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得体会可以让我们更加深入地理解所学知识，帮助我们更好地运用，形成自己的思考和见解。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关于心得体会的范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大家更好地写好自己的心得体会。通过这些范文的阅读和借鉴，我们可以学习到不同领域和不同经历下的心得体会，从而拓宽自己的思路和触角，为自己的心得体会写作提供更多灵感和素材。
这是一本小书，很短，比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还要短小精干许多。里面的语句有时乍一看似信手拈来，但继续看下去便知须是学力深厚才能如此举重若轻。抛开了复杂的人事，专注于制度上的变更，这本书在这个角度上让人对以前的历史有了一种新的认识。传统的历史书更多是如史记一般记录事件，制度的设置都是隐藏在纷繁的人事之后的。在这本书里，将政治制度单拎出来讲，对非治史的读者而言，是的确方便许多。
钱穆写这本书时，恰是中华文明的低潮期，对于我们自己的历史传承，许多人都生出了怀疑之心，而倾心于英美。当时不乏倾向于对历史绝对否定的人，所以在该书中，钱穆反反复复地提到了一个意思，评价古代的政治体制要结合当时的历史情况，绝不能以一句封建腐朽就来一棍子打死。既然当时的政治体制可以如此建立，就说明在某种程度上它是符合当时的国家状况的。如此从这本书中，也可以使得更多的人了解历史中那些起起伏伏，对自己的国家历史有更好的理解，而远不是一句封建专制能概括得完的。
看这本书，有两点感受较深。
一是，久而久之制度都会失去自我调节的能力，和现实状况脱节。这使得在朝代的后来，都无法通过自我调节来解决新的问题，由此只能来一次又一次的改朝换代，方能让国家机器在废墟中重新开始。除开宋朝这种先天国防弱势的之外，其他朝代更多的是在土地政策或者税赋政策，亦或人事政策上出了问题，埋下了动荡的隐患，然后在战火中覆灭。读完后感觉这种僵化似乎无一例外，就算是有所谓中兴亦或变法，也多是以失败告终，更多的还是无济于事，只能迎来最后的改朝换代。
ispower”这里的power也可以解释为权力。权力是希望继承的，是希望能够可控地传承的，或是积极地扩张，但这种个人的愿望和国家的需求又是相悖的。由此裂缝产生的破坏力，又会是改朝换代时的那最后一根稻草，就如明朝一般。如何处理好官僚集团，文人集团和国家与国家机器之间的关系，又是历代的变革核心之一。但最终走到清朝时，这种改变也走到尽头，毕竟满清是外来政权，对于政治体制的设计，考量更多的还是如何稳定自身的异族统治，此处的私心不是以往的汉人政权所有的。而对官僚系统与文人集团的关系进行平衡，几乎每个朝代都在进行着这种动作，由此看来，或许49年后的种种动荡也有这一意味。
去年，爸爸买了一本名叫《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的书，它是著名历史学家钱穆先生写的。不过，我并没有对这本书产生多大兴趣，因为一听名字，就会给人一种很枯燥的感觉，所以，我一直没动这本书。后来，爸爸无意中翻开了它，一口气就看完了，并对我说:“别被书名骗了，一点也不枯燥，很好看!”虽然爸爸这样说，但我还是等到半年后才翻开它。
一开始看，就觉得爸爸的话果然没错，我也一口气看完了。总的来说，这本书很长知识，推翻了我之前很多错误认识。
一开始，钱穆先生就讨论了汉代皇室和政府的问题，原来，古代的皇帝一般也不是为所欲为，亦有政府及其领袖--宰相与之抗衡。可是为什么先讲汉代呢?因为钱穆先生认为，在秦汉之前，都是封建统一，秦汉以后，才有更像样的政府，而秦代是汉代的开始，汉代时秦代的延续，所以先讲汉代。
之后钱穆先生又先后讲了汉、唐、宋、明、清五代的政府组织及其考试、经济、兵役、赋税等制度。
唐、宋、元、明、清，是众所周知的，然而钱穆先生却没有讲元代，这是因为元代制度的野蛮，且只知道底层的一些片面。元代没有史官，汉人也无法当大官，所以元代的制度我们不得而知，《元史》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由带着怨恨的明代人编写的。
平时，经常可以看到:某时期某家族很有权势，有时就会误以为官位也是可以世袭的，不然，古代只有一个职位可以世袭，就是皇帝。至于那些有权势的家族，不过是某人当官，家里有很多书，于是子孙有文化，也能当官。
这下，我终于明白为什么说“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了，在古代，有文化就能当官，要想有文化，就得读书。可在印刷术、造纸术发明之前，读书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一根竹简只能写二十几个字，丝帛又太贵，而且它们俩都得用手抄。虽然官位不能世袭，但书可以世袭，书世袭了，知识也就世袭了，知识世袭了，官位也就“世袭”了。
离我们最近的朝代--清代，钱穆先生认为，它的制度没有几个可以称赞的地方，而且到后期极其腐败。清代，是一个专制王朝，不过它并不是皇帝专制，而是部族专制。
现在很多人认为(包括当时很多人)，明清时期所有东北人都是满洲人，其实满洲只是东北的一个小村庄而已。搞笑的是，后来末代皇帝溥仪连自己家族的历史都没搞清楚，和日本人自称东北为“满洲国”。
看完这本书，在结合书中讲的汉、唐、宋、明、清五代的制度，我发现一个制度不可能永远都是好的，当一个朝代被推翻时，下一个朝代的制度都会有所变化，所以，一个制度无论刚开始再好，终究都是要变“坏”的。
秦以前的中国，基本上为封建诸侯统治，没有形成体系。
秦汉才开始施行统一政府管理，中央设政府，地方设郡县。
皇帝世袭担任，政府里的官职则或推荐或考取不一定能世袭担任。
中国有着读书人治天下的悠久历史。
皇帝身边，来来去去的有门第贵族、军事集团、宦官团体，但一直有着读书人的身影。
后来，朝代更迭，皇帝无数次易主，但政府这一形式已经确立，后续大多是在此基础上的更变。
汉代为宰相治理全国；唐代三省六部制；明代则废除宰相由皇帝全权负责。
这些治理方法有好的一方面也存在弊端。
汉代宰相治理全国权利相对统一，有利于集中统治。宰相就有可能篡夺年幼皇帝的权利，形成外戚夺权，发展家族势力。
唐代三省六部制一方面把权利分给部门，决策时进行民主讨论，另一方面权利分散，容易造成互相推诿扯皮，不利于政务执行。
明代废除宰相由皇帝负责，权利也相对集中，但是有的皇帝几十年没有上过朝，在内阁办理事务，于是大臣和皇帝隔绝，给了太监可乘之机。
上面说的还只是各个朝代的政府组织，书中还讲述了各个朝代选拔任用人才的方式、对人民进行户籍管理及税收的方式、兵役及军队的运行模式等等，我就不一一细说了。
这本书，让我对政治制度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制度是活的，不是孤立存在的，一定是适应了当时历史发展时期所产生的，肯定是有利也有弊的。
我们不能仅仅用现在的标准去完全推翻当时的制度，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从中吸取好的经验，防范有可能产生的弊端。
这本书是一本值得一读的好书。
。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是一本评古论今，具有学习和借鉴意义的书籍，下面是本站本站小编精心整理的精读《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心得体会。
范文，供大家学习和参阅。
中国古代的政治政治制度并非一层不变的，也绝非简简单单的封建专制所能形容。
首先封建一词更是与中国实际大不相符，中国古代社会的地主并鲜少拥有西方领土地主式的政治资本，地方最高权力机关多是中央力量的在地方的延伸，正是所谓中央集权(当然这同样表现为一个过程)。而即使是西周的分封制也与西方的封建制大不相同，西方的封建更多是中央权力不足以对地方进行控制，而自下而上产生的一种封建制，而西周的分封制则是中央为巩固政权而自上而下推行的一种制度。
而专制也并非完全，首先是专制的主体到底是地主还是皇权，如果是说地主专制显然并不符和实际情况，事实上，古代的科举制度在相当程度上保证了良好的社会流动性。和古代西方社会相比，古代中国可以算是一个开放社会而非封闭社会。而皇权专制尽管在明清之际发展到顶峰，但在从秦汉到唐宋很长一段时间都有着相权的制约。
2任何一种政治制度都是与文化相适应的，文化是制度合法和政权合法性的基础。
在我们谈论中国人的奴性时，并不能把古代的某一阶级假想成为一群在主观层面上刻意为之的阴谋者，或者，至少不是从一开始就这样。尽管中国政治文化中，没有人权的思想，但也绝非将民众简单地看做的奴才，中国古代崇尚的贤人政治，即有着良好德行的士大夫有着责任和义务兼济天下苍生，这里并不存在权利被剥夺的概念。所以，任何一种政治制度都是与文化相适应的，文化是制度合法和政权合法性的基础。
3、制度的激发善和惩治恶。
贤人政治的理想自然是以孔孟之道为蓝本，也有一种说辞是孔孟之道本就是地主阶级进行压迫的思想宣传工具。思想宣传工具确属于值得商榷的概念，但统治者的利用也应该是一定存在的事实，要不然孔子也不会周游列国却终不得志。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政治制度过分仰仗统治者政治德行，或者是一个不惩恶的制度，若有个好皇帝、好父母官，便是百姓之福，若碰到个坏皇帝、坏官员，便是百姓之祸。人性之恶鲜有制度性的约束。似乎又回去那个司空见惯的观念，好的制度一定是激发善而惩治恶的，至少在传统的权威失去合法性的现代是这样的。
这是一本小书，很短，比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还要短小精干许多。里面的语句有时乍一看似信手拈来，但继续看下去便知须是学力深厚才能如此举重若轻。抛开了复杂的人事，专注于制度上的变更，这本书在这个角度上让人对以前的历史有了一种新的认识。传统的历史书更多是如史记一般记录事件，制度的设置都是隐藏在纷繁的人事之后的。在这本书里，将政治制度单拎出来讲，对非治史的读者而言，是的确方便许多。
钱穆写这本书时，恰是中华文明的低潮期，对于我们自己的历史传承，许多人都生出了怀疑之心，而倾心于英美。当时不乏倾向于对历史绝对否定的人，所以在该书中，钱穆反反复复地提到了一个意思，评价古代的政治体制要结合当时的历史情况，绝不能以一句封建腐朽就来一棍子打死。既然当时的政治体制可以如此建立，就说明在某种程度上它是符合当时的国家状况的。如此从这本书中，也可以使得更多的人了解历史中那些起起伏伏，对自己的国家历史有更好的理解，而远不是一句封建专制能概括得完的。
看这本书，有两点感受较深。
一是，久而久之制度都会失去自我调节的能力，和现实状况脱节。这使得在朝代的后来，都无法通过自我调节来解决新的问题，由此只能来一次又一次的改朝换代，方能让国家机器在废墟中重新开始。除开宋朝这种先天国防弱势的之外，其他朝代更多的是在土地政策或者税赋政策，亦或人事政策上出了问题，埋下了动荡的隐患，然后在战火中覆灭。读完后感觉这种僵化似乎无一例外，就算是有所谓中兴亦或变法，也多是以失败告终，更多的还是无济于事，只能迎来最后的改朝换代。
ispower”这里的power也可以解释为权力。权力是希望继承的，是希望能够可控地传承的，或是积极地扩张，但这种个人的愿望和国家的需求又是相悖的。由此裂缝产生的破坏力，又会是改朝换代时的那最后一根稻草，就如明朝一般。如何处理好官僚集团，文人集团和国家与国家机器之间的关系，又是历代的变革核心之一。但最终走到清朝时，这种改变也走到尽头，毕竟满清是外来政权，对于政治体制的设计，考量更多的还是如何稳定自身的异族统治，此处的私心不是以往的汉人政权所有的。而对官僚系统与文人集团的关系进行平衡，几乎每个朝代都在进行着这种动作，由此看来，或许49年后的种种动荡也有这一意味。
如果有时间，一口气看上两遍三遍多好啊。现今时代虽然书籍泛滥，然而大浪淘沙，经过时间洗礼的经典果然是经得起推敲细阅，很难有书在看第一遍中段时候就想着什么时候要看多一次，其内容博大，深入浅出又梳理得透彻清晰。
书中讲到中国史里五个最重要的朝代：汉唐宋明清的政府组织、经济制度、选举制度、考试制度、兵役制度等，可由中一览中国历史之全进程。
钱穆讲历史总结如下几点精髓：
1.讲一代的制度，必先精熟一代的人事，若离开人事，单来看制度，则制度只是一条条的条文，干燥乏味。
2.任何一制度绝不孤立存在，各制度之间必互相配合，形成整套。
3.某一制度之创立，必有其渊源，不是凭空忽然而来，其消失也并非无端而是渐渐变质的后果。即是制度虽成文却也跟随人事而有变动。
4.某一制度的创立在其当时代必然有外在需要和内在用意，不为后人所了解，时代更替，制度不存，不可单凭异代人主观的意见和悬空的推论，判断一制度在其时代的实际需要和真确的用意。
5.任何一制度，绝不会有利而无弊，也绝不会有弊而无利，不该单凭时代意见来抹杀历史意见。
6.不仅要重视制度的时代性，还要重视其地域性。
7.历史的特殊性必牵连深入到全部文化史，政治只是全部文化中的一个项目，若不深切认识某一国家某一民族全部历史之文化意义，很难孤立的抽出其政治一项来讨论其意义和效用。
泱泱中华两千年，史籍浩繁，但自太史公起，多是纪传体史书，少有专述制度的典籍，而能把历代制度放在一起作对比的史书更是少之又少。钱穆先生这本书，从制度着眼，如线穿珠，从汉、唐、宋、明、清一路讲下去，贯穿起各各人事，让人豁然开朗。
钱老阅史无数，是近代治史最后一个集大成者，这本书也是写的深入浅出，各种典章故旧信手拈来。笔者学力浅薄，只能就其中几点做些思考。
一.到底存不存在相权。
宰相，按照钱先生的说法，是中国古代政府中的实际领袖。两千年国史其实就是皇权和相权相互博弈，此消彼长的过程。从汉代一路走下来，皇权日盛，相权日衰，到明代胡维庸造反，明太祖取消宰相一职，所以明清两代才是真正专制的时代。
天下之大，从秦代统一算起，疆域北起河套，南至两广，西起陇山，东至朝鲜半岛，有上千个县，事务繁多。始皇精力过人，尚自每天要批阅一百多斤奏章，后来人自难仿效。这么大的天下，一个人是无论如何管不过来的，必须有人分担，所以宰相必然存在，只是在不同的时代，会有不同的名称，分担的分量也不一样罢了。在汉代叫宰相，一人包揽，唐代是由中书令、侍郎、尚书令三人负责，宋代由中书负责行政，三司负责财政，枢密负责军事，明代由大学士票拟，皇帝本人或者司礼监太监批红，清代政务由皇帝和军机处大臣商定。不论名头如何变化，总是要有人来分担皇帝手里的权力的，这是中国国土博大、事务繁多所天然决定的。
二.宰相到底是管家还是实际领袖。
钱先生认为，宰相是政府首脑，是国家的实际领袖。皇帝只是国家权威的象征。至于后来相权衰微，是各类因素共同导致的。但这是不对的，正常情况应该是相权对国家负责，皇权只对皇室负责。
但是从上文可以看出，两千年下来相权是越来越小，皇权倒是越来越大。如果宰相是实际领袖的话，为什么却要不断受到皇室的制约。如果把宰相看作是皇帝的管家的话，这个现象就很容易解释了：主人让管家帮忙治家——遇到懒主人，管家管的就多管些;遇到勤快的主人，管家就少管些。
那么，到底宰相是实际领袖还是管家?这个应该从谁受制于谁来分析。
中国国土庞大，举国皆是自给自足的农业家庭，居住分散，参政意识淡薄。这导致了中国不可能像希腊城邦那样选举产生领袖，也不可能定期推选出代表民意的国会，所以天然地造成了不民主。不民主就会产生个体领袖——皇帝，再由皇帝来任命宰相，从而宰相受制于皇帝。所以与其说宰相是政府实际领袖，不如说宰相是皇帝事情太多管不过来，请的一个管家而已。倘若皇帝是由宰相或者内阁任命的，那样宰相方可以说是实际的领袖。
三.历代田赋政策。
历代土地政策都极其简单，虽有便于操作、避免官吏从中上下其手的考虑，但是也过于简陋了。汉代就是按田收赋，唐代实行两税制，按人收赋，宋代也是两税制，加上地方乡绅负责制，明代用鱼鳞册，按人、按田统计收赋，清代沿用明制。即不考虑田有贫瘠肥沃，也不考虑收割播种的效率不同，更遑论山民、渔民等不以耕地为生的家庭。与精巧繁复、互相牵制的政府职权系统相比，真是简陋之极了。从这一点，也可见出皇帝们视百姓如刍狗的心态。
四.清代制度得失。
清代是皇权最集中的朝代，加上自雍正皇帝创立的秘密政治，使有清一代的政治制度最为黑暗专制。但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清代的皇帝反而是历代里最为清明的。这来源于清代皇帝对皇子教育的高度重视和雍正创立的秘密建储制度。这个制度保证了太子不用早早确立，成为大家的靶子，同时皇子们为了竞争储位，也要各各勤勉。
就像钱老说的，制度永远要和人事配合起来才能发挥作用。清代没有一个好的政府职权制度，反而发展出了好的储位继承制，从而保证了每位皇帝都不至于太差劲。
五.制度的作用。
每朝都有每朝的制度，配合当朝的人事才能发挥出应有的作用。没有完美的制度，任何制度都会有死角存在。有时候越是繁复的制度，死角反而越多，这就是老子说的“法令滋彰，盗贼多有”。
所以制度绝对不是越多越好，而要视当时情况而定，针对时代特点，制定出配合当时人事的制度来，才能发挥其作用。同样的，时代前进了，人事变化了，制度也应该跟着变化，因循守旧，只能是弊大于利。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影响生产力。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钱穆先生视野宏阔，分析鞭辟入里，语言平实。这本书极薄，而内容却极厚重，值得一读再读。
。
昨晚睡不着就把《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剩下的几十页看完了，看完之后，正如没看之前某人说的，会改变自己以往对历史的看法。
这样一本书，看之前，本以为是一本如历史课本一样的书，没想到作者写的并不是那样晦涩难读。钱穆先生用很亲和的语言，以和读者对话般的方式，由浅入深，向读者展示了汉、唐、宋、明、清历代的政治得失。
这让我想起了高中时代的历史课本，我们是安徽课程改革第一年，历史课本也与以前的编排大有不同。据说以前的课本是按照编年，记叙各个时代的革命、历史事件等等，而我们那一年却已经按照政治、经济、文化、国外选修等方式来学习历史。其中政治部分则是按照年份，叙述君权相权和中央地方关系的演进来演绎历史。
所以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我就不由得联系到了我的高中历史学习的时光。当然内容肯定是有很大不同的。钱先生的`书除了从君权相权和中央地方的关系方面阐述，还从经济、赋税、考试选拔等等方面来述说当时的政治制度。()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并不都是专制的，前几朝代皇帝并不是一人专制，科举制度也是一种政权对外开放的方式。所有的制度在刚刚建立的时候也并不是腐朽落后的，也只是历经几百年后，由于各个时段具体时间情势的变化，制度变得不再好了。
从我高中历史教科书的变动也可以看出今人对待历史的一些变化。也许只是时间问题，历史终归是历史，后人自有评说。我们还是要努力让自己的浊流中自清，追求自由。
历史教人不武断。
中国古代的政治政治制度并非一层不变的，也绝非简简单单的封建专制所能形容。
首先封建一词更是与中国实际大不相符，中国古代社会的地主并鲜少拥有西方领土地主式的政治资本，地方最高权力机关多是中央力量的在地方的延伸，正是所谓中央集权(当然这同样表现为一个过程)。而即使是西周的分封制也与西方的封建制大不相同，西方的封建更多是中央权力不足以对地方进行控制，而自下而上产生的一种封建制，而西周的分封制则是中央为巩固政权而自上而下推行的一种制度。
而专制也并非完全，首先是专制的主体到底是地主还是皇权，如果是说地主专制显然并不符和实际情况，事实上，古代的科举制度在相当程度上保证了良好的社会流动性。和古代西方社会相比，古代中国可以算是一个开放社会而非封闭社会。而皇权专制尽管在明清之际发展到顶峰，但在从秦汉到唐宋很长一段时间都有着相权的制约。
2任何一种政治制度都是与文化相适应的，文化是制度合法和政权合法性的基础。
在我们谈论中国人的奴性时，并不能把古代的某一阶级假想成为一群在主观层面上刻意为之的阴谋者，或者，至少不是从一开始就这样。尽管中国政治文化中，没有人权的思想，但也绝非将民众简单地看做的奴才，中国古代崇尚的贤人政治，即有着良好德行的士大夫有着责任和义务兼济天下苍生，这里并不存在权利被剥夺的概念。所以，任何一种政治制度都是与文化相适应的，文化是制度合法和政权合法性的基础。
3、制度的激发善和惩治恶。
贤人政治的理想自然是以孔孟之道为蓝本，也有一种说辞是孔孟之道本就是地主阶级进行压迫的思想宣传工具。思想宣传工具确属于值得商榷的概念，但统治者的利用也应该是一定存在的事实，要不然孔子也不会周游列国却终不得志。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政治制度过分仰仗统治者政治德行，或者是一个不惩恶的制度，若有个好皇帝、好父母官，便是百姓之福，若碰到个坏皇帝、坏官员，便是百姓之祸。人性之恶鲜有制度性的约束。似乎又回去那个司空见惯的观念，好的制度一定是激发善而惩治恶的，至少在传统的权威失去合法性的现代是这样的。
这是一本小书，很短，比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还要短小精干许多。里面的语句有时乍一看似信手拈来，但继续看下去便知须是学力深厚才能如此举重若轻。抛开了复杂的人事，专注于制度上的变更，这本书在这个角度上让人对以前的历史有了一种新的认识。传统的历史书更多是如史记一般记录事件，制度的设置都是隐藏在纷繁的人事之后的。在这本书里，将政治制度单拎出来讲，对非治史的读者而言，是的确方便许多。
钱穆写这本书时，恰是中华文明的低潮期，对于我们自己的历史传承，许多人都生出了怀疑之心，而倾心于英美。当时不乏倾向于对历史绝对否定的人，所以在该书中，钱穆反反复复地提到了一个意思，评价古代的政治体制要结合当时的历史情况，绝不能以一句封建腐朽就来一棍子打死。既然当时的政治体制可以如此建立，就说明在某种程度上它是符合当时的国家状况的。如此从这本书中，也可以使得更多的人了解历史中那些起起伏伏，对自己的国家历史有更好的理解，而远不是一句封建专制能概括得完的。
看这本书，有两点感受较深。
一是，久而久之制度都会失去自我调节的能力，和现实状况脱节。这使得在朝代的后来，都无法通过自我调节来解决新的问题，由此只能来一次又一次的改朝换代，方能让国家机器在废墟中重新开始。除开宋朝这种先天国防弱势的之外，其他朝代更多的是在土地政策或者税赋政策，亦或人事政策上出了问题，埋下了动荡的隐患，然后在战火中覆灭。读完后感觉这种僵化似乎无一例外，就算是有所谓中兴亦或变法，也多是以失败告终，更多的还是无济于事，只能迎来最后的改朝换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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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时间，一口气看上两遍三遍多好啊。现今时代虽然书籍泛滥，然而大浪淘沙，经过时间洗礼的经典果然是经得起推敲细阅，很难有书在看第一遍中段时候就想着什么时候要看多一次，其内容博大，深入浅出又梳理得透彻清晰。
书中讲到中国史里五个最重要的朝代：汉唐宋明清的政府组织、经济制度、选举制度、考试制度、兵役制度等，可由中一览中国历史之全进程。
钱穆讲历史总结如下几点精髓：
1.讲一代的制度，必先精熟一代的人事，若离开人事，单来看制度，则制度只是一条条的条文，干燥乏味。
2.任何一制度绝不孤立存在，各制度之间必互相配合，形成整套。
3.某一制度之创立，必有其渊源，不是凭空忽然而来，其消失也并非无端而是渐渐变质的后果。即是制度虽成文却也跟随人事而有变动。
4.某一制度的创立在其当时代必然有外在需要和内在用意，不为后人所了解，时代更替，制度不存，不可单凭异代人主观的意见和悬空的推论，判断一制度在其时代的实际需要和真确的用意。
5.任何一制度，绝不会有利而无弊，也绝不会有弊而无利，不该单凭时代意见来抹杀历史意见。
6.不仅要重视制度的时代性，还要重视其地域性。
7.历史的特殊性必牵连深入到全部文化史，政治只是全部文化中的一个项目，若不深切认识某一国家某一民族全部历史之文化意义，很难孤立的抽出其政治一项来讨论其意义和效用。
泱泱中华两千年，史籍浩繁，但自太史公起，多是纪传体史书，少有专述制度的典籍，而能把历代制度放在一起作对比的史书更是少之又少。钱穆先生这本书，从制度着眼，如线穿珠，从汉、唐、宋、明、清一路讲下去，贯穿起各各人事，让人豁然开朗。
钱老阅史无数，是近代治史最后一个集大成者，这本书也是写的深入浅出，各种典章故旧信手拈来。笔者学力浅薄，只能就其中几点做些思考。
一.到底存不存在相权。
宰相，按照钱先生的说法，是中国古代政府中的实际领袖。两千年国史其实就是皇权和相权相互博弈，此消彼长的过程。从汉代一路走下来，皇权日盛，相权日衰，到明代胡维庸造反，明太祖取消宰相一职，所以明清两代才是真正专制的时代。
天下之大，从秦代统一算起，疆域北起河套，南至两广，西起陇山，东至朝鲜半岛，有上千个县，事务繁多。始皇精力过人，尚自每天要批阅一百多斤奏章，后来人自难仿效。这么大的天下，一个人是无论如何管不过来的，必须有人分担，所以宰相必然存在，只是在不同的时代，会有不同的名称，分担的分量也不一样罢了。在汉代叫宰相，一人包揽，唐代是由中书令、侍郎、尚书令三人负责，宋代由中书负责行政，三司负责财政，枢密负责军事，明代由大学士票拟，皇帝本人或者司礼监太监批红，清代政务由皇帝和军机处大臣商定。不论名头如何变化，总是要有人来分担皇帝手里的权力的，这是中国国土博大、事务繁多所天然决定的。
二.宰相到底是管家还是实际领袖。
钱先生认为，宰相是政府首脑，是国家的实际领袖。皇帝只是国家权威的象征。至于后来相权衰微，是各类因素共同导致的。但这是不对的，正常情况应该是相权对国家负责，皇权只对皇室负责。
但是从上文可以看出，两千年下来相权是越来越小，皇权倒是越来越大。如果宰相是实际领袖的话，为什么却要不断受到皇室的制约。如果把宰相看作是皇帝的管家的话，这个现象就很容易解释了：主人让管家帮忙治家——遇到懒主人，管家管的就多管些;遇到勤快的主人，管家就少管些。
那么，到底宰相是实际领袖还是管家?这个应该从谁受制于谁来分析。
中国国土庞大，举国皆是自给自足的农业家庭，居住分散，参政意识淡薄。这导致了中国不可能像希腊城邦那样选举产生领袖，也不可能定期推选出代表民意的国会，所以天然地造成了不民主。不民主就会产生个体领袖——皇帝，再由皇帝来任命宰相，从而宰相受制于皇帝。所以与其说宰相是政府实际领袖，不如说宰相是皇帝事情太多管不过来，请的一个管家而已。倘若皇帝是由宰相或者内阁任命的，那样宰相方可以说是实际的领袖。
三.历代田赋政策。
历代土地政策都极其简单，虽有便于操作、避免官吏从中上下其手的考虑，但是也过于简陋了。汉代就是按田收赋，唐代实行两税制，按人收赋，宋代也是两税制，加上地方乡绅负责制，明代用鱼鳞册，按人、按田统计收赋，清代沿用明制。即不考虑田有贫瘠肥沃，也不考虑收割播种的效率不同，更遑论山民、渔民等不以耕地为生的家庭。与精巧繁复、互相牵制的政府职权系统相比，真是简陋之极了。从这一点，也可见出皇帝们视百姓如刍狗的心态。
四.清代制度得失。
清代是皇权最集中的朝代，加上自雍正皇帝创立的秘密政治，使有清一代的政治制度最为黑暗专制。但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清代的皇帝反而是历代里最为清明的。这来源于清代皇帝对皇子教育的高度重视和雍正创立的秘密建储制度。这个制度保证了太子不用早早确立，成为大家的靶子，同时皇子们为了竞争储位，也要各各勤勉。
就像钱老说的，制度永远要和人事配合起来才能发挥作用。清代没有一个好的政府职权制度，反而发展出了好的储位继承制，从而保证了每位皇帝都不至于太差劲。
五.制度的作用。
每朝都有每朝的制度，配合当朝的人事才能发挥出应有的作用。没有完美的制度，任何制度都会有死角存在。有时候越是繁复的制度，死角反而越多，这就是老子说的“法令滋彰，盗贼多有”。
所以制度绝对不是越多越好，而要视当时情况而定，针对时代特点，制定出配合当时人事的制度来，才能发挥其作用。同样的，时代前进了，人事变化了，制度也应该跟着变化，因循守旧，只能是弊大于利。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影响生产力。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钱穆先生视野宏阔，分析鞭辟入里，语言平实。这本书极薄，而内容却极厚重，值得一读再读。
这是一本我看了之后爱不释手，并且向身边人强烈推荐的书。被称为神作不是没道理的，很少遇到过让我在短时间内反反复复，看了又看，划了又划的书。
书虽然很薄，可是知识点之密集到让人眼花缭乱的地步，即使你完全不同意书中的观点，你也必须承认看他的书能长很多见识。
对于汉唐为何而强，明清为何而颓的分析非常到位，所谓的黑暗专制并不是一言两语能说清的，可能更多有当时人的妥协平衡与无奈，能够体会到钱常说的对古人常保留一丝温情和敬意背后的深意。
严格说起来，钱穆是经学家，而不是专业的史学家，这本书难免会有史料上的未及之处和漏洞，我们看个总体的分析就好。
从分权和集权的角度。
大体的趋势是地方权力逐渐向中央集权的过程。
汉代的地方政治制度可能是最优秀的，地方大员和中央官员在待遇和地位上都基体上平级。
唐代的中央政治制度则比汉代要更政府化一点，地方权力开始减弱。表现在地方大员的下属也必须由中央安排。
宋代开始向中央集权的统治方式靠拢，地方官员的权利也进行了分拆，削弱地方财政。
明代则更加集权，地方官员的权利进一步分拆细化，进一步削弱地方财政。
清代因为是部族统治的缘故，将集权发展到了极致。
当然分权也不一定是好事，带来的后果也很严重，就是中央一旦衰弱，就无法控制地方的豪强化，进而反过来下克上，造成魏晋南北朝和五代十国的乱象。宋代也是总结了这个教训而进行中央集权。
中央集权好处在于使得地方衰弱，无力对抗中央；但在外敌入侵的时候却难以形成凝聚力，一旦中央政府被击破，基本上就是国家的整体灭亡。
当代商业上可以参考中国移动在各地分公司权力大的时候，展现出的活力和创新力，以及在权力回收总公司后，展现出来的官僚化和迟缓化的表现。
从皇权和相权的角度。
大体的趋势是皇权逐渐压倒相权，最后完全吞并相权的过程。
汉代的皇权相权是共治关系，甚至相权在实权方面更多，管得也更多。
唐代相权开始削减，从个人负责制，拆分为三个衙门的委员会形式。
宋代相权进一步削弱，没有兵权、财权、用人权和监察权。
明代取消了名义上的宰相，要行使宰相的功能则成为了权臣才敢做的事，皇帝只依靠内阁这种秘书处来办公。
清代在内阁基础上增加了军机处，实行皇帝政务不公开的秘密政治。
中国的皇相两权，比较类似董事长和ceo的关系，创始人需要有能力的人才为自己和子孙后代服务，然而要担心的是，权力放出去以后，还怎么保障自己和子孙后代的权力。
“田代姜齐”的故事并没不是孤例，历史上相权到达了顶点的最著名事件，是有名的“穿越者”王莽。当代商业上可以查看国美电器的黄光裕和陈晓的故事。
从经济的角度。
经济的问题比较复杂，大体趋势是从一开始的力役、兵役、土地税都要交纳，逐渐变为只有财役税收统一的形式。
汉代税收较轻，有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次长时间免收田租的时代，需要全民服兵役、力役，可以通过付钱回避服役。不过国家对人民的责任不多，民间经济也更自由。
唐代的“租庸调制”是力役、财税都要缴纳，不过总体税比汉代更轻。并且国家对人民责任更多，比如土地政策上的“计划经济”,后来转为“两税制”,变为自由经济。
宋代将五代时期力役、财税都交纳并严重毁灭地方经济的“差役法”,改为花钱消灾的“免役法”,从此中国人再也不用服“力役”了。兵役制度采用了以终身雇佣形式的“募兵制”.
明代从一开始的依据人口统计的土地统计的财税制度，走向了只收田赋的“一条鞭法”,不过收银不收粮的形式，让人民还要受到商人的再次剥削，而国家也因为银本位的制度而造成国家资源被西班牙掠夺（中国缺少白银资源，“元”这个字来自于西班牙）。兵役则采用了唐代的“府兵制”.
清代的经济钱穆没有说，我觉得可以一说的有康熙的“永不加赋”这样的理想主义政策，雍正的“火耗归公”、“养廉银”这样的现实主义政策。
从力役、兵役、财役都要交纳，向只有财役税收这样的转变，主要是因为古代的通信水平落后，兵役、力役需要精密的人口管理统计，需要长时间付出极大的精力物力和人力，所以最后都转向了相对简单的土地税收形式。而长期只收土地税又会让力役、兵役再次开始征收，导致人民压力越来越大。
而土地买卖的自由化则会造成大量的土地兼并，加上人口的增多，工商业的不发达，当生产力和人口关系达到临界点的时候，古代人类难以摆脱的“马尔萨斯陷阱”就会一次一次的重来。
从人才选拔的角度。
大体趋势是从贵族、大族垄断向门第，再向全民开放；从推举到考律诗到经义，再到考八股文。
汉代人才是“选举”制度，比如地方推举，官员推举，举“孝廉”等形式。
唐代中国人拥有了考试的科举制度，把进仕之路向全国人开放，但依然以门第为主。
宋代门第势力已经衰落，科举制度真正的走向了全国人。
明代整合了宋代考“经义”不够严谨客观的事实，开始考变相的律体经义“八股文”.
清代出于异族统治的需要，在考试上为满族等统治民族增加了更多的名额和更简单的上升渠道。
中国的人才选拔制度在世界上的很长时间都是非常先进的'，而且也是中国的政治官场中少数几乎没有贪污舞弊的，这样的制度保证了最优秀的人能进入政府机构。不过成功模式被人为的的单一化，也造成了最优秀的人不愿进入工商阶层等其他空间。
读后感。
1、政治制度离不开当时的人事，脱离了人的动机这个关键，制度就只是单纯的条条框框。
2、政治制度不会凭空出现，也不会凭空消失，各个时代的制度之间，各个制度都有潜在的联系和交织。
3、看上去很好的制度也有变坏的一天，看上去很坏的制度在设立之初往往也来自于良好的用意，因为整个世界都是在不停变化的，不要以现代人后世所处的世界准则来抹杀已往的历史。
4、决定制度的关键是文化，决定文化的关键是民族，决定民族的关键是生活习惯，决定生活习惯的是作息，决定作息的关键是自然环境，决定自然环境的是地理。所以制度的决定一定是受到了多种因素影响的结果。
5、对历史和过去带着一些敬意和温情，一个时代的人只能做好一个时代的事，而人类是一代踏着一代的肩膀才站立起来的，不要因为有过黑暗的部分而将整个历史都全部抹杀了。这也是我不喜欢黑格尔和他的门徒们用国外的单一角度对中国历史的负面评价的原因。
最后再以钱穆的话作为结尾。
“我们不要说中华民族衰老了，它的文化不行了，那些空洞话。我们要分析那时的具体事说，换言之，我们要找出历史材料，来说明当时究竟失败在那里。”
“不要以时代事实取代历史事实，历史事实纵然有过失但总有其当时的存在意义，万不可将历史之过失全盘否定。只有学习得，借鉴失才能对当下改革有积极意义。”
看到这些话，再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真真切切的能感受到大师在主流的“民族虚无主义”下的执着和坚持。
前段时间，我们中青二班三支部主要学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模块，几位老师的精彩报告和实践教学，让我对“民主政治”这个主题有了更深的认识，也让我充满兴趣、充满热情地读起了史书，特别是渴望重回中国历朝历代寻求政治体制的发展和变化。于是，我读起了钱穆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就我国汉、唐、宋、明、清五个朝代的政府组织、百官职权、考试监察、财经赋税、兵役义务等种种政治制度作了介绍和对比，叙述因革演变，指陈利害得失，既总括了中国历史与政治的精要大义，又点明了近现代中国人对传统文化和精神的种种误解。可以说，该书是一本简明的中国政治制度史，非常精彩。
首先谈谈对汉朝的认识。可以说，汉朝是吏治相对较好的一个朝代，官员总体人数少，只有中央和地方两级，而且中央和地方官员之间的流动属于正常行为，没有高低之分。汉朝的经济发展也还可以，“三十税一”，总的来说老百姓的税收是相对低的。皇帝和宰相分工也非常明确，君权和相权大致是并列的，宰相具有管理政府的实权。汉朝的选举是举荐制，理念是很好的，不过举荐制也有不公平的地方，就是只有富人才有条件读书，穷人失去读书和当官的机会。
再谈谈唐朝，唐朝和汉朝时我国历史中最为鼎盛的时代。看看唐朝的政治体制，相权被分割了，分成了三省六部制，不过呢，相权还是有的，只是相互牵制罢了。地方管理和汉代就有差距了，县的数量增加了。再说选举，汉朝是采用科举制的，这个制度对于选拔人才更有效了。府兵制的军事制度，后来也还是出了问题了，形成了军事割据。
书中谈的的第三个朝代是宋朝，宋朝是文人治国，但政治体制太弱了，特别是军事上，以防守为主，不敢进攻，节节败退。宋代的中央政府的首领宰相被进一步削掉了军权和财权。而钱先生在表现士族政府对于皇权的退让时，以宋初宰相让座的缘由出发对于历史演变剖析的入木三分。宋之于唐，一切因循承袭。有变动的，只是迫于时代，迫于外面一切形势，改头换面，添注涂改而已。只能说有变动，却不能说有建立。宋之于唐，似东汉之于西汉，有事而无政。有形势推迁，无制度建立。
到了明朝，朱元璋取消了宰相，这个对于太祖本身来说是没什么问题的，但给后面的皇帝埋下了祸根。取消宰相意味着皇帝专制，对于打江山取得政权的太祖来说，是可以的，但是越往下的后代，实际上是很多困难的。虽然后来也新设了内阁大学士，但此职位官位太低，作用不大。到了后面，甚至还出现了太监干政，皇帝的事情让太监代劳，太监成了“真皇帝”，长期以往，被清兵取代也是必然。明朝的选举制度还是科举，可是已经变成八股文了，按作者钱穆先生理解，八股文其实就是另一种形式的律诗。
最后，是关于清朝，对于清朝，我和作者钱先生的观点是一致的，如果说前朝治国理政都还是制度的话，那么清人治国只能说是玩弄法术了。清代的中央政府在钱先生眼里就是一个部族统治的工具，以至于皇帝的集权达到了最高峰——设立了军机处。这个原因很简单，因为清朝背后是整个满族，他们首先考虑的是部族的“私利”，以致后面发生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等等，想要得到清人的绝对支持，那是很难的，甚至有一部分势力是反对的。
钱穆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的文字虽然不多，但贵在语言精辟、观点鲜明，在历史中看历史，以其必然性、偶然性和当时的实际要求来检讨得失。《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的总结也很精彩，它基于对历史上传统政治体制的历时性分析，得出对中国当代政治制度现状及未来政治发展态势的预判，可谓字字珠玑，句句在理。在我看来，我国文化的得失能够被钱先生简洁明了，深入浅出的娓娓道来，确实佩服。
本书读的有点懈怠了，读的心得少了，昨天最有心的一句话就是，考试只能识别人才，不能培养人才，过去中国人才的培养在于贵族，在于门阀，在于上层人士的耳濡目染，这些东西，可能听起来，让人很难接受，但是确实是这样的，不能不承认。细细品才能品出其中的真是部分，钱老什么话也敢说，因此对于本书我觉得还是要认真的学习，争取今天晚上把这本书学习完。
昨天学习的明代的制度，提到了张居正，这可是中国一个十分有争议的人物，作者的观点我觉得还是很客观的，他既承认了张居正确实对于明代社会做了很多贡献，但是也分析了当时人们一直反对他的根本原因，制度限制了张居正的作为，是他在当时不被认可的是制度，因为内阁真的不是宰相，但是他却做了宰相应该做的事，中国这个社会对于名分的要求还是很高的，必也，正名呼。
还提到一个人，就是第一能臣曾国藩，现在才知道，翰林是什么，它是中国古代对于读书人的最高礼遇，你考试好了，那国家就许你一个好未来，然后你专心学习，学习很多东西，学习如何做官，如何处事，当时不明白，曾国藩又不是什么要员，为什么地方政府，每年要给他们过年送供奉，原来他们以后一定会做官呀。
学习历史还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学习的效率，和学习的时间，读书因该是学习的一种休闲，不应该成为主要部分。
正如我不知哪里看到的某人所论，钱老的叙述里头，读得到对旧的中国政治制度满心的怜惜。结合这本书写作的环境看来，也从钱老在书中的总论里读出，著史之人能力避盲目批判之风，从受到万人践踏的“封建腐朽”之中捡起对传统政治的尊敬，乃是真学者。我以为这也是钱老写书讲演用意所在。
但此书由此也有个弊端，就是在这种对传统文化的怜爱之下，则有些结论的得出还真是有待商榷。如果我后面有了更深的阅读，那么钱老的这种偏袒则更加清晰明了了。尤其是讲清朝制度那一篇，开篇一段话就把清朝制度贬到了街边弃蓆不值一提的程度。大概，我们每个人对自己曾身处的时代，因为见惯了它的制度暗面，所以还真叫人生不出半点同情。恨不得亲自将它扫进历史的垃圾堆才可解心头之恨吧。
不过总而言之，这本书算是中国古代史启蒙最佳普及读物之一了。
从年前一直读到年后，断断续续竟花了大半个月的时间才读完这本小小的书。读此类学术性很强的书籍，我向来读的慢。不过每天读一点，反倒读的下去。
豆瓣书评中，很多书友说书读起来稍感艰涩，因其艰涩难免让阅读枯燥无趣。诚然，钱穆先生在书中的用语和现如今的大白话相差甚远，但我反而觉得，书中的遣词造句尽显大家风范，很多语言和描述都值得反复品味。用某豆瓣友邻的话来说，别人需要长篇累牍才能讲明白的事情，钱穆先生三言两语便能道个明白。
读了这本书，我愈发觉得，天下道理，无不相通；讲政治的书，如果仔细体会，深谙其意，何尝不能用诸生活和工作中，甚至对人生有启发意义。
下面是几点读完本书的感受，记录之。
可能是受初高中历史教育的影响，也或许受影视剧荼毒，在不少人的观念里，对于中国古代的政治和皇帝往往都是“专制”“皇权”等等刻板映像。但是在书中可以看到，汉唐宋时期的皇帝并非独裁专制，“皇权”是受到“相劝”的制约的；到明代时，宰相虽被明太祖撤掉，但明朝皇帝依然受制于当时的制度，绝非专制；直到清代时，才实现了专制，但也并非皇帝个人的专制，而是皇帝背后的满洲部族的专制。但清代的专制也有其历史原因所在，绝不同于前朝历代。
而我们后世人好像以一清代就代替了历朝各代，确实既不客观又不公正。
这一点认识对我的冲击算是比较大的，自己笃信了十几年的事情，忽然间发现并不是那么回事。
推而论之，生活中有多少我们觉得是对的、深以为然的事情，可能并非如此，但是因为我们相信它是对的，便不会去追究其真伪，所以如非机缘巧合，我们也就没有办法去了解背后真相。
钱穆先生在书中说：“任何一制度，决不会绝对有利而无弊，也不会绝对有弊而无利。”
后世人看待古代政治制度总习惯以“封建、专制”一言以蔽之，先不说光谈专制本身就是偏颇的，只说封建也不一定就是错的、不好的，细论起来，如果一个制度在其产生之初就是错的，断不会延绵数十年乃至数百年，必然是其产生之初利大于弊才会被大众所接受。
现代人总说中国的教育制度不如国外，但中国的教育制度延绵数千年，自有其道理在。我们也不能一棒子抡死。
钱穆先生在书中反复强调，要讲某一代的制度得失，必须知道此制度实施时期有关各方意见之反映，也既“历史意见”。
而后世人单凭自己所处的环境和需要来批评历史上已往的各项制度，用“时代意见”裹挟“历史意见”，未免是站在上帝视角。
这让我想到，作为互联网从业者，有时我们习惯性去点评别家的产品，大有一副指点江山的架势；但是抛开每个产品内部的环境和条件，以及其他我们不可知的背景，我们妄自评判实在可笑。
任何制度都不是一朝空降而成也不是一夕拔地而起的，自有其历史因由。
有些事情孤立地去看，只站在事情发生的当下去看，很可能看不清楚看不明白，但是如果往回看看，追究事情发生的起源和历史，却能得到更深刻的认识。
推而论之，我们现在的所有处境，都是我们的过往造就的；遇事只停留在当下埋怨，不妨回到过去寻求原因。
最后一点让我影响很深刻的是自汉唐以来就存在的谏官制度。
书中描写，唐朝皇帝和宰相议事时，谏官可参加列席。有时宰相不便同皇帝直接讲的话，谏官却可直言；但谏官本身阶位却不高，皇帝听其言，是因为谏官本身职责便在谏言，不关乎其身份高低。
这让我联想到，如果我们在工作中，可以抛开对个人的偏见，仅就其职责和专业性看，沟通是不是会更顺畅；在此前提下，即使大家互有争论，但只从职责看，也断不会有大的不良影响。
今天拜读完钱穆大师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掩卷沉思，写一些自己的感想。
书更正了我的历史观，我原以为民国以前的朝代都是封建社会，其实这个观点是错误的，秦汉以前夏商周战国春秋时代的才是真正的封建社会，包括秦汉以来的完成统一的历朝历代都是中央集权政权。
以前我以为中央集权就是皇帝说了算，属于专制独裁，其实这观点也是错误的。钱穆大师分析了秦汉宋明清五代，我个人认为是相权和皇权相互博弈制衡，共同组成中央集权政治，天下不是只有皇帝一个在管理。历史上，往往是皇权去侵害相权，造成相权和皇权失衡，给未来留下了隐患。
学到了历史意见和时代意见的辩证看待。教育我看待历史某个事件或人事，不能只以时代意见去评价思考，要考虑历史意见，应该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历史的局限性”。
历朝历代每一项制度的制订，制订人的出发点是好的，没有恶意，但随着时间流逝，人事就会慢慢把一个原本好制度，变成一个坏制度。所以政策制订要随时代发展，不断修正发展，如果死守老制度，早晚老制度会阻碍社会发展，最终不可收拾，造成难以挽回的结局，只好推倒重来，好像掉进了循环，怎么都挣脱不了。
国家的财富，一定要藏富于民，或者说藏富与地方政府。如果一个国家的财富，都集中在中央政府的话，那地方政府就会慢慢失去发展繁荣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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泱泱中华两千年，史籍浩繁，但自太史公起，多是纪传体史书，少有专述制度的典籍，而能把历代制度放在一起作对比的史书更是少之又少。钱穆先生这本书，从制度着眼，如线穿珠，从汉、唐、宋、明、清一路讲下去，贯穿起各各人事，让人豁然开朗。
钱老阅史无数，是近代治史最后一个集大成者，这本书也是写的深入浅出，各种典章故旧信手拈来。笔者学力浅薄，只能就其中几点做些思考。
一.到底存不存在相权。
宰相，按照钱先生的说法，是中国古代政府中的实际领袖。两千年国史其实就是皇权和相权相互博弈，此消彼长的过程。从汉代一路走下来，皇权日盛，相权日衰，到明代胡维庸造反，明太祖取消宰相一职，所以明清两代才是真正专制的时代。
天下之大，从秦代统一算起，疆域北起河套，南至两广，西起陇山，东至朝鲜半岛，有上千个县，事务繁多。始皇精力过人，尚自每天要批阅一百多斤奏章，后来人自难仿效。这么大的天下，一个人是无论如何管不过来的，必须有人分担，所以宰相必然存在，只是在不同的时代，会有不同的名称，分担的分量也不一样罢了。在汉代叫宰相，一人包揽，唐代是由中书令、侍郎、尚书令三人负责，宋代由中书负责行政，三司负责财政，枢密负责军事，明代由大学士票拟，皇帝本人或者司礼监太监批红，清代政务由皇帝和军机处大臣商定。不论名头如何变化，总是要有人来分担皇帝手里的权力的，这是中国国土博大、事务繁多所天然决定的。
二.宰相到底是管家还是实际领袖。
钱先生认为，宰相是政府首脑，是国家的实际领袖。皇帝只是国家权威的象征。至于后来相权衰微，是各类因素共同导致的。但这是不对的，正常情况应该是相权对国家负责，皇权只对皇室负责。
但是从上文可以看出，两千年下来相权是越来越小，皇权倒是越来越大。如果宰相是实际领袖的话，为什么却要不断受到皇室的制约。如果把宰相看作是皇帝的管家的话，这个现象就很容易解释了：主人让管家帮忙治家——遇到懒主人，管家管的就多管些;遇到勤快的主人，管家就少管些。
那么，到底宰相是实际领袖还是管家?这个应该从谁受制于谁来分析。
中国国土庞大，举国皆是自给自足的农业家庭，居住分散，参政意识淡薄。这导致了中国不可能像希腊城邦那样选举产生领袖，也不可能定期推选出代表民意的国会，所以天然地造成了不民主。不民主就会产生个体领袖——皇帝，再由皇帝来任命宰相，从而宰相受制于皇帝。所以与其说宰相是政府实际领袖，不如说宰相是皇帝事情太多管不过来，请的一个管家而已。倘若皇帝是由宰相或者内阁任命的，那样宰相方可以说是实际的领袖。
三.历代田赋政策。
历代土地政策都极其简单，虽有便于操作、避免官吏从中上下其手的考虑，但是也过于简陋了。汉代就是按田收赋，唐代实行两税制，按人收赋，宋代也是两税制，加上地方乡绅负责制，明代用鱼鳞册，按人、按田统计收赋，清代沿用明制。即不考虑田有贫瘠肥沃，也不考虑收割播种的效率不同，更遑论山民、渔民等不以耕地为生的家庭。与精巧繁复、互相牵制的政府职权系统相比，真是简陋之极了。从这一点，也可见出皇帝们视百姓如刍狗的心态。
四.清代制度得失。
清代是皇权最集中的朝代，加上自雍正皇帝创立的秘密政治，使有清一代的政治制度最为黑暗专制。但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清代的皇帝反而是历代里最为清明的。这来源于清代皇帝对皇子教育的高度重视和雍正创立的秘密建储制度。这个制度保证了太子不用早早确立，成为大家的靶子，同时皇子们为了竞争储位，也要各各勤勉。
就像钱老说的，制度永远要和人事配合起来才能发挥作用。清代没有一个好的政府职权制度，反而发展出了好的储位继承制，从而保证了每位皇帝都不至于太差劲。
五.制度的作用。
每朝都有每朝的制度，配合当朝的人事才能发挥出应有的作用。没有完美的制度，任何制度都会有死角存在。有时候越是繁复的制度，死角反而越多，这就是老子说的“法令滋彰，盗贼多有”。
所以制度绝对不是越多越好，而要视当时情况而定，针对时代特点，制定出配合当时人事的制度来，才能发挥其作用。同样的，时代前进了，人事变化了，制度也应该跟着变化，因循守旧，只能是弊大于利。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影响生产力。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钱穆先生视野宏阔，分析鞭辟入里，语言平实。这本书极薄，而内容却极厚重，值得一读再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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