交官。
孙丽娜，女，退休高级教师。
朱敏才曾是一名外交官，妻子孙丽娜曾是一名高级教师，退休后两人没有选择安逸的日子，而是奔赴贵州偏远山区支教。9年来，他们的足迹遍布贵州的望谟县、兴义市尖山苗寨、贵阳市孟关等地。2015年两夫妇扎根遵义县龙坪镇，继续他们的支教生涯。
生在贵州黄平，长在贵阳的外交官朱敏才，得知家乡师资严重缺乏，退休后放弃在北京悠闲自在的生活，去山区义务支教。尽管已经古稀之年，但他们表示：“只要我们还能动，就希望在这里继续教下去，让山里娃也能和城里娃一样，能大声流利地说好英语、学好英语”。 山区洗澡难、买菜难、乘车难、看病就医难，各方面都极不方便。卧室跟男厕所共用一面墙，夏天臭气熏天，孙丽娜晚上要戴着两个口罩才能睡觉。因为长时间在山区生活，加上高原强烈的紫外线照射，现在孙丽娜的右眼全部失明，左眼视力只剩下0.03，检查身体时还发现体内重金属超标。朱敏才也患有高血糖、高血脂、呼吸暂停综合征等危险疾病。但他们依然坚守岗位，带给孩子生动活泼的课堂氛围。
他们义务执教不拿一份报酬，在省吃俭用资助贫困生的同时，还在积极为学校建电脑教室、修学生食堂四处联系争取支持和帮助。夫妇两在北京治病期间，仍心系山区的孩子，为他们捐来了20台电脑。孙丽娜还将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奖给她和丈夫的10万元奖金转赠给了学校，用于建电脑教室。在支教9年后，他们被中央电视台评为“最美乡村教师”。
朱晓晖：最孝女儿
朱晓晖，女，黑龙江绥芬河市民。
朱晓晖的父亲在2002年患弥漫性脑梗塞，从此瘫痪在床，失去了生活能力。为了更好的照顾父亲，朱晓晖辞掉了在报社的工作。为了给父亲治病，她不但卖了房还欠下一身债务。因为不堪重负，朱晓晖的丈夫带着孩子离开了她。朱氏父女在社区的车库里安了家，一住就是12年。
朱晓晖曾是一位有才气的诗人，诗歌在全国获得过很多奖。父亲生病前，她喜爱读诗、写诗；而现在她看得更多的是医学护理和养生方面的书籍。老人患病后落下了瘫痪的毛病，腿脚不便，大小便也不能控制。朱晓晖几乎每天都要给他擦洗身体。在她的细心照料下，老人卧床12年都没有得过褥疮。但常年的操劳，使得才41岁的她早已满头白发。
境艰苦，但朱晓晖一直努力让父亲生活的更舒适些。老人因为心疼女儿，常常痛哭。
除了每天照顾父亲的起居外，朱晓晖在周末还有一项重要工作，就是给三四个“债主”的孩子补习。对于别人的帮助，朱晓晖感恩在心，她也在用自己的行动把爱和善意传递给更多人。
张纪清：大爱深沉
张纪清，74岁，江苏江阴市市民。
2015年11月，在邮局突然晕倒的老人张纪清被送到医院。散落的汇款单暴露了他的秘密。人们发现，他就是江阴人寻找了27年的好心人炎黄。
1987年，祝塘镇政府收到一笔1000元的捐款用于敬老院的建设，捐款人署名是“炎黄”。当时这笔捐款相当于一个人一年的工资。从此以后的27年间，无论是希望小学还是敬老院，或是地震灾区都曾收到过署名“炎黄”的捐款。27年间，江阴人一直在寻找“炎黄”这位好心人，当地甚至还建设了一个“炎黄陈列馆”。
2015年11月，这位好心人“炎黄”终于现身了，他就是张纪清。张纪清出生贫苦，改革开放后成了镇上首个万元户。手里有了些钱他就开始捐款。之后，他又干回了老本行会计，拿的是死工资，可是捐款却没有中断。张纪清在家里明确表态，钱会用到别人最需要的地方，子女的钱自己去挣。现在张纪清每月只有500多元的收入，当教师的老伴还有些退休金，两口子一直生活俭朴，现在还住着过去的老房子，但是依旧捐款。
张纪清坦言署名“炎黄”是不想让被帮助的人有负担，他说“我们做一点点小事情，就不能以恩人自居”。张纪清就是“炎黄”，这个秘密只有他的妻子知道，并一直支持着他。这份坚持27年的凡人善举成就了大爱，在这个冬天带给很多人温暖。
陇海大院：爱意满园
郑州市二七社区有个和谐的老院落，陇海大院。
二七区陇海大院居民高新海，1976年在农场插队时，突患急性横贯性脊髓炎致高位截瘫，胸部以下完全失去知觉。随后，命运的打击接踵而来：1983年，家里的顶梁柱二哥因病去世;1987年，母亲患结肠癌;1997年，大哥患肺病;2015年，父亲患上老年痴呆;2015年，高新海的父母相继去世，留下高新海孤零零一人。
当不幸开始笼罩这个家庭的时候，大院里的邻居们就纷纷伸出援助之手，一个自发形成的爱心群体自觉承担起照顾他的义务——洗澡、理发、上车下床生病时，大家不分昼夜轮流在床前守候，至今38年从没间断。
年夜饭到高新海家吃，这个传统有好多年了。高新海说：“不光是年夜饭，遇到世界杯、欧洲杯等大赛时，我家也是邻居们聚在一起看球的地方，其实，我知道，邻居们就是为了陪陪我，怕我寂寞，跟我说说话。”如今，高新海学会了骑电动三轮车，他用这辆三轮车免费接送社区赶着去办急事的人，谁着急上班，谁赶着去火车站，谁要去医院看病，高新海闻讯会立马赶到。
陇海大院的故事在当地群众中反响强烈，2015年荣登中国文明网“中国好人榜”，荣获2015年河南“十大爱心集体”、2011郑州市“首届慈孝集体”、2012年“感动郑州”爱心集体，2015年该事迹被翻拍成电影《好好的活着》。
肖卿福：不惧麻风
肖卿福，男，66岁，江西省赣州市于都县皮防所支部书记、皮防科科长。
肖卿福自1974年从卫校毕业后，走上麻风病防治的岗位。他独立确诊、治疗麻风病新发、复发患者300多人，矫正康复手术100多例，从未出现过医疗事故。他在尽心尽力做好麻风病防治工作的同时，还利用各种机会宣传麻防科普知识，到全县各医疗单位进行皮防知识讲座近百次。
说到麻风病，许多人都会望而生畏，肖卿福却和麻风病打了40年的交道。于都县黄麟乡安背康复村正是一个麻风村，医疗条件相对落后。在村里，肖卿福既要当医生又要当护理员，不管是看病还是病人的日常料理都是他一个人在做。他为病人打针、敷药、清洗溃烂的伤口，护理眼、手脚畸残的病人，给他们喂饭、喂水、抹身子，将救治麻风病人之责时时记在心上，从没有过任何埋怨。
“当好麻风病医生，比当好其他医生确实更难。麻风病人也都是人，既然我选择了当医生，不管怎么样就是要为病人服务。”肖卿福这样说过。现如今66岁的肖卿福，仍然还在麻风病防治一线奋斗着。2015，肖卿福是全省麻防专业技术学科的带头人，先后荣获全国麻风战线突出贡献奖——“马海德奖”“全省麻风病防治先进个人”。
赵久富：心有清泉
赵久富，男，60岁，湖北团风镇黄湖移民新村。
2015年，南水北调移民工作正式开始，湖北十堰市郧县余嘴村成为被定为当地首批搬迁的移民试点村，村支书赵久富以大局为重，主动放弃留下来的名额，告别80岁高堂，认真细致作好移民工作，代领61户村民搬迁到团风镇移民新村。
2015年，跨世纪工程南水北调正式通水。此时，南水北调移民第一村十堰郧县余嘴村支书赵久富带领着移民新村的村民早已安定下来，大家也都找到比过去更多的致富出路。 50年前，南水北调一期移民开始时，七岁的赵久富跟随父母搬迁到了余嘴村，2015年，他成了村里移民的第一责任人。这里有61户要外迁到千里之外的黄冈。家园难舍，故土难离，移民工作最难张嘴。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的是干部，按照住房在海拔172米以下需要外迁的标准，赵久富可以选择留下，但他还是主动选择了外迁黄冈。赵久富80多岁的父母亲决定不跟儿子外迁到黄冈，但他们支持儿子带头外迁。
村支书带头外迁，61户村民陆续签了搬迁协议，2015年的4月30日，移民搬迁对队伍就要出发了，家家户户开始收拾家当装车。赵久富党旗挂在了自家外墙上，这是他在余嘴村当村支书的第26个年头，也是他在余嘴村当村支书的最后一天。赵久富的母亲拄着拐杖步行了5公里，来到了移民现场。母-子遥望，赵久富不敢流泪，怕耽误了移民的行程。
2015年，余嘴村变成蓄满清水的库区。而移民们在赵久富的带领下，在新的家园也走上了致富路。
陶艳波：同桌妈妈
陶艳波，48岁，女。
48岁的陶艳波，每天从早到晚，几乎都要陪伴在儿子杨乃彬身边，和儿子一起学习，
做儿子的老师、陪读。
在杨乃彬一岁的时候，因为一次发烧导致耳膜出血，最终导致他失去了听说功能。这给了陶艳波和一家人很大的打击。
为了给孩子治病，他们走过了很多地方，但医生的结论始终让他们失望。很多人劝陶艳波把孩子送到聋哑学校，但是陶艳波没有放弃。为了儿子，她专门从老家黑龙江到北京去学习唇语，然后一点点地教儿子说话、识字。
陶艳波坚持让儿子上正常学校，为此她做出了一个难以让人理解的决定：辞职陪着孩子一起上学。就这样，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三，母-子二人一起学习。陶艳波就是儿子的耳朵，就是儿子的向导。杨乃彬的老师、同学也都为这对母-子提供了最好的条件。经过不断练习，杨乃彬也能比较正常地和人交流。
如今，杨乃彬已经考上了大学，成为了河北工业大学机电专业的学生。他希望用自己的努力回报父母，回报老师，回报所有帮助他们的人。
【颁奖词】：技不在高而在德;术不在巧，而在仁。医者，看的是病，救的是心，开的是药，给的是情。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你是仁医，是济世良药。
【事迹介绍】：
胡佩兰，女，98岁，解放军3519职工医院和郑州市建中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坐诊医生。
1944年，胡佩兰毕业于河南大学医学部，70岁时才从郑州铁路中心医院的妇产科主任位上退休。退休后，她一直坚持坐诊。
胡佩兰生活节俭，舍不得在自己身上多花一分钱。但她经常大方地给病人垫付医药费。她还拿出微薄的坐诊收入和退休金，捐建了50多个“希望书屋”.
胡佩兰患有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进出都要坐小推椅。2013年7月，98岁胡佩兰心脏病突发，经抢救后，第二天她依然准时到医院坐诊。
胡佩兰根据自己多年的临床经验，平时看病不太依靠高科技仪器。因为慕名找上门的病人多，胡佩兰每天都会坚持看完所有病人才下班，对患者也极有耐心，给病人开药，很少超过一百元。如今，胡佩兰的记忆明显下降，耳朵也不如以前，但病人的情况她却记得清清楚楚，耳朵里放着助听器，听不清的地方，便由旁边的学生解释。
胡佩兰对病人的态度有目共睹，她经常说：“医患关系搞不好是因为交流不够，医生只要对病人认真负责了，病人也自然会对医生极力配合，不管面对哪一个病人，都要把患者当成自己的第一个病人来对待。”
直至今日，胡佩兰已经在一个工厂职工医院和现在的地方，连续坐诊20年，坚持每周出诊6天，风雨无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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