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现哲学思维论文范文(精选4篇)

体现哲学思维论文范文 第1篇

1 哲学素质教育有助于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大学阶段是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和发展的关键时期。由于中国社会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呈现出多样化和多元化的社会状况， 各种不良现象不断出现，这势必弱化大学生的理想信念，甚至使大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产生偏离，如果不及时对他们进行正确的理想信念教育， 让其确立科学的社会理想和人生信念， 就会在人生的旅途中走弯路。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科学地揭示了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类思维三大领域中的普遍规律和本质。在哲学教学中加强对自然和社会本来面目的全面和科学的阐述，能让学生更正确、更真实地理解和认识世界。所以，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能够帮助学生正确地认识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从而树立正确的社会理想、生活理想、职业理想、人生理想，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2 哲学素质教育有助于提升大学生的专业素质

当今社会的飞速发展，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要求大学生们必须具备合理的、完善的知识结构，必须做到文理知识的交叉和渗透。如果只具备专业知识，不具有哲学及人文知识，其知识结构是有缺陷的，会对个人的长远发展有较大的阻碍作用。哲学所研究和探讨的是整个世界最普遍、最一般的规律，而各门具体科学是以世界的某一局部领域的特殊规律为研究对象；哲学所提供的知识是有关世界整体的最根本的知识，而不是局部现象和特殊经验的知识。哲学知识和具体科学知识相互融通，才能对专业知识的学习和运用产生较大的促进作用。哲学知识是任何专业人才都不能缺少的，努力提高大学生的哲学素养，是大学生建立和完善知识结构的必然要求。大学生的哲学素养增强了，其思维能力和认识能力就会随之提升，就能够自觉运用辩证的思维方法，去解决生活和工作中遇到的实际问题，特别是能够运用哲学来指导专业领域里的疑难问题。

3 哲学素质教育有助于形成和完善大学生的道德素质

目前大学生道德失范现象较为严重，主要表现为消费主义、功利主义、个人主义、不文明的恋爱行为、诚信危机、社会责任感淡薄、价值取向偏差、集体主义和法纪观念淡漠、生活追求新潮、安逸享乐等，致使他们不能正确地认识和处理人与世界、人与人、人与社会等各种关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我们提供了有关世界整体的根本看法和观点，特别是提供给了人们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人们对于人与世界、人与人、人与社会各种关系的理解，都是以一定的哲学观点为根据和指导。哲学世界观包含了一定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哲学包含着伦理学，伦理学也历来是哲学这门学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大学生必须学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只有全面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深刻领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才能提高分辨善恶的能力和水平。

4 哲学素质教育有助于塑造大学生良好的心理素质

在科技进步、社会发展、知识经济已成为时代主流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大学生面临着人生的抉择、理想的追求、专业的学习、求职就业等一系列现实问题。社会责任感与竞争的压力，价值观与人际关系的困惑，理想与现实的矛盾，都会引起大学生的心理失衡甚至心理疾病的发生。近年来有调查显示，大学生中心理疾病的发病率高达16%～左右，严重影响着大学生的健康成长。良好的心理素质的形成同心理科学的训练有密切关系，但是在更根本的意义上，更主要地是依赖于良好的哲学素质。一定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决定着人们的基本生活态度，同时还决定着人们的心智结构，决定着人们对待各种环境和生活压力的态度。因此，大学生要通过对哲学的学习全面提高心理素质。

5 哲学素质教育有助于提升大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

目前大学生中普遍存在着从众型思维、权威型思维、经验型思维、书本型思维、自我贬低型思维等状况，很难对于现实社会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作出科学的认识和评价，要培养大学生创新思维能力，就要冲破这些思维方式的束缚。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辩证性的思维方法、是批判性的思维方法、是超经验的思维方法，它具有高度的抽象性、概括性、逻辑性等特点。大学生要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就需要在自己的知识结构中强化创新意识和创新精神。哲学教育的根本作用在于给学生提供一种正确的理性思维模式，培养和锻炼他们的思辨能力；在于让学生接受批判精神的熏陶，培养他们不迷信、不盲从、不僵化、不保守的批判精神，从而使他们掌握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正确方法。

二 大学生哲学素质教育的路径与对策

1 改革哲学课程体系的设置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是高校最为核心的人文课程，它在培养和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以及人文素质上具有其他课程不能替代的作用。要提高大学生的哲学素质，就需要在开设《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基础上，改革课程体系的设置，非哲学专业有必要开设哲学类选修课程，如中国哲学史、西方哲学史、现代西方哲学、科技哲学、历史哲学、艺术哲学、文化哲学、法哲学、教育哲学、政治哲学、经济哲学、管理哲学、社会哲学、生物哲学、技术哲学、体育哲学、宗教哲学，等等。这些课程不是面向全校所有专业普遍开设，可以根据专业特点开设与本专业相关的哲学类课程。公共哲学类选修课程要突出哲学的应用性，它可以进一步提高学生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兴趣；它可以加深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理解；它可以提高学生运用哲学原理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自觉性和能力；它可以使学生加深对所学专业的理解，可以帮助学生从哲学的高度研究和探讨专业学科中的一些根本性的理论问题、具有前瞻性和整体性的问题，能突破专业的局限性，拓展大学生对自己所学专业的视野。

2 改革哲学课程的教学内容

哲学教学内容改革要同中国的社会实践、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大学生素质的培养紧密结合起来。第一，编写符合学科专业实际和学生素质培养的教材。哲学教学改革的许多新成就只存在于学术杂志、专著、学术会议上，并没有真正走进哲学教材。教师要破除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的思维方式，在教材中注重研究具有基础性、现实性、前沿性和世界性的重大问题。第二，教学中充实现代科学的新成就。自然科学的新发展不断为社会、为人们提出新的研究课题，需要人们去研究和解决，同时自然科学的新成果又不断诠释和丰富发展着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原理，不断地丰富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宝库。第三，加强人文精神的教学和研究。在哲学教材、教学、考试等诸多环节中人文精神淡薄，缺乏人论及其价值论等方面的内容，没有对人的实际生存问题、价值问题等进行专章论述，增进人文关怀方面的内容应成为哲学理论的生长点。第四，增加哲学史方面的知识。在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时，介绍历史上一些哲学家的观点以及问题发生、发展的历史过程；积极把中西、古今哲学素质教育相结合，让学生在融会贯通古今中外的历史知识中学习和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

3 改革哲学课程的教学方法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方法多表现为传统的灌输式、教条式教学方法，大部分教师采用“原理+实例”的教学方法，把理论当成枯燥的条文和现成的结论，只是用实例去论证原理或用理论去解释实例，失去了“以理服人”的精神力量，这种教学方法对于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具有较大的阻碍作用。要培养大学生的哲学素养，教师就要不断地改革和创新教学方法。第一，运用多元化的启发式教学方法。教师在教学中，要引导学生针对理论和现实提出的问题，运用对话式、辩论式、讨论式、延伸式、情感式、问题式、专题式等教学方法，鼓励学生参与教学的全过程，将“满堂灌”变为师生双向交流过程。通过诸多教学方式的运用，激发学生的思维，挖掘学生的心智。第二，注重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法。理论的教学方法是教给学生掌握哲学基本理论知识，实践的教学方法是教育学生关注社会实践。加强实践教学和应用哲学的研究，让学生把理论学习和实践锻炼结合起来，这样才能够培养出既懂理论又会实践的创新人才。

4 改革哲学课程的考试方式

考试是检验教师教学效果和学生学习效果的一种必要的手段。为了使哲学考试规范化、科学化，需要建立合理、全面的哲学课程评估、监测体系。目前哲学考试方式过分刻板，用绝对统一的标准答案评判学生的成绩，这种方式对教师教学个性和学生学习个性都具有很大的限制。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的特点，可以有别于其他课程的考试方式，除了考察学生掌握必要的基本知识、基本原理以外，还要看学生运用基本理论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水平。考试题除了有一定的客观题以外，还要有一定数量的主观题，要把笔试、口试、开卷、闭卷、课堂讨论、心得体会、调查报告、论文、参加社会实践等各种不同的考试、考察方式灵活地结合起来，要把考试的内容放在哲学原理的运用和材料分析上，还要注重平时成绩。每门课程的分数比例应该是，平时成绩30%、第二课堂40%、知识成绩40%。通过这些考试方式的改革，更好地、更系统地培养学生多方面的素质和能力。

体现哲学思维论文范文 第2篇

维特根斯坦就这样以神秘的朦胧诗一般的语言结束了他的《逻辑哲学论》。就是这本不到10万字的格言体著作，开创了一个崭新的哲学流派，扭转了20世纪哲学的方向。它是20世纪享有盛誉的哲学团体“维也纳小组”的“圣经”，在学术聚会与学术沙龙上被逐字逐句的朗诵和讨论，而维特根斯坦本人却以他特有的高傲多次拒绝成为这个著名小组的成员。

美国著名哲学史家W·考夫曼曾经说过：一个伟大哲学家的标志是：他的出现为哲学指出了一个新的方向。而这样的事情维特根斯坦在他的一生中居然做了两次！

如鹰鹫般棕色而瘦削的面孔，目光深沉有神，举止灵活有力，特立独行，天马行空，没有恋爱，没有婚姻，没有朋友……这就是维特根斯坦，20世纪哲学革命中神话般的英雄。

还有，一个_者，抑郁症患者，多疑，狂躁，伴随一生的“自杀情结”，生前身后的荣辱毁誉……这也是维特根斯坦，20世纪哲学分析的天才。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维特根斯坦应征入伍。未经作战即成为意大利人的战俘。而《逻辑哲学论》的手稿即是在战火纷飞中完成的。

维特根斯坦后来对自己应征入伍动机的解释是：“是因为我有自杀倾向，而没有比战争更好的自杀方式了。”

被捕时，维特根斯坦正骑在炮筒上，用口哨吹着贝多芬第七交响乐的第二乐章。

什么是“可说的”？

所有自然科学的命题，都是可说的。维特根斯坦如是说。

什么是“不可说的”？

生命。伦理。价值。情感。宗教。激情。想象。直觉。形而上的本体……一切可以赋人生以意义和价值的东西，都是不可说的。它们是如此神圣之物，以至不能被说，只能在沉默中显示。

凡不可说的，只能显示。维特根斯坦如是说。

维特根斯坦在写给好友冯·费克尔的信中如此解释他的《逻辑哲学论》：

“本书的观点是伦理的观点……也许这是开启这部著作的一把钥匙……：我的书由两部分组成：这里描述的部分加上所有我还没有写的东西。确切地说，正是第二部分相当重要。”

不可说的、只能在沉默中显示的东西，永远比可说的东西重要。生命和文化永远高于自然和技术。

于是：

“凡可说的，都是可以说清楚的”，“凡不可说的，应当沉默。”

何等简洁、明了；何等单纯、透明。一如主人的衣着，简朴、整洁；一如主人的住所，一床、一椅、一桌，几盆鲜花。哲学的空间纤尘不染。

简洁与单纯是哲学的最高境界。能将哲学还原至此境界的思想者，非大师莫属。

我们还需要说什么，我们又还能说什么呢？

当有人告诉维特根斯坦，卡尔纳普的《世界的逻辑构造》剽窃了《逻辑哲学论》中的思想时，维特根斯坦大度的一笑：“我不在乎一个小孩偷了我的一个苹果。”

因此，哲学在维特根斯坦那里终结了。因为“所有的哲学问题都解决了”。

维特根斯坦有力地挥动手臂，大声向世界宣告。

维特根斯坦走了，走的如此潇洒从容，充满自信。

二、乡村教师

维特根斯坦离开了哲学的王国，离开了城市的喧嚣，到奥地利三个偏僻的乡村当小学教师。

那些偏僻的小山村，如果不是维特根斯坦，历史学家将永远不可能知道它们的名字；而那些有幸受教于维特根斯坦、如今大部分早已作古的村民，也永远都不可能知道，他们曾经和一个世界级的哲学大师一起生活、学习。

维特根斯坦曾多次表示不愿意做大学教师，他甚至认为，一个人不可能既是大学教师，又是一个诚实的人。

这使我想起一个笑话：一个律师的墓碑上刻着：“这儿躺着一个律师，一个诚实的人。”一个过路人看见后惊讶的说：“真没想到这么小的地方居然躺得下两个人！”

但维特根斯坦那过于直露的自白仍然让我震惊！不仅因为我生活于有着“天、地、君、亲、师”的文化传统的中国，教师被视为“太阳底下最崇高的职业”，更因为我自己是一名大学教师，我内心深处时时由衷的泛起一种职业的自豪感。

直到有一天，某个突然发生的情境闪电般击中了我的生活，若不是那个突如其来的“内心事件”（借用萨特的术语），我也许永远无法体认维特根斯坦内心世界的矛盾与情感冲突。

那是在别人看来一件极不足道的小事：我和往常一样站在讲台上，阶梯教室座无虚席。我几乎像一个动了感情的演员，深深沉浸于自己的角色，忘记了周围世界的存在：我和萨特一起为人类的自由呐喊，和尼采一起感受“上帝死了”对西方心灵造成的巨大震撼，和加缪一起思考人生的荒谬与永恒的“存在之谜”，和弗洛伊德一起向人性深处最隐秘的角落开掘……我讲述着公元前800-600年，那个被雅斯贝尔斯称为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那个诞生了佛陀、耶酥、_、孔子、苏格拉底与柏拉图的时代，文明的薪火代代相传，使无数世纪的人类心灵沐浴它的绚烂与壮丽……我深陷于自己的激情不能自拔，以至不得不暂时停顿下来，给学生留下思考的空间。我渴望与年轻的心灵对话，因为我深知，智慧的交流与碰撞如同电光石火，是人类思想保持创造力的永不枯竭的源头活水。

一阵短暂的寂静后，台下一个声音悠悠响起：

“老师，请问考试怎么考？”

我的脑袋突然出现空白，我一下从天堂跌落到地狱，我的自尊和自信一瞬间被彻底击垮。

据维特根斯坦说，在剑桥的讲台上，有一天，他脑袋里突然出现空白，面对学生，他突然感到无话可说。

那么，当他来到偏远的乡村，面对那些嫩稚单纯、未被世俗污染的孩童，他是否由衷感到了灵魂的安宁与幸福？

我深深理解维特根斯坦。

三、“反哲学”的哲学家

1929年，维特根斯坦重返剑桥。6年的乡村小学教师生涯，不仅抚慰了他那颗浮躁的灵魂，而且他对哲学也有了新的体认。

他重返哲学的王国。而这一次，他是以彻底“反哲学”的斗士的姿态出现在哲学舞台上。

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无论古典还是现代，我都还从来没有遇到过像后期维特根斯坦那样如此极端的反对哲学、并强烈要求取消哲学的“哲学家”。

“哲学是我们的理智冲撞语言的界限留下的肿块。”

“哲学在于语言的误用”，是哲学家“神志昏迷”与“理智痉挛”的结果。

“什么是哲学？是给苍蝇指出逃出捕蝇瓶的道路。”

“哲学的目的在于治疗。”

维特根斯坦如是说。

维特根斯坦的意思是：本不该有哲学问题，哲学问题的出现是哲学家误用了我们的日常语言，

说了不该说的话。是典型的庸人自扰，甚至是一种病态，是哲学家“神志昏迷”与“理智痉挛”。我们的任务就在于：当一个人搞哲学的时候，让他停下来，对他进行“治疗”，让他从语言的误用回到语言的日常用法上来。这样，哲学问题就消除了，哲学家的病也就治好了。“不要想，而要看！”维特根斯坦号召我们从形而上学的迷雾中迷途知返，回到清楚明白、单纯简洁的日常生活的世界里来。

这是对人类哲学与人类文化的彻底“解构”，维特根斯坦是一位真正的“后现代主义”大师。

就在维特根斯坦逝世后不到20年，利奥塔发表了他的《后现代知识状况》，运用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中“语言游戏”的概念“解构”自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的“宏大叙事”，他由此成为“后现代主义之父”。

从此，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概念，几乎成为所有“后现代”哲学家用以“解构”现代哲学思维方式的“万能武器”。在20世纪风起云涌的“后现代”思潮中，无论是利奥塔、福柯还是德里达，其“解构”的锋芒几乎指向每一个被“现代性”浸染的领域，却惟独对尼采和维特根斯坦情有独钟，尊他们为“后现代”思想的先驱和鼻祖……

中国_的江怡博士在其著作《维特根斯坦：一种后哲学的文化》中，不仅将维特根斯坦与德里达相提并论，而且富有创见性的认为，西方思想的危机经历了三个阶段：现象学大师胡塞尔在《欧洲科学的危机与先验现象学》中体认到的是西方科学的危机；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颠覆了整个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反映的是西方哲学的危机；而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则更进一步揭示了西方文化的危机，它不在别处，就在我们日常语言的使用之中！西方文化的危机已经病入膏肓，深入骨髓，浸透日常生活的每一个层面！

这是对深深浸淫于启蒙主义“现代性”西方社会的警世危言——和尼采一样，维特根斯坦来的太早了！

四、代“后记”：Heal博士、罗素与维特根斯坦

1998年，一个酷暑难当的盛夏，“中、英、澳哲学暑期学院”在北京某高校大礼堂举行隆重的开学典礼。此学院的创立与享有盛誉的英国哲学大师.艾耶尔的名字连在一起。这位与石里克、罗素、卡尔纳普等共同开创了逻辑实证主义，从而扭转了20世纪哲学发展方向的哲人，临终前留下遗嘱：将自己的全部财产作为基金，开办一所哲学学院，用于培训有志于科学哲学事业的中国学人，为东西方哲学与文化的交流搭起一座桥梁。学院每年暑假在中国大陆或港澳地区开办一届，为期一个月，它实质上为中西学人在学术上相互切磋砥砺提供了一个交流的论坛。走进学院礼堂时，我在过道墙壁上悬挂着的艾耶尔的巨幅画像前停下脚步，久久瞻仰着这位为中西文化交流作出巨大贡献的哲学大师，崇敬仰慕之情从心底油然而生……

本期哲学的讨论主题正好是维特根斯坦。这也是我恭逢盛会的一个最主要的目的。在20世纪的哲学家中，维特根斯坦是吸引我兴趣最为长久而又最令我困惑不解的人物。维特根斯坦像一个巨大的磁场或者漩涡，我刚刚一接触便被一股强大的吸力身不由己的卷入进去，无力自拔。记得《论语》中孔子的弟子颜回对孔圣人的评价是：“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西方圣哲维特根斯坦所给我的就是这种奇异的感觉。

体现哲学思维论文范文 第3篇

中医学是中国文化的形式之一, 由于中国哲学是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统一, 所以, 中医学的形式必然表现出中国哲学的基本原理。就自在的中国哲学的基本原理和自为的中医学形式的关系所作的研究, 表明了中医学的思维方式在与中国哲学的基本规律的统一性中展示出的文化上的基本意义。所以 ,中医学在内容上代表了中国文化和哲学的基本形式。应当说, 想探索中国哲学奥秘的人、并认为中国哲学是不同于西方哲学的、因此具有独立的哲学形式的人, 就应在对《周易》、《道德经》和《内经》的研究上下功夫, 舍此并无其它。笔者以形而中论对中国哲学所作的概括, 就是上述研究方式的结果。既然中医学的哲学基础是在形而中的统一, 那么, 中医学本身在形而中的形式中其具体的基本规律是怎样的形式、及其这些基本规律对中医学发展的基本意义之所在, 这将是本文所讨论的内容。

一、 中医学的哲学基础

中医学的思维方式即哲学基础问题, 是近代以来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是, 由于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产生的西体西用的理性进路, 所以, 对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无不是以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对中医学的思维方式进行西化式的疏解,所以, 从产生的研究结果而言, 由于脱离了自在的中国文化的基础, 因此, 应当认为这些结果根本不是中国哲学或中医哲学的本来面目。对中医学的哲学思维及其基本规律的研究只能是中国文化研究中的自在的哲学反思的结果, 因为任何文化形式的历史和逻辑的过程只能形成于其文化母体的自在性, 而不可能是以任何外来文化所可能进行的解释。西方当代的分析哲学和解释学表明, 因为西方文化的内在结构所限定, 以其自在的语言系统和思维方式对文本所进行的解释困难重重, 并且认为不可能达到本来的意义, 所以 ,其西方文化自在的文字和语言本身所进行的解释都不具备其文本意义, 既然如此, 何以能用西方的哲学和形式对中国的文化和哲学进行解释呢? 真不理解当代中国学界何以能以西体西用的方法论进行中国文化的研究, 并自以为是的认为是发现了中国文化的“基本规律”。当以其中国哲学自在的形式与这些“基本规律”进行比较后, 就会发现中西文化是绝然不同的形式, 而且就思维方式的基本性而言, 中西文化不能在形式和内容上进行简单的类比和实现思维方式的统一⑴。哲学思维与文化形式的统一性表明, 任何一种独立的文化只能是其自在的哲学思维所产生的结果, 因此, 中国文化的形式只能是自在的中国哲学思维的结果。而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和基本规律也只能在其文化母体中寻求。那么, 中医学的哲学究竟是什么形式的? 于中国哲学的关系是怎样的? 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表明, 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形成中医学的哲学基础问题。显然, 在这一研究进路中, 将构成对中国哲学及文化的反思。

我在对中国哲学的研究中, 以时空的认识论原理对中国的知识系统进行反思, 发现在中国的知识形式中, 《易经》是中国哲学的基础, 而中医学是运用中国哲学思维所产生的最成熟的知识形式, 也可以这样认为, 从中医学中可以反映出中国哲学的本质性, 所谓医易相通是也。那么, 中国哲学的本质性与中医学的统一是以怎样的原理表现出来的, 这是研究中医学的哲学规律首要解决的问题。

所以, 研究中医学的哲学规律首要的是要把《易经》的思维方式进行外化为哲学的形式, 而这也是研究中国哲学的首要的工作。我对《易经》的思维方式进行外化为哲学形式的工作是以“时空统一论”的哲学原理对《易经》之“卦”的研究中作出的, 并以形而中论的哲学原理进行了对中国哲学的概括⑵ ,形而中论的哲学思维方式表明, 时空对应的认识论原理、对应和中的方法论原理、中和统一的时空本体论是中国哲学的基本规律。因此, 对中医学能否反映出这三个基本规律是哲学反思的重要工作。

因此, 从中医学的基本原理中抽象出一般的思维方式并对其进行与中国哲学原理的整合是这一研究工作的组成部分。由于中医学的思维方式与《易经》的统一, 所以历代中医学者对医易相通的哲学问题都有相当深刻的理解, 例如,有清一代名医章虚谷说:“诗、书、春秋, 论世间事迹, 褒君子, 贬小人, 以明治乱之所由, 原非论阴阳之理者。《易》象表阴阳进退消长之理, 儒者用喻世事治乱事之道。……故易为大道之源, 医理、儒理俱在其中, 《易·辞》为儒者之言, 可用治世, 不可治病也。……概医明大道之一截, 易明大道之全体,医书岂真与易书比哉 ? 医经与易经, 体同而用异, 拙集屡申其义矣。 即将先天后天打作两橛, 遂有一橛截全体之见, 而不识其体用所在也。圣人韦编读易,不闻读医, 假年学易, 不闻学医, 盖以此也。圣人为治世之大道, 不为治病之小道, 故言某未达不敢当。然道之用有大小, 而其体一也。其所系之重, 犹先于大道, 何故 ? 盖有性命而后有道德功业。保性命者, 医道也。 其理与《易经》同出阴阳太极之源, 故体同而用异也。 ”（《章虚谷: 《医门棒喝·论易理》）显然, 章虚谷对《易经》和医经的哲学关系的认识是深刻的。由于哲学形式的外化是当代哲学的研究任务, 因此, 和所有对医易相通有相当深刻认识的古代学者一样, 这一研究是以《易经》自在的哲学思维的外化形式阐释中医学的哲学思维的。

我们已经把中国哲学暨《易经》中的哲学模式以形而中论的原理进行概括和反思, 由于在中医学中主要体现出医学的目的和方法论的统一 ──“保性命者, 医道也”,所以,对应和中是中医学中主要的思维方式和哲学方法论。以对应和中的规律进行对中医学的反思, 其表明, 在这一方法论的作用下产生的中医学哲学的主要规律是: 阴阳和中律、五行和中律与三焦和中律。下面对这三大规律进行具体的论述。

二、中医学的哲学基本规律

就中国哲学的主体性而言, 对应和中者, 人对应天地而和于中者也。因此,于道、器论之, 人是形而中之存在。而人体中之中者, 以藏象论之, 脾胃也 ,以五行论之, 中土也。以三焦论之, 中焦也。而和于中者, 人体健康之象也 ,而离偏于中者, 疾病之所出矣！辨证施治者何以谓之? 辨证者, 由症对应于阴阳、五行、三焦者也; 施治者, 和于中者也; 和者, 由治而达者; 中者, 阴阳、五行、三焦之中者也; 和也者, 阴阳和中律、五行和中律与三焦和中律者也。

“夫自古通天者, 生之本, 本于阴阳天地之间, 六合之内。其气九州九窍五岁十二节, 皆生五, 其气三, 数犯此者, 则邪气伤人, 此寿命之本也”（《黄帝内经素问·生气通天论篇第三》）,“阴阳者, 天地之道也, 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 生杀之本始, 神明之府也。”（《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阴阳者, 天地之道也”于主体性而言, 阴阳对应和于中者也,阴阳对应者, 时空对应之机也, 人的形而中者也。所以,于人而言,“阴平阳秘 ,精神乃治; 阴阳离决, 精气乃绝”（《黄帝内经素问·生气通天论篇第三》）。“一阴一阳者, 天地之道; 一开一和者, 动静之机。”（吴谦: 《医宗金鉴·删补名医方论卷二·六味地黄丸集注》）“阴胜则阳病, 阳胜则阴病”（《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以上的论述在基本的意义上阐明了中医学的哲学基础。

所以, 如果认为“一阴一阳之谓道, 偏阴偏阳之谓疾。”（张元素《医学启源·卷之中·十、内经主治备要》）从而使之阴阳对应成为哲学本体论的依据, 那么, 我认为“阴阳和中之谓医”。阴阳和中者, 医之大用也。“气血之根皆在下, 培养在中, 发用在上。”（郑寿全: 《医理真传·卷三·问病人干咳周身痒者何故》）。“培养在中”者,“黄中通理”者是也。“人之元气,根基于肾, 萌牙于肝, 培养于脾, 积贮于胸中为大气, 以斡旋全身。”（张锡纯:《医学衷中参西录·第四卷·治气学郁滞肢体疼痛方·培脾舒肝汤》）“培养在中”“培养于脾”, 中之用也。所以, “凡人中气充足, 则署邪不能相犯 ;署气入侵, 皆气虚招之也。”（陈士铎《辨证录·卷八·内伤门》）。所以 ,阴阳和中律、五行和中律与三焦和中律者, 阴阳、五行与三焦辩证而使之和于中者也。和于中者, 后天而言, 和于脾胃者也, 先天而言, 和于肾者也, 和于脾胃者, 血之用也, 和于肾者也, 气之用也。所以, 后天而言, “人以胃气为本。”（李杲《脾胃论·卷中·饮食劳倦所伤始为热中论》）。对中土的认识,历代医家都有深刻的认识:“脾为土脏,主乎运水, 全身水道, 赖脾为通调。”（吴克潜:《大众医药·第二十四章·卫生门·健康要览》）,“胃者, 水谷气血之海也”（《灵枢经·玉版第六十》）, “脾胃为血气阴阳之根蒂”（沈金鳌《妇科玉尺·卷五·崩漏》）,“胃者十二经之源, 水谷之海也, 平则万化安, 病则万化危。”（李杲《脾胃论·卷下·脾胃虚则九窍不通论》）, “胃受司受纳, 脾司运化, 一纳一运, 化生精气,津液上升, 糟粕下降,斯无病矣。”（王纶:《明医杂著·卷一·枳术丸论》）。以哲学思维论中土者, 以章虚谷为要, 他说:“土本先天太极之廓, 为后天万物之母, 故通贯四气而主于中也……夫太极为。五行之廓者, 生物之道也; 土为太极之廓者, 成物之道也。以五行该有形, 则太极为五行之廓矣。以有形该无形, 则土为太极之廓矣。理气有回环,故生成有顺逆耳。……良以阴阳虽判而太极之体即具阴阳之中, 四象虽分而太极之体即具四象之内。所以加土称五行者, 以表土中即太极之体所在也。是故五行相生循环无间者, 以太极浑然之气流行乎中也。浑然之气无形而土居四象之中,&nb sp;通贯四气以显太极之用, 故其成物则土为太极之廓而浑然之气即寓于中矣。”（章虚谷:《医门棒喝·太极五行发挥》）。

关于中医学的哲学基本规律, 以阴阳和中律、五行和中律与三焦和中律的概括, 使之辨证施治成之所为也, 是为中医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规律也。中医学的哲学本体论是以《周易》的思维方式为基础的, 因此, 医易相通者, 哲学思维的统一性也。

三、中医学的发展方向

由上可知, 医易相通是在哲学思维中的统一, 因此, 作为中医学的文化形式而言, 其本质性与中国文化的形式及本质性是统一的。所以, 中医学在当展方向的问题, 宏观而言, 其与中国文化在当代的发展是统一的, 微观而言,是由中医学的自在的规律所决定的, 而且与当代的哲学思维密切相关。

在西医学已经于当代越来越显现出其固有的不足和缺欠的同时, 伴随着中国文化热的出现, 中国医学的优异之处同时引起了世界医学界的重视。对其进行的哲学反思表明, 从问题的发生的根本原因而言, 其所要解决的问题已不仅仅是单纯的医学问题。因为从目前西方文化的模式所暴露出的问题, 不仅仅表现在医学方面, 其更主要的问题是在西方文化的哲学方面。应当认为, 两种医学模式的优劣是在其不同的思维方式中形成的, 这些优劣还要在以后的医学和文化的进步中更加明显的表现出来。关心中医学发展的学者显然已注意到中医学的优势, 但是, 除了中医学的医疗实践上的优势以外, 笔者认为, 中医学的优势表现在哲学思维上, 中医学的成就是中国哲学思维所造成的。因此, 正是在中国文化及哲学的统一下所生成的中医学本体论, 使中医学的医学理论和实践在历史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在当代社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并将成为人类医学继续发展的相当重要的参照系。但是, 由于近代中国引进西方文化和哲学以来所造成的思维定势和对中国哲学的判定的失误, 以至于造成对中医学的研究和发展形成思维方式上的误导, 影响了中医学的正确发展。因此, 从哲学的高度研究中医学的哲学本体论及其在实践中的作用, 是中医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中的重要的工作, 也是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 由于中国的哲学思维与西方的哲学思维的不同, 以至于到目前为止,学术界还没有从固有的中国文化形式中重视中国哲学的本质性, 即中国哲学是以怎样的本体和本体论进行哲学思辩的。尽管西方的形式化的哲学思维造就了西方文化, 但是, 由于中国的传统哲学不是形式化的, 以西方哲学的形式化的概念和范畴释解中国哲学就势必使中国哲学的本质性受到歪曲, 例如, 对“道”范畴的研究, 以西方哲学形式所进行的疏解, 已使我们看到二律悖反的结论。因此,研究中国哲学的本体论是哲学和中医学发展的重大的理论问题。例如: 我们经常看到这样一个观点, 即认为中国哲学是“天人合一”的, 实际上这并不是哲学上的终极结论, 应该反思和追问产生所谓“天人合一”观念的本体及其这一思辨性的本体论哲学问题, 以最终使中国哲学的本体和本体论形式被发现出来。

从道教医学大家孙思邈对中医学的学术性质的观点能够得到中医学本体论问题的相关启示。他认为: “凡欲为大医, 必须谙《素问》、《甲乙》、《黄帝针经》、《明堂》、流注十二经脉、三部九候、五脏六腑、表里孔穴、《本草》、《药对》、张仲景、王叔和、阮河南、范东阳、张苗、靳邵等诸部经方,又须妙解阴阳禄命、诸家相法及灼龟五兆、周易六壬, 须精熟。 如此乃得为大医。若不尔者, 如无目夜游, 动致颠损; 次须熟读此方, 寻思妙理, 留意研究, 始可于言于医道者矣。又须涉猎群书, 何者? 若不读五经, 不知有仁义之道; 不读三史, 不知有古今之事;不读诸子百家, 则不能默而识之; 不读内经, 则不知有慈悲喜舍之德; 不读庄老, 不能任真体运, 则吉凶拘忌, 触涂而生。至于五行休王, 七耀天文, 须探微,若能具而学之, 则医道无所滞碍,而尽善尽美者矣。”（孙思邈:《备急千斤要方》）。由时空对应的本体论和阴阳对应和中的中国哲学可知, “阴阳者,天地之道也, 万物之纲纪, 变化之父母, 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nb sp;“法于阴阳, 和于术数”（《黄帝内经素问·上古天真论篇第一》）、《周易·系辞》认为“一阴一阳之谓道”。上述的这些论述都说明了中医学本身即是关于“道”的学问, 只有把握了“道”的哲学思辩, 才能具体把握中医学, 但由于自在的思维方式所决定, 中国哲学在历史上并没有象西方哲学那样从西方文化中形成形式化的哲学, 因此,“道”就不可能在形式化的思维中把握, 而只能在存在的整体性上把握, 因此, 一个有贡献的中医学者, 必须象孙思邈所论述的那样, 非达到群书博览, 涉猎百科而得“道”莫属。因此, 举凡历史上的名医, 无一不是对“道”有深刻的体认的得“道”者, 从而使其“医道无所滞碍, 而尽善尽美者矣。”而在完成对中国的文化外化为哲学之后, 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和基本规律也将以自为的思维方式指导中医学的研究, 中国哲学的自为的形式将对中医学的发展带来根本的正本清源和本质性的进步。⑶

由于西方文化从近代开始的对中国文化和哲学的滥觞, 在当代完成对中国哲学“道”本体论的发掘, 以建构中国哲学的独立形式, 尽管无论对中医学或中国文化的发展至关重要, 然而, 就目前的中国哲学的研究的状况而言, 却显的任重而道远。因此, 就中医学界而言, 应当重点研究中医学的哲学本体论问题, 使人的存在本质与存在本体统一, 这将是中医学今后的发展方向。具体而言, 中医学应在“道”本体论的思辩形式中, 完成对人的生命的本质性的认识,在确立可操作的形式中, 使人类的生存达到其应达到的境地。

以本文所论证的中医哲学的基本规律表明, 中医学的哲学是与中国的文化和哲学统一的, 而中国的文化和哲学是自在的和独立的系统, 是以人的形而中存在的本体论下所作出的概括, 因此, 人的存在方式应与其形而中的本质性统一。所以, 中国的文化和哲学是不同于西方文化和哲学的文化形式, 历史和逻辑均表明, 中医学的发展与其中国的文化和哲学一样有其自在的理路和规律。由此可知, 中医学在当代的发展将取决于中国文化在当代的发展, 应当认为 ,中医学的发展是与中国文化的发展一脉相承的。发现和顺应中国哲学的规律 ,以人的存在的形而中的本质性与时空层次的对应统一, 使中医学的形式在与人的存在的必然性上统一, 这将是中国的文化和哲学及中医学在今后的发展进路并将以此实现社会和人类的本体论意义上的自在的存在形式。

注 释

体现哲学思维论文范文 第4篇

一、文献资料缺乏限制黑格尔深入理解中国哲学

在《哲学史讲演录》里我们不难发现黑格尔对东方哲学的论述篇幅不大，只对孔子、易经哲学和道家做出简要论述。稍加总结可以发现以下特点：首先，黑格尔对中国哲学的概括基于西方传教士对中国哲学思想评述和翻译。黑格尔对孔子的概括资料来源于1687年出版的耶稣会神父普罗斯佩利•若内塔、赫尔特利希、卢热孟、古布累等人的拉丁文翻译和注释［5］；黑格尔对《易经》起源的论述资料来源于1776年出版的“关于中国人的追述”里阿米欧神父“论中国古代”的文字［6］；黑格尔对八卦认定为可以唤起意义的便利和对中国哲学从思想开始、没有概念且流入空虚的判断，来源于温地士曼的观点［7］。从资料的来源看，黑格尔没有接触中国哲学的第一手资料，更没有接触过中国哲学翻译成德文或英文的资料，因此资料的缺乏是黑格尔对中国哲学误解的最重要原因。以孟子和古希腊哲学家为例，黑格尔在论述中国哲学的结尾才匆匆提到孟子哲学思想，而对毕泰戈拉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出现的伪书他却已做出辨别和区分，这一点佐证了在研究资料的占有方面黑格尔用以思考中国哲学资料是不足的。其次，文献资料的缺乏导致黑格尔对中国哲学的认识缺乏历史性思考。黑格尔论述中国哲学的文献仅限于先秦时期，因此他无法思考和理解中国哲学在秦之后与印度佛学融合进程；也无法思考和理解中国本土哲学经佛学的濡养向宋明理学的发展；更无法对中国哲学后来的发展中出现的，与西方哲学发展史中类似的命题进行思考和准确地评述。_曾概括黑格尔的哲学思考有别于其他的哲学史家，称其以巨大的历史感为基础［8］，但是在黑格尔对中国哲学的论述中这种巨大的历史感显然因文献资料的局限而缺失。再次，文献资料缺乏直接影响黑格尔对中国哲学进行概念化地思考。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明确指出“：……哲学的目的即在于用思维和概念去把握真理”［9］“思维的产物一般地就是思想；但是思想是形式的，思想更进一步加以规定就成为概念”［10］。因为文献资料的缺乏，黑格尔无法将中国哲学准确地转化成他所谓的哲学思维的形式，更无法准确把握中国哲学思想进一步规定成概念。因此，从黑格尔的哲学思考方式看，他无法将中国哲学的内容准确地概念化，成为他自身思想所思考的对象。

二、对中国哲学思考对象的误解导致黑格尔误读中国哲学

首先，中国思想的主要对象与西方思想的主要对象存在差异。司马迁曾对先秦思想进行概括，“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涂。’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11］牟宗三先生也呼应司马迁的看法“：可是周文发展到春秋时代，渐渐的失效。这套西周三百年的典章制度，这套礼乐，到春秋的时候就出问题了，所以我叫它‘周文疲弊’。诸子的思想出现就是为了对付这个问题。这个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它不是泛泛的所谓社会问题，也不是笼统的民生疾苦问题，它就是这个‘周文疲弊’问题。”［12］从司马迁和牟宗三先生的总结看，先秦诸子百家的思想思考的对象是周朝旧的政治制度与政治现实之间的差距，是如何过上更良善的政治生活。中国思想从肇始之初其对象就是对政治制度与政治现实之间关系的思考，而非西方思想那种从古希腊发端直至近代所围绕的思维与存在而进行的思考。其次，中国哲学的思考对象有别于西方哲学的思考对象。黑格尔认为，“概括讲来，哲学可以定义为对事物的思维着的考察……不过哲学是一种特殊的思维方式，———在这种方式中，思维成为认识，成为把握对象的概念式的认识。”［13］黑格尔的意思是：哲学是对思想形成的概念进行思维着的考察。这种考察的对象是种概念化的思想和概念化思想的对象。从黑格尔对哲学的定义出发，中国哲学是对概念化的中国思想的思维者的考察，这种考察关涉到中国思想和中国思想的对象———政治制度与政治现实的关系。因为政治制度与政治关系更多呈现出对如何过上更良善生活的追问与思考，因此中国哲学所进行的概念化思考主要也呈现出道德哲学的特点；西方思想主要对思维与存在关系进行概念化探究，因此西方哲学的以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形成的思想为思考对象的思考，其主要特点必然与中国哲学的不同。再次，忽视中西哲学思考对象的差异导致黑格尔对中国哲学的片面认识。中国哲学以对政治制度和政治现实关系的概念化思考为对象，思考的主要内容和概念化表述，主要与伦理道德、国家治理、宗教典章等密切相关。在黑格尔看来这些都是伦理学说或道德哲学的主要内容，而不是西方哲学要探讨的思维与存在关系的主要内容，更不是西方哲学要达到的目的。因此当黑格尔将西方哲学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和思考思路，套用到对中国哲学内容进行理解和评述时，就对中国哲学做出错误的论断，认为中国的伦理道德归于宗教，并认为中国哲学对解决思维与存在问题而言是抽象枯燥的言论，无法对西方哲学主要思考的思维与存在关系问题进行范畴［规定］的探讨。若要求中国哲学在政治制度与政治现实的关系哲学思考中，产生一个在思维与存在关系思想中的范畴［规定］的哲学王国，这显然是个“种豆得瓜”的非分要求。把中国哲学主要思考的对象认为是关于思维与存在的概念性思考的这种误解，在《历史哲学》中显露无疑：“中国很早就已经进展到了它今日的情状；但是因为它客观的存在和主观运动之间仍然缺少一种对峙，所以无从发生任何变化……”［14］黑格尔没有明白，中国哲学对峙的两方面应是政治制度与政治生活的现实，中国哲学的变化发展，一直在围绕政治制度的主观规定性与政治现实的客观现实性之间寻求更好的解决之道。

三、对中国哲学辩证法的片面理解加深黑格尔对中国哲学的误读

首先，黑格尔无法通过文献挖掘来思考中国哲学辩证法的发展史，也就无法以他自己的方式获得对中国哲学辩证法的正确认识。上文已说到黑格尔研究中国哲学的文献仅限于先秦时期，先秦之后资料缺乏制约黑格尔深入思考和发掘中国哲学的辩证法内容。其次，黑格尔没有发现中国哲学应有的辩证法的内在线索，从辩证法角度思考对中国哲学就显得非常片面。如上所述，黑格尔对中国哲学思考对象错误地认为与西方哲学思考对象一样的，所以黑格尔只从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中辩证地考察中国哲学中蕴藏的辩证法，没有考察中国哲学中对政治制度与政治现实之间关系的思考，实际上也蕴藏的辩证法，被黑格尔归纳入西方哲学的道德哲学的范畴内。中国哲学的辩证法观点除了对政治制度与政治生活关系的思考之外，也融入中国的科学技术发展之中。以黑格尔探究的周易之阴阳爻驳为例，黑格尔就没有看到用作占卜的先天八卦经过变化后形成的后天八卦，成为中国古代思想中标志方位变化的内容，而这种方位变化的描述通过固定的语言形成一整套概念体系，在中国古代的堪舆和建筑中就体现出这种概念体系的思维方式，这套概念体系在中国发明的许多仪器中也有异常重要的作用。所以黑格尔认为中国哲学无法在概念化的思考后作用于科学技术是种误解，这种误解源于对中国哲学蕴藏的辩证法的失察。再次，黑格尔从辩证法角度编纂中国哲学，产生了对中国哲学评论的误读。贺麟先生在评论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时特别指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黑格尔在他的哲学史别阐述了辩证法的发展史。任何一个或一派的哲学家只要其中有丝毫辩证法的因素，都被黑格尔挖掘出来加以着重阐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