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高职院校已经实施了不同于普通高考的“文化素质+职业技能”的招生办法,这次扩招根据社会生源的特点需要进一步完善。如何落实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改革完善高职院校考试招生办法,笔者认为,分类的选拔制度比所谓的“宽进严出”更具责任感也更为可行。
真正“宽进严出”的宽进,是指生源范围广,类型多样,生源的学习目标既可以是学历教育也可以是证书教育。至于出口,由于考试评估的标准主要由学校掌握(职业证书考核一般由行业和专业组织负责),许多院校的质量标准不同,出口水平也就不同,因此入门标准和桥梁课程、发展课程的水平就格外重要。当然,出口水平的考核指标不仅有毕业率、证书获得率、辍学率,更重要的还有就业率和起步工资水平,最终还是劳动市场的指标评价最具权威性。
实行“宽进严出”的北美社区学院,如果只求具体的专业或技能证书,入学时有高中毕业证书就可以;如果攻读副学士学位,就要对英语和数学有一定的分数要求,有的专业对物理、化学和生物学等也有分数要求。当然,存在差距也并非绝对拒之门外,而是必须在正式开始学习学院课程之前,修完“发展课程”或“补偿课程”并考试合格。
赋能职业教育后,职业院校应随着经济发展的转型升级而同频共振、与时俱进、提质增效,继续展现职业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的伴生、共长关系。
1. 强身健体,从边缘到中心。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是世界公认的先进职教模式,被称为德国经济发展的“秘密武器”。在国内许多高职院校还在乐此不疲的到德国中职层面的双元制学校学习时,从20世纪70年代起,德国双元制学院、双元制大学已经应运而生了。为什么一批双元制职业学校迭代升级成双元制学院、双元制大学?这完全是基于德国经济发展和转型升级的需要。德国双元制大学的前身是职业学院。它最早于1971年出现在经济发达的巴登符藤堡州的曼海姆和斯图加特。出于对一线合格高级管理、技术和服务人才的需求,奔驰和博世等大公司在巴登符腾堡州管理与经济学院的基础上,创立了校企联合办学的新型高等学校。1974年,州政府将其确认定名为“职业学院”。这是职业教育应与经济发展相伴相生的世界范例。
我国从80年代初开始与德国有关机构进行合作,实施“双元制职业教育”试点工作。时至今日,令人遗憾的是我国职业教育与德国职业教育却渐行渐远。
我国作为拥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职业教育的国家,在40年的改革发展进程中取得了巨大成就,积累了丰富经验,提升了培养能力,为“中国制造”输送了大量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使之成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中坚力量,为国家经济转型升级做出了重要贡献。但遗憾的是,我国职业教育由于办学层次原地踏步,没有体现职业教育与经济发展紧密的伴生、共长关系的规律性。导致职业教育滞后于经济发展,出现了体量大而不强、产教合而不深、体系不完善、吸引力较弱等问题。就像300公里时速中国高铁网布满全国的今天,仍把职业教育的列车限定为100公里,致使职业教育难有大作为。
建成与普通教育并行且相互沟通、办学主体多样、学历层次齐全、办学功能完备,以市场为导向,以应用为根本的开放式、高水平职业教育办学体系。建设人才质量优、就业水平高、服务能力强的具有世界水平、中国特色现代职业教育。立志使职业院校“当地离不开,业内都认同,国际可交流”,使职业教育成为经济建设的重要支撑,塑造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产业生力军所不可或缺、不可替代的“中国职教”!
原文刊载于《中国高教研究》2019年第4期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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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分省、分部门高职招生计划总数下达后,教育部将组织力量敦促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做好分校招生计划编制,将高职扩招计划重点布局在优质高职院校、发展急需和民生领域紧缺专业、贫困地区。同时,考虑到高职招生计划审批管理权限已经下放省级政府,教育部将积极鼓励各地在国家下达的指导性计划基础上,根据办学条件、生源,以及高职扩招补报名情况,积极扩大高职招生,使更多城乡劳动力接受高等职业教育,为国家培养更多高技能人才。
1. 服务国家之基。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职业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和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将职业教育纳入国家人力资源开发体系,直接服务于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和区域社会经济发展需要。通过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体系的构建与完善,一方面为经济发展提供急需的高技能人才,另一方面提升劳动力整体素质,持续保持我国经济发展的人力资本红利。
2. 服务民生之本。就业是最大的民生,政府工作报告首次将就业优先政策置于宏观政策层面,并在“多管齐下稳定和扩大就业”部分,将职业教育提升到了更加突出的位置。当前我国就业面临的最突出矛盾是结构性就业矛盾,急需通过职业教育的结构优化和质量提升,来解决毕业生就业结构性错配、产业升级导致的隐性失业、智能制造引发中低端就业岗位减少等问题。
3. 服务中国特色职业教育发展。《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提出,职业教育不再参照普通教育办学模式,而是要有自己鲜明的专业特色。政府工作报告中将职业教育独立于教育工作板块进行论述,体现了职业教育的双重属性,是职业教育作为类型教育论断的落地。
1. 各级政府:落实责任、协同推动。落实政府宏观调控责任,教育、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发展改革、财政、税务等部门协同联动,着力战略规划、政策制定、制度设计、标准制定等顶层设计,为高职教育改革提供机制与政策保障。如建立与完善生均拨款制度,保障教育投入;完善财政、土地、税收等优惠政策,学生实习、企业培训等补贴政策;完善教师招聘与编制管理、教师专业技术职称评聘、兼职教师聘任等管理制度,为“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保驾护航;完善高职院校设置标准,实施教师和校长专业标准,推进专业目录、教学标准、课程标准、顶岗实习标准、实训条件建设标准等;完善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机制,制定产教融合细则,积极引导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加强职业教育评价制度建设,完善高职院校内部质量保证体系诊断与改进制度、第三方评估和政府督导制度建设;加快建设学历证书和职业技能登记证书互通衔接制度。
2. 高职院校:改革创新、因材施教。国家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一是缓解就业压力,解决民生问题;二是缓解高技能人才短缺,解决发展问题。
要满足新时期对职业教育提出的新要求,具体落实到办学过程中,高职院校需科学定位,明确改革任务。一是办“人民满意”的职业教育,实现教育公平。就业是民生之本,体现了人民群众的核心利益诉求。具体来说,首先是改革与完善高职院校招生考试制度,根据生源对象的复杂性,制定多样化招生方案,做到人人有学上,实现机会公平。如以“学业水平考试+职业适应性测试+综合素质评价”的招生方式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以“职业能力测试+推荐注册入学”的招生方式招收中职学校优秀毕业生,以“工作经历+文化素质基本测试+技能考核(或职业资格证书认定)”为要素的申请制或注册入学制,招收退役军人、下岗职工、农民工等群体。其次是新经济形态下职业形态与内涵发生了深刻变化,人对于就业的需求由生存转向发展、由稳定转向灵活,更加注重就业质量和职业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要求高职院校打破原有的教学与管理模式,全面改革人才培养方式,制定分类分层教学、根据不同生源对象的需求与特点因材施教,选择适合其特点与个性化学习需求的教育,做到人人学而出彩,实现教育的结果公平。
二是高质量发展,为区域经济与产业发展提供多层次、高素质的人力资源。紧扣区域产业发展趋势,紧密对接产业集群融合发展的需要,建立动态调整机制,灵活配置教育资源,重点发展服务区域优势产业的专业;产教融合,企业深度融合人才培养全过程,鼓励校企师资双向流动,采取人员定向培养等方式,解决重点群体就业需求;制定柔性化管理制度,“宽进严出”,以弹性学制、学分制代替学年制,学校自主把关考核,灵活满足不同学习者需要;分层培养,发展本科、研究生层次职业教育,为高中毕业生源学生开辟更高层次职业教育的上升通道,对于需求目标明确的社会待业人员,服务需求、精准培养,提升其就业能力与就业质量。
1. 从教育视角转向经济视角。过去我们谈发展高等职业教育尤其是谈招生规模扩大,更多的是从教育视角看问题,如我们需要满足人民群众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和愿望,需要解决适龄人口上大学难问题,需要丰富我国高等教育种类和优化高等教育结构,需要提高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等等。而今天我们虽然仍需关注关心这些问题,但更多的是从经济社会发展对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角度,从缓解特定经济形势和就业环境下的压力问题、解决好稳就业做为“六稳”之首的视角加以认识和统筹考量。就业是最大的民生,要坚持就业优先战略和积极就业政策,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就业事关国家稳定、社会和谐和大众民生,必然抓好抓实。
2. 从规模发展视角转向教育类型视角。不可否认,高职教育的发展也是个教育问题,但今天我们讨论大力发展、加快发展、创新发展高职教育,其实已不只是聚焦我国高等教育规模和结构,而是要从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相匹配的人才类型和结构方面来考虑。当前,特别需要能适应现代农业、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发展的一线技术技能人才。也就是说,要更多地从职业教育这个类型角度看待人才培养,大力优化高等教育结构,把职业教育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
3. 从传统入学主体视角转向入学新主体视角。高职扩招100万如何解决?许多人认为存在谁来上学的问题,即生源不足。这事实上还是一种传统思维,即认为18岁适龄青年进入高职院校读书。而在经济社会发展特殊背景下的入学主体,并非完全都是所谓的适龄青年,即使是适龄青年,也会发生结构变化,笔者以为“1+3”生源将是高职入学新主体,即“1”是指中职(技校)毕业生,“3”是指退伍军人、农民工和下岗职工。有了这样的认识,也就为我们解决高职扩招100万问题提供了思路和方法。
做好三个保证:
一是用优质资源保证,用优质校拉动一般校,提高优质职业教育资源使用效率,加强办学条件薄弱公办高职院校改造,整体提升办学水平。
二是用师资队伍保证,通过资源整合挖潜一批、专项培训培育一批、校企合作解决一批、“银龄讲学”补充一批、社会力量兼职一批,加快补充急需的专业教师。
三是用教学改革保证,针对不同生源特点,分类编制专业人才培养方案,采取弹性学制和灵活多元教学模式,创新教学组织和考核评价,加快学历证书和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互通衔接,有序开展学习成果的认定、积累和转换。
二、2019年高职扩招预期影响有哪些?
高职扩招是一项利国利民的大举措,将对经济、社会以及教育带来重大影响:
一是提供多样化成长成才路径。高职扩招使普通高中学生选择更多样,不再“千军万马挤独木桥”;中职学生有了更多发展机会,实现“就业有优势、创业有本领、升学有通道、终身发展有基础”;退役军人、下岗失业人员、农民工和新型职业农民有了更多接受高等职业教育的机会,实现更高质量更充分就业,让更多青年在创造社会财富中实现人生价值。
二是提升教育服务能力。高职扩招后,将为现代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现代农业等产业一线输送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进一步促进人力资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把人口红利更好地转变为人力资源红利,整体提高人力资本素质,全面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有效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成为中国产业走向全球产业中高端的生力军。
三是推动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2018年,我国高校招生万人,毛入学率已达到。2019年毛入学率将超过50%,实现高等教育普及化。高职扩招100万,成为高等教育普及化的“临门一脚”,直接推动我国高等教育迈入普及化阶段。
四是促进职业教育大改革大发展。高职扩招丰富了生源构成,促进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大融合,倒逼高职教育完善考试招生办法、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带动办学条件改善和评价机制改革,彰显了职业教育的类型特征,成为职业教育大改革大发展的催化剂。
三、下一步工作考虑是什么?
一是切实履行职责,尽快制定出台考试招生、教育教学等配套文件。
二是分省推动落实,与各省份签订《落实〈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备忘录》时,将落实高职扩招任务作为重要内容。
三是组织督导检查,_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将组织督查组,对各地扩招组织实施情况进行事中督查,并将各地落实情况作为省级人民政府履行教育职责督导评价的重要内容。
四、如何高质量推进高职扩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经验分享
一、考试时间
考虑各地高职分类考试招生工作进度不同,考试工作由各地根据实际合理安排。考试时间可在高考前,也可在高考后。
二、考试组织
原则上以高职院校单独考试为主,鼓励高职院校通过联合考试或成绩互认等方式,减轻考生考试负担。
三、考试形式和内容
对于普通高中毕业生和中职毕业生,可采取现行“文化素质+职业技能”考试方式,文化素质成绩使用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或使用本省或各校组织的文化考试成绩,职业技能成绩使用本省或各校组织的职业适应性测试成绩或职业技能测试成绩。
对于退役军人和下岗失业人员、农民工、新型职业农民,可免予文化素质考试,由各校根据学校基本培养要求,组织与报考专业相关的职业适应性测试或职业技能测试,依据测试成绩录取。
对于符合免试条件的技能拔尖人才,由高职院校予以免试录取。鼓励有条件的省份,对于取得相关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考生,报考相关专业可免予职业技能测试。前期已参加高职分类考试并被录取的考生,不再参加本次高职扩招专项考试。
1. 规模与质量的协调。职业教育招生规模扩大是国家与经济社会发展产生的新需求,高职教育需要通过供给侧改革主动适应满足社会需求。自从2006年起,国家通过高职示范校、骨干校、优质校等项目建设,实现了高职教育内涵式发展,已具备扩招条件,能够承担扩招任务。但是扩招后,教育资源投入是否充足,生均经费是否能够得到保障,如何调整人才培养结构,保持高质量发展,是高职教育面临的重要挑战。
2. 生源对象结构丰富。高职院校百万扩招不仅是数量的扩容,更是招生渠道的拓展,随之带来一场由生源结构调整引发的综合改革。非传统应届生源的教育背景、学习方式、学习能力、学习需求与应届生相比有很大差异,招考制度、师资配备、教学资源优化、专业结构和人才培养目标的定位等也需重新设计。
3. 学历教育与职业培训的平衡。加快发展职业教育作为国家缓解就业压力和高技能人才短缺的宏观调控策略,凸显了中国特色现代职业教育的“大职教观”。而当前我国高职院校招生更多面向高中毕业生,提供传统的正规学历教育。随着社会需求的变化,高职院校需建立与完善学历教育、非正规教育、非正式教育统筹发展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承接公共培训服务职能。
职业教育发展到今天,尽管被越来越多的用人单位接受甚至追捧,但其自身的价值和作用远远没有发挥出来。加快发展职业教育不仅是“解决高技能人才短缺的战略之举”,更是“国民教育体系和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打开广大青年通往成功成才大门的重要途径,肩负着培养多样化人才、传承技术技能、促进就业创业的重要职责。”应该说,职业教育现在是我国所有教育类型中的一片蓝海,对经济社会发展贡献潜力巨大。主要因为:
1. 职业教育是富有家国情怀的融合性教育。我国职业教育是直接把国家需要和个人发展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融合性、亲民性、应用性、开放性的教育。其主要任务就是培养“下得去、用得上、留得住”的“生产、建设、管理、服务一线”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职业教育坚持把培养符合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需求的一线人才作为自己的办学定位。职业教育就是要直接面向经济社会发展,坚持与产业对接,把专业群建立在产业链和需求链上,为广大用人单位量身定做,培养适销对路的人才。职业教育是最接地气的深受用人单位欢迎的教育,是把学生现在学习与将来工作有机结合起来的教育。
2. 高职教育是推动高等教育改革的催化剂。我国的高等教育办学模式是以国家为主体的融办学者、举办者、管理者为一体的办学模式,国家和各级政府在其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如果说,我国传统本科高等教育改革还有不少方面不尽如人意,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乏竞争,因为绝大多数的本科院校不用为生源发愁。如果能给职业教育赋能,让高职院校真正办出适销对路的职业本科,给广大用人单位培养本科层次的“下得去、用得上、留得住”的高层次职业人才,给成千上万的学生提供更适合他们的选择,就会在高等教育市场中产生“鲶鱼效应”,激发传统本科高校产生改革的“内驱力”,由内而外促进高等学校改革,成为推动高等教育改革的催化剂。
3. 职业教育是支撑中国制造的秘密武器。制造业的规模和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实力和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志。整体上讲,中国制造发展很快,但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仍有差距,尤其是高端制造业。究其原因,很重要的就是极度缺少支撑中国制造由大变强的大国工匠型人才。据统计:我国到2020年,新一代信息产业人才缺口达750万人、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缺口300万人、电力装备缺口411万人、新材料缺口300万人……。德国之所以能成为世界头号制造强国,在于其独具特色且不断发展完善的“双元制”职业教育所提供的应用型职业化人才。因此,在经过虚拟经济泡沫破灭、P2P平台跑路后,坚定不移发展实体经济成为我国发展的共识。
对于社会生源,重归校园需要重新熟悉课堂、融入校园生活,熟悉并遵守规章制度,既要维护自身的权利,又要担负学生的责任、履行学生的义务,他们迫切需要学校提供咨询指导和服务帮助。
要树立新的服务观,把服务作为培养人才学会终身学习、学会生活、学会就业创业的重要内容和途径,树立“管理就是服务”的观念,把服务与人才成长紧密结合起来。同时,还要优化服务人员队伍,提升服务质量,不仅要加强个性化学习,还要实施个性化辅导。
在这一点上,发达国家的做法颇具借鉴价值。他们认为:“社区学院学生的多样性表明,学院应当像为社区服务一样为学生提供学业和个人的咨询与服务。这些服务包括学业学习指导、个人生活帮助、职业咨询、经济援助咨询、图书馆和计算机使用方面的指导等服务。”在许多院校,学生服务与教学、行政管理和人力资源并列为四大部门,分别由一位副校长分管,其人力、物力资源丰厚,服务功能齐全。许多万人规模的美国社区学院都成立了100多人的管理服务队伍,同时还有兼职的学生服务队伍,让学生在成功的道路上得到能力的增长和人文的关怀。
因此,高职院校应立足国情和社会福利水平,尽力而为、量力而行,为成人学习者的学习、生活和工作提供较全面的服务,通过服务育人,促进学生人人成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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