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宫廷舞蹈论文范文(共5篇)

唐代宫廷舞蹈论文范文 第1篇

一、民族舞蹈的文化价值：传承与发展民族文化

（一）民族舞蹈展现民族风情

我国拥有悠久的历史，中华民族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创造了优秀的民族文化，民族风俗人情都体现着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民族舞蹈不仅是民族的一项娱乐活动，在民族的日常生活中具有重要的作用。民族舞蹈运用音乐、舞蹈的节奏与肢体语言不仅体现舞蹈者的表情与舞蹈的意蕴，还展现舞蹈的艺术内涵。我国是五十六个民族组成的中华民族，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不同的民族创造了不同的民族舞蹈，不同民族的舞蹈展现的是该民族的文化风情，有着独特的民族风情。

（二）民族舞蹈展现民族文化的内涵

民族舞蹈通过音乐、舞者的肢体语言展现舞蹈的内容与情节，民族舞蹈来源于生活，反映民族地区生活与风俗，体现民族的生活风貌与情感。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内涵，民族文化不仅是人们生活所凝结的智慧，还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与发展的精神寄托，体现着人们的劳动与生活的记录，反映本民族的精神风貌。由于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文化，因而每个民族舞蹈展现的风格也存在差异，民族舞蹈来源于民族地区的生活与风俗，与当地的地理地貌环境及人们生活相联系，不同的舞蹈动作展现不同的民族文化内涵。如游牧民族的舞蹈《贝依力格》，舞蹈表演者使用精湛的表演技巧表达出草原人们热情好客的性格，展现一幅壮阔的草原生活景象，体现蒙古族人民的文化生活情境。又如舞蹈《传承》采用祖孙学舞的故事描绘方式，舞者精湛的舞姿展现舞蹈的文化传承，孙儿舞者从爱好舞蹈，为向爷爷学习舞蹈而刻苦努力的练习，其精神感染周围的一群孩童，他们也加入向爷爷学习舞蹈的行列，舞蹈的高潮部分是爷爷将代表民族舞蹈的道具传承给孙儿，祖孙二人一起舞动起来，一起创新舞蹈，将民族舞蹈传承与发展。《传承》体现的不仅是民族舞蹈的魅力，更是展现祖孙对舞蹈的一种交流与学习，一种民族舞蹈代代相传的故事，给观众带来深刻的印象。

二、民族舞蹈的教育价值：鼓舞与激励人民战胜困难

（一）民族舞蹈具有鼓舞民族斗志的作用

民族舞蹈具有鲜明的地域与民族特色，它是由少数民族劳动人民创作并相互进行流传，体现一个民族的文化与精神内涵，展现民族的经济文化背景，又会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而赋予新的内涵。我国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国度，56个民族，他们的语言各异、文化与生活习俗存在差异，各个民族在生产劳动与生活中创作了许多的舞蹈，不仅是展现他们的劳动状态，更是激励人民乐观积极生活的精神寄托。

在历史的长河中，许多的舞蹈是因为战争的需要而创作的，反映的是战争的场景或胜利的激动与喜悦，这些舞蹈可以激励人民敢于战斗与拼搏。民族舞蹈以丰富的内容著称，民族舞蹈的故事情节生动、内容丰富、人物形象鲜明、塑造的故事人物性格突出、故事发展情节完整，每个民族舞蹈展现的不同的故事，故事的内涵也各异，有的民族舞蹈故事体现追求真爱的感人情景，有的民族舞蹈展现的是人们生产生活的情景，有的民族舞蹈描绘的是一副恢宏的战争场景，通过战争中感人或激励人的故事描述，用再现战争场景与事迹来感染观众。如《英歌》描绘的是众多好汉汇集梁山泊，为了正义，反对黑暗的封建压迫攻打大名府，舞蹈不仅形象的描绘出梁山泊好汉的英雄形象，更是通过舞蹈展现的故事情节――群雄攻打大名府，激励人们反对封建压迫，勇于斗争。又如福建民族舞蹈《大鼓凉伞》，通过舞蹈刻画郑成功的性格与民族英雄的形象，以及描绘郑功成练兵的场景，展现出郑成功积极抵御外寇的故事。

（二）民族舞蹈有教育人们团结奋进的作用

我国的舞蹈源远流长，早在原始社会就有着表现人们生活的舞蹈，那时候的人们通过舞蹈庆祝抓捕猎物与收获粮食，人们通过编排舞蹈展现抓捕猎物的场景，体现人们的一种斗志的同时教育人们要团结奋进。德国著名的艺术家格罗塞认为舞蹈是一门独具魅力的艺术，而这门艺术在人们挥舞肢体的同时散发着令人神往的诱惑力，原始的人们利用舞蹈是为了达到一个目的，通过简单而有节奏的动作能够重复的传达一个涵义――教育人们要团结进行狩猎，要维护本部落的稳定与秩序，要遵循共同的生活准则。民族舞蹈对于一个民族的发展尤为重要，通过民族舞蹈不仅可以娱乐放松精神压力，更为有效与有益的影响是民族舞蹈能够加强族人之间的团结与激励族人奋进，为共同的理想与生活而努力。

三、民族舞蹈的娱乐价值：抒感与自我娱情

（一）民族舞蹈丰富人民的精神生活

舞蹈反映人们的生活，也高于人们的生活，民族舞蹈作为民族地区人们的精神生活的一种形式，长期以来丰富着民族地区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在一些偏远的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比较落后，由于交通不便与其他文化娱乐方式的有限，这些地区的少数民族人们多数是通过自己传统的文化节日，载歌载舞的欢庆，民族舞蹈是他们文化娱乐的一个重要方面，就像新疆地区的姑娘都善于舞蹈，舞蹈在少数民族的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是其用来表现情感，抒发内心的渴望与需求的一种表现方式。

（二）民族舞蹈可以舒缓人们的精神压力

民族舞蹈可以丰富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也可以让人们从白天紧张的工作生活中放松下来，舒缓人们的精神压力。通过民族舞蹈，可以从中体验到民族文化的魅力，感受到中华民族文化的渊源历史。

四、民族舞蹈的国际价值：展现中华民族特色

唐代宫廷舞蹈论文范文 第2篇

摘 要： 段永升博士新著《唐代诗人接受道家道教思想史论》是唐诗研究的一项新成果。该著作新颖的研究视角、宏阔的研究视野、通脱的学术思考、谨严的学术态度是对唐诗研究的新开拓。

关键词： 唐诗研究 道家道教 研究视角 研究视野

段永升博士《唐代诗人接受道家道教思想史论》①一书是唐诗研究领域的一项新成果。该著作对唐代诗人接受道家道教思想的具体情况做了全面而细致的研究。这部著作在学术视野、学术态度、研究视角和理论思考等方面都有所突破和创新。

一、新颖的研究视角

有关唐代诗人诗歌的研究成果已相当丰富，若再无新的研究视角，唐诗的研究的确难出新。《唐代诗人接受道家道教思想史论》能独辟蹊径，从接受美学角度对唐代诗人诗歌做全方位的深入解读，为唐诗研究提供了一定的方法借鉴。

二、宏阔的研究视野

《唐代诗人接受道家道教思想史论》一书，最大的特点是其宏阔的学术研究视野。

唐代宫廷舞蹈论文范文 第3篇

美育不仅能促进智育和德育，自身也有独立的地位，对完善学生个性起着重要作用。我国的古代诗歌很多都是借感性形象来传达情感的，所以学习古代诗歌，品味诗的意境，体味诗的感情，有利于学生的审美品位、智力开发、情感教育等各方面的发展。

隋唐文学继六朝之后，又兴起了一个以诗的兴盛为特征的文艺高潮。唐代统治者从唐太宗开始就十分钟情于文学，对六朝的诗赋更是宠爱有加，这就促进了文人们对文学艺术技巧的精研。滥觞于隋代、完备于唐初的科举制度，对文士学习诗赋起到了历代皇朝无法比拟的刺激作用。而唐代的书法、绘画与雕塑、建筑等艺术门类也十分发达，围绕着这些艺术门类，许多文艺家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对传统德育中的一些范畴与命题作了阐发，形成了新的艺术美学理论。

一、初唐史家的德育观

隋唐文化直接继承了魏晋南北朝文化的传统。这两个大一统的封建帝国虽是北朝的后裔，但北朝晚期统治者沉溺于南方的绮艳文风，“唐兴，诗人承陈情风流，浮靡相矜”。因此，如何对六朝文学进行反省，改革文风，使文学艺术同唐代统治者的意识形态相一致，这是唐初统治者面临的文化建设问题。类似刘勰《文心雕龙》折中文质、斟酌古今的观点与方法受到统治者重视，从而开启了初唐史家的文学观。

二、陈子昂与李白的德育观

初唐著名文人、思想家陈子昂，他倡导汉魏风骨，开启一代诗_新之风气。陈子昂的文学主张主要见于他的《修竹篇序》，文中所说“文章道弊”，就是指汉魏风骨与正始之音到了晋宋之后失传了，迄至齐梁时代，文人们竟相吟咏山水与女色；又如“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传统的“比兴”一般强调比显兴隐，用形象的手法写出政教的道理，陈子昂独创的“兴寄”概念偏重于个体的感受与寄托，倡导在作品中寄慨遥深，意在言外。这样的兴寄在阮籍的《咏怀诗》中表现得最为显著。陈子昂的美学主张纠正了六朝与初唐文风沉迷形式、忽略思想的偏差，对唐代的诗_新具有开拓的意义。

唐代著名的大诗人李白，他的文学主张与陈子昂相同，以复兴诗教为己任。在《古风》（其一）中写道：“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王风委蔓草，战国多荆榛。龙虎相啖食，兵戈逮狂秦。正声何微茫！哀怨起骚人。”从这首著名的诗中我们可以见出，李白要求恢复《雅》、《颂》中的开明政治。儒家认为《诗经》中的雅颂之音反映了周代开国之初的政治清明，李白对此十分向往，而对战国动乱与秦朝暴政十分愤慨，这正是他“济苍生”、“安黎元”思想的反映；他也十分推崇屈原的《离骚》，在《江上咏》中慨叹“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认为屈原之后，他的弟子宋玉、唐勒、景差等人丧失了风骚精神；李白指责建安之后的文学失去了以悲为美的传统，这种思想与刘勰、钟嵘的美学宗旨十分接近；但是，李白虽然说过“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但是他并不否定绮丽之美，而是要否弃那种雕琢辞令、放弃清真的美。正如他对韦太守的诗的评价：“清水出荚蓉，天然去雕饰；逸兴横素波，无时不招寻。”

李白主张的“逸兴”都追求率兴而感，将深挚的思想内容与自然的风格统一起来，认为这样才能继承风骚教化传统。在《古风》三十五中他写道：“一曲斐然子，雕虫丧天真。”李白对那种丑女效颦、邯郸学步式的做法无情的嘲笑，称赞庄子所说的匠石运斤成风、一气呵成的创作，认为要恢复雅颂传统，首先要破除齐梁文学中过于雕琢的风格。李白的诗开起了盛唐风气，五言与七言俱用，将诗歌引向意境清新、语言生动的方向。在理论与实践上都对盛唐德育做出了贡献。

三、白居易、韩愈的德育观

白居易的诗学观结合中唐时代文学发展的情况，对先秦两汉以来的儒家的风雅与美刺传统作了新的发挥，是自汉末诗教衰落以来对文学政教传统的再度弘扬，其思想比陈子昂、李白更为激切。

白居易为了使新乐府诗合于所谓“风雅比兴”的创作手法，还倡导“辞质”、“言直”、“事实”、“体顺”的要求。在《新乐府序》中，他提到自己的创作：“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在这些要求中，白居易最突出的是内容的可靠与语言的朴实无华，他之所以反对六朝文风的绮靡，也是因为这些作品有悖于政教的宗旨。白居易在中唐年代国力不振、皇权衰落之际，挺身而出，以一介文士身份大声疾呼，要求恢复文学批判现实，警醒当世的作用，弘扬传统德育中的讽谏精神，表现了传统文人的忧患精神。

韩愈则继承了荀子、扬雄、刘勰以来原道、征圣、宗经的文学观，认为文道从本质上来说，应该是合一的。文以明道，文以宗经，因此，学习古文，就在于由道及文：愈之为古文者，岂独取其句读不类于今者耶？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题欧阳生辞后》）韩愈为此号召他的弟子为文首先要学习先秦两汉的古文，“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答李翊书》），这螳古文不但指圣人的经书，而且还包括庄周、屈原、司马迁、司马相如、扬雄诸家的古文。韩愈是一位文学家，当他进入文学创作领域时，他倡举的“道”往往是从文学创作的内在规律去立言倡论的。

韩愈这一段话继承了孔子的“诗可以怨”与司马迁的“发愤著书”以及六朝钟嵘等人“吟咏情性”的文学观念，认为优秀作品都是不平则鸣的产物，在某种程度上突破了道统之说。韩愈不但承认伊、周、孔、孟等人的善鸣，同时也肯定杨、墨、老、庄等人的善鸣。在《荆潭唱和诗序》中他提出：“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恒发于羁旅草野。至若王公贵人，气满志得，非性能而好之，则不暇以为。”认为历史上作家的优秀作品大都是遭受不幸之后发愤而作的，而那些志满意得的王公贵族往往无暇为之。他的这些精彩观点，突破了传统的以和为美的文学观念，是中国古愤著书文学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四、皎然的诗学德育观

皎然（生卒年不详）是谢灵运的十世孙，也是中唐时代的一位诗论家，他的诗学融合儒道与佛教，将儒家的教化论与道家的创作论相糅合，倡导“诗之中道”，即以和为美的审美规范。在《诗式》中“众妙之华实，六经之菁英”，显然是调和儒家诗教与佛教之思想的。所谓诗为六经之首，最得风教之旨，是传统的说法，但皎然将诗教与佛教之“众妙之华实”的说法融合一体。“众妙”一词，道释均有解说，主要是指一种不可言说的玄境与禅境。皎然将诗说成是“众妙之华实”，是指诗歌有无穷的奥秘可寻，是语言所无法描述的。皎然认为，要论诗歌的德育与教化问题，首先要将诗歌的特殊规律弄清楚，这样才能使诗歌发挥其教化作用，“庶有益于风教矣”，像白居易那样，将诗歌作为谏书，不顾诗歌的特殊规律，只会抹杀诗歌的德育作用。

唐代宫廷舞蹈论文范文 第4篇

经过世纪之初的酝酿和发动，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一批具有新观念和新形态的唐诗研究著作陆续产生。概述性的如费有容《唐诗研究》（大东书局1926）、许文玉《唐诗综论》（北京大学出版部1929）、胡云翼《唐诗研究》（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苏雪林《唐诗概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杨启高《唐代诗学》（南京正中书局1935），专题性的如胡云翼《唐代的战争文学》（上海商务印书馆1927）、陆晶清《唐代女诗人》（上海神州国光社1931）、孙liáng＠②工《唐代的劳动文艺》（上海东亚图书馆1932）、刘开荣《唐代诗中所见当时妇女生活》（上海商务印书馆1943），或从整体概括，或就局部开发，均能自出手眼，不囿于传统，其表述的系统性和论证的严密性亦迥异于前人的诗话、诗论。此外，对具体作家如张九龄、孟浩然、王维、李白、杜甫、孟郊、韩愈、白居易、贾岛、李贺、杜牧、李商隐、罗隐、韦庄等，亦皆有年谱、评传、研究专著及论文问世，体现着进入现代学术领域的唐诗研究的初步业绩。

这个时期的学者中贡献较大且最具特色的，有闻一多、朱自清、陈寅恪、岑仲勉、钱钟书诸家。闻一多给唐代诗人及其作品作了大量考订工作，以此为凭藉来把握唐诗的发展流变，便有一个纵贯全局的眼光。他的《唐诗杂论》和后经其学生郑临川整理发表的《闻一多说唐诗》，皆为未完成的著述，却处处显示出文学史家的宏通视野，至今还给人以启迪；所选《唐诗大系》，亦能突破传统正变观的拘限，多从艺术性着眼，成为这个世纪以来第一部影响深远的唐诗选本。朱自清专门评论唐诗的著述并不多，但他的《〈唐诗三百首〉指导大概》一文，对唐诗的题材、作法、体裁、流变、格律、声调等问题有较全面而中肯的解析，为阅读和批评唐诗指示了门径；所撰《经典常读》中力破固有的唐宋门户之见，主张从文学创新的角度来衡量宋诗变唐的利弊得失，使得这一长期悬而未决的公案有了明确的方向，也给后来缪钺、钱钟书等有关唐宋诗风的异同比较提供了依据。陈寅恪和岑仲勉，则是以历史学家的身份来观照唐诗，所创“以诗证史”、“以史证诗”的方法，将史学与诗学熔为一炉，不仅丰富了诗、史双方的研究资料，还广泛涉及唐代社会经济、政治、科举、宗教以及民族交往、国际交流与诗歌创作间的多重互动关系，展现出文学与人生诸方面纵横交错的复杂图景。至于钱钟书《谈艺录》一书系用传统笔记体裁写成（其中相当部分述及唐诗），虽不重理论建构，而每下一断语，必穷源竟委地引证中外古今文献资料，以期在互参互证中使问题得到生发，故被誉为文学上比较研究之典型。以上诸家各从不同的思路进入唐诗园地，他们的学术成果对于整个20世纪古典文学学科皆有方法论上的指导意义。

唐诗研究的再度繁荣，是70年代末以后的事。在这最近20来年间，思想的活跃、队伍的壮大、学会的组织、对外的开放，从各个方面推进研究工作，出现了引人注目的动向。

其一是资料建设的加强。资料及其考辨，是科学工作的基础，理所当然地占据着新时期唐诗研究的首要位置，其成绩也最为显著。诗篇辑佚方面，继王重民于60年代辑成《补全唐诗》104首和《补全唐诗拾遗》127首，后有孙望《全唐诗补逸》20卷收诗830首，童养年《全唐诗续补遗》21卷收诗1000余首，陈尚君《全唐诗续拾》60卷收诗4300余首，并经陈尚君统一整理、汇编为《全唐诗补编》（中华书局1992），删繁订误，共得诗6300余首。诗集笺校方面，康金声等《王绩集编年校注》（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项楚《王梵志诗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任国绪《卢照邻集编年笺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_）、郭鹏《寒山诗注释》（长春出版社1995）、徐鹏《孟浩然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_）、陈铁民《王维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刘开扬《高适诗集编年笺注》（中华书局1992）、陈铁民与侯忠义《岑参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瞿蜕园与朱金城《李白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安旗等《李白全集编年注释》（巴蜀书社1990）、储仲君《刘长卿诗编年笺注》（中华书局1996）、陶敏等《韦应物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华忱之等《孟郊诗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瞿蜕园《刘禹锡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_）、朱金城《白居易集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罗时进《丁卯集笺证》（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等，都是具见功力的注本，而詹yīng＠③主编的《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百花文艺出版社1997）和刘学锴、余恕诚的《李商隐诗歌集解》（中华书局_），更带有结集的性质。诗人诗作考订方面，除单个作家的年谱、传记外，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中华书局1980）、谭优学《唐诗人行年考》（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及其《续编》（巴蜀书社1987）、王仲镛《唐诗纪事校笺》（巴蜀书社_）、吴汝煜等《全唐诗人名考》（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和《唐五代人交往诗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佟培基《全唐诗重出误收考》（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陶敏《全唐诗人名考证》（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吴在庆《唐五代文史丛考》（江西人民出版社1995）、陈尚君《唐代文学丛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等，都是把考证工作放到唐代历史文献参合比较的大范围里展开而有新的创获，特别是傅璇琮主编并有全国20多位学者专家通力合作而成的《唐才子传校笺》一书（中华书局1987-1995），对唐代近400余诗人的生平事迹加以系统爬罗梳理，称得上集大成之作。其余如书目、版本研究方面，有万曼《唐集叙录》（中华书局1980）、孙琴安《唐诗选本六百种提要》（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陈伯海与朱易安《唐诗书录》（齐鲁书社1988）、周采泉《杜集书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郑庆笃等《杜集书目提要》（齐鲁书社1986）以及台湾学者罗联添《隋唐五代文学研究论著集目》正续编（五南图书公司1996）等；研究资料集成方面，除中华书局续刊的《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中李白、韩愈、李贺、李商隐数家外，另有傅璇琮等《唐人选唐诗新编》（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张伯伟《全唐五代诗格校考》（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陈伯海等《唐诗论评类编》（山东教育出版社1993）、罗联添《隋唐五代文学批评资料汇编》（台北成文出版社1979）等。

其二是研究领域的开拓。针对以往的研究工作多集中于几个大诗人身上的不足，新时期唐诗研究有了全方位的拓展。大家续有深入，甚至像初唐宫廷诗人、大历诗人群、晚唐诗人群以及其他过去不被人注目的“小家”，亦开始受到普遍关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研究对象正逐步由单个作家向综合性课题转移，且广泛涉及各个领域。其中综论唐诗的，有陈贻xìn＠④《唐诗论丛》（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林庚《唐诗综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房日晰《唐诗比较论》（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邓仕梁《唐宋诗风》（台湾书店1998）等；集中考察一个时段的，有杜晓勤《初盛唐诗歌的文化阐释》（东方出版社1997）、尚定《走向盛唐》（中国社科出版社1994）、葛晓音《诗国高潮与盛唐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傅绍良《盛唐文化精神与诗人人格》（台北文津出版社1999）、蒋寅《大历诗风》（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与《大历诗人研究》（中华书局1995）、吕正惠《元和诗人研究》（台北东吴大学中文所1983）、孟二冬《中唐诗歌之开拓与新变》（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等；分体论述的，有黄盛雄《唐人绝句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79）、周啸天《唐绝句史》（重庆出版社1987）、赵谦《唐七律艺术史》（台北文津出版社1992）、孙琴安《唐代律诗探索》（西南交大出版社1998）、王锡九《唐代的七言古诗》（江苏教育出版社1991）、张修容《中唐乐府诗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85）等；按题材及流派着眼的，有许总《唐诗体派论》（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葛晓音《山水田园诗派研究》（辽宁大学出版社1993）、钟优民《新乐府诗派研究》（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蔡石麟《晚唐社会诗研究》（台北复文出版社1986）、洪赞《唐代战争诗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8）、冯艺超《唐诗中和亲主题研究》（台北天山出版社1994）、颜进雄《唐代游仙诗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6）、王隆升《唐代登临诗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8）、林香伶《唐代游侠诗歌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9）、黄浴沂《唐代新乐府及其代表作品》（台北学海出版社1999）等；追索唐诗与社会历史文化各部门之间关系的，除漓江出版社1996年刊行的系列丛书《唐诗与舞蹈》（张明非）、《唐诗与庄园文化》（林继中）、《唐诗与音乐》（朱易安）、《唐诗与绘画》（陶文鹏）、《唐诗与科举》（陈飞）、《唐诗与道教》（黄世中）之外，尚有任半塘《唐声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吴相洲《唐代歌诗与诗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陈华昌《唐代诗与画的相关性研究》（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3）、陈允吉《唐音佛教辨思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杜松柏《禅学与唐宋诗学》（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6）、萧丽华《唐代诗歌与禅学》（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7）、查屏球《唐学与唐诗》（商务印书馆2000）等，其中最热闹的话题还是唐诗与音乐、与佛教的关系；另外，有关唐诗接受史的研究亦已展开，齐治平《唐宋诗之争概述》（岳麓书社1984）、黄炳辉《唐诗学史述论》（鹭江出版社1996）、蔡瑜《唐诗学探索》（台北里仁书局1997）、朱易安《唐诗学史论稿》（广西师大出版社2000）、黄奕珍《宋代诗学中的晚唐观》（台北文津出版社1998）乃至许总《杜诗学发微》（南京出版社_）、简恩定《清初杜诗学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6）等，皆已显示了初步的业绩。在这方方面面成果的基础上，遂有加以总结、提炼，以期对唐诗作一宏观、整体把握的需要，像刘开扬《唐诗通论》（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罗宗强《唐诗小史》（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张步云《唐代诗歌》（安徽教育出版社1988）、许总《唐诗史》（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杨世明《唐诗史》（重庆出版社1996），都是新形势下的史学专著，给唐诗发展流程勾画出更翔实也更精细的脉络；陈伯海《唐诗学引论》（知识出版社1988）、郭扬《唐诗学引论》（广西人民出版社_）、余恕诚《唐诗风貌》（安徽大学出版社1997）则带有横向归纳的性质，就唐诗的质性、渊源、流变、体类、流派、法式及学术史诸问题进行概括，试图为新一代唐诗学的理论建构开辟途径。

唐代宫廷舞蹈论文范文 第5篇

一、少数民族舞蹈对于中国舞蹈发展的重要性

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形成的少数民族舞蹈，体现了各个地区和各个民族的特色。在中国早期，少数民族舞蹈就已经传入内地，也改变了中原王朝宫廷乐舞的具体形式，对于汉族文化来说，少数民族的舞蹈文化所产生的影响比较有普遍性。少数民族传统舞蹈文化针对自身所处的地位，对中原宫廷乐舞产生了很好的影响，同时还帮助了乐舞文化对中外的传播，也使民族的团结加强了不少，对于祖国的统一也起了促进的作用[1]。在中华舞蹈史中，少数民族舞蹈的历史地位不仅比较高，还比较重要。

在祖国的舞蹈艺术界中，少数民族舞蹈是比较特殊且非常重要的。少数民族舞蹈可以很好地传达新颖的时代信息，例如城市的良好发展、祖国的改革开放、人民生活的蒸蒸日上等，用热情、传神的舞蹈姿势在表演舞台上传达到每个人心中。少数民族舞蹈能够利用自己的艺术形象对人们进行鼓励，从而达到振奋人心的效果。

少数民族舞蹈的历史文化非常悠久，它将传统的民族文化一一传承下来，使它自身有着非常突出的民族气息和特色，其舞蹈语汇也具有十分明显的民族风格。例如北方的舞蹈传承了当地人的性格特点，比较刚健豪放，而南方舞蹈则是婀娜秀丽；在平原地区的舞蹈比较柔美细腻，而高山的舞蹈则是奇特潇洒，各个地区的民族舞蹈各有特色和光彩。

近几十年来，我国出现了一批少数民族舞蹈家，他们的舞蹈成就比较突出，不仅在舞蹈表演、理论研究方面作出了贡献，还在舞蹈创作方面作出了不少贡献。例如藏族的卓玛、白族的杨丽萍和维吾尔族的康巴尔汗等等，都是一些大家耳熟能详的民族舞蹈家。

二、少数民族舞蹈艺术理论发展情况

（一）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发展

中国少数民族舞蹈艺术理论的研究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还在萌芽的阶段，在这一时期，人们比较注重于对少数民族舞蹈素材的挖掘和整理，而忽视了中国少数民族舞蹈的创作表演和理论的分析。由于舞蹈是一种表演形式，只有进行演出才能够展示给世人，然后被人熟知直至被人了解、欣赏。所以对于少数民族舞蹈的整理编修工作是比较重要的，只要做好少数民族舞蹈的整理编修工作，才能够将这个舞蹈完整的流传出去[2]。部分人并不赞同对少数民族舞蹈的整理编修工作，还有部分人认为整理编修工作需要依靠专家才能进行。但我国的舞蹈专家仍然还处于成长期，无法完全胜任对少数民族舞蹈的整理编修工作，只有让比较熟悉各地群众喜好的文化干部来进行整理编修工作，才能完全做好对民族传统的传承，对群众艺术生活的丰富。

（二）改革开放后的发展

九十年代之后，对于少数民族舞蹈文化保护和传承的研究相比60年代，具有越来越高的水平。在改革开放后60年代到90年代，对少数民族民间文化研究的内容有对舞蹈创作的探索、对中国少数民族民间舞蹈现状的调查和对少数民族舞蹈赛事的研究等。少数民族民间舞蹈在2000年成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比较重要的项目，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当中重点的保护对象。同时民族学者、舞蹈艺术教育者、民俗学者等各种专家，都对少数民族民俗舞蹈文化进行了重点的研究。

三、少数民族舞蹈艺术理论的发展趋势

对于少数民族民间舞蹈传统文化的传承和保护已经是世界各国非常重视的项目。各国舞蹈家在近十几年开展了十几次相关“民族传统舞蹈的保护和传承”的国际会议。国内外对于舞台艺术舞蹈、地域民族表演舞蹈等理论的研究也越来越多[3]。各民族艺术舞蹈的发展和民族生活舞蹈的发展就是少数民族舞蹈的总体发展。仪式性舞蹈、自娱性舞蹈等生活类的舞蹈一般都是群众组织的舞蹈活动，这些生活性的舞蹈在现今也有了非常迅速的发展，随着社会生活的不断发展，其也会有突破性的不断发展。

我国旅游文化的不断发展促进了各个民族文化村和旅游景点的建立，而给各国游客展现具有自身民族风情和特色的舞蹈对于民族文化村和旅游景点来说是非常有必要的。所以保证民族舞蹈的民族风格和特色好舞蹈表演的水平和质量也是比较重要的，不仅要传播和宣传我国少数民族舞蹈艺术，还要展现最有代表性的民族舞蹈给广大群众观赏。

四、结语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少数民族舞蹈艺术理论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空间，旅游文化业的不断发展也促进了它的发展。我们需要对民族舞蹈文化进行透彻的分析，同时进行学习和研究，保证能够真正理解民族舞蹈文化的深远意义。必须对民族舞蹈的传承和发展加以重视，才能拓展中国少数民族舞蹈事业的发展前景。

参考文献：

[1]侯丽娟，杨春雪.刍议我国民间舞蹈文化的传承[J].音乐时空.2016（02）.

[2]李岩.中国民族民间舞蹈教学与民族传统文化教育思路探究[J].赤子（上中旬）.2015（23）.

[3]李韵葳.原生态文化导向下的区域性民族舞蹈研究[J].四川戏剧.2015（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