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近代考古始于1928年章丘城子崖遗址的发现，如今经过七十余年的辛勤工作，山东地区的考古学文化谱系已经基本建立，为深化这一区域的考古学研究创造了条件。伴随着山东地区考古发掘工作的开展，该地区的农业考古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山东地区的农业考古研究起步很早，但系统的研究则始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八十年代初，吴诗池概述了山东新石器时代农业考古发展情况(2)，随后又系统地分析了海岱文化区的史前农业状况(3)。随着考古发掘资料的不断增多，吴诗池先生在九十年代初，对山东地区出土的农业生产工具资料进行了综合分析(4)。九十年代以后，关于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研究，在整体分析的基础上，出现了一些区域性的系统研究，如石敬东利用出土文物资料研究了枣庄地区的史前农业(5)；房道国概述了济南地区古代农业考古发展情况(6)。同时，这一时期的单个文化的农业生产工具的研究得到了发展，有学者在系统梳理海岱龙山文化生产工具资料的基础上，对海岱地区龙山文化的生产工具进行了类型学的考察，并进而对区域间的生产方式的差异进行了解释(7)。另外，还有学者综合研究了岳石文化的农具，认为岳石文化的农具较之龙山文化农具有了很大的进步，而不是像一些学者所认为的衰退(8)。至于其他的一些研究则散见于各类有关经济、环境等研究的文章中(9)。进入二十一世纪，山东地区的史前农业考古研究的文章鲜见于各类刊物之上，综合系统的研究略有述及(10)，而区域性的个案研究成果则未见发表。
从以上山东地区史前农业研究的发展状况可以看出，以往的研究多限于综合整体叙述分析，而缺乏深入的个案研究，尤其是生产工具的个案研究。区域性的农业研究虽有所涉及，但是研究的领域还有待扩展。总之，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研究基础比较薄弱，方法还急需改善，因此，其研究的紧迫性较之其他领域更为突出。
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虽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存在的几个现实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这一研究领域的发展。这些问题既有资料方面的原因，也有研究方法方面的原因。
资料方面，目前山东地区史前考古发掘资料中，多数侧重于陶器的统计分析，对石器基本上是粗线条的描述，尤其是在考古调查资料中，鲜有对石器的全面系统描述（指文字、线图、尺寸描述齐全者）。资料的不足在发掘器物的数量上体现的十分明显，例如山东龙山文化发表的资料中陶器数以万计，而石器仅有几千件，这种数量上的巨大差距说明了学者们以往对石器的重视程度不够。当然，这可能是时代的原因造成的，因为过去学者们偏重于对文化分期的研究以及文化谱系的建立，而在这方面陶器比石器更具优越性。另外，山东地区史前考古资料还缺少植物、动物鉴定的资料，虽然发表的考古发掘报告和简报中有些这方面的资料，但是这些资料多是零散的、少量的，不利于综合系统的研究。
研究方法方面，山东史前农业考古研究过去多从生产工具入手来研究农业的发展状况。这种方法上的单一化，不利于揭示农业生产发展的本质。在一些具体的研究上则存在以下几个主要问题：偏重整体叙述分析，缺乏个案深入研究；侧重农业发展史的研究，缺乏农业发展动因的合理解释；农业起源研究略显不足。
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研究存在上述问题，资料丰富程度不足是一个原因，而要深入研究这些问题，研究方法的改善才是关键。农业考古研究是一项综合的系统研究，多种方法的整体运用是必然趋势。史前农业考古研究没有文献资料可供参考，只能采用考古学资料进行分析。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新考古学的理论不断传入，为综合系统分析提供了有利条件。如今，考古学研究领域中正呈现_理论多元化、方法系统化、技术国际化_的趋势，农业考古研究亦是如此。国外一些先进的技术方法，大大地提高了资料获取程度，同时也相应地扩展了研究的领域。农业考古学应该以此为契机，丰富自己的研究理论，改进技术方法。这其中民族学、经济学、数学统计分析的方法尤为重要、民族学中有关原始民族以及现代晚进民族的资料是进行史前农业考古学研究的_活化石_，这些资料可以为史前农业研究提供参考；经济学中有关社会经济发展研究的原理，对史前农业发展进程的分析具有借鉴意义；数学中统计方法对史前农业进行量化研究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正如上文所讲，过去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学研究注重整体叙述分析，缺乏个案深入研究，而个案深入研究中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式就是量化研究。整体叙述分析可以从整体上把握史前农业的发展进程，但要想深入了解各个时期的农业状况则必须采取量化分析的方式，因为量化分析能够更清楚地了解各种因素的比例关系，发现隐藏于实物资料背后的深层次动因。例如，我们过去将目光过多地集中于生产工具的发展变化上，从生产工具的变化角度寻找社会变化发展的原因，但是近年来的研究成果表明春秋以前金属生产工具在农业生产中并未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农具不是农业生产的唯一_指示器_(11)。如果从量化的角度来分析，就可以更清楚的看到这一点。农业考古研究不仅要复原古代农业发展史，还要对此进行解释。既然农具不是农业生产的唯一_指示器_，那么就应该找到另外的_指示器_。从山东地区史前遗址的发现情况能够大致看出这方面的因素。山东地区史前文化谱系比较清楚，从早到晚依次为后李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和岳石文化，目前已发现的遗址数量中，后李文化为10余处，北辛文化100余处，大汶口文化500余处，龙山文化1300余处，岳石文化近300处。后李文化和北辛文化中打制石器还占一定比例，而到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时期磨制石器已占绝大多数。在农业生产工具没有质的变化的情况下，社会如何支持大量增加的人口就值得深入分析了。山东龙山文化时期遗址达1300余处，表明此时人口已大量增加，要解释这一现象还需联系当时的社会发展情况。龙山文化时期社会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城址大量增加、文字出现、等级分化加剧，这一切又不同于西方的文明模式，只能从中国的历史实际进行分析。从综合大型工程，如城址、祭坛的建筑可以获知社会组织管理职能的加强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种管理职能也会反映在农业生产的分工协作上，从而提高了生产效率，扩大了农业生产。另外，农作物栽培技术的改善也会相应的增加产量，促进农业发展。因此可以说农业的发展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而非单一变量的原因。可见，只有在量化研究的基础上，才能全面而深刻地揭示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因。
总之，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研究无论是从整体叙述上还是从个案分析上，都要求我们必须采取多种方法并转换传统的研究视角，从中国历史发展的实际出发，在多种因素综合量化分析的基础上，揭示中国农业发展的规律，阐释中国文明的本质动因。 三
在资料不断丰富的条件下，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学研究有望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突破。首先是农业生产工具的研究，在定量分析的基础上，能够了解个别区域乃至整个山东地区生产工具的特点和具体的生产方式，不同地区、不同地域的生产工具是不同的，这与土质以及环境有直接的关系，而只有深化个案研究，才能了解地区间的差异。其次是农业起源的研究，多种理论与方法的综合分析，是其取得突破的保证。农业是如何起源的问题历来为学术界所关注，山东地区地理环境较为封闭，其区域的系统研究必将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这里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等的理论与方法在分析过程中的综合应用，有助于问题的解决。最后是农业与文明的关系研究，在其他研究不断深化的前题下，能够取得长足的进展。农业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保证，但农业的发展不一定就能导致文明的产生。这里任何单一的因素都无法解释文明的产生。因此，综合分析山东地区史前农业发展过程并结合相关领域的研究可以为文明的产生与发展提供合理的解释。
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研究的问题还相当多，这些问题的解决还有赖于农业考古学理论、方法、技术的改进。国外的一些研究理论、方法、技术是在总结西方实践的基础上提出的，对于中国的考古学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是还需中国实践的检验。因此，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学研究在应用这些方法进行研究的时候，对总结中国自己的农业考古学研究理论与方法具有重要意义。
注释：
（1）陈文华：《简论农业考古》，《农业考古》1984年第2期。
（2）吴诗池：《山东新石器时代农业考古概述》，《农业考古》1985年第1期。
（3）吴诗池：《海岱文化区的史前农业》，《农业考古》1985年第1期。
（4）吴诗池：《综述山东出土的农业生产工具》，《农业考古》1990年第1期。
（5）石敬东：《从出土文物看枣庄地区的史前农业》，《农业考古》2000年第3期。
（6）房道国：《济南地区古代农业考古概述》，《农业考古》1996年第1期。
（7）陈淑卿：《海岱地区龙山文化生产工具的类型学考察》，《辽海文物刊》1997年第2期。
（8）任相宏：《岳石文化的农具》，《考古》1995年第10期。
（9）这类文章很多，主要有：
何德亮：《论山东地区新石器时代的养猪业》，《农业考古》1986年第1期。
刘俊勇：《试论东夷史前经济》，《中原文物》1994年第4期。
何德亮：《山东史前时期自然环境的考古学观察》，《华夏考古》1996年第3期。
（10）佟佩华：《海岱地区原始农业初探》，《庆祝山东大学考古系成立三十周年论文集》（待刊）。
何德亮：《试论山东地区的原始农业》，《庆祝山东大学考古系成立三十周年论文集》（待刊）。
（11）白云翔：《我国青铜时代农业生产工具的考古发现及其考察》，《农业考古》2002年第3期。
（12）有关山东地区史前植物硅酸体及其相关研究的论文主要有：
_林、吴加安：《尉迟寺遗址硅酸体分析-兼论尉迟寺遗址史前农业经济特点》，《考古》1998年第4期。
靳桂云：《山东临淄田旺龙山文化遗址植物硅酸体分析》，《考古》1999年第2期。
孔昭宸等：《山东滕州市庄里西遗址植物遗存及其在环境考古学上的意义》，《考古》1999年第7期。
关键词：媒介融合；传媒产业；发展变革
一、研究背景
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多元化传媒产业的发展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很多世界级企业纷纷完善自己的业务体系，进一步向传媒产业发展。在世界经济高速发展的现代，我国要抓住新的历史机遇，大力发展先进技术，建立自己的传媒系统，促进传媒产业的快速健康发展，因而我国的互联网技术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网络媒介为网络传媒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也在网络技术的支持下，促进了网络媒介自身的发展。各种新兴传媒以及网络媒介进入了大众的视野，伴随着用户的增多市场份额不断扩大。随着新媒体的发展以及壮大，对传统媒体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的挑战，而且新兴媒体的市场份额不断扩大。推动了传统媒体的创新发展，通过媒介融合发展的方式提升自己的市场占有率，这也成为新时期我国传媒产业发展的重要方式。网络媒体在发展壮大的同时，也为传统产业的发展带来启示。对于传统的电视、报刊、杂志等传媒利用成熟的网络技术提升自己的业务水平，扩大市场的同时，丰富了传媒产业的发展形式，推动了我国媒介融合的发展。电视传媒的发展逐渐与网络媒体的发展相结合，建立起自己的视频终端传输播放设备标准，利用网络、手机等扩大自己的市场规模。传统报纸行业的发展也在向网络传媒靠拢，利用互联网技术以及手机等移动终端设备，丰富自己的业务范围，将电子新闻更加迅速的传输到更多的人手里。与此同时，很多杂志期刊也将传媒产业的发展触角延伸到网络媒体，不断发展电子期刊产业，促进了我国传媒产业媒介融合的发展，加强了互联网技术与现代传媒产业的结合，对我国传媒产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本文的研究是基于新媒体发展背景下的媒介融合，对我国传媒产业的发展变革进行研究。我国传媒产业的发展，受到经济发展的影响，各种传媒形式以及产品交错复杂，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我国网络媒体技术的发展和成熟，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我国传媒产业发展的盲目性。因而，我们对中国传媒产业的发展变革进行研究，分析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传媒产业发展的特征，对新媒体发展背景下的传媒产业发展的模式进行分析研究，结合实际对传媒产业的发展创新进行分析，希望对我国传媒产业的发展以及变革起到积极促进作用。
充分考虑到我国传媒产业当前发展的困境以及问题，在媒介融合发展的大背景下，我们结合信息对现代人们生活的重要性，对社会发展环境以及发展机遇进行分析，明确现代传媒产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合理的建议。希望通过本文的研究，对现代传媒产业的发展起到积极的引导促进作用，提出合理的产业发展策略，使其在发展过程中更加符合中国传媒产业的发展需求以及实际标准，从而实现自身经济价值的同时，创造更多的社会价值。
二、研究内容、思路及方法
信息对现代而言比金钱更为重要，随着现代人的生活节奏不断加快，信息的快速传递成为很多人的追求和选择。因此在网络技术迅速发展的背景下，以网络传媒为代表的新媒体获得迅速发展，占据的市场份额不断加大。各种网络媒介以及传媒产业不断发展，尤其是在媒介融合发展的背景下，对中国传媒产业的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而中国的传媒产业的发展也需要进一步做出调整，以与市场更加吻合的发展模式，提升传媒产业集团的企业实力。
本文基于中国传媒产业的发展现状，对传媒产业的发展背景以及目的、意义进行论述分析，明确了研究思路以及研究方法；在第二部分对传媒产业发展中的相关概念以及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分析研究，同时结对新时期媒介融合发展的相关理论进行分析论述；在第三部分针对新时期的传媒产业的发展特征进行分析，首先明确了我国媒介融合背景下的发展历史以及现状，然后对新媒体背景下的垄断与竞争进行分析。针对传媒产业发展的价值链体系进行研究，结合传媒产业的发展机制与媒介融合之间的发展关系进行研究；在第四部分，对新媒体发展背景下的传媒产业发展模式以及策略进行研究，首先分析了新时期传媒组织内部的发展变化，然后对传媒产业的联动发展模式进行分析，同时对传媒产业的媒介融合策略进行研究；在第五部分，对我国传媒产业的发展创新进行分析，首先，对技术创新与传媒产业发展的关系进行研究，然后分别以创新管理运营模式以及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本文在进行研究的同时，紧密结合当前传媒产业发展的背景以及变化。基于我国传媒产业发展的实际情况，对媒介融合背景下的传媒产业的发展进行分析，进一步寻找适合我国传媒产业发展实际的发展模式，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合理的建议，促进我国传媒产业的发展以及变革。以这个研究思路为主线对我国传媒产业的发展以及变革进行研究， 本文通过文献查找法、总结归纳法以及比较研究发展对我国新时期传媒产业的发展进行研究，提出合理的建议，促进新时期我国媒介融合背景下的传媒产业的发展。
三、文献综述
（1）媒介融合概念
随着新兴传媒技术的发展，为我国传媒产业带来新的改革，在新媒体不断发展的新时期，媒介融合无疑是这一时期最为重要而显著的特点。随着媒介融合的发展，现代传媒产业的发展涉及到很多方面，而且媒介融合的相关概念也涉及到很多的层面，其中不仅包括传统的媒体产业，也包括新兴的网络媒体、技术以及相关业务等。对于新兴传媒产业的发展而言，具有巨大的市场发展空间，同时对于他的研究意义也在不断深入和完善。对于媒介融合的定义，就是利用数字技术以及网络技术，以信息为核心，以快速便捷的信息传递为目标的业务拓展，将客户的需求作为产业发展向导，将现代的网络媒体、信息内容以及客户终端三方面有机的联系起来，从而促进现代传媒产业的顺利变革。根据媒介融合定义中的三个核心要素，可将媒介融合分为三种，即媒介内容的融合、传播渠道的融合、媒介终端的融合。其中，内容融合是媒介融合实现的资源基础，网络融合是实现媒介融合的前提条件，终端融合则是媒介融合最终得以实现的载体，是内容融合、网络融合的集成端口。
（2）核心能力的概念
对于任何行业而言，核心竞争力都是一个企业持续发展的根本动力，而核心能力则是一个企业生存发展的主要能力。核心能力的主要作用，就是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通过核心能力突出企业自身的优势地位，进而提高自身的生存发展能力。因而这种核心能力是企业的对手很难达到或者拥有的。对于核心能力而言，主要通过各种技术以及对应组织之间的协调配合实现，通过这种协调的配合和发展，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促进企业实现长期发展以及赢得更多的经济效益。对于自身而言，核心能力是一个企业所具有的自身属性，因而具有独特性、价值性以及不可替代性等直接而明显的特点。
（3）核心业务概念
核心业务是一个企业在市场经济中为自己赢得利润的主要业务，因而企业的核心业务能够与企业的多元化经营产生相互联系，并且通过发展自身的核心业务，完善自己的多元化业务，提升企业在多元化经济发展中的竞争优势，企业的核心业务是企业最具有优势以及代表性的业务，体现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同时核心业务也是基于媒体融合背景的传媒产业所必须拥有的。
四、新媒体背景下的传媒产业发展特征
在我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传媒产业的发展一直发挥着重要的政治作用，传媒产业自身的事业属性比市场化经济中的产业属性更为突出。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发展，传媒产业逐渐顺应市场化发展的趋势，本身的产业属性逐渐得到加强。新媒体背景下的垄断与竞争对于我国的传媒产业而言存在较为严重的地域差异，现有的传媒发展体制一直是四级办媒体体制，因而我国的媒体数量较多，缺乏统一的管理机制，并且存在较多的小媒体。在很多省份省级媒体都具有不可比拟的绝对性垄断地位。媒介融合下价值链的构建对于传媒产业来说，在媒介融合新的背景条件下，要想构建新的价值链，就必须注重受众，这也是传媒产业价值链的核心。媒体融合规制落后于媒介融合发展，媒介的发展是与科技发展同步的，因此，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也导致了新兴媒介的快速增长。对于传媒产业来说，要想实现媒介融合，就必须制定完善的媒体融合规制，这也是促使传媒产业快速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五、新媒体背景下的传媒产业发展模式及策略
新时期传媒组织内部的发展变化，传媒企业同其他任何的产业一样，由一个个相对独立的企业构成，微观的企业构成了宏观的产业。上述中所提及的传媒产业的媒介之间融合策略及模式，在实质上，只是针对于单独的传媒集团或传媒企业来说。传媒产业与其他产业的联动发展模式，根据上文可知，传媒产业要采取媒介融合的发展策略必然会导致更好的行业融入到传媒产业当中。基于新媒体下的传媒产业媒介融合策略。随着社会竞争的愈发激烈，媒体之间的融合也是大势所趋，究其表现形式来说，主要有两种：
一是通过传统媒体企业与现代媒体企业的并购融合实现企业之间的重组，优化企业内部结构，打造出新的适合现代社会的媒体团队。
二是通过融合传统媒体与现代媒体之间的关键技术，使得两种媒体互相取长补短，让传统媒体在新时代迸发出新的活力。
六、 我国传媒产业的发展创新
技术创新是媒体创新的核心，在客观上，集团的跨媒体运营、媒体融合，需要对各类信息进行统一采集，放在同一平台上，采取多种介质、多格式生成的方式，以此实现一次性采集、多次生成、销售。媒体融合迫切需要储备、培养、打造一支精英团队，来指挥和完成多媒体的采编管理工作。推进体制改革促进媒介融合发展。从20世纪末开始，媒体融合成为世界媒体产业发展的趋势，由于在同一市场拥有多种媒体可以覆盖更多的受众，越来越多的大型媒体集团要求本国政府开放媒体所有权的呼声越来越高，各国似乎都在经历一场媒体体制上的变革。
七、总结及展望
当前，媒介融合已经成为了我国传媒产业主要的发展和变革手段。在崭新的传媒环境中，媒介融合意味着新一轮的发展机遇，与此同时，这也是对我国传媒企业的一个不小的挑战。虽然我国当前已经开始不断重视媒介融合对于我国传媒产业的重要性，并积极的开展和深化相关内容的研究。但是目前大多数对于我国传媒产业的研究只停留在对表面现象的描述，或者是对于一些理论设想的整合。 虽然我国当前已经开始不断重视媒介融合对于我国传媒产业的重要性，并积极的开展和深化相关内容的研究。但是目前大多数对于我国传媒产业的研究只停留在对表面现象的描述，或者是对于一些理论设想的整合。所以，如果仅仅是对于传媒产业表面层次的研究，就必定会造成该领域的研究流于简单化，从而无法实现媒介融合策略的有效实施。因此，对于我国传媒产业发展变革的研究，必须要创新研究的方法和思路。可以通过借助其他的社会科学理论来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和深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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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传统文化向近代转变的艰难历程中，特别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交流与撞击中，中国文化既显示了其优秀的品质和丰富的内涵，同时也暴露了其种种缺陷与弊端。虽然经过现代化进程中的一系列巨大的历史变迁，中国传统文化体系已经瓦解，新的文化体系已初具规模，但是，由于种种历史原因，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与传统价值观的冲突并没有得到完善的解决。这一方面表现在对传统文化中积极健康、充满活力的因素继承发扬得很不够，另一方面表现在对其中消极陈腐、不利于现代化的东西批判得还不彻底，这些都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产生着消极影响。
(一)“尊官贵长”的传统对现代民主精神的负面影响
中国长期处于封建社会，封建意识对人们影响极深，封建专制思想严重压抑和束缚个性发展。由家长制带来的尊官贵长观念阻碍了民主意识、民主风气的形成，是束缚现代人走向民主生活方式的巨大障碍，也是封建专制主义权威传统的表现之一。比如商鞍“贵长而尊官”、韩非“以吏为师”等都是这种权威性的反映，它积淀在传统价值观中，便是普遍的“尊官敬长”或“长官意志”。谁一旦当了官或做了什么长，便在社会上受到尊敬，而不问其政绩如何。在这种观念的束缚下，往往把“民主”当作“长官”的恩赐，自已不敢争取。这种观念与社会主义民主精神相对立。至今在一些地方和单位，个别乡村干部的长官意志和霸道作风严重地影响着干群关系，甚至党和政府的形象。因此，需要对传统文化予以民主化、法治化的改造。
(二)人治传统对现代法制精神的负面影响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深厚的人治传统，《中庸》中的“人存政举，人亡政息”便是比较典型的人治观念。这种观念认为，政治好坏完全取决于为政之人本身品格和道德的好坏，因此不论为政者还是平民百姓，都把希望寄托在圣君贤相、清官廉吏的身上，很少从制度上、法制上考虑为政的根据与方法。这种不重法制而重人治的传统一直延续到近现代，形成一种牢固的价值观念，现实生活中屡见不鲜的有法不依，有禁不止，执法不严，甚至以情代法的现象都是传统人治观念的反映。显然，如果不改变这种传统价值观念，即使有种种立法，建立起法制制度，也难以真正实行。
(三)重农抑商对现代商品经济的负面影响
重农抑商作为一种经济思想和经济政策，在漫长的农业社会演进过程中，与儒家“重义轻利”的思想相结合，具有了普遍的道德意义，“为仁不富，为富不仁”，“工商众则国贫”等思想主张影响深远。而现代社会是以工业文明为特征的商品经济，促使传统的维系人际关系的价值系统失去了效用。在以商品经济和市场发展为特征的工业化社会中，求利与竞争是促进社会，特别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源动力，也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因此“重农抑商”的传统价值观势必成为发展商品经济和现代化的障碍，必须从中国人的思想深处放弃。全、社会的法律政策与法律保障安全。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需要更加清晰的认识到，如果想要在新时期的背景下更加顺利的达到实现国梦的任务要求，亟待解决的另外一项问题即为调整传统文化资源内部的落后与不足之处。在日后的工作势必还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难题与困扰，但是需要坚信的一点是，国梦的实现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工作还有非常大的上升空间，我们应当结合当前的社会发展现状来对传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和表现形式展开更进一步的梳理和调整，积极的贯彻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价值观以及方法论，将优秀的文化引进来、将落后的文化剔除出去，从真正意义上去实现古为今用，让我国经过了数千年历史沉淀后的优秀传统文化可以为国梦的实现提供更多的力量源泉。除此之外，我们还要更进一步的将传统文化与当代社会和现代教育理念紧密的融合到一起，要确保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能够完全的符合现代文明的发展趋势，在此基础之上去不断的推陈出新，让我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可以保留更加鲜明的民族特色与浓郁的时代精神。最后，我们需要去更加的重视优秀传统文化所面临的资源流失困境，应当采用更加通俗易懂且新鲜有趣的方式来诠释和传播传统文化，让这些富有内涵且发人深省的优秀文化能够在国人的心不断的生根发芽，继而去将传统文化与国家的政策制度、舆论引导、教育体系、民间传承以及产业开发等领域融洽的关联到一起。
总而言之，我们要在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汲取充足的养分，从而为国梦的顺利实现输送源源不绝的强大力量。
论文摘要：在全球化日益深入的今天，提倡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增强我国公民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提高他们对传统文化的鉴赏能力和文化素质，是当前的一项迫切任务。学界对其进行了广泛探讨，取得了一定成果。本文拟对我国的传统文化资源对公民道德建设的价值、提高公民的道德水平的方式方法、传承文化的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可能的应对策略等作一简要梳理，以促进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
中国的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集儒、道、墨、法、释等文化精华为一体，蕴含着丰富的宝藏。从儒家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治国之道到道家“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之道，从墨家的“兼相爱，交相利”人与人的相处之道到法家“以法治国”以及释家的“大慈大悲”对人性的关怀，无不闪耀着智慧的光芒，体现着中华民族的至诚的精神与信念。这种文化在历史上曾推动中国社会的繁荣发展，对整个世界文化发展也有过重大的影响。这些优秀的文化历经几千年的风风雨雨，形成了自成一格的文化传统，至今仍影响着我们的生产和生活，是我们进行公民道德教育有源头活水。
近年来，对中国的传统文化的研究硕果累累，公民道德教育方面的研究成果也蔚为壮观，然而关于中国的传统文化资源与公民道德教育之间的关系、传统文化对公民道德教育的作用、公民道德教育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的分析研究都不多，而且这些为数不多的研究，也只是泛泛而谈，有待进一步深入。
很多学者都认同以下观点，即“伦理道德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也是中国文化对人类文明最突出的贡献之一。”伦理道德是对社会生活秩序和个体生命秩序的深层设计，是公民道德教育中不可或缺的文化元素。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都著书立说，呼吁重新审视传统伦理道德文化。传统伦理道德文化内容丰富，东南大学的樊和平教授把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归纳为仁爱孝悌、谦和好礼、诚信知报、精忠爱国，克己奉公、修己慎独、见利思义、勤俭廉正、笃实宽厚和勇毅力行等十大美德，认为它是形成崇高的民族精神，建立具有丰富内涵的民族道德人格的重要保证。中国人民大学的吴潜涛教授把中国的优秀文化传统归纳为爱国主义、团结统一、爱好和平、自强不息、人际和谐、追求崇高、以德治国、艰苦奋斗等传统，主张大力继承和发扬。[2]
很多学者都主张在国际竞争日趋激烈、民族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同时存在的新形势下，坚持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深入发掘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道德传统，对于我们加强社会主义公民道德建设、增强民族凝聚力和竞争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历史意义。[3]
传统道德教育以人性论为逻辑出发点和教育前提，是古代先哲对道德教育规律的探索，富有深刻的道德理性内涵，从发展的角度看，这正是传统道德教育与公民道德教育一脉相承的原因与关键所在。
比如孔子提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恪”[4]的思想，在于强调道德教育对理想人格形成的重要作用。另外孔子讲性相近，习相远；孟子讲人性本善、人皆可以为尧舜；荀子虽讲人性本恶，但强调“善者伪也”，认为人的善行和善良品德是可以后天习得的。从表面上看，孔子、孟子、荀子对人性的看法存在着差异，但实质上在对待人性与人的善良品德关系问题上殊途同归，都十分强调道德教育的重要作用，认为人性是可以教化、可以塑造的。
关于如何对个体人进行人格培养问题，也能从传统文化中吸取养份。有学者认为：对“善”的追求是中国传统道德对个体生命价值和归宿的最终确认，也是作为个体的人不断寻求道德理性成熟的过程。现代公民人格的培养同样不能脱离人性的基础，要结合个体的道德需要，使人格教育出于自然而又归于自然。这就要关注公民的多种心理需求、生理需求，尊重他们的个人利益和个性特征。提出应该从教育规律、认识规律、身心发展规律出发，通过交流沟通，了解他们的道德需求，促进知、情、意、行的和谐发展，实现社会道德要求与个体道德需要的有机结合，并在此基础上逐步提高教育要求的层次。[5]
学者们还从良好的社会环境对公民道德建设的作用以及个人自我修养对造就公民高尚人格的作用进行了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家墨子见染丝者而叹：“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非独丝有染，人亦有染。说明道德教育的环境直接关系到每一个公民的道德素质和本性，也关系到整个社会的风貌和国家的命运。[6]公民道德建设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它同其它社会活动一样，都是在一定的环境中进行的，其价值和功能的实现程度受到环境的制约。因此公民道德建设环境是构成公民道德建设过程的要素之一。
传统文化中“以法治国”法家思想，对我国的公民道德教育也有着指导作用。人性的二重性告诉我们，人是动物，又不是动物。人的自然属性反映的就是所有动物所具有的生物本能，而人的社会属性体现出来的人的“本质”取决于后天的教化，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通过自我认知和环境教化而赋予自己的作为“人”的存在的内在规定性。然而人的动物性决定了人不会主动弃恶从善，所以需要用法律来约束其行为。[7]
首都师范大学的王淑芹教授的《论公民道德教育的外在机制》、卫建国在《公民道德建设要注重实效》都提出，基于我国处于市场经济发展初级阶段的实情以及当下公民道德素质参差不齐、行为自律意识还不强、特别是现代社会人员流动频繁，交往范围广，公共生活领域不断扩大，相互之间的监督变得越来越困难的现状，提出在进行慎独教育的同时，特别需要加强外部管理，要把道德教育和社会管理结合起来，对公民的道德进行养成和训练，以提高道德建设的实效。[8] [9] 道德教育是对人美好情感的激发和培养。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就是说受教育者只有把追求道德完善的视为快乐之事时，才能自觉自愿地去追求自我完善。我们今天的公民道德教育也应当把情感教育作为重要的方式方法，使人通过情感体验来形成相应的道德理想、价值观念，产生对人生终极价值的关怀，自觉主动地把道德认识转化为道德行为。
传统道德教育注重“知行统一”，认为道德认知对道德行为起着理性指导的作用，而道德行为则是道德认知的最终体现和实践，主张通过道德实践活动，实施养成教育。这对我们的公民道德教育同样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我们应该鼓励受教育者积极参与道德实践活动，随着实践的过程中受教育者发挥自主性、独立性，人格素质就会得到相应的提高，从而实现现代公民人格培育的真正目的。
不少国内专家学者对学校在公民道德教育中的作用进行了研究。大多数国家都非常重视在学校里进行的公民教育，主张用普世的、合乎现代社会要求的行为规范教育学生，让学生走出校门之前普遍接受公民道德的培养，成为合格的国家公民。因为学校有着社会上所缺乏的教学资源优势、时间优势，学校里不但可以开展直接的公民教育课程，而且还可以依靠多种学科和活动，发挥其间接教育的作用。另外学生正处于学习成长过程中，最容易受到外界的影响，这时候如果能把优秀的为人处事规范和原则传授给他们，一定能取得事半功倍的育人效果。
有学者对我国公民道德水平低下的现状和原因作了简要的分析，认为是中国30年以来的改革开放，对外交往的日益增多，在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主张、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对人们产生着深刻的影响，使人们的道德价值取向呈现多元化趋势，道德选择上出现困惑、社会道德心理失衡。[10]
关于把传统德育运用到公民教育之中，有学者提出了德育目标问题，认为公民教育必然是主体性教育， 权利与义务相统一为其基本的教育取向， 而且是区别于“圣人教育”的“平民教育”。对我国公民道德教育目标定位太高，缺乏对不同层次公民的水平、能力分析等现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11]王颖在《当代中国公民教育历史性复兴的现实反思》中强调培育公民应该以公民拥有独立的人格为前提，避免传统文化、尤其是其中的封建臣民观念对公民民主自由的影响。[12]
相对大陆而言，台湾对教育与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问题研究比较系统、集中，最有影响的人物当属田培林先生。台中师院王财贵教授发起的“儿童读经运动”也是学者针对传统文化教育所做的贡献，让孩子从小养成温良恭让，品行端正的习惯。
总的说来，虽然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公民教育成为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学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但至今为止，对公民教育的许多基本问题，理论界并没有达成统一的认识，从实践上讲，公民教育在我国开展得也很不够。特别是有关如何把中国传统文化资源运用到公民道德教育方面的研究不多，相关研究多限于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与继承，发扬与光大以及公民道德教育的方式方法上，如何把两者相结合，结合过程中可能出现些什么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等缺少有力的研究。这种情况既同我国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要求不相适应，同时也不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所以，从理论和实践方面深化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很有必要。以上研究为进一步研究探索提供了宝贵的参考和借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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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王淑芹.论公民道德教育的外在机制[J].道德与文明，2008，（1）.
[9] 卫建国.公民道德建设要注重实效[J].道德与文明，2002，（6）.
[10] 王东.传统文化与公民道德建设[J]. 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2006，（1）.
传承、发扬和与时俱进在现代社会发展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建立及改革开放的背景下，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以及各种西方艺术文化思潮不断冲击着我国民众的价值观以及文化观，以中专生为代表的青年主体正处于人生成长的关键阶段，很容易受到各种西方思潮的影响，因此，在对其进行美术教育的过程中更需要加强中国传统文化艺术与中专美术教育的融合，在与时俱进中传承和发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艺术。基于此，中国传统文化艺术与中专美术教学的融合具有重要的作用和实践意义，具体表现如下：
(一)对学生独特美术风格形成的促进作用
中国传统文化艺术中的水墨画、木版画等不仅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亦是世界文化艺术的重要构成部分，占据着独特的地位。美术教学不仅是绘画理论、绘画技能的教学，更重要的是美术精神以及发现美、创造美的能力教学，而将中国传统文化艺术融合进中专美术教学中，不仅可以帮助学生在美术学习过程中更好的解读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艺术，领会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艺术魅力，更能引导其在美术基础理论和绘画技能知识学习过程中逐渐发现中国美、创造中国美，并深入体会和学习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精髓，从而在此基础上形成自己独特的美术风格。
(二)对现代文化艺术与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融合作用
中国现代文化艺术的发展既以中国传统文化艺术为基底，又吸收了其它因素，形成了具有现代化风格的文化艺术，而中国传统文化艺术则需要吸收现代文化艺术中的一些精华因素以保持与时俱进。
二、中国传统文化艺术在中专美术教学中的运用
中国传统文化艺术在中专美术教学中的运用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挖掘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精华，增添美术教学亮点
中国传统文化艺术具有音乐、美术等多种形式，但无论是哪种艺术形式，作为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重要载体，有着其独特的艺术精华。我国古人在艺术上一直追求的是一种天人合一的精神，反应在文化艺术中即为意境表现，如中国传统美术作品中的“松”意味着坚韧不拔、“梅”意味着品节高尚、“荷”意味着出淤泥而不染等。
(二)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艺术，发展美术教学“中国元素”
“中国元素”彰显中国特色，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文化艺术的深厚积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艺术既包含有古人的艺术精神追求，亦包含着许多与生活、风俗习惯等有关的文化艺术，如具有明显中国特色的中国结、剪纸等，都深刻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文化。因此，在将中国传统文化艺术融入中专美术教学过程时，既要注重与美术本身相关的知识教学，亦要对其进行适当的延伸，将美术教学与实践就业紧密联系在一起，如在美术教学过程中，可以融合中国结欣赏及编织、剪纸以及插花等实践性艺术教学方式，即通过开展美术手工课，让学生在实践中掌握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艺术，深入理解民族文化内涵，以更好的将“中国元素”融入自身美术学习中。
(三)欣赏中国传统文化艺术作品，拓展美术教学空间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艺术作品是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集中表现。因此，在中专美术教学过程中运用中国传统文化艺术时，要通过多媒体展示、艺术博物馆实地考察等形式引导学生欣赏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艺术作品，如引导学生欣赏中国传统写意画中的“神似而非形”、工笔画中勾勒出的细腻线条、建筑艺术中的“天然去雕刻”等，以不断丰富美术教学的艺术表现形式，拓展美术教学空间，培养学生的发散性思维，帮助学生在美术学习过程中，能够更好的从多层次、多领域以及多样化的艺术表现空间内丰富自身美术作品的艺术表现力。
一个民族如果没有自己的科技，可能会亡国;一个民族如果丧失了自己的文化，就要亡种，而亡种比亡国更可怕。对中华民族来说，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身份证和象征，是中华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唯一标志。对于几千年来维系中华民族精华之源泉，深蕴着我们先民追之不舍、迄今十多亿中国人仍然哺之于中的丰富营养成分的中国传统文化，一棒子打死，妄自菲薄、数典忘祖，搞历史虚无主义是不行的;但抱残守缺、照抄照搬、全盘吸收，大搞复古主义也违背历史发展的规律。冯友兰曾说：“中国人最关切的是中国文化和文明的继续和统一。”我们的智慧或可超然于文化之外，而我们的最终命运又必然统摄于文化之中。因此，理性发展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人的不贰选择。
对于中国文化的发展，有识之士也在不断思索，1935年《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旗帜鲜明地提出中国应进行本位文化建设。指出对肇始于近代的民族文化危机，“我们不能任其自然推移，我们要求有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同时，“要使中国能在文化的领域中抬头，要使中国的政治、社会和思想都具有中国的特征，必须从事于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1958年《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建议以儒家文化为主，融会西方“民主、科学”，以达“返本开新”后的世界价值和济世功用。24年《甲申文化宣言》的策略落脚点：侧重强调全球化背景下文化平等、多元共生的见解及中华文化对世界未来的可能性贡献。“主张每个国家、民族都有权利和义务保存和发展自己的传统文化;都有权利自主选择接受、不完全接受或在某些具体领域完全不接受外来文化因素”，“不同族群的恒久信仰、行为方式和习俗，则理应受到尊重”，“主张文明对话，以减少偏见、减少敌意，消弭隔阂、消弭误解。我们反对排斥异质文明的狭隘民族主义，更反对以优劣论文明”。近代中国的三次文化宣言，通过以文化的名义直抒当下诉求，折射出近代以来中国文化策略指向演进的历史轨迹以及未来文化建设策略在价值取向和技术选择上的理性趋势。
叛逆心理是不健康的一种心理，如果家长、教师方面不能及时给予矫正，将会对他们的发展造成很不利的影响。目前我国教育专家、学者们针对青少年青春期的叛逆心理一般都是从家长、老师们转变思想，耐心与青少年沟通以及加强社会文化现象方面着手的。而社会文化现象方面到底怎么去引导，并没有提出实质性的方法，而社会引导这一方面在我看来，恰恰与家长和教师对青少年所做的引导起着一样重要的作用。所以说，矫正青少年叛逆心理的这条道路，依然很漫长。
一、关于磁州窑的定义 要谈磁州窑的考古发现与研究，首先要厘清磁州窑的内涵和外延。磁州窑作为一个概念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磁州窑是指古瓷州境内的窑场，有两个中心，一是在滏阳河流域以彭城镇为中心，一是在漳河流域以观台镇为中心，包括了观台、冶子、东艾口、申家庄、观兵台、南莲花、荣华寨等窑场。广义的磁州窑是一个窑系或者大而化之的说是一种艺术风格的概念。陈万里将这个概念下的器物称为“宋代北方民间瓷器”，从中可窥见磁州窑类型的产品生产之广。本文所讨论的磁州窑主要还是指的狭义的概念。 二、对于磁州窑研究主题的分类 笔者根据掌握的磁州窑的相关资料，将除去遗址调查及发掘报告的磁州窑的相关研究分为以下七类： (一)综述及历史研究。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为秦大树发表在《文物春秋》1997年增刊的《简论观台窑的兴衰史》，将观台窑的烧制过程分为初创期、发展期、繁荣期和衰亡期四大阶段来介绍观台窑的发展、变化。综述类的研究随着考古资料的不断丰富而不断充实完善，因此在1958年对观台窑址的发掘之前，是没有足够的资料展开此类研究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此类研究逐渐增多，并且出现了分朝代的更加细致的综合研究。 (二)特定器型研究。此类研究中最多的便是对瓷枕的研究，研究的方向包括馆藏瓷枕的介绍；瓷枕的造型与装饰艺术概论；其上的诗词及书法、绘画；“张家”造枕等。此外磁州窑的瓶类器物如梅瓶也是一个研究的焦点，主要探讨的问题有瓶类的分型分式、器型演变、装饰手法及胎釉、功能作用等。但也应看到一个问题，那就是关于瓷枕的研究虽多，但大都停留在表面，对瓷枕的烧制工艺及地点、分销路径还应有更加细致的研究。 (三)装饰品种研究。分为对釉色和对具体装饰手法的研究。主要的研究成果集中在对白釉剔花、白地黑花、红绿彩、黑褐色彩瓷、彩绘牡丹纹、翠蓝釉等装饰手法的研究上。此方面的研究已较为成熟，但还需科技考古手段的介入使之更加深入。 (四)艺术鉴赏及文化现象研究。包括了对磁州窑器物上的书法、绘画、诗词等方面的鉴赏研究及磁州窑相关的民间文化现象研究。这方面的研究更多的和文学史、艺术史及民俗学联系在一起，极大的拓宽了磁州窑的研究范围。 (五)科技分析研究。代表是李虎侯对磁州窑古瓷中微量元素的中子活化分析。[1]研究目的为整理出瓷片标本微量元素含量变化的规律，并通过这些规律来寻找器物的地方特征和时代特征。值得注意的是，相对于传统的地层学和类型学研究方法，科技分析虽有其不可比拟的优越性，但又由于精确操作的严格要求往往难以达到而存在着较为严重的误差问题，有待后来人解决。 (六)关于相关学术定义的研究。相关的研究包括对“窑系”这一概念的批判性研究以及对磁州窑民窑特色的研究。此类研究建立在前述研究的基础之上，更近一步对磁州窑做出了诠释。 (七)与其他瓷窑的关系研究。通过对古代瓷窑的发掘和研究，我们发现各地窑场的产品种类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尤其是入宋以来，商品经济的发展极大地刺激了生产，同时各个窑场之间的交流频繁，相互模仿的情况尤为多见。这样的情况，为我们区分不同窑场的产品造成了一定的困难。因此，研究磁州窑与其他窑场的关系是十分必要的。目前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磁州窑与定窑，磁州窑与当阳峪窑的关系上；当然，与其他窑场如淄博磁村古窑、鲁山段店窑、江西吉州窑等瓷窑的关系也有涉及。 三、不同时期对磁州窑的研究 秦大树将对磁州窑的记载和研究分为明代初年到二十世纪初；二十世纪初到五十年代末期；五十年代末期以后三个阶段。[2]笔者认为根据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的研究状况，还可以细分为五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末；八十年代末至今。其中以1987年北京大学考古系与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联合对磁州观台窑址的发掘为标志划分，此后磁州窑的研究成果不但数量上大大增加，而且涉及面更广，并有向纵深方向发展的趋势。至于分期的原因，多是新遗址的发现和考古调查发掘工作的开展。关于磁州窑的最早的记载出现在明代人曹昭所撰的《格古要论》中，关于其中“素者价高于定器”不同的版本有着截然不同的记载。宋已大量生产的瓷窑待到明代才有记载，可知在当时磁州窑是不为知识分子重视的，由此也体现了磁州窑的民窑特色。“对磁州窑的重新认识和对其研究热潮的兴起发端于本世纪初宋代钜鹿古城的发现。大批宋代文物的出土引起了人们寻找这些瓷器窑口的热情。”[3]出版了李详耆、张厚璜辑的《钜鹿宋器丛录》。此期国内学者主要是针对钜鹿遗址出土的个别器物做描述性的工作，并没有深入的研究。考古工作也仅为对个别窑址的报道及调查，如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叶麟趾根据传闻报导的东艾口窑和1951年陈万里调查发现的观台窑。由于此期资料稀少就谈不上对磁州窑的全面认识，更逞论对磁州窑风貌特征的把握，但突出的一点是赫勃逊等学者“磁州窑型”概念的提出。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推动磁州窑研究的标志性事件便是1958年河北省文物工作队配合引漳灌溉工程对观台窑址进行的小规模发掘并发表了简报。相关的考古工作还有1960-61年河北省文物工作队对观台窑遗址的大规模发掘及1964年故宫博物院李辉柄以邯郸市观台镇、东艾口村及磁县南部的冶子村为重点的调查。此期关于磁州窑的研究，首先在数量上就较前一期大量增加，学者们以实地发掘资料和较为详细的调查资料为基础，对磁州窑的产品种类、器型、釉色及装饰手法、艺术特色等进行了研究，对磁州窑诸窑的自身特色、烧造历史及与周边瓷窑的关系等也做出探讨。国外学者中长谷部乐尔的成就较为突出，他著有第一部研究磁州窑的专著《宋代的磁州窑》。此期，磁州窑的面貌基本清晰，已有较为成熟的综合性论述。但所做田野工作还不够细致，还有待后来的正式发掘来揭示。#p#分页标题#e# 1987年北京大学考古系与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联合对观台窑址再次进行了发掘，出土各种完整或可复原的瓷器2千多件，瓷片数十万片。[4]将遗存分为四期七段，证明了观台窑创烧与五代末至北宋初年，终于元末。此期磁州窑研究的最大亮点便是引入了科技分析，包括微量元素中子活化分析、窑炉的热功研究等等，这也将是今后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此外，对于特定时期、器型、装饰手法等的专题研究占据多数，许多学者还进一步将对磁州窑的研究与美学鉴赏、书法绘画艺术、诗词赏析、当时的社会生活情况紧密结合起来，使磁州窑的研究进一步向着纵深方向发展。 磁州窑的考古工作目前主要是集中于对观台窑遗址的发掘上，其他窑址或是由于遗址处于现在的生活区或工业区下，或是由于破坏严重，所做的田野工作还十分有限。因此，要了解磁州窑的全貌，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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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文艺复兴时期戏剧中的古典源流及其人本精神 张俊芳
英国犹太史研究的起源与演变 王本立
近代英国法人观念的起源 张乃和，Zhang Nai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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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亚述学研究述略 国洪更，陈德正
评马生祥教授的《法国现代化》 高春常
《17世纪的英国社会》评介 刘秋香
2006年《世界历史》征订启事
现代室内设计讲究以人为本，敬重自然的力量，并且在整体的布局和空间分割上强调“气”的流通，通畅，经验丰富的设计者还会把中国传统的风水理论应用其中，并且风水理论已经开始在西方建筑和设计中得到重视，这些都是传统文化给与现代室内设计包括其他设计理念上的巨大影响。
中国现代室内设计在空间分割上任然沿用着古人留下的方式方法，比如屏风、博古架、衣帽架、飞罩、鱼缸、帷幕等极有传统特色的分割器具还是被大量应用。
人与环境的和谐与统一在室内设计中从未被忽略，也在无形中印证了传统文化中倡导的“天人合一，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的关系。
环保理念已经成为室内设计所应遵循的又一准则，现代室内设计在材料的选用上恪守可以重复利用，能够降解，以及污染小等有益于环境的原则，提倡利用自然无污染清洁材料，比如阳光、风、地热等。
现代室内设计发展迅速，装饰材料，设备设施，家具家电的更新换代很快，设计者应具有可持续发展的眼光，合理设计空间，坚持环保材料至上，始终把握好人工环境与自然环境相协调的观点，动态和可持续的发展观，即要求室内设计者既考虑发展有更新可变的一面，又考虑到发展在能源、环境、土地、生态等方面的可持续性。
这些现代设计的理念无不是从传统文化而来。
早在三千年前，老子在《道德经》中写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他认为世界上的万事万物均由道所生，所以世上的一切万物必須遵循道的規律，否則就会遭到惩罚。
而佛家创立的因果报应和六道轮回学说，也就是教育人们要遵循客观世界中存在的自然规律。
所以人必須保护自然，保护环境，保护地球上的生物，也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这与当今的室内设计理念不谋而合，从中看出现代室内设计受其影响多么深远！
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体系蕴涵着丰富的文化科学精神，在当今国际化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建设和谐国家，实现民族复兴乃至实现世界大同有着十分重要的积极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传统文化是增强民族自信心的基石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她不仅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也是中华民族的尊严，是中华民族在精神层面的具体标志，是矗立于世界之林的“形象”。特别是在中国历史上一些名副其实的不朽之作，世代相传，百读不厌，而且其智慧之火将永不会熄灭，照耀着人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因此，珍惜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维护中华民族的文化尊严，抢救保护民族文化，继承和发展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当代人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尤其青年一代首先要树立尊重传统文化的理念，不仅要自觉从书本上学习传统文化知识，还要懂得中华传统民俗、习惯，既要懂得民族的现实，又要更多地了解民族的历史，懂得民族的精神实质和民族的利益所在。说到底，只有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才能从根本上推动中华民族的发展。只有不断强化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使中华民族的资源得到更为充分和有效的发挥与利用，才能使中华民族在地球村中发出更为响亮的声音，永远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二)传统文化是构建良好民族心理的基础
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多与王朝政治或社会理想相关联。一部陈旧老书，一部古代文学经典，披散着历史的灰尘，脱落于现代社会，特别是易中天、于丹等当代大家以古人圣贤道理为原料，深人浅出地将中国历史文化与现实社会及其生活紧密结合，使老百姓入心人胃，并给大众生活中遇到的一个个鲜活的实际问题以启示，而且能与实际生活中为人处事的经验总结相验证，也能给受过创伤者的心灵以抚慰，提升着人们的思想道德品位，开阔着人们的眼界与胸怀，在诊译和传播中华传统文化中发挥了构造民族心理的作用。
（三)传统文化是提升国家综合实力的精神资源
按照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的观点，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既包括经济、科技、军事等表现出来的“硬实力”，也包括以文化、意识形态吸引力体现出来的“软实力”。而文化软实力是国家软实力的核心因素，并作为现代社会发展的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思想保证，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一个民族的复兴，必须有文化的复兴作支撑。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然伴随中华文化的繁荣兴盛。而繁荣兴盛中华文化，必然以提升中国软实力为根本途径。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基础和“血脉”，在弘扬民族优秀文化、吸收消化世界优秀文化成果的基础上历经世代传承，形成符合时代特点的中华文化，成为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首要资源和重要基础。充分发掘中华传统文化的优势，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其与时代特征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适应，与人民的生活和国家的行为相联系，实现传统文化现代化的转换，已成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提升综合国力不可或缺的精神资源。
(四)传统文化是建设现代文明社会的基本条件
纵观中国古代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文化，从政治思想到伦理思想，乃至人生哲学都形成了一整套人们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所必须格守的准则，影响着世世代代中华民族的生活方式和行为仪表，并对中华民族的人格追求产生过重大影响，特别是儒家的修身理论在中国思想文化史、教育史上有着十分突出的地位，是造就中华礼仪之帮、文明古国美誉的重要条件。儒家文化中的“学而知之”、“自强不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一系列思想和精神主张，在中国的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激励着古往今来进步的政治家、思想家、科学家奋勇前进。也正是胸怀天下、自强不息的精神，造就了中国人民奋发有为、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推动了社会的不断发展，而且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建设现代社会文明的今天，其现实意义仍不可忽视，更需要在吸收世界各国优秀文化成果的基础之上，充分发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瑰宝，丰富现代德育理论，弘扬优秀传统，不断推陈出新，实现中国的持续昌盛。在日益兴旺发达的当代中国，传统文化无疑是为实现和平掘起、发达文明提供支撑的基本条件。
(五)传统文化是促进世界走向大融合的重要思想源泉
在历史上，中国曾是世界大融合的重要力量，包括恢复古代奥林匹克竞技在内的欧洲“文艺复兴”是在吸取了大量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上完成的。同时，中国传统文化的开放与兼容性，对外来文化具有良好的消化、吸收能力，是推动全球化背景下中西文化的合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的“助推器”。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及和平思想中的“贵和”、“持中”，看重和谐，坚持中道，是与以奥林匹克精神为代表的世界大同思想一脉相承的，北宋时期的学者张载概括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绝学，为万事开太平”的中国文化精神，成为建立和谐国家、和谐世界的思想源泉。当今以传播中国传统文化为特色，遍及全球不少国家的中国孔子学院的兴起，必将增强、扩大中国传统文化对世界的影响力、感染力，并对实现世界大融合，推动全球各国的友好交往与和平发展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一）饮食文化和高校食品专业研究的内容上相一致传统饮食文化研究中所指的人类食事活动内容有：一是生产，食生产。即原料的加工生产、保藏等。二是食生活。即原料的获取、食品流通、运输、消费、烹调、饮食、礼仪等。三是食事象。即与饮食相关的具体行为、现象等。四是食思想。即饮食的认识、相关知识、观念、理论（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等。五是食惯制。即习惯、风俗、传统等。由此可见，中国饮食文化的重要性，也是食品专业重要的学科内容。
（二）实现人才培养目标的需要食品这一行业是涉及民生的发展行业，也是百姓不折不扣的良心行业，其对从业人员具有较高的道德素质要求。随着我国食品产业经济的迅猛发展，对高素质高技术含量的人才需求量逐年增加，高校专业教育方向正好能够满足企业对高技术含量人才的迫切需求。因此，需要将传统饮食文化贯穿在高校食品专业人才培养的阶段里，使技术水平含量和文化成为学生不断成长的双翼，有利于实现培养人才的目标以及学生在社会上的不断攀登。
（三）饮食文化的传承需要引起大学生的重视中国传统饮食文化历史悠久、内涵博大精深、名声源远流长，由于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大量的国外思想潮流和思想观念的不断涌入，使中国的思想观念、道德意识甚至价值取向都呈现出多元化的引导，暗示了对不同性质的文化分辨模糊，因而逐渐对饮食和文化失去了自信心。导致大部分学生盲目崇拜西方风俗文化，贬低本国民族文化，大学生的民族信心与自尊心受到极大伤害。因此，要弘扬中国传统饮食文化，增强大学生的自信心和自尊心，保护并发扬本国饮食文化，传承饮食文化要引起当代大学生足够重视。甚至把它看做是维护民族的一种权益，保护本国文化的强烈意识。因此，作为食品相关专业的学生，弘扬我国博大精深、历史悠久的饮食文化责无旁贷。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市场经济的大浪下，更需要大学生不拘一格地去研究好、继承好中国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为社会精神文明建设和文化建设贡献年轻的力量。
二、在教学中传承传统饮食文化的对策
（一）充分营造中国传统饮食文化的学习氛围把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与培养大学生的品德的提升、完美人格的树立与文化素养有机结合起来，结合《中国饮食文化》课程中所说的“饮食风俗文化”“饮食礼仪文化”等相关章节内容联系起来，是学生诵读经典文化的一种学习方法，这也正是在潜移默化地提升大学生人格修养的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1.礼德传承。清华大学教授认为：如今在高校教育当中，存在的一个比较普遍问题就是，在大学校园里只注重专业知识和技能方面的单纯教育，而却忽视了个人的道德情操、职业道德、人文关怀等非专业方面的教育。许多人认为上大学的学生目的普遍都是为了个人有一份可靠而稳定的工作，前程似锦，一帆风顺。所以，他们一旦毕了业，就想要立刻赚钱，过上安稳的日子，至于民族是否兴衰、社会是否因存在某些问题而阻碍发展，都觉得与自己毫不相干。目前，高校大学生内心普遍都没有文化自尊和文化自觉，这是一个国家和民族非常可悲甚至是恐惧的一种社会现象。
2.人格素养的培养。《易经》中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是要求后人生活上自强不息，积极进取，勇于承担社会责任。孔子提倡：“发愤忘食，乐以忘忧”，是激励后人发愤图强，敏而好学，学而不倦的乐观精神。用这种精神来教育当代大学生，让他们掌握所学的专业知识和积极学习传统饮食文化成果精髓的追求精神，还要注重人生的现实意义，即注重艺术品位与人生价值，注重人生自我修养和人格的建立。
（二）在高校食品专业人才培养中加强饮食文化的教育
1.几千年的华夏文明造就了璀璨辉煌的文化，这是祖先留给人们的宝贵财富，需要我们更好地继承和发扬。中华传统饮食文化自成体系、博大精深，蕴涵丰富理念、政治思想、风俗礼仪等，与我们平时日常生活紧密相联，更是继承了我国民族优秀文化思想。因此，高校应大量宣传并且在专业课中进行普及教育，作为专业知识的有益扩充，完善知识框架结构。通过调整食品专业课程体系安排，把饮食文化作为人才培养方向其中一门必修课程，得到学生对文化学习的重视，形成要学习高端技术必先学习传统文化成果的精髓。这样，将饮食文化这门课程应用于高校食品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当中，不仅增强了传统饮食文化感染力和凝聚力，而且还能让学生更好地了解文化知识，完善教学制度的时效性，使学生内心世界得到丰富，这样利于学生自身素质教育的全面升华。
2.培养从业自信心，增强社会责任感。我国饮食文化在当今世界上声誉名扬天下，中国饮食闻名于天下。例如，两千年前淮南王刘安发明的豆腐，诸葛亮发明馒头比西式汉堡包早一千多年，这都是古时候了不起的时明，直到现代依旧影响着我们日常生活的习惯乃至全人类的生活饮食习俗。“民以食为天”，目前，传统饮食仍旧是国内外第一大行业，世界500强企业有大部分行业与饮食相关。诸如此类的饮食文化有利于激发当代大学生的学习激情，增强社会责任感，并且培养他们的从业信心和自豪感。
三、总结
（一）叛逆心理的概念
至今为止，关于叛逆心理这个定义还没有一个唯一的概念。不过学者们普遍认同朱智贤在《心理学大辞典》中对叛逆心理的界定：客观环境与主题需要不相符合时所产生的一种心理活动，具有强烈的抵触情绪。
（二）叛逆心理的表现
通常学者们认为青春期的孩子有2个主要方面在变化。一个是从生理方面；另一个是在心理方面。对于生理方面学者们一致都认为孩子在身体结构上在发育；心理上，青少年在得不到渴望的承认和理解时，常常表现为任性和耍小脾气，常常采用怀疑的眼光和敌视的态度来对待周围事物。更严重者常常无视家长和老师的教育甚至用传播负能量来扰乱周围人的思维和态度，给自己和他人都造成不好的影响。
（三）叛逆心理的危害
几乎所有青少年都会经历叛逆心理，它有什么危害呢？绝大部分学者对这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却没有给予确切的说明。处于叛逆期的青少年，他们的某些不恰当的行为和心理如果不加以纠正和引导，会导致其产生对抗社会、不合群等病态性格，甚至会进一步走向犯罪的道路。也有无数案例也证明了严重逆反心理的危害。如社会上多发的离家出走现象、自杀事件等都有力的说明了这一点，如果不在叛逆初期给予正确的引导，会引起多么严重的后果。
（四）青少年叛逆心理产生的原因
对于青少年产生叛逆心理的原因众说纷纭，但是无一例外都提到了以下几种。
1、自身原因。青少年在青春期的发育时期脑功能越来越发达，思维发展也也越来越迅速。青少年由于到了一定的年龄，他们在生理上性意识以及性别意识都开始觉醒，性意识又进一步在心理上产生断乳，进而形成越来越强烈的独立意识。但是此时他们的社会阅历不足以支持他们的正确判断，而他们又盲目的想自己做决定，这就使得他们叛逆心理的产生。
2、家庭原因。家长们对子女管教的思想并没有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有多大的改变。年代不同了，管教孩子的方式也应该与时俱进，而他们对孩子缺乏民主的管理方式，遇到事情总想要替他们做决定。而且硬是把自己的思想和理念灌输给孩子。这让处于青春期的孩子十分抵触，所以就会加剧孩子们的反抗，和家长的对抗也更加强烈。
3、学校环境。与家长想法和教育方式相似的是学校的老师教育方式，他们也认为“严师出高徒”，“棍棒之下出孝子”等理念是对的。所以，对待青春期们孩子的反抗更加毫不留情。遇到冲突不会换位思考，毫不留情的批评学生。
关键词：百年；羌族；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羌族研究在我国民族研究中占有异常重要的地位。2008年中期至今，学界展开了对于重建羌族文化的活动，为了更准确的整理和挖掘羌族文化本来面目，笔者认为对于羌族史的回顾是至为重要的。本文就近百年来羌族史的研究成果作以总结。
民国初期做开创性研究的学者有董作宾、胡鉴民、王文萱、闻宥、刘恩兰、庄学本、马长寿等。他们研究的重点倾向两个方面：一是羌族的族源。例如董作宾《殷代的羌与蜀》 (《说文月刊》1942，7)、丁X《史上羌民之记载分析》(《边政公论》1944，5)、刘朝阳《小乙征羌方考》(《华西协和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集刊》第五卷，1946)、白川静《羌族考》(甲骨全文学论丛第九册，1958)等；二是探讨羌民的社会文化生活。如庄学本《羌戎考察记》(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7)、胡鉴民《羌民之经济活动形式》(《中山文化学院民族学研究集刊》，第四期)、王文萱《四川西部羌人之信仰》、吕朝阳《羌民生活一瞥》、闻宥《川西羌语之初步分析》(《华西协和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集刊》，1941)等。国外学者中，目前能检索到的最早有关羌族研究的论文是日本学者中岛敏1934年发表在《历史学研究》1卷6号，主要探讨宋和西夏战争对西羌的影响。建国以后，国家组织了大批专家学者，对羌族地区进行详细的社会历史调查和羌族语言调查，积累了丰富的资料，1961年四川少数民族调查组羌族小组编印了《羌族简史简志合编》、《羌族》二书，主要对当时羌区的社会历史文化生活等进行了详细的考查。60年代以后，民族研究工作迟滞。80年代以后，羌族研究重新活跃起来，在学者们的努力下，使对“羌”的研究逐步形成覆盖民族学、民族史、民族语言等各领域的综合性学科体系，显示出多元化的发展势头，下面本人就羌族史方面的研究现状进行阐述和分析：
一、学术专著类：
(一)羌族源流：
任乃强著《羌族源流探索》(重庆出版社1984年版)，全书分上下两篇，上篇论述羌族的形成及其创造的文化，阐释羌人是如何从羌塘高原形成并逐渐与华夏文化产生关系，羌族如何演变为藏族等；下篇主要论述从羌族派生的各民族，分析考辨它们与羌族的族源关系。包括吐蕃、东女国、党项、宕昌、达布以及西戎、北狄、月氏、白狼、濮等等。任乃强先生提出古羌人的迁徙与盐池分布地的关系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然而认为吐蕃、月氏、西戎等都是由羌族派生则过于偏颇了。
何光岳著《氐羌源流考》(江西教育出版社，2000)该书把羌族繁多的支系进行了一次颇具规模的整理、分类研究与论述，用模糊史学与泛史学的理论观点，阐述戎、氐、羌各支系的源流、分布、迁徙、演变与融合等过程，填补了该领域的空白。认为羌族是一群人数众多，迁徙分布范围广，影响深远的古老民族，是构成中华民族的重要主干。并认为广义的羌人包括“戎、氐、羌三大部分”。何光岳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遍搜有关氐羌民族史的资料，正如其前言中所言“不论零篇残简、寸楮半牍，凡涉及历史学、地理学、民族学、古文字学、考古学、民俗学、地名学、天文学、动植物学及古农史等方面资料，都加以搜集、推敲、精选”，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马长寿《氐与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中在论述羌人的来源时，以考古材料不充分为由没有对古羌人族源作以定论，只是推论在新石器时代，羌族应是河曲一带新石器文化的主人。
(二)羌族通史
周锡根、李绍明、冉光荣著《羌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84)全书分上下两编，上编论述宋以前的羌人，下篇介绍宋至近现代的羌人。全书论述比较详实，分期阐释不同朝代的羌人的社会状况，涵盖面广，内容涉及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个方面及由此导致政府对羌政策的变化，同时也比较详实的记述了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里，羌人与汉及其他民族或同化或融合的过程。
黄烈先生著《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 (人民出版社，1987)一书中选择记述了古羌、西羌、东羌和后秦羌人的社会生活状况。王钟翰主编《中国民族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第三编第六章“氐与羌”中记述羌人的兴起和发展、第五编第四章“党项”，记述了党项的来源及消亡的过程。田继周《先秦民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96)第四章第三节“商代的民族和民族关系”一节中详细介绍商与羌方为代表的西方民族的关系。韦东超、王瑞莲著《中国民族流变史》(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第四部分简单明了的介绍了羌人从古到今的流变。杨建新著《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史》(民族出版社，2003)第七章“羌族”阐述了羌族的起源及先秦、西汉、东汉、十六国时期羌族的分布和活动。第十三章“党项族”记述党项的来源和发展直至最终建立西夏_的过程。
马长寿先生著《氐与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考证氐与羌实际是两个民族，并分别阐述。羌族部分首先详细记述了羌族的起源、迁徙及各部落名称与分布；其次论述有汉至唐羌人与政府的互动，展现期间羌人的生活状况；最后整理文献记载的古代羌人的社会经济文化。周伟洲《早期党项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主要介绍唐以前党项的历史。其中对党项羌的族源及其发展进行详实的考证和阐释。周伟洲《唐代党项》(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一书利用新的考古资料及西夏学研究成果，论述西夏正式建国前党项的历史。比起其《早期党项史研究》一书，增加了五代后至北宋初的内容。
以上关于羌族史的专著，不同程度的介绍了羌人的源流、分布、迁徙、演变和发展等情况，然而对于不同时期羌人的内涵、羌人共同体的变化论述不够清晰。
(三)“羌”人的迁徙与各族的互动
翁独健《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第一编第三节“西方民族”中论述商朝时西方民族羌方的活动；第九节“羌族社会和反抗汉朝统治的斗争”中详细阐释了两汉时期羌人的活动及与汉朝的关系。第二编第一节“与蜀汉争夺氐羌”论述了羌人对三国割据_的重要性，同时也揭示了羌人对三国鼎立格局形成所起的作用。第三节中探讨了“吐谷浑、氐、羌与南北朝的关系”，其中涉及羌人在南北朝时期的分布与活动。第三编第二节“党项羌的兴起和西夏的建立”中论述了党项羌的由来及其发展，建立西夏的过程。同时也阐释党项羌与北宋的关系。
杨建新、马曼丽主编《西北民族关系史》(民族出版社，1990)中论述了两汉时期羌与中原王朝、魏晋南北朝时期羌与匈奴、氐、卢水胡等族_的相互关系。周伟洲《边疆民族历史与文物考论》(黑 龙江教育出版社，2000)一书第一章第四节“魏晋南北朝时期少数民族的内徙及其社会形态变化之研究”中提到此时起羌人的内徙。李文实《西陲古地与羌藏文化》(青海人民出版社，2003)《再论羌藏与蒙土问题》一文中略述了“西羌与西戎”名称的由来，氐羌关系、羌藏关系以及羌语与藏语的关系问题。《青海地区羌藏文化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关系》一文再一次强调羌藏文化与中原地区文化有着深厚的渊源关系。
李吉和《先秦至隋唐时期西北少数民族迁徙研究》(民族出版社，2003)第二章第二节“羌族的迁徙”阐释先秦至秦汉时期羌人的迁徙及其与其它民族的互动。第十三节“党项族的迁徙”论述了安史之乱前后党项的迁徙及迁徙后自身发生的变化及对其它民族的影响。张云著《唐代吐蕃史与西北民族史研究》(中国藏学出版社，2004)一书收录了几篇有关羌人的论文：《吐蕃与党项政治关系初探》、《吐蕃与党项的民族融合》、《汉代匈奴与西羌之比较研究》、《党项名义及族源考证》、《五代时期的散居党项》，分析并阐释了不同时期羌人的状况及与其他各族互动往来的情况。周伟洲《吐谷浑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第三章第二节 “吐谷浑国的复兴及其与唐朝、党项的关系”中，比较详尽地阐释了党项羌与吐谷浑的往来。
为什么某些国家在某些时候会对其他国家的教育制度感兴趣?[[1]]这是教育迁移①研究的核心问题，也是拉普利(Jeremy Rappleye)进行日本对中国、美国跨国引力比较研究的逻辑起点。在详细考察跨国引力研究的基础上，拉普利指出了已有研究的不足，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跨国引力背景图(Conceptual Map of the Context of Cross-national Attraction，以下简称背景图)。
一、菲利普斯和奥克斯的跨国引力研究
(一)跨国引力研究的基本内涵
基于两百年来英国对德国教育产生的跨国引力，以及其他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借鉴案例的分析，菲利普斯(David Phillips)和奥克斯(Kimberly Ochs)提出了教育迁移的四步模型(Four Stages of Policy Borrowing in Education，以下简称四步模型)，考察本国和目标国的教育实践与教育政策。[[2]]“跨国引力”是四步模型的第一阶段。它由内在动力(Impulse)和外化潜力(Externalizing Potential)两部分组成。内在动力指“某种引发对别国兴趣的刺激物或催化剂”，[[3]]包括国内不满、系统的崩溃、负面的外部评价、经济变革或竞争、新的世界或地区格局、知识或技能的革新、政治变化等。外化潜力指“外国制度或实践中那些理论上可资借鉴的因素”，[[4]]包括指导哲学、宏观构想或目标、策略、实施结构、教育过程、方法这六个对本国教育形成吸引的焦点引力。菲利普斯和奥克斯在其跨国引力结构类型图(Structural Typology of Cross-national Attraction，以下简称类型图)[[5]]中，详细阐述了六个焦点引力的关系：教育政策的发展以其指导哲学或意识形态开始，影响着教育制度的宏观构想或目标，然后通过教育政策的各项策略，实施结构的发展，最后落实到教育过程和教学方法层面。这个过程呈单向、循环式发展，发展的过程和速度受背景因素影响很大。因此，这些焦点引力被置于本国众多的背景因素中，包括哲学、历史、文化、宗教、社会、国民性、政治、经济、民主、地理、语言学、行政管理、技术等，它们不同程度地影响着外来的教育政策的各个焦点引力。
(二)跨国引力研究的局限性
拉普利认为，菲利普斯和奥克斯的四步模型和类型图是对跨国引力的内容进行分类的有效工具，能够帮助分析跨国引力的过程和背景因素，但是其研究存在以下不足。
1.背景呈现较僵化。对背景的考察是菲利普斯和奥克斯跨国引力研究的核心。他们采用莫尔曼的两手策略，用一种方法研究背景，另一种方法研究教育政策发展的要素和过程，[[6]]然后将两者置于同一个空间，考察背景对形成跨国吸引的影响程度。但在拉普利看来，他们讨论的背景是既定的、静态的。而事实上，背景中有些要素相对稳定，有些则易变化，因此背景是可塑的。[[7]]菲利普斯和奥克斯提出了外化潜力的两分法，即“外国制度中理论上可供借鉴的因素”和“这些因素的内化潜能依赖于本国背景的接受性”。但是，谁来决定“哪些因素是理论上可以借鉴的”?谁来评价“背景的接受性”?这就不可避免地涉及行动者的作用，“背景”成为赢得引力或失去引力的竞技场。[[8]]
2.内在动力与外化潜力关系不明晰。菲利普斯和奥克斯认为，内在动力是教育迁移形成的前提，它激励着本国改革者寻找外化潜力，以解决本国现有的、正在出现的和潜在的问题。[[9]]两者之间似乎存在着顺承关系。但在拉普利看来，内在动力不一定导致对外国模式的引力。一些障碍因素会阻止内在动力转化为引力，动力和阻力相互竞技与博弈，可能构成跨国引力，也可能构不成跨国引力。对阻力的分析与对动力的分析一样有研究价值，既能明确跨国引力往往与激烈的、长期的教育改革论争密切关联，又能揭示引力为什么没有形成。[[10]]
3.概念的缺失。拉普利认为，四步模型和类型图中遗漏了两个核心概念。一是“基础设施”(Infrastructure)。四步模型基于对欧洲的教育迁移案例分析，英国和德国的基础设施相对雄厚，而且两国在历史、语言和文化方面有相似性。但拉普利通过日本对中国、美国的跨国引力的历史比较研究，发现基础设施是影响吸引力的重要因素。二是“行动者”(Human Agency)概念。有经验的政治家、学者和媒体可以塑造能够引发吸引或阻碍吸引的背景。奥克斯也曾思考行动者在跨国引力中的作用，但其跨国引力研究中未呈现这个要素。[[11]]
二、拉普利的跨国引力背景图
根据变革的方向，背景图纵向分为两大阵营：一侧是推动改革的力量(Reform)，包括改革的结构动力(Impulses)和人的动力(Reform Actors，改革者)；一侧是抵制改革的力量(Resist)，包括抵制改革的结构阻力(Obstacles)和人的阻力(Resistance Actors，抵制者)。结构动力和结构阻力体现着“外部世界变化”(Wider World Shifts)，“改革论争”(Reform Debates)则反映改革者与抵制者对外部世界变化的认识。这样，结构动力、结构阻力、人的动力、人的阻力四个要素形成了一个坐标体系。居于中心的是“外化潜力”，即改革者或抵制者怎样论证其观点，它将结构因素和人的因素连接在一起。下面解析背景图的组成部分。
(一)改革(Reform)
背景图从“结构”和“人”两个维度分析改革的动力。结构动力与四步模型中的内在动力一致，它们可能较隐蔽，也可能很明显。人的动力是指那些使用、引介外国经验并发起跨国引力的人或机构(Agency)。包括：当选的官员、政党、公务员、压力集团、决策者、智囊团、网络、财团、顾问、媒体、专家、教师、行政人员、教师联盟、家长、学生、超国家政府、非政府组织、比赛名次表和国际评价、雇主或商业界等。
明显的结构动力会显示出外部世界变化的信号。改革者从这些信号中探知到改革的需求——教育应如何回应世界的变化，并使用外国经验将此需求外化。外国经验可能被用来震惊国内现实(Scandalize)，也可能用来使国内改革合理化(Legitimate)。例如，1957年苏联首颗卫星上天后，美国《伊凡知道，而约翰不知道》(What Ivan Knows that Johnny Doesn't)一书介绍了苏联教育，是对卫星上天事例的经典外化：使用外国的实例震惊国内现实。[[12]]
(二) 抵制(Resist)
变革的另一方向——抵制是背景图的创新点，也包括结构和人两个维度。下面用相关实例来简单解释结构阻力。[[13]]
立法/组织结构(Legal/Organizational Structures)：指与改革相抵触的、稳固的结构和秩序。例如，美国联邦、州和地方教育权力机构的关系，决定了借鉴什么、从哪里借鉴是州和地方的事。因此，即使联邦政府支持借鉴日本教育，州政府也不一定从日本借鉴什么。
改革疲劳(Reform Fatigue)：系统在经过剧变或改革之后处于修复期，对变革无反应。
物质设备保障(Physical Plant)：指现有的基础设施无力进行快速的变化或变革。一个教室里没有电脑的国家不可能去借鉴别国的多媒体教学技术。
内部满足(Internal Satisfaction)：指本国普遍安于教育现状，抵制改革。
历史、传统和文化观念(Myths of History，Tradition，Culture)：某个国家独特的历史、传统或文化观念坚守现有的制度和做法。例如，德国抵制“二战”后的盟军占领改革(Allied Occupation)，因为德国优良的教育传统让他们质疑美国是否有资格教育德国。[[14]]
和结构动力类似，结构阻力中的要素在外部世界变化中的程度也不同，有些微弱，有些激烈。激烈的结构阻力凸现出来，激励着抵制者论证自己的观点。或是使用外国经验警告本国不要改革，或是夸耀本国教育的优越性，认为改革毫无必要。人的阻力(抵制者)是指抵制和质疑改革话语的人或机构，上述众多的人的动力(改革者)同样可能成为改革的阻力。根据他们的影响力和言论力量，以及与改革者争论的程度，可以确定外国的政策或实践是从哪里进入改革话语的。
(三)外化潜力和跨国引力
“外化”是根据对一个制度内部变化中的问题格局和反思状况，对国际环境的接受和描述进行筛选，[[15]]指行动者，使用什么样的外国经验来支持改革或抵制改革。“外化潜力”保留了四步模型和类型图中的六个焦点引力，它居于背景图的中心，结构因素和人的因素的十字路口。正是在此十字路口，研究者可以发现吸引力，并使用六个焦点对吸引力进行归类和筛选。[[16]]外化潜力周围的火花指出了跨国引力背后的原因，即介绍和使用外国实例的动机：震惊、使合理化、警告和夸耀。使国内震惊和合理化是刺激改革的方式，警告和夸耀则是抵制变革的工具，根据其话语力度，它们被放在靠近影响力的一端或相反的一端。结构阻力和结构动力独立于人的动力和阻力之外，在外部世界变化中斡旋和相互作用。拉普利使用“外部世界变化”代替“背景”，他认为，背景包括人的因素和结构因素，而外部世界只有结构因素。而且，“外部世界变化”是一个发展的过程，与人和结构的互动所产生的“语义建构”完全分离。[[17]]
(四)背景图的应用
背景图展示了跨国引力发生的宏大场面。这体现了拉普利“将研究重点多放在迁移的背景，少放在迁移的内容，以便深入分析和理解迁移”的观点，也体现了全球化背景下迁移研究的特征。[[18]]拉普利指出，背景图既可以用来补充现有模式，也可以看做独立的研究工具。在分析跨国引力阶段时，最有望被当做分析工具。但是由于背景图主要关注背景，因此会对四步模型的任一阶段都有效。[[19]]拉普利和朱丽叶·保尔森(Julia Paulson)使用背景图研究教育与冲突，认为背景图有助于理解动态的后冲突环境中行动者的作用和影响。他们进一步将背景图与其他迁移研究整合，开发出新的冲突影响下的教育迁移框架。[[20]]中国学者强海燕、康叶钦在研究外语浸入式教育模式由北美迁移至中国的案例中，也间接使用背景图，探讨了行动者在浸入式教育模式的跨国引力中的作用。[[21]]
三、跨国引力背景图评析
(一)背景图对跨国引力研究的整合
首先，背景图吸收了菲利普斯和奥克斯关于“内在动力”和“外化潜力”的两分法及其所有要素。其次，背景图借鉴了其他比较教育学者的相关概念。例如，“历史、传统和文化”要素源自霍姆斯(Holmes，B)的“历史、传统和社会”。[[22]]“行动者”一词出自奥克斯。行动者引用国外经验的四个“动机”：震惊、使合理化、警告和夸耀，也源于奥克斯及其对其他学者的研究。[[23]]拉普利自陈其灵感多来自斯坦纳·凯姆斯()，斯坦纳倡导“将当地背景置于中心”，[[24]]拉普利将此观点向前推进了一步，认为背景是推动和抵制教育“输入”的“结构行动者”和“人的行动者”的总和。[[25]]最后，背景图从教育迁移的历史案例研究中获得启示。例如，“结构阻力”中的内部满足和恐惧概念从日本对中国、美国的跨国引力案例研究中获得。改革疲劳和法制结构概念则来自德国没有能力借鉴综合学校的案例研究。
(二)背景图对跨国引力研究的发展
第一，背景图呈现出背景的动态性和可塑性。[[26]]无论是结构动力和结构阻力对外部世界变化的反应，反对者和抵抗者之间的改革论争，还是四者与外化潜力的相互作用，都显示出跨国引力背景的复杂性和变化性。为了强化这种动态性，拉普利在背景图的，应用一些←→箭头表示动力(察觉不到←→明显)、阻力(柔弱←→激烈)、行动者的影响力(微弱←→有力)、改革论争(激烈←→温和←→激烈)的程度，充分显示出跨国引力“变化、可塑”的特征。
第二，背景图基本厘清了跨国引力各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它将“阻力”因素纳入跨国引力阶段，从人和结构两个维度区分动力和阻力，构成一个四维空间，阐释出跨国引力的复杂性。居于背景图中心的“外化潜力”是上述四维相互作用的结果。同时，反对者和抵制者出于不同的动机，应用这些外化潜力，影响着外国经验被采用的目的和程度。
第三，背景图补充和拓展了跨国引力相关概念。它将“阻力”纳入背景图中，分析“不吸引”的原因和“动力—阻力”的抗衡，实则促进了对吸引的研究，使跨国引力的背景“动”起来。其他概念，如动机、行动者机构等，虽然不是拉普利的原创，却是背景图极为核心的概念，对理解跨国引力的形成与否 非常关键。
第四，背景图特别关注行动者在跨国引力形成中的作用。它试图将所有可能的行动者放在背景图的中心，考察个体行动者的作用，将人的因素的概念向前推进了一步。[[27]]斯坦纳指出：“处理教育的全球化与跨国迁移过程时，一定要考虑行动者。因为不存在‘无机构(Agency-free)’的传播—接受、借出—借入和输出—输入。”[[28]]
(三)背景图有待完善之处
背景图关注教育迁移背景的分析，关注行动者在跨国引力中的作用，较好地弥补了菲利普斯和奥克斯跨国引力研究的不足。但它自身也有待进一步完善。
1.概念的严谨性。本研究显示，拉普利2006年[[29]]与2007年[[30]]的背景图在概念表述上有所不同(本研究依据前者)。拉普利着力强调，“基础设施”概念是对菲利普斯和奥克斯跨国引力研究的补充，但2006年的背景图中“基础设施(物质设备)”概念仅出现在结构阻力中；2007年的背景图则将“雄厚的基础设施”(Robust Infrastructure)和“基础设施不足”(Lack of Infrastructure)分别列入结构动力和结构阻力中。背景图的两大阵营分别显示为“改革和抵制”(2006)，“改革和停滞(Stasis)”(2007)。拉普利在2006年的背景图中使用“外部世界变化”，但2007年又使用了“背景变化”(Context Shift)。对于这些概念上的使用，未见拉普利做出解释。此外，拉普利用“文化”代替霍姆斯的“社会”概念，因为“文化”一词在近些年的研究中比较流行，这种做法也欠严谨。
2.动力和阻力要素的界限。在谈论结构阻力中的“观念(历史、传统和文化)”因素时，拉普利指出，结构动力一方也有类似特征，包括关于“未来”和“科学推理”的观念。“未来”和“过去”一样有可塑性，而使教育制度合理化与创造一个教育制度来匹配某特定文化一样艰难。正如历史、传统和文化被用来阻止改革一样，关于未来的神话，或使一项教育制度的特色合理化的方式，经常被用来激励改革。[[31]]如此说来，观念因素也应该存在于结构动力中。那么结构动力和阻力之间的分界线在哪里?过于动态的、模棱两可的表述，让整个背景变得有些疏忽不定。
尽管如此，背景图仍然不失为教育迁移理论提供了一个新型解释性框架。此外，它给比较教育学者以启示：既然跨国引力中有人的元素存在，那么，比较教育学者可以在形成跨国引力中发挥重要作用。背景图又好似一个路径图，向比较教育学者展示，如何在讨论外国经验的影响时占据更加有利的地位，从而使比较教育研究为教育决策服务。
注释：
(一)传统文化是国梦的精神所在
众所周知的是，国的传统文化源远流长且博大精深，是经过了数千年的历史发展与沉淀后才逐渐形成的智慧结晶。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不仅拥有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精神，而且还蕴含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海量胸怀，这些宝贵的文化财富是华夏儿女的重要精神支撑，并且在和谐社会的建设也奉献出了不容小觑的力量。
(二)国梦赋予了传统文化以崭新的时代特征与内涵
单单从文化价值的角度来分析，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国梦是数代国人的共同愿望，在其蕴含着华儿女的利益观念与精神气质。因此，在国梦所具备的组成要素几乎都深深的烙印着传统文化思想和精神价值。例如，现代和谐社会的构建与我国传统文化所提出的“致和”思想几乎是如出一辙;和谐社会发展理念同传统文化的“贵和尚”同样是不谋而合;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念与传统文化的“仁义礼智信”还是相互相通的。
由此可见，当前社会的很多理念都是从优秀传统文化所汲取过来的，其不仅有利于国梦的顺利实现，而是还兼具着鲜明的时代特点。可以丝毫不夸张的说，国梦的实现对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契机，让我国历史悠久且底蕴深厚的传统文化能够得到更多人的关注和认可。
[关键词]《说文解字》；小篆；字形
《说文解字》（以下简称《说文》）是我国第一部系统分析字形、说解字义、辨识声读的字典，是中国文字学的奠基之作。作为古文字阶段的最后一种字体，小篆在汉字形体演变历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下面我们对《说文》小篆字形进行分类综述
一、小篆字形综合研究
金{、程邦雄（2003）以《契文举例》为主，并参考孙氏的《名原》等文字学著作，从两方面讨论了孙诒让的甲骨文考释和《说文》小篆的关系，通过比较发现，小篆在历史演变过程中存在不科学性，并对部分小篆字形进行了历时认同。
许曼（2006）从小篆的字体特点及其所反映的秦人的文化心理、价值取向、性格特征等角度来分析小篆成为秦国正统文字的原因，认为小篆字体与秦人的重实用、尚功利、精神文化缺失、“方圆”思想、内敛的性格特征、专制的文化心理息息相关。
许曼（2007）探讨了小篆的生成过程，分析了小篆对汉字形体所进行的改革，探讨了小篆与秦文化之间的关系，对篆改的影响及价值做出了客观的评价，并分析了小篆字体本身所存在的字体繁杂、不易书写以及某些小篆失去了构形理据等方面的问题。
朱栋（2012）以“上”“社”“瑁”“词”“要”和“？”为例分析了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中对《说文》小篆字形及古文字形改定的情况，并探讨了得失。段玉裁在科学历史发展观点和研究方法理论的指导下，结合自己当时所能见到的语言文字材料对《说文》小篆和古文字字形进行改定，但是有些字的改定仍有不妥。
二、小篆与其它字体的对比研究
古敬恒、孙建波（1994）阐述了小篆形体产生变化的三方面背景，介绍了小篆对古籀文字“三方面的省”和“五方面的改”，分析了小篆对古籀的省改与调整所反映的社会和思想现象。
姜玉梅（2007）认同隶书早于小篆在社会上通行，且和小篆同出一源的观点。通过从形体、用笔、笔画和偏旁等方面对古隶和小篆进行对比，发现二者有所差异。其原因在于二者的发展方向与使用场合各有不同，小篆是庄严的官方文字，古隶则是广泛流通的俗体字。
王卉（2008）将汉代金文中的规范篆文与《说文》中的小篆形体作比较，讨论了今本《说文》篆文存在的问题。她认为虽然《说文》篆法有系统性，但是有时这个系统既不符合实际通行的写法，也不符合古文字取象的固有构形，存在不合理的地方。
(一)进一步加深对优秀传统文化的认识
国梦的顺利实现离不开传统文化所具有的感召力与影响力，正是因为我国的传统文化经历了数千年的历史沉淀，才让国民族可以在国际的文化舞台都具有着强大的自信心。当代的青年群体是国家进步与社会发展过程非常宝贵的人力资源，他们所代表的就是国家的希望与民族的未来，因此如果不能够进一步加深青年群体对国传统文化的理解和认识，那么就无法将华民族所独有的文化自信顺利的传承下去，进而对国梦的实现带来一定的阻力。事实上，在国梦的实现过程，由传统文化所积累得来的文化自信所代表的即为我国宝贵的文化资源，我们需要着重认识到蕴藏在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前景与发展优势，在进一步实施国梦的基础之上，加大对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力度，同时还要将我国历代的优秀文化资源与文化代表展开更加详细的讲述，其包括来自于儒家的积极思想、来自于道家的淡定优雅、来自于唐诗宋词的文学艺术等等，在潜移默化的过程当夯实当代青年群体对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信心。
(二)将优秀传统文化与时代主题相互融合
通过上文的内容可知，国梦的实现是历代华夏儿女所共有的夙愿和理想。xxxxxx说过：“实现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个梦想，凝聚了几代国人的夙愿，体现了华民族和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华儿女的共同期盼。”在xxx战争爆发以后，我国的近代历史就一直处于“救亡图存”的状态，数千万华夏儿女都在发自内心的呐喊着“振兴华”的口号，并且在一次又一次的抗争与奋起活动积累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在历经了一段漫长的战争年代后，各路力量的碰撞与整合促使了华民族不得不去寻求出另外一条更加适合的复兴之路，并且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正确指导下，国xxx成为了华民族的又一道明亮曙光。自从国xxx正式进入到我国的政治领域以来，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就落在了党组织的肩上，在国xxx的引领之下，在封建社会受尽欺凌的国人民开始奋勇向上，在经历了数十年的浴血奋战后组建了新国，让国正式成为了众多世界民族的一员。毋庸置疑的是，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之路是坎坷无比且荆棘满布的，但是国xxx却仍然坚守着国家的“富强梦”、民族的“复兴梦”、人民的“幸福梦”而去不断的努力和奋斗。在改革开放后的三十余年，经过了国xxx的积极探索与大胆实践，伟大复兴的国梦已经正式踏入了顺利实现的征程，并且呈现出了令人欣喜的光明前景。基于此，国梦的实现必须要建立在国家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基础之上，要对我国各个阶层百姓的实际情况与利益实现展开更为深入的体察，争取早日实现国家梦、民族梦以及人民梦之间的融合和统一。
国梦的实现已经与优秀传统文化紧密的关联到了一起，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实现虽然是在经历了严峻考验后的近代历史背景下被提出的，但是其仍然具有着非常大的感染力与号召力，这主要是由于拥有深厚文化底蕴的优秀传统文化所形成的。
首先，拥有着数千年发展历程的华文明让国人产生了强烈的自豪感与不可比拟的文化自信，这些都是国梦顺利实现的巨大精神动力;其次，在国梦蕴含着令人动容的爱国主义情怀，这是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核心所在。在我国的近代史出现过很多感人肺腑的爱国事迹，那些令人尊敬的革命先辈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汇聚成了精忠报国的精神信仰，并且在历代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滋养下演变成了华文化宝库最最耀眼的明珠;再次，在诸多的国梦过程要素都烙印着华优秀传统文化所特有的精气神。国梦的实现需要有顽强不息且敢于拼搏的精神力量作为支持，同时还要具备能够凸显公平正义的价值观念来进行引导，进而将国家梦想、社会梦想以及个人梦想更加紧密的关联到一起。在这个过程当，国梦所倡导的和谐发展与合作共赢理念均能够在华优秀传统文化找到相对应的力量支持，为此，国梦的实现为的是让我国历代的民族夙愿得以早日完成，并且在这个过程当将我国五千余年的优秀传统文化更为长远的传承下去。
(三)充分汲取由优秀传统文化所传递出来的正能量
伟大国梦的实现需要得到丰富实践经验的支持，关键之处在于，国xxx与各个阶层的人民群众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充分的发挥出自身的能力来不断的增强国家所具备的物质硬实力与文化软实力，继而在这个过程当来进一步提高国人民的幸福指数。xxxxxx曾明确指出：“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国家，创造13亿人口的幸福美好生活绝非易事。国在发展道路上仍然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实现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国梦，还需要付出长期艰苦的努力。”由此可见，如若想要让国梦得以更加顺利的实现，就需要国xxx与人民群众来众志成城，努力去攻克一个又一个困难，将所有能够调动起来的积极因素都融入到实现伟大复兴国梦的历程当，尽可能的将我国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正能量发挥出来。
国梦的顺利实现同时还需要得到宝贵传统文化资源的支持。一直以来，我国的党组织都将华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扬当成了自己的一项首要任务，并且在这个过程不断的向传统文化内容注入新鲜的血液与时代内涵。在经过了我国历代国xxx人的不懈努力以后，国梦的实现已经与优秀传统文化形成了非常密切的关联性，其包括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爱国情怀、“自强不息”的开拓意识、“民为贵、君为轻”的以人为本理念、“为政以德”的.仁政文化、“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高贵品质等等，不难发现，国梦的实现俨然已经将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发扬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程度。与此同时，国xxx以及人民群众所具备的思想觉悟与文化自信水平也在不断的提高，在无形当加快了传统文化与和谐社会发展之间的融合速度，让我国的优秀传统文化正式成为了伟大复兴国梦实现的力量源泉，继而让传统文化在当代社会背景下的根基得到更进一步的夯实与巩固。
【关键词】中国画 花鸟画 教学 三位一体 传承
2014年4月15日，由中央美术学院主办、中国画学院花鸟画系承办的“全国高等艺术院校花鸟画教学研讨会暨教师、学生作品展”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举行，共邀请了全国15所高等艺术院校，旨在使各个艺术院校增强花鸟画教学经验的沟通和交流，目的是让中国国花鸟画艺术在当代文化语境下更好地传承与创新，让其薪火相传。
就中国花鸟画教学而言，强调“师古人”与“师造化”并举，在师法古人传统笔墨技法上从自然造化中获取创作灵感。研讨会上，艺术家于光华首先总结性概述，阐述了当代艺术高校教学的基本特点。以临摹、写生、创作“三位一体”为教学法则围绕着花鸟画教学的基本概念和笔墨技法，通过对古人经典作品的解读与临摹，对画史、画论、画家作品的特点及技法进行学习与研究。与会专家各抒己见，分别介绍了各自院校的花鸟画教学现状，随后提出了对于教学改革的建议。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画院副院长刘万鸣提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张立辰提出：“传统教学的方法，加强临摹。中国画的传统观念和中西文化的界限和差异，综合材料的混乱和尴尬”。天津美术学院教授霍春阳提出：“国画专业入学考试的西化导致中国画的文盲状态。西学东渐导致中国画的乏味，倡导精学教育以及中国画精神。”即使各院校对于花鸟画教学和对于学生的培养方向有很多不同见解，但其都希望将中国花鸟画传承下去，得到更多的社会认可。由于各艺术院校花鸟画教学具体实施中存在着差异，以及教师的知识结构和学生状况的不同，各艺术院校花鸟画教学成果也呈现出不同的面貌。
早在1958年，中央美术学院教授蒋兆和就对国画教学进行了归纳和总结。教学实践证明：在写实造型方面所尝试的素描改革很有成效；在临摹写生等方面要坚持临摹和写生相结合，这样才能够推陈出新；在学习传统方面先师法古人，后师法造化。1959年，
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在教学大纲中明确提出了带有体系性的“三位一体”教学方法。之所以说“三位一体”是一个教学体系，是因为其不但是教学原则，而且是教学方法的统一体。其是从写生、临摹到创作的“三位一体”，从原则上讲，是传统、是生活，亦是创作。国画大家郭味渠在教学实践中也秉承了“三位一体”的教学法则，其可贵之处是将法则予以专业化，在贯彻高等艺术院校中国画专业教学方案时第一次提出了“一次精写、二次率写、三次变写”的具体教学方法，形成“大、小三写”相结合的中国花鸟画写生观和创作观。
中国画是属于中国人自己的画种，是不可复制的。中国画的教学方法也应该是特有的，而不是一味地复制西画的教学方法。花鸟画是中国绘画重要的艺术品类，以传统绘画作为积淀。我们应摹古画今，积极探索适合花鸟画传承与发展的教学模式。
目前，中国高等艺术院校的花鸟画教学正面临着机遇和挑战。为培养适应社会、一专多能美术人才，我们必须要借鉴专业美术学院的教学方法和经验，结合综合类高等艺术院校的课程设置特点和地域性教育资源，对影响花鸟画课程的教学质量、教学成果等若干问题进行深刻剖析，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花鸟画的教学方法进行深层研究。
社会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高速发展使人们的审美情趣不断变化和提升。人们期待着拥有更多有情感和地域特色的花鸟画新形式的诞生，这就为中国花鸟画的教学改革提供了新的契机和要求。各大综合类艺术院校在同是“三位一体”的教学方法下又存在差异，研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四种：1.现代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冲击。学生更加关注现实生活，对传统的中国画没有深入了解，学习的兴趣点发生转移。2.由于现代多方面艺术思潮的影响，学生对中国传统的花鸟画表示怀疑。对于是否继续坚持从临摹、写生到创作“三位一体”的教学方法和原则，有些学生并不是十分认同，甚至有相当一部分学生认为，学习花鸟画只要学些笔墨程式化语言即可，无需进行耗时耗力的大量写生。3.另一种说法是：在中国画中，花鸟画属于小画科，不能等同于中国人物画和中国山水画的分量，更不会有什么大作为。4.就目前情况看，部分综合类艺术院校的中国画专业教师师资队伍还不够健全，缺少正规的美术院校花鸟画专业毕业的教师。
“三位一体”的花鸟画教学理论和体系包括花鸟画的临摹、花鸟画的写生、花鸟画的创作，具体内容如下：
第一，花鸟画的临摹。
临摹是直接获得古代绘画技法的重要方式。通过有步骤的临摹，让学生对中国古代优秀的绘画作品有深刻的理解和研究。为了让其更好、更直接地学习古人绘画的优秀技法，在选择临摹范本时应寻找和古人作品最相近的范本，学习古人怎样从自然界中提炼素材、表达情感、概括物象、经营位置和运用笔墨等，让其进一步了解画家当时所处的时代背景和具体创作方法。传统花鸟画的临摹，重点在于将我国历代花鸟画经典作品中的诸多因素进行分析和研究，将作品的构图、物象造型、设色、笔墨等因素详尽分析、消化、理解并运用到未来的创作中。教师要使学生掌握花鸟画的技法和表现手段。
临摹分对临、意临和背临三种。对临并非看一眼临摹一笔，而是需要进行一定时间的观察和分析。只有对画面有深刻的体会，才能进行临摹；只有在临摹几次后，对于原作品的笔墨技法、精神面貌有一定的了解，才可以逐步过渡到意临，最后到背临。
第二，花鸟画的写生。
写生是花鸟画学习的重要手段之一，是历代画家学习、创作过程中必经的过程和方法。其是在汲取历代画家的绘画方法和手段的基础上，面对万物植根生命、耐心细致地用心和笔来把握物态形象、氛围和意境，表现大自然中的情趣和生机，呈现出画家的内心情感。花鸟画的写生是指写花鸟生命之生意、生机和生趣。万物都是有生命且在运动的，亦是都可写出生意来的。写生应注重同古代画家的绘画作品进行印证和比较。
中国画的写生包括三个方面，即速写、慢写和默写。写生中的速写和慢写中还包括了默写的成分。默写需要学生靠记忆来绘制画面，是国画创作的主要方法。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能力培养也主要体现在这里。画家大部分时间是凭借记忆默写来做画，所以速写、慢写、默写三者是学生了解花卉、植物、鸟兽等物象的主要方法和手段。“造型”作为表达情感的媒介之一，是花鸟画家感受万物所产生的图示表象。造型观念的不同使图式发生了改变。古代画家对于意象造型的论述非常多，例如“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①“妙在似与非似之间”②等，这些画论中对于造型的阐释，影响着古今不同时代画家的造型表现。纵观历代花鸟画的发展，花鸟画的造型观念经历了一次重大的革新――宋代文人画的出现，衍生了工笔与写意两种不同的造型方式，致使写意花鸟画得到了空前发展。而到了20世纪末，花鸟画造型观念从空灵幽远走向世俗精神，从寻求生活中的诗意转为对万物生命的观照，新题材的开拓、创新成为了很多花鸟画家的新使命。
第三，花鸟画的创作。
花鸟画的创作是基于大量的临摹和写生基础上的。如果没有高质量的临摹和写生，就不会有高质量的艺术创作。在教学中常会遇到以下问题：学生在花鸟画创作课上面对眼前的宣纸发呆、束手无策，或者急于寻找照片资料来拼凑画面，也有部分学生直接篡改其他作品。绝大多数学生认为与其浪费时间写生，还不如拿着相机进行直接记录。这种思维的形成及现象的出现，不仅是创作课程的问题，也将影响学生未来的创作能力，是花鸟画写生的悲哀。追根溯源，学生并不了解写生与创作的关系，写生是作为画家收集素材和认知生活、物象的重要方法，是提高造型能力和技法的重要手段，也是对植物生长规律、植物和动物造型等大量知识研究的切入点。而创作是写生过程中所研究的大量具体事物的综合表现。写生的过程是思考事物、精炼事物的过程，存有创作的成分；与此同时，创作也为写生提供了表达事物的多种方法，两者缺一不可、相辅相成。仅用相机来记录不能代替写生的研究过程。笔者将创作课程分为命题创作和自主创作两个部分，让学生能够深入地理解、研究所创作的作品内容，清晰定位作品风格和意境。在生活中，我们应客观面对一切，而作品创作时应主观，即是张b所说的“外师造化、中得心源”③，两者是辩证统一的。当代花鸟画的创作，从造型表现到意境表达都应趋于多样化，因此我们要使传承与创新并重，勇于寻求新的表达方式和技法，在实践中汲取养分，充实创作。
“三位一体”的花鸟画教学体系使临摹、写生、创作有机结合、相互渗透、不可分割。其将成为师生交流的平台，让学生能够主动学习并与教师进行更好的交流。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要不断寻找不足，并善于灵活机动地解决问题，更好地自我完善，以达到教师与学生“教学相长”的效果。
注释：
①苏轼（1037―1101年）的诗画名言。苏轼是宋代重要的文学家，唐宋家之一，宋代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
②齐白石的艺术主张。齐白石（1864─1957年）是近现代中国绘画大师，世界文化名人。
③唐代画家张b所提出的艺术创作理论，是中国美学史上“师造化”理论的代表性言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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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刘万鸣.砚边寄语[M].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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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田黎明.中国画教学研究论集[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
设计学是一个十分宽泛的学科范畴，包括装潢设计，装饰设计，景观设计，工业造型设计，服装设计等等。
设计学中有一句话叫做“添一笔容易，减一笔难”，其中的含义是指无论是何种类型的设计也包括绘画书法，都秉承“从简不从繁”的创作准则。
崇尚运用最少的设计语言或者设计元素，来表达最丰富最精彩的意境，就像是服装设计并不是以服饰上的装饰物的多少来判断优劣;平面海报的成功与否也不会由线条、图形或者色彩的数量来决定;同样室内设计讲究空间分割合理，空气流通顺畅，反对过多堆砌，过分装修。
“从简不从繁”的创作准则绝不是对细节表现的完全抛弃，相反它是对细节的高度概括和统一，甚至达到了“增一分则肥，减一分则瘦”的地步，对细节的要求惊人地苛刻。
其中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髓“此处无声胜有声”以及“惜字如金”，早在几千年前《道德经》中就有说明：“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
“可见”由繁入简”受到了中国传统老话“冗繁削尽留空瘦”的影响。
社会在不断进步，文化科技更是发展迅速，室内设计也在不断的发生着变化，但是我们应该认识到，传统文化的影响始终存在于其中，无论室内设计的未来将如何发展，传统文化将永远相伴，也必将发挥其强大支撑和源泉作用，为室内设计的发展提供原动力。
我相信，传统文化对室内设计的影响会始终存在，并且发挥更大作用。
2._质孙_对明代服饰的影响李莉莎，LILi-s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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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晚清四十家诗钞》与桐城诗学刘和文，LIUHe-wen
17.宋濂与_台阁体_关系新探陈昌云，CHENChang-yun
18.试论_学诗如学仙,时至骨自换_之内涵张振谦，ZHANGZhen-qian
19._夜诵_考向回，XIANGHui
20.卢梭美育思想对_美育代宗教_命题的影响种海燕，CHONGHai-yan
21.现象学视域中知觉理论向审美知觉的发展——以超越主客二元对立模式为主线董惠芳，DONGHui-fang
22.浅论民族主义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新变化任其怿，王维佳，刘倩，李慧茹，RENQi-yi，WANGWei-jia，LIU-Qian，LIHui-ru
23.辽天祚帝元妃身世及诸子考史风春，SHIFeng-chun
24.薛延陀部名称与起源考包文胜，BAOWen-sheng
25.儒何以柔赵雪波，ZHAOXue-bo
26.释_於_——兼谈虚词词典的义项排列任晓彤，RENXiao-tong
27.语境与语篇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李玲君，LILing-jun
28.民族地区高校社科学报发展的现实选择齐昆，杨雪梅，QIKun，YANGXue-mei
1.应对气候变化:欧盟的实现机制——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体系杨志，_
2.对欧盟民航业碳排放收费问题的透视郭兆晖，李普，廉桂萍
3.浅析美国碳排放权制度及其交易体系胡荣，徐岭
4.全球碳交易市场构建与发展现状研究陈波，刘铮
5.低碳经济研究综述王岩，李武
6.关于蒙古族传统文化公法保护的思考——以内蒙古乌审旗为例张文香，卢赞赞，李晨希
世纪中叶土默特地区寺院经济初探乌云
8.当代中国地方治理的政治生态分析:基于府际关系任维德，乔德中
9.和谐社会的政治文化及其构建乔福龙
10.政府与郝红鹰
11.金融危机视阈下对资本主义的反思和社会主义的展望班秀萍
12.刑事和解制度的社会功能与政治功能及其结构萨其荣桂
13.合同义务与合同附随义务的比较研究郭连恒
14.认识论中的事实文本和意义赵东海
15.控制自然与异化消费——威廉·莱斯的生态危机理论述评郝峰，殷雄飞
16.论_的科学技术管理孙丽
17.论匈奴世袭制度李春梅
18.近代_会对后套地区的水利开发及其影响田军
19.蒙古入侵期间罗斯_会拒绝与_会合并的原因国春雷
20.英国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政教关系张建辉
21.元上都扈从诗的民族精神要素发微杨富有
22.汤斌与康熙的诗文交往考论黄建军，高志忠
23.叶燮的学古诗论与其诗歌创作李朝军
24.论军事题材熟语的文化功能王枫
25.基于EPG的蒙古语语音研究包桂兰
26.论英语中的法语借词及其对英语文体的影响郑丽莉
27.《诗心妙悟自然——中国山水文学研究》评介武彬
28.《中国牧区经济社会发展研究》评介李春林
29.《征服世界的人——成吉思汗》评介王晓俊
1.对蒙古族传统服饰文化传承问题的思考曹莉，CAOLi
2.伪蒙疆_刑事诉讼法初探宋从越，SONGCong-yue
3.草原生态建设补偿机制研究:问题、成因、对策孟慧君，程秀丽，MENGHui-jun，CHENGXiu-li
4.草原生态重建的国家补偿李晓蕙，滕有正，LIXiao-hui，TENGYou-zheng
5.基于聚类分析的内蒙古草原生态经济系统综合评价巩芳，常青，白布赫，文宗川，GONGFang，CHANGQing，BAIBu-he，WENZong-chuan
6.凯恩斯政府干预理论对化解全球金融危机的启示与借鉴刘银喜，徐天骄，LIUYin-xi，XUTian-jiao
7.全球化视野中的政府道德责任曹淑芹，任金秋，CAOShu-qin，RENJin-qiu
8.中_威观的历史形态及其启示吕瑛，韩蕾，LVYing，HANLei
10.关于国家文化的国际法思考李英芬，LIYing-fen
11.__后内蒙古诗歌批评综论刘志中，LIUZhi-zhong
12.从《梧门诗话》看法式善的唐诗观米彦青，MIYan-qing
13.陈澧词学观探论陆有富，LUYou-fu
14.从《进学解》看韩愈在对话式表达艺术上的贡献徐晖，XUHui
15.论唐宋词中的愁情葛琦，GEQi
16.南朝咏物诗对促进五言诗律化的意义赵红菊，ZHAOHong-ju
17.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草原旅游发展研究——以锡林郭勒盟为例郝晓兰，HAOXiao-lan
18.基于旅游者意象感知的旅游地竞争力分析——以草原旅游地为例乌铁红，WUTie-hong
19.提升内蒙古旅游业核心竞争力的对策研究敖红艳，慕晓峰，AOHong-yan，MUXiao-feng
20.信息技术对旅游者消费行为影响的研究王亚峰，WANGYa-feng
21.民国北京政府时期都统制度初探——以绥远都统的设置为例张建军，ZHANGJian-jun
22.清末民初大学预科教育制度述评斯日古楞，Siriguleng
23.试论萧乾新闻作品的文学性因素刘寒娥，彭超群，LIUHan-e，PENGChao-qun
24.哈贝马斯理论视野下网络的非公众舆论表征邢渊渊，XINGYuan-yuan
25._不折腾_英译的认知理据邢晓宇，XINGXiao-yu
26.一致式向隐喻式的转化与英语语句的信息密度李梅，LIMei
27.少数民族文物翻译中的补偿问题戈思齐，GESi-qi
28.当代俄语先例名文化内涵解读苏娅，SUYa
29._把_字句句法-语义研究赵金色，ZHAOJin-se
30.试论普通话高元音[i][(η)][ι]在音位上的分合李秀，LIXiu
1.清代蒙旗社会喇嘛教信仰问题研究祁美琴，QIMei-qin
2.《阿勒坦汗法典》及其内容浅析那仁朝格图，Naranchogt
3.元顺帝时期士人政策述论展龙，ZHANLong
4.高丽女性在高丽与蒙元关系中的作用崔鲜香，CUIXian-xiang
5.论民族区域自治地方人口与计划生育管理配套立法丁鹏，DINGPeng
6.尼莫形象权法律思想评析马波，MABo
7.未成年人犯罪诉讼程序的理论基础孟军，MENGJun
8._异化的现代性_及其超越的文化指向刘丽，牟永福，LIULi，MUYong-fu
9.政策网络的动力演化机制及其管理研究匡霞，陈敬良，KUANGXia，CHENJing-liang
10.内蒙古工业所有制结构变迁与就业关系研究杜凤莲，陈晓霞，DUFeng-lian，CHENXiao-xia
11.以市场气氛假说检验全流通时期A股IPO抑价现象的实证分析梁志隆，LIANGZhi-long
12.内蒙古大学出版社新近出版《李银河文集》(1-10卷)
13.试论中晚唐诗人张祜的宫词赵乐，程郁缀，ZHAOLe，CHENGYu-zhui
14.民初的骈体小说创作何以繁盛郭战涛，GUOZhan-tao
台湾当代诗阅读札记
《诗经·周颂》研究综述
21世纪出土文献与唐诗研究综述
新出石刻与贺知章研究综述
从事吟诵教育二十四年感言
近年来汉代骚体辞赋研究综述
独到的研究视角深切的文化关怀
试论谢灵运山水诗对赋体艺术的接受
凛然的诗意——关于杨方的写作
杨方诗歌中的“故乡”情结
魔幻的灵动:关于杨方诗歌的阅读随笔
远离红尘的雪莲——论杨方的诗
自由的行吟诗人——杨方诗歌简评
“驻校诗人”在中国:回顾与展望
基于大学校园文化情境的驻校诗人制度
现当代诗学研究的“问题与方法”意识
“发现”新诗的前提与方法
主持人语:出土文献与诗歌研究的思考
近三十年吴伟业诗女性书写研究综述
《周礼·春官宗伯》研究综述
“吟诵——中国式语文教学法”的继承与创新
我们一起来吟诵——盈视吟诵学习法
2012年中国古典诗歌研究论文索引
2012年中国古典诗歌研究硕士论文索引
2012年中国古典诗歌研究博士论文索引及摘要
首都师范大学驻校诗人十年回顾研讨会综述
评张树国《汉—唐国家祭祀形态与郊庙歌辞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诗经》农事诗研究
评张树国《汉一唐国家祭祀形态与郊庙歌辞研究》
钱塘地域文化对三沈诗歌创作主题的影响
七载扫叶还诸旧观——评《玉台新咏汇校》
旧时王谢堂前燕——评《子弟书与清代旗人社会研究》
广博精专,缉熙于学——评《宋玉研究资料类编》
“在逃的一股香”——“反证”《现代诗:语言张力论》
重绘穆旦生命谱系——评易彬著《穆旦评传》
一条河流最终要到达的地方——论杨方的诗歌和故乡情
别真伪辨疑惑正传误——评陈尚君先生《唐女诗人甄辨》
以细读、交流和制度建设促进驻校诗人模式的系统化发展
诗吟和健康——代广青陇先生著《诗吟艺术的本质和形式》推荐词
儿童的心性儿童的诗歌——从吟诵角度谈小学语文教材革新
一部承前启后的呼唤之作——朱则杰先生《清诗考证》评介
重现诗歌的艺术本位——评李骞《20世纪中国新诗流派研究》
搜罗历代之珍版,汇萃各家之庋藏——评黄灵庚教授《楚辞文献丛刊》
“名正”言顺新见迭出——评张煜《乐府诗题名研究》
乐府诗音乐形态研究的开拓之作——评曾智安《乐府诗音乐形态研究
域外文学史观下的中国文学——也谈《剑桥中国文学史》
致力于解开唐诗密码的创新之作——评王志清先生《唐诗十家精讲》
关键词：《文心雕龙》；研究评述；个案分析
作为一部传统的文学理论名著，《文心雕龙》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颇为引人关注。近年来，《文心雕龙》研究蔚为大观，最终成为一门显学，号称“龙学”[1]。对于近年这些“龙学”的研究成果，既有总结的必要，又有归纳的需求。因此，本文拟以2001年作为研究的起点，对学术界至今的重要成就进行如下的C述。并以期达到对这特定时间段内，特定研究对象的研究经历与研究结果进行宏观层面的总结与归纳。
一、研究焦点的转化
随着“龙学”的出现，有关《文心雕龙》的研究焦点在2001年后出现了转化的趋势。而且，这种研究焦点的转化趋势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得到确证：
再次，总结性概述给予研究新的方向。任何一项理论研究，都可以基于宏观的视角和微观的视角进行探析，对于《文心雕龙》及其相关“研究成果”的再研究也是如此。虽然微观层面的研究具有针对性，更能解决实际问题，但是，从宏观层面对某一特定时间段的研究进行理性的总结则更能在发现这一特定时间段研究中存在的缺欠。从而为弥补研究的空白提供了可能。因此，关于《文心雕龙》的研究综述性文章时见各大理论期刊。而且这类综述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在第一个方面上，它是指更具宏观性的，以《文心雕龙》为研究对象的综述。例如，潘玲发表于《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的题为《近五年〈文心雕龙〉研究综述》；在第二个方面，它是指针对《文心雕龙》某一特定内容而进行研究性综述。例如，张敬雅发表于《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的题为《〈文心雕龙・神思〉研究综述》的文章；陈亦桥发表于《贵州师范学院学报》的《〈文心雕龙〉“通变”释义研究综述》等。第三个方面的研究综述为针对某些学术会议的综述。例如：陶礼天发表于《文学评论》的、题为《〈文心雕龙〉研究与当代文艺学学科建设学术研讨会综述》；李平发表于《文学评论》的、题为《2009〈文心雕龙〉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仔细阅读这些研究性综述可以发现以下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这些研究综述虽然详细总结了某一特定时间段的相关研究成果，但其确定的时间段稍显短小。特别是以“五年”作为时间标准进行综述性分析，似乎过于简略。第二个问题，以上诸多内容的研究综述确实为当时有关《文心雕龙》的研究指明了正确的研究方向。特别是那些以学术会议为研究对象的综述更能起到这样的作用。
二、探索范围的拓展
2001年以来《文心雕龙》研究焦点的转化带来的第一个学术影响可以简单地概括为有关《文心雕龙》“探索范围的拓展”。在这里，“探索范围的拓展”可以从以下两个层面上进行客观地分析：
首先，“研究”的再“研究”拓展了传统探索的范围。众所周知，当《文心雕龙》的研究历程中出现“文本研究与‘研究’的研究并重”的局面后，对于传统研究结论的重新审视，既更正了传统研究中的错误，又深化了传统研究的范围。因此，这个层面上的“拓展”是一种基于“深入研究”而表现出来的“范围性拓展”。例如，针对《文心雕龙》中的第三十六篇“比兴”的研究历程就表现出了这样的特点。众所周知，比兴是古代诗歌的重要创作方法，因此它也就成了刘勰创作论的核心内容。在近年的研究中，有关“比兴”的研究经历了如下的变化：总体说来，主要包含了“比兴”的本源考证、“比兴”的理论内涵界定、“比兴”的特征辨析、“比兴”概念的成因探讨、“比兴”与其他因素的关系辩证、“比兴”的价值地位考察等几个方面[3]。所以说，这种通过“深入研究”而表现出来的范围拓展在细化有关“比兴”研究的基A上，扩大了传统有关“比兴”的研究内容。
理论研究与文学作品文本的阅读一样，不同的研究者因其所持学术观点的不同，因其研究者的理论视野的不同，面对相同的研究对象，他们的结论也会有所不同。因此，对《文心雕龙》的“研究”进行再“研究”，既是对其传统研究实践的总结，也是对传统研究实践的客观拓展。
其次，另一种“研究范围拓展”是基于不同理论视角对有关《文心雕龙》研究问题的阐释。即，通过新的视角挖掘《文心雕龙》与其相关研究成果的科学价值。傅炜莉基于认知理论对《文心雕龙》相关术语的分析。其研究结论集中于《〈文心雕龙〉文论术语的认知阐释》一文之中。再如，王晓军基于语用学理论对《文心雕龙》相关语用问题分析的《〈文心雕龙〉的篇章语用学思想》一文等。虽然不能在此穷尽与此相关的其它研究性文章，但是，以上两个简单的列举却非个案。因为，这足以代表一种这样的观点：近年有关《文心雕龙》的研究，在其研究范围的层面上表现扩大化的趋势。无论是对《文心雕龙》传统文本研究结论的细化，还是对其研究结论的重新审视，其客观的结果都表现出了范围的拓展。
三、审视视野的更新
研究焦点的转化与探索范围的拓展都会为《文心雕龙》的相关研究带来审视视野的更新。这里所谓“审视视野的更新”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虽然中国传统文化在中国后期的封建社会里一定程度上起着阻碍历史进步的作用。但仍然有与现代化融合从而促进现代化成功实现的诸多营养成分存在，以儒家思想为主的“东亚价值观”仍是亚洲各国发展的文化基础，而且还受着那些“文明过度”的西方学者的特别青睐——认为在中国这种以伦理主义为核心的传统文化中可以寻求到医治由“过度文明”带来的“文明病”的良方。
(一)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论研究。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不管是对历史负责，还是对未来负责，都应保有自己的文化特色，保护自己的文化遗产。尽管这个“文化酱缸”在一定时期内束缚了历史的发展，但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的特色，是中国宝贵的物质和精神财富，是五千年文化的积累，是中国文化保持长久生命力的重要因素。因此，加强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整理，从中吸取精髓，使之发扬光大;摒弃糟粕，以史为鉴。
(二)保护中国传统文化的物质载体。文化的“神”是文化的核心和灵魂;文化的“形”是文化的“神”的载体，要发挥传统文化新的生命活力，就应实现其“神”与其“形”的现代统一。因此，一方面要致力于传统文化固有的“形”保存、保护——经典文本、文物古迹、传统节庆、优良的民间习俗、民间谚语等文化遗产，使之继续发挥作为传统文化其“神”的载体的作用;另一方面又要总结传统文化中的“神”，对其进行现代价值再创造，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念和价值观念，及时反映和体现出改革开放进程中涌现出的一些新思维、新观念、新取向，使中国文化更具时代特征和时代引导能力，使有“形”的文化遗产具有现代生命力。
(三)重构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体系。中国传统文化的许多腐朽、落后、愚昧成分已经难以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需要，必然会被文化自身的新陈代谢所抛弃。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改造要有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时代意识，弘扬中华民族的主体意识，坚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原则。传统文化中“仁义礼智信”、“以和为贵”、“兼爱”、“尚贤”、“自强不息”等普适性文化元素要大胆地发扬光大，应该成为中国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方文化中包含的科学精神、民主思想、法制观念、人权理论等文明成果，要像学习马克思主义一样，吸收、消化、使之中国化，成为中国文化中浑然天成的一部分，使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体系更加完善。
(一)追寻国梦的历史轨迹
回顾一下我国的近代历史，这与国梦的形成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性。事实上，国梦本身与国的近代史发展非常相似，都经历过了“辉煌——衰落——复兴”的曲折历程。在1840年，战争的爆发将国百姓陷入到了水深火热的境地之，国社会沦为了半封建的状态。随后，千千万万个爱国人士自发的组成了一支支“圆梦团队”，开始为人民解放奉献自己的汗水和热血。例如由李鸿章和曾国藩领军的改良运动、以义和团为代表的革命战争、由梁启超发起的变法运动等等，这些顽强无畏的奋起抗争虽然为民族解放重新燃起了希望的火焰，但是却均以惨淡的失败所收场。在历经了较长时间的磨砺以后，华民族在国xxx的带领之下，终于成功踏上了富强、民主的发展之路。
在新国正式成立以后，崭新的历史起点又衍生出了一些新的问题，国家的繁荣与社会的发展均离不开经济建设的支撑，因此在改革开放决策的实施下，华民族真正踏上了民族复兴的光辉大道。
(二)国梦的本质概述
在2012年11月29日，xxx在参观《复兴之路》的博物馆展览活动时提出：“实现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在次年的3月17日，xxx在第十二届人大会议闭幕式上表示：“实现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国梦归根结底是人民梦。”不难看出，国梦所代表的不仅仅是国家的富强与民族的兴旺，同时还揭示了国梦的真正目的是实现国人民的“幸福梦”。
保护中国传统文化，重构中国传统文化，最终目的就是要使中国传统文化深入民心，并且走出国门，成为中国先进文化的一部分，成为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最重要的两个途径是：学校教育和媒介传播。
(一)学校教育活动。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是个由来已久的话题，也是国家常抓不懈的一项工作。26年9月xxx发布《国家“十一五”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和传统经典、技艺的传承。在有条件的小学开设书法、绘画、传统工艺等课程，在中学语文课程中适当增加传统经典范文、诗词的比重，中小学各学科课程都要结合学科特点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高等学校要创造条件，面向全体大学生开设中国语文课”。
笔者认为，要系统地传播中国传统文化，还应该将其作为一门专门的课程独立于语文、历史等其他各科。这是向中国知识阶层传播传统文化的重要途径，而知识阶层是发展文化的生力军，是普及文化的传播者。这门课程应重在介绍中国传统思想、传统价值观和道德观、传统风俗习惯、传统文学艺术等，让学生在这门课程中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而产生敬畏感;看到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中国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产生历史认同感和归属感;看到中国传统文化与世界发展的联系而产生自信心;吸收中国传统思想而提高道德修养，学习中国传统文学艺术而获得美的教育。
而设计师并没有死板地去照搬古代陶的图象纹样，而是采用了极具现代感的几何图案还有现代的编排形式，无形中将传统的“陶艺”溶入到了现代室内设计当中来。
著名的人民大会堂澳门厅由王炜钰设计，他将我国古代园林设计中经常用到的莲池美玉，亭台园榭，翠竹杨柳，奇山怪石，传统形式的藻井式天花，统统巧妙的安放在现代化的室内，它既有中国古代园林中南方的秀丽、俊美，又有北方园林的庄重、华贵。
设计中大量运用了传统元素，并且将其巧妙地应用在现代的室内设计当中，堪称古今结合的典范。
又比如现在涌现出的众多仿明清室内设计风格的茶楼和餐厅，以及遍及北京城的各种古玩店等等。
这些说明传统文化中的外形在现代室内设计中被广泛应用，现代室内设计赋予传统文化新的生命，传统文化赋予现代室内设计更深的内涵，使其具有更加强烈的艺术气息。
保护中国传统文化，重构中国传统文化，最终目的就是要使中国传统文化深入民心，并且走出国门，成为中国先进文化的一部分，成为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最重要的两个途径是：学校教育和媒介传播。
(一)学校教育活动。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是个由来已久的话题，也是国家常抓不懈的一项工作。26年9月xxx发布《国家“十一五”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和传统经典、技艺的传承。在有条件的小学开设书法、绘画、传统工艺等课程，在中学语文课程中适当增加传统经典范文、诗词的比重，中小学各学科课程都要结合学科特点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高等学校要创造条件，面向全体大学生开设中国语文课”。
笔者认为，要系统地传播中国传统文化，还应该将其作为一门专门的课程独立于语文、历史等其他各科。这是向中国知识阶层传播传统文化的重要途径，而知识阶层是发展文化的生力军，是普及文化的传播者。这门课程应重在介绍中国传统思想、传统价值观和道德观、传统风俗习惯、传统文学艺术等，让学生在这门课程中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而产生敬畏感;看到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中国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产生历史认同感和归属感;看到中国传统文化与世界发展的联系而产生自信心;吸收中国传统思想而提高道德修养，学习中国传统文学艺术而获得美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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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rospection and Projection
殷墟甲骨的发现，迄今已达一百年了。甲骨确切地说是在哪一年发现的，学术界颇有争议〔1〕，今后还可能讨论下去， 但考虑到“村农收落花生，偶于土中检之”， 于是为古董商人所得之说， 其始出或在1898年冬，而由王懿荣鉴定则是1899年。不管怎样，现在开始纪念这件学术史上的大事，是应该的，也是必要的。
甲骨的出现导致一门学科的产生，就是现在大家知道的甲骨学。“甲骨学”这个词系何人何时首创，有待考证，然据胡厚宣先生的《五十年甲骨学论著目》，率先以“甲骨学”揭橥于论著标题的，是朱芳圃先生。朱氏是王国维先生在清华的弟子，他在1933年出版专著《甲骨学文字编》，1935年又印行《甲骨学商史编》。同时，1934年《中法大学月刊》有李星可《甲骨学目录并序》，1935年复旦大学《文学期刊》有郑师许《我国甲骨学发现史》〔2〕， 此后“甲骨学”作为学科名称便广泛流行〔3〕。
甲骨学的内涵可有狭义与广义。狭义的甲骨学特指甲骨及其文字本身的研究，广义的则举凡以甲骨文为材料论述历史文化者皆得纳入。过去如董作宾先生《甲骨学五十年》（后修改为《甲骨学六十年》），胡厚宣《甲骨学商史论丛》、《五十年甲骨学论著目》，严一萍《甲骨学》等，取义均较专门。本文所述也想以狭义的甲骨学为限，略陈拙见，请方家指教。
让我们先由甲骨的搜集著录谈起。殷墟甲骨到如今一共出土了多少片，因为“片”的定义不很明确，加之收藏分散，不断流动转手，要精密统计是很不容易的。50年代初，陈梦家先生曾估计为10万片〔4〕。近年，胡厚宣先生计算有16万多片〔5〕。最近有学者表示不同意， 仍认为“近10万片”为妥〔6〕。甲骨绝大多数是碎片， 陈梦家文以小屯YH127坑情形为准，推断相当“完整的甲和胛骨数千”，不过YH127龟甲基本完好，从历年发掘经验看，实在是罕见的，多数情况下甲骨在埋藏时业已残碎，所以碎片所代表的完整甲骨数量会更多。
《合集》以后，又有若干著录问世。其间比较大宗的，发掘品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小屯南地甲骨》，收藏品有许进雄《怀特氏等收藏甲骨文集》、松丸道雄《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甲骨文字》、李学勤、齐文心、艾兰《英国所藏甲骨集》、雷焕章《法国所藏甲骨录》与《德瑞荷比所藏一些甲骨录》，伊藤道治《天理大学附属天理参考馆藏品甲骨文字》、胡厚宣《苏德美日所见甲骨集》和《甲骨续存补编》等等。目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学者正在做《甲骨文合集补遗》的编纂工作。
《合集》及其后种种著录，为全面整理殷墟甲骨准备了条件。例如吉林大学于省吾先生等学者安排计划，编著“《殷墟甲骨刻辞摹释总集》、《殷墟甲骨刻辞类纂》、《甲骨文考释类编》（出版时名《甲骨文字诂林》）、《甲骨文选》等四部著作”，构为“一个完整的系列”〔7〕。这些书籍， 已经取代了多年来人们习用的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释》、岛邦男《殷墟卜辞综类》等书。其中《甲骨文选》未出，但已有王宇信等主编的《甲骨文精萃选读》、徐谷甫、濮茅左的《商甲骨文选》等，体例略似。
整理工作， 还需要提到香港饶宗颐先生主编的《甲骨文通检》〔8〕。《通检》已出四册，第一册先公、先王、先妣、贞人，第二册地名，第三册天文气象，第四册职官人物，极便学者。据闻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有“甲骨文电脑资料库研究计划”，规模宏大，刻正逐步实施中。
甲骨的缀合复原，也是整理的一个重要方面。缀合专书，始于曾毅公先生1939年的《甲骨叕存》，该书于1950年扩大出版为《甲骨缀合编》。专就_前发掘所获甲骨缀合的，有郭若愚先生等《殷虚文字缀合》〔9〕、张秉权先生《殷虚文字丙编》〔10〕。70年代，又有严一萍《甲骨缀合新编》及《甲骨缀合新编补》〔11〕。
据以上叙述可见，甲骨的著录和整理，于几代学者的努力下，业已有了显著的成绩，为深入研究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当然这样说并不意味今后没有更多工作好做。以材料的搜集而论，国内外还有若干公私收藏，数量尽管不多，仍有精品，令人兴遗珠之叹。著录的方式也可以改进。早期仅用拓本，甚或限于条件，以摹绘代之，不少原物至今已不可见，非常可惜。实则甲骨除文字以外，其本身尚须从许多角度考察研究，不是拓片摹本所能代替。对较重要的标本，采用彩色摄影等等方法著录，将有裨于研究的进展。缀合拼复也有好多工作可以进行。比如《殷虚文字乙编》新版和补遗已出，《甲、乙编》的坑层记录也发表了，使这些发掘材料的进一步拚缀更有条件。
甲骨文字的考释，是古文字学最明显的一项成果。自1904年孙诒让著《契文举例》发端，不知有多少学人于此付出心力。释读文字的作品，在每年出现的甲骨学论作中，总是数居首位。
已出土甲骨到底包含多少不同的字，长期以来学者间有各种估计。多数人根据孙海波《甲骨文编》、金祥恒《续甲骨文编》，推定为5000字以上，然而近日有学者做了仔细研究，指出只有4000字左右，其说当更可据。于省吾先生考释甲骨文字，收获甚巨，其《甲骨文字释林》自序云，甲骨文字“已被确认的字还不到三分之一，不认识的字中虽有不少属于冷僻不常用者，但在常用字中之不认识者，所占的比重还是相当大的。……所以说目前在甲骨文字的考释方面，较诸罗（振玉）、王（国维）时代虽然有所发展，但进度有限。”20年前他这番话今天仍旧适用，可见甲骨文的读释是十分困难的。有人宣称在短期内释出多少字，断不可信。
甲骨文的字编，起着汇集文字考释成果的作用。这种字编虽以罗振玉1916年的《殷虚书契待问编》为滥觞，惟其内容限于待考，真正成系统的当以1920年王襄先生《簠室殷契类纂》、1923年商承祚先生《殷虚文字类编》为最早，而最流行的是孙海波《甲骨文编》。《甲骨文编》初版于1934年，1965年出了修订版〔12〕。近年新出的熘惺嫦壬鞅唷都坠俏淖值洹贰?3〕，更为广博精审。结集诸家训释的专书，过去较完备的是李孝定先生《甲骨文字集释》〔14〕，近期则有上面谈到的《甲骨文字诂林》，着手考释甲骨文字者都可由之得到帮助。
董作宾先生1935年的名文《甲骨文断代研究例》〔15〕，是殷墟甲骨分期的开山之作。“断代研究”本为一词，由于大家习引《甲骨文断代研究例》，在古文字学界竟把“断代”当成“分期”的同义语了。甲骨大多是非发掘品，缺少坑位和地层关系的记录，给分期带来障碍。董氏以发掘材料为基础，创立了五期的分期学说，为学者普遍遵循。此后随着殷墟发掘中甲骨新材料的发现，他对自己的分期作了几次补充修改，如在《殷虚文字乙编自序》中提出“文武丁卜辞”之说，在《甲骨学五十年》中认为第一期应包括祖庚。“文武丁卜辞”说引起了一系列讨论，陈梦家先生1951年起在《燕京学报》上发表《甲骨断代学》（后收入《殷虚卜辞综述》）〔16〕，指出“文武丁卜辞”其实属于武丁时代。1953年，日本贝塚茂树、伊藤道治两先生的《甲骨文断代研究法之再检讨》〔17〕，也有类似意见。陈梦家等先生的见解，近年已得到考古发掘证据的支持。
在“文武丁卜辞”问题讨论之后，又有“历组卜辞”的问题。历组卜辞基本上即董氏五期中第四期那类卜辞。1928年，加拿大学者明义士作《殷虚卜辞后编序》（未完成），曾认为这类卜辞属武丁后半至祖庚时。1960年以后，我达到类似的看法，1977年以殷墟妇好墓的发现为契机，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此说后来幸得裘锡圭、林沄等先生的支持发展，同时也有不少学者反对。1973年小屯南地的发掘，进一步刺激了有关的讨论。由历组卜辞的研究，引申到甲骨分期理论的检讨，形成了被称为“两系说”的分期新说。关于新说的详情，可看1996年末出版的《殷墟甲骨分期研究》一书〔18〕。
甲骨分期讨论持不同见解的各方，对有关研究的深入都有其贡献，这是我多次强调过的。综观讨论的过程，田野发掘的进展实有其决定的影响。最近小屯南地发掘报告的发表〔19〕，使我们对不同意“两系说”的看法有了更多的认识〔20〕。相信殷墟的继续发掘，会促进分期问题的解决，到那个时候，运用甲骨材料去探讨历史文化就将更加便利。
殷墟甲骨的发现，引导到殷墟遗址的确认及其一系列发掘，从而展现出商代丰富光辉的文化面貌，已经载入世界考古学的史册〔21〕。也许更重要的是，这一重大发现以不容辩驳的证据填补了古史的空白。对于我国绵延久远的历史，曾有种种怀疑否定的论点，例如19世纪晚年，有名考古学者德摩根在其《史前人类》中，便断言中国文明只能上溯到公元前7、8世纪〔22〕，与其后国内提出的“东周以上无史”论相合。甲骨的发现和殷墟发掘，一下子恢复了一大段古史。王国维研究甲骨，论证了商朝先公先王的谱系，他说：“由此观之，则《史记》所述商一代世系，以卜辞证之，虽不免小有舛驳，而大致不误，可知《史记》所据之《世本》全是实录。而由殷周世系之确实，因之推想夏后氏世系之确实，此又当然之事也。又虽谬悠缘饰之书，……其所言古事亦有一部分之确实性，然则经典所记上古之事，今日虽有未得二重证明者，固未可以完全抹杀也。”〔23〕这在方法论上为古史的重建带来了光明，无怪乎郭沫若先生在1929年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中对王氏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甲骨学一百年间，名家辈出，论作如林，特别是50年代以来，发展更为迅速。《五十年甲骨学论著目》出版于1952年，所收876条， 当时已叹为大观，而1991年印行的《甲骨学与商史论著目录》〔24〕，竟有16开本631页。繁多丰富的成果，自然不是小文所能缕述的。 好在这些年有了一些概述性的专著，如王宇信《甲骨学通论》，吴浩坤、潘悠《中国甲骨学史》等。我们期待最近能出现规模更大，像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那样的著作，对20世纪甲骨学作全面的总结。
甲骨学的研究尽管已有相当长的历史，非常多的成果，但仍然有好多工作要做，许多疑难没有解决。实际上，甲骨的奥蕴大部分还不曾抉发，用以探究古代历史文化也大有可为。以为甲骨研究得差不多了的止步自画的观点，是不可取的。十几年前，我曾试提过古文字学的15个课题〔25〕，其中5个是甲骨方面的，即卜法和文例的研究、 分期的研究、缀合与排谱、历法的研究及地理的研究，今天看来都仍有待探讨。这里想特别说的，是甲骨学今后的发展一定要进一步以考古学为基础。甲骨本身是一种考古遗物，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同样适用于甲骨的研究，随着考古学与现代科技的结合，甲骨的鉴定研究也会引进新的手段〔26〕。相信21世纪的甲骨学将更为发扬光大。
One hundred and shells were first unearthed at the YinRuins. Thediscovery has lead to the birth of a new branch ofknowledge: study of oracle bones and shells.
The compilation of oracle bones andshellsstarted withthe publication of Liu E's Tieyun Canggui. TheJiaguHeji， abook published in 1983，with Moruoasitseditor- in-chief，includes a total of 41，956 pieces oforaclebones andshells，which compose the major sorting and compiling of oracle boneshaveturnedout to be fruitful ，providing a solid basis for the further of oracle bone and shell inscriptionisa majorpart of paleography.
The periodization of the oracle bones and shells fromtheYin Ruins began at 1935，whenMr. DongZ 5-stage sequence based on the excavated periodization of oracle bones discussed ever discoveryoftheYinRuins oracle bones and shells has been a major eventintheworld archaeology since it unveils the magnificent cultureofthe Shang dynasty.
The past many scholars and works，and the has witnessed a really rapid development inthe is from this crescendo thata brighter prospect can be predicted for the coming century.
注释：
〔1〕王宇信《甲骨学通论》第24～32页，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_年。
〔2〕胡厚宣《五十年甲骨学论著目》第161～164页、30页， 中华书局1983年。同书141页1933 年《通报》苏联布那托夫《甲骨学之新研究》，标题乃后来译文。
〔3〕濮茅左《甲骨学与商史论著目录》载，1930 年周予同先生在《学生杂志》有《关于甲骨学》一文，翌年《开明活页文选》又有周蘧同题文章，两文未见，记此备考。
〔4〕陈梦家《解放后甲骨的新资料和整理研究》， 《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第5期。
〔5〕胡厚宣《八十五年来甲骨文材料之再统计》，《史学月刊》1984年第5期、《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第10号。
〔6 〕孟世凯《中华民族文化的凝聚力——汉字》，《中华文化论坛》1997年第1期。
〔7〕姚孝遂《〈殷墟甲骨刻辞摹释总集〉序》， 《古文字研究》第19辑，中华书局1992年。参见赵诚《关于〈甲骨文字诂林〉》，《书品》1997年第3期。
关键词：艺术真实;述评;古代艺术真实论
1.引言
艺术真实是中西方文学理论中的一个基本问题。随着时代的发展，艺术真实理论还在不断发展。在人们过多的关注西方文学艺术真实观的同时，笔者认为我们也应关注到中国艺术真实理论的变化发展。笔者对国内艺术真实论的专著、硕博论文及核心期刊这三大类文献进行了简要梳理。硕博论文类文献，以关键词“艺术真实”在知网搜寻硕博论文情况，截止2015年5月，共计279篇论文。由于艺术真实一直是关注的热点，期刊较多，根据本文研究的范围，所以只选取了文学理论核心期刊类具有代表性的文献进行具体分析。其中《文艺研究》有12篇、《文艺理论与批评》有6篇，《文艺报》有5篇，《文学评论》有8篇，《外国文学研究》有4篇，《文艺理论研究》有26篇。
根据专著类书目的介绍及评述，笔者发现国内艺术真实论的专著多集中于20世纪80年代左右。本文主要列举的艺术真实论专著有：陆贵山《艺术真实论》、萧殷论文集《论生活、艺术和真实》、朱立元、王文英《真的感悟》和张炯《文学真实与作家职责》。
再者，经过国内文献研究的整理，从古代文论中梳理出艺术真实理论线索的文献不多。笔者发现中国古代文论中的艺术真实理论尚有挖掘的空间。在古代文论中，很难找到有关于艺术真实理论的专论，但是其中关联性的线索是有迹可循的。笔者的问题是，中古国代文论中能否通过这种源头性线索的梳理来建立起中国古代艺术真实论的理论框架。笔者试从古代文论中梳理出相关线索以验证其探寻其可能性。
2.国内艺术真实论研究概况
笔者基于国内艺术真实理论专著、文艺学专业的硕博论文及核心期刊文献的综合分析，将国内艺术真实理论研究的问题及特点概括如下：一是艺术真实论的文献专著主要集中于20世纪80年代;二是艺术真实概念模糊不清;三是艺术真实理论研究呈现了极强自省意识及融合力;四是中国古代艺术真实论还有发展的空间。
艺术真实论文献专著主要集中于80年代
围绕艺术真实论进行探讨的专著主要集中于20世纪80年代。艺术真实论专著主要有：陆贵山《艺术真实论》、萧殷论文集《论生活、艺术和真实》、朱立元、王文英《真的感悟》和张炯《文学真实与作家职责》。这些著作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深受马克思主义思想及现实主义思潮的影响。这些艺术真实的观点主要围绕生活真实与历史真实的关系，艺术真实与生活的关系等。
陆贵山的《艺术真实论》首先在概述部分梳理了中西方艺术真实理论的历史发展。《论生活、艺术和真实》是萧殷收录的个人论文集子，主要论述了生活、艺术和真实的关系。此外，在文学写作实践方面也给年轻人指出了宝贵的意见。朱立元、王文英《真的感悟》一书首先梳理了西方艺术真实观的演变和中国艺术真实观的演变，并比较了中西方的艺术真实论，建构了艺术真实论的动态模型。张炯《文学真实与作家职责》一书共分为五辑。在本书中，张炯指出“作家的职责在于暴露”，他认为作家应该“全面地辩证地反映生活真实的问题”，弄清楚“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的区别问题”，并要“准确地描写人物和关键的关系问题。”
艺术真实概念的模糊不清
艺术真实的概念含混不清首先则体现于用法的混乱。如“艺术的真实”、“文学真实”、“文学的真实性”等。理论家们在运用此术语时则呈现自说自话的局面，也在一定程度上给读者造成了理解上的混乱。其次，艺术真实的概念在文艺界的讨论中众说纷纭。众多理论家关于艺术真实的概念也并没有清晰的界定，反而从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艺术真实与历史真实、艺术真实与生活的关系中间接阐明观点。再者，艺术真实的概念界定也出现了变化，热衷于探讨艺术真实的性质，由以往的二元关系模式（如文学与生活的关系等）走入了多元动态的关系模式（如朱立元提出的艺术真实“创作―作品―鉴赏”的动态模型）。
艺术真实理论研究呈现了极强自省意识及融合力
国内艺术真实理论在发展过程中呈现了极强的自省意识及融合力。当理论发展到一定阶段不能普及性的运用并解决问题时，研究者会开始审视理论的更新与发展。如赵炎秋在《“艺术真实”辨析》一文中通过三类教材艺术真实观的比较，他指出了艺术真实研究的局限。颜翔林在《艺术：“真实”与“真理”的缺席》一文中运用怀疑论美学质疑“艺术真实乃文学之生命”的命题叶茂康在《“真实是艺术的生命”再认识》一文则主张推到“真实是艺术的生命”这一命题;他将“真实是艺术的生命”这一命题界定于现实主义范围之内。生琳，黄浩在《对现实主义艺术真实论的历史告别―新时期以来艺术真实问题讨论的基本思考与批判》一文中，结合网络文学，武侠，科幻小说以及网络统计数据，质疑已有的艺术真实论命题。
中国古代艺术真实论还有发展的空间
中国古代艺术这是论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尤其是在古代文论中梳理出的相关线索的文献较少。在此只列举部分文献，以咨参考。除了陆贵山《艺术真实论》（见本书21-24页）和朱立元《真的感悟》中对于中国古代艺术真实理论的相关梳理外，还有以下文献做出了相应的梳理。如张新艳硕士论文《论艺术真实之维》、朱述超硕士论文《袁枚“性灵”美学思想研究》分析了袁枚的性灵论，指出其情感论与真实论的统一。此外，王汝梅《白居易的文学真实论――谈小说理论的萌芽》一文中论述了白居易的文学艺术真实论并指出“我国古典诗论，从诗的主客、形神、虚实、有无、真魇两方面的对立、融合关系探求艺术真实，大道了极其精妙的程度，表现了特有的民族风采。”蒋述卓在《佛教对艺术真实论的影响一文中，从古代文论“真幻”、“情真”等范畴分析佛教对艺术真实论的影响。
3.小结
>> 新农村建设视域下浙江农村民俗文化产业化发展研究 传承农村传统文化产业增强新农村建设文化底蕴 传承农村传统文化产业 增强新农村建设文化底蕴 新农村建设的发展、制度、产业研究综述 关于新农村建设背景下“传统节日”文化的困境与发展研究 新农村建设背景下的乡村文化发展研究 新农村建设对体育文化发展影响研究 农村文化产业发展对新农村文化建设的影响 新农村建设背景下的农村文化建设研究 新农村建设背景下我国农村体育发展策略设想 新农村建设背景下咸阳市农村篮球文化研究 发展农村文化事业 推动新农村建设 新农村建设背景下西部农村金融可持续发展研究 新农村建设背景下的津市产业发展探析 新农村建设背景下的农业产业化发展 新农村建设背景下的农业产业集群问题研究 新农村建设背景下休闲农业发展探讨 河北省农村体育文化与新农村建设和谐发展的对策研究 新农村建设背景下的职业教育发展策略探析 发展产业,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l，2013—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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