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当代文学批评
张春梅
内容提要：通过对新疆当代文学批评困境及诸种问题的察析，提出将“汉化”与“民化”的文化衍变机制作为批评突围的方法之一。这一视角有助于克服批评忽视地域差别、文化意识、民族意识等问题，并且是文学研究向文化深部的一种挺进。“汉化”与“民化”不仅是少数民族文学叙事实践研究，而且新疆民汉融合史的长时期存在，对之做出语境化的文化读解和“深描”．可使这一概念有理由作为一个具有特定文化内涵的认知系统来看待。毕业论文
曾几何时，文学批评失落了它的光辉。随着社会的步步演进，批评似乎也日复一日的失去了形而上学的冲动和视野，日渐混同于媒介批评和影视大众评论，所谓的“时尚批评”“酷评”“热评”“吹捧式批评”“自诩式批评”甚嚣尘上。而少数民族文学批评，似乎离这种前卫的批评还有段距离，但其批评又显得那么精神不振，故久为学界不满。1983年白崇人就指出，“少数民族文学理论研究不但落后于一般文学理论研究，而且也落后于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明了21世纪，仍有多人持同样的批评意见。底新疆作协在对一年度的创作总结之时，亦提出这一现实问题的严峻性。只不过这一严峻性不仅体现在批评话语的力度不够，还表现在专业批评人士的匮乏。这足以让人感觉到改变新疆文学批评现状的需要是非常迫切的。本文意在通过对新疆文学批评现状的深入察析，提出一种新的研究视点和方法，以突破新疆文学研究多年来的经济、政治、时代决定论和传统批评模式的制约，使批评在地域性、民族性、文学叙事的独特性等方面实现文化维度的有效 “突围”。
一、批评意识的缺席
返观新疆当代文学批评史，不难发现许多评论著述都受微观批评意识的束缚，造成对宏观性研究和文本的结构性把握的严重缺失。这些问题在新疆当代文学批评整体格局中，形成了一种相互吹捧的不良顽疾。但这并不意味着新疆的文学批评没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如对“西部文学”、“新边塞诗派”、“屯垦文学”的提出与倡导，在这些口号背后，有许多能够在文学史中大书特写的理论依据。
在新疆当代多民族文学发展史中，“新边塞文学”成为典型例证，突现出新疆汉语作家找到了自己的文学之根，比如杨牧、周涛和章德溢等新时期崛起的“新边塞诗”派诗人，以崇高的爱国情怀，忘我的创业精神，奇丽的诗歌意象，高昂的政治抒情，曾经给新疆文坛带来某种程度的辉煌。周政保、陈柏中、丁子人、夏冠周、郑兴富等评论家，也起到了这种描述的薪火传承作用。然而，这种时代情怀不是新，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文学叙事中，不难看到这样的热情和气魄，如北大荒精神，大炼钢铁_的激隋，那么，是否能得出边塞精神在祖国大地四面开花的结论呢?问题的存在，只能说明对新疆文学的边塞精神并没有找到其真正的立脚点，文学批评尚停留于表面叙事的.层次，缺乏文学性深入探求的力度。
再比如周涛提出“大散文”的概念后，这一术语便在很多作家评论话语中频频出现。对此我很有些不明白，到底怎么样的散文才够得上“大”的标准呢?是不是只要写了“西域历史人文”就堪称“大”呢?“西域历史人文”一说仍然是以地域特色遮蔽文学独立意识的话语。与此相仿的是“悠久深远的历史意识”。似乎“地域”加“历史意识”就足以将新疆文学或者“西部文学”推到卓尔不群的位置。这能否代表西部还有待探讨，但笔者想，就历史而写历史只是个受历史左右的叙事者，而面对历史怀有反思和审视的视野则更能体现出主体性。就此而言，一个新名号的提出，不仅要深入考察其形成动因，突出其特有的文化内涵，更要考察其文化语境和社会语境。而且，将意识形态的东西与地域文化直接等同的逻辑是很不严密的。
傅查新昌的《病诟新疆文坛》能够无视自己的新疆作家身份和新疆人身份，敢于直接向文坛开炮，笔者对这份勇气表示深深的敬意。然而，有些问题却不能不说。一是批评语言的问题。批评语言应该尖锐，但尖锐与有人格攻击之嫌的话语理当分开。二是要将作家批评、作品研究与文化批评结合起来。实际上傅查新昌在论述时是想这样做的。但每当批判的情绪占据上峰时，反而会忽略了他一直都很重视的文学的文化掘进问题。如他提到“当新疆作家沉醉于‘新边塞诗’的极度狂热状态之中时，聪明的周涛转而写起了散文，再次营建了个人辉煌，并自以为承担着‘文化启蒙’作用。以‘文坛领袖’的身份，到充当启蒙察析耨疆当代文学批评者，这是周涛出于本意或乐意做的事”。嚯我看来，这并不是周涛的问题，而是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尤其是五四以来文化知识分子的启蒙意识和社会功能的影响所致。不管启何种之蒙，关键在于这种启蒙的身份被历史附加在作家和知识分子身上。身份的失落，光环的丧失，知识分子社会权力的转移，是～种文化现实，而不应归到哪一个具体人的责任。再如对刘亮程的“村庄”意识的解读：我把他的散文视作一种自我否定、压抑、禁忌性的阐述，这种农民式自顾不暇的权力话语，给人一种窒息、收缩、丧失自由的感觉。在描写一个人的村庄与牲口时，权力话语就扮演了这样一种暴君角色，这种权力意识在本质上同国家模式、集权模式、统治模式没有太大的差别，差别只是在于，刘亮程的权力和捕捉的对象具有弥散性、更小型化、更隐密，它的实施对象更边缘化，处于一般历史之外，这是一种无处不在的禁闲权力。‘咽此，农民式的权力话语能不能写呢?笔者认为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尽管农村叙事近几年有萎缩之势，但对于一直占据中国文学叙事主体地位的农村叙事而言，农民式权力的体现却俯拾皆是。这说明这种叙事指向是有其现实土壤和历史语境的。这不仅能写，而且给文学批评者和文化研究者提供了扎实的文学资料，引导批评关注这一扎根于田野中的文化现实。再者，权力无分大小，本是无处不在的。到了后现代，权力的争夺和显影更是有增无减。在这样的语境中，权力的延伸过程和权力的争夺不再被视为自然而然的事情，它在历史中发生，在人们的话语中浮现，文学中隐蔽的权力叙事也加入到了权力制造的行列。这正体现出文学还有揭示权力、暗示权力的功效。因此，写不写农民，还是只写农民，这并不是关键的。关键在于，不仅写者要有反思的意识，批评者也要有编码解码的意向；不仅要注重对文本进行细读，而且要注意从文本的蛛丝马迹中挖掘被忽视的文化意识，从而彰显出文本的独特性来。对新疆来说，这种独特性是具有地域性的、民族性的，更是意识形态的。就此而言，傅查新昌下面这句话是值得借鉴和引起思考的：“新疆评论家的文学概念永远是一个支边青年式的观念，是历史性地生成的，是现代移民思想的产物，既是不科学、公正的、也不是艺术分治这种现代知识合理分化的结果，同时又与现代性充满了矛盾对立的紧张关系。”@
二、敞开足下的裂隙
改变批评现状的呼声从未停止却又如此迫切，那么，对于新疆的文学批评而言，主要存在哪些问题呢?这些问题将会把我们改变批评现状的努力引向何处?要回答最后的问题，首先要对新疆当代文学批评予以深究。在笔者看来，以下疑问是至关重要的。
其一，民族创作个性到底在哪里?各种文学史中总是强调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有其民族特色与创作个性，但是涉及到具体作品对创作如何个性化却讳莫如深。研究新疆文学史的专著很多，但要么只以描写的地域、场景和风格说话，要么以介绍作品内容为能事，或以固定的描述西部、边塞、西域的语句对作品进行笼而统之的概括。其结果不仅未体现出作品的民族性和个性所在，而且大大损减了作品的光彩。对于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来讲，其个性不应只以题材来定，作品的文化观念、叙事方式、审美意识，民族性格、民族心态，与以往文学传统的继承与创新关系，叙事张力等等可能更为重要。对于民族文学叙事，还应注意在不同民族叙事的内部转换之中所体现的民族创作个性，这种转换不仅深有意味，而且体现了叙事者对“自我”和“他者”关系的调控能力。这一点在以往的民族文学研究中未曾得到应有的重视。
其二，在对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中，似乎有这样一个不成文的规定，那就是将汉族与各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作为一个重点来叙述，因而汉族成为影响的中心。但汉民文化转换制尤其是汉族作家的文化身份和文化心理却很少有人问及。新疆汉族的社会位置是非常特殊的，她既不同于内地的汉族，又不同于少数民族，她既是内地人眼中的“新疆人”，又是少数民族眼中的“汉族”，这决定了其文化身份的复杂性。可以说，新疆的汉族是两度被边缘化的民族。对这一点，以往的研究或忽略或用汉族的宏大叙事遮蔽了其复杂性和特殊性。
其三，一般的影响研究将重点多放在“相互影响”上，而对影响背后的曲折过程忽略不
计。如《新疆多民族文学史文学翻译卷》中所提到的“新疆多民族文学相互影响大致可以分
摘要：以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研究为核心，在批评-批评史-文学史的多重关系中，清理批评史研究的概念及相关学理问题，着重提出批评史研究的历史和现状问题、批评史研究的目标及其意义和价值等基本问题。
由此认识、强化当代文学批评史的学术独立性和研究主体地位。
关键词：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文学批评;历史逻辑;价值地位
从一般文学评价、文学史的发生来看，在相当程度上，所谓文学史其实是由批评史所支持甚至塑造的。
只是相对于后来文学史研究的明显强势，批评史本身倒被边缘化了，或被置入了广义的文学史。
何谓批评史?最简单的回答，批评史就是文学批评的历史。
但是要具体、准确说清批评、批评史、文学史三者的关系(彼此如何联系、区别或交叉)，实在很难;引经据典恐怕也无济于事，甚至会如坠云里雾中。
还是从自己的想法和经验为主来谈这个问题。
一般所指的文学批评，可分广狭二义。
狭义是指关于当代作家作品的批评，广义也包括对一般当代文学现象的研究，但其方式和形态有别于通常的文学史、思潮史及一般文学理论的研究。
因此，文学批评史主要就是关于作家作品批评历史的研究，同时兼及一般文学现象的批评和研究的历史。
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的时间范畴，一般上限取通行狭义的1949年，下限划至近年(何年)则并无通则惯例可循。
(因《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项目于获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立项，则时间下限也可顺势划定在，上下时限整60年。
由此产生的问题或难题，待后略详)
有关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的研究，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一般视野和具体实践中，类似“熟悉的陌生人”。
当代文学批评的历史与现状，既与文学发展的自身状态、演变逻辑等直接相关，也显著地受到政治走向、社会环境、文化思潮等宏观条件的影响或制约。
所以文学批评及其相关研究，既一向受到关注和重视，同时又往往会被更为宏大的背景问题所遮蔽，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滞碍了文学批评研究自身学术意义的充分阐明和认识，也模糊了对其功能、价值的认知和利用。
同样 作为广义的当代文学范畴里的研究，当代文学史的研究颇见发达，学术水平也相当突出，比较而言，当代文学批评史的研究则明显软弱，学术理论意义仍待进一步阐发和明确。
首先，当代文学批评与国家政治包括不同时期政治生态演变的关系十分紧密，在大多数时候，当代文学批评甚至可以说关联、关涉国家意识形态的直接或间接的表达。
对于当代文学批评史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当代中国政治研究的意义。
这也就意味着，可以将当代文学批评视为一种特定的文学政治，或与国家文化权利相关联。
这也是对当代文学批评的一种宏观认识。
事实上，晚清以降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已经可以证明文学批评对于近现代中国国家意识、国家文化建构的重要作用。
而当代(1949年以来)文学批评史中所具有的国家政治特性和内涵，应该就是更显制度特色的中国国情、中国经验的体现。
尤其是在有关国家权力概念歧义、制度变革进退矛盾的当下，我们更应重视中国文学批评本身所具备的国家权力及多种力量博弈的复杂因素，需要在理论上对文学批评-国家权力-当代中国社会的关系，进行更为系统、深入的学术意义阐发。
简言之，当代文学批评史研究首先须着眼于对中国当代国家文化和意识形态特性的认知，在与当代中国政治生态演变的关系互动中，厘清批评史的历史面貌，阐释其发展逻辑。
其次，文学批评的形态不同于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理论，而更近于原生态、直接性的审美意向表达，兼具文学审美的经验性和理论性的特征。
这也就意味着文学批评的综合体量、它所可能含有的内容，不仅具有无限多样的社会广阔性，而且还有着形象性、具体性和动态性的表现特点。
当代文学批评史的研究，就是要将这样一种审美资源、文化资源和社会资源，进行综合性的资源梳理和整合研究，通过历史化的`学术逻辑，升华、呈现为理论形态。
从整个文学活动的过程来看，文学批评和批评史的区别与联系可以这样表述：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过程及其表达，文学批评也是一种文学的再创作、再生产的过程及方式，其本身具有经验性和审美感性的性质特点;批评史则是对文学批评的历史化研究，也属于对文学再生产活动过程(历史)的一种逻辑性研究。
文学批评和批评史均属文学再生产的大范畴，但两者的性质和形态有别，批评史属于学术理论研究的范畴。
再次，在以往的专业认知和专业实践中，相比于古代和近现代的文学批评史，当代文学批评史更多地被兼容在了文学史、思潮史的系统中，即当代文学批评史的专业独立性和主体性尚未得到应有的彰显，它是被学术理论和历史研究所明显边缘化的。
因此其中的学科专业内涵和意义无法获得充分的学术认识。
将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视为一个独立的专业学术研究对象，意味着将一种直接对应于文学创作活动和一般文学现象的经验感知、知性认识、审美判断，经由历史化的学术途径，获得与一般文学史、思想(思潮)史同等的地位，其中的专业建设意义和价值无疑十分明显。
就当代文学批评史研究而言，首先必须阐明的是当代文学批评自身的建构和发展的历史，同时也要阐明其在当代文学整体建构和发展中的历史作用与地位。
最后，当代文学批评实际上也是以一种准理论形态的方式，体现了当代中国人文知识分子的思想和精神探求。
文学批评呼应的是全社会的审美感性的广泛表达，批评家和人文知识分子对于社会的专业担当，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体现为具体的文学批评实践。
一部文学批评史也就是一部以文学审美活动研究为特征的批评家、知识者的独特思想史和精神史。
而且，广义地来说，在历史书写形态中，文学批评史或许是最有条件融通文学史、思想史、社会文化史乃至政治史的一种史著形式。
综上概述，我们的文学批评史观或者说对于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研究的基本观念，就是将文学批评作为文学整体中主要对应于文学创作的一种审美经验、审美观念的直接表达方式，在其与当代国家政治和社会文化生态等的多重关系中，探讨当代文学批评如何建构、形成自身相对完整、独立的历史逻辑及其价值地位。
简言之，批评史就是文学批评表达、彰显自身的价值观，从而建构自身历史的过程。
文学批评是文学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自有文学作品及其传播、消费和接受以来，文学批评就随之产生和发展，并且构成文学理论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和文学活动整体中的一种动力性、引导性和建设性因素，既推动文学创造，影响文学思想和文学理论的发展，又推动文学的传播与接受。在文学批评逐渐成熟以后，更是如此。
广义和狭义 文学批评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文学批评属于文学理论研究的范畴，既是文学理论研究中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又是文学活动整体中的动力性、引导性和建设性因素，既推动文学创造、传播与接受，又影响文学思想和理论的发展。其涵盖内容宽泛，从作品评介到理论研究都包含其中，在西方几乎是文学研究的同义语。狭义的文学批评属于文艺学的范畴，是文艺学中最活跃、最经常、最普遍的一种研究形态。它是以文学鉴赏为基础，以文学理论为指导，对作家作品(包括文学创作、文学接受等)和文学现象(包括文学运动、文学思潮和文学流派等)进行分析、研究、认识和评价的科学阐释活动，是文学鉴赏的深化和提高。 作用与影响 文学批评从文学实践出发，又反作用于文学实践。文学批评通过对文学作品进行分析和评论，既能影响作家对文学的理解以及文学作品创作的发展，又能影响读者对文学的鉴赏以及文学社会功能的发挥。优秀的文学批评不仅会对同时代个别作家作品起到支持、鼓励和指导作用，还会对同时代作家群体的创作思想和艺术倾向产生很大影响，甚至能改变一代文学风尚。它不仅能提高读者的接受能力和艺术趣味，还能促进社会和时代的审美理想的形成。
（一）伦理批评 （二）社会历史批评 （三）审美批评 （四）心理批评 （五）语言批评 （六）身份批评
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提出美学的观点和历史的观点。它科学地选择和包容着各种批评形态的合理因素，也作为权威性批评话语形式指导着各种具体批评方法的运用。按照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基本原则和方法论，在批评实践中，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又形成了一些更具操作性的具体标准，这就是思想标准和艺术标准。在中国社会主义条件下，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批评，要在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的前提下，正确运用批评标准去推动文学的创造和消费，促进社会主义文学的繁荣发展并使自己也得到发展。
西方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从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中期着力于男性文化对女性形象歪曲的揭露，从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倾心于以女权的视角解读经典作品，到80年代中期以后进入跨学科的文化研究，深入到“性别诗学”的研究。美国女性主义批评家肖尔瓦特的著作就以《走向女权主义诗学》为题。从诗学的视角展开女性主义文学的研究，成为世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新动向，从文学语言、叙述方式、文体类型等视角，研究女性文学特有的表达方式。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应该努力建立中国文学批评的“女性诗学”，在接受借鉴西方的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的基础上，继承中国古典文学批评中的诗学传统，努力建构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努力使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既关注女性的社会性地位和角色，也不放弃对于女性主义文学的文学性的研究；既强调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对于诗性的分析与探究，又加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对于文化的关注。任何一种文学批评的理论与形式都不能是截然独立的，它与传统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这正如肖尔瓦特所说的：“如果说女权主义文学批评是妇女运动的一个女儿，那么它的另一对父母则是古老的父权制的文学批评和理论成果。”(肖尔瓦特《新女性主义批评》)既不能忘却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产生于妇女运动的背景，也不能无视古老的父权制的.文学批评和理论成果。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所取得的成就，其学术价值和意义在于：一、在对于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的翻译与理解中，对于女性主义文学的概念、内涵、特征等有了十分深入的研究，奠定和拓展了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的基础。二、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视角研究中国20世纪女性文学史，研究当代中国女性文学史，拓展了中国文学史研究的新视野，在摆脱男权意识统治下的文学史写作传统中突出了女性文学的新视阈与新风貌。三、以女性主义的方法观照与研究中国女性作家的文学创作，尤其注重对新时期女性作家创作的研究，使中国女性文学的研究在关注女性意识和女性文本中，呈现出一道新的靓丽的风景线。四、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也影响了当代女性文学创作的发展，其越来越强盛的声势促进了诸多女性作家女性意识的萌动与显现，使众多女性文学创作洋溢着浓郁的女性主义文学的色彩。 与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缘于妇女解放运动不同，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并不在意于通过文学批评为争取女权的政治运动提供思想武器，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与其说 是对男权意识、男权政治的颠覆，倒不如说是意在对女性意识、女性文学的强调、推崇与展示，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也始终基本囿于文学的范畴之内，并未走向文化学、政 治学的视阈之中，在“双性同体”、“躯体写作”、“性别政治”等话语运用中，却也常常潜在地、不自觉地陷入了男性的视阈与价值体系的规范之中。 综观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成就与现状，我们也看到其中存在着的一些不足之处：一、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缺乏中国的理论与话语。由于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基于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因此在研究过程中的理论、话语、方法基本沿用西方的，有时甚至可以说全盘照抄。由于东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出发点、立足点等不同，由于东西方文化与女性文学本身的不同，在以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与方法对中国女性文学的批评中，常常有与文学实际的脱节疏离之处，甚至有时成为隔靴搔痒难以贴肉。二、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缺乏对于女性文学的诗性观照。由于西方女性主义批评是基于对女权政治的关注，对妇女解放的关注，因此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从某种视阈看是一种政治学批评、社会学批评，因此大多忽略对于女性文学的诗性观照。在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的影响下，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也很少从文学特性的角度研究女性文学，而往往仅从女性意识、性别抗争、女性命运、婚恋主题等社会学的视角进行研究，而甚少从文体特征、叙述方式、语言风格、象征隐喻等视阈展开批评，以致使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疏离了诗性观照，仅仅成为了一种社会学的批评。三、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缺乏更为深入的文化观照与探析。女性文学的创作是深刻地烙着民族文化烙印的，每一个民族的女性文学总有其独特的文化特质，一定的文化也规范着影响着女性文学的创作与嬗变。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应该关注文化，从文化视阈观照女性文学，从女性文学视角探析文化的特性与流变，才能使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更加走向深入。
批评作文
这件事虽然已经过去很久了但我仍记忆犹新。
那是我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刘老师布置了一篇作文，怎么办呢？我望着那300字的作文发呆，想了很久也没想出合适的题材，就想，抄一篇算了。我找到一篇与老师要求正合适的作文，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把这篇作文抄到了稿纸上，边写边默念着，但愿同学们都没看过这篇作文，但愿不被老师看穿。
过了几天，作文成绩出来了。刘老师说：“这次有很多同学的作文不错，有几篇写的特别好，下面我来念念，让大家欣赏欣赏。”马上就要读我的作文了，我心里不由自主得砰砰直跳。刘老师接着说：“大家好好听，看看人家是怎样用词的。”刘老师刚念几句，就有几个同学站起来说：“老师，这篇文章我读过。”“我也看过。”同学们嚷开了。顿时，我的脸上火辣辣的难受，把头埋的很低，瘫坐在椅子上，不敢抬头看老师和同学们。我想：早知如今何必当初呢！我猛然抬起头，用乞求的目光望着老师。没想到，老师用慈祥的目光望着我，我顿时觉得浑身上下针扎一般的难受。我有一次垂下了头，这次头垂的更低。“同学们，我相信，以后*****会改正的！”
这件事我好后悔啊！我要永远把它记在心里。虽然老师没有在课堂上批评我，但是老师的沉默和慈祥的目光却是我永远难忘的批评。
批评作文（二）
每一位小朋友都有过自己难过的事吧。然而，每件事情的经过都不相同。当然我也有过难过的事，那就是被老师批评。凡是读过书的同学都知道被老师批评是一件难过的事，而当然也不是说老师的批评不好。老师的批评可以让你领悟到自己的过错，我就是被老师批评才令悟到自己的过错。
记得刚开学的时候，段考过后，星期二的早上，上课铃响同学们陆续走进教教室，坐回自己的'位子等待老师的到来。过了一会儿老师走进教室手里还拿着一叠试卷，嘴里不停地说：“这次考试一定要考好，我先给你们复习再考，如果我复习过的你们还错的话就补十遍。”老师说完后，就一课一课地给我们复习生字词，嘴里还不停地问“蔼”字是什么结构，同学们还大声回答是上下结构。老师复习完就发试给我们。我拿到试卷写好自己的名就直接做试题，刚刚开始写时没有一题难得倒我的，可到后来有一个字我不懂怎样写，它的试题是：“和可亲。”我当然知道它是“和蔼可亲，”可我不懂“蔼”字怎样写，我当时想反正是不会写，随便写一个就行了，就不管三七二十一的写了一个左右结构的蔼字我想应该没什么错的吧，写完之后我就直接做下一题，每一题都被我攻完，写得又快，()心里可开心了，心想这次一定考得好。
到了第二天，老师把试一张一张地发下，得高分的同学当然高兴，得底分的同学只有垂头丧气、后悔了。我呢，还算好了得了97分。老师发完后就一题一题地给我们讲解，突然讲到我写错的“蔼”字，老师就火冒三丈地说：“王钧程，老师考试前不是给你们复习过了吗？你上课没听课吗？明明提醒你们“蔼”字容易错，还问你们是怎样写的，你们还回答了，你怎么还错……”老师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说我，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心像刀绞一般。
这件事虽然没什么大不了的，过几天就会好，但是对我来说这件事是一种警告。老师批评我们是为我们好的，不批评我们才是不好，老师会时常提醒我们小心、注意、总结、提高，这样我们的成绩才会有所提高。
批评作文（三）
今天是放寒假的第一天，我想，经过了半年的紧张学习，我也该放松一下了。
我先来到院子里，闲着没事干觉得没事干，觉得很郁闷。突然，我的眼前一亮，发现了妈妈的手机，同时也发现了正在熟睡的妈妈，我你蹑手蹑脚得拿来了妈妈的手机，走回我的卧室。
生态批评背景下文学与自然关系论文
生态批评于20世纪70年代在英美初露端倪，从90年代至今发展迅速，在不少国家的文学研究领域产生了一定影响。我国是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生态文艺学”、“生态美学”等课题的研究的。1974年美国学者密克尔出版专著《生存的悲剧:文学的生态学研究》中提出“文学的生态学”(literaryecolo-gy)这一术语，主张批评应当探讨文学对“人类与其他物种之间的关系”的揭示，要“细致并真诚地审视和发掘文学对人类行为和自然环境的影响”。1978年，鲁克尔特在《衣阿华评论》当年冬季号上发表题为《文学与生态学:一次生态批评实验》的文章，首次使用了“生态批评”一词，明确提倡“将文学与生态学结合起来”，强调批评家“必须具有生态学视野”生态批评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大大提升了大批文学研究者的生态自觉，使曾被文学研究界忽视的“环境问题”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生态批评的产生有着时代的必然。当前全球所面临的环境危机有目共睹。文学应该直面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的现状。生态文学家有着强烈的自然责任感和社会使命感，把生态环境问题与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实践紧密地联系起来，把人与自然的关系作为命运攸关的社会问题在文学中表现出来。
一、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在文学作品中的体现———生态文学
1.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思想与文学。在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思想。“天人合一”讲的就是天与人、人与物，即人与自然的关系。“天人合一”是中国哲学的基本理念，也是中国古代丰富的生态思想形成的基础。《老子》云:“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庄子追求精神自由，认为人与天地自然的合一，是最高的生存理想和生存境界。此外，中国古代的文人志士无不从不同的侧面表现了“天人合一”的生态思想。欧阳修在他的《画眉鸟》一诗中，以物咏志，自然呈现出来的生机和活力，回归自然过无拘无束的生活。韩愈在《山石》中则反映了一种把自然当作家园和归宿的情结:“山红涧碧纷烂漫，时见松枥皆十围。当流赤足踏涧石，水声激激风吹衣。人生如此自可乐，岂必局束为人鞿.嗟哉吾党二三子，安得至老不更归。”“天人合一”的恩想表现出了一种生态伦理，体现了中国古人善待自然、保护生物资源的朴素的生态智慧。自然是人类生存的基础，栖身的家园，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应该是相互依存的，珍惜自然就是珍惜人类自己的明天。
2.西方文学中人与自然的和谐音。在西方，产生了支配人类意识和行为达数千年之久的人类中心主义。在这种思想基础之上，人类以征服自然为荣，以统治自然为乐，这种征服与统治使人与自然的关系处于尖锐的对立状态，人类将为此承受长期的生态危机和生存危机。然而，西方也有着绵延数千年的生态思想。西方最早的文学主要是神话、诗歌等口头文学，是由群体创作群体传承的，其原始性大都具有原生形态的天然特色，这类原始文学，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就是生态文学。作为西方文学一个主要源头的《圣经》，既包含了征服、统治自然的观念，同时也有很多物种平等、生态平衡的生态思想。《创世纪》第13章记载，亚伯拉罕和罗德各自拥有大量的山羊和绵羊，而土地不能同时承受它们，因为他俩拥有的羊只太多，所以他们不能在一个地方一起生存。亚伯拉罕对罗德说:“让我们分开吧，你如果往北我就往南，你要往南走我就到北边。”《圣经》告诉我们，亚伯拉罕已经有了生态平衡的意识。对人类中心主义提出质疑，主张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这样的生态思想蕴含在西方生态文学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揭示和艺术表现中。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不以人类的利益和行为准则为价值判断的尺度，含有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梭罗是浪漫主义时代最伟大的生态作家，被评论界认为是“绿色圣徒”。梭罗在《缅因森林》里，批评了只知道占有和利用自然的态度，呼吁人们诗意地对待自然。他说:“几乎没有过什么人来到森林里看松树是怎么生活、生长、发芽的，怎样将其常青的手臂伸向光明—看看它完美的成功。大部分人都只满足于看到松树变成宽大的板，运到市场上，并认为那才是真正的成功。”在梭罗看来，人的发展绝不是物质财富越来越多地占有，而是精神生活得充实和丰富，是人格的提升，是在与自然越来越和谐的同时人与人之间也越来越和谐。
二、人与自然的不和谐关系在文学作品中体现———反生态文学
生态批评不仅要研究所有生态文学作家和作品、所有作品具有生态意义的部分，而且还必须对己有的反生态的作家和作品进行生态思想角度的重新审读和重新评价。这有利于唤醒人们的生态保护意识，重新铸就一种生态文明时代的生态人文精神。人类征服和统治自然的思想根源是人类中心主义。柏拉图的《泰阿泰德篇》记载了普罗塔戈拉的一句话:“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物不存在的尺度。”古希腊文学鼓励人们以统治者的态度对待自然，是人类中心主义最深远的思想根源。拉伯雷是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的人文主义作家。他的长篇小说《巨人传》以赞赏的口吻描写了巨人卡冈都亚不可抑制的强烈欲望。卡冈都亚是格朗古杰国王的`儿子，他生下来就会说话，要喝17000多头母牛的奶，要用1多尺布做一件衣服……小说大肆夸张巨人们的生理需要，肆无忌惮地大谈特谈饮食男女之大欲，所有这些都象征着人类对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双重渴求，以及对探索自然、开创未来的渴求。历史地看，这部小说具有反抗禁欲主义和张扬人性的进步性;但如果从生态角度审视，则不难发现这部小说的巨大危害性。假如所有人都像巨人这般疯狂地、毫无限制地满足无尽的欲望，那么，生态系统总崩溃早就到来了。在中国，随着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文学中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也经历了由和谐、疏远到对立这样一个过程。从庄子的“与造物者游”到陶渊明的田园之游或李太白的酒酣“梦游”，文学反映出来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和谐的、亲近的。元明清以降，城市的商品经济开始活跃起来，与之相应的叙事文学形式如话本、小说、戏曲、鼓词开始兴盛起来，文学艺术的主体遂由田园逐渐转向了市民生活。《金瓶梅》、《牡丹亭》、《红楼梦》等代表了这一时期文学的最高成就。作品中反映的社会生活内容肯定是更加丰富了，但在无意间却渐渐丢落了在古代文人和诗词中占据绝对意义的“自然”。20世纪中期以后，中国刚刚摆脱战争的灾难，整个中国大地处于百废待兴的状态。然而，这时人们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偏差:他们把人类的进化程度与社会的发展程度等同于人与社会摆脱自然约束的程度。于是，整个社会在有意识地进行着改天换地的操作。这一时期的文学如《红旗歌谣》突出地反映了这种人与自然不和谐的关系。
杨钊（重庆文理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重庆永川402160）
【摘要】作为有明一代非常重要的巴蜀文人杨慎，学问博洽，茹涵既富，根柢盘深，方能在七子笼罩文坛之时，独立门户，有所创获。故杨慎的文学创作是基于其自身的文化积淀，其中之一是潜在地受到蜀文化的影响。杨慎对蜀文化的发展传承展开分析，又特别是对宋代三苏的文学成就展开全面批评，其中的重点是对文风和学风的'批评。
【关键词】杨慎；三苏；文学；批评；
作为有明一代非常重要的巴蜀文人杨慎，一生著述颇丰，尽管被流放边地，幽讨冥搜，不遗余力，著述渔猎四部七略之间，为文绮丽雅奥，对明清文风和学风多有影响。
杨慎生于蜀，长于蜀，其一生中的不同的人生阶段与蜀中文人多有交游，文学上相互激荡，且杨慎对蜀文化的发展多有论述，尤其是对于巴蜀文人中最富盛名的“三苏”论述颇多，其中的重点是对其文风和学风的批评。
一、苏洵
苏洵在文学上，擅长于史论、政论，文章风格略带纵横家气，文笔老练。苏洵有感于大唐王朝文章斐然而史才难得，即使是刘知几的《史通》，世称其书讥评古今，“详且博”，然而“多俚辞俳状”，不合史之纪事，感叹曰：“夫知其难，故思之深，思之深，故有得，因作《史论》三篇”（《史论引》）［1］227茅坤评曰：“老泉《史论》三篇，颇得史家之髓。”［2］339杨慎对苏洵的史论文章同样高度称美，曰：“苏老泉云：唐三百年，文章非两汉无敌；而史之才宜有如丘明、迁、固，而卒无一人可与范晔、陈寿比肩。公矣乎？其论乎？盖虽韩愈《顺宗实录》亦在所不取也。而宋儒乃以《五代史》并迁，此不足以欺儿童，而可诬后世乎？”（《老泉公论》）［3］380杨慎取苏洵《史论序》之说，阐明史才的缺乏，史论的困难，由是批评收稿日期：-07-05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重点资助科研项目“杨慎与明代巴蜀文学研究成果”；重庆文理学院资助科研项目（项目号：YWC21）“杨慎文学特点论考”的研究成果之一。
苏洵有《谥法》四卷，《四库全书总目》认为自《周公谥法》以后，历代言谥法者有刘熙、来奥、沈约、贺琛、王彦威、苏冕、扈蒙之书。然皆杂糅附益，不为典要。而苏洵是奉诏编定六家谥法，“然较之诸家义例，要为严整。后郑樵《通志・谥略》，大都因此书而增补之。且称其断然有所去取，善恶有一定之论，实前人所不及。盖其斟酌损益，审定字义，皆确有根据，故为礼家所宗。”［1］5702杨慎《升庵集・谥号》曰：“苏老泉云：妇人有谥，自周景王之穆后始；匹夫有谥，自东海汉隐者始；宦官有谥，自东汉之孙程始；蛮夷有谥，自东汉之莎车始。然黔娄之谥，即匹夫之谥也，不始于东汉矣。”［3］421杨慎概括苏洵对妇人、宦官、蛮夷之有谥号的历史的考察，以表出之，说明苏洵对礼法的精通。
二、苏辙
《升庵诗话・苏子由四绝句》曰：“泉流逢石缺，脉散成宝网。水作璎珞看，山是如来想。”（《璎珞岩》）“岩花不可攀，翔蕊久未堕。
忽坠幽人前，知了观空坐。”（《雨花岩》）“白龙昼饮潭，修尾挂石壁。幽人欲下看，雨雹晴相射。”（《白龙潭》）“苍壁立积铁，悬泉泻天绅。行山见已久，指与未来人。”（《陈鼓T》）此四诗，泉既奇，诗亦称，何异王右丞。
苏子由《题李龙眠山庄图》四诗，奇景奇句，可诵可想。放翁谓“子由诗胜子瞻”，亦有见也。T，闽中水名，郑樵号“夹T”可证。［6］710-711杨慎对苏辙《题李龙眠山庄图》四诗的评价是：“奇景奇句”，用奇句描绘山庄奇异之景，如《雨花石》首二句描写水撞击岩石所形成的岩花，给人以错觉，不可攀摘，花蕊不会凋谢，接下来两句，笔锋陡转，想象水花忽然飘然坠落在幽人前，花与人皆空寂。所谓的“可诵可想”，指苏辙诗句语言流畅，所写景物给人以无限的想象空间。“何异王右丞”，指苏辙诗歌有王维辋川遗意，景物清幽而具有禅意。
杨慎认为苏辙不但写诗文，且善于评诗论画。
《升庵诗话・半山用王右丞诗》曰：“王维《书事》诗：‘轻阴阁小雨，深院昼慵开。坐看苍苔色，欲上人衣来。’洪觉范《天厨禁脔》云：‘此诗含不尽之意，子由所谓不带声色者也。王半山亦有绝句，诗意颇相类。’”［6］704惠洪《天厨禁脔》所引子由之语，系概括苏辙《欧阳文忠公神道碑》文中语：“公之于文，天材有余，丰约中度，雍容俯仰，不大声色而义理自胜。”［7］1432苏辙论述欧阳修之文不重辞藻的浓艳而自然寄寓义理，惠洪以之分析王维诗歌在清新中富有意趣。又《升庵集・子由论书》曰：“苏子由云：商人之书简洁而明肃，其诗奋发而严厉。非深于文者不能为此言。”［3］360苏辙《商论》认为国家的风俗和国势的强盛与否，与文章、书法的风格相联系，曰：“见夫《诗》之宽缓而和柔，《书》之委曲而繁重者，举皆周也。而商人之诗骏发而严厉，其书简洁而明肃，以为商人之风俗盖在乎此矣！”［7］1574茅坤评曰：“此文如天马行空，而识见亦深到。”［2］783认为苏辙不但文思飘逸不定，且识见独到。而杨慎则认为苏辙如是精彩之论，“非深于文者不能为此言”，强调苏辙为文的用心，思考的慎密。
三、苏轼
苏轼是蜀中宋代文人的典范，成就斐然，不止文学一途。
（一）杨慎评述苏轼的学问之道
《升庵集・苏公读书法》曰：尝有人问于苏文忠公曰：公之博洽，可学乎？曰：可，吾尝读《汉书》矣，盖数过而始尽之，如治道人物，地里官制，兵法货财之类，每一过，专求一事，不待数过，而事事精核矣，三五错综，八面受敌，沛然应之而莫御焉。此言也，虞邵庵常举以教人，诚读书之良法也。［5］p717苏轼《与王庠》论及读书之法，意即读书每次不可贪多求全，“作一意求之”，从某个角度去细读，只求一得，夫如是，他日学成，不同于广泛涉猎者，每得一意必深求之，不是简单的浮光掠影。真德秀《西山读书记》力挺此法，并总结曰：“以我观书，则处处得益，以书博我，则释卷而茫然。”［8］759元人虞集《杜诗纂例序》曰：“文忠之学未始果出于此，要之读书之良法也。”［9］434杨慎于是特以表出之，强调读书之法的重要，是对学问之道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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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尚书文学批评思想探讨
论文摘要：《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是零散的、宽泛的、芜杂的，有的甚至是不可靠的，这正是文学批评理论萌生之时应有的现象。然而，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亦是十分丰富的，而且其中有许多思想对后世文学批评的影响很大。本文主要探讨了尚书》中“诗言志”的思想;“言以道接”的思想;“辞尚体要”的思想和“察辞于差”的思想。
论文关键词：尚书;文学批评;诗言志;辞尚体要;探讨
《尚书》是我国古代最早的一部文献总集，它记载了唐尧、虞舜、夏、商、周的各类文章，其中主要的是我们今天称之为公文的告示，此外还有大量的帝王对臣下的训导、告诫等。《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是零散的、宽泛的、芜杂的，有的甚至是不可靠的，但这也正是文学批评理论萌生之时应有的现象。然而，由于《尚书》本身的状况及其文学批评思想的零散性、宽泛性和芜杂性，使得学界对其探讨与研究不多，有许多文学批评史著作甚至避而不谈。事实上，《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亦是十分丰富的，而且其中有许多思想对后世文学批评的影响很大，因此，有必要完整而充分地探讨和研究《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笔者此文仅就研习所得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一、关于“诗言志”的思考
“诗言志”作为我国古代诗歌批评的纲领，最早见于《尚书·虞书·舜典》，其中记载了舜对他的臣子夔所说的关于音乐(实为诗乐舞)的一段话：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
《舜典》多出于传闻，被认为“大约是战国时写成的，所记舜的话自然是不可靠的”;但《舜典》系周史官所记，“诗言志”至少反映了周人的文学观。顾易生、蒋凡著《中国文学通史·先秦两汉卷》指出，“诗言志”应有较早的渊源，并引《左传嚷公二十七年》中的“诗以言志”以证之。《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记载了“郑伯享赵孟于垂陇”，诸子赋诗言志的事件，其云：
郑伯享赵孟于垂陇，子展、伯有、子西、子产、子大叔、二子石从。赵孟日：“七子从君，以宠武也。请皆赋以卒君贶，武亦以观七子之志。”子展赋《草虫，赵孟日：“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当之。”伯有赋鹑之贲贲，赵孟曰：“床第之言不逾阈，况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闻也。”子西赋黍苗》之四章，赵孟日：“寡君在，武何能焉?”子产赋隰桑，赵孟日：“武请受其卒章。”子大叔赋(野有蔓草》，赵孟日：“吾子之惠也。”印段赋蟋蟀》，赵孟日：“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孙段赋桑扈·，赵孟日：“‘匪交匪敖’，福将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辞福禄，得乎?”卒享。
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将为戮矣!诗以言志，志诬其上，而公怨之，以为宾荣，其能久乎?幸而后亡。”叔向曰：“然。已侈!所谓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谓矣。”文子日：“其余皆数世之主也。子展其后亡者也，在上不忘降。印氏其次也，乐而不荒。乐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后亡，不亦可乎?”
这是赋诗言志的真实写照，并展示其言志之后的结果。而其中赵文子所说的“诗以言志”历来被看作是“诗言志”思想的最早记载。不过，从赵文子所说的话来看，“诗言志”的说法在他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因此，赵文子不应该是最早提出“诗言志”思想的人。那么，在我们目前无法证明《舜典》的记载者所记非实的情况下，我们只能认为舜是最早提出“诗言志”的人，《尚书》是最早记载“诗言志”思想的典籍。
关于“诗言志”的内涵，许慎《说文解字》云，“诗，志也，志发于言。从‘言’，‘寺’声”，将“诗”解释为“志”，诗与志一体。杨树达在《释诗》中说：
批评作文
今天上语文课时，我把一枝铅笔架到铅笔盒上当冲锋枪。正玩得起劲，被刘老师发现了，她先用手轻轻敲了敲我的课桌，看了我一眼,继续上课。可是，我的“冲锋枪”还没“熄火”，刘老师批评了我，还严厉地说：“王米米同学，实在对不起，请你站起来！”我只好硬这头皮，红着脸站了起来，心里想：我真没用，怎么连一双手都控制不住呢？再说我还是学习班长呢，以后，怎么在同学面前说话呀？不行，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必须马上改正！
批评有时可以把一个人从光明引向黑暗，也可以把一个人从失败引向成功。如果我们把批评化成动力，一定会更优秀、更出色！
一位学校里的高材生，把他写的一篇散文，发表到了学校的网站上，他的两位教授父母知道了这件事后，对他的文章大肆批评了一番，这位大学生对父母的评价十分不满意，就和父母连续一个多月没说话，他把父母的批评当成了前进的动力。后来，他又攻读了硕士、博士。最后也成了一位教授，可见他现在的成功和他父母的教育有着莫大的关系。
当一个人听到批评的时候，它既可以把批评变成堕落的理由，又可以把他变成成功的动力。人的一生中会遇到很多批评和表扬就看你如何正确的对待，让我们把批评化成动力，在人生的路上，越走越远！
县学街小学：王宇清
读了《批评是根救命稻草》有感
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早晨，我舒舒服服地躺在凉椅上，手里捧着一本《批评是根救命稻草》的书看。
我在静静的看着书，最让我记忆犹新的是那几句话：当你误入歧途是因为表扬让你得意忘形是，这个关头，批评就想一根救命稻草把盲目的你从陷阱中拉出来，让你爬上成功的彼岸，走去胜利的方向。我记住了这么一句话：面对批评是走向成功发展的第一步。
读完后，我的脑子一震，悟出了培育少年的道理：“批评是一根救命稻草，是一种比表扬还更使人上进的教学方式。”是呀！批评像细雨，培育出坚强的幼苗；批评像一颗小草，衬托着美丽的花朵；批评还想一滴苦涩的眼泪，让我们不忘记得意的教训。让我们面对批评，把它当做一根救命稻草吧！
批评，我会记住你的意义。因为你教我的道理很深，很深。
每一个人都有被批评过，一定也会有一定的影响，你呢？批评中得到了什么东西，写下来一起分享吧！
----题记
每一次批评都是不同的，如；错误的批评、粗心大意的批评、调皮的批评......也是不一样的惩罚！
数学考试，因为计算粗心大意，而被数学老师一次次批评，自己的心里像被一把小刀割了一样，是那么疼痛。不是觉的羞愧不已，白白净净的小脸，不知从哪儿飞来了几朵红云朵，深深的映在小脸蛋两旁，迟迟洗不掉，让人烦心。顿时，几朵红云，越来越多，小脸蛋火辣辣，像中暑了一样，不对像一个红通通的大苹果，不对像发烧一样热乎乎的......
又挨老师严格批评，又必吃几碗红辣辣的'“竹笋炒肉丝”。泪水在一次从眼眶里流了出来，迟迟没有擦去泪水，眼泪流了出来嘴边，怎么了，泪水是苦的，为什么？
从自己的心里，找出了一个答案，粗心大意的泪水就是和激动的眼水是不同的，是那么的苦，这是什么味道，反正不是酸、甜、苦、辣、是粗心的意的报应，这个报应
值得，让我们不要做这样的人。从这次批评中，我得到了一个启发：凡是做每一件事，不要粗心大意，要认认真真、一丝不苟的来面对每一件事情。
那一次的批评！
人人都喜欢别人的赞美，而厌恶别人的批评。但是，赞美是我们进步的原动力，而正直的批评虽然逆耳，却有利于行。赞美是进步的原动力，我们无论做什么事都需要别人的鼓励，这样才能使我们满怀信心，全力以赴，才不会辜负别人赞美的一片心意。但是，太过分、太虚伪的赞美，反而会造成自满坠落。宋朝有位天才儿童，名叫方仲永，当他4岁时就会写诗，而且写得又快又好，大家都很佩服他，所以常常请他吃饭，而他的父母也毫不考虑地带他到处应酬。时间久了，就因为没有继续认真练习，所以成年后，跟平常人一样，并没有什么稀奇的。由此可见，我们所需的是适当的赞美，而不是过分的赞美。批评是进步的明灯，因为有了批评才有进步。俗话说得好：“人非圣贤，谁能无过？”圣贤都有过错，何况我们这些凡人呢！而有了过错，就得有人来指正，这样才会改进。有句话：“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往往我们做错了事，自己都不知道而需借别人来批评、指正，所以，我们必须有接受别人批评与建议的雅量，这样才会有进步。在唐朝的时候，唐太宗的御史魏征，他是唐太宗的谏臣，他和唐太宗无所不谈。每当唐太宗有过错时，他就直谏，而唐太宗正好也有接受别人批评的雅量，所以唐太宗成为大家所敬爱的好皇帝。过了不久，魏征死了，唐太宗伤心地说：“以铜为镜可以正一冠，以人为镜可以正言行，魏征死了，我就像失去了一面镜子。”由此可见，只要是有分寸的批评，别人一定会乐意接受的。当我们接受别人的赞美时，不要太过于骄傲；当别人批评我们时，我们却要虚心接受，这样才会“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而达到尽善尽美的境界。
最严重的批评
要说挨批评，那可以说是不计其数，大大小小N次了。可最严重的一次，那可是记得相当清楚！
二年级时，我在*#的带领下，“同闯游戏厅”，这种事当然得糊弄家长了，但纸里包不住火，终于在一个周四的下午，事情败露，不幸最终降临到我头上。
值得庆幸的是我家的批评不会“出人命”，而是关在一间屋子里长时间地谈话。不像*#家的批评是动武的“头打碎，腿骨折”。我是汗毛都不少一根。
事后我感受很深，知道了：不该做的事就千万不要做，否则后果很严重。最后，我决定：痛改前非、悔过自新、重新做人！并且一定要记住爸爸妈妈对我的批评教育，只要发现问题并及时改正，那就还是好孩子，而不是改前的坏小孩了！
当我在专心听老师上课的时候，手不自由自主地撑住了脸，一幅漫不经心的样子。突然，老师来了个措手不及，用生气的口吻大声说道：“古越，你干什么？”我顿时疑惑起来，怎么以前老师上课，这样一来撑脸都没批评我，这时候，老师却批评我呢？我听到老师的斥责后，立刻知趣地放下双手，端正坐起来。老师继续训斥起来“我问你干什么？”我迟迟难以回答，我知道老师生气了，过了一会儿，我感到既委屈又疑惑，想：我这样子做，有什么问题吗？我不安由自主流出委屈的眼泪。老师见我说不出，就批评道：“这样做是不专新的表现，你老师没说过你吗？”我使劲摇了摇头。后来，我想了很久，还是没有找出为什么会被批评的原因，眼睛里不禁地又流出伤心的眼泪。
这次，可能是一次不明不白的批评吧。
平时我的胆子已经够大了，可是有时我还嫌它不够大，为什么呢，因为我不敢批评有些人。
假如有人借我十个胆，那我可就厉害了，我要批评许多人，要批评爸爸，要批评妈妈，还要批评老师。首先，我要批评爸爸，因为他老是管着我，有时还对我吹胡子瞪眼，还有他老是抽烟，说了多少次都不改。第二呢，我要批评妈妈，她老是爱唠叨，总是对我说个不停，有时做错了事，她一说起来就没个完。说起批评老师，原因很简单，因为我觉得老师布置的暑假作业太多，我本来想暑假里好好玩一玩，可是望着一大堆的作业，我只有老老实实地呆在家里了。其实有些作业对我来讲没有必要，比如说，读两本课外书，既使老师不布置，我也会去看。还有抄词语，我知道你是要我们记住词语，但是这些词语我们每天默了又默，早就很熟练了。还有就是要我们每天写一篇日记，我写着写着就没有主题了，真的很苦恼，所以对我来说，作业太多了。
当然，我自己也要检讨，我做作业的效率不高，常常做一会儿作业，喝一口水，吃一个水果或者玩一会儿，要是能把效率提高，作业还是可以很快完成的。
其实，说白了，我还是不敢批评他们，真的有人可以借我十个胆吗？
怀疑论与文学批评
康德曾经以幽默的口吻把怀疑论称之为“哲学上的游牧民族”（注：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第一版“序言”中对怀疑论作出比较辩证的评价。参见蓝公武译本，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序言”。）。对它的颠覆性的思维方式和破坏精神安宁的理性冲动给以戒备，然而也对其动摇独断论和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思想价值给以积极的赞许。其实，我们对于怀疑论进行历史的溯源，无论是古典怀疑论、近代怀疑论，还是现代怀疑论或者后现代怀疑论，他们的思想投影都闪耀着对蒙昧主义、独断论、实在论、逻各斯中心主义等传统形而上学进行存疑与否定、提问和批判的理性主义的光辉，为诞生具有反叛色彩的精神存在开拓心灵道路。古希腊时代的皮罗(Pyrrhon)和先秦时代的庄子，他们的怀疑论都为以后东西方的哲学提供丰富的思想资源，而这些思想资源都潜在地影响了文艺。在21世纪的历史文化语境，我们的文学批评应该延请怀疑论作为思想资源和方法论的构成之一。
21世纪的文学批评延请怀疑论为思想资源和方法论最重要的思维策略之一是，消解传统形而上学的逻各斯中心主义，颠覆传统文艺理论的独断论，清除一切前思维的先验之见。换言之，就是对以往所有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和观念与方法进行逻辑清理，采取怀疑论“悬置”(Epoche)方法，以存而不论的姿态对传统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给予悬搁和加括号，使自我的文学批评达到一种没有任何思维限制性的宁静状态。正像胡塞尔宜称的现象学的一个口号，即“没有前提”(Voraussetzungslos)所提倡的摆脱他者理论话语束缚的那样，21世纪的文学批评也应该从“没有前提”开始自己的逻辑行程，这就意味着新世纪的文学批评拒绝各种虚假意识形态的观念和方法的约束，不再俯伏于各种西方理论话语的压抑之下扮演一个思想奴仆的角色，而攫取到一张进入人格独立的精神剧场的入场券，获得自我的主体性求证和寻找到属于自我独白的话语。从怀疑论破除逻各斯中心主义和独断论的理论意义上，21世纪的文学批评应该成为“从沉默开始”的求证自我的独立批评而不沦落为重复他者思想和话语的依附性批评。如果说胡塞尔认为“现象学从沉默开始”（注：赫伯特・斯皮尔格伯格：《现象学运动》，王炳文、张金言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935页。）是借用了怀疑论“无言”(Aphasia)的方法，在某种程度上隐喻着一种思维方法对于他者话语的批判和拒绝从而倾听自己的声音这样的意义，那么，21世纪的文学批评借鉴现象学“从沉默开始”的方法，以怀疑论的姿态斥拒传统形而上学给予文艺理论和文学批评所设定的先验逻辑、理性观念和思维方法，对它们进行怀疑和否定、反思和批判，从而寻求自我的精神投影。
怀疑论和传统形而上学另一个重要的精神决裂是否定“真理”(Truth)与“真实”(True)的绝对性存在，而传统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则信守这种传统形而上学有关“真理”和“真实”的哲学原则。21世纪的文学批评应该借鉴怀疑论对于“真理”与“真实”的怀疑和批判，消解以往批评活动中对于它们机械的思维承诺。怀疑论认为，传统形而上学中所信奉的“真理”和“真实”是虚假的意识形态的产物，属于人类精神的“洞穴幻象”。如果说“在古希腊，真理这一术语是指公开展现人的理智之前的东西，具有确实、符合的意思”（注：《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7年版，第2册，第1155页。）是一种不够确切的表述，那么，海德格尔对于真理的后形而上学意义的探究，则如此运思：“真理意味着真实的本性。我们通过追忆古希腊的词语Aletheia（存在物的显露）来思考这种本性。但是这能规定真理的本性吗？”（注：海德格尔：《诗・语言・思》，彭富春译，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年版，第50页。）他认为：“人在作为表象之正确性的真理之本质意义上根据‘理念’来思考一切存在者，并且根据‘价值’来估价一切现实。”在海氏的视界里，真理是理念的逻辑异化，成为价值的潜在象征品。怀疑论在这样的逻辑行程行走得更远，它认为“真理”与“真实”是传统形而上学所信奉的精神偶像，是人类精神史上虚假意识的产物。它们共同体现理性思维的逻辑暴力和思想极权，也隐喻着一种强烈乌托邦色彩的心灵冲动，常常为独断论开辟道路，或者张扬一种知识论为前提的话语权力而实现对于主体的自由和智慧的压抑。因此，怀疑论否定任何一种外在的绝对“真理”与“真实”，认为它们是一种空幻的精神狂想或者机械的知识论。怀疑论认为，“真理”与“真实”只在纯粹意识的意向性活动中显露，在主体的阐释和领悟之中。在这个理论意义上，文学批评就不应该再恪守对于“真理”与“真实”的机械信守，也不再沉醉于无论是以知识论为宗旨还是以虚假的精神信仰为前提的任何旧形而上学的真理观和真实观。只有这样，我们21世纪的文学批评才不会再拘泥于“文学与真理”、“文学与真实”或者“文学作品是否表现出真理”、“是否符合真实”等等这样陈旧的命题和提问，也避免像以往的文学批评那样遵循着各种理论的真理性约定和正统意识形态的戒律，可以抛弃对于西方话语的简单模仿而走出一条属于自我发现的心灵道路，从而使文学批评获得独立的精神品格。
迄今为止文学批评都没有逃逸出历史主义的思维阴影，当然这和所有的精神哲学和文化活动都无法超越对它的膜拜有关，所以，“历史”成为令社会大众和个体存在所有创造活动与诗性智慧的抑制性力量，它甚至成为外在的物质性的扼杀想象力和审美自由的客体，潜在地充当了一个毁坏精神民主的封建君主。人们对于历史的图腾和崇拜构成了一个近乎集体无意识的魔圈，历史成为主体存在的异己对象，主宰了人的一切生命活动。传统哲学的思维迷津之一，就是制造了一个历史的神话，让人在“历史”之中丧失自身历史创造激情和勇气。
怀疑论对于“历史”进行了后现代意义的批判：“怀疑论的后现代主义者几乎没有对历史抱友好的态度。他们认为，历史是逻各斯中心的，是神话，
意识形态和偏见的源泉，是一种封闭的方法。历史特许这一个或那一个主体为最高的中心，为真理和意义的终极起源和记录者，而所有其他的事物必须借助于那些术语才得以被理解和被解释。”（注：波林・罗_：《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张国清译，上海译文出版社，版第92-93页。）萨尔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甚至提出“历史”是现代西方国家的创造物，它起到一种压迫第三世界民族和非西方文化的民族的精神功能。还有些怀疑论者主张：“历史是枯竭，生活在现在的人类总是要竭力忘记过去，超越历史、超越历史知识的任何普遍性根据。”（注：波林・罗_：《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张国清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版第92-93页。）这些怀疑论的后现代主义的观念是否合适有待进一步商榷和考量，然而它们毕竟揭示这样的“历史”实质，传统形而上学的历史概念构成了对于精神活动的强大的压抑性势能，消解了主体的创造激情和生命冲动。在文学批评的领域，对于“历史”和历史主义的信奉，具体呈现为对历史理性和历史规律的坚定信念，并凭借它们的思维规定性去解释文学现象，论述历史事实和艺术形象的逻辑联系，分析经济状况和宏大叙事的客观对应，以物质生产力发展状况和作品意义联结估衡艺术的价值，因此，排斥超越历史情境的审美虚构和假定性的书写，拒绝精神的无限可能性在文学领域中的应有地位。面临21世纪的文学批评应该走出传统形而上学的历史膜拜主义的思维迷津，恢复主体存在的诗性智慧和想象力，超越历史理性和历史逻各斯中心论，和以往的历史概念保持一定的精神距离，即仅仅把它视为人类事务中的一个边缘角色，作为多种事件延续性的见证。而在批评活动过程，更多眷注文学的符号象征形式和意象隐喻的审美表现，恢复批评主体的独立意识和当下感受，从而揭示生命体验的现实情境，为领悟精神无限可能性的审美结构开辟路径。
21世纪的文学批评在借鉴怀疑论的具体方法和技术工具方面也许存在一个比较宽阔的空间。限于篇幅，这里仅从存疑(Epokhe)、提问(Question)、对立(Antithesis)、宁静(Ataraksia)这几方面展开简略的阐释，
1、存疑(Epokhe)。塞克斯都・恩披里可在《皮罗学说概略》里说：“怀疑学派，由于它的追求和研究的活动，也被称为‘研究派’，由于研究者探究之后所产生的心理状态，也被称为‘存疑派’，由于他们怀疑和探索的习惯，以及由于他们对肯定和否定不作决定的态度，也被称为‘犹疑派’，更由于我们觉得皮罗之委身于怀疑主义，要比他的前辈更彻底、更显著，所以也被称为‘皮罗派’”（注：《古希腊罗马哲学》，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339页。）。在前期的怀疑论存疑(Epokhe)还局限于消极的主体意识，缺乏对事物明确的态度。而后来的怀疑论显然对存疑灌注一种积极的`哲学态度，赋予这一方法以解构的功能和挑战的意味，在这些具有反叛意识的怀疑论者看来，存疑更应该具有斥拒和批判的意味。现象学的代表人物胡塞尔说：“在认识批判的开始，整个世界、物理的心理的自然、最后还有人自身的自我以及所有与上述这些对象有关的科学都必须被打上可疑的标记。它们的存在，它们的有效性始终是被搁置的。”（注：胡塞尔：《现象学的观念》，倪梁康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28页。）存疑这一思维线索在西方哲学史一直延续至今，启示着思想的发展和演变。21世纪的文学批评应该接纳存疑论这一方法，作为文学批评的具体工具，首先，汲取怀疑论的批判精神，建立一种笛卡儿的“普遍怀疑”的思维原则，从而对东西方传统文学批评中的虚假意识予以存疑；其次，借鉴后现代的怀疑论的解构策略，对以往的文学理论的种种概念、命题、观念、方法进行否定性的消解，清除文学批评中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和独断论，拉开文学批评和意识形态的距离，守护着文学批评活动的纯粹性和主体性尊严，以期盼获得批评的独立性。
2、提问(Question)。在怀疑论的哲学意义上，提问大于回答，回答或阐释是知识之学，而提问则为智慧之学。虽然怀疑论就提问这一方法没有明确的诠释，然而，它却以隐蔽出场的方式存在于古典怀疑论的思维殿堂里。庄子哲学里蕴含着丰富的东方式的怀疑论的提问。例如，他不像西方传统形而上学那样，满足于追问知识如何存在、如何获得的问题，而是转向追问主体的能否获取确定性的知识？知识如何可能？能否满足人的精神意义的要求？知识是否存在局限性？主体有否必要以有限的生命追求无限的知识存在？在怀疑论的提问方法的启发下，21世纪的文学批评，不能沉醉于以往的眷注于阐释性的批评，阐释学(Hermerneutik)视界的文学批评尽管有其理论存在的合理性并且也获得了丰硕的成果，然而在哲学思维上，它毕竟是属于知识范畴的“回答”式，而不是智慧境界的提问式，因此就在方法论意义上决定了它的局限知识领域特性，并且难以提升到更宽阔的精神自由和思维创见的理论境界。所以，21世纪的文学批评必须在关注阐释的同时更大热情地瞩目于提问：一方面对以往的文艺理论、美学的所有命题、概念、观点，进行非知识论形态的提问，反思以往的诸多结论是否可靠、它们对文学现象和文学活动的阐释是否合理与正确？不再去阐释什么是文学？什么是文学批评？而是追问文学如何可能？文学批评如何可能？另一方面，在文学批评活动中，不再单向度解答问题，而是以提问的思维状态去关注作家与文本(Text)、世界与读者，去追问创作主体在生活世界、文学世界如何得以可能？文学作品如何得以可能？生活世界如何在文学世界得以可能？读者的阅读活动和所产生的接受意义如何得以可能？等等。总而言之，21世纪的文学批评应该以提问作为自我的精神目标之一。
3、对立(Antithesis)。作为怀疑论的主要方法，对立成为和形而上学的独断论进行对话和论争的理性工具，也成为怀疑论拥有探究和批判能力的重要来源。塞克斯都・恩皮里可在《皮罗学说概略》中说：“怀疑论体系的主要基本原则，是每一个命题都有一个相等的命题与它相对立原则：因为我们相信只要停止独断，我们就会得到这个结论。”（注：《西方哲学原著选读》，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76页。）怀疑论者采用或者把现象与现象对立起来，或者把思想的对象与思想的对象对立起来，或者把现象与思想的对象对立起来的方法，从现象与思想的关系中发现种种矛盾并揭示对立的命题，以解构形而上学的独断论、合理性和合法性，因此寻觅到自我的精神存在可能性。
如果说怀疑论运用揭示矛盾对立的方式，呈现思想的差异性和丰富性，以抗衡独断论的思维压抑，并试图获得概念相对性的哲学说明；那么，21世纪的文学批评应该借鉴于怀疑论的对立方法，明鉴以往的文学理论、美学存在着反面，它们都包含众多的悖论，即使是为数不多的理论本身不存在矛盾的命题，我们也可以为之寻找到对立的命题，因此，对于以往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命题提出反命题，以对立的思维模式进行逻辑抗衡，以求诞生自己的理论话语就成为21世纪文学批评的先行任务。我们必须生成对立的文学批评意识：一是对以往的文学批评寻找对立命题和进行对立批评，二是对当下的文学现象进行对立的思维活动和批评活动。如果说古希腊的怀疑论所提供的对立命题有三种方式，那么，21世纪的文学批评也可以依
赖如此思维逻辑相应推导出文学批评上的对立命题。21世纪的文学批评，首先，把以往的文学批评现象和自己的批评对象予以对立。其次，将以往的文学批评的思想的对象和自己的思想的对象给予对立。最后，使以往文学批评的现象和21世纪文学批评所思考的对象对立起来。由此达到和传统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不同的思想境界，以获得心灵独创的批评果实。
4、宁静(Ataraksia)。怀疑论的创始者之一皮罗将怀疑论的起因之一归结为是因为主体“希望获得安宁”。宁静既是一种思维态度，也是一种思维方法。古希腊早期的怀疑论者确信，在道德问题上没有确切的知识，也不应该做什么判断，放弃对这类知识的信仰和追求，才能攫取一片心灵宁静的空间和获得内在的幸福感。在庄子哲学里，对于道德、知识、经验、情感等等的悬搁和“坐忘”正是精神逍遥以游的内涵之一，也是心灵才获得宁静与快乐的手段之一。宁静在庄子的怀疑论语境里，还是一种“无言”的智慧，因为唯有宁静心灵可能领悟智慧和诞生智慧。
在这个意义上，21世纪的文学批评，应该放弃对于以往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道德信守，和传统的道德批评保持距离。在批评姿态上，应该借鉴怀疑论者的宁静修养，以古典主义的“雅量”从事文学批评，而放弃司空见惯的情绪化批评，因为情绪化批评往往脱离理性和智慧，导致文学批评走入错误的路径和思想的泥潭。21世纪的文学批评如果试图获得丰富的理性和智慧，必须选择宁静作为自己的批评品格和姿态。以往的文学批评存在着过剩的激情和狂喜、悲悼和苦闷，沉重的情绪化和担当道德、历史、政治、党派等意识形态的重负以及知识论思维的压抑，使它成为不是制造偶像就是抨击妖魔的虚假话语的狂欢场所，这些痛苦的记忆和经验应该被21世纪的文学批评所记取和反思。失落了宁静的文学批评往往沉湎于激烈的论争和空洞的对话而遗忘了内心的领悟和独白，因此也缺乏想象与智慧，不可能获得对于作家和文本的富于洞见的提问和解答，21世纪文学批评如果希冀获得想象力和智慧，就必须守护自我存在的宁静的姿态和方式，以期有所作为。
摘 要:法国文学批评历经五百多年沧桑,批评观念经历了判断、鉴赏、诠释三个阶段的嬗变。在法国文艺复兴时期诞生的判断性批评先后出现了“先验”与“后天”批评两种形态;起源于18世纪的鉴赏性批评,后来发展成“同情批评”与“印象批评”两种模式;发端于19世纪初的诠释性批评,演变到20世纪,则分为“科学意图的象征性批评”及“美学阐释批评”;而罗兰·巴特在新批评方面独树一帜,不乏高论,引领着后现代文学批评。通过厘清法国文学批评观念的演变历程,可明确每一批评观念的分类、特征及走向,从而为中国文学批评寻找可资借鉴的途径。
关键词:法国文学批评;判断;鉴赏;诠释
在欧洲,15世纪末到16世纪初,宗教改革、日心学说、美洲的发现、印刷术的发明、东罗马的陷落等事件频发,最终爆发一场伟大的文艺复兴运动,首先在意大利燃起,然后再从法国往北迅速蔓延。文艺复兴运动使欧洲的历史发展进程出现一个巨大的断裂,漫长的中世纪骤然结束,从此欧洲进入现代社会的新纪元。现代社会的现代性其实是文艺复兴恢复了千年前的古典性,即重新发现古希腊古罗马辉煌灿烂的文明,现代性首先是弘扬古代的人文主义思想和理性精神。在新的时代,现代性表现以人为中心,以人权代替神权,宣扬个人主义,发扬自由批判精神。个人主义保护了私有财产,促进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萌芽;理性现代性加强了法国人的民族国家和民族语言的意识;法国文学批评正是在这种现代性的背景下由人文理性精神的促发而诞生。法国文学批评自诞生至今有五百多年的历史,文学批评的观念受到古典主义、启蒙运动和科学主义影响,经历了判断、鉴赏和诠释三个阶段的嬗变。本文试图从法国批评史角度,梳理文学批评观念的演变历程。
一、判断性批评
法语中的“la critique(批评)”这个词来自拉丁语“criticus”,而这个拉丁语又源自希腊语“kritikê”,该词是从“kpivεiv”演变而来的,意指“区别”(distinguer)、“判断”(juger)。1580年,人文主义学家斯卡利杰(Scaliger)明确指出文学批评是“一门评判精神作品的优缺点的艺术”。[1]法国文学批评初期的特征主要是判断作品好坏优劣,指出其优缺点,可称之为判断性批评,分为两种类型:“先验”的批评和“后天”的批评。“先验”的批评即指批评家在进行批评活动之前,就已明确了一套完整、既定的批评规则,这些规则由当时的社会文学场(布迪厄之义)制定出。批评家凭借这些条条框框或是已经内化为自己的准则的这些批评规则来审视、评判作品,并以此来规范、支配作品,决定作家作品的命运。显然,这一时期批评家是凌驾于作家作品之上的一个审判官。
15-16世纪,拉丁语仍然是西欧国家的官方语言,意大利首先成功地运用本民族的语言创作,产生了彼特拉克这样伟大的民族诗人。法国受到意大利的影响,文艺复兴的现代性增强了法国人的民族意识,他们决心效法意大利人,提倡用自己的民族语言进行文学创作,特别是在杜贝莱(DuBellay)发表的《捍卫和发扬法兰西民族语言》之后,更加注重法语的纯洁化,以及法语在文学作品中的正确使用。因此,判断作品是否符合法语语法、修辞和文学规则的批评活动应运而生了。
17世纪初,黎世留首相为了法语的纯洁化,成立了法兰西学院,每年修改出版《法语的正确使用》。这部语法法典成了初期文学批评的主要工具之一。整个17世纪的法国都深深沉浸在理性主义之中,唯理论创始人勒内·笛卡尔在认识论方面提出用理性审查、怀疑一切知识,他的理性主义为法国古典主义文学艺术提供了理论基础,为判断性批评提供了生存发展的土壤。古典主义文化以绝对王权的政治和艺术标准、以理性为基本内容来规定、审视一切文艺创作。
另外,不容忽视的是,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在公元前传入古罗马后被误读和误译了,一门学科知识被讹传成一种技艺规则,在法国文艺复兴时期,好几位理论家受到贺拉斯等古罗马文人的影响又写出多部《诗的艺术》。17世纪下半叶,古典主义文论家布瓦洛曾说:“首先必须爱理性,你的作品只有凭理性才能获得价值和光辉。”[2]他写的《诗艺》严格制定了许多文学创作规矩,戏剧中的“三一律”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理性精神促使一些文人制定种.种文学规则。法国古典主义戏剧创始人高乃依的大量戏剧作品都是以理性战胜情感,义务重于爱情为主要内容的,他的《熙德》却因不符合悲剧规范而遭至法兰西学院的批评。这时期的批评家们只能遵照所谓的创作规则来批判作品的优劣。像“诗人不应该模仿自然,而应该模仿文学模式”[3]这样的思想曾一度成为批评的原则。
当时的批评家自认为拥有理性、智慧与知识能够引领艺术家。直至今日都存在这种“先验”的判断性批评。按照这种批评方法,只有那些严格遵守了创作规矩的作品才可被列入典范,这显然会扼杀灵感与创新意识,最终导致片面单一与教条主义。这是一种专断的批评。
“后天”的批评与“先验”的批评截然相反。它并不推举出一个具有普适性的评价标准,而是更加灵活、主观、相对。它在于批评家将其个人的印象理论化后对作品的内在品质和独特性加以评估。按照米歇尔·布托的说法,“后天”批评家应该成为一个“探索者”,凭着后天积累的理论和知识去探寻作品的特性,并且使批评的文章成为作品的“必要的补充”,让批评家与作家作品相得益彰、成就彼此。但是这种批评也不无弊端。它设法寻找作品的独特性,从本质上来说,宣布一部作品是否独特,这前提就存在一种规范、惯习,因为独特是对规范的偏离,对惯习的超越,这个规范或惯习已经先存在于批评家的脑子里,在他的后天经验的积累中。若无这个前提,批评家是无法判断出作品的独特性或新颖性的。此外,批评家往往把一个特定时期的几位作家或文学现象的独特性集中起来,归纳为一个流派或一个潮流的共同特点,并给这个流派或文学现象命名,然后以这些特点去判断其他作家是否属于这个文学流派,这样又陷入新的教条主义。
无论是“先验”还是“后天”的判断性批评,其弊端都是显而易见的。虽然它在一定的历史时期起过积极作用,能够拨乱反正、肃清思想,但若将批评仅定义为“判断”,就会使批评家高高在上、专横跋扈,使作家与作品处于接受审判的被动地位,也使批评家本身易陷入教条主义的泥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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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有必要对批评的观念进行完善,需要一种新批评,让作家、批评家和读者获得某种思想上的解放,彼此处在平等对话的立场上。而当批评具有鉴赏性的时候似乎能够扬长避短。鉴赏性批评要求批评家有高尚独特的审美情趣、敏锐的洞见力,是一种偏向感性体验的创造性批评,需要批评家凭感觉进行再创作。也就是说,此时批评家要带着特有的审美观和感觉去体验甚至发挥作家的作品,“必然地找出并使读者欣赏到大作家们的才华”(普鲁斯特)。[4]二、鉴赏性批评鉴赏性批评起源于法国18世纪,经历了17世纪古典主义文学按照理性制定的种.种规则的束缚,批评家和作家早已感到厌烦,早想摆脱文学规范的桎梏。伏尔泰的《欣赏趣味之圣堂》出版后引起了轰动,这是第一部堪称鉴赏批评的方法论著作。“在这本书中,既无主张,又无训辞,也无理论的原则,而是以格言‘不伤害,不谄媚’为起首、通篇以例证为依据的爽快判断。”[5]伏尔泰说:“要判断诗人,就必须会感觉……这正如判断音乐……必须具有音乐方面的听力和心灵。”“诗是心灵的音乐。”[6]他相信情感,强调以审美快感去欣赏诗歌,反对那些专横的规则批评。自此之后,法国文学批评不再是做单纯的优劣判断,而是加入了更多批评家自身的感受。鉴赏性批评的特征带有强烈的主观性,更偏爱情感性、欣赏性。此时批评家并不依靠某个时代的文法规章制度来评判作品的优缺点,而是凭着自身的感觉体验,并为表达自身体验而进行批评的二次创作。因此,这种批评是“自由、创造和相对的”。[7]如果对其进行细致的划分,我们可以区别出“同情批评”与“印象批评”。
文化语境顺应与文学翻译批评
Jef Verschueren认为,使用语言的过程是不断进行语言选择的过程,它包括语言使用的诸多方面,特别是必须顺应交际的环境和交际的对象,而这种顺应主要是文化顺应.本文以“顺应论”理论为切入点,探讨翻译中的文化语境顺应问题,文章认为,翻译是一个对原语的语境和语言结构作出动态顺应的`过程;同时认为,将顺应论的概念应用到翻译批评中,可以为翻译批评提供一种科学合理的依据,从新的视角观察评价译作,推进翻译批评的研究.
文学批评失落了什么
在当下这个难以言说的时代,那些专治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以及对文学和文学批评心存感念的人,一定还会对上个世纪80年代文学和文学批评的繁荣刻骨铭心,也就愈发对当下的文学批评现状发出无奈的感慨和责难.沉溺于往昔的`繁荣不仅于事无补,而且似乎与当下大众文化、文化批评的流行不相宜.但若从一个相对的远处望去,以检讨我们当下的文学批评到底失落了什么,也许不失为一个有积极建构价值和现实意义的举措.
关于张三同志失职行为的通报
各院、部、处、室：
根据教育部关于在高校开展资金往来清查工作的视频会议精神和科教党委、市教委的工作部署，我校于去年年底至今年x月，开展了对学校资金往来的清查工作。在清查过程中，清查工作组发现，基建处张三同志有重复支付××建筑总公司万元工程款的问题。
经查，张三于20xx年x月x日从财务处预支资金万元，用于预付建造新校区学科带头人工作室及停车场部分工程款。20xx年x月x日，审计处出具了该工程的决算审价报告，审定工程造价为万元。20xx年x月x日，经办人张三在未将先支付的万元扣除的情况下，将一张金额为万元的支票付给××建筑总公司，造成了重复支付万元工程款的后果。两次支付凭证的签字人分别为：经办人张三，基建处负责人××，财务处负责人××。后经清查工作组及时追讨，××建筑总公司将重复支付的工程款及利息合计万元返还我校。需要指出的是，从20xx年x月至20xx年x月的四年中，张三从未发现资金重复支付的问题。事发后，张三亦承认了重复付款的事实，对重复付款的失职行为认识比较深刻，能积极配合清查工作小组挽回损失。
为确保学校资产安全，增强风险防范意识，教育本人，经党委会第11次会议讨论，决定对张三同志的失职行为予以通报批评。
张三同志失职行为的发生，其根本原因在于责任意识淡薄，对大额资金的往来缺乏足够的重视。权力与责任是对等的，有一份权力就要负一份责任。从学校财务清查反馈的情
况来看，有必要进一步提高认识，纠正那种“只要不把公款装入个人腰包就不会有大问题”的错误思想，增强责任意识，正确履行职责，严格工作程序，遵守财经纪律，做到有规必依，有章必循。对于工作中已经发生的问题，要早报告、早处理，及时采取措施挽回损失。
同时，这一事件的发生也反映了个别领导干部在工作中存在监管不力、责任不到位的现象。此类问题应引起重视，以免给学校带来不必要的损失。
各级领导干部要以对党和人民事业高度负责的态度，从这一事件中认真吸取教训，举一反三，恪尽职守，规范管理，切实加强对资金使用过程中各个环节的监管工作，确保学校资产安全。
xuexila
xxxx年xx月xx日
译介学理论在文学翻译批评中的应用
译介学专门研究跨文化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在跨文化交际中所起的桥梁作用以及所具有的特殊意义和价值,研究两种不同文化背景的语言在转换过程中为什么会出现文化信息失落与变形,研究“创造性叛逆”等问题.应用译介学理论研究文学翻译,会使视野更为开阔,也会加深对文学翻译的理解和认识.根据译介学理论,由中国翻译家用汉语译出的、以汉文形式存在的外国文学作品为创造和丰富汉民族文学所作出的'贡献与汉民族本身的文学创作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译介学从理论上肯定了文学翻译是一种再创造活动,肯定了译者的再创造价值,也肯定了翻译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星期一早上，小明早早地起床去W校的包干区扫地，
批评作文
这时，小明出现在了教室门口，他气喘吁吁，上气不接下气，头上大汗淋漓还不时地往头上抹汗。他小声的问：“报告！”同学们把注意力集中在小明身上。老师走过来，严厉而光切地问：“小明，为什么迟到啊？”小明听了低下头来，顿时脸红得像关公似的。小明说：“老师，我……。我……。”老师又对小明说；“小明，先听课吧，离下课只有几分钟了。下课了以后，到办公室找我。”下课了，小明来到办公室，把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
原来，小明早上去上学，他经过了体育公园，看见里面人山人海，原来那里正在搞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不知不觉就到了八点半。小明玩得有点累了，抬起头来，拍了拍脖子，又看了看手表。顿时，他惊呆了，立即把游戏机塞进书包，然后一路狂奔到学校。
老师听了，语重心长地对小明说:“小明，学习始终都要放在第一位，不要老是贪玩，那样是不对的。”小明听了，低下头来，对老师说：“老师，我保证以后再也不玩游戏机了，一定会好好学习的，请您放心。”老师露出笑容，就让他回班了。
我在这里要向大家呼吁：“玩游戏机是危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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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_的文学批评理论
论文摘要：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以及文艺大众化问题，是_文学批评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认为瞿秋自在这两个问题上的观点，具有明显的“工具论”色彩，而贯穿其中的政治血脉则是“阶级斗争”，它反映了当时革命文艺队伍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本立场和态度。_也以此建立起一套具有典范意义的文学批评模式。
论文关键词：文学理论;_;文学;政治;大众化
在中国现代的文艺理论家中，_无疑是极其重要的一位，他的文艺思想是中国现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如果仅从文学角度考虑，就很难将他从众多的文艺理论家中凸现出来，尤其是当政治家_和文学家_渐渐合而为一，最终在我们面前叠印出一个有着巨大复杂性的“文人”形象时，从文学或政治的单一角度出发的任何探讨与研究都有可能失之偏颇。因此，简单而安全的办法是：不仅将他作为一个文学家而且将他作为一个政治家纳入我们的研究视野。因为作为一个文学家，他始终保持着对文学的特殊爱好;而作为一个政治家，他的政治敏感又必然使他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理论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成为一种政治式写作。_的文艺论着就是一种典型的政治式写作，而且还是一种比较规范的马克思主义式的写作。这就正如罗兰·巴尔特所说：“马克思主义的写作从根源上说，表现为一种以其基本原理为支撑，运用的是一种政治和知识的语言，并且是间接断定性的，因为这种写作的每个字词只不过是紧紧指示着一组以一种隐晦的方式支托着它的原则。”也就是说_的文艺论着所表达的，是一种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和带有政治色彩的知识语言，对文艺进行合乎逻辑的推演的文艺观。而支撑它的原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历史观。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问题的另一面是：_自从走上政治的不归之路后，虽屡有波折，但毕竟始终浸淫其中。因此，早年对于文学的向往也好，爱好也好，终究没有导引他走单纯的文学之路。由此他对文学的论述和批评就不可能象一个“行家”那样，从纯文学的角度或者从文学的内部展开，他论述得更多的则是些“外部”的问题。这些问题主要集中在“文艺与政治”和“文艺大众化”这两个方面。
一、文艺与政治
1928年，创造社、太阳社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随后是“左联”。左翼文学家们充满急迫感和使命感地强调文学在阶级斗争中的作用，他们比较一致地认为：文学应当而且可以成为斗争的工具和武器。虽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没有形成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但是，他们拥有的共同认识和当时社会现实斗争的现状，无疑对_的思想是有一定影响的。因此，作为当时党内的首席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瞿秋自在文学与政治关系问题上，也是一个“工具论”者。但与其他作家、理论家不同的是：_对“工具论”理论有一套比较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的解释。
对_而言，首要的问题(也是当务之急)是为“工具论”寻找出它的合法性依据，即要回答：为什么文学能够成为政治(阶级)斗争的工具呢?瞿秋自在阐述这个问题时引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一套术语和话语方式，其中包括我们耳熟能详的“意识形态”、“上层建筑”、“阶级斗争”等观念，而且推演的规则我们也是了如指掌的：文艺是上层建筑，反映着经济基础和社会生活，与社会现象相联系，它又会反过来影响社会生活，在一定范围和程度之内反作用于社会生活。既然是这样，接下去的阐述也就顺理成章了：在当时的特定情况下，阶级斗争在社会生活中占据了重要地位，文学要“反过来影响”社会生活，首先面对的当然是阶级斗争。进而_认为，文学能“促进或者阻碍阶级斗争的发展”，文学的政治功能也由此产生。
“工具论”的首要难题——合法性依据——因此得到了解决。但与一些极左的“工具论”者相比，_还能够给文学的政治功能划出一个界限：文学不能够决定社会制度的变更，只是在“相当的程度之内”影响阶级斗争的发展，稍微“变动阶级的形势”而已。
尽管_总体上持论相当公允，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原理，但在对一些具体问题的论述中，他侧重的显然还是文学的政治功能，这就使他的看法有时也并非总是那么全面公允，这在披阅他的有关文章时可以看到：他几乎没有对过分夸大文艺的政治作用的言论进行过任何驳斥，而是坚决并且顽强地同各种非“工具论”者(不管他们真的如此还是假扮成非“工具论”者)进行理论上的激战。早在1923年写下的《艺术与人生》中，_就否定了纯艺术的观点，在他看来：“社会生活恬静的时代，纯艺术主义方能得势”，而在“现在如此湍急的生活流中，当然生不出‘绝对艺术派’的诗人”，因为“世问本来也就用不到他”。因此对于要“纯艺术”还是要“为人生的艺术”的问题就根本用不着再多作讨论。在秋白看来“这一最可恨的问题，早已为十月的赤潮卷去”，文艺就只管去“服务政治”好了。一个诗人应“以革命为生活，呼吸革命，寝馈革命”，只要他的作品并“不充满着革命的口头禅就行了”。同样，他在30年代初的《文艺的自由和文学家的不自由》一文中进一步提出：“文艺——广泛的说起来——都是煽动和宣传，有意无意的都是宣传。文艺也永远是，到处是政治的‘留声机’。问题是在于做哪一个阶级的‘留声机’。并且做得巧妙不巧妙。”(着重号为引者所加，下同)问题已经说得再清楚不过了，文艺是宣传，是政治的“留声机”，至于尊重文艺内部的规律，运用文艺的技巧等等，只不过是为了更巧妙地充当“留声机”而已。鲁迅确实说过“现在的任务是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挣，……为现在抗争，却也正是为现在和未来。”但在鲁迅那儿，为政治服务还只是因为一时的特殊情形，但到_这儿却绝然地说“文艺永远是，到处是政治的‘留声机’。”
当代西方文学批评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当代西方文化思潮更趋多元化。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九十年代渐趋兴盛的后殖民主义等各种理论相互影响，构织了一幅多元化的当代西方文化理论景观。这是一个各种话语“众声喧哗”的时代，一个社会与文化急剧转型的时代。如何应对这个面临着全球化和市场化的充满变化与挑战的时代？如何在当下的实践中去为文艺阐释本身提供可资运作的理论洞见？如何突破传统封闭的文本分析模式使文学研究进入到一个更为广阔的视域之中？所有这些构成当代西方文学批评的中心课题。而在这一理论与实践、现实与未来交互碰撞的时刻，上述各种文化理论纷纷把文学批评的目光投向文化研究，这本身就是一桩耐人寻味的事情。它意味着，走向文化研究的当代西方文学批评不仅为这个激变的`时代提供了新的历史见证，而且其心智轨迹更向一个开放性的未来言说着更多的东西。
为什么所有的人都在谈论文化？（这是一个关涉到当代西方文学批评走向文化研究的契机的问题。）当代英国学者特雷・ 伊格尔顿回答说：“因为就此有重要的论题可谈，一切都变得与文化有关，这个在西方左翼知识分子圈内颇为时髦的话题实际上属于文化主义（culturalism）的教义”（1）。伊氏进一步分析其原因说，首先，在战后的西方，文化第一次在现代时期成为物质生产总体上的一个重要力量，其次文化是六十年代以后政治斗争的一个领域，是政治冲突之媒体的一部分。（2）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主义属于一个特定的历史空间和时间”。（3）这实际上表明，文化研究是一种高度语境化的活动。语境化意味着当代西方文化研究有着自己特定的文化时空参照系。正是从特定的具体的真实的社会、历史、民族或政治等语境出发，当代西方文学批评选择并实践着自己的转型机制，那就是走向文化研究，跨越文本分析樊篱而转化为一种“泛文化”批评。因为全球化（globalization）业已成为当代文化与文学分析的基本现实条件或语境。全球化潮流中已经形成或正在形成的多种文化现象就象一个巨大的引力场，将包括文艺批评、文化批评、人文思考、学术研究在内的一切文化活动，纳入其视野。这其中，文? ??赖奈幕?锞巢欢贤瓜郑涸谝桓龀┫?∷涤敕呀獾某橄笫?韫泊娴氖澜缟希?谝桓觥熬?渲?鳌庇搿吧桃祷?髌贰辈⒅玫氖澜缟希?难??兰也唤??剩菏鞘裁丛斐烧庑┣?穑克?鞘欠窠】担浚?）在一个隐喻与诗性不断消亡的时代，文学批评能否再次承担对世界的‘意义追问’？经典死亡后的文学是否从此必须向每一个时代的丑态献媚？向每一种物质给定性屈膝？如何解决文艺在当代工业文明中的困境？内化了男性中心主义阅读策略与价值的女性批评能够逃逸出父权制文化制约而最终重构出自己的批评或言说标准吗？处于边缘地位的非主流文学（如黑人文学、少数族裔文学、第三世界文学）能够摆脱主流社会的文化暴力压迫与控制吗？历史作为文学的“文本外围”是一个一统意识形态杜撰的连续性神话吗？在充满它异与破坏性因素的历史表象下能够揭示出文化复杂运作的机制吗？意识形态那隐蔽的“遏制策略”能够在文本的文化分析中敞现其潜在的社会文化内容吗？在确立语言成为一切生活内在文本性尺度的新神话的今天，文学与文化的界限还存在吗？批评还是一种既定的体裁吗？文学与文化是互文的，还是自主的？
要回答上述问题，就意味着你不仅要成为文学批评家，而且还必须成为文化批评家，正如当代英国学者大卫・戴奇斯所说，现实的批评应该是这样的：“它把自己同全部文化活动的综合体连袂起来，而文学的生产只作为其中一个未完成的片断”。（5）这表明，批评与文化之间有一条无形的剪不断的脐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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