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主义精神是一种高尚的情怀,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是中华民族十分宝贵的精神财富。千百年来,为了生存和祖国的统一繁荣,中华民族中的无数仁人志士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这些历史都被文人以不同的文学体裁生动地记录了下来,久而久之,便形成了植根于中华民族灵魂深处的爱国主义传统。在几千年的中国古代文学发展中,爱国主义犹如一根红线贯穿其间,从先秦到近代,每个历史时期都涌现出了许多爱国作家,并留下了许多慷慨激昂的爱国主义文学作品。这些作品不仅是中华民族的精神食粮,也是我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
中国古代文学中许多作品的内容洋溢着爱国激情。远在先秦时代,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里,就出现了《载驰》、《无衣》等表现爱国主义思想的优秀诗篇。《载驰》突出地表现了许穆夫人深厚的爱国情感,《无衣》真实地表达了秦国人民团结一致共同抗击西戎入侵者的爱国精神。《离骚》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的重要代表作。该诗集中地表达了他无比炽热的爱国感情。诗人关心祖国的前途,为了改变祖国的昏暗政治,不顾个人的祸福荣辱,始终为祖国的富强而斗争。他明知自己留在楚国将会遭到更大的不幸,明知自己的国家危在旦夕,但仍始终舍不得离开,最后以身殉国,表现了对祖国的无限忠诚。《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记载了蔺相如面对强秦,置个人生死于不顾,以国家利益为上,凭借自己的勇气和智慧,最终赢得了国家的尊严;记述了蔺相如为了维护赵国内部的安定,对蓄意羞辱他的廉颇保持了极大的克制与忍让,终于感动了廉颇,实现了将相和好,团结对敌,其“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的高贵品质为后世所敬仰。《汉书·李广苏建传》记载了苏武出使匈奴被扣押十九年,经历种种诱惑和折磨,始终持节不屈,最后终于回到祖国,其爱国之情成为后人学习的楷模。
从东汉末年到南北朝,中国一直处于大分裂、大动荡之中,此期间出现了大量充满爱国激情的诗篇。如曹植的《白马篇》和阮籍的《咏怀》(三十九)就是两首有代表性的对爱国壮士的赞歌。前者传神地刻画了一个武艺高超、性情豪迈、为国杀敌、视死如归的游侠形象,洋溢着高昂的爱国激情。后者描写了一个“临难不顾生,身死魂飞扬。岂为全躯士,效命争战场”的壮士形象。两位壮士共同展现了为国赴难、义无反顾、视死如归、一往无前的豪迈气概和热烈的爱国情怀。与此类似,刘琨的《扶风歌》,鲍照的《代出自蓟北门行》等也表达了诗人至诚的爱国之情。
唐代出现了继屈原之后中国历史上又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杜甫,他写作了大量表现爱国思想的诗歌,称得上是爱国主义文学的又一座高峰。杜甫对祖国始终怀着一颗赤诚之心,他的喜怒哀乐往往与祖国命运的盛衰兴亡共起伏。国家兴盛时,他由衷歌颂,如《忆昔》;当国家危难时,他对着三春的花鸟会心痛得流泪,如《春望》;而一旦大乱初定,捷报忽传,他又会喜极而泣,如《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在这一喜一悲中,诗人表达了对祖国炽热的感情。此外在《三吏》、《三别》等诗中,诗人也表达了对祖国的命运,对人民的苦难的关注。爱国是杜诗中贯穿始终的主线。
两宋时期,宋朝国力衰弱,对外战争连年失败。为了反对侵略,维护祖国统一,大批爱国作家创作了大量优秀的爱国主义作品,陆游的诗与辛弃疾的词是其中最为杰出的代表。陆游生平诗作近万首,大多为爱国诗。如《金错刀行》、《夜读兵书》等诗表达了为国献身的豪情;年近七旬时作《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卧病在床还想着为国戍边,感人至深。他念念不忘洗雪国耻,不忘国家统一,临终时写下《示儿》一诗,嘱咐:“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这种盼望祖国重新统一的爱国激情是何等的执著、深沉,使后人无不为之感动。爱国词人辛弃疾和陆游一样,渴望北伐中原,收复失地,却一直不得志,于是他把自己的一腔爱国情怀都熔铸在词作里。歌咏抗金御敌,统一中原的爱国思想是辛词的中心主题。如《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表达了对沦陷山河的深情眷恋;《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寄托了他杀敌报国的壮志。南宋末年,民族英雄文天祥组织力量抗元,兵败被俘,誓死不屈,最终英勇就义,表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他的诗歌是他战斗生活的记录,爱国精神的自然流露。《扬子江》一诗写道:“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表现了对祖国的无限忠诚;《过零丁洋》更是一篇闪耀着爱国主义光辉的名作,其中“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为后代所广泛传诵。
明末清初,激烈的xxx激发了文人们的爱国热情,产生了许多可歌可泣的爱国主义诗歌新篇章。如陈子龙的《秋日杂感》,夏完淳的《大哀赋》、《六君咏》、《土室余论》等许多篇章表现了至死不屈的爱国主义精神。到了清初,不少明末遗臣通过诗文抒发了强烈而深沉的故国之恩。如顾炎武的《感事》、《京口即事》等,充满了深厚的民族感情和爱国思想,表现了建功立业、恢复故国的热烈希望。与顾炎武同时的黄宗羲,也创作了许多充满了深沉的故国之悲的作品,如《感怀》、《出北门沿惜字庵至范文清东篱》等。在清初的戏曲中爱国主义主题也有突出的表现。如孔尚任的《桃花扇》歌颂了史可法、李香君、柳敬亭等人的爱国民族气节。洪生的《长生殿》围绕李、杨的爱情悲剧,通过安史之乱的有关描写,寄托自己的民族兴亡之感和忘国之痛。
中国古代文学中的爱国主义传统发展到近代,达到了新的高峰。如魏源、龚自珍、黄遵宪、康有为、谭嗣同、秋瑾等人的爱国诗篇,多方面地深刻反映了我们的民族感情,开创了爱国主义诗歌的新时期。 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许多作品闪耀着爱国主义的思想光辉。在古代文学教学中,应该有意识地对文学作品中的爱国思想进行系统、深入的讲解与传授,培养学生的爱国精神。
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模式受到冲击
【摘要】宋代集会、结社之风盛行,是文学会社发展的成熟期,宋代文学在我国文学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历史地位。而宋代文学的辉煌及其所表现出来的独特风貌,是与当时的社会环境紧密相连的。本文初步的论述了宋代文学的文化地位、文化发展,以及文化文学繁荣的原因和研究的现状。
【关键词】宋代;文学;研究;意义
近年来,宋代文学也一直受到国际学术界的关注。他们以自身的学术背景来解析宋代文学,往往能
新人耳目。二十世纪的宋代文学研究,属于传统国学一个部门的分支,与文学研究的现代化进程息息相关,它的起步、发展和变化,无不受时代政治和社会文化思潮变迁的影响,大多数研究者都无法完全超越于他所生活的时代,其研究成果也都或多或少、或隐或显地打上了时代烙印。文学精神作为文学的灵魂是任何时代所不可缺少的。自宏观的角度看,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精神,一旦得以确立,就具有了各自不同的面貌。一个民族的文学固然有其承续性和同一性的方面,然而,彼此间的差异也是十分明显的,它体现了民族精神的演变。宋代文学精神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它的理性化,可以说理性化是宋代文化乃至宋代文学迥异于前代的基本特征。基于此,宋人对于文学的认识和把握就比前代任何时候都要来得深刻、全面,且更加贴近现实。文学的地位因此获得了提高。可以说,这种态度是文学自觉的表现。
宋代虽是儒学高涨的时期,但同时又是最早对儒家经典提出质疑的时期,这一点尤耐人寻味。朱熹指出:xxx旧儒不越注疏而已,至永叔(欧阳(修)、原父(刘敞)、孙明复(孙复)诸公,始自出议论。xxx有意思的是,当时的理学界也同样在提倡一种独立思考的精神,程颐说过:xxx学者先要会疑xxx,陆九渊说过:xxx为学患无疑,疑则有进xxx,xxx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xxx张载还说过:xxx万物皆有理,若不知穷理,如梦过一生。xxx这是明显的反蒙昧主义的态度。当然,这种怀疑态度还是很有限度的,儒家的基本理论并没有受到触动,但毕竟是一种怀疑。从宋代开始,独立的理性精神逐渐生长起来,迷信权威、盲从古人的习惯受到了质疑和鄙视,这是思想界走向近代的征兆,其对文学精神的影响是很深的。
宋代文学会发生、发展以至繁盛的事实,使我们有必要从社会文化学角度对其首先作一番审视。宋代文学之所以能获得全面、迅速的发展,其原因大概有四:
第一,交往是人生的基本需要,xxx以文会友xxx早已成为中国的文化传统。《论语阳货》所言诗歌xxx兴 、xxx观xxx、xxx群xxx、xxx怨xxx四大社会职能,xxx群xxx居其一。可见古人往往结成会社,通过定期或不定期的聚会,交流诗文,切磋技艺,比试才情,同时增进友谊。而词这种可以集诗、乐(有时还包括舞)为一体的综合表现样式,比一般诗文更适用于集体性文娱活动,因而也比一般诗文唱和有更强大的联络群体感情的效用。
第二,赵_x的积弱使之在与周边民族国家的较量中一直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并最终导致国家的覆亡,身处乱世的文士,出于愤怒与抗争、逃避和慰藉,往往联成会社,借吟诗作赋抒解郁结。另外,建炎南渡后,流寓南方的北方文士,出于生计和仕途的考虑,也可能借助会社寻求支持;而在元初,科举制度被废除,士失其业,文士更往往利用诗社的活动,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既以缅怀故朝、彼此慰藉,又可切磋诗艺、消磨时光。
第三,宋代大开科举取士之门,赋诗作文成为广大士子博取功名利禄的重要手段,为了应付考试,不少士子相互结纳,揣测上意,研习诗路文理,为进身锻烧敲门之砖。清朝乾隆年间的黄迥谷对此种会社,深不以为然,其《锡金识小录》卷四云:xxx诗文社会,可以见前辈流风余韵,而邑中人文中盛,亦因是可以考见,然必其人及著作果有可传,斯足志焉。若近日士子时文之会,累累不绝,然人无可称,文亦不足道,虽多登甲科,膺膝任,亦奚足齿及乎?xxx
第四,宋代以文立国,一方面使文化和文人的地位空前提高,促进了思想文化的繁荣,但另一方面,从某种程度上讲,思想文化的繁荣及其多元选择的必然性,也是推助宋代文人会社兴盛的波澜。当这种自觉、自主意识反映到文学创作领域时,它就成为文学会社兴起的动力。有人甚至认为宋代是文人觉醒的时期,他们认识到了做诗是文人的生命,诗社是文人的组织,而诗集的流传与存在正是文人的存在与价值形式,这是一种文人对自我的体认和觉醒。可以说是文人在诗社里找回了自我。
宋代文学发展到这个时候,文学与时代、文学与士人的关系才真正得到了有效的调整,建国半个多世纪以来的那种无序的、不协调的文学状况才得到改变,宋代文学至此才有了自己的灵魂。诗文运动的意义就在于此。在这一基础上才会有后来文学高潮的到来,而所谓文学高潮,也不过是这一精神的充分展开罢了。由此可见。新的经济力量和文化力量的崛起是促发文学转型的根本动力,宋唐并论而又别开局面的关键之所在,也成为推动宋以后文学发展的重要因素。
综上所述,理性主义既是宋人的价值形态,也是他们的审美态度,由唐进入宋代,理性精神的出现是中国古代文化心理演化的必然。明辨这一点,对于把握宋代文学有重要意义。
每个民族都有本民族的语言,也会有用这种语言撰写的诗歌。从一定意义上说,诗歌将本民族的语言之美发挥到极致。古代汉语以单音节词居多,一字一音,字音中包括声母、韵母、声调三个组成部分。围绕这一特性,中国古典诗词有很多篇幅相对短小的抒情诗,语言极为精练传神。例如,五言绝句仅二十个字,词中还有字数更少的《十六字令》,七言律诗也不过五十六个字。古典诗词以抒写内心情思为基本维度,以塑造鲜明意境为主要旨归,普遍讲求用韵、对仗、平仄的规则。这充分彰显了汉语自身的意蕴之美和声韵之美,达到了“笔落惊风雨”、“篇终接混茫”的高超艺术境界。汉语的民族特色使中国古典诗词在世界文学之林中具有独特的地位。例如,西方诗歌就无法做到中国古典诗词中所具备的精工对仗。汉字的稳定形体,更是让古典诗词具有了跨越时空的效果。唐诗中的许多名篇,今天的中小学生都可以背诵,并依然能体会到其中的情感和意味,并不存在巨大的文字障碍。
随着汉字、历史典籍和中华文化的传播,古代东亚形成了汉文化圈,古典诗词在整个汉文化圈内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古代日本、朝鲜和越南的许多文士都酷爱诗词,并且进行创作,这些作品现在被统称为域外汉诗。例如,唐代诗人张志和曾撰有《渔歌子·西塞山前白鹭飞》一词,很快就传入日本,为当时日本称赞不已,和亲王大臣们一起加以追和,据说这是日本填词的开端。白居易对古代日本民众影响很大,白诗的浅近易懂和清丽忧伤非常符合他们的审美趣味,日本的长篇小说《源氏物语》就受到了白居易《长恨歌》的巨大影响。在古代朝鲜官方正史《高丽史》的《乐志》中,收录了多首柳永的词,足见当时柳永词作的广泛传播。凡此种种,都充分说明了古典诗歌的非凡成就与重大价值,值得我们骄傲自豪。事实上,“五四”以后的新诗也无法彻底割断与传统诗词的关联,诸多名篇如朱湘的《采莲曲》、徐志摩的《再别康桥》、戴望舒的《雨巷》,都是极好的例证。
古代文学的人文性特点,使这门学科在对学生进行亲情教育方面有着独特的优势。中华民族有着重视亲情伦理的传统,在很多古代诗文作品中有着明显的呈现。表现父母子女之情的,如《诗经·寥羲》深切感念父母养育之恩,表达不能回报和终养父母的愧疚之情。孟郊的《游子吟》颂扬了崇高的母爱,诗中以缝衣的细节表达了慈母对游子的深爱之情。全诗于淳朴素淡中表现了亲情的浓厚真淳,感染了无数儿女。骨肉之间的生离死别,更能激发亲情,如蔡琰的《悲愤诗》对与子永诀之时的痛苦万分的心情的描写,字字血泪,句句悲痛,动情至极,感人至深。表现亲子之情的,如左思的《娇女诗》,细致具体地描绘了两个小女儿的种种娇痴天真的情态,令人陶醉于天伦亲情之中。杜甫《北征》:“床前两小女,补绽才过膝。……移时施朱铅,狼藉画眉阔。”描绘了小儿女的天真烂漫,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女儿的慈爱之情。表现手足之情的,如王维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表达了对家乡亲人的思念之情;杜甫的《月夜忆舍弟》表达了对因战乱而离散的兄弟的思念之情;苏轼苏辙兄弟二人感情深厚,苏轼的《狱中寄子山》乃兄弟间“情至之言”。通过教学这些表现亲情的作品,可以使学生体会到亲情的珍贵,使其更加珍视亲情。
中华民族创造伟大历史的过程,同时也是跨越困境、不断前行的过程。要想认识中华民族坚实厚重的历史,了解她的崇高与苦难,完全可以从了解古代文学特别是诗词入手。诗歌是诗人对所处时代的描写和反映,堪称生动形象而又具体真实的历史记录。一部《诗经》就是当时生活百科全书式的记录。例如,其中的《豳风·七月》有对先民们四季繁忙劳作的生动叙述;《秦风·无衣》则体现出了士兵在战场上的同仇敌忾。若想了解盛唐的富庶繁华,最直观的记载莫过于杜甫的诗句:“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柳永写下《望海潮·东南形胜》这样的名篇,见证了北宋的都市繁华。究其根本,诗歌的产生总有它的社会根源和文化背景,不少诗作词作还有具体可考的“本事”。中国诗史历来以中华历史作为它的基石,文史相通,密不可分。诗词所提供的历史信息有其自身的优越性。它包含着一种审美认识,使学习知识与审美活动融合统一,因而趣味性强,易为普通民众接受。它又是当时人们心灵情感的自然流露,在历史细节上更富于真实性,更易于引起人们的共鸣和思考。
中华民族依托优秀传统文化,逐渐形成了积极进取、友爱和谐而又坚韧不拔、威武不屈的民族性格。《周易》中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和“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正是对这种民族性格的绝佳诠释。诗歌是情感与思想的双重结晶,是文化思潮的自然产物。古典诗词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神具象化、个性化的显现方式。中华文明以儒家思想为其骨干,又容纳吸收了道家、法家和佛家等各个思想流派,形成了完整统一的有机体。这些在古典诗词中都有鲜明体现。
诗人杜甫、李白、王维分别被称作诗圣、诗仙、诗佛,正好大致对应了儒、道、释这三个思想流派。杜甫的远祖杜预曾为《左传》作注,在经学上极有成就,他的祖父杜审言则是初唐“文章四友”之一。儒学和诗歌是杜甫的家族传统,他用自己的毕生践行使二者达到完美融合的境地,以至于宋人有“老杜似孟子”的说法。“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杜诗中体现的正是儒家那种关爱苍生、兼济天下的胸怀。李白屡屡以《庄子》中的鲲鹏自比,他狂放不羁、要求冲破一切外在束缚的自由精神主要来自道家。王维诗中则充满了寂静出世的禅趣。对于今天的社会大众而言,学习古典诗词是了解中华文化精神的快捷有效且易于实行的方式。在阅读当中,我们能够体认到祖先数千年来始终坚守的精神血脉和心灵家园,而这正是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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