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二开始那几天是最恐慌的时候,要说我对这间餐厅没有半点担忧那肯定是假的。即是食材积压和房租问题都陆续解决,所有人都在思考同一个问题——疫情会持续多久,对于我餐厅经营者来说,焦虑会多上一层——店还能撑多久?总经理粗略地算了一下,我们正常情况下人员工资在每月50万元左右,要想顺利运营还是得降低人工成本。
店里从服务员到后厨都是精兵强将,我知道北京生活不易,如果直接降薪恐怕会有大批人才流失。如果不降薪,本来我就是做点小打小闹的生意,肯定撑不了多长时间,最多几个月就得垮掉。我选择了另外一种“降薪”方式,就是“暂借”。我们在微信群向所有同事发了微信解释,我们需要降薪,希望大家能理解。“借薪”只是疫情期间解燃煤之急的周转措施,大家不必紧张;另外强调钱不是送给公司,而是借。公司承诺,一定认真记录每个人的工资,下半年将这些钱都还给大家。
和我们一起打拼的都是年轻人,他们也理解公司的处境。当时很多企业没办法,陆续传来各地降薪、裁员的消息,说不降薪只是暂借的还没有。真诚的承诺让所有人心里都踏实了,当然也包括我自己。
初二中午全镇到村各个村庄开始封路,我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决定了晚上看一下实时播报的情况。面对极不乐观的情况,凌晨一点一家人收拾行李冒雪驾车连夜回京。到了北京的第一件事是直奔餐厅,踏进拾久大门,看到的不是想象中热闹的午市,取而代之的是大厅里零星几桌客人。他们兀自埋头吃着自己盘中的饭菜,好像全世界都在同一时间失语。不知道为何,看到那一幕我反而觉得一丝坦然,仿佛终于等来了一个意想之内的结局,另一只靴子总算是落了地。
路上电话和总经理沟通了解情况,大量的客人退订导致原材料挤压,我们面临第一个问题是如何处理储备食材。年前我们采购了近200万元的食材,当务之急是盘点分类,我让大家把库存按照可存放时间分好。人多力量大,几个小时后分类工作完成——还好,急需处理的鲜货只占三成。
我们幸运的是餐厅所属的吉龙集团在张家口开有连锁超市,可以将新鲜蔬菜水果以及可以售卖的原料由餐厅调往超市,只留了小部分鲜果准备送给长久以来支持拾久的客人,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这些也给了我很多动力。那时已经有餐厅被迫摆摊卖菜,看到这些我觉得自己相当幸运,我有足够的时间去考虑关于租金、人工这些方方面面的问题。我们去年年中就计划在蓝色港湾开一家分店,装修在年前顺利完成,但是餐厅里面的餐具、布局还没有完全做好,所以一直处于未开门营业的状态,这也使得新店一直处于免租期内,躲过一大笔开支。
位于双井的这间店本身由一个旧厂房改建,业主是国企,预计之后也会按照国家制定的免租计划执行,我也不用担心。
今年的大年三十和往年相比并无不同,在外工作打拼的人纷纷回到家乡,北京也不例外,有人离开有人归来。拾久平日大厅不接预定,座位都是先到先得,但是大年三十年夜饭餐厅实行预订制。
早在一个月以前,年三十当天的所有餐位都被订满。按照原计划,我们打算接两轮生意,5点到7点一场,7点到9点一场。9点之后工作结束,家住北京的员工回家团年,家不在北京的留在餐厅一起吃顿好饭再回宿舍。
除夕夜我不在北京,武汉封城之前就已经回到河南老家团聚。疫情的消息时刻牵动人心,手机里所有的推送都与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相关。我看不进春晚,默默回到房间向店里值班经理打听生意状况。
听说年夜饭生意一切安好,我终于在爆竹声中安心入眠。正月初一,接连三次的追问让我确定餐厅没有出现任何意外,却因为身在异地坐立难安,几位防疫专家的亮相让我愈发紧张,看着迅速扩大的疫情,我通过手机时刻关注着北京和武汉的情况。
当全国确诊病例从百位直接飙升至千位,老家村里的喇叭开始广播初二不允许走亲戚或串门。我接连晃了几次神。当数据赤裸裸地摆在面前的时候,我一边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无法改变什么,一边又更清楚地意识到装聋作哑、选择性逃避已经无济于事。我的不安在鼠年的第二天达到顶点。
正月初四,我选择关店,每天只留少量员工负责日常维护。假如有客人想要吃拾久,后厨能帮他们炒两个菜,闪送给他们。对于做外卖这事,我没做任何宣传,也没在外卖平台上线,每天几单生意配送全靠自己。没有食材积压,也不差这么几单生意,唯一的理由是让那些想吃拾久的客人能吃上几口熟悉的味道。如果是熟悉的顾客,我们会叮嘱他,不要发朋友圈,因为我们的外卖拿不出手。
其实拾久刚开业,我就和总经理达成共识——不做外卖。我是职业厨师,外卖的东西没法达到我的要求。像炒一个青菜,打包盒一装,送到家以后根本没法吃。我们卖得最好的鱼头就现烧现吃最好,如果客人家里没有同样的加热器具,烧完再拿过去,那个鱼头就跟“垃圾”一样,所以我一直非常忌讳外卖。
当然我不否认有很多餐厅做的外卖很好吃,甚至其中不乏一些很精致的餐厅。只是这份钱我赚不了,我也就压根儿不会去想。记得小的时候,村里鱼塘由大队管,只要有网筛,谁捞到就是谁的。家里穷得连捞鱼的东西都没有,我也就只能干着急瞪眼看着。没有这能力,再多的红利也到不了你手上,我从小就就有这个意识。
疫情让我们慢下来,之前生意最好的时候,让我停下来去钻研根本不可能,但是现在给我时间了,正好能把菜单重新调整升级。2011年,我第一次吃到熟醉蟹。
当年上海江浙一带的主流还是生醉蟹,熟醉蟹并没多少人吃,于是我在北京把熟醉蟹配方改良:螃蟹性寒,我就加上姜去寒,又把冰糖换成红糖,再把绍兴黄酒换成安徽产的黄酒,用茅台提香反复试验无数次最终成型。
一年之后,“北派熟醉蟹”应运而生。正值燕鲍翅地位式微,一时间螃蟹得了独宠。我做的熟醉蟹经过师父屈浩的的认可,董克平老师品尝后提出建议,沈宏非老师对于甜度问题给予指正,陈晓卿老师没有吝啬称赞,美食家小宽老师撰文表扬,更荣幸的是大董师叔为我的醉蟹提了名——段誉的熟醉蟹。从此,这个主厨至上的时代真正听到了我的声音。
每一次磨难对我而言都是一次疯狂攫取养分的机会。我知道什么是置死地而后生,所以一切困难都变成了我推翻、重塑的勇气。现在我面对的不再是某道菜品的研发难题,而是应该如何打造整套菜单的逻辑。
调整产品的前置条件就是清晰我们的定位,了解这个拾久品牌的客户结构和画像。根据我们这两年多的数据,针对受欢迎菜式的价格和味型统计出销量,再分析受欢迎菜式的价格、味型和复购率。
结合以往数据,最受欢迎的菜品60%的定价都在60至90元之间,这个价位的菜大家都吃得起,适合单人或者双人用餐。另外那些 100到300元之间的菜更适合商务宴请或者大规模聚会,这样我淘汰了70%的旧菜单。二月廿一,我们的春季菜单试菜结束,从主菜菜单中保留下山楂鹅肝、段氏大鱼头这样的一部分经典菜,加上春季应季产品,形成了我们的临时菜单及疫情时期的主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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