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语言学征稿范文(3篇)

社会语言学征稿范文 第1篇

关键词：商务社会语言学； 研究路径； 学科架构

一、商务社会语言学产生的背景

20世纪60、70年代，美国来自语言、文化、社会学领域的学者从不同理论和方法出发，共同缔造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以语言为核心研究社会和文化生活。该领域跨文化、跨学科的视角在社会科学界引起了一场地震，尤其是在人类学、社会学、语言学和心理学领域。拓荒学者们开创了多条路径来研究作为社会文化现象的语言：变异社会语言学、交际民族志、交际社会语言学、对话分析、象征交际学派、语言社会学，等等，为研究语言文化和社会奠定了概念和理论基础。[1]在此时期，“社会语言学”开始用作相关研究的总称。尽管早期各个研究路径理论和方法存在较大差异，彼此往往互相补充、协作。其中最大的两个发展取向是“社会语言学”和“人类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大量使用社会信息来阐述语言结构、变体和语言变化，人类语言学通过言语事件和交际实践来解释文化现象。Hymes（1964）提出用“语言人类学”来囊括人类学语境下的语言研究；10年后，他意识到这个提法已经逐渐被“人类语言学”所代替，经过审慎思考，Hymes（1974，）将该领域更名为“社会语言学”，认为它最能代表语言和人类学之间跨学科研究的新领域。

80年代中期，学科方法论分野日渐明显，社会语言学（狭义）主要使用量化分析方法，人类语言学主要使用民族志方法，话语分析则是两个领域共同的研究方法。尽管如此，语言学界和非语言学界，依然普遍使用“社会语言学”涵盖宏观的社会文化跨学科视野。至今，语言、社会、文化领域已经呈现清晰的学科融合趋势，社会语言学（广义）是该融合学科的总称。融合学科麾下，研究视野更加广阔，既关注主流国家、主流社会人群（所谓的精英），也关注非西方主流社会、边缘群体；不仅涉及宏观政治、经济、民族、文化范畴，也涉及地理、历史、教育等人类生活范畴，并深入到消费、管理、商务谈判、新闻、物理空间、艺术品象征意义等微观社会生活语言符号层面。统一的学科旗帜，为不同视野之间理论、概念、方法的互相借用和融合清除了门户壁垒，为社会语言学进一步发展创造了优厚的学术条件。

为社会语言学在21世纪的繁荣创造另外一方面条件——社会背景条件——的是史无前例的经济全球化。随着西方跨国公司的触角深入到世界各地，国家间、区域间交流合作日益增多，原材料、劳动力、技术、市场等各种资源在全球范围内调配、整合的趋势已经呈现。自20世纪60年代社会语言学产生之初，人们就已经认识到，语言和经济结构息息相关[2]，社会经济结构调整，势必产生新的语言和语言使用问题。全球化背景下，经济格局重写，国内、国际商务交往激增，无论就语言作为跨国、跨区域商务沟通媒介的物质资源，还是就其标识民族身份、政治经济地位的象征资源，语言当之无愧成为全球化商务人士无可回避的问题，官方语言选择、各种书面和口头商务交际语言使用、企业员工招聘条件和能力评价系统、外语教学，甚至国家语言规划政策等等问题纷纷浮出水面。随着全球化的推进，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语言问题并非只是争相与“国际”接轨的亚、非发展中国家才需要考虑的问题，而是经济链条上任何国家、任何企业都必须面对的问题；语言也并非只是政治经济格局和变革的棋子，基于听众文化的语言符号可以为企业带来商机，语言能力和语言策略可以左右商务谈判结果，机构话语行为可以建构社会现实，也可以掩盖真相。实际上，全球化背景下商务领域的社会语言学问题所涉及的范围之广，影响之重大，问题亟待反省和解决之迫切，使得 “商务社会语言学”学科成为必然和必须，社会语言学科发展和商务活动现实共同呼吁“商务社会语言学”的建立，用以考察和研究商务领域林林总总的语言现象和语言问题，不仅有助于促进商务沟通，而且有助于人们清楚认识隐藏在商务交际背后的失衡权势关系，从而推动人际、国内、国际企业之间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对话与合作。

商务社会语言学并非独立于社会语言学之外的学科，恰恰相反，商务社会语言学正是运用宏观社会语言学框架下的理论、概念、方法，研究商务社会各个层面的语言现象和语言问题，因此，从学理上应属于社会语言学的分支。但本文并无意倡导（或反对）其他领域都应建立自己的社会语言学，例如政府机构社会语言学、医疗社会语言学、体育社会语言学等等，“商务社会语言学”的提法，是建立在语言的社会经济本质、商务语言活动对于社会生活的巨大影响力基础之上的，是全球化经济现状和发展所呼唤、应运而生的必然产物。提议建立学科的目的不在于区别和排斥其他领域，更不在于限定研究路径，而在于总结前人学术成果和不足，为今后商务领域的语言研究提供概念、理论依据和方法论的指导，鼓励学仁向更多未知商务语言领域挑战，增加不同视角和研究路径之间的对话和协作。

二、商务社会语言学学科建构路径

回顾过去的二十年，商务领域语言问题的社会语言学研究大致可以用社会语言学的主要研究路径概括：变异社会语言学、人类学、交际社会语言学（交际民族志）、跨文化交际、语篇分析/话语分析/对话分析、批评话语分析。同一个问题可以从不同研究路径入手，也可以综合运用多种研究路径和方法来研究一个问题。本文将前人相关研究放置在商务社会语言学学科视野下进行综述和总结，以此构架一个综合性的、独立的学科。

1.商务语言、语体变异研究

变异学说基于社会现实主义（Social realism），认为社会存在不同阶级，任何人类社会活动、交际行为（包括语言）、社会关系以及意识形态，都具有阶级属性。[3]旨在通过实证研究，找出作为因变量的语言变体和作为自变量的语言环境之间的相关关系。跨国商务交际或者多语环境下商务活动情景下，语码的选用标识社会文化身份，选用对方语言表示放弃自己的优势或与对方平等的地位（例如Cohen & Cooper （1986）旅游景区当地居民向外国游客语言调适研究），将对方置于优势地位（例如服务对象）。[4]有人基于促进国际交流和贸易往来的实用性，提出淡化国家象征意义[5]，认为英语已经成为公认的世界通用语[6]，不仅在英语母语国家与非英语母语国家商务交往会使用英语，即使在延展圈（extended circle）[7]，即非英语母语国家之间商务交流也大多以英语为通用语，使用英语不在乎语言是否准确地道，重点在于清楚传递信息和提高工作效率。但有些事实不容忽视：放弃母语的一方学习外语增加经济成本，商务谈判中因为语言劣势失去平等发言机会，以及强势语言的文化扩张，即文化中心主义，等等。

除了语言对于企业社会身份的标识作用，变异学者也关注语体变异。在日渐形成的“国际商务英语社区”，存在介于标准英语和当地语言之间的过度语，构成社会方言（sociolect），并形成上层、中层和下层的社会分层。[8]一方面语体标识说话人的社会身份地位，标识显性社会声望，或是反应商务交际场合的正式程度，另一方面，语体选择和语体切换可以体现说话人对商务交际对方的尊重或重视，希望得到对方的认可，拉近情感距离，因而进行语体调适行为。与此相关，来自母语非英语国家的商务社区成员努力学习英语以便增加自己晋升的机会。[9][10][11]

近年来社会语言学发展一个重要动向是将基于实践的研究方法纳入变异研究，更注重说话人主体作用[12]，关注主体通过语言和其他符号资源建构社会意义的方式。在新语境中使用现有语言资源，即“再语境化”（），是产生新的社会意义的转换过程。[13]例如在外企工作的中国员工使用北京当地语言资源和全球化语言资源来构建普通话的新兴世界性变体。[14]

2.商务人类学/民族志研究

社会语言学对于个体意义建构的思想来自于人类学。最早的变异研究将社会群体与语言形式一一对应的社会结构模式[15]过于简化了真实的语言和社会。现实生活中，两者之间的标识关系既不是普遍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因为联系二者的纽带——语言意识形态——是不统一、可变的。人类学不仅研究语言形式和结构，而且研究谁、怎样、为什么使用这样的语言形式和结构的问题，对于说者和听者产生怎样的影响，挖掘语言行为产生的‘象征’意义，甚或说者和听者未曾意识到的意义。个体的语言行为，出于个体对社会群体语体规范的感知和再现，体现个体对自我身份和社会规约的动态构建。[16]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商家纷纷以外语为自己的商号命名，通过新名称将公共空间私有化，通过语言的象征意义，在语言和社会层面上引入新的区别性和阶级概念，体现转变的社会意识形态，并重新定义社会空间、个人身份和权势关系。又如企业管理者通过幽默的语言风格让听者开心，显示自己与听者对幽默有共同理解，拉近彼此距离，创造正面个人形象（persona）。[17]拉近距离往往涉及权势，为了得以构建“受人尊敬的地位和团体内部的地位”。身份随交际产生，在话语和文化意识形态中建构。

新近语言人类学者关注本土化主体性 （localized subjectivities），通过民族志局内人视角（emic）观察、反省、解释，重点考察社团成员对于社团的主观认知和体验[18]，常用的民族志方法包括参与者观察法、访谈、个案跟踪、叙事等。目前，已经有不少学者从局内人视角进行商务研究，例如密切观察商务会议[19][20]，考察管理层和员工对于领导能力的认知，或者通过女经理自述了解职场成功女性的身份构建。[21]变异线性相关理论将社会结构和语言结构僵化对等，人成为结构的玩偶，忽视了人的主观选择空间。局内人视角能够有效避免研究学者强加给所研究社区的泛化范畴，强调说话人的感知是社会语言学证据的重要的来源。但是完全按照个体描述分类或划分社会范畴，也未必完全反映客观实际，容易过度强调自我定义。一种解决办法是语料库研究[22]，语料库研究的结果可能与直觉相反，对于研究者和局内人的社会语言范畴提出挑战，将民族志和语料库方法结合起来可以得到客观的结论。

3.商务交际社会语言学

Gumperz创立的交际社会语言学（interactional sociolinguistics）是社会语言学的一个分支，Hymes所创立的交际民族志（Ethnography of speaking）属于人类语言学的分支，两个学科都关注语言交际事件，互相影响借鉴，侧重点略有不同，后者注重言语事件中的文化背景与交际能力，前者注重会话策略和言语事件的语境化过程。本文强调两者研究言语交际事件的共性，因此将两者放在一起讨论，统称为交际社会语言学，放在商务社会语言学视阈下称为交际社会语言学。

根据对话推论理论，来自共同言语社区的对话双方通过使用语境化提示（contextualization cues）来标识自己的身份，即语境化过程。语境化理论被广泛应用到商务谈判研究[23]，双方通过语境化过程建构谈判秩序。谈判之前，谈判双方已经通过语境预设（contextual presuppositions）赋予语言符号（词汇、句法结构、语调、韵律、语体）以字面以外的意义，即谈判双方将自己的文化背景和语言象征意义带入谈判之中；谈判过程中，双方通过语境化提示进行情景推论（situated inferences），破译对方信息，推断当即对方要表达的社会意义，实现成功谈判。谈判成功的重要前提是双方对于相同的语境化提示（例如术语）具有同样的社会文化预设，但是实际生活中，谈判双方代表不同利益群体，来自不同社会文化和企业文化环境，谈判双方往往缺乏共同的预设，用自己的社会文化预设阐释对方的语境化提示，形成“社会语言迁移”[24]，造成误解和冲突。因此谈判双方需要根据当即情景的权势关系和彼此地位试探、协商、坚持或妥协，最终形成对于语境化提示的一致阐释，新的谈判秩序得以建构，谈判秩序能够使下面的谈判顺利进行，并规范双方谈判行为。因此谈判秩序的建构过程，也是社会结构、社会秩序的建构过程。

4.跨文化商务交际研究

二战后北美职工多元文化构成产生并大大刺激了60年代跨文化交际学科的发展。但此期间鲜见商务领域跨文化研究，多为语言和文化之间的对比研究。80年代，欧洲跨文化交际日益频繁，学者也开始关注各种用途的跨文化交际活动，商务语境中的语言行为也开始受到关注。由于欧洲是话语研究的故乡，促动了跨文化商务研究的话语转向。[25]21世纪全球劳动力构成国际化、跨国公司激增，对于跨文化商务交际研究产生空前需求。

英语在全球商务活动中不可替代的优势地位，成为跨文化交际首要的焦点。为了满足商务发展需求，英语教育已经成为一项全球规模的产业，培养学员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是跨文化交际学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大量的基础性研究是关于文化特征的描述，尤其是商务文化和商务规范的研究[26]，提醒商务人士提高跨文化交际意识。

有学者提出应警惕语言与文化一一对应的“本质主义”，因为本质主义的背后往往隐匿着欧美英语国家优势的“民族中心主义”，以英语和英语的各种社会附加值为标准，衡量交际能力和交际行为是否符合规范。实际上，很多跨文化研究直指母语英语国家与母语非英语国家之间商务交际中体现在话语行为中的权势失衡。[27]

在英语“霸权论”呼声渐高的同时，近来有人提出英语“异质论”[28]，认为英语出现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趋势，现代商务英语不仅包括英美人讲的英语，而且包括世界各地的英语，马来西亚英语、泰国英语、日本英语等等。一方面，有人认为异质英语的概念意在混淆视听，掩盖政治不平等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全球英语作为跨文化交际现象和产物已经呈现在语言学和跨文化交际学者面前，成为跨文化商务交际的重要议题之一。

近年跨文化交际出现两个趋势：第一，研究内容由书面研究向口语转变，由虚拟数据转而研究真实数据；第二，研究方法由交际模式研究向民族志方法转变，更多实用录音、访谈，取得真实语料，并获取局内人视角。

5.商务话语分析/批评商务话语分析

话语分析既是社会语言学和人类语言学广泛使用的研究方法，又有其语言学分支的学科独立性，具有跨学科性质。Schiffrin（1994）总结六种话语分析路径：言语行为、交际社会语言学、交际民族志、语用学、对话分析、变异分析，足见话语分析学科应用的广泛程度。话语分析着手于话语结构，着眼于不平等的社会秩序。话语分析领域有几个里程碑式的研究贡献，决定了它的发展趋势。Foucault （1984）对于话语秩序、真理、权势的解构，成为话语分析尤其是批评话语分析的哲学基础；Bakhtin（1981）发现语言对话化本质（dialogism），让人们认识到任何话语都具有历史性和互文性，承载着社会生命和意义；Bourdieu（1991）语言市场理论揭示语言的物质和象征价值；Bauman & Briggs （1990）拓展对话化理论，提出去语境化和再语境化（decontextualization and recontextualization），进一步解析新的本土化社会意义产生的过程；Agha（2003）追踪话语的语域化（enregisterment）过程，解析话语是怎样具有和巩固标识社会地位的社会价值的。[28]这些奠基性研究为话语分析提供了广阔应用空间。

Bargiela-Chiappini主编的The Handbook of Business Discourse （2009）提出10种商务话语研究的路径和方法：组织话语分析、民族方法、语料库语言学、谈判研究、多模态分析、修辞分析、批评研究、媒介交际、礼貌研究，以及作为通用语的商务英语，涉及学科视角亦是包罗万象：语言人类学、跨国管理、跨文化交际、话语分析、社会学、叙事和话语、语用学、组织管理研究等等[29]，为商务话语研究做了较为全面的总结。本文按照宏观社会语言学的研究路径，从商务语言变异、商务人类学/民族志、商务交际社会语言研究、跨文化商务交际和商务话语分析几个方面架构商务社会语言学研究路径，为该学科奠定理论基石并勾勒出主体理论实践研究框架，为后续研究方法的探索铺平道路。

三、结 语

商务社会语言学是社会语言学的分支，该学科的建立是语言的经济本质、社会语言学密切关注人类政治经济活动学科本质属性的必然产物，尤其21世纪经济全球化和全球本土化时代背景之中，商务语言选用的纠结、语言培训的成本与困境、商务交际中各种语言文化的障碍，使得商务语言成为时代舞台的前景，成为商务人士、语言学者、社会学家甚至政治领域共同关注的焦点，可见商务社会语言学产生的学理必然性和时代必然性。

此前关于商务领域的语言研究散见于社会语言学的各个分支或相关学科，每个学科视野有其独到优长也有视阈限制，学科之间偶有互相借鉴，例如变异社会语言学对主体的关注，人类语言学主观感受与语料库方法的结合，跨文化商务研究的话语转向等，进一步证明打破视阈界限、建立综合学科的必要性。将如上综述的各类研究置于“商务社会语言学”的广阔视野之下，有利于各分支学科互相借鉴融合，研究方法更趋于科学缜密。视阈和方法的整合有利于深掘该领域研究的哲学根基、拓宽研究视野、丰富研究理论、优化研究方法。商务社会语言学应时代呼唤而产生，并具有广阔的理论和实践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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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语言学征稿范文 第2篇

[关键词]话语分析 批评性 目的 理论框架

一、引言

话语分析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理论框架上受到诸如语用学、应用语言学各语言学分支的影响，同时从哲学、社会学、认知科学等许多学科上吸收了许多有益的理论和方法。1979年，，和出版了《语言和控制》（language and control）一书，第一次提出“批评语言学”（critical linguistics）的语篇分析方法。批评语言学这一概念，揭开了批评语篇分析研究的序幕。

从批评的视角对话语进行研究，是话语分析的新的探索，在近30年的发展中形成独特的理论框架。为什么提出“批评性”视角，其目的、定义、发展，以及由些建立的理论框架能否达到批评目的？本文将对此进行初步探讨。

二、“批评性”的提出

批评语言学家最初提出批评性是在70年代末受到文学批评学家们将语篇被评为一种话语方式，考察语言如何在社会环境下运作的思潮下引导下开始的，认为传统的语篇分析方法忽视了语篇与社会的关系以及语篇生成和解释过程的社会和历史条件。批评话语分析从“批判”、“揭露”、“否定”的立场揭示话语和权力以及意识形态的联系，目的在于消除不平等现象，解构现有的社会体制。批评话语分析的哲学基础是解构主义，因而其后果含消极成分。

如果从哲学基础上来考察，可以从habermas和faucoult找到批评话语分析中批评性的来源。habermas在1973年发表了《理论与实践》一书，主张话语分析应该拿起批评的武器,把语言研究与人类的生活世界结合起来,为人类的平等而奋斗。这就使一般的话语分析增加了“批评”的内涵。事实上，在西方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发展中，许多学者历来提倡“怀疑”、“批评”或“批判”的精神。另外是法兰克福学派(frankfurt school)的批评理论（代表人物之一是faucoult）及其后继者新法兰克福学派(neo-frankfurtians)所倡导的“批评性社会理论”。批评性社会理论认为社会中的电视、报刊等是帮助社会对大众进行统治和操纵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批评语言学因而认为，作为电视报刊中介的语言也是为意识形态服务的,因此可以从语言分析的角度研究语言与意识形态的关系。该学派给批评性下了十分精辟的定义：不把任何东西想成理所当然，通过文本中的线索进行多角度的解读，在研究过程中不断自省，揭示文本中隐含的意识形态（not taking anything for granted, opening up alternative readings (justifiable through cues in the texts); self-reflection of the research process; making ideological positions manifested in the respective text transparent，etc.）。

自_年后，批评语言学渐渐转向批评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简称)。作为批评语言学一个分支，cda同样关注社会现实中不平等和不公正现象以及话语呈现权力和意识形态的方式,同时致力于发现改进这种不平等的方法(martin 2000a)。和主流语言学家不同，cda认为语言是一种社会实践，语篇作为语言的存在形式是具体化的社会实践，“表达社会机构的意义和价值”（fowler,1991）。批评语篇分析学家主张“语篇是社会结构固有的一部分，受到社会结构的影响，并在社会的互动作用中产生”（teun a. van dijk, 1998）。“话语是是社会实践的语言（discourse is language as social practice）”(fairclough,_)。其含义是，语言是一种社会实践而话语则是语言这种社会实践的一个实例。表明语言本身是一种社会社会行为，语言与社会实践关系紧密。语言使用者的行为不是个人行为，而是受到更大社会和意识形态条件所制约的。cda在发展过程中,积极吸收语言学、社会学和认知科学理论,逐渐形成了分析模式和理论基础多样性和跨学科性的特点。批评性话语分析较多集中在政治、新闻媒体、广告、医患交流等比较传统的分析领域。对话语分析，各学派有自己独特的阐述。

从话语的含义可以看出，话语结构（discourse structures）与社会意识结构（socio-ideological structures）具有辩证关系，后者是前者的条件也是其结果。具体的，一方面从广泛意义上以及各个语言层次上来讲，话语是由社会结构构成并受其影响，如社会阶级关系，或诸如法律、教育系统的特殊机构，或各种话语及非话语的规约习俗对话语都有很大的影响作用；另一方面话语具有社会建构性，即话语对社会结构有反作用，直接或间接的反作用于具体的社会结构，如上文提到的各种社会关系，社会机构，社会规约。

意识形态包括社会偏见、社会歧视以及对事实的歪曲等,是“隐含在常规中的一些前提和假设”。话语中的意识形态成分往往具有不透明性，以非意识形态的常识出现并赢得主体的接受，这就是主体将意识形态自然化(naturalize)，这时其控制能力也最强。批评话语分析者的目的是要揭露话语中的不平等现象,号召人们为争取平等而斗争。这些观点主要来自habermas和foucault。他们在分析话语时始终把语言与社会问题联系在一起,锋芒直指社会生活中权力失衡、社会不平等、不民主的行为和其他不公正的现象。向大众灌输其所要表达的意识形态，正如批评性社会理论反对的，社会中的电视、报刊，互联网等新闻媒体是帮助社会对大众进行统治和操纵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他们认为，作为新闻媒体中介的语言有很强的选择性，它是为意识形态服务的，从语言分析的角度研究语言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是解读新闻以及提示其中意识形态作用有用的工具，即体现了“社会结构决定话语特性，话语又反过来影响社会结构”。

在discourse and social change中fairclough(1992a:12)将语篇分析方法分为两类：非批评性的(或描述性的)和批评性的方法。非批评性的(或描述性的)语篇分析方法非批评性语篇分析的目的是描述，而不是解释，因而忽视了语篇的效果和语篇中的权力。而批评性语篇分析的目标是要具有广泛的解释性，寻找社会机构和社会结构的成因，并发现语篇在社会宏观结构再生中的作用，提示语篇和权力的关系，以及反映隐藏的意识形态。

fowler(1991)认为批评语篇分析是一种“工具语言学”(instrumental linguistics)，旨在把语言和语言使用与其意识形态意义联系起来的一种分析，使读者认识到语言和社会实践的辩证关系。批评语篇分析本质上是对语篇特别是大众语篇和官方话语进行的一种社会分析，以提高读者对语言的敏感程度，使他们认识到语言和现代社会生活之间微妙的关系以及语言运用和不平等的社会权力关系之间错综复杂的联系，促使读者实现批评阅读(critical reading)。

作为维也纳学派（vienna school）的代表wodak指出critical就是指不把任何语言理所当然化，就深入分析文本蕴含的复杂性，去除简化论，教条主义，二歧论乖影响，在研究中不断自省，使权力关系结构和透明化。

三、理论框架

正如黄国文指出的，话语分析虽然没有公认的分析步骤，但语篇分析者都会运用一定的分析方法，遵循一定的步骤进行研究。同样的，批评话语分析的研究者们也往往会采用不同的分析方法，在不同的理论框架下进行分析。

cda最初都是对西方主流语言学和早期社会语言学的批判，将文本分析和社会理论相结合，但因为语言学基础不同，分析的理论框架也不尽相同，国外批评语篇分析的主要流派包括以fairclough为代表的兰卡斯特学派(lancaster school)的社会变革论,以wodak为代表的维也纳学派(vienna school)的语篇历史法，以kress和van leeuwen为代表的社会符号学，以van dijk为代表的社会认知法等等。国内代表有辛斌，陈中竺，丁建新，廖益清，田海龙，张迈曾，徐立新等，多是引进理论，并积极结合中国社会现状进行分析。

虽然各学派的语言学甚而不同，但共同的目标都是实现话语分析的批评性，以其中最有影响的fairclough为代表的社会变革论。fairclough(1995)提出三维分析框架（three-dimentional framework），将包括系统功能语法在内的多种语言学、符号学理论与社会学理论结合起来。他认为任何话语都是三维的：（1）语篇(text)，口语或书面语；（2）话语实践(discourse practice)，包括语篇的生成与解释；（3）社会文化实践（social-cultural discourse）。话语的这一性质要求话语分析也必须是三维的，一般应包括:(a)对语篇的语言学描述(description)。在语言学理论和分析方法上fairclough吸收了的系统功能语法（systemic functional grammar,简称sfl）的观点。(b)对语篇与话语过程之间的关系作出解释(interpretation)。(c)对话语过程与社会过程之间的关系作出解释(explantation)，如图一所示：

他认为这三者是相互影响,但意识形态并不能完全决定语篇。语篇分析应该是多维的、多功能的、历史的和批评性的。他通过衔接、及物性、词义、词序、隐喻等研究了语篇与当今社会变革之间的关系,尤其是语篇在英国社会的民主化、商品化、技术化进程中的作用。fairclough既重视对微观层面的新闻语篇的分析，也重视对宏观层面的方法论的探讨和理论框架的构建，重视对语篇与社会变化之间关系的研究。其研究既具有理论意义,又具有实用价值。话语分析离不开语言分析,其主要工具是系统功能语法。语言分析往往在词语、短语和句子结构以及语篇等层面上分析语言意义，例如，从主位结构(thematic structure)，名词化(nominalization)，话语预设，隐喻或修辞手段，语调、语气、人称代词的等。这些文本形式上的选择都是受到意识形态影响的。

fairclough不仅就语言与权力的关系(_)、批评性语言意识(1992b)、新闻语篇(1995)、新资本主义(new capitalism)社会中的语言(2002)等方面作了精辟的论述，他也在不断修正自己的理论框架与研究方法，使其适应日新月异的社会，并推动cda的发展。

而其它学派的学者也有不同的理论框架，并将理论应用到实际，具有实用价值，如reisigl和wodak（2001）指出批评性的三维度：以文本为基础的批评性，以社会审视为主的批评性，以及反省式的批评性。这三个方面表明分析者为达到批评性的目的，应深入把各个层面的语境分析和具体的文本分析结合起来。在研究过程中不断自我批语式的进行自我修正：从选择研究对象到选择研究方法，从取样到为该样本建立合适的理论框架，再到对分析结构进行解释。而社会认知学派的代表人van dijk（1991）对英国媒体对种族关系的报道进行语言特征和结构上的分析,陈中竺（1995）也分析了两篇关于罢工英文新闻报道中所使用的语言技巧，以达到心理控制——都是对批评性最好的表现。

四、局限性

在语言学方面，halliday的sfl很好的提供了描写(describe)、解释(interprete)话语的语言学工具，即在微观层面有比较完善的理论框架,除了结合sfl分析，还有其它语言学理论，如jager多运用隐喻（metaphor），wodak则借鉴了推导理论（argumentation）和修辞（rhetoric），丁建新、瘳益清也尝试结合语用学理论对语篇进行分析。为了使得cda体现critical的本质，在完善固定下一个理论框架时，语言学家在不断加入新的元素，不至拘泥于一种方法，而是多视角的分析批评。但相应的宏观层面的社会分析缺乏充足完善的理论框架,而使得社会实践分析相对薄弱,缺乏说服力。所以正如wodak表示的，目前cda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就是将细致的语言分析和宏观的各个社会领域的相关理论相结合。显然，批评语言学家们还需要对不同类型的话语的社会理论加强补充。

wodak（2007）还提出一个问题：最初所要达到的批评性目的会不会与日益发展的理论框架，方法论，评判标准产生冲突，因为任何倾于程式化的教条主义都是与批评性的目的相违背的？对分析者本身的判断，肯定需要一定的标准，但这些标准又由谁来定？怎样的标准才能达到真正批评的目的？widdowson也质疑cda的可靠性，cda的分析本身就带有意识形态，不是客观独立的科学研究，不可能做到中性，不偏不倚。所以，从语料的选择具意识形态和选择语篇的语言特征证实分析者自己的偏见看，cda的说服力都有所削弱。

另外，她也提出，批评前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否定、反对、纠错、打倒，而是运用语言学知识以及丰富的社会知识，有意识的去认识文本中隐含的意义。martin提出积极话语分析，即以友善、宽松、和谐的态度,以否定和肯定相结合的方法,以“建设性”为目标对话语作分析,对社会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

五、结语

语言学家最初提出批评性，目的就是为了对语篇（更准确说是话语）进行批评式的审视，揭示其中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和自然化的意识形态。为此目的，批评语言学家在不同语言学基础上尝试提出不同理论框架，主要集中在文本微观分析结合社会理论宏观分析的结合上。尽管如此，还是存在问题有待解决，完善以真正达到“批评”的目的。

参考文献：

[1]fairclough．n. discourse and social change[m]．cambridge：polity press，1992．

[2]fairclough．n.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the critical study of language[m]．london: longman，1995．

[3]halliday ．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m]．london：edward arnold，1994．

社会语言学征稿范文 第3篇

二语习得领域长期占据主导的两大心理学理论基础是行为主义(Behaviorism和认知心理学（Cogni-tivism）。这两种理论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但都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学习者所处的社会环境对学习过程的影响。随着研究者逐步认识到学习者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尤其是学习者的母语社会文化及语言背景，20世纪90年代在前苏联发展心理学家的心智发展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社会文化理论（So-cioculturalTheory），不仅对当代心理学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且对二语习得领域的研究与外语教学也产生了巨大的指导意义（Lantolf，2000b；Arnold,2004）。本文主要从社会文化的角度讨论外语课堂中的语言与文化教学。

二、社会文化理论

前苏联著名心理学家及其同事于1920至1930年间共同提出了社会文化理论，其核心观点为社会文化、历史是影响个体发展的首要因素，认为发展或学习是先发生于社会而后通过语言和其他符号系统为中介的活动逐步内化于个人的过程。中介（media-tion）、最近发展区（thezoneofproxi-maldevelopment）、活动论（activitytheory）、调节(regulation)、支架（scaffolding）是社会文化论的重要概念。社会文化理论的中心且独特的概念是人脑的高级认知活动（如记忆、注意和理性思维等）受到中介的调节，人们通过各种中介来联系世界；中介包括物理工具，如桌椅和电脑等，和符号工具，如音乐、艺术和最重要的语言（Lantolf,2000,）。根据Vygotsky，我们研究的对象不应该是语言系统本身，比如语法和词汇等，而应该研究人类借助语言的调节机制所进行的社会人际交流。在个体发展过程中，社会文化与个体心理活动紧密相关，人们通过参与外部的社会文化活动，将外界的社会言语（socialspeech）通过语言这一中介内化为个体内部的心理机能（Vygotsky，1978）。

通过协同对话——中介，儿童或初学者能被诱导着培养成一种共享的意识，直至最后吸收新的知识和技能于他们自己个体意识中，因此成功地完成从协同的个体间的活动向个人内在的自主活动转变。这种协同对话过程就是支架(scaffol-ding)。Vygotsky关于学习和发展之间关系的最广为人知的最充分的阐述就是他的最近发展区概念。他（1978，）将最近发展区定义为：“实际的发展水平与潜在的发展水平之间的差距。前者由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而定；后者则是指在成人的指导下或是与能力较强的同伴合作时，儿童能够解决问题的能力。”在最近发展区内，需要大量的指导性参与活动，教学应走在发展的前面并最大限度的激发学生的潜能。

三、社会文化理论指导的语言与文化教学方法

社会文化理论指导下的外语教学不仅关注在相关情境中合理、灵活使用语言的知识和技能，而且发展学习者分析、评判、识别课堂内外的不同行为方式。接下来我们主要分析外语课堂中常见的几种教学方法，这些方法的总体目标相似，但在课堂中创设的各种教学情境有些不一样。有些多以学习者为中心，学习者的生活环境是课程设计和教学内容的基础；还有些以学习者和知识为中心，其设计的学习环境不仅要帮助学习者理解课堂内外的生活环境，也要开阔他们的交流视野并融入其他的环境中去。

（一）提问法（problem-posingapproach）

这是一种通常用于移民成人以社区为基础的语言学习（adultimmi-grantcommunity-basedlanguagepro-grammes）。这种方法始于学习者的经验，尤其是他们在教室外的社区内面临的问题或复杂事件等。该方法的目标是帮助认清学习者生活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基础，提高学习者认识这之间的联系，帮助学习者通过他们认为有益的方式获得必要的交流技巧和知识。提问法的三个基本成分是：听（listening），教师通过在课堂内外观察学习者，并界定其所关心的问题；对话（dialogue），将以上的关心的问题作为起点，教师和学习者以关注或问题及其看法和反应为内容相互对话；行为（ac-tion），这些探讨帮助学习者将他们的所学用于课堂外。

（二）课堂学习者共同体（com-）

课堂活动与学习者的发展有着内在的联系，因此我们要做的就是创造有效的课堂学习者共同体。在社会情境的协同的互利的过程中学习者通过参与课堂活动获得新的理解、学得新的技能，最终发展新的社会文化认识。在此共同体中学与教密切联系不可分割。学习者共同体视课堂为探究社区（），在此探究（inquiry）不是为承担特定课题而使用的特定教学方法。在探究社区中，课堂活动是开放式地探索性地研究，来自群体的真实经历，也是该群体真正感兴趣的问题和话题。这些开放式的话题和问题允许更多的可能性，使得学生彼此协作构建他们的理解和视角。教学活动是在情境中的，有特定时间地点的，需要特定的人在特定的场合完成。教学是手段而非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