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的缘起
尼葛洛庞帝在《数字化生存》(Being Digital,by Nicholas Negroponte)中写道:“作为电信的范式,‘无论何事、无论何时、无论何地’的口号已经陈腐不堪,但使用它来思考电视的新境界,却很不错。”[1]如今随着数字新媒体的发展,尤其是移动多媒体广播的出现,庞帝所说的这个“电视的新境界”已经成为现实,传统电视生存、发展和竞争的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据CNNIC在2009年1月的《第2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统计,截至2008年底,中国境内网站数量已达万个[2],媒介市场中运作的公司数量急剧增加。数字化时代的媒介融合带来IPTV、手机电视、网络视频等与传统电视产品和服务具有替代性功能的新媒体形态,电视媒介营销的市场竞争环境剧烈震荡。同时,在新的技术环境下,受众的媒介使用和消费行为同样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改变。
媒介竞争环境和受众行为的改变对电视媒介意味着什么?这些变化对电视媒介营销(Media Promotion and Marketing),即电视媒介自身和电视节目的宣传和推广提出了哪些新的要求?在传播科技数字化变革的浪潮中,电视媒介营销走过了怎样的变化之路?电视媒介营销的未来路在何方?这些问题是本文关注的重点。
二、相关文献综述
国外电视媒介营销方面的研究始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早期的社会科学家开始研究电
视的制作、营销以及功能[3]。随后,传播学者和电视业界从业人员逐渐加入媒介营销的研究队伍,代表性成果有沃尔特?麦克道尔和艾伦?巴滕的《塑造电视品牌:原则与实践》(Branding TV:Principles and pranctices)以及苏珊?泰勒?伊斯特曼等编的《广播、电视和网络:宣传与营销》(Media Promotion and Markting for Broadcasting, Cable and the Internet)等。这些着作从电视媒介自身角度出发,研究了媒介品牌塑造和传播的技巧,有的还提出了新媒体环境下电视媒介的在线传播和电子邮件营销的思路和策略。
我国媒介自身的宣传与营销研究晚于西方发达国家,新中国成立后的新闻管理体制和新闻政策使得传媒机构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作为党政附属机关存在,并不存在媒介营销的环境和条件。改革开放后,中国传媒业逐渐由“事业单位”向“企业化管理”转向,传媒产业逐渐向“供过于求”的买方市场转变媒介经营管理研究开始升温。电视媒介营销研究的主要成果有《电视营销传播》(文硕、张小争、李晓萍,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电视广告营销》(佘贤君,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4)以及《应对媒介融合——新环境下的电视节目营销》(刘婧一,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等。这些着作具有一定的新意,但仍局限于市场营销理论和电视经营较为简易的结合,基本上按4P、4C、4R理论对电视经营进行阐释。此外,还有一些期刊论文和硕士博士学位论文也关注到电视媒介营销问题,主要有李岭涛的《探索与电视观众收视行为相匹配的营销方式》(《广播电视信息》2003年第12期);卜彦芳、尤丽芳的《从营销角度看电视媒体的经营》(《现代传播》2004年第2期);苑志强的《电视媒介的活动营销》(《中国记者》2006年第8期);李盈盈的《电视媒体的数位化营销时代》(《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8年第1期)等等。
国内外学者的相关研究分别从电视媒介营销环境变化、受众收视行为变化、电视媒介营销策略变化等方面进行了较为广泛的研究,这些成果虽然多为市场营销理论的移植和电视媒介营销实践经验的总结,存在理论原创性不足的问题,但是它们为本文研究奠定了基础,开阔了视野,拓展了思路,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1994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兼媒体实验室主任、《连线》杂志专栏作家尼葛洛庞帝的《数字化生存》一书在美国出版，他在书中将数字化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他认为，如果说物质世界的基本粒子是“原子”的话，那么进入数字化新时代后，从某种意义上说，构成世界的基本粒子就是“比特”(bit，binarydigit的缩写)。“，作为信息的DNA正迅速取代原子而成为人类社会的基本要素”。1998年1月31日，美国前副总统戈尔首次提出并系统阐述了“数字地球”这个新概念。
尽管尼葛洛庞帝将“比特”褒扬得近乎无所不能的观点受到一些人的批评，尽管“数字化将决定我们生存”的论断也受到广泛质疑，但几乎所有的人都无法回避眼前的事实:数字技术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尤其是新闻传播领域。因此，探讨数字技术对新闻传播的影响非常必要。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国外这方面的研究进行得比较早，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便有社会学家和技术专家开始研究这一问题，并取得了一些成果。主要有: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阿尔温·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和《未来的冲击》、约翰·奈斯比特的《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方向》等。这些著作对数字技术的应用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并给未来的信息社会勾勒了一个大致的轮廓。由于当时数字技术毕业论文的发展还处在初期阶段，这些著作对数字技术在新闻传播中的运用问题，涉及甚少。直到1994年，尼葛洛庞帝的《数字化生存》才明确地提出了“媒体世界改头换面”的说法，并且在书中提到了数字电视、多媒体、虚拟现实等概念。
20世纪末，日本、英国、美国等数字技术发展较快的国家，开始出现了一批研究新兴网络媒体的研究成果，主要有:桑野幸德的《数字革命新时代》、冈特利特的《网络研究:数字化时代媒介研究的重新定向》和泰普斯科特的《数字化成长:网络世代的崛起》等。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我国的相关研究进展缓慢。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我国数字化进程的逐步推进，以及国外相关学术著作陆续翻译出版(如上文提到过的《数字化生存》、《第三次浪潮》和((版数字化时代的生活设计》等)，国内一些学者开始涉足这一研究领域，并取得了较大的研究成绩。这主要表现在:1、相关著作和论文不断涌现。张咏华曾对((新闻与传播研究》、《国际新闻界》和《新闻大学》上1996年至20世纪末刊载的论文内容进行分析，发现涉及传媒技术分析的文章总体呈增长趋势，均是从以往的个位数百分比增长到2570以上。在由新浪网、浙江在线和浙江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联合创办的网络平台《中国新闻传播学评论》上，刊登了大量与此相关的研究文章。2、我国新闻传播学界举行的大型学术会议宣读的论文中，有关新闻传播新技术研究的论文比重大幅度上升。2007年12月15日，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举办了主题为“数字化背景下的媒介变革”研讨会。这次研讨会研讨的毕业论文中心问题就是数字技术对媒体的影响，与会专家研讨了数字媒介的最新发展趋势、人们使用新媒介的行为和特征，以及与此相关的各种问题。3、国家社科基金对此领域也非常关注。1996年以来几乎每年都有相关课题立项，如1996年项目《多媒体技术与新闻传播》、1998项目《网络传播新发展及其对策(研究报告)》、《新闻传播手段的数字化:现状透析与发展预测》，2000年设立的8个项目(包括《互联网对信息传播和人们精神文化生活的影响研究》等)。
三、研究目的和价值:
石磊教授的《分散与融合――数字报业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7月)一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系统阐述。他认为，数字技术和新媒体的迅猛发展改变了报业生态，但并不必然带来报业的衰落。报业同样可以采用新技术，在媒介融合中实现数字化转型，实现与新媒体共生共荣。这种认识和论述，对报业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通读全书，我认为该书具有以下四个特色：
特色一：多年潜心研究的集大成
2006年初，石磊教授在四川大学攻读文艺与传媒方向博士学位期间，为构思撰写报业数字化转型的博士论文，并就相关问题多次与我进行研讨。我认为对这一问题的研究目前国内刚刚起步，颇具前沿性。2008年上半年他的博士论文初稿完成后，又认真听取了许多老师和同学意见，多次进行修改，终于在2010年7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专著《分散与融合――数字报业研究》。这是他长期研究的成果，是报业数字化转型研究的集大成，是报业研究的可喜新成果。
特色二：努力构建数字报业研究的理论体系
该书将报业的数字化转型放到数字化生存和媒介融合的大背景下进行系统全面研究，认为数字化转型是报业发展的的必然选择。更为重要的是，他创造性地提出，报业的数字化转型不仅是技术转型，更重要的是全方位的战略转型。他不仅强调报业在技术上与新媒体融合，还主张在组织构架和业务流程上进行重构和再造，破除阻碍报业数字化转型的体制机制障碍，找到数字化的商业模式，构建起报业发展新模式。这样就跳出了一般性的数字化研究，使报业数字化研究具有了厚度和高度。
石磊教授对国内外报业数字化转型历程进行了梳理和阐述，并将众多的转型路径精当准确地概括为内容融合与渠道融合。在内容融合上，以前单一的报业内容生产变成全媒体的数字内容生产，报业由“报纸业”变成“报道业”。在渠道融合上，以前分散的、各自独立的报纸、广电、新媒体等渠道有效地整合在统一的数字平台上，实现全媒体融合。内容融合和渠道融合将产生跨媒体跨地域的数字化现代传媒集团。这些分析论述，对当前我国传媒改革发展有一定借鉴意义。
特色三：多学科交融，理论联系实际
该书以新闻传播学为基本立足点，综合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等多学科理论和方法，注重从经典和前沿理论中寻求支撑。同时，注重从中外传媒实践中寻找答案，以开阔、创新的视野选用大量鲜活、针对性强的案例应证观点。将报业数字化转型放到国际背景下考察，运用了大量的国外理论成果和跨国媒体的生动案例。同时，注重中国语境，对报业数字化转型在中国遇到的特殊问题进行阐述，并在政策、管理和经营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石磊教授在对报业数字化转型情况进行细致考察、对传媒发展众多理论和实践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抓住传媒发展中的重大问题，探讨了报业为什么要进行数字化转型、什么是数字报业、怎样进行数字化转型，做到理论性与实践性的统一，具有学术价值、理论价值和应用价值。
【关键词】三维GIS；数字航道；三维航道
1 研究背景和意义
1998年1月，美国副总统戈尔提出了“数字地球”的概念。从此，数字地球的概念迅速传遍全球。为了提高我国内河航道管理的效能，使之更好地服务于内河航运经济发展，我国内河航道的建设者和管理者提出了“数字航道”的概念[1]。“数字航道”是基于网络环境的、以数字信息为核心的航道信息体系[2]。就是通航水道电子航道图及航运相关信息的数字化，通过先进的网络技术、遥感遥测技术、地理信息系统、通讯、计算机模拟等多种技术对航道业务流程、各类航道信息变化进行实时动态监控管理。
随着_、航道局等部门对“数字航道”的日益重视[3]，对虚拟航道、三维航道的要求也愈渐迫切。同时在实际航道应用中，对三维环境中的应用和要求也较为迫切。虽然对3S技术在航道领域的研究和应用并不鲜见[4-7]，但在数字航道研究方面国内外仍处于起步发展阶段[8]，特别是对三维GIS下的数字航道研究。因此，本文围绕三维数字航道，从GIS角度进行了初步探索。
2 国内外的研究现状
基于3S技术的数字永定河
适普公司承担的“数字永定河”项目为水利工程设计与管理、监督应用提供了先进的3S技术和全面的解决方案。其主要功能如下：①水利工程建筑物的管理。水利工程建筑物的管理是二维、三维GIS集成技术应用的一个重要方面，它能充分展现二维GIS的数据管理能力和三维可视化GIS在三维水工建模方面的能力。②地下水利工程可视化与水利工程细节的可视化。对地下水利工程建筑物（如泄洪洞）进行可视化和管理，在此基础上，可以进行剖面分析，实时生成水利工程的断面图，进而可以查看水利工程的内部构造信息。
基于ENC水深数据生成三维地形的系统
Fugawi Marine ENCTM是美国Fugawi公司开发的，用在个人电脑上供航海人员使用的软件。该软件拥有常用的航海功能，如航线设计，GPS接收，RADAR作业，海图作业等[9]。它可以支持多种格式的海图：C-MAP，S-57ENC甚至是普通的地图相片也支持。它能够在效果很好的三维环境下查看海图或地图。从三维环境中可以看清楚水深点，等深线，岸线等海图上的信息。另外利用鼠标、键盘或者游戏杆控制可以进行三维漫游，也可以在三维海图上进行GPS定位。
3 GIS在数字航道领域的作用
数字航道对GIS系统的要求
（1）海量数据一体化管理。数字航道与空间位置信息是密切相关的，其航道综合数据库除了包括河床地形基本数据、水文资料数据、助航标志数据、跨河建筑物与过江管线数据、航道维护计划数据、基本建设工程数据、整治建筑物基本数据、工程船舶基本数据等多类型的数据。以外，海量的空间数据和三维影像数据也是数字航道综合数据库的重要组成部分。
（2）支持网络化的分布式计算与集成。航道部门由于职能的不同分布于流域中的不同位置上，它们利用网络互联技术相互实现资源共享，这就要求GIS系统能够支持B/S、C/S模式的多层分布式计算，支持Internet/Intranet等国际标准。
（3）二维GIS、三维GIS、webGIS与航道模型的无缝集成。作为二维GIS、WebGIS在航海领域的特殊应用，电子航道图系统要能够利用先进的计算机网络技术、数据通信技术和地理信息处理技术，实现水道测量管理、电子航道图生成、全过程的自动化、一体化和网络化。为通航船舶、各航运相关部门和企事业单位及时提供最新的电子航道图服务。
三维GIS的主要功能
三维GIS除了具备二维GIS的传统功能以外，还具有如下独有的功能：
（1）包容一、二维对象。三维GIS不仅要表达三维对象，而且还要研究一、二维对象在三维空间中的表达。三维空间中的一、二维对象与传统GIS二维空间中的一、二维对象在表达上是不一样的。传统的二维GIS是将一、二维对象垂直投影到二维平面上，存储它们投影结果的几何形态与相互间的位置关系。而三维Gls是将一、二维对象置于三维立体空间中考虑，存储的是它们真实的几何位置与空间拓扑关系，这样表达的结果就能区分出一维、二维对象在垂直方向上的变化。
关键词：媒体类专业人才；创新能力；就业；互动机制
一、媒体类专业及媒体类人才的“新”特征
媒体类专业可分为传统媒体类专业和数字媒体类专业，传统媒体类专业包括新闻与传播学下属的新闻学、传播学、广播电视新闻学、广播电视编导、播音等专业，数字媒体专业是基于数字化网络媒介平台而设立的数字媒体技术、数字媒体艺术等专业。与其他专业教育相比，媒体类专业具有如下三个方面的显著特征：
(一)知识结构的变易性。受媒体技术革命的影响，媒体从以印刷技术为主流的报纸媒体、以电子技术为主流的广播电视媒体、发展为以数字技术为主流的网络媒体，媒体类专业人才培养的格局也呈现为从新闻专业向广播电视专业、数字媒体技术与艺术专业的跃迁，媒体类专业人才的知识结构也相应地具有与时俱进的变易求“新”的特征。
(二)知识类型的综合性与实践性。正是由于媒体类专业的技术规定性，决定了媒体类专业由文学艺术、传播学理论向兼具技术和艺术，并向整合心理学、哲学、文化人类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知识的综合性知识体系转移。专业人才既需要掌握宽广深厚的理论知识，又需要具有现代高科技的实践创新能力和文化创意能力，因此，媒体类专业人才的知识体系具有综合性、实践性特征。
(三)知识转化的时效性。某种意义上说，媒体类专业永远都是“新”媒体人才的培养基地，它既要求人才具有坚实的专业基础理论知识，更要求人才的知识能力迅速转化为产业创新能力。媒体类专业人才的创新能力是媒体产业的动力源，其所具备的创新能力素质对行业发展有着引领作用。其创新能力体现在与时俱进的“新”技术能力和“新”艺术创意能力上。
可见，“新”是媒体类专业人才的基本特征，“新”媒体技术应用开发与艺术创作能力、“新”媒体理论研究能力、“新”媒体文化创意能力与“新”媒体行业前瞻能力构成的综合性实践创新能力是媒体类专业人才核心素质。
二、国内外基于就业导向的媒体类人才创新能力培养模式分析
(一)国内高校媒体类专业人才创新能力培养与就业关系分析。自1996年清华大学开设了新媒体研究专业和“新媒体研究”课程，特别是2004年，浙江大学在国内最早开设数字媒体技术专业以来，以清华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和浙江大学等高校为代表形成了相对具有特色的媒体类专业人才创新能力培养模式：
1.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信息艺术设计系：开设信息艺术概论、信息图表设计、动态表达基础、数字动态设计表达、互动媒体设计、脚本语言基础、数字影音设计、信息设计方法、信息结构设计、界面设计、人因工程与可用性评测、新媒体艺术、信息设计、交互技术、设计社会学等课程。人才流向国家重点发展的信息产业、动、漫与游戏产业及其相关领域(影视动画、数字娱乐、网络游戏)、交互界面设计、移动通信应用服务、多媒体应用与内容制作、公共信息设施设计、新闻和娱乐媒体、数字博物馆、数字图书馆、媒体艺术机构等。其人才培养创新性体现在超前的理念和前沿的课程，如人因工程与可用性评测等特色课程。
2.中国传媒大学动画与数字艺术学院数字媒体艺术专业：该校国内首创数字媒体艺术专业，填补了中国高等教育相关领域的空白。该专业下设三个方向：数字影视制作方向、网络多媒体方向、游戏设计方向。教育目标是培养出在影视特效艺术以及网络多媒体艺术领域中进行创作实践、科学研究和教学的高级专门人才。偏重艺术实践，就业导向型，注重实践创新能力的培养。
3.浙江大学计算机学院数字媒体技术专业：培养计划是，使学生学习和运用数字媒体技术基本理论及专业知识，接受数字媒体的软件开发与设计制作的基本训练，具有新媒体艺术创作能力以及面向网络的、新型的数字媒体研究与开发的综合知识和技能。就业方向包括影视、动漫制作和电子游戏企业，出版、图书、新闻等文化媒体行业，国家机关、高等学校、电视台以及其他数字媒体软件开发和产品设计制作企业。该专业科研实力雄厚，有一个CAD&CG国家重点实验室，注重IT技术创新能力的培养。
以上三所高校的媒体类专业培养方式各有特色，对于创新能力的理解也各不相同。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重视媒体设计思想及视觉传达的创新，中国传媒大学则偏重实务及从实践中创新，作为科研型的浙江大学则重视技术工具的创新运用能力。三种培养方案对于媒体类人才创新能力的培养都有重要的启示：一是艺术主导型的院校通过艺术创意培养推动了媒体设计理念及其艺术化表达的创新；二是应用主导型的院校通过实务训练达到熟能生巧后推动了媒体技能创新；三是科研主导型的院校通过基础研究推动了媒体领域的技术革新。
(二)国外高校媒体类专业人才创新能力培养与就业关系分析。比较而言，国外高校“新”媒体类专业人才培养的历史长，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培养体系。我们选取麻省理工学院、普渡大学、包豪斯大学等著名高校相关专业为例：
1.麻省理工学院传媒艺术与科学系：该系属于建筑设计学院的一部分，它分博士、硕士和本科公共课三个层次来进行数字艺术教育，强调科研和实践。所有研究生都参与媒体实验室工作和获得资助。培养高端的媒体人才，为科研院所及尖端领域提供数字艺术人才。以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闻名于世。独特的实验室模式，使科研和实践创新能力并重。
2.普渡大学计算机图形技术系：该系将专业分为四个方向：互动多媒体、动画技术、工业设计和建筑设计，可分别授予理学士和硕士等学位。目标是将学生培养成为全美最好的电脑图形业界的参与者、管理者和领头人。毕业生因过硬的技术本领，深得就业市场的青睐。重视计算机技术在图形图像领域的深度创新运用。
3.包豪斯大学媒体学院：该学院有三个专业，即媒体(经济)文化、媒体(艺术)设计与媒体(技术)系统。媒体文化、设计与技术一体三面，构筑媒体人才全面的知识结构。文化、设计与科学三位一体的媒体学科架构，是媒体学科上的创新之举。设置众多的项目课程。文化素质与科学技能并重，以项目提高实践创新能力。培养学生精湛的技术与大师思维。
以上可见，麻省理工学院和普渡大学为理工科院校提供了一个媒体类人才创新能力培养很好的借鉴，前者的实验室模式以及后者在电脑图形领域的特色研究，都为学生的就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包豪斯大学的课程安排注重对学生项目
设计能力的培养，“项目课程”的分量非常重，学分也非常大，是包豪斯大学媒体学院的重要教学计划内容，强调在“做”中学习的“项目课程”对增进就业助益颇大。
三、媒体类人才创新能力培养模式与就业互动机制的个案分析
在国内高校新媒体类专业中，哈尔滨工业大学媒体技术，与艺术系(以下简称“媒体系”)自2000年建系以来，历经十余年的发展，完成了由“传播学”向“媒体技术与艺术”专业的转型，初步形成了具有特色的媒体类人才创新能力的培养与增进就业的良性互动机制。这个机制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动态的创新性人才培养计划结构，二是创新型项目带动人才培养机制。
(一)建立面向就业的动态培养计划体系。2004年媒体系对培养计划进行了较大的调整：在2004年广播电视编导专业本科生培养方案中，影视制作类课程下降了2个百分点，而计算机类课程提高了3个百分点，其他综合类和基础理论课程都有所增加，其中类似《C＋＋与面向对象程序设计》的课程体现了技术实践能力培养的教学目标。
这一次培养计划的调整，对学生的就业导向和增进就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我们运用统计学的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等方法，对媒体系对毕业生就业情况的统计资料进行了分析，通过对SPSS统计软件频率分析所取得的图形化数据进行研究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第一，从培养计划的角度来看，IT业、广播电影电视业、教育机构(考研、在高校任职或任教)这三大类型基本上是培养目标所指向的范围，最近几年七成左右的毕业生流向了这三种类型。第二，从2004年广播电视编导专业本科生从事IT业者为零，到所占比重有逐年增加的趋势，吻合了媒体系培养目标从传统媒体逐渐向数字媒体转变的思路，也可以看出课程调整提供给学生的知识结构对学生就业有较大的影响。第三，硕士毕业生IT业从业者呈波动上升趋势，2008年(占总毕业生数的1／3)和2009年(占总毕业生数约1／4)明显高于2006年和2007年所占比重。显示了数字媒体行业渐次成为媒体系的主要毕业去向，这与媒体系的培养目标吻合。第四，广播电影电视业就业人数近年基本上呈收缩的态势，而广告业历年所占比重都不大，并非媒体系毕业生的首选行业。一方面，由于偏重技术的数字媒体广告职业被划归到IT业；另一方面，传统广告业所要求的设计和策划技能并非媒体系教学计划所专注的目标。第五，商业、服务业以及其他职业类型所占比重较轻，这从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经过本科或研究生阶段的专业培养，学生的就业被纳入到既定轨道，培养计划对初次就业流向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运用回归分析方法，对媒体系广播电视编导专业2004届至2008届从事IT业的本科毕业生的数据资料进行分析，其中x轴为时间轴，y轴为IT业就业者占当年总就业人数的百分比。为了简化回归系数，将年份自变量x转换为1-5的等差数列，最后得到如下回归曲线。可以看出前五年的IT就业基本拟合三次方程模型，在这五年内媒体系的IT业就业学生增速呈先慢后快的增长趋势。
从图1可见，由传统媒体向新媒体人才培养计划的调整与学生的就业之间存在互动关系：一方面，创新的内容对学生就业有导向作用；另一方面，学生就业的流向指导着培养计划的调整。
2010年媒体系针对三网融合的就业市场进行了第二次大的调整，实行以数字媒体技术与数字媒体艺术为主要内容的媒体类人才培养计划：第一，在2010年广播电视编导专业本科生培养方案中，其中计算机类占比29％，比重明显加大(增加10个百分点)，而影视制作类占18％，压缩了9个百分点。这些变化是系教学委员会根据数字媒体技术就业市场反馈调整的结果。第二，除了计算机类和影视制作类的变化较大，其他四种类型保持相对稳定，增减在5个百分点以内，但是课程安排有了一定的变动。为了适应数字艺术发展的需要，美术类课程在2010年的培养方案中增添了“数字表现技法”课程，艺术理论类课程新增“心理学与接受美学”、“网络虚拟艺术”课程，补充了从传统艺术向数字媒体艺术转变过程中需要掌握的基本理论。第三，为了区别于计算机系、艺术系的培养方向，媒体系在加大计算机类课程比重的同时，却没有削减艺术方面的课程比重，这是保持媒体类专业艺术特色的举措。2004年艺术理论类与美术类课程的总占比为20％，2010年这两门课程的总占比为21％，艺术理论类10％，美术类11％，增加了一个百分点，说明重视计算机技术的同时也重视学生艺术素质的养成。
(二)建立以项目带动实践创新能力培养增进就业机制。技术开发能力和艺术创意能力的培养，还需要一种前沿的视野，以项目带动实践创新能力培养是增进就业的途径之一。媒体系以部级、国家部委及省各级科研项目、校企合作项目带动学生创新能力培养。学生在校期间参与2010上海世博会黑龙江省网上虚拟体验馆、非接触式人机交互界面设计、基于数字仿真模型的网络舆论引导规律研究、古代孔庙祭祀的数字化复原研究、虚拟博物馆藏品数字化三维展示系统、基于动作感应技术的虚拟现实空间交互研究、与黑龙江晨报合作成立新媒体形态设计联合实验室等项目，为学生技术创新与创意设计能力的培养提供了高平台，可以使学生的创新研究站在研究的前沿，这些项目对学生的创新能力培养具有战略意义。具有良好创新素质的优秀毕业生先后进入到百度、华为、中兴、腾讯、奇虎、新浪、盛大、水晶石等新媒体领域，在手机、数字电视、网络媒体三网合一的时代，站在了行业最前沿。
四、结论
媒体类专业人才创新能力培养与就业之间是一个互动的机制，这主要体现在如下四个方面：其一，由于媒体专业的特殊性，面向就业的媒体类创新人才培养计划应该是一个动态的结构，随着就业市场的需求即时调整创新课程的教学内容。其二，面向就业市场的创新性教学内容设计，不仅增进就业率，还能提高学生就业的平台。高平台的就业去向又增强了在校学生实践创新学习的热情。其三，正确预见就业市场的动向，是制订科学合理的培养计划的关键。其四，以前沿性实践创新项目、校企合作项目带动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既增强了学生就业竞争能力，又培养了学生的先进理念和创意能力，使之不仅具备专业技能，还可以成为行业先锋。诚然，在探讨媒体类人才创新能力培养和促进就业问题中，还有许多更复杂的因素需要考虑，但营构动态的创新型人才培养计划与就业之间的良性互动机制，是媒体类专业人才创新能力培养最重要的一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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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语言符号；任意性，数字；文化差异
自从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在中国出版以后，国内掀起了研究索绪尔语言理论的热潮，特别是他的语言符号任意性理论更是激起了语言学界内部激烈的讨论。各种论文和著作纷纷发表或者出版来论述语言符号的任意性理论的真正含义，褒贬不一，但都有各家之言。本文试将普通语言的任意性和个别语言的约定性及传统性统一起来，结合索绪尔在他的论述中多次谈到约定俗成、集体习惯和传统，从一般意义上对中西方关于数字的文化差异来进一步论证语言符号之间的任意性。
一、任意性是“能指和所指”在特定语言系统中的联结
索绪尔认为：“能指和所指的联系是任意的，或者，因为我们所说的符号是能指和所指联结所产生的整体。我们可以更简单地说：语言符号是任意的。”他还指出，“语言间的差别和不同语言的存在就是证明：比如‘牛’这个所指的能指在国界的一边是b-ǒ-f,另一边却是o-k-s。”然而“从心理方面看，思想离开了词的表达，只是一团没有定型的、模糊不清的浑然之物。哲学家和语言学家一致承认，没有符号的帮助，我们就没法清楚地、坚实地区分两个概念。思想本身就像一团星云，其中没有必然的界限。预先确定的观念是没有的，在语言出现之前，一切都是模糊不清的。……语言对于思想所起的作用不是为了表达观念而创造一种物质的声音手段，而是作为思想和声音的媒介，是他们的结合必然导致各单位之间彼此划清界限。”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索绪尔所谓“先于语言的思想”，即使是存在的，也是模糊不清的浑然之物，因此只有当它在具体的语言中以“所指”的身份与“能指”相结合的时候，才从浑然之物变成界限相对清晰的概念。而在不同的语言里“能指”与“所指”结合的时候，都会体现出不同的特点。所以确切的说，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并非一般的指“能指”和“所指”的任意结合，而是不同的民族语言运用不同的能指划分出不同的所指。换言之，索绪尔提出的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实质上是要突出自然语言不同于逻辑思维的地方，要突出语义的民族性。
二、数字文化中所体现的语言符号的任意性
数字是人类最早认识和使用的词类之一，而数字也是一种语言，他与人们的生产和生活也有密切的关系。在语言中，不同的数字也有不同的文化意义内涵，而有的事物也可以用特定的数字加以指代说明。从这些数字词语的特征和文化差异的背后，我们可以发现其中所折射的各种文化的历史特点、不同地区的风俗习惯、不同民族的心理特点等。在英汉两种语言中，数字词语使用的范围、方式与含义各有其独到之处。例如在中国文化中，数字尤其具有神秘色彩。我们通过对两种语言的数字词语进行对比，不仅可以发现他们背后的民族文化差异，我们还可以上升到理论的高度，把这些差异归结为语言符号最初的任意性特点上。也就是说，数字在文化的意义上从一开始是没有什么理据性的，它代表什么样的文化含义是在不同民族的的发展当中由当地的人们根据自己的文化特点逐渐赋予的特有的含义。从这一点上讲，数字的文化含义和其他的语言符号一样是具有任意性的。
数字本无好坏、褒贬吉凶意义之分。但在不同的语言和文化当中，人们却寄予了不同的内涵和色彩。在中西方都有关于数字的禁忌，在汉民族的文化中，人们讲究对称，注重成双，喜好吉祥，总是小心刻意避讳因语言似同或构字相关而引起的不详意义的联想。比如数字“4”因其谐音“死”而成为人们敬而远之的数字。人们在选择电话号码或者车牌号时，都不愿意有“4”。然而西方有的民族却对“four”极为崇拜，认为“four”是公平、正义、力量的象征。早期的基督教象征主义者则认为“four”代表福音传教士，象征着统一、坚韧和稳定。英语中“the four corners”就是“十字路口”的意思，“the four corners of the death”是“天涯海角”的意思。
再比如数字“13”，对西方人来讲象征着“倒霉，灾难”。据说在人类的蒙昧时期，他们用十指加上两只脚也只能数到12，凡是超过12的数目就感觉神秘莫测。后来他们发现12可以均匀的被分成两份、三份或四份，而13却无法均匀分开。因此他们就认为13是很不吉利的数字。另外在圣经中，亚当让夏娃吃禁果是在13日星期五，耶稣和弟子共进最后的晚餐时犹大坐在第13个位置上，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也是13日，古代通往断头台的台阶也是13级，给侩子手的赏钱也是13个银币，所以数字“13”就成了禁忌数字。西方人避讳这一数字的场合很多，如他们就餐时一桌从不坐13个人，不上13道菜；门牌、楼层、火车、飞机等均无编号13；医院也不设13病房和病床；13号也是很多西方人所憎恶的日子，就好似中国的“黑煞日，诸事不宜”一样。而“13”对中国人来说却没有如此多的忌讳，相反可以引发人们好的联想，如两千年来主宰中国思想文化的儒家经典俗称“十三经”；明代帝陵称为“十三陵”；清代有京腔“十三绝”。数字的禁忌虽然带有某种迷信的色彩，但因其根深蒂固的隐含于不同的民族文化当中，也是应当值得引起我们的注意的。
汉英数字文化源远流长，从古代到现代，人们对数字的认识和使用无不反映着民族文化内部所隐藏的文化心理和风俗习惯，汉民族在思维方式上讲究“天人合一”、“道法自然”，溶于自然中去认识自然。对自然的认识显得丰富而亲切，并且因感受方式、认知方式的直观，在语言中体现出只求“意合”而不重“形式”的特点，大大摆脱了语言的束缚，使语言表达具有很深的内涵思想。因而汉语数字的表现方法显得琳琅满目，异彩纷呈。西方人讲究个体独立，认为人要生存必须征服自然，所以他们重形式、重分析、重理性抽象，而数字符号则成为他们进行抽象思维的工具，他们在运用数字时力求精确严谨，将注意力更多放在“形合”上。这在某种程度上会限制对数字词语联想意义的发挥。由此可见，正是由于中西方文化的性质，双方的思维方式和文化心理的不同，所以才导致了汉英数字代表的思想内涵、感彩和修辞效果等的不同。
三、小结
参考文献：
本文依据媒体实践的外部情境变化和媒体规制的学术研究进展，梳理了数字媒体学论文规制理论的基本发展脉络：（1）以科斯定理为代表的早期媒体规制理论，将媒体作为一种资源，重点关注资源的分配而非内容的传播，本质上属于经济学研究范式；（2）在数字化环境下，媒体的内容属性日益受到关注，内容范式逐渐替代资源范式成为了数字媒体规制理论的主流视角；（3）内容范式进一步发展，在网络环境或赛博空间（Cyberspace）的情境下形成了面向数字媒体规制方式的相互冲突的理论框架；（4）数字媒体规制的基本前提——规制动机被置于争议与讨论之中，数字媒体规制的理论根基受到挑战。
1早期经济理论视角下的“离散式”媒体规制：市场机制与科斯定理在传统的纸质与广播电视媒介时代，媒体的信息传播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物质媒介本身的传递以及随之形成的影响力，媒介的运作模式与相应的媒介规制都体现出了结点式、离散式的特点；不同的媒体基于其物理特征，各自为不同用户群提供信息服务，而未联接成类似于互联网媒体的、连续的“媒介场域”或形成渗透入个人生活的媒介空间。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运用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中“看不见的手”提升媒体运作和媒体规制的效率，成为了当时西方国家的经济学界与传播学界所共同关注的问题。
科斯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奠基人。他于1959年发表的“联邦通信委员会（Federal Communication Commission，FCC）”为经济学领域传统的产权理论研究带来了根本性的变化，也冲击了美国FCC规制传播媒体的传统模式，即基于委员会听证并颁布营业许可证，以分配广播频谱的频谱分配方法[4]。科斯认为，广播频谱的分配应该交予市场中供求关系的运作来完成。依据市场规律拍卖频谱资源，可以提高运营方优化服务的积极性，从而在现有资源的调配下使大众获得更高质量的信息传播服务[5]。在这一自由市场相互匹配的过程中，政府过多的干预和控制反而会导致资源配置的低效率：一方面是公众的文化消费与信息需求没有得到充分地满足；另一方面则是频谱资源在低效率人为调配下的浪费。
不可否认的是，社会成本与负面外部性问题是完全自由市场经济的弊端，市场失灵的现象也在经济活动的部分特殊领域中时常出现，尤其是公共服务领域。科斯提出，在政府明确各方权利与义务的前提下，经济中的非效率可以通过当事人的谈判与斡旋得到纠正，从而使社会效益趋于最大化。这也就是著名的“科斯定理”[6]。基于此理论可以认为：在媒体规制的过程中，政府、媒体运营商以及受众等各方因素可以在既有的权利义务关系中进行谈判和博弈，进而协调好信息传播背后的频谱等资源调配规则，达到政府规制、用户使用以及机构服务三者之间的纳什均衡状态。
作为传统纸质与广播媒介盛行时代所提出的规制理论，科斯定理及其产权理论为广播媒介中的频谱资源分配提供了具有独特创见的宝贵方案。然而，作为经济学视角下的媒体规制理论，科斯定理着重理顺了媒介资源中的供求关系管理思路，但却并没有在信息传播的内容层面投入足够的关注。由此可见，媒体规制在这一理论的观照下更多地体现为媒体市场中主体间供求关系的规制，而不是面向内容标准、传递渠道、以及各主体间的权力与义务关系等多个方面的整体性规制。在数字媒体大发展的时代，媒体与信息、文化的结合日益紧密，媒体中的信息传播也在更大程度上摆脱了物质载体和基础设施的客观限制，为理论上的“言论自由”提供了诸多的实践契机。在这种情况下，规制者若仅仅从市场经济的角度讨论媒体的经济效益，忽略对数字媒体在文化传播、知识分享等公共效益方面的探讨，则已偏离了媒体发展的整体趋势，不符合数字媒体规制的客观发展规律。
2数字媒体规制的新理论定位：区别于经济、社会规制的文化规制数字媒体与传统媒体不同，它指的是：运用数字化技术手段进行信息采集、加工、处理，并借助计算机数字信息网络技术传播和提供信息服务的组织。这类组织一般具有专业媒体性质，但与一些具有特定用户群及专门信息服务内容有所不同的是，其信息服务面向一般的互联网用户，因而更具有广泛性。根植于数字化网络技术的数字媒体与传统媒体比较而言，具有更强的信息生产、组织与传播能力，其包含的信息内容因而也具有更大的影响力。在这种情况下，规制政策的制定者在关注数字媒体的经济性与社会性特征的同时，也更应着眼于其信息内容的文化软特征。在媒体规制中对其文化特征的关注，通常被称为文化规制的视角。
在规制的分类与内容研究中，文化规制是指：规制者（政府或其他组织）对微观文化主体实施的文化控制。这种控制往往与普通法的司法干预、以及政府在宏观调控中借助一系列政策工具所进行的间接干预不同，它通常是在政府的主导下，以直接的行政干预形式出现[7]。科斯在其经济理论分析中，运用了市场、博弈以及均衡等经济学理论工具探讨了媒体规制的一般规律与基本方向。但基于频谱资源分配这一问题情境建立起来的科斯定理已不能满足现代数字化，特别是大数据背景下的媒体规制问题。相比于量上的“无差别”的资源积累与分配理论，数字媒体规制实践亟需文化视角下偏向质的内容的新规制框架。在多种媒介互联互通、人群与网络日益融合的情境下，数字媒体作为信息分享与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依据前文中对规制理论的定义，应归入文化规制的范畴之中。
面向传统媒体的规制往往关注于其一般性的经济与社会影响。因此，就传统的规制分类而言，规制通常被分为经济性规制与社会性规制[8]。经济性规制是指：在资源分配出现垄断现象、市场失灵（Market Failure）以及市场竞争不充分的情况下，规制者为了缓解自由市场的负面效应、促进社会公平而采取的一系列经济性调节与规制。由此可见，政府通过立法形式制约经济垄断行为（如《反垄断法》的颁布），以保障市场中的自由充分竞争，就是典型的经济性规制。社会性规制是以保护个人健康、公共安全、生活环境以及社会稳定等涉及群体性公共利益的规制类型。在美国，社会性管制通常被限定在健康、安全与环境保护3个方面，因而也被称为HSE规制（Health，Safety and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9]。关于HSE规制的经济性与均衡问题吸引了很多经济学领域学者的关注[10]，并被放置到了一系列标准化的经济模型中进行推导与分析，得出了各有侧重的理论框架：例如环境模型（Environmental Model）与物质平衡模型（Material Balance Model）等[11]。与上述两种规制不同，文化规制作为一种面向文化传播与文化交流的“软性”规制，通常被分散在经济性规制与社会性规制的子领域中进行研究，或是被归为社会性规制的组成部分进行探讨，而不作为具有特殊性与明确边界的完整研究范畴被单独地提取出来。
文化本身在跨领域、跨地区、跨时间的条件下是具有多元性与特殊性的。ICT的高速发展与大数据环境的有力支持，则更加速了多元文化的交流与传播，增进了不同文化领域之间的沟通与了解。基于这种本质特征与发展背景的考虑可以发现，包含数字媒体规制在内的整个文化规制不应只是经济性与社会性因素的产物，更是信息与文化交流本身的要求下出现的产物[4]。文化多样性特征下的文化规制除了面对传统的经济性与社会性冲击（例如文化产业规制、传统民间文化资源的开发与利用等）之外，还要适应一系列涉及文化交流的特殊问题（例如文化霸权主义与国家认同等），在全球化的潮流中基于媒体这一关键视角协调不同地区和不同领域的文化实践[12]。
文化所蕴含的固有特征要求文化规制作为一种相对独立于经济性与社会性“二分”规制结构的规制类型而存在。数字媒体作为互联网时代信息与知识传递的领头羊，其在文化传播中的规制应该符合文化规制的特殊性要求。规制者（如政府的纵向规制或其他组织的横向规制等）应该更多地关注数字媒体的文化性影响（例如数字媒体的传播内容如何影响主流价值观与舆论导向，数字媒体的传递形式如何改变了人们对传统文化的认知等），而非仅仅关注于数字媒体运行的经济性和社会性侧面（如数字媒体中的盈利模式与广告传播规制，数字媒体运营商的商业活动规制等），使数字媒体的文化性规制又滑向了传统的经济型与社会性规制思路。由此可见，文化传递与文化资源流动借助现代化数字媒体的平台变得更加快捷、高效，各种形式的文化内容也因此逐渐溢满了个人的生活空间。这不仅对数字媒体的管理与规制水平提出了要求，更是使包含更大研究范围与应用领域的文化规制面临了新的挑战。
3网络环境下的数字媒体规制：理论分歧与规制融合现代数字媒体技术（例如博客网站、微博、微信等）是依托于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技术所构成的整体情境实现快速发展的。随着数字媒体内容的丰富与技术的多样化，媒体本身与互联网的结合也日益紧密：一方面，数字媒体的内容建构与传播都需要依靠互联网中的虚拟平台才能完成；另一方面，互联网技术与物联网趋势不断地渗透进大众生活的各方面细节，人们在日益嵌入“线上生活”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数字媒体的全方位影响。与传统的报纸、电话、电视等媒体不同，就媒体形式的泛在性、即时性以及内容传播的不可控性（现代互联网具有泛在性，接入网络就意味着接入媒体）而言，数字媒体对公众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回归了流行于20世纪40年代的“魔弹论”中对媒介作用的阐释[13]。在涉及社会问题的负面信息传播方面，数字媒体的“魔弹效应”往往体现得更加明显。
美国是新媒体发展最为迅速的国家，而数字媒体则是新媒体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围绕着网络环境下如何对数字媒体进行规制的问题，网络自由主义者、网络联邦主义者以及网络现实主义者各抒己见，并展开了激烈的观点交锋[14]。网络自由主义者认为，网络所构成的虚拟空间与现实世界是有根本区别的。从网络无政府主义学派的立场来看，网络本身比现实世界更具有民主性、自由性与开放性，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情感或实际需求生活在这样的自由空间之内，网络空间既不需要也不适用于政府的管护[15-16]。网络无政府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约翰·佩里·巴洛（John Perry Barlow）认为，网络中媒体对文化的塑造比其他任何东西对文化的塑造都要显著，人们可以在网络空间的基础上，自由地创造出一种新的文明。网络联邦主义者并不认同绝对自由的激进观点，他们认为：网络是复杂而有边界的，面向网络空间的规制与管护在理论上是可能的；政府无法有效管理网络中的信息创造与信息传播，网络中的数字媒体规制只能依靠主体自身和相关的虚拟社区。因此，针对网络本身以及数字媒体的规制应该依据其自身的特点与规律，基于虚拟空间中的主体自身进行规制，政府不应通过传统的行政管理方法干预网络空间与数字媒体的运作。网络现实主义者在网络与现实世界之间的关系问题上，与上述两种立场有根本性的不同。劳伦斯·莱斯格（Lawrence Lessig）认为：网络无论如何虚拟，都是物理空间的映射，网络空间中的行为和问题都与物理空间中的特定现象存在对应关系。因此，无论是数字媒体还是整个网络虚拟空间，应该受到网络法律的规制，隶属于真实空间中的政府[17-18]。在现实世界中，网络与数字媒体也正在迈向一个政府管理与巨头垄断的时代。
从整个社会对网络技术与互联网世界的理解来看，上述3种观点的交锋与更迭过程也反映出了人们对互联网和数字媒体的认识逐渐从早期乌托邦式的激进与开放回归到了成熟与理性的状态[14]：互联网领域或赛博空间为用户提供了更便捷的交流空间与表达平台，但这并不意味着对一切合理调控或规制的否定。在相对灵活自由的网络空间下，数字媒体的发展的确获得了更多的动力与可能性，但随之而来的问题也渐渐暴露。这些问题除了来自于网络环境的自身特征以外，更多的则是现实环境中受管制的行为在缺乏规制的情境下被肆意投射到了网络空间与数字媒介平台之中，例如网络欺凌问题（Cyberbullying）[19-20]。在心理学与信息系统领域的研究中，诸如网络欺凌等对数字媒体用户产生负面影响的现象越来越多地受到了关注。遗憾的是，这些研究最终的落脚点多半在于信息系统设计、用户的人机交互指导等范畴，面向整个数字媒体平台的全局性视角与宏观层面的规制却基本与该问题的研究处于脱节的状态，个体研究的进展也因此很难为宏观的规制政策研究提供有价值的启示或方向指导。
进一步地，脱离互联网情境的限制，从而在更为宏观的视域下观照网络数字媒体的研究与实践，可以发现：随着ICT技术的蓬勃发展，电子网络、电信网络以及计算机互联网的融合为数字媒体规制的研究与政策实践提出了新的挑战[4]。由传统媒介规制的长期实践延伸而来的“分而治之”的规制思路在多种媒体融合的情境下变得矛盾重重。就媒体发展与政策实践的具体关系而言，媒体融合的主要挑战在于网络运营监管和内容监管的冲突，甚至失效[21]。传统的广电监管对地面无线网络、有线电视网络和卫星直播网络的运营进行严格的管制，以达到特定的社会政治目标。该监管体制根本不可能照搬到电信部门，而且电信网络也不属于广电监管的范畴。互联网上的节目可能来自全球任何一个地方，国内的“分离式管制”法规很难有效监管境外机构。此外，政出多门，多头管理，造成了一些管制冲突、低效率以及内容监管的失效，监管框架无法应对层出不穷的新业务和新特点，如互联网广播电视的业务有的国家将其当作电信业务监管，如丹麦、荷兰、日本等。有的国家将其作为广播电视节目监管，如挪威、瑞典等。我国则将其分为内容与产业分别监管，并产生一些矛盾和冲突。
技术发展与政策实践的内在矛盾往往可以为相应领域的学术研究提供新的增长点，媒体融合机制下的传统规制变革问题也因而成为了近年来学术界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在该研究领域中，诸多学者认为基于媒体融合实际的“规制融合”或者“政策融合”是大势所趋。面对媒介融合的现实困境与发展规律，英国学者佩特罗斯·罗斯费迪斯（Petros Losifidis）[22]提出了“规制融合”（Regulatory Convergence）的概念，认为“规制融合”，其实意味着通过展开一系列因应媒介技术融合、市场融合和产业融合的媒介规制变革，从而“建立一个能够适应所有融合领域的共通的规制框架”。在迈阿密大学传播学院的加里森（Bruce Garrison）和杜帕勒（Michel Dupagne）[23]设计的“媒介融合”模型中，数字媒体的融合既可以是技术融合作为经济融合（即市场或产业融合）和规制融合的先决前提，也可以是经济融合和规制融合带来技术的融合。但无论是哪一种模式，融合效果的最后产生都是技术、经济以及外生性规制因素三重作用的结果。欧洲学者库伦贝格（Cuilenburg）和斯拉（Slaa）认为[24]，立足科技和经济双重影响促使广播电视和电信产业之间的关联甚至融合这一事实，就规制政策的制定而言，广播电视和电信政策的管制分离已经不再必要，对媒介政策和电信政策进行融合是实现广播电视传播和电信事业共同发展的惟一良方，并提出政策融合（Policy Convergence）的概念。在政策实践领域，随着政府和公众对数字化网络中虚拟世界的认知不断深入，数字媒体的规制问题也逐渐脱离了“绝对自由”或严格管控的误区，开始进入规范化与程序化的发展阶段。从发达国家的实际做法来看，大多采取了机构整合策略，其中实施最早的是美国的联邦通信委员会（Federal Communication Commission，简称FCC），该委员会早在20世纪初广播媒体出现之后就开始组建，1934年《通信法》的出台，成立了该委员会，取代联邦无线电委员会，其后1984年《有线通信政策法》使FCC获得对有线电视的规制权力，1996年《电信法》让FCC进入对互联网传播领域进行规制。FCC对电信网、互联网和广播电视网络实行三网融合的统一规制体制，由于通过对无线电、有线电视、电报和电话、互联网传播服务等业务实施一体化规制，从根本上消除了美国电信行业和广电行业可能存在的政出多门、条块分割的规制现象。
2003年7月，英国议会通过《通信法》，设立了通信办公室（Office of Communication，以下简称OFCOM），该办公室融合代替了过去5个彼此分立部门的职能：电信办公室（Office of Tele-Communications，OFTEL），广播标准委员会（The Broadcasting Standard Commission，BSC），广播局（The Radio Authority，RA），独立的电视委员会（The Broadcasting Standards Commission，ITC）以及无线电通信局（The Radio Communication Authority，RCA），该机构的成立使英国在规制层面去除了电信业与广电业之间的藩篱，使得“媒介融合在技术中立（Technology Neutrality）的旗号下得以顺利展开”[25]。规制机构上是日本总务省主管。效仿美英规制机构融合模式，2001年由原邮政省、自治省和总务厅合并成立总务省，下设信息通信政策局和综合通信基础局职能部门，电波监理审议会和信息通信议会作为总务省的常设咨询机构，参与和协调职能部门对日本电信业和广播电视业行使规制职能[26]。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宏观层面的数字媒体规制理论需要与基于各项具体现象的个体研究相结合，才能获得更为扎实可靠的经验土壤与分析基础，以最终支持数字媒体规制的政策实践。
4回归数字媒体规制的逻辑起点：规制动机的理论分析如上文所述，在数字媒体规制的研究范畴中，无论是基于经济、文化或是其他视角出发，政府对网络和媒体进行规制的合理性都是所有相关理论建构的原始逻辑起点，而这一起点通常蕴含在两个前提假设之中：一方面，政府有能力对网络和媒体进行规制，维护数字媒体的合理运行。这也是网络现实主义者所主要倡导的观点[17-18]；另一方面，由于市场存在失灵现象，政府的规制有利于减弱自由市场中负面的外部性，协助数字媒体情境下的社会收益达到最大化。这是宏观调控等一系列政府干预合理性的最主要理论根基，也是规制俘获理论打破传统规制理论的首要突破口。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所倡导的自由放任市场经济体制与“看不见的手”，对西方各国的经济体制建设与经济学研究都产生了重要而又深远的影响。在英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继爆发经济危机之后，经济学家认识到了市场机制本身的局限性，单纯依靠市场调节无法保证经济的平稳运行。在这种情况下，支持政府干预与宏观调控的凯恩斯主义在经济学界诞生。该学派的理论认为：市场本身存在失灵（Failure）与低效的可能，政府调节有利于缓解市场失灵时出现的负面外部性，降低经济损失，提高社会效益。早期的公共利益理论与凯恩斯主义相似，他们都将政府描述为市场失灵的调节者和解救者。如果没有政府规制的存在，市场往往会运行得没有效率，从而限制了社会福利的最终提高。与此同时，政府的规制也有利于促进社会分配的公平，缓和阶级之间的矛盾，维护社会稳定[27]。
规制公共利益理论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受到诸多批评，原因在于：一方面，规制是立法者与执行机构的行为，公共利益理论只是建构了规制者的规制动机，而没有说明社会利益与规制行为之间的互动博弈关系，因而只是一种无法验证的假定[28]；另一方面，很多传统经济领域的垄断与恶性竞争现象证明，政府的规制有时并不能扼制市场失灵，反而会加剧社会不公与资源浪费现象[29]。
在这种看似矛盾的经济现象中，规制俘获理论就在学术界应运而生。早期的规制俘获理论学者认为：某些行业或机构会通过寻租、贿赂等利益输送的方式“俘获”规制机构[30]，规制机构的规制行为往往从这些行业或机构等利益相关者出发，目的在于获取自身的政治利益，维护规制者与这些行业之间的利益关系。因此，规制者的规制行为可能会受到特定行业或利益集团的干扰，出现前后规制不一致或直接与公共利益相悖的现象[31]。规制俘获理论看似只是局限于经济规制的研究范畴，但却动摇了政府干预与市场调节间关系的根本性质。在数字媒介规制的研究情境中，规制俘获理论有助于提示研究者在关注媒体这一被规制对象的特征与运作规律的同时，也应注意到规制者在规制建立与执行中的角色。
总体来说,研究成果呈现迅猛增长的态势,讨论议题不断丰富,理论探索不断深入。在这些相关研究中,以下论题是比较重要且受到众多学者关注的。
1.媒介产业融合的主导力量和发展路径:技术、市场、产业还是制度
媒介产业融合的驱动因素很多,其中最基本、最重要的是什么,这些因素之间又是什么关系黄河等认为技术是传媒组织的核心能力,以及传媒产业最重要的推动力。付玉辉等则认为市场是原动力,市场需求来自于电信服务和传媒服务的消费者。正是这个需求的原动力,最终推动并保证了技术融合乃至产业融合的实现。于小川则强调技术、产业与制度的力量。蔡骐、吴晓珍认为媒介融合始于技术创新,诉诸于制度创新,深化于产业创新,表现为产品创新。
在这种种力量的共同作用下,媒介产业融合将遵循怎样的路径演变,按照层次和阶段将如何进行划分许颖首先把媒介融合分成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媒介互动,即媒体战术性融合;第二层次是媒介整合,即媒体组织结构性融合;第三层次是媒介大融合,即不同媒介形态集中到一个多媒体数字平台上。昝廷全、金雪涛等则将媒介产业融合分为产业渗透、产业交叉和产业重组三种类型,对我国传媒产业融合则划分为“技术融合――业务融合――市场融合”三个阶段。彭兰的认识更进一步,认为媒介融合过程带来业务形态融合,市场融合,载体融合,以及机构融合等各个层面的变革。陈力丹、付玉辉则把产业融合的动因与融合的层次进行了关联,指出技术融合带来网络融合,市场融合带来服务融合,企业融合带来集团融合,管制融合带来政策融合。
2.融合对产业格局、经济特征、竞争方式的改变:瓦解与重构
媒介产业融合既发生在传统传媒业内部,同时也发生在传媒业、电信业、IT业等与信息相关的现代产业之间。这种广泛而深度的融合,必将对传统传媒业的产业格局、经济运行特征,乃至竞争方式产生革命性的影响。付玉辉提出传媒产业结构将从旧均衡走向新均衡,喻国明也认为传统媒介一向自守的介质壁垒将被冲破,传媒市场的版图和游戏规则将被极大改写。陆地认为将带来媒介市场、电视市场格局、观众市场、广告市场四方面的裂变。旧的媒介体系瓦解之后会怎样如何实现重构呢郑保卫等人认为,一个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手机等“多媒体并存”的新的媒体格局,在我国已经初步形成。王洪涛认为媒介融合的过程,是由垄断竞争向寡头垄断发展的过程;媒介融合的结果是新的更大媒介寡头垄断媒介市场。这是从市场结构上推进了一步。随后,肖赞军结合传媒产业的特质,指出传媒产业的经济特征将呈现出四大变化趋势:资源禀赋从渠道稀缺向内容稀缺转化;盈利模式从单一收入渠道向多元收入渠道转变;产业格局从产业分立向产业融合演变;市场结构从高度垄断的市场向竞争性垄断市场演化。并指出竞争和垄断双双被强化,未来传媒市场将演化成一种竞争性垄断的市场,传统传媒业的纵向市场结构裂变为横向市场结构,未来的传媒市场必将是一个网络型寡占市场。可以说,到这里,未来融合产业的市场结构获得了比较大的突破,有了更清晰的表述。
在这样的市场结构下,企业行为会发生什么变化呢金雪涛分析了传媒机构的市场行为战略从一种基于静态的范式转变为一种基于动态的范式。王斌认为传统媒介竞争经常使用的价值链正在向空间尺度扩展。而黄升民和谷虹提出,“三网融合”将是基于平台的竞争,并指出平台竞争是替代性的竞争,是赢家通吃。通过一系列的数据表明,现阶段广电系统和电信系统在抢夺平台制高点的过程中,必然选择“基础平台捆绑核心应用平台”的发展路径,展现出全方位复制性竞争的图景。
3.传统传媒业如何应对:数字化转型与全媒体再造
面对来势汹涌的媒介融合和数字新媒体浪潮,传统媒体应该如何应对从导向上来看,可以分成三大阵营,第一种,剑走偏锋型。例如杜骏飞和王骥飞从长尾理论受到启发,提出传统媒体也可以利用数字新技术在长尾市场开拓利润空间。第二种,固守控制型。例如高子华提出在数字化变革中,广电机构赢家加强对用户终端、节目版权、媒体牌照的控制,最终整合渠道,占领市场。第三种,融合进取型。持这一导向的学者是主流,但至于如何融合进取,如何进行战略布局和策略运作,则体现了一个实践与理论相互推动的发展进程。
在融合进取导向的早期研究中,支庭荣提出内容和用户服务是两个关键。喻国明则提出媒体U化战略,即unite(融合)、universal(普及)、user(用户)、unique(独特)支撑的ubiquitous(无处不在)。并指出应该从“内容为王”转变为“产品为王”。但这些论述还显得比较抽象,未能对实践提出更具体务实的建议。
随着广电数字化进程的启示,数字化一下子成了包括电视、广播、报纸、杂志等传统媒体转型必经之路。黄升民等人指出,广电正在构架一个包含数字电视、直播卫星、移动电视、移动多媒体广播(CMMB)、IPTV和DA B /DM B数字广播业务等多种数字新媒体形态的数字化发展蓝图。彭兰介绍了以电子报纸和电子杂志为代表的平面媒体数字化产品形态。面对数字化的大潮,如何实现数字化呢蔡雯结合《泰晤士报》网站的经验,提出将报纸栏目重新组合以全新方式呈现,与传统媒体构成一体标准延伸品牌等策略。而更多的学者则加入了关于“台网融合、报网互动”的讨论上来。
进入2008年,“全媒体”取代“数字化”,成为传统媒体转型之道的最新理念。郑强在烟台日报的全媒体方阵布局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传统报业必须改变现有的以纸媒为中心的布局,进行战略转型:从一家“报纸社”转型成为“报道社”;从“营销报纸”转型为“营销内容”;开发“多形态”产品,如纸质报、多媒体数字报、手机报、电子纸移动报等;采用“多渠道”发行,比如传统报业分销网,互联网(包括WI-FI),还有移动通信运营商的GPRS或CDMA等传输手段等;发展“多终端”的阅读介质,如新闻纸、PC、阅读器或电子纸阅读器、手机等。随后,关于全媒体转型的文章不断涌现,成为学界、业界研究的一个热点。
面对“全媒体”热潮,也有部分学者提出理性的思考。彭兰指出一个媒体的全媒体产品未必一定要完全通过自己的平台。与内容包装商、渠道提供商、平台提供商等共同完成产品的多种形式生产、多种渠道传播、多种平台“贩卖”,可能是媒介融合带来的产业重组与流程再造的更深层含义。而温海玲和杜骏飞则从政策壁垒的角度出发,提出对传统媒体向全媒体转型的制度之困。所有这些,都是挡在全媒体之路上的理论与现实障碍,值得业界反思。
4.融媒产业的发展:模式探索与力量博弈
对于融合媒体产业的发展,研究的路径分为两条,第一条是从建设的角度,探讨融合形态的各种新媒体如何开拓市场,如何发展,如何盈利的问题。比如匡文波提出手机媒体在中国现阶段发展的重点是手机短信,而后他又总结了手机媒体的四大盈利模式。也有研究者对广电发展手机视频的对策、移动运营商主导的手机媒体发展模式等作了探讨。
融媒产业发展的第二条路径是从博弈的角度,探讨融媒产业发展进程中来自不同产业主体之间是如何进行合作竞争的。黄升民等人认为在广电数字新媒体产业的发展中有行业监管和与运营机构主导权,市场行为与监管政策、技术标准、消费市场四大类冲突。董年初、范洁提出,移动运营商与广电部门一方是终端和电信通道的控制者,一方是音视频内容的提供者,这注定了手机电视业务领域将存在广电和电信两个部门的博弈。秦字兴、忻展红指出,即使管制政策对电信运营商放开,内容准入不成障碍,运营商的实际产量和盈利也远达不到理论值。黄楚新认为广电和电信的博弈恰恰是IPTV发展的内爆力。
5.规制政策的变革:融合的理想与现实的困境
蔡雯、黄金在对比了美国、英国、新加坡、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媒介规制改革之后,指出我国行政区划、行业垄断加剧了资本市场封闭,媒介规制的变革乃是媒介融合的必要前提。肖赞军总结出传媒规制的四大国际趋势:规制框架从纵向分业规制向横向分层规制转换,规制机构从分立机构向融合机构转变,规制改革的取向是放宽市场准入、倡导竞争、吸纳投资,规制重心从结构规制向行为规制转移。付玉辉认为网络中立原则论争及立法进程将塑造新型的互联网传播格局和数字传播生态系统。张志提出媒介政策应该呈现“模块化”趋势。彭兰则从更具体的方面对建立数字内容管理体系提出了整合性、层次化、兼容性三项原则。
在借鉴外国经验和国际趋势的同时,也有部分学者更注重规制改革在我国推进的现实环境。朱春阳鉴于中国的特珠国情和特珠的传播格局,提出对媒介融合规制应该体现中国面向,而政策规制的价值取向与目标应该体现中国的现实与未来发展要求。喻国明和苏林森认为中国传媒规制的改革方向要从制度设计、评价体系、法治体系、区域特色等方面入手,以尽快完善媒介规制体系。陈绚也认为媒介融合规制的政策协调在中国尚需时日。■
关键词：数字矿山 三维地质 模拟 体视化
我国矿山勘探、规划、设计、生产、管理和监控等全面信息仍处于起步阶段，同时，多数矿山信息系统也仅仅是在起步阶段，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与他们的距离还是比较大的。数字矿山的建设，不仅仅有利于技术的发展，还可以尽早的缩小我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通过实现三维地质模拟，能够在室内完成较多的工作，减少了外出工作的时间，且得到的结果更加精准。在此，本文主要对数字矿山中三维地质模拟与体视化展开讨论。
1 三维地质模拟与体视化内容
从客观的角度来分析，数字矿山主要是将现实工作中的矿山进行数字化处理，以此来完成矿山的分析、勘探、采集等工作，为后续的矿产开采提供必要的帮助。但是，由于现阶段的部分技术还不成熟，体系还不健全，研究人员首先在数字矿山中三维地质模拟与体视化的工作深入研究。就现阶段的工作来看，三维地质模拟与体视化的内容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利用单片机对测距仪所在的旋转平台，开展运动的控制以及相关电路的设计工作，以此来保证三维地质的硬件标准。第二，为了组装更加优秀的3D激光扫描仪设备，主要将单片机、激光测距仪、摄像机作为主体。第三，基于二维平面模板的标定方法，用3D激光扫描仪从不同角度对巷道拍摄同一标定模板2幅以上的图像，调用OpenCV求出摄像机的内外参数，将数据存储。第四，所有采集到的数据，都会得到相应的处理，同时，积极构建巷道三维立体模型，在客观上实现三维可视化。第五，通过以上步骤的实施，基本上能够实现一个初步的数字矿上三维地质模拟。
2 数字矿山中三维地质模拟与体视化的硬件工作
系统的硬件设计与实现
相对于其他的三维设计工作，数字矿山中三维地质模拟与体视化更加复杂，为此，应在硬件工作方面努力，保证具有多项功能，应对多种复杂情况。三维地质模拟与体视化的系统硬件设计、实现，主要通过以下工作来完成：第一，单片机主要是选择体积小、功耗低、速度快的设备。本次研究主要选择宏晶公司所生产的型号为8051的单片机。第二，在舵机的选择方面，主要是选择了型号为FUTABA的产品。该型号的舵机具有扭矩大、控制容易、稳定性高的特点，符合数字矿山中三维地质模拟与体视化的标准。第三，在实际的工作中，首先将摄像头固定在托盘上面，在系统方面，主要是应用下位机结构。将下位机（单片机）设定为舵机角度的控制装置，主要是负责运动控制。另一方面，在上位机计算复杂图片的处理工作中，上位机和下位机主要是通过USB转芯片使用RS232串口协议通信来完成的，总体上的操作比较简单。
单片机控制、检测与通信
数字矿山三维地质的模拟和体视化，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尤其是单片机的控制、检测、通信工作，必须保证能够与现实条件相符合。一般情况下，单片机的程序应该具备C语言的编写，可以在客观上实现分模块的处理，同时能够在需要的时候，及时进行平台升级，实现较多的功能处理。另外，当单片机接受到指令的时候，应立即进行相应的判断，同时自动进入相应的子模块，对指令进行处理，做出相应的反应。上位机应基于OpenCV来设计，多数情况会采用模块化的设计程序，将其划分为检测、绘图、串口控制模块三大部分。最后，系统的升级、程序维护方面，也要采用模块化的方式，以此来保证系统的稳定性和硬件设备的流畅应用。
3 数据的处理、建模及可视化的实现
对于数字矿山中三维地质模拟与体视化而言，硬件方面的工作是基础部分，数据的处理、建模以及可视化的实现，才是最重要的工作。在这个方面，由于现阶段的部分技术和系统还不是很完善，因此在实际的工作中，造成了一些矛盾与冲突，在大量的研究和测试后，认为数据的处理、建模以及可视化的实现，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努力：第一，调用OpenCV求出摄像机的内参数和外参数。第二，将采集到的数据和建模算法作为基础，利用Windows平台、VC++语言等程序，采用面向对象编程技术来进行相关的图形代码编写工作，同时，开展必要的物体、场景三维构建，并进行相应的检查，发现问题及时修整。第三，应用OpenGL进行三维渲染工作，促使图像更加清晰。在屏幕上对该模型进行动态的显示，使其能够从不同的角度和范围来进行观察。至此，数字矿山三维地质模拟与体视化基本上完成，倘若在实际的工作中遇到新的需求，可适当的在硬件上或者软件上做出相应的更改。综上所述，数字矿山中三维地质模拟与体视化比较复杂，硬件的设定和软件的配合，都要结合实际情况来完成，同时，需根据不同矿山的情况来决定如何建立三维地质。
4 总结
本文对数字矿山中三维地质模拟与体视化展开讨论，从现有的工作来看，一般的矿山都能够实现三维构建工作，其数字化的效果也比较理想。但是，随着技术的提升和实际需求的增长，数字矿山中三维地质模拟与体视化的各项要求也在增多，技术上的难度提升。为此，今后应加强软件和硬件的双重研究，设定多种搭配方案，以此来实现三维地质模拟与可视化的更大进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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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周涛发，袁峰，张明明，李晓晖，李修钰，贾蔡.三维地质模拟在深部找矿勘探中的应用[J].安徽地质，2011（02）
摘要：平安社区是和谐社区建立的基石，和谐的社会应由众多平安的小社区组成。坚持科学发展观，建立一套科学合理的平安社区构建体系，对于提高平安社区管理的效率，促进平安社区的稳定和协调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研究的目的是以三维数字化平安社区平台为基础框架，建立三维空间地理信息、人口管理信息、实时视频监控、科普知识体系、电子健康档案等信息数据平台，实现综合治安管理、人口信息管理、物业服务管理、居民健康管理、科普知识推广等各项工作的有效开展。
关键词：平安社区；构建体系；三维数字化；三维空间地理信息；基础框架
1 概述
基于三维数字化平安社区平台基础上，完成综合治安管理、人口信息管理、物业服务管理、居民健康管理、科普知识推广等五大功能系统的建设，可以有效地解决社区管理及服务中存在的重复劳动、工作效率低、各单项工作资源不能共享等问题，再造工作流程，提高行政效能，将社区人口、物业小区、居民楼院、社区公共服务等纳入系统管理，在三维全景可视化的环境下，社区的各类基本情况一览无余，使社区管理真正实现了三维数字化、全方位可视化、全面信息化管理[1]。
2 三维数字化平安社区建设研究的主要内容
平安社区管理模式的研究与创新
当前， 进一步完善和谐社区建设必须有效进行社区管理与服务体制和机制的创新， 必须找准基本的着力点，因此，我们在建设和谐社区的基础上，提出了建设三维数字平安社区这一创新型的理论。
平安社区的建设，既是和谐社区的建设，又是健康社区的建设。所谓和谐社区， 是指在坚持以人为本的基础上， 发展社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生态文明， 促进社区各构成要素自身的发展以及相互之间关系的和谐， 最终达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 以及人与人人的自我身心内外和谐统一的社区[2]。所谓健康社区，是指既从技术上解决社区居民的健康评估和个性化量化干预指导，又形成一套完整的政府投入与商业营运相结合、依托基层卫生资源积极开展居民健康管理的机制。
同时，平安社区建设的理论，又是建设三维数字化平安社区平台的基石，因此，三维数字化平安社区平台的体系，既包括了理论的创新，也包括了创新技术的应用。
三维数字化平安社区平台的研究与建设
三维数字化平安社区平台综合应用三维数字化、GIS、实时视频监控、传感与自动控制、网络与数据库等技术，遵循GML规范，生成三维空间地理信息系统，将传统社区管理的各项功能以空间可视化、管理智能化的形式集成于本平台，以构建政府主导与社区自治相结合的平安社区管理体系[3]。
三维数字化社区模型的建立
建立三维数字化社区的GIS系统，利用三维工具软件对小区所有建筑物等设施建立三维全景立体模型，配以精确的数据标识，采用专用的摄像头视频采集工具车进行三维视角的小区遍历。并将模型导入交互软件开发平台。
三维数字化平安社区平台模块系统的建设
三维数字化平安社区平台由社区规划、社区综合治安、计生管理、社区健康管理、三维应急信息处理、社区交通、社区服务、社区事故处理等系统模块组成， 重点完成社区综合治安、计生管理、社区健康管理、社区服务、社区事故处理等系统模块的建设。
各类基础信息库的建立
在三维数字化平安社区平台的建设中，为实现上述系统模块的功能，需要完成包括人口信息（常住、流动、计生、特殊人群）、楼宇（包括水、电、气等传感设施）信息、车辆信息、居民电子健康档案信息、安保设施（防火、防震、防涝）信息、视频监控设施信息、科普（电子图书、图像、视频）信息等基础数据库的建设。
六大应用系统的规划与设计
即综合治安管理、人口信息管理、社区服务管理、居民健康管理、社区信息、科普知识推广等六大系统的规划与设计。这六大应用系统，涵盖了社区工作的全部内容，这些系统借助三维数字化社区的GIS系统，可以直接、精确地体现社区工作的各个层面，使得社区工作更具立体化、直观化。
三维数字化平安社区中基础设施的规划与实施
在三维数字化平安社区中，为使得上述各项系统有效实现，需要进行各类（有线、无线）传感器设备的规划与安装实施，包括视频监控传感器、（电、水、气）监测传感器、停车区域定点传感器等[4]。
3 三维数字化平安社区平台功能模块介绍
“三维数字化平安社区”平台，包括了社区工作的各个层面，具体功能系统模块如图1，现对各个子系统模块分别说明。
社区规划子系统
主要是应用于社区规划的可视化系统， 建立有关规划的三维模型， 供人们对了解社区的建设布局和安全布局，并指出布局的不足之处， 以便进行改进。
人口管理子系统
主要是应用于社区中有关人口信息的可视化系统，具体包括常住人口管理、流动人口管理、育龄妇女管理、计生宣传管理、避孕节育服务等功能。
社区事故处理子系统
主要是将社区内建筑、人口、生命线的可视化系统、交通等基础数据录人系统中， 并针对特定的事故灾害收集相关数据， 通过各相关专业人员共同努力， 建立事故的分析和评价模型， 并利用进行分析， 达到有效地预防和消除灾害， 并有针对、胜的提出应急救援的方案。
社区综合治安子系统
主要建立社区安全防范系统， 并应用三维数字化技术， 使安全防范系统达到高效和可靠程度。其中包括治安的综合管理、预防恐怖主义，以及对重点设备设施的监控， 以使社区内的居民的居住环境更加安全。
社区交通子系统
用智能型交通监控装置， 对社区内的道路和车辆进行控制。解决社区交通、停车场等管理问题， 避免不必要的拥挤和塞车在灾害发生时负责指导人们逃生的路径和方向， 排除路上可能遇到的障碍， 也可以指导救援队伍快速抵达事故发生区域[5]。
社区服务子系统
社区服务子系统， 主要提供安全方面的教育，解决供水、供电、供气等物业项目的管理。对保安进行教育管理和日常管理工作。
社区健康管理子系统
社区健康管理子系统是公共卫生和社区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居民电子健康档案是开展社区卫生服务的依据之一。在此基石出上， 对居民的健康进行分析， 并确定重点人群管理范围。同时还要监测社区的卫生状况和传染病， 普及健康教育。
三维应急信息处理子系统
三维应急信息数字化子系统的功能主要是针对各种可能发生的灾害提供应急计划、应急资源配备、医疗救助、公共广播和向外部求援。通过调用该系统， 可以使应急管理者及时了解应对事故灾害的计划和应急资源的配置情况， 以便在第一时间指挥应急和传达消息如果需要增援， 可以及时与外部相关部门联络。
4 三维数字化平安社区平台架构
通过对基层社区工作的需求特点分析，为实现上述需求目标，推动社区工作向三维数字化、信息化方向发展，三维数字化平安社区平台由以下几个部分组成，如图2。
信息流控制
是模型数据库信息获取、交流、更新以及与其他GIS系统、MIS系统交换信息的核心，起着信息枢纽和安全控制的作用，信息流控制平台通过一系列接口和服务，实现信息实时调用， 授权共享[6]。
信息维护
在整个系统的建设中有重要的意义，是系统正常高效运行的保障。信息维护平台包括地图数据的维护和基础信息的维护。
综合信息
由三维空间数据库、三维模型数据库、人口信息数据库、健康档案数据库和物业设施数据库等五个部分组成。
决策支持
决策支持平台是系统的最高级的应用平台， 主要为区领导提供各种决策支持。在决策支持平台上实现以下高级应用：GIS综合查询、GISOLAP综合分析、统计分析与支持等。
功能服务
应用三维数字化可视技术，实现平台的各项功能，有效进行社区各项常规管理的工作。
权限管理
对各类人员分配和设置不同的访问权限。
5 结论
社会管理的重心在基层，社会稳定的根基也在基层。加强创新社会管理，必须大力加强基层社会建设。近几年来，通过深化基层民主、推进村（居）民自治、加强城乡社区建设、搭建基层服务平台等方式，有效提升了基层社会的管理能力。但基层社会管理网络还不完善，城乡社区自治和服务体系、功能还有待增强[7]。为此，我区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打造“三维数字化社区”平台，通过这一平台可以全方位了解社区的基本情况：将辖区人口、地理地况、资源、环境、辖区单位等复杂信息建立电子数据，实现地理信息由平面向立体三维的转变，实现工作方式由分割向统筹发展的转变。“三维数字社区”平台，实现了辖区居民的人口数据、婚姻状况、生育节育状况等相互关联、资源统一共享；“三维数字化社区”平台与WIS、GPL系统相结合，实现了街道、社区计生工作的规范化、精细化、数字化，落实了“以现居住地管理为主，户籍地管理为辅”的人口管理模式，为多部门联动齐抓共管提供了便利。
综上所述“三维数字化平安社区”平台实现了“五个转变”： 一是实现了社区管理的网格化，使街道社区工作由被动应对向主动服务型转变；二是实现了社区管理的数字化，使街道社区工作由传统模式向电子技术转变；三是实现了社区管理的动态化，使街道社区工作由滞后型向动态管控型转变；四是实现了社区管理的精细化，使街道社区工作由粗放型向精细化方向转变；五是实现了社区管理的信息化，使街道社区工作由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对于推进和谐社区建设、提升街道社区管理和服务水平，落实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8]。 通过“三维数字化平安社区”平台来实现我们基层社区管理，在国内还是首创，是社会基层管理模式伟大创新，有效解决基层政务管理与服务中存在的重复劳动，重复投入、工作效率低、各项工作相互分离、资源不能共享等问题，充分体现我区领导干部群众通过深入学习科学发展观，落实科学发展观，不断探索社会基础创新管理模式一大举措。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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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卢信文.虚拟现实平台的开发及其应用领域的研究[D].电子科技大学，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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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戚晓明.基于GIS组件和视景仿真技术的社区信息管理通用平台[J].北京测绘，2002（3）.
[6] 东凯，方裕.空间数据库模型概念与结构研究[J].地理信息世界，2004，2（2）.
21世纪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为电力工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建设数字化电厂，深化信息技术的应用，使发电效益最大化，已成为电厂建设的目标和任务。作为国家基础设施产业的电力工业，本着“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工业化促进信息化”的方针，正由传统工业向高度集约化、高度知识化、高度技术化工业转变，实现电力企业生产运营的现代化、数字化，信息化已迫在眉睫。
2 数字化电厂的概念及建设目标
数字化电厂的概念从二十世纪末出现，一直是国内电力行业建设者热衷的话题和追逐的目标，许多电力建设者、系统解决方案提供者从不同的认识角度出发，给出了数字化电厂若干种概念和解决方案。如：有人认为德国Niederaussem电厂（单机出力达到1012MW）仪控系统采用了现场总线技术，管理信息、设备维修信息等也通过现场总线进入DCS和上层IT系统，实现了机组优化操作及优化维修管理，是一个典型的数字化电厂；也有人认为将信息系统的数据、设备检修备品备件库与三维模型双向关联实现数字化的运行维护，能在三维模型下进行可视化的施工是数字化电厂；在我国电力行业标准《火力发电厂热工自动化术语》DL/T701-2012中将数字化定义为“数字化电厂是电厂数字化到达一定程度的概念。电厂各控制系统和管理系统（包括现场设备等基础单元）均进入数字化后成为数字化电厂”；我们认为数字化电厂是通过对电厂物理和工作对象的全生命周期量化、分析、控制和决策，提高电厂价值的理论和方法。这一理论和方法研究的对象是电厂的物理对象和工作对象，其方法是从整个生命周期出发研究如何对其进行量化、分析、控制和决策。其作用是可以降低发电成本、提高上网电量、减少设备故障，最终实现电厂的安全、经济运行和节能增效。
数字化电厂的概念不是一成不变的，是一个动态的、随着技术发展不断丰富其内涵的动态发展的概念。
数字化电厂建设的目标是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深化信息技术的应用，以数字化信号为载体，以信息技术为基础，以计算机及网络系统为支撑，优化人力资源配置，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投资及运行维护成本，使发电效益最大化。
3 数字化电厂的模型及结构
数字化电厂的模型
根据国际标准化组织数字化企业和数字化工厂的模型规则，即：
*生产管理和经营决策构建数字化企业
*管控一体化构建数字化工厂
*热工、电气设备全面数字化构建自动化设备资产
数字化电厂模型层次如下：
数字化电厂的结构
结合电厂特点和国际上数字化工厂和数字化企业概念，提出一个具有四个层次，四个支持系统的数字化电厂结构模型。
四个层次：经营决策层、生产监控层、控制层和现场设备层。
四个支持系统：信息系统、计算机网络支持系统、电厂标识系统、三维模型支持系统。
从数字化发电厂的概念出发，建设数字化电厂是方法实现的过程，建设数字化电厂，需要采用以下三个方面的方法实现：
*数字化电厂设计和建设
*数字化电厂运行
*数字化电厂智能化管理和维护
4 数字化电厂的设计和建设
利用三维数字化设计技术
采用以国际主流设计软件为核心，集成一套涵盖电厂设计、采购全过程的系统，称为工程项目管理集成系统。包括系统图设计、布置设计、各种计算软件、项目资源管理系统。
采用以三维技术为核心的数字设计手段在完成一个物理电厂的同时，提供一个数字电厂。
利用工程设计协作平台
利用工程设计协作平台对电厂设计过程实现全面的数字化管理，包括：任务分解、资料管理、进度管理等。采用三维设计技术，进行多专业协同设计，以提高设计工作效率和质量，为实现数字电厂向业主的快速、无缝移交打下坚实基础。
从初步设计阶段开始，按照“项目定制-系统设计-布置设计-详图设计”的流程，以三维模型为核心开展工程设计工作。
在施工图详图设计阶段，生成最终的智能PID和三维模型，直接从三维模型中抽取管道安装图和平剖面图纸，已满足现场施工需要。
数字化采购和数字化施工
采用专业化的设计软件，通过系统设计――布置设计，将生成智能PID和本阶段的三维模型供设计评审，同时可以生成主要设备明细表和初步的材料清单。并可提供多种不同类型的材料统计清单：
1）整个系统的材料汇总表，可用于做材料计划；
2）管线预制清单，按每条管线安装所需材料汇成清单，方便领料和物资部控制材料发放；
3）管线装配清单，方便班组的分配工作，发放材料和领料，更好的做到“工完，料尽，场地清”。
利用三维系统，可以模拟施工组织方案，合理组织施工、理顺施工工艺、减少施工准备时间，减少施工交叉，机具调整，加快施工进度。
关键词：数字媒体；动画设计；具体应用；信息化时代
1 前言
当今时代是一个信息化时代，人们对于信息的需求量越来越大，这就使得媒体也面临着越来越大的生存与发展压力。在这种背景之下，数字媒体应运而生，因为传统的媒体已经不能很好的适应人们对信息的需求了。数字媒体有着发展迅速的特征，有着巨大的发展前景。在很多行业中，数字媒体已经被广泛使用，并得到了持续发展。其中，动画作为数字媒体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数字媒体的实际应用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动画设计已经逐步融入到了数字媒体中来了。本文将围绕该话题展开进一步的讨论，以期能够为数字媒体的动画设计与应用提供力所能及的建议
2 数字媒体的定义与类型
所谓数字媒体，它是信息化时代的必然产物，有着与时俱进的发展优势。它的定义一般有广义和狭义两种。从广义的角度来看，数字媒体就是指一种以二进制的形式记录、处理并传播信息的信息载体。而从狭义的角度来看的话，数字媒体指的就是数字化的文字、图像、声频、动画和视频等媒体，又被称之为感觉媒体。一般来说，数字媒体可以分为以下几个类型，即感觉媒体、表示媒体、显示媒体、存储媒体、传输媒体等五个类型。具体如下：
（1）感觉媒体：这是一种通过人的感觉器官直接感觉到的媒体，可以是听觉、视觉，也可以是嗅觉、触觉和味觉等。这种类型的数字媒体有电影、音乐等。
（2）表示媒体：这是一种能够存储感觉媒体并进行传送的媒体形式，可以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而在多处之间进行传递。事实上，表示媒体本身就是为了传送感觉媒体而研究设计出来的一种媒体形式。这种类型的数字媒体有语音编码运动图像编码等。
（3）显示媒体：这是一种感觉媒体通过电信号的转换而显示出来的一种媒体形式，应该来说，显示媒体是一种媒体转换设备，主要包含了输入显示媒体和输出显示媒体两大类。其中，前者有键盘、录音笔等，而后者则包含了扬声器、打印机和显示器等。
（4）存储媒体：这种媒体形式主要是用于存储表示媒体，就是说感觉媒体被转换为数字代码后的媒体形式，其目的主要是为了存储某种媒体。一般来说，存储媒体有：光盘、硬盘；
（5）传输媒体：这是一种通过物理载体来完成信息传递的媒体形式，一般有：电缆、电磁波和光线等。
3 数字媒体中的动画设计
数字媒体中的动画设计，是时展的必然产物。作为数字媒体来说，其有着独特的语言表达与艺术形式。因此，我们在进行动画设计的时候，可以把数字媒体看作为数字媒体艺术。所谓数字媒体艺术，就是指以数字科技和现代传媒技术作为基础，将人的理性思维和艺术感性思维融为一体的新艺术形式。应该来说，数字媒体艺术在当今设计领域中具有最旺盛的生命力和最大的发展潜力，其突出的表现形式就是“数字绘画艺术”或“电脑美术”。那么，动画设计最早起源于魔术幻灯时期，那个时候的动画往往是通过人的视觉层叠来实现影像的分离，从而形成在人的视网膜上叠加成一个连续的形象。此后，在这个动画雏形的基础之上，迪士尼又发明了手绘动画。随着时代的进步与发展，手绘动画又失去了历史的发展价值，而是出现了更为先进，能够满足人们更多需求的数字媒体动画艺术。
事实上，当前，数字媒体与动画设计的有机结合越来越多，无论是动画业巨头还是其他动画设计者，他们都在充分利用数字媒体解决传统动画中遇到的难题，让动画变得更为逼真、生动和丰富。因此，动画设计在数字媒体中的应用是非常广泛的，而数字媒体艺术又极大的推动了动画设计的发展过程。当前，数字媒体技术不断发展，各种数字媒体设备也在不断的更新之中，很多数字媒体载体要求具有便捷性和交互性，要能够让人们随时随地的进行使用。数字媒体与动画设计的有机结合，产生了天马行空般的想象力和无限的创造力，这是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有效证明。无论是二维动画还是三维动画，都可以通过数字媒体的形式进行实现，这在传统动画设计中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那么，我们要想在数字媒体中进行动画设计，就要满足其对图形图像的技术诉求，无论是静态还是动态的，都要能够形成连续播放的动画形式。在当前信息化时代，动画已经成为数字媒体产业链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为了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和良好的社会效益，动画设计应该突出重围，找到合适自己的发展道路。那么，数字媒体中的动画设计到底该如何来实施呢？这里，我们以移动数字媒体动画设计作为例子。笔者认为，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实施：
（1）移动数字媒体中动画设计可以充分利用J2ME作为开发环境。这是一种通用的数字媒体动画开发环境，其主要需要完整、安全的代码以及代码的网络传输效率具有合适的标准。这里，Java被广泛应用在不同硬件环境和操作系统平台上。随着移动数字媒体的快速发展，J2ME得到了很大的商业拓展，形成了新的软件开发环境。具体来说，这种具体应用有：Canvas/Graphics类以及用Canvas类制作动画。就前者而言，开发人员可以利用Canvas类对图像进行精确的控制，而用Graphics方法用来绘制屏幕。就后者而言，它是用一定的速度进行播放就会产生动画效果，其基本原理就是利用循环While在屏幕上绘制，从而形成一系列的图像帧形成动画效果。当然，这种图像进行处理的过程中，应该进行优化处理，尤其要在效果与速度之间取一个平衡值。
（2）移动数字媒体动画设计中还可以用Flash Lite作为开发环境。这是一种被广泛应用在各种数字媒体终端上的主流动画制作软件，并在移动终端上获得了更大的拓展空间，并在不同的平台上进行传播与应用。一般来说，Flash Lite具有这么几个功能：核心渲染引擎，ActionScript解释器，网络连接、设备和平台集成等。这种软件能够优化动画效果，尤其是在真机上进行动画播放显得更为稳妥。
4 结语
总之，数字媒体是信息化时展的必然产物，能够不断满足人们对日益多元化信息的需求。数字媒体中的动画设计可以满足传统动画中无法解决的多种问题诉求，因此，它受到了广大消费群体的欢迎。数字媒体中的动画设计将是新时期的发展趋势，将让动画形式具有很好的实时性和交互性，以一种全新的动画形式来实现人机互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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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马亮.论基于Flash 动画技术的交互性动画在数字媒体中的应用[J].电脑知识与技术，2010（18）.
关键词：数字化人体图像；三维模型；解剖教学；实践
中图分类号：R322
1.数字化人体图像与三维模型
数字化人体图像主要是结合人体解剖学和现代影像学的相关知识，利用计算机软件系统，构筑相应的人体三维模型，实现人体功能的可视化和数字化，以数学模型带头实体进行解剖教学。我国数字化人体图像的研究产生于2001年，而截止于2013年，已经基本完成数字化人体数据库的构建，保证了数据的高度精密性。结合数字化人体图像虚拟平台，学生可以通过鼠标和键盘完成解剖操作。
2.数字化人体图像与三维模型在解剖教学中的实践
在传统解剖教学中，学生对人体结构和器官组织的观察主要是利用校方制作的实体标本来实现的，虽然直观有效，但是很容易受到天气、时间、场地等因素的影响，导致教学效率低下，也无法对学生的观察力、记忆力等进行培养。为了更好适应时展的要求，需要在教学中引入数字化人体图像和三维模型技术，提升实际教学效果。
数字化人体三维模型可以通过断面图像的数据分割实现，能够完成虚拟世界与计算机中的交换显示。在进行解剖教学过程中，运用数字化人体三维模型，教师可以引导学生从多个不同角度对人体的解剖结构进行观察，而通过鼠标调整视角，可以使得解剖实践中难以展示出来的结构清晰显示在学生面前，通过直观感受来帮助学生加深记忆。同时，教师还可以运用数字化本身的独特功能，将不同的结构以不同的颜色标注出来，方便整体分析；也可以单独提取出来进行讲解，更可以通过视频的方式，将人体器官全方位地展示出来。学生可以通过下载视频或图片的方式，在课后进行自主复习巩固所学知识[2]。
断层解剖学属于解剖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系统掌握解剖学以及局部解剖学知识的基础上，通过医学影像学等临床学科的相关知识，对人体的局部结构在连续断层中的形态变化以及关键位置进行全面细致的讲解。在断层解剖教学中，使用的图像一般是人体标本照片，不仅间距较大，而且无法实现对结构的连续跟踪，容易影响教学效果。而如果能够在断层解剖教W中将人体的断面图像与同一层面的CT及MRI图像放在同一张幻灯片上进行对比展示，则通过实物断面图与其他影像之间的相互对照，学生能够更好地理解断面的重点，形成连续印象，也可以更好地对断层图像进入记忆，区别其与CT影像和MRI影像之间的差异。在实际操作中，需要将数字化的人体图像的连续断面数据进行精确的预处理，然后构建完善的数据集，输入图形工作站，结合专用软件进行计算机重新采样，在对得到的矢状面和冠状面图像进行结构标注后，就可以应用到断层解剖教学中，形成相对完整的多媒体课件。
3.结语
总而言之，无论是数字化人体图像还是三维模型，在解剖教学中都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不仅可实现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的创新，还可解决教学资源匮乏的问题，同时也可避免尸体解剖实验的烦琐性。另外，数字化人体图像和三维模型的应用，还可以对一些比较抽象和复杂的内容进行单独显示，帮助学生了解其具体形态，促进课堂教学效率的提高，受到教师和学生的一致欢迎。
参考文献：
关键词 项目流程；数字媒体；校企合作；师资建设
中图分类号：G645 文献标识码：B
随着数字通信技术和广播电视技术的融合性发展，数字摄影、电子杂志、博客、播客、数字视音频、微电影、微博的应用与发展等，逐渐成为数字媒体发展应用的主力军。数字媒体专业是为了促进新媒体产业和国家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而设置的兼信息技术、文化传媒和人文艺术高度融合的信息艺术教育专业，它具有集艺术创作与现代信息技术为一体，整合了当代人文艺术的综合表现能力和传播功能，目前已经成为促进国家经济和文化发展的产业之一。随着数字媒体的飞速发展，未来3～5年内，数字新媒体人才缺口将达60万。由于数字媒体技术专门人才在市场上受欢迎的程度，随之带来数字媒体技术人才培养教育的迅速扩张，截止2012年，全国开设数字媒体技术（艺术）的院校就达上百所。
安徽省在十二五规划阶段大力发展新媒体产业，充分利用国家皖江城市带战略承接转移规划的有利条件，除了建成合肥、芜湖两个部级动漫产业基地之外，还筹建了蚌埠、马鞍山、淮南、池州等省级动漫支持基地。除此之外，开设数字媒体专业的院校也逐年递增，目前共有10余所院校开设了数字媒体技术（艺术）专业。
但不可否认的是，在高速发展的大好形势下也存在诸多问题，比如：缺乏专业性和高水平人才，内容建设上侧重技术外包服务而忽视数字媒体创意性人才培养，数字媒体相关行业企业与高校之间互动合作较少，导致高校培养的人才难以适应企业需求，尤其是缺乏具备一定实践经验或行业经验的蓝领人才。然而，在目前的高校数字媒体技术专业人才培养上，不少高校还是以理论教学、理论研究为主，不少的实践操作也与实际技术性操作存在差距。
师资队伍是“立教之基，兴教之本，强教之源”。作为新兴产业之一的数字媒体产业，在实际运作过程别注重实践操作技能的运用，故要想输送出符合市场需求的、相关企业满意的高素质数字媒体技术人才，除了改革人才培养计划和建立实验实训基地之外，相应的师资队伍建设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
1 高校数字媒体技术专业教师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
分析安徽省的数字媒体专业师资队伍构成，主要来源于美术、艺术设计、动画、动漫、影视、信息技术、教育技术等相关专业，且大多数未接受过数字媒体专业的系统培养，尤其是缺乏数字媒体行业的实践经验。因此，建设一支高素质的适应现代化社会发展要求的师资队伍，是确保高校数字媒体专业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性因素之一。
目前，高校数字媒体专业师资队伍主要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
1）缺乏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专业教师。高校数字媒体专业师资来源基本上包括三部分：第一部分是由计算机教师转过来的，这部分教师对计算机及相关教学和实践操作比较熟悉，但是他们缺乏相应的艺术素养；第二部分是由原先的艺术类教师转过来的，这部分教师有着深厚的艺术素养，但是对计算机软件工具的应用能力要弱一些；第三部分就是数字媒体专业、教育技术专业或相关专业的毕业生，这部分教师大多是从高校毕业后直接从事教学活动，加上数字媒体专业在我国专业开设的时间比较晚，因此他们最缺乏的是相应的教育经验和教育理念。总的来说，这三部分的师资除专业知识外，最缺乏的就是数字媒体产业相关的实践经验。
2）服务于教学的兼职教师来源复杂，较难保障教学效果。在目前，安徽省的不少高校，尤其是高职院校，解决师资短缺问题的方法就是聘请在读研究生（博士生）、数字媒体产业的从业人员、普通高校教师做兼职教师。但是，在读研究生主要的精力和时间仍旧放在自身的学习与科研工作中，很少去研究教学方法、教学改革及参加教研活动等，从而降低了教学质量；从数字媒体企业聘请的专业技术人员，虽然有着数字媒体企业的实践经验，但是缺乏高等教育理论知识，同样也降低了教学效果；普通高校教师虽然从事的是高等教育，但缺乏校本研究和行业实践经验，不少也不适应相关课程的教学。
3）缺乏行之有效的师资队伍培养机制。在教育主管部门开展的专业技能大赛以及各类师资培训中，缺乏针对数字媒体等新兴专业类别的培训科目，而数字媒体行业或企业的技能培训良莠不齐，不能很好地满足数字媒体专业师资队伍建设的需求；数字媒体专业教师缺乏企业的实践经验，也是导致人才培养水平不高的原因之一。
上述问题不是某个系部或某个部门或某所院校就能够解决的，需要学校、教育主管部门和社会三方面的共同努力，通过长期培养，才能建设既懂理论又重实践的合格数字媒体专业师资队伍。
2 关于数字媒体的项目流程
数字媒体的项目流程是按照数字媒体项目所要达到的具体目标，细化为项目的规划、项目的启动、项目的实施及控制、项目的验收和项目的后续维护。数字媒体的内容要求结合特定的环境从而转化为若干个有实用价值的子项目的一种管理模式，具体包括项目任务书、项目人员分组、资料收集与项目调研、项目总体设计方案讨论、项目设计、项目实施、成果展示、项目验收、项目验收报告呈交等环节。通过对项目的具体实施，教师不但可以获得企业真实环境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也使教师在参与企业项目的整体设计与媒体开发方面的辩证性思维、质量与品牌意识、团队协作精神、组织协调能力及人际沟通、敬业精神等综合素质得到锻炼，而且在对待数字媒体项目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团队协作能力等方面也得到实际锻炼。
项目流程的实施，从而实现了知识从理论到实际应用的转化。一般说来，项目流程的实施要按照“任务驱动、项目引导”的思路设计，项目之间强化联系与综合，建立知识的系统性和逻辑性。
3 基于项目流程的高校数字媒体专业教师建设途径和方法
鉴于数字媒体教师的现状，以数字媒体项目岗位能力为构建依据，建立和培养一支专业知识结构全面，既具备最新技术和理论，又拥有丰富行业实践经验的“理实一体”型动漫专业高素质师资队伍。具体而言，即进行以动漫项目实施过程中各阶段的职业岗位能力需求为核心，实现师资资源的重新组合。即以数字媒体“项目流程”为主线，划分数字媒体项目生产流程的各阶段，推导各阶段的岗位需求，依据岗位需求建设对应的课程群，采用专兼结合、校企合作等方式建立针对各课程群且以校本骨干教师为核心的教学小组，依托对应项目流程各阶段的教学小组，构建数字媒体专业师资队伍。并通过师资轮训、企业兼职/挂职等手段，建设师资队伍培养的长效机制。
基于项目流程的高校数字媒体专业教师建设途径
1）通过走访和调研省内数字媒体产业特别是部级动漫产业基地，调查和统计数字媒体项目流程各阶段所设立的岗位及相应的岗位能力。
2）根据调查研究得出的岗位能力需求，构建满足阶段岗位能力需求培养目标的课程群，针对课程群教学要求，建设对应的教学小组，再由教学小组构成完整的师资队伍，做到阶段岗位技能由教学小组进行针对性培养。根据数字媒体项目的实施阶段，组建由对应项目阶段的教学小组构成的师资队伍，做到专业教师研究有侧重，课程分工合理，避免“全才式”教学。
3）探究和建立长效的师资轮训及教师兼/挂职锻炼机制，提高师资队伍的先进理论水平、实际操作技能及项目管理能力，增强教师的动漫行业实践经验。由校本教师、外校专业或相关专业教师、企业资深人士等共同组成教学小组，做到以校本骨干教师为教学小组核心，由其负责实施教学计划及相关的教学管理，保障教学质量和效果。师资队伍的成员通过师资培训保持理论知识的时效性，通过去合作企业兼职或挂职锻炼，提高和培养行业实践技能，做到“理实一体”型教师的培养。
基于项目流程的高校数字媒体专业教师建设的方法
基于项目流程的高校数字媒体专业教师建设的核心是强化校企合作，真实的数字媒体实践平台与高校的各课程专业实验室存在很大差别，在进行师资培养上要特别关注校企双方的协作培养。
1）数字媒体专业师资培养目标的制定。以培养出数字媒体相关企业技术研发和内容创意高级技术人才为目标，以项目流程或者相关的横向项目为校企合作项目的支撑和导向，教师进入企业，成为企业的“准员工”。
2）系统化课程设置。根据行业发展和高校专业发展的实际，制定适合专业和教师发展“双轨制”发展的个性化系统课程。课程可以分为校内培训和企业实践两部分。校内培训包括诸如平面设计、数字视觉传媒、动漫创意、影视制作与特效、手机游戏开发等模块，主要课程培训采取项目流程方式进行，由国内数字媒体专业建设知名高校和行业一线专家授课，拓宽教师的教育教学改革思路，提升课程开发设计能力，强化实践教学能力。同时，相关流程的创作与开发可以通过企业实践将内容与产业发展实际相结合。
3）在企业中完成项目流程的实践环节。在校企双方合作的基础上，学校为企业提供一切方便，相关教师进入企业，由企业高级工程师担任“导师”，指导教师的科研开发与应用工作。强化学校、企业和教师之间的沟通与协调，提升项目的创新性和技术性。
4 基于项目流程的高校数字媒体专业教师建设中要注重的几个环节
突出数字媒体专业的职业性特色
在校企合作环境中，以专项任务为引领，突出项目驱动的内核。要围绕现企业的职业能力标准，适时整合目前数字媒体的前沿理论知识和实践知识，扎实数字媒体的项目内核。
创新课程开发模式
结合数字媒体领域的发展，以实践操作环节为导向，以具体工作任务为基础，以提升教师数字媒体创作技能为中心，设计相应的产品和媒体项目，注重项目化内容开发的多元性，充分发挥企业技能型专家的主导和引领作用，真正做到课程由职业岗位专家、高素质的专业技术岗位人员来完成，并实现职业技能以及相关职业项目的认定。
优化课程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
数字媒体专业的师资需要具有较高人文素养，同时具有艺术创意能力，掌握数字媒体核心技术及媒体的设计与开发能力。因此，要强化知识结构的更新，以数字媒体作品的创作体系为基础，以项目流程中的工作任务为结构，以工作任务或项目为载体，课程内容体系要注重将数字技术、数字艺术、数字设计等相关的工作知识紧密结合，实现课程内容职业化与综合化。
任务引领，创新课程的教学方法
以专项媒体设计与开发为任务引领，实施项目驱动，注重团队的协作和分工，教学中积极与数字媒体企业实施人才共同培养，注重在校内与企业锻炼的一贯性，做到理论实践相融合，使用虚拟现实、网络教学、实体操作、企业数字化教学平台等教学手段，实现情景式、探究式、讨论式等教学方法的综合运用。
强化教学资源建设
建设和完善校企合作基地，实现校企合作长效机制，积极与行业相关企业共同开发理念先进、符合专业生产实际、更适合于数字媒体专业教学和技能训练的数字化教材，促使企业相关教程、高校数字媒体专业教材、校企合作资源数据库等立体化教材的常规化建设，最终实现教学资源的协作开发和成果推广。
总之，基于项目流程的高校数字媒体专业教师的建设需要校企双方的共同参与与协作，需要项目流程的稳步实施，才能更加有效地培养出适合时代和市场欢迎的数字媒体“双师型”人才。
参考文献
[1]吴玺玫.高职教育项目教学法的实践与探索[J].中国成人教育，2011（15）：129-131.
[2]王衍.项目课程教学改革的实践探索[J].职业与教育，2009（1）.
[3]胡春芳.关于高职项目化教学改革的探析[J].职教论坛，2012（5）：32-33.
[4]张国平，王玉梅.生产性实训车间项目化教学探索与实践[J].中国教育技术装备，2012（21）：62-64.
一、数字化虚拟工厂总体框架
数字化虚拟工厂由体验中心、现场教学示范区、视频监控设备和网络设备组成。体验中心建有数字化设计制造平台、教学管理平台，从而实现教学、实训的全数字化。
二、体验中心软件配置
体验中心的软件配置按照销售采购、设计、工艺编程和生产等角色分工，建立典型零件实例库，通过典型零件的接订单、设计、工艺、编程、采购、加工等流程完成综合实训。
1.数字化测绘平台。体现从产品测量开始、二维工程图绘图、产品运动仿真及虚拟装配样机的过程，以及上述过程的数据流程管理。可以集成现有二维绘图软件，直接浏览、测量、动态观测相关数据。
2.数字化工艺平台。实现实时从测绘数字化平台中获得产品测绘模型和二维工程图数据，并利用这些数据生成工艺过程卡、工序卡、派工单及质量检验卡的过程及过程管理。集成各种工艺资源，包括机床设备、刀具、夹具、量具等企业工艺要素。可以集成国家标准工艺手册，可以在线查阅更多国标工艺参数。
3.数字化加工平台。实现针对不同数控系统的数控自动编程，数控代码自动生成及加工仿真。完成数控大赛集训仿真条件建设。实现数控代码从计算机到机床的自动传输过程。实现数控设备的无线以太网联网，并通过网络对数控设备进行实时监控。实现车间现场实时察看三维测绘模型、二维工程图和工艺数据，实现车间无纸化生产模式。
4.数字化管理平台。打通从测绘到工艺到生产制造的全流程，实现从订单开始、方案测绘直至应用维护的产品全生命周期过程的管理；提供项目教学案例，包括测绘、工艺、数控加工及说明等详细数据。
三、数字化现场教学示范区
在车间现场设置一个数字化的教学示范区，通过交互式电子白板的教学方式，与学生进行互动。教师和学生也可以通过电子白板访问到体验中心中的服务器，将基于工作过程所做过的实例调出来进行实际加工，使实践与理论一体化。这样做改变了传统的纸质教学模式，实现与现代化的企业的生产流程接轨。对外加工用到的软件及编完的工艺和程序，通过车间电脑可以直接传输到机床上进行加工，真正实现无纸化的设计与生产模式。
四、数控设备网络化管理
数控设备联网，即网络DNC系统。对于有网卡的数控机床直接设置IP地址和网络连接，对于具备RS232接口的数控设备通过数据线连接智能终端转换为RJ45口，并设置IP地址和网络连接。网络结构如下。
五、基于工作过程的教学模式
按照企业设计、工艺、生产流程，完成所有相关的技术文件及产品数据。同时，按照企业的模式对技术文件和产品数据进行调度与管理。
1.流程定义。首先定义出产品设计流程，使不同人员角色在工作中按照定义的流程进行工作。可以监控到工作流程状态。
2.三维设计。使用软件实体设计接收逆向工程的曲面数据（IGES格式），在三维设计环境中进行产品设计，包含零件设计和产品装配设计。产品模型进行机构运动仿真和碰撞干涉检查。 3.二维工程图。当设计完成三维实体文件后可以通过电子图板的三维接口生成该实体的二维工程图。电子图板在读取三维实体文件时可以选择读取的文件格式，用户也可以选择UG、Pro/E、Catia等三维软件产生的标准通用格式.xt等格式。生成后用户只需要对生成的工程视图进行修改、标注等操作即可快速完成二维图纸的设计。
4.产品结构管理。在设计管理软件中提品结构管理，以结构树的方式显示产品的装配组成关系。产品结构树为用户提供关于产品组成的直观视图，在产品结构树的基础上，可以进一步实现产品的变型设计；实现产品结构对应的BOM输出。
5.引入企业工艺工作流程。企业的工艺流程一般是设计完成、转入工艺设计（包括派工单的下发、零部件工艺工序卡片编制、材料定额、工时定额的工艺信息的统计汇总，设计与工艺的协同等），通过搭建数字化的工艺平台，让学生体验企业的工艺编制、工艺文件管理等流程，同时提高学生的沟通协调能力。
6.对于数控加工的零件，通过CAM软件完成从造型到加工代码的生成及代码仿真校验。加工代码经校验后通过数字化的制造解决方案可直接下发到机床加工。
7.数字化编程与仿真方案。CAM软件作为数字化制造方案的一部分，主要是帮助程序编制人员利用该软件快速地手工编制程序，并进行校对和仿真。
六、理论与实践互动
海量旅游信息的蜂拥而至，显示出庞杂性、无序性。六大理论为旅游信息的获取提供了依据。分别从地理学、旅游学、组织学、信息学、系统学等多学科角度，分析获取各种类型的旅游信息，是旅游信息三维分类的数据基础，为旅游信息分类体系的构建提供了科学依据，使旅游信息分类结果准确可靠;旅游信息三维分类法是旅游信息的组织方法。通过对旅游信息现状、特点、趋势的分析，以旅游三体理论和六要素理论为基础，以协同理论和信息组织理论为手段，以需求层次理论和可持续发展理论为目标，整理、筛选、归纳旅游信息，从时间、空间、属性三个维度建立旅游信息分类体系;对旅游信息三维分类体系中的旅游信息进行归类编码，建立完整、规范、科学、有序、统一的旅游信息编码体系，研发旅游信息数据库及旅游信息应用平台，处理、应用旅游信息并进行数据挖掘，拓展、延伸旅游信息，丰富和完善旅游信息获取的理论体系以及旅游信息三维分类体系。
2基本框架
基于六大理论的旅游信息提取
根据以上六大理论，采用归纳演绎法，深入分析其理论思想、内容体系，提取旅游信息。其中，旅游三体理论以旅游活动的三个基本要素为依据，旅游活动是旅游者通过旅游中介到达旅游目的地获得一定享受体验的过程;六要素理论是从旅游者的消费行为方面来概括旅游活动的特征，是旅游者购买商品和服务的消费过程，旅游信息包括餐饮、住宿、交通、旅游、购物、娱乐等六类信息;需求层次理论从五种需求层面对旅游信息进行归类，分别为景点游览线路信息需求、旅游产品与服务旅游企业信息需求、旅行社、旅游商品、旅游感知和反馈信息需求、旅游安全、旅游预警、旅游管理和旅游设施信息需求、旅游餐饮、旅游住宿、旅游交通和旅游用品信息需求等;协同理论将旅游信息看作一个复杂的系统，包含支持保障子系统、目的地子系统、客源地子系统、旅游产业子系统等四个信息子系统，各子系统自成一体且联系紧密，使系统的整体和局部达到高度的有序化;信息组织理论采用等级分类法进行旅游信息分类，使得无序化的旅游信息有序化;可持续发展理论促进旅游信息健康持续的发展，谋求发展旅游经济、合理利用资源和保护协调旅游环境。
旅游信息三维分类体系基本框架
基于六大理论，借鉴其他学科信息分类最新研究成果，在提取旅游信息属性维度的基础上，结合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构建旅游信息三维分类体系。其基本框架见图2所示。
3旅游信息具体分类
将旅游信息分类体系分为空间维、时间维和属性维3个维度，在深度分析旅游信息分类层次、类目粒度、排列、命名等具体结构基础上，最终确立了旅游信息三维五级分类体系。
空间维信息
空间信息是表征旅游实体的空间位置、形状及与其他空间实体拓扑关系的信息，属于定位信息，用以确定旅游实体的空间关系和所处地理位置，反映旅游实体的空间分布状况［18］。空间信息主要包括旅游事物的空间定位信息及其图形图像信息资料，空间定位信息主要是各种图形图像资料、旅游统计年鉴和公报等;图形图像信息是空间信息的定位基础，主要有地图数据、影像数据和元数据。本文将旅游空间信息分为五个层级，见表1。根据GIS的理论和技术，地理定位信息表达了旅游信息的空间位置，也间接地表达了旅游实体间的空间关系，具体定位采用平面地理坐标来表达几何位置;图形图像数据包括纸质地图、遥感影像、电子地图3类，这些图像数据按照比例尺分为大比例尺、中比例尺、小比例尺3种类型［19］，各种比例尺地图根据所表达专题要素分为旅游地图、景区(点)分布图、导游图、资源分布图、旅游交通图等类型，图形图像根据左下角经纬度坐标确定图幅信息。
时间维信息
时间信息体现旅游事件的发生随时间变化的规律。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公众假日和旅游节庆活动等引发的短期旅游流在中国旅游业中的地位日益重要［20］，由此产生了旅游淡季和旺季。旅游人数、收入支出、旅游活动等旅游信息随时间的变化呈现出明显的变化趋势。旅游时间信息对旅游管理机构把握旅游旺季、淡季极为关键。旅游旺季各种旅游信息需求量大，淡季则相对较弱。时间维度按自然时间尺度分为年、月和日，按旅游季节差异分为旅游旺季和旅游淡季。其中，旅游旺季信息包括黄金周和节假日信息，旅游淡季信息为普通的周信息，分类结果见表1。
属性维信息
根据旅游信息分类体系基本框架，旅游信息属性维包括四个部分:旅游客源信息、旅游目的地信息、旅游产业信息和旅游管理科研信息，各类旅游信息按照具体内容向下细分形成四级分类体系。(1)旅游客源信息旅游客源信息其本质是与旅游者紧密相关的信息，通过对旅游客源地信息的研究，旅游企业及其管理机构能够全面地了解客源市场和旅游者需求。将旅游客源信息分为客源地信息和旅游者个人信息。(2)旅游目的地信息旅游目的地其本质是供旅游者旅游活动的旅游景区(点)以及各类旅游服务场所。食、住、行、游、购、娱是旅游的六要素，旅游者在旅游目的地的各种活动也是围绕这些要素展开的［21］。在分析旅游目的地包含要素类型的基础上，将旅游目的地信息分为旅游资源信息、旅游产品信息、旅游设施信息与目的地基础信息四类。(3)旅游产业信息旅游业是一个综合性产业，涉及国民经济的多个行业和部门，具有产业关联度高、综合带动效应明显等特点，旅游产业的发展有助于促进国民经济的结构调整，在产业结构优化方面发挥重要作用［22］。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旅游业也日渐成熟，其综合性极强的行业属性与其他为旅游提供直接或间接服务的相关产业相互融合形成大产业，大旅游格局也逐步形成。旅游产业是旅游业和多个相关部门相联系构成的旅游产业集群，在各个产业不断发展的基础上，旅游产业面不断扩大、产业链不断延伸。旅游产业按照与旅游业的关系分为旅游核心产业和旅游支撑产业［23］，具体见表1。(4)旅游管理科研信息从中国旅游业发展历程中不难看出，旅游地管理模式在实践中出现了多元化格局，管理模式各不相同，管理绩效也千差万别［24］。近年来，围绕旅游业发展，高等院校、科研机构、旅游企业进行了大量的理论和应用研究工作，成果显著，旅游科研信息成为指导旅游业发展的重要支撑。据此，旅游管理科研信息主要包括旅游管理信息和科研教育信息。
4旅游信息编码
旅游信息编码的目的是方便计算机存储和数据库管理，使得旅游信息的检索有统一的执行标准，便于信息用户对旅游信息的搜索查询。目前国内还没有旅游信息编码的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为了实现信息的共享和交流，本文在遵循科学性、唯一性、系统性、扩延性、直接明了性、便捷性等编码原则的基础上，参照国家、相关行业、企业编码标准和规范，进行旅游信息分类编码。如:农业信息编码采用多维编码的混合编码方式［19］，企业信息采用按层级编码的分类标识码编码方式［25］等。
编码方法
在旅游信息三维分类体系的基础上，综合考虑编码结构以及编码方法，从计算机管理角度出发，采用十进制数字编码方式，对旅游信息进行编码。最终确定旅游信息编码结构为:“空间维编码+时间维编码+属性维编码”。
空间维编码
为了将旅游要素准确的匹配到地图上的相应位置，以便查询及确定图形图像信息，参考地理坐标来实现地址匹配［26］。空间维逐级细分为5个层级:第一级为1位数字码;第二、三、四级均为2位数字码;第五级为9位数字码。旅游信息空间维度码共由5级16位数字码组成。
时间维编码
为了对旅游信息进行时间定位，时间维度码采用十进制数字编码方式表达，由4级9位数字码组成。第一级用四位数字表示，表示年份信息;第二级用两位数字表示，表示月份信息;第三级用两位数字表示，表示日期信息;第四级用一位数字表示，表示旅游淡季、旺季信息。
属性维编码
为了表达独立于时间和空间的旅游属性信息，属性维度码采用十进制数字对各分类层级进行表达。第一级是1位数字码，第二、三、四级是2位数字码。为了保证旅游信息编码的唯一性，旅游信息属性维编码增加了具有唯一标示的标识码，用5位数字码表示。
旅游信息编码
综合以上空间维、时间维和属性维的具体编码，得到旅游信息分类最终编码结构由空间维编码、时间维编码、属性维编码组成，共3段37位。第一码段为空间维度码，5级分类代码共由16位数字构成;第二码段为时间维度码，4级分类代码，由年份代码、月份代码、日期代码、淡旺季代码共9位数字码构成;第三码段为属性维度码，4级分类代码共由12位数字构成。旅游信息数据庞杂，在具体编码过程中，要结合实际情况考虑，对于编码结构中某些维度缺失、不存在或者没有意义的旅游信息，则用0补齐该段代码。具体编码结构见图3。例如:“”表示翠华山山崩国家地质公园信息编码。其中:第一码段第1位码表示空间定位信息，第2、第3位码的61表示陕西省，第4、第5位码01表示西安市，第6、第7位码00表示不表达此项，第8～12位码代表经度为，第13～16位码代表纬度为;第二码段第1～4位码表示年份为2001年，第5、第6位码表示月份为10月，第7、第8位码表示日期为1号，第9位码1表示旅游旺季;第三码段第1位码代表属性维一级分类代码，第2、第3位码01代表旅游资源信息，第4、第5位码01表示自然类景观信息，第6、第7位码01表示地质类自然景观信息，第8～12位码00001为翠华山山崩国家地质公园的标识码。
编码验证
为了验证旅游信息分类及编码的科学性、准确性和可靠性，本文应用数据库软件工具———SQLServer，建立了陕西省旅游信息管理数据库系统。部分旅游信息编码见表2。通过数据应用，结果显示信息编码科学合理，系统性和完整性高，直接明了，使用便捷，具有一定的推广价值。
5结果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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