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读书心得是一种对个人阅读经历和感悟进行沉淀和记录的方式。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搜集的一些读书心得范文,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启示和灵感。
初读这套书已经是一年前的事情了。现在重新翻看一点也不觉得乏味,而是又会马上被那独特的视角、精确的记叙和精彩的评论深深吸引。这套被称为“新货殖列传”的“企业史记”的确值得每一个关心中国经济发展、社会变革和国家命运的人精读和珍藏。尤其是我们这些出生在这三十年前半段、并且在经济领域工作的年轻人,更应该仔细阅读和认真思考,了解我们所成长的时代发生了怎样的巨变。形势比人强。只有我们把握住时代的脉搏,才能因势利导,取得进步。
首先,我觉得这本书有几个写作特色。
一是编年体和标题语。作者把这三十年罗列开,一年一章,逐年叙述,又穿插对相近年份的比较和类似事件的评述,让读者比较容易把握时间坐标,还能够触类旁通,自己挖掘贯穿全书的诸多线索。作者还用几个字的短语或短句分别作为每年的标题语,如1981年“笼子与鸟”,1992年“春天的故事”,20xx年“入世与出局”等,都准确提炼了每年的大事,提纲挈领,一目了然。对现在许多不谙历史的年轻人来说,这种按时间线索进行的梳理和总结最为直观和有效。
二是春秋笔法和民间视角。作者吴晓波是财经记者出身,与书中很多人物都有过交流。他在这套书里并没有打官腔、唱高调,而是以一个亲历者和记史官角度,以思考者和知识分子的情怀,对事件和人物尽量如实记叙,娓娓道来,字里行间让我们既能看到重大事件原貌,又能感受到他对人物前途、民族命运的殷切关心。这一点给我印象最深之处就是对健力宝之父李经纬的描绘。作者真实地写出了在那个并不遥远的年代,一个企业家与政府在企业产权问题上的博弈和必然失败的结果,也配以那幅几乎是整本书最具震撼力的照片——李经纬在公司股权被转让他人的仪式上泪眼问苍天——和文字来说明一个创业者在特殊环境下的悲情和无奈。这正是作者理性和感性的结合。
三是似曾相识,志在高远。读这套书,让我联想起茨威格的《人类群星闪耀时》和曼切斯特的《光荣与梦想》两本书。吴晓波毫不掩饰对前一本书的崇拜,认为它“令人血脉喷张,激动难以”。在《激荡三十年》中,那挥之不去的浪漫主义色彩和对历史性重大事件的着重描绘正是茨威格的血脉。而后一本书的文体可能对吴的影响更大,无论是编年体裁还是“企业人物史”单元,更像是对曼切斯特致敬。这两本书一个是薄薄的册子,一个是厚厚的巨著,却同样是传记中的经典。《激荡三十年》一书吸取前者之魂,后者之体,既是对前辈伟大传记的效仿和超越,又填补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企业史的空白,其志不小。另外,现在吴晓波作为专栏作家还在用同样的笔触记叙晚清和民国的企业和企业家,传承了他在本书中的一贯风格。
回到本书。我很喜欢这套上下两册的传记,因为它不仅具有很强的史料价值,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引人深思:
第一,在中国从事商业活动,不懂政治是最大的风险。要知道,这段三十年传奇的起点就是政治因素引发的。其间,“腾笼换鸟”,南巡讲话,产权改革,宏观调控等等,政治或者说政策上的变化让人应接不暇。在这跌宕起伏的三十年里,很多企业和企业家因为把握政治脉搏能力的不同而得到了完全不同的命运。我们既能看到李经纬、仰融在政企博弈中的悲剧,也能看到鲁冠球、柳传志如何老树常青;既为铁本戴国芳和复兴郭广昌在同一轮宏观调控中的不同结局而唏嘘,也为“温州八大王”在“投机倒把”罪名下的共同苦难而慨叹。
这对我们有着深刻的教育意义。企业在经营活动中应时刻保持对政治和政策的敏感度,在行业选择、经营地域、资金调配等诸多方面顺势而为,才能趋利避害,发展壮大。
第二,企业经营必须要有社会责任意识和道德感。改革开放三十年,是中国企业从幼稚走向成熟中的一个阶段,是中国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中的一个阶段。改革开放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种财富失衡刺激着普罗大众的神经,只要能赚到钱什么都可以做,所以保健品不求实效只拼广告、南德牟其中天马行空要炸珠峰、证券市场庄家横行丑闻不断等等,乱象横生,不一而足。企业经营的目标是盈利,不过企业的生命来源于社会,必须要对社会和公众负责。责任和道德感的缺失是中国企业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企业对消费者不负责任,消费者反过来就不信任企业。信心缺乏造成经济负外部性过大,交易成本居高不下,经济效率难以提高。不解开这个死结,中国的市场经济不可能得到长远发展。
最后,中国企业在这三十年里出现的很多问题仍然未能得到解决。我们现在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仍然在摸着石头过河,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从《激荡三十年》里,我们看到沈太福集资如何让人倾家荡产,吕梁和德隆系如何在股市坐庄,各种富豪排行榜如何变成“落马榜”。直到今天,这些问题仍然一再出现:就在数天前,号称“民间天使投资第一人”的刘晓人涉嫌非法集资被捕,他与沈太福一样是个“包装高手”,只不过换了个创投概念而已;现在的股票市场仍然庄家遍地,这是证券界“公开的秘密”,只不过资金量更大,手法更隐蔽;至今很多有钱人仍然畏惧上富豪榜,前首富黄光裕的锒铛入狱又一次验证了“福布斯咒语”。这也是我读完此书后最大的遗憾:中国的市场机制仍不够完善,我们的政府、企业和个人在解决这个问题上任重道远。
当然,我们不能因为出现了一些问题而因噎废食,裹足不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生的巨大变化和产生的重大进步是不容抹杀的。如今,我国gdp已经从三十年前的世界第十上升到第四,与在金融危机之下欧美国家惨淡经营相比更是蒸蒸日上。《激荡三十年》中记叙的企业史,正是这三十年发展的一个绝佳注脚——企业是微观经济层面最为活跃的个体,在当今世界,企业的兴衰在一定意义上也就是经济的兴衰,国家的兴衰。
其实,历史记叙是冰冷的,事件亲历者的悲欢离合对于他们自己是刻骨铭心的,对于我们读者却只是印在这几百页纸上的文字。历史记叙也是残酷的,那些被读者认定的成功者和失败者,似乎就此已盖棺定论,胜王败寇。历史记叙还是狭隘的,作者所处年代、所掌握材料和所持观念往往会影响记叙的真实性。
因此,我们喜爱《激荡三十年》,却不能过于迷恋它。它无法告诉我们仰融此刻在大洋彼岸是何心情,无法告诉我们牟其中是否能东山再起,无法告诉我们郭广昌再面对宏观调控会有何作为。这些都需要我们超越图书,自己去寻找答案。也只有自己勤于思考、善于总结、勇于实践,我们才有机会超越前辈,超越这段历史,在下一个三十年的伟大历程中为祖国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为了响应学习型团支部—读书月活动的开展,我从我们08二支部读书月第三期活动推荐书单中选中了这本扣人心弦的书——《激荡三十年》。
《激荡三十年》这本书叙述了中国的企业家们在1978-20xx这三十年中的奋斗历史,它也是一部中国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瓦解,祖国崛起的历史。本书通过一个个企业家的成功或者失败,勾勒出了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发展进程。就如作者吴晓波自己所说的:“要完成一次跨度长达30年的宏大叙事毕竟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挑战,我的学术基础、掌握历史的经验、创作的技巧和方法论,甚至是我的时间和体力等等,都面临空前的考验。”他站在民众的角度,以真切而激扬的写作手法描绘了中国企业在改革开放年代走向市场、走向世界的成长、发展之路。
书中记记载了祖国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年里,数百位企业家的成长经历,如王石、刘永好、任正非、柳传志、史玉柱等这一代人的发家史和奋斗史以及像丁磊、陈天桥、马云、江南春、求伯君这一代在中国it界叱咤风云的精英人物,并且记述了年广九、孙大午、褚时健、牟其中、唐万新、禹作敏、张国等经历了命运沉浮的商业。其中有柳传志、张瑞敏、王石、马云、吴仁宝等成功的典型,也有禹作敏、牟其中、姬长孔、沈太福等昙花一现的悲剧人物。无论如今他们依旧被鲜花簇拥,或者沦为阶下囚,他们见证了经历激荡三十年里中国企业所有的兴衰荣辱和世事变迁,他们是这个时代的骄子和民族财富。
读完这本书后,我思绪万千。回顾中国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我明白一个道理:永远都不要忽视蕴藏在民间的巨大的、可畏的、令人尊敬的顽强生命力和创造力。如网易丁磊若干年后讲的那样,“在三十岁之前,我最大的收获不是赚到两三个亿,而是有过亏掉两三个亿的经历”。牟其中和储时健们更应该赢得我们的尊敬和感谢,他们从未输给过市场本身,他们输给的是体制,他们输给了他们无法超越的意识束缚,他们的失败给前进中的改革上了最深刻的一课。改革开放,归根到底就是解放曾经被牢牢束缚的人性,让人性释放出伟大的光芒,为我们指引向一个无法预知的未来。
三十年的中国企业奋斗史,在历史的长河里只能算是很短的一段,但它创造的财富是巨大的。随着历史潮流的不断前进,我们要善于抓住机遇。正如一位网友评论的:“在历史的机遇面前,有人窥见先机,一跃而起抓住了机遇,获得了飞跃的发展和急速的膨胀;有人随改革的进程,在不断廓清思路的拉锯中起起伏伏;亦有人始终站在政策的前端,捞取着转型时期中国经济的厚利;还有更多的人,他们以自己的勤勉、奋斗在这个英雄的年代,大写英雄的历史。”
我始终相信“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如今大三的我们快面临一个就业问题,在我们踏进社会的圈子里,会有困难、沉浮、甚至低谷,但是只要我们向书中的企业家们学习,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勇敢地面对困难,一切的障碍都会成为我们的垫脚石,激励着我们前进。
“这是最好的年代,这是最坏的年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春;人们面前有着各种事物,人们面前一无所有;人们正在直登天堂,人们正在直下地狱。”
——题记。
正如狄更斯在双城记开头所言,一个大时代从来不可能简单的一眼望穿,而是错综复杂令人深思。《激荡三十年》的作者吴晓波本身就充满传奇色彩,作为拥有岛屿的作者和商人,他不仅从事着出版事业,同时也雷打不动的坚持着每天写作的习惯。既有文人的情怀,又有商人的干练和精明。纵然外界对自己褒贬不一,却依旧云淡风轻、坦然面对,并用自己的智慧和阅历告诫年轻人“不要着急、不要焦虑”。
作为一本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经济发展简史,《激荡三十年》以记者独特的视角讲述了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中国企业的发展。可以概括为国营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三股势力斗争的协奏,无数企业家与改革家们共同谱写的强国之歌。作者让我们用另一种方式感知离我们最近也是最为重要的中国经济改革史。跟着作者的笔触细细感受三十年中每一个充斥着“原罪”的商业故事,让我总是忍不住感叹时势造英雄的同时,被每一个人物、每一个故事所震撼折服。
在这激荡的三十年中,无数企业家的名字留在历史的长河里,他们有的成功抓住机遇、登上了成功的高峰;有的却在博弈的棋盘上一步走错、满盘皆输。他们的命运让我或羡慕或唏嘘,但无疑这群思维敏捷、懂得把握时机又敢于果断行动的企业家,在这个艰难的时代步履维艰不断向前,克服着种种困难,不顾法律、制度、政策、观念的壁垒和束缚,在前行中不断挣扎。他们以独特的先进意识形态和质朴的'草根特性谱成三十年色彩斑斓的企业史,也在自己的人生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他们当中有出身体制的蛇口缔造者袁庚,也有放弃科研事业投身商海的中关村先驱陈春先;有率领乡镇企业跻身主流的鲁冠球;也有由于“出身成分”问题而高考落榜、凭借成立的小养殖场若干年后成为首富的刘永好兄弟。当任正非还在烦恼能否顺利入党时,他一定不会想到两万年起家的华为能在日后迅速崛起并成为让国际同行头痛的企业;还在回民奶厂做工的牛根生也一定不会想到,日后他和他的团队能一起使蒙牛成为我国数一数二的奶制品公司;抱着那本《大卫·科波菲特》的文艺青年王石,在沉溺与故事情节的同时,也一定想不到后来的万科会成为中国房地产企业中的佼佼者……就是如此多到数不清的让现在的我们耳熟能详的名字,共同构成了这篇民族崛起的强国乐章。
以人为鉴,可以知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在这起起伏伏的三十年中,民营企业的发展崛起和艰难变革同样令人唏嘘不已。在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夹缝中生存的民营企业犹如星星之火,虽然条件恶劣,却燃起燎原之势。正是这样一群刚毅坚韧、嗅觉灵敏的草根群体,让自己的企业在体制之外不断壮大,虽然回避不了原始积累的灰色性,但毋庸置疑的是这些让后辈人耳熟能详的名字背后的故事,无一例外的教给我们深刻的道理。那就是一往无前的抓住机遇。当今的我们生活在另一个更为严肃的大时代,科技的发展让一切变得更加瞬息万变,机遇也变得更加难以把握。那么如何才能够准确的抓住它?这就要求我们在如此好的年纪里懂得为自己的人生做加法。不断积累自己的素质与能力,同时眼观八方,感受当今时代的局势,在机遇的东风拂过自己时,一往无前地乘风远航。
改革开放的这三十年分明是离我们最近的一段历史,然而我们却对其知之甚少,仿佛无比遥远。《激荡三十年》仿佛给我开辟了一条时光隧道,虽然无法亲历那个年代,可是经过另一种方式触及了离我们感觉遥远而实际最近的中国经济改革史,仍旧感同身受。细细琢磨着1978—2008年中每一个充斥着“原罪”的商业故事,不知不觉的被时代气息深深地感染与震撼。
在吴晓波笔下所有的改革风云人物中,健力宝的李经纬赢得我深深的同情。这个悲情的南方汉子失败后仰天含泪不发一语的照片很长时间里萦绕在我的脑海。作为政商博弈的参与者,李经纬成为制度的牺牲品已成必然,但作为产权改革的实践者,李经纬的失败必将载入中国改革史。在当年那一轮“国退民进”的产权改革中,李经纬的“以身试法”某种意义彰显了资本在政治搅局中的脆弱,而整个产权改革中暗箱操的大环境客观造就了政府企业间产权分置时的互不信任,“宁与外客,不与家人”的策略使之倒下的不止是一个李经纬,正如吴晓波在最终略带戏谑的写到“地方政府表现出的易于轻信和不善博弈的稚嫩,让我们看到中国公司改革最令人哭笑不得的景象”。这也让我们从另一个侧面理解了张瑞敏“战战兢兢,如履薄冰”那耐人寻味的八字箴言背后难以言尽的苦处。
改革开放的种.种成就是政治家智慧与企业家智慧交织的结果。然而过去经济还是由政府主导的,普通的人们在其中取得的种.种成就,抓住的种.种机遇都是由政府政策造就的,有的甚至能够称作政治变革的副产品。民营的企业在政策面前更像是一叶扁舟,那一把握下一刻自我的命运。在未来,还是期待一个更完善的制度,一个系统更稳定的社会。中国经济,至少在企业方面,应当有更多无关政治的商业智慧而创造。可是把握政府的脉搏,跟上时代的潮流仍然是最重要的,因为在潮流、时代面前,人永远是渺小的。
今日中国的虽然有点虚浮,可是你不能否认它的强盛,与1978年时落后而穷困的中国已经有着天翻地覆的变化。即使从1949年开始中国没有走上发展的“最优道路”,可是如今的中国未必与所谓的“最优道路”差多少。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应当是相似的,虽然这个过程在不一样国家不一样地区相互独立的逐步进行,渐进的路径与速度各不相同,可是我相信肯定会在一个时间点上汇成一股河流。
三十年风起云涌扑面而来,八千路英雄豪杰绝尘而去。这是我在读了《激荡三十年》后的感喟。
改革开放三十年,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史上一个特殊的、不平凡的阶段。它源起于“文革”后百废待兴的危急时刻,发端于国家领导人举目四望后的英明决策,是十三亿人民决绝地告别贫困、追求富裕的迫切愿望众志成城地书写了这段浓墨重彩的历史,是一个大国在三十年时间从3624.1亿元向300670亿元波澜壮阔迈进的历程。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总结、反思、表现这三十年历史的书籍、纪录片、影视剧数不胜数。在此,我向大家推荐吴晓波著、中信出版社推出的《激荡三十年》(上、下二册)。它以编年的体例,网罗大量的素材,以一个记者敏锐而独特的眼光,一年年、一件件、一笔笔忠实地记录了自1978年来每一年可堪载入史册的大事及人物。
年代并不久远,那些曾经在报纸上、媒体上吸引了全国经济界、企业界、政界、市场和民间的大事件、大人物、大品牌,那些耳熟能详的人名、地名、产品名,如繁花般在眼前闪现,如群星般璀灿闪耀。在历史的机遇面前,有人窥见先机,一跃而起抓住了机遇,获得了飞跃的发展和急速的膨胀;有人随改革的进程,在不断廓清思路的拉锯中起起伏伏;亦有人始终站在政策的前端,捞取着转型时期中国经济的厚利;还有更多的人,他们以自己的勤勉、奋斗在这个英雄的年代,大写英雄的历史。
掩卷沉思,这本书令我印象深刻、时常回味和思考的不仅仅是纷繁的事件和卓俊的群雄,而是以下几个问题。我想,这也是作者的高明之处,他知道在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所以,他不以自己的结论来圈囿别人的思想。作为宏观经济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系统、宏观、冷静地思考这些问题,对于我们进一步把握规律、趋势和大局,做好工作、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应该会有所裨益。
一是三十年改革开放的目标是实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艰难转型。不可否认的是:当市场的主体已经实现了从产品生产到商品生产再到资本运营的阶段,对于经济的管理却还在计划与市场的泥淖中拉锯。就好像两队接力赛,一队已经跑到了第三棒,另一队还在进行一、二棒的交接。这是值得深思并需要急切加以改变的问题,只有这个问题解决得好,才能说是跟上时代的步伐,才能有助于解放生产力而不是束缚了发展的活力。
其次,三十年间市场主体的力量变换与博弈,是文中最为精彩的演绎。但它不是明线,明线是时间。在时光的推进中,我们看到国有企业、民营企业、跨国企业在中华的大地上纵横捭阖、异彩纷呈。这三大力量究竟谁优谁劣,谁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谁更能代表未来经济发展的方向,谁更维护了大多数中国人的更长远的利益,作者没有说明,我也难以做出谁是谁非的简单的两分法的结论。这个结论需要每个有独立思考和判断能力的人来做出。应该说,这三大力量在中国经济发展史上都做出了并正在做着巨大的贡献,正确地评价它们的作用有助于借助这三方力量正确地发展我们的经济。但是,蛋糕只有一个,而他们都想多切一点。于是,不绝于耳的就是它们各自对对方缺陷的批驳。说白了,是利益之争,是市场份额之争。作为宏观经济的管理者,明确了这些,对于那些聒噪自会作出明断。
三是改革进程中的企业家命运值得我们悲悯和关注。改革就是突破,突破不合时宜的观念、法律、政策的障碍。而企业家作为市场中最有活力的人群,他们思想活跃、思维敏锐,能看人所不能看到的,想人所不能想到的,处处占领高地、独得先机,这是他们的优势。然而,法律的壁垒、政策的障碍、民众观念的落后、媒体过犹不及的关注和利润最大化的贪婪本性,常常使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身败名裂,成为后来者的垫脚石。
中国历史上是个抑商的国家,然而步入全球经济、实现和平崛起、完成复兴伟业,无不需要优秀的企业家去陌生的国度开疆辟土。因此,如何发现、培养企业家成长,使他们在追逐利润最大化的同时背负上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性的责任感,使追逐财富、创造财富成为一种快乐、一种成就而不是万恶之源,也是一个需要正确看待和引导的问题。
第四,核心技术始终是中国制造的软肋。技术在古代被视为奇技淫巧,从业者“工”也被排在士、农之后,社会地位仅高于商。对于技术的重视应该是从建国后完整的工业体系建设时开始的,但我们的技术分层就像是中国的劳动力分层,有尖端的科学家和低端的农民工,就是缺少中端和高端的技师和工程师。我们的宇航员实现了太空中漫步,与老百姓生活质量息息相关的家用电器的核心技术却没有一项是中国自己的。
实践已经证明,核心技术是买不来、引不进的,不是我们不想要,是人家不愿给。核心技术是科研人员智慧与心力的结晶,它需要全社会对领先技术、产品的选择和支持,更需要科技人员沉静而不浮躁地攻关克难,还需要商家不以价格为利器而赤膊上阵。但一项新技术的发明与创造,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当中国的产品以其质高品优走向世界的时候,期望中国的技术也能在自己的产品中占一点份额。
三十年急流已趟过。在新的阶段,我们还将述写新的历史。回望《激荡三十年》,希望我们能走好今后发展的每一步,希望我们的国家与民族如山岳般在地球上稳健崛起、平视群雄!
第一次阅读吴晓波先生的《激荡三十年》还是在研究生期间,当时翻开书即被深深被书中所叙述的三十年的风风雨雨所吸引,所以迫不急待地快速阅读完了全书上下两册。工作以来,利用闲暇时光重新阅读经典,结合自我日渐增长的社会阅历,感触也自然更深了一层。
作者一改以往同题材书籍的叙事手法,以其娴熟的文字功底、敏锐的商业洞察力和对中国企业史的精深研究,将改革开放30年来这段变革中的激荡岁月娓娓道来。书中所叙述的企业与人物无不是我国这三十年来各个行业,各领域的典型代表,或成功,或失败,或正面,或负面,总之,让我们从其中学习到并感触到我们在今日依旧适用的为人、经商、治世的哲理。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老一辈革命家的领导到我国成功了完成三大改造,进入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由于种种原因,我们经历了极为动荡的十年,中国经济和中国企业也错过了十年的黄金发展时期。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邓小平同志高瞻远瞩地提出了改革开放的伟大构想,正式开启了中国经济腾飞的大门。
一国的经济是由一国数以万计的企业组成,企业的发展才能带动经济的腾飞,也正是在国家提出新的经济政策的同时,在社会各个层面也涌现出了各为对国家经济政策和我国市场经济发展有着先知先觉的弄潮儿,为我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的发展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应对充满机会的市场,我们的企业家如果坚持有限的理性,看到机遇中存在的危机,及时地采取规避措施,促使企业在寒冬来临之前做好过冬的一切准备,而在应对危机四伏的市场,我们的企业家如果坚持奋斗的欲望,在危机中看到机遇,及时带领企业走出危机,迎来新生,在现如今也是值得我们企业家好好沉思的问题。
经营企业如此,为人治世也是如此,仅有在激荡中坚持理性,在危机中奋斗不止才能不断地超越自我,迎来自身更一步的发展与升华。
一口气读完了吴晓波先生花了四年时间来完成的又一力作《激荡三十年(上)》,这本书是在07年的1月分出版,也就是说距今也可是一年多的时间,但这本书已经成为了很多重点大学研究生导师推荐给研究生的读物,因为这是一本关于改革、关于发展、关于企业、关于企业家命运的历史。吴晓波先生为我们重回历史打开了一扇小窗,经过它,你能够看到中国改革开放的跌宕起伏,企业及企业家的命运如何随历史大潮起起伏伏,更重要的是,他将有助于加深你对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理解。从字里行间,你能够把握到中国改革开放燥动的脉搏,窥视到中国历史前行的轮辙,领悟到企业成长的真谛。
能够说,不读此书,将会是人生的一大遗憾。
要想成为中国下一代的商界精英,必须对中国过去的企业史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正所谓,以史为鉴,能够知兴替,以人为镜,能够明得失。中国的改革开放,能够说是一场没有计划的运动,有的只是中央领导简单的追求,因为中国的国情实在特殊得让一群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的人也有时会束手无策,他们只想让中国早一点富强,人民的生活好过一点而已。
从文中,能够看出中国的改革是始于思想解放的,往往思想解放一旦被提到政治层面,接下来必定是轰轰烈烈的改革春雷,1978年如此,1992年如此,2008年看来又如此(很可能是政治改革进一步深化的预兆)。然而,中国的改革并非如中国官方媒体所宣传的那样,是中央决策层深谋远虑、运筹帷幄的产物,其实不然,历史以真相告诉我们,中国的改革往往是由一群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引爆的,是由一步步无奈的抉择所组成的。如联产承受职责制的创立,竟然是一群走投无路的村民为生计而做出的政治冒险;默许民营企业的存在,其实是中共迫于一群上山下乡返城无法就业的知识青年而作出的巨大的政治让步;整个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除了“检验真理标准”及姓“资”姓“社”的大讨论外,还有一场关于民营企业“雇工人数多少”的大讨论,而这场事关民营企业宿命的大讨论,竟然是因一位叫“年广久”的傻瓜引发的;更出人意外的是,最初政府招商引外资时,回来投资的港商竟然是当初被政府严打的偷渡客,其中最典型的莫过于“中国指甲钳大王”——中山的梁伯强。
中国的民营企业史,说他是一部血泪史,可能一点也不为过。从当初办民营企业会被视为反革命,至办民营企业被人笑话,到名不正言不顺,到允许做国营企业的垫脚石,到视为“私生子”,再到名正言顺。每一次的重大政策调整,每一次的宏观调控,首当其中的肯定是民营企业,在媒体眼中,他们每次都会成为批判的典型,讨伐的对象。中国的民营企业,走得实在太艰辛了。从这部书里我们能够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企业一样存在进化论,中国的民营企业经过无数次人为的和非人为的磨难后,被证明是最有生命力的企业类型,当然,存活下来的只是其中很小很小的一部分,大部分在这个演化过程中就已经死亡,如知名的温州“八大王”。生存实在不容易,而背负着伦理道德负担的生存更为不易,那些存活下来的民营企业大多有很深的原罪感,一来因有很深的自卑心理,因为他们中有很多人是高考考场的失意人,走投无路的无业青年。二来因其中有很大一部分企业是经过灰色的原始积累,钻法律与政策的空子,游走在禁区边缘而得以存活的,所以,他们整个群体都显得有点负疚感。事实上并非他们坏,而是因为现实让他们选择的,只能是那样的卑微生存方式。
中国最成功的企业家,往往是先知先觉的人物。深圳的崛起,最应当感激的也许应当是招商局的袁庚,是他,一个连处级干部也不是的小人物,竟然能够在中央决策层要回了一个圈——蛇口工业区,然后在里面完成了一项历史重任,担当中国改革开放的示范;一个傻子“年广久”,抓住了中央默许民营企业存在的漏洞,硬是创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傻子瓜子王”;中关村,让一群率先敢于下海办企业的干部顺利成了百万富翁,其中就包括了日后的“民族骄傲”——联想集团的柳传志;在南方,一个叫王石的青年,只因看到了一出土地拍卖新闻,随即将企业转做房地产,日后竟成为了中国房地产产业的标志性人物;在同样的地方,一个转业军人,拼命死钻复杂的程控机技术,结果让其一不细心带出了一个影响世界it业的民营企业,他就叫任正非,而他所创立的企业,就是今日的企业标杆——华为;而身在国外读博士的张朝阳,在网络信息时代新经济的原始诱惑及一位新媒体研究教授的鼓动下,毅然回国创业,于是门户网站sohu应运而生。
国有企业改革,一向以来改制不成功,其实最根本的原因不在于体制,而在于企业里的人。当习惯了官商作风,习惯别人看自我的眼色的行事,习惯了总是高高在上、不愿思考、不愿改变时,即使是再科学的改革方案也会失败的。早年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基本是限于企业经营者与主管部门的争权与放权,利润留成等宏观层面,根本没有触及企业的微观层面,没有触及企业的人事,福利,激励等敏感禁区,而是寄期望于国家的政策照顾,这样的改革思维,如何能扭转乾坤。国有企业,能够说是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但一样是扶不起的“阿斗”,而相反,一向得不到宠幸的“私生子”——民营企业,虽然经历了无数次打击,却总遇强越强,到最终,竟成为了中国经济的主力,再次证明了,“死于安乐,生于忧患”,这一千百年来早已为人所熟记的名言。国企也好,民企也罢,忘了这一句,迟早会死的。
伴随着大部分国有企业经营业绩沦落的还有商业道德,巨大的利益空间,让原先朴素无华的人学会了奸诈,学会了斤斤计较。记得书中有个注记提到,海南上的人原先在买卖时,是不敢收钱的,交易时要卖者把钱压在箩筐底并且走远了才敢收钱,然而就在海南宣布成为改革试验区后,天南地北的“倒爷”就到海南炒起了汽车进口批文,原材料批文,黑市外汇,过不了多久,当时的省委书记给中央汇报时感慨万端,说利益使海南人民风淳朴尽失。除此外,还有臭名昭著的“晋江假药案”,他让一位颇有政治抱负的封疆大员项南引咎辞职;还有温州的造假事件,近乎疯狂的地下金融活动——“排会”或“抬会”等。对利益的追逐,已经到了让人迷失本性的地步,在书中,作者无限感慨地说市场经济的冷漠本性显现无遗了。
自从1978年那场有历史新纪元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就注定是世界眼中的焦点所在。而唯一遗憾的是,中国伟大的经济建设成就,却没有产生一位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这点一向让外国人想不明白,更让我们想不明白。我想,其中的一个原因是,我们很大程度上已经忘却了真正意义上的思考,忘却了我们是一个人,并且背靠的是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的文化底蕴,因为所有的人都已经习惯了在物欲横流的世界里争名夺利了,而忽视了自我作为一个人存在的价值及生命的意义,也许,著者写这本书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期望能帮忙大家找回一种对历史的感觉,重温一下一群人的来来往往,然后各自都能思考下自我的人生意义。
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30年,足以改变一代人。而今日,期望凭借这本记录了这30年以来酸甜苦辣的书,能够改变下一代人。
改革没有先例可循,人生同样没有先例可循,每个活着的人都在继续着自我的人生,匆忙间停下时,千万别忘了回头一顾,也许这样自我能够走得更远,飞得更高。
夜静更深,我在电脑前敲下了以上文字,此时,已接近凌晨2点,而我的那本《激荡三十年(下)》尚在路途中。
改革开放的这三十年分明是离我们最近的一段历史,然而我们却对其知之甚少,仿佛无比遥远。《激荡三十年》仿佛给我开辟了一条时光隧道,虽然无法亲历那个年代,但是通过另一种方式触及了离我们感觉遥远而实际最近的中国经济改革史,仍旧感同身受。细细琢磨着1978—2008年中每一个充斥着“原罪”的商业故事,不知不觉的被时代气息深深地感染与震撼。
在吴晓波笔下所有的改革风云人物中,健力宝的李经纬赢得我深深的同情。这个悲情的南方汉子失败后仰天含泪不发一语的照片很长时间里萦绕在我的脑海。作为政商博弈的参与者,李经纬成为制度的牺牲品已成必然,但作为产权改革的实践者,李经纬的失败必将载入中国改革史。在当年那一轮“国退民进”的产权改革中,李经纬的“以身试法”某种意义彰显了资本在政治搅局中的脆弱,而整个产权改革中暗箱操的大环境客观造就了政府企业间产权分置时的互不信任,“宁与外客,不与家人”的策略使之倒下的不止是一个李经纬,正如吴晓波在最后略带戏谑的写到“地方政府表现出的易于轻信和不善博弈的稚嫩,让我们看到中国公司改革最令人哭笑不得的景象”。这也让我们从另一个侧面理解了张瑞敏“战战兢兢,如履薄冰”那耐人寻味的八字箴言背后难以言尽的苦处。
改革开放的种.种成就是政治家智慧与企业家智慧交织的结果。然而过去经济还是由政府主导的,普通的人们在其中取得的种.种成就,抓住的种.种机遇都是由政府政策造就的,有的甚至可以称作政治变革的副产品。民营的企业在政策面前更像是一叶扁舟,那一把握下一刻自己的命运。在未来,还是期待一个更完善的制度,一个系统更稳定的社会。中国经济,至少在企业方面,应该有更多无关政治的商业智慧而创造。不过把握政府的脉搏,跟上时代的潮流仍然是最重要的,因为在潮流、时代面前,人永远是渺小的。
今天中国的虽然有点虚浮,但是你不能否认它的强盛,与1978年时落后而穷困的中国已经有着天翻地覆的变化。即使从1949年开始中国没有走上发展的“最优道路”,但是如今的中国未必与所谓的“最优道路”差多少。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应该是相似的,虽然这个过程在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相互独立的逐步进行,渐进的路径与速度各不相同,但是我相信肯定会在一个时间点上汇成一股河流。
《激荡三十年》早已读完,虽然目前还没看到下半部,却也早就想发表点感想。
读这本书,我首先感叹于吴晓波过人的耐心,和他无穷尽的好奇心。全书从1978年开始写起,很多事件的真相都已成风尘往事,被人遗忘,有些则只剩下一下片面而且虚伪的官方纪录。可是吴老师却有着寻根问底的勇气和耐性。在前半部作品中,记录了许多鲜为人知的资料,为此他几乎亲自采访了所有曾经在中国改革进程中留下过名字的人们,其中有曾经红极一时的改革先锋,有中国第一个“首富”也是“首骗”的浪漫英雄,有曾经为开发深圳特区立下大功的落魄官员,有两次海南热中至关重要的决策人物,有民营企业的创建者和他们的守业者,有国有企业改革中的各路英豪,也有在资本市场中如鱼得水的能人,这些人天南海北,有些早已锒铛入狱,有些“潜逃海外”,有些潦倒落魄,有些功成名就,有些富甲一方。但吴晓波对所有人的采访,都只为了记录一份尽可能全面的中国改革史,并且由于他的信念,他的采访不避讳时政、不闪躲敏感话题非常到位。总之,在阅读此书的过程中,对吴晓波的钦佩始终伴随着我。
其次要讲的,是这本书的角度。这是一本好书。评判一本好书的关键,在于这本书是否引发了读者的思考以及它所引发的思考之深度与广度,而不在于一本书灌输给你多少教条和真理。引发思考的关键,在于作者给读者什么样的角度。看事情的角度决定了深度。比如:吴晓波在此书中始终不放弃对标志性商业事件的还原,但这种还原不是单纯的讲故事,他是把单个事件置于中国的政治背景中并联系国际大环境。这样一来,人不再是人,而是现象,事不再是事,而是历史的脉搏那跳跃的一下。如此的角度,决定了作者把读者带到了一个时而冷眼旁观时而第一视角的大镜头前面。这样,问题就显得更加突出,事情就更加清楚。你不得不佩服吴晓波,佩服他作为一个商业人士和一个新闻从业者的双重身份契合的竟然如此严丝合缝,让他在记录商业史的过程中,能够从商业角度分析改革的关键——比如说产权是否清晰,又能够以新闻人的人文关怀,给事件中的人以一种客观冷静又不乏感性认同的关注。由于他所带给读者的一贯的风格和广阔的视角,这本书确实能引发读者的思考。总结一句话,吴晓波是拿着广角镜看问题的作者。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几乎一个晚上只能读完一年的一部分,这与我读书的一贯速度相比实在少得可怜,读的时候想的问题也非常的丰富,远比《微观经济》带给我的思考多。比如说,伴随全书的问题之一,为什么中国改革过程中很多重大的事件都是发生在穷乡僻壤?农村土地大包干的小岗村,现代商业制度和私有制崛起的深圳,代表了中国的一个现象,那就是大的变革必然发生在旧体制和旧观念最薄弱的地方。换位思考一下,政府在推进变革和进行管理的时候是否能从这个现象里得到启示?答案是肯定的。已有的经验告诉我们,社会资源的流向(包括人力、资本、技术等)是不可能被任何组织和个人强制滞留在某个笼子里的,这些资源的走向是随着人们的需要流动的,三十年前中国人民需要一场变革,来获得更多的物质生活资料,于是,改革开始了。那么今后呢?政府的强制行为会在多大程度上制约社会的进步呢?所以,我们的政府需要学会引导。引导,是面对洪水的时候最省时省力还能获得利益的办法,因为把洪水引流到大湖里、水洼里,可以储备到干旱季节用,还可以把漏出了淤泥的河床清理好,以防止下次洪水,淤泥还可以作肥料。因此,从中国的“变革突破点”现象,可以教育政府,学习引导民众。同时也教育民众,有想法就要去实践,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挡社会的进步。
再说说这部书的高度。
一个人看问题的高度,决定了他看问题的广度。你站在摩天轮上看到的风景一定比你站在地上看到的要多得多。吴晓波是有高度的。他的高度建立在他的学识上,他是从经济学人的角度研究问题的,也就是说他站在西方经济学的塔楼上看中国,而不是单从记者的层面上看中国。吴晓波是一个营销专家。我很喜欢他在“第一财经”电视台主持的节目“中国经营者”。一个企业的成功,不论研发、销售、服务以及融资都要做好,从一个财务人员的角度看,融资自然比什么都重要;从一个技术员的角度看,研发最重要;但从企业家的角度看,销售才是最重要的环节。吴晓波做电视节目是从企业家的角度看。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则首先从国人的角度看,他的笔触常常让我感到亲切,因为他道出了很多30年前、20_年前我所不知的社会生活细节,其次他又是站在国家决策者的高度看,因为他审视着中国这波澜壮阔的30年,并时刻批判着个中不足,又常常感叹着国家的进步如此艰难。他还能站得更高,他站在国际环境的大背景里看中国的改革,时常比较中国和美国的相似与不同,让中国人常有一种挫折感和危机感。再总结一句话,吴晓波是攀在天梯上能上能下的学者。吴晓波写30年,实际上写了百年。因为中国30年的改革实际上走了美国220_年走的路。中国人应噶感谢他这样的学者,是他们站在西方发达国家这个巨人的肩膀上,来指引中国该走的路。因此,我得到一个结论,一个民族的伟大之处不仅仅在于她发明了多少、创造了多少,也在于她学习了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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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荡三十年》这本书叙述了中国的企业家们在1978-2008这三十年中的奋斗历史,它也是一部中国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瓦解,祖国崛起的历史。本书通过一个个企业家的成功或者失败,勾勒出了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发展进程。就如作者吴晓波自己所说的:“要完成一次跨度长达30年的宏大叙事毕竟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挑战,我的学术基础、掌握历史的经验、创作的技巧和方法论,甚至是我的时间和体力等等,都面临空前的考验。”他站在民众的角度,以真切而激扬的写作手法描绘了中国企业在改革开放年代走向市场、走向世界的成长、发展之路。
书中记记载了祖国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年里,数百位企业家的成长经历,如王石、刘永好、任正非、柳传志、史玉柱等这一代人的发家史和奋斗史以及像丁磊、陈天桥、马云、江南春、求伯君这一代在中国it界叱咤风云的精英人物,并且记述了年广九、孙大午、褚时健、牟其中、唐万新、禹作敏、张国等经历了命运沉浮的商业。其中有柳传志、张瑞敏、王石、马云、吴仁宝等成功的典型,也有禹作敏、牟其中、姬长孔、沈太福等昙花一现的悲剧人物。无论如今他们依旧被鲜花簇拥,或者沦为阶下囚,他们见证了经历激荡三十年里中国企业所有的兴衰荣辱和世事变迁,他们是这个时代的骄子和民族财富。
读完这本书后,我思绪万千。回顾中国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我明白一个道理:永远都不要忽视蕴藏在民间的巨大的、可畏的、令人尊敬的顽强生命力和创造力。如网易丁磊若干年后讲的那样,“在三十岁之前,我最大的收获不是赚到两三个亿,而是有过亏掉两三个亿的经历”。牟其中和储时健们更应该赢得我们的尊敬和感谢,他们从未输给过市场本身,他们输给的是体制,他们输给了他们无法超越的意识束缚,他们的失败给前进中的改革上了最深刻的一课。改革开放,归根到底就是解放曾经被牢牢束缚的人性,让人性释放出伟大的光芒,为我们指引向一个无法预知的未来。
三十年的中国企业奋斗史,在历史的长河里只能算是很短的一段,但它创造的财富是巨大的。随着历史潮流的不断前进,我们要善于抓住机遇。正如一位网友评论的:“在历史的机遇面前,有人窥见先机,一跃而起抓住了机遇,获得了飞跃的发展和急速的膨胀;有人随改革的进程,在不断廓清思路的拉锯中起起伏伏;亦有人始终站在政策的前端,捞取着转型时期中国经济的厚利;还有更多的人,他们以自己的勤勉、奋斗在这个英雄的年代,大写英雄的历史。”
我始终相信“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如今大三的我们快面临一个就业问题,在我们踏进社会的圈子里,会有困难、沉浮、甚至低谷,但是只要我们向书中的企业家们学习,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勇敢地面对困难,一切的障碍都会成为我们的垫脚石,激励着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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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如同罗马神话里的那个“双面神”雅努斯,它有两副面孔,一副回望过去,一副展望未来。回望过去的起点,那是一个月光暗淡的午夜。1894年7月7日,同治8年5月28日,深夜,在保定直隶总督府衙门的后花园内,清帝国声望最隆、权势熏天的汉人大臣曾国藩困坐愁城。他对幕僚赵烈文说,当今之势乃是“民穷财尽,恐有异变”,三年后,曾国藩“如愿以偿”得去世了。不过,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这位才智超群的湖南人极力推进洋务运动,这成为中国近代企业的启灶,他和李鸿章,张之洞创办的轮船招商局、江南造船厂、开滦矿物局至今余脉尚存。
100多年后的1974年10月,中国正陷入的浩劫。当代中国最重要的思想家顾准正处在生命的最后时期。他把44岁的“干校棚友”吴敬琏叫到病房,冷静地说:“我将不久于人世,而且过不了多就就会因气管堵塞而说不出话来,所以要趁能说出话的时候和你做一次长谈,以后你就不用来了。”在这次长谈中,顾准认为中国的“神武景气”一定会到来,但是什么时候到来却不知道,所以他送给吴敬琏四个字“待时守时”。四年后,顾准预言成真,中国告别了意识形态的禁锢,开始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征程。
那是一个极度衰弱的国家,从领导者到匹夫百姓,一时间都显得茫然无助,外援无望,内资困乏,僵硬的体制捆住了所有人的手脚。那些在日后改革时代和自己命运的人们出生卑微,几乎没有受过任何商业教育。星火从穷乡僻壤燃起,自东南沿海而兴,跌跌撞撞,时隐时现,倔强寸行,终成燎原之势。30年后他们创建了一个商业无比活跃,经济持续增长时间最久的国家,他们自己也成了全世界最不容易打败的商人。
如果说这个历史进程有什么共同点,那么,最显著的有两点:第一是全体国民和政府的求富渴望、对贫穷现状的坚决告别和对现代化的强烈追求,成为所有人从未动摇的价值需求,人们可以“摸着石头过河”,也不管你是黑猫白猫,能抓住老鼠就是好猫。道理有千条万条,发展是最硬的一条。正是在这种整体意识下,任何曲折和反复最终都被一一克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30年的改革奇迹是一条无比务实的经验主义价值观的胜利。
第二点是各个利益集团围绕财富,权利和成长空间的博奕,妥协与交融。从变革的第一天起,三大资本集团的竞争格局就已经出现。国企企业力图提高效率,摆脱体制约束。它背靠雄厚的国家政策和资源支持,处在得天独厚的竞争高位上,最终靠强势的垄断战略实现了脱胎换骨般的成就。跨国资本一直受到青睐,有人甚至认为中国患上了“外资依赖症”。它先是在税收,用工和土地政策方面取得了优势,继而在行业准入上优先,然后又在垄断领域的资本开放中掠得惊人的利益,现在已成为中国经济不可或缺的力量,也是一种特别意义上的“中国企业”。
相对国有和跨国资本,对中国变革贡献最大的民营资本一直命运多舛。他们从草莽崛起,几乎没有任何资源支持,成长受到多重局限,并每每在宏观调控的时刻,成为整顿和限制的对象,不过,他们是变革最主要的推动力量。就像詹姆斯金斯在《中国震撼世界》一书中所说的那样:“从一开始,中国的改革就是被自下而上的力量所推动的过程,只不过以自上而下的政策改革的方式实现。”这一特征带来了一个贯穿30年的现象,发生在民间的资本力量总是承担着改革的政策风险。在他们的改革没被政策认同前,与失败随时都会降临。它们既是计划体制的突破者,又是现行制度的违规者,不得不游离在合法与非法的灰色地带。所谓的原罪由此而诞生,无数的企业悲剧便是在这里层出不穷的上演。有的时候你不得不感慨,有些企业家能够成功不是靠了政策的帮助,而是因为他们无视政策的存在。这种公司演进,也许不是什么必然的产物。他们的形成过程以及运动走向不可能以一些常见的经济学概念加以规范,也不可能以最宽泛且最具代表性的公司运营机制或经济模型加以对比。其渐进的路径和速度至今仍然充满多变性。这个路径在整个国家和地方的不同层次中分散地,各自独立地逐步运行,然后在一个时点上汇成一股河流。
也许在很多年后回望,人们会说,这激荡的30年是多么世俗的年代。人人以物质追求为目标,道德底线被轻易穿越,心理焦虑无处不在,身份认同时时颠覆。所有的财富故事都暧昧不明,很读企业家前途叵测。
不过,更多的人辩护说,我们最宝贵的财富是这一段携手走过的从前,这段经历包罗万象,有汗水血水和泪水,有蜜汁糖水狼奶。它催生了一个时代的伟岸和壮观,也同样滋生了世故、丑陋和空虚。我们遭遇的是一个空前复杂而面目未清的时代。急速变化的世界,怅然若失的个人命运,传统与现代,个人与群体,不同利益集团的冲突和考问,这是30年的成长底色;“一年改变不如想象,五年改变难以想象,十年改变难以想象。”这是30年的演变惊叹。在这段创世纪般的演变的大历史中,我们每个人从来都不只是观光客,伟大的梦想将继续从茫茫无边的草根中轰然而生,那种追求世俗的本身,也具有一种难以言说的浪漫主义诗意。
《激荡三十年》这本书叙述了中国的企业家们在1978-这三十年中的奋斗历史,它也是一部中国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瓦解,祖国崛起的历史。本书通过一个个企业家的成功或者失败,勾勒出了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发展进程。就如作者吴晓波自己所说的:“要完成一次跨度长达30年的宏大叙事毕竟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挑战,我的学术基础、掌握历史的经验、创作的技巧和方法论,甚至是我的时间和体力等等,都面临空前的考验。”他站在民众的角度,以真切而激扬的写作手法描绘了中国企业在改革开放年代走向市场、走向世界的成长、发展之路。
书中记记载了祖国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年里,数百位企业家的成长经历,如王石、刘永好、任正非、柳传志、史玉柱等这一代人的发家史和奋斗史以及像丁磊、陈天桥、马云、江南春、求伯君这一代在中国it界叱咤风云的精英人物,并且记述了年广九、孙大午、褚时健、牟其中、唐万新、禹作敏、张国等经历了命运沉浮的商业。其中有柳传志、张瑞敏、王石、马云、吴仁宝等成功的典型,也有禹作敏、牟其中、姬长孔、沈太福等昙花一现的悲剧人物。无论如今他们依旧被鲜花簇拥,或者沦为阶下囚,他们见证了经历激荡三十年里中国企业所有的兴衰荣辱和世事变迁,他们是这个时代的骄子和民族财富。
读完这本书后,我思绪万千。回顾中国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我明白一个道理:永远都不要忽视蕴藏在民间的巨大的、可畏的、令人尊敬的顽强生命力和创造力。如网易丁磊若干年后讲的那样,“在三十岁之前,我最大的收获不是赚到两三个亿,而是有过亏掉两三个亿的经历”。牟其中和储时健们更应该赢得我们的尊敬和感谢,他们从未输给过市场本身,他们输给的是体制,他们输给了他们无法超越的意识束缚,他们的失败给前进中的改革上了最深刻的一课。改革开放,归根到底就是解放曾经被牢牢束缚的人性,让人性释放出伟大的光芒,为我们指引向一个无法预知的未来。
三十年的中国企业奋斗史,在历史的长河里只能算是很短的一段,但它创造的财富是巨大的。随着历史潮流的不断前进,我们要善于抓住机遇。正如一位网友评论的:“在历史的机遇面前,有人窥见先机,一跃而起抓住了机遇,获得了飞跃的发展和急速的膨胀;有人随改革的进程,在不断廓清思路的拉锯中起起伏伏;亦有人始终站在政策的前端,捞取着转型时期中国经济的厚利;还有更多的人,他们以自己的勤勉、奋斗在这个英雄的年代,大写英雄的历史。”
我始终相信“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如今大三的我们快面临一个就业问题,在我们踏进社会的圈子里,会有困难、沉浮、甚至低谷,但是只要我们向书中的企业家们学习,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勇敢地面对困难,一切的障碍都会成为我们的垫脚石,激励着我们。
假期时间有幸读到了吴晓波先生最新力作《激荡三十年》,给我的新的收获,仿佛昨天经济发展的一幅幅图片展现在面前,了解中国经济发展历程,吸取经验教训,为我们现在的工作学习奠定激荡的种子。好久没有读书了,看到这些真的不知道是感悟还是什么,联想到了身边发生的一件件事情。tcl和中国女子网球队已经签约块半个月了,就是在企业的网站见到了简简单单的宣传,我说哥们现在还是酒香不怕巷子深啊?都是没事找事的时代了。健康电视专家是我们吗?我们还能炫出什么不切实际?不是我吃里爬外,我真的看到家里的事情,有力不能为啊!
把竞争机制引进家庭!
我们在市场争杀的就是业务和市场人员,随着西方经济在中国的引进,我们也迎来了市场营销的始祖——菲利普.科特勒先生,把我们带入4p、4c时代,随之带来的是全员营销、整合营销,无论怎么营销都是把我们的竞争优势全部体现出来,这竞争中敢于亮剑,敢于取得胜利,把竞争对手击败。我们引进竞争机制无非也是提高我们内部的竞争机制,把我们的官兵锻炼成适合市场经济需求的将才。业务都是传统的分片管理,为什么我们不能把我们的片区挂上竞争的竞选的席位上呢?谁有能力谁就有自己更大的实战空间,那业绩与领导对话。
我们的市场人员避免天天不务正业,我们也要引进竞争优势,把传统的市场部,提炼出一支加强组,这样有人负责市场推广、有人负责市场信息收集、有人进行培训、有人进行卖点提炼,我们根据各自工作的内容,我们可以进行我们的激励机制,把我们的团队建设的更加强悍。
我们加强组主要负责经营部促销活动的支援工作,他们的奖励和促销成效相联系,再由商场、促销员、业务员监督并审核,防止弄虚作假。这样大大的可以增加我们的执行力,重奖之下必有勇夫。
我们的市场推广可以在经营部片区,分批次的开发盲点,这样美开发一个盲点的洽谈、建设、培训等相应工作都由推广人员组成,这样我们锻炼出一支后备业务梯队。也为我们开发三四级市场取得成效。
专门的培训和卖点提炼,需要每一名市场部人员注意市场瞬息变化,竞品情况、商家情况,市场部没有敏锐的市场洞察力、没有时刻学习的欲望、没有军事化的执行力,那这就是一个摆设。
我们的业务也一样,都说不好的片区能把业务员玩死。片区做不起来,这样我们以后的仕途就奄奄一息了,我们为什么不在内部进行招标的形势,把所有片区公平公正的拿出来?这样可以充分发挥每一名业务员的主动性、创造性!即使我们发现了问题,我们就的需要解决,但是空想和幻想永远不是我们解决问题的办法,林子大了,什么思想都会浮出水面。最主要的是团结,形成一股力量。
再就是救死扶伤、治病救人,连光屁股的小孩子也知道有病了吃药!我们市场也一样,出现问题,就的找行家诊断,需要什么便吃什么!便有了对症下药,不吃药能痊愈吗?能,不如伤口坏了一个小口,再不感染的情况下,一定没有什么事情。我们有病的市场,他和人还不一样,没有免疫系统,在一个没有免疫系统的情况下,八方来敌,没有要就等于死,好意一个老虎四肢残疾了,一动也不能动,便有狗来入侵,所谓的虎落平阳被犬欺!
新中国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是激动人心的三十年,作为中国经济活动的主要参与者,中国企业在三十年来的跌宕起伏的发展与成长历程,推动和造就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奇迹。认识与总结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成就,就必定不能绕过当代中国企业的成长史。著名财经作家吴晓波撰写的《激荡三十年》正是一部以1978年至20_年期间中国企业为对象的中国当代企业史。该书上册部分一出版,就在中国财经界引起了较大的反响,受到了国内众多经济学家和主要财经媒体的推荐,自出版以来一直是国内图书销售排行榜上的热门图书。
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每个人读《激荡三十年》都会生出许多不同的感悟。正如该书作者在该书前言部分所言,企业的历史构成了中国经济成长的表象。我想从该书所叙述的中国企业的发展历程上的视角中,探究中国经济改革的逻辑。作为我对《激荡三十年》的读后感想与思考。
“生还是死?这是一个问题!”是莎士比亚撰写的戏剧《哈姆雷特》中的一句经典台词。从目前出版的中国现代史来看,有一个共识,那就是结束后的中国经济正处于崩溃的边缘。在此背景下,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是摆在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人肩上的历史重任,正如上面的哈姆莱特之问一样。中国zf无论主动还是被动,无论积极还是着急,经济改革的序幕在1978年正式拉开了。
多少年后,中共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公同志被誉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但我们从邓公流传至今的改革名言来看,在改革初期,那时候国家对于怎么进行经济改革,其实尚没有一个全面、系统和清晰的改革思路的。比如“摸着石头过河”,”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等。直到1992年邓公南巡讲话首次提出“三个有利于”的评判标准,中国zf改革开放的思路才开始变得系统、清晰起来。而这一历程反映出了一种什么样的改革思路变迁呢?《激荡三十年》(上)给我们提供一个完整而清晰的视角。
1978年,是中国经济改革的元年。这一年国家恢复了高考,召开了全国科技大学,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给人一种“气候”确实变化了的感觉。这一年,经济改革开放总设计邓小平开始访问考察了东亚经济强国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之一的新加坡,寻求改革经验。但这一年“中国最重大的经济事件并不发生在城市里,而是在一个偏僻、贫穷的小乡村。”该经济事件即闻名全国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小岗村大包干的经验随后迅速推广至全国,给中国农村带来了举世公认的变化。现在我们无法确知隐蔽进行的小岗村民办产到户的行为与1978年中国经济改革有多大的关系。但我们知道包产到户行为在中国农村并非首次,早在1956、1957年间,浙江永嘉和温州地区便先后出现了村民秘密组织开展的包产到户活动。但与小岗村境遇不同的是,浙江永嘉和温州地区的包产到户行为受到严厉批判而终止。由此,我们可以推断的是,小岗村民办产到户的行为在1978年被决定进行经济改革的中国zf允许“尝试”。结合该书所描述的1979年开展的以首钢等八家企业为试点,以“放权”为主题的国企改革,和在没有国家计划和财政拨款下利用香港招商局开发深圳蛇口工业区(即深圳特区的雏形)的尝试。到1980年在个体经济已经如杂草般纷生的时候才开始颁发第一张个体化营业执照,无不表明zf初期推动的经济改革其实就是一种允许“尝试”、认可“尝试”的改革。允许“尝试”、认可“尝试”和鼓励“尝试”是中国经济改革的逻辑起点。
中国30年卓有成效的经济改革,以后被经济学家总结为渐进式改革。与苏联、东欧推行的“休克疗法”相对。后来被邓公总结出来的两个“意想不到”,一个是上面阐述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农业发展的巨大推动力,另一个是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这些都不是改革者的事先设计。而作为改革者事先严格设计和事中着力推行的国企改革,无不面临事后的失败。《激荡三十年》给了我们一个关于国企改革的全景式的展示。
1979年,扩大企业自主权成为国企改革的第一步,选择了首钢等八家进行以“放权”为主题的试点。“放权”之后又开始“让利”试点,这些改革措施在试点时很有效,但推广起来却无效。继而实行的“利改税”、奖金激励制度、承包制等改革,无不同样虎头蛇尾,陷入推广开来后的试点效应递减的泥淖。那个时代的改革人物周冠五、步鑫生、马胜利甚至德国厂长格里希都只能在一时辉煌后归于落寞。后来有关国企的改革与国企一样陷入了困境乃至绝望,改不好就卖掉,卖掉国企自1991年以后在开始许多地方zf风靡一时,直至20_年的郎顾之争。期间国家仍然对大部分国企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和探索,包括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进行股份制改造,推行增量改革等。
与国企的艰难改革相比,不曾被重视的乡镇企业却异军突起。在上世纪80年代,乡镇企业与国营企业的交手几乎每战必胜。乡镇企业是一个中国式的名词,它诞生在计划经济依然强大但已开始被撕破口子的背景下,是在特定意识形态和经济制度下的产物。《激荡三十年》给我们展示的上世纪80年代的乡镇企业,其实就是农民企业家依托地方zf、在国有企业夹缝中求发展的环境下办立的企业,具有浓重了个人色彩。待到1992年意识形态和经济体制之争了断后,那些依靠地方zf的庇护而发展壮大起来的乡镇企业,纷纷以各种千奇百怪的方式完成了产权的清晰化,变成了一个个民营企业。诸如浙江鲁冠球的万向集团、江苏蒋锡培的远东集团等。可以说,乡镇企业诞生与国家管理的真空地带,它们从来没有被国家规划,它们的发展不仅出乎了国家决策者的意料,也在世界企业产权史上绝无仅有。
虽然乡镇企业从来没有被规划,但至少也是带着红顶帽子的“官商”,但私有企业却不一样,它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是“低贱”的代名词。中国的经济改革发轫于1978年,但在1988年之前,中国大地上只允许存在私人性质的个体户。直到1988年,私营企业作为一种企业形态才开始被“试点”,其后不久还多次被打压。但口子一开,私有企业无论千回百转,也不曾止步地野蛮生长。与以往不同的是,1978年之后的中国zf愿意“先让它们走一走、看一看再说”。它们也就成为了决策者“摸着石头过河”的河中的一块块坚实的石头。
外资企业是中国经济改革棋局中的另一股力量。如果说乡镇企业、民营企业是不曾被规划的话,那么外资企业与国有企业一样,它是被zf进行过严密规划的。从最开始的以合资建厂的方式引进资金、技术和设备,到后面引进先进的管理制度。中国经济改革的决策者从一开始就明白,中国的经济改革与发展必须要借助于外力。从设立开发五大特区到一系列沿海城市的开放,都有一种作为引进外资企业的前沿阵地的设想。但是外资在80年代对于中国还是采取一种“静而观之”的旁观态度。在深圳建设的前十年中,国有资产增长到250亿元,来自银行的贷款就有180亿元,深圳的奇迹不是靠吸引外资而产生的。到1992年邓公南巡讲话之后,国外对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日渐明朗,其后,大规模的外资才开始进入中国,把中国迅速变成了一个世界加工工厂。这种代工模式的经济增长方式让中国经济迅猛发展,直至今日始见颓势。
1992年邓公南巡讲话,提出了“三个有利于”是判断各方面工作的是非标准,给无所不在的意识形态争论一个断然的“终结”,打烂了精神上的最后一道枷锁,释放出的自由激发了一代人去开拓创新,迎来了一个时代的辉煌。
纵观1978年-1992年的经济改革历程,我们可以看到,被事先设计的国企改革一直徘徊于低效率的泥淖,一而再,再而三,多次变革举措都收效甚微,乏善可陈。被事先规划的外资引进方案,确并未受到青睐。反而不曾被规划的乡镇企业和多次打压的私营企业却在广袤大地上野蛮蓬勃生长。这似乎是一个很不应该的结果!三十年后的我们无比崇拜我们zf的力量,认为我们的zf无所不能,克通胀、保民生、促就业、抗危机,似乎我们的zf宏观调控的第四只手远远强于亚当.斯密的市场经济的第三只手。回首我国经济改革的前十四年的发展历程,我们不由的发现,真正的变革的力量都是诞生在zf管制最少的地方或权力无法抵达的真空地带,一如偏远的温州山区、交通落后的义乌小镇或山高皇帝远的福建晋江。
解放生产力,永无止境!
英国思想家罗素曾经说:“提到过去,每个时代都承认它是事实,提到当前,每个时代都否认它是事实。”而天才的法国政治家托克维尔则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写道:“当各政党只为明天而忙碌时,我已驰想于未来。”即将呈现在你面前的这部《激荡三十年》,正伫立在过去和当下之间,我的工作是尽一切可能进行一次清晰而可持续的描述,而很多结论则有待于后来者自己给出。
爸爸,妈妈跟我说过,以前中国是一个很贫穷的国家,那时候没有像现在那么多的工厂和商店,很多人都没有漂亮的衣服和裤子穿,都穿着破破烂烂的。在那个时代,因为物资大量缺乏,就算有钱也买不到好东西。后来因为我们大家团结一致,为中国创造了一个有一个奇迹。爸爸还跟我说:“中国还有特区呢!”我大吃一惊,问道:“哪里是特区?”爸爸笑着说:“我不是给你买了一本《改革开放三十年》吗?你自己去那本书里找吧,没有我再告诉你。”我听了爸爸的话,迫不及待地跑进房间里,翻开了这本《改革开放三十年》一看,啊!果然有,平时不爱动脑筋的我一下子就变了一个人似的,专心致志地看了起来。原来,中国的特区是,深圳、厦门、海南!我兴奋不已,马上跑过去,告诉了爸爸,爸爸也高兴地笑了。
这本书里,内容还不止这些呢!有写以前是什么样子的,然后现在就不一样了,想买什么就有什么,不像以前什么都没有;还有现在农业税等好多要交的税都取消了,全国人民特别是农民都很高兴;有一个五十四岁的王老汉正在大口大口的吃着菜合子,虽说菜合子是韭菜粉条馅的,没有肉,但王老汉吃的比任何时候都香。他说:“我家里三口人,四亩地,每年收入四千元,年底赶上母亲生病,我花了一千多元,生活一下子就紧张了,按规定,一年还要缴纳四百多元的农业税,生活一下子就困难了。现在不用交农业税了,还有补贴,这真是太好了!免了这四百多元不是小数,挺管事。”说完,王老汉开心地笑了;有写安徽的凤阳县小岗的奇遇,是这样的:1979年,凤阳地区遭受了严重的旱灾。但因为农民们团结一致,全力抗旱,赢得了意外的丰收。这一年,过去一直吃国家救济粮的小岗村,头一次向国家交售粮食4万多斤。小岗村的做法很快在凤阳县传开了。
掩卷沉思,这本书令我印象深刻、时常回味和思考的不仅仅仅是纷繁的事件和卓俊的群雄,而是以下几个问题。我想,这也是作者的高明之处,他明白在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所以,他不以自我的结论来圈囿别人的思想。作为宏观经济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系统、宏观、冷静地思考这些问题,对于我们进一步把握规律、趋势和大局,做好工作、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就应会有所裨益。
一是三十年改革开放的目标是实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艰难转型。不可否认的是:当市场的主体已经实现了从产品生产到商品生产再到资本运营的阶段,对于经济的管理却还在计划与市场的泥淖中拉锯。就好像两队接力赛,一队已经跑到了第三棒,另一队还在进行一、二棒的交接。这是值得深思并需要急切加以改变的问题,只有这个问题解决得好,才能说是跟上时代的步伐,才能有助于解放生产力而不是束缚了发展的活力。
其次,三十年间市场主体的力量变换与博弈,是文中最为精彩的演绎。但它不是明线,明线是时间。在时光的推进中,我们看到国有企业、民营企业、跨国企业在中华的大地上纵横捭阖、异彩纷呈。这三大力量究竟谁优谁劣,谁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谁更能代表未来经济发展的方向,谁更维护了大多数中国人的更长远的利益,作者没有说明,我也难以做出谁是谁非的简单的两分法的结论。这个结论需要每个有独立思考和决定潜力的人来做出。就应说,这三大力量在中国经济发展史上都做出了并正在做着巨大的贡献,正确地评价它们的作用有助于借助这三方力量正确地发展我们的经济。但是,蛋糕只有一个,而他们都想多切一点。于是,不绝于耳的就是它们各自对对方缺陷的批驳。说白了,是利益之争,是市场份额之争。作为宏观经济的管理者,明确了这些,对于那些聒噪自会作出明断。
三是改革进程中的企业家命运值得我们悲悯和关注。改革就是突破,突破不合时宜的观念、法律、政策的障碍。而企业家作为市场中最有活力的人群,他们思想活跃、思维敏锐,能看人所不能看到的,想人所不能想到的,处处占领高地、独得先机,这是他们的优势。然而,法律的壁垒、政策的障碍、民众观念的落后、媒体过犹不及的关注和利润最大化的贪婪本性,常常使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身败名裂,成为之后者的垫脚石。中国历史上是个抑商的国家,然而步入全球经济、实现和平崛起、完成复兴伟业,无不需要优秀的企业家去陌生的国度开疆辟土。因此,如何发现、培养企业家成长,使他们在追逐利润最大化的同时背负上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性的职责感,使追逐财富、创造财富成为一种快乐、一种成就而不是万恶之源,也是一个需要正确看待和引导的问题。
第四,核心技术始终是中国制造的软肋。技术在古代被视为奇技淫巧,从业者“工”也被排在士、农之后,社会地位仅高于商。对于技术的重视就应是从建国后完整的工业体系建设时开始的,但我们的技术分层就像是中国的劳动力分层,有尖端的科学家和低端的农民工,就是缺少中端和高端的技师和工程师。我们的宇航员实现了太空中漫步,与老百姓生活质量息息相关的家用电器的核心技术却没有一项是中国自我的。实践已经证明,核心技术是买不来、引不进的,不是我们不想要,是人家不愿给。核心技术是科研人员智慧与心力的结晶,它需要全社会对领先技术、产品的选取和支持,更需要科技人员沉静而不浮躁地攻关克难,还需要商家不以价格为利器而赤膊上阵。但一项新技术的发明与创造,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当中国的产品以其质高品优走向世界的时候,期望中国的技术也能在自我的产品中占一点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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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时间里,我沉浸在这本《激荡三十年》中久久不能自拔。作者吴晓波先生站在国际视野的高度,透过民间观察的角度,用真实和激情相交融的优美文字,整体和个体相结合的描述手法,将一部改革开放30年的中国企业发展史清晰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客观、全面、细致、生动地再现了几代企业家在历史创造中的激情与迷惘、喜悦与伤痛、成功与没落、经验与教训。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借用这样一句颇为矛盾的话语可能的确反映了1978到2008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程。
作者按照编年的体例介绍了改革开放三十年每年出现的重要事件或现象,并归纳出这些事件或现象的原因,并在每年都附上一个典型的案例介绍,如广为人知的禹作敏倒台、健力宝的沉寂等。可以说颇有当代中国经济资治通鉴的感觉。作者以尖锐的视角帮我们概括了中国这三十年这样一个发展模式。
改革开放早期、初期,在国家呵护和政策扶植下一批国营企业拔地而起,茁壮成长,但当时代渐渐步入改革开放成长期后,国家开始放手这些溺爱的“孩子”时,他们开始掉队了,他们原有的市场开始不断遭到自主能力更强的民营企业和私有企业的猛烈蚕食,有些国企甚至砰然倒下。这10多年间,国营企业、私有企业、以及股份制公司的兴衰变化,中国的经济发展带有强烈的政府和民营资本博弈的色彩,改革之前,政府掌握了基本上所有的经济资源,而改革便是让民营资本一步步向国有经济领域发起进攻,这其中有成功,有失败,有挣扎,于是便有了书中一个又一个的故事。
中国企业的三十年历程,有多少激动人心的辉煌,就有多少令人揪心的陨落。过去我们讲,“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但现在我们发现,中国绝大多数的企业只能各领风骚三五年,一时风光无限,不久就销声匿迹。即便是一些巨型企业,也难以幸免地经历了从神话到噩梦的轮回,“泰坦尼克现象”此起彼伏。究其原因:正是在这个激情年代中,中国企业界和企业家形成了一种非理性的市场运营模式和思维,涌动在激情之中的那股不可遏制的投资和扩张冲动,上演了一出令世界瞩目的中国企业崛起大戏,可也正是这种过度泛滥的激情把中国的市场推向了新的无序和盲动,使如今的中国市场呈现出非线性的迷乱态势。更要时刻警觉的是,一旦我们因盲目自信、自我膨胀、急功近利而丧失理性,就有可能撞上那足以令船毁人亡的冰山一角。
这本书让我深深地懂得了两个道理,时势造企业,识时务者为俊企业。在中国特定的国情背景下,事业要有所成就,一定要及时关注中央的政策走向,把握历史的风向,因为根据“丛林法则”——存活下来的物种,不是那些最强壮的种群,也不是那些智力最高的种群,而是那些对变化做出最积极反应的物种。只有能够不断适应政策及时代变化的企业才能长治久安,才能长盛不衰。企业这样,人亦如此!
读罢《激荡三十年》,不禁让我想起《三国演义》中的卷首词《临江仙》中那句“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三十年的中国企业史,在历史的长河只能算是很短的一段,但由于处在改革开放这个时代背景中,却显得尤为不平凡。在历史的机遇面前,有人窥见先机,一跃而起抓住了机遇,获得了飞跃的发展和急速的膨胀;有人随改革的进程,在不断廓清思路的拉锯中起起伏伏;亦有人始终站在政策的前端,捞取着转型时期中国经济的厚利;还有更多的人,他们以自己的勤勉、奋斗在这个英雄的年代,大写英雄的历史。作者的写作目的`绝不是简单地为这段高歌猛进同时又充满曲折的30年商业史歌功颂德,恰恰相反,他正是要用饱醮激情的笔触,“在事实和理性的层面上抽丝剥茧”,为我们揭示“一个空前复杂而大半面目未清的时代”。同时也告诫我们,在进入改革发展事业的“深水区”,更要摒弃早已泛滥的激情和“自我崇拜的热焰”,以一种更理性的思想状态,更良好的职业操守、更奋发的拼搏精神,努力走向希望的春天,真正成就企业的不朽。
前几个月看了吴晓波的《激荡三十年》(是写78年到08年的企业史,书中提到了很多企业和企业家鲜为人知的故事)上下两册,总的感觉就是感慨万端,悲喜交加。
感慨的是30年的改革开放史,与其说是改革史,还不如说是一群食螃蟹者的创业史。但可惜的是,当初成功的创业家在30年后却寥寥无几,这当中固然有体制的限制,不成熟政策的扼杀,但其中也有草根创业家的一些劣根性,如成功后不思上进,贪图享乐,挥霍无度等,但总的是来说就是,我们在变化过程中却忽视了变化,错把偶然的成功当成必然,没有根据变化的环境及时调整自我努力或专注的方向。
悲的是,第一代创业家,在中国的现代商业史上能够说他们就是现代商业的启蒙者,可是却一向得不到社会的承认,如当初的傻子瓜子年广久,无数徘徊于体制外的倒爷,当然其中有相当部分的投机倒把分子,但并不排除,他们就是现代商业的真正开启者,(个人认为之所以有投机倒把,主要是受体制内购销政策的限制,流通得不到当权者主流政策意识的承认和重视),但事实上他们却是一群既作榜样(好的)又作典型(不好的)的可怜人,总是处于担惊受怕的境况。
更可悲的是,等到企业家成为社会新贵的时候(那是90年代末期的事了),主流的媒体,急躁的人们却早已把那一群启蒙者给忘了。个人所悲的就是,我们的民族何时成了一个急功近利、整体浮躁的民族,竟忘记了“喝水不忘挖井人”的道理!难道真如吴晓波先生在书中所言,由于我们走得太远了,以至于把当初之所以出发的目的给忘了。
喜的是,有人替我们作了一个历史总结,确切地说,那更像是历史重演、回放,清楚地为我们再现先辈们的血汗史、创业史。当初司马迁写史记时也没有忘记专门安排一章《货殖列传》,而那正是“仕农工商,商为下”的时代。
今日市场经济虽早已深入人心,商品经济如火如荼地发展,可是,关于中国的商业史,除了杨小凯教授写的晚清、民国、新中国经济史外,难以找到更多,可喜的是,《激荡三十年》填补了这个空白。更为难得的是,不知吴晓波先生有意识还是无意识,他在书中,专门安排了一节来写一个平平凡凡的白芳礼支教公司(被中国数千万网友认为是最有机会“感动中国”的,却最终没有获评的一个数十年来从没有停止过支持教育的平凡三轮车夫),在商业气息浓厚的财经类著作中穿插了十分感性的人文精神(是目前为止纪念这位平凡天津人的最高礼待),在铜臭味十足的赚钱世界中洒下了点“真、善、美”。正如他所言,市场经济的发展似乎与伦理道德的丢失是相伴而生的。而实质上他想做的就是,期望以自我的绵力改写这个历史轨迹。
《激荡三十年》早已读完,虽然目前还没看到下半部,却也早就想发表点感想。
读这本书,我首先感叹于吴晓波过人的耐心,和他无穷尽的好奇心。全书从1978年开始写起,很多事件的真相都已成风尘往事,被人遗忘,有些则只剩下一下片面而且虚伪的官方纪录。可是吴老师却有着寻根问底的勇气和耐性。在前半部作品中,记录了许多鲜为人知的资料,为此他几乎亲自采访了所有曾经在中国改革进程中留下过名字的人们,其中有曾经红极一时的改革先锋,有中国第一个“首富”也是“首骗”的浪漫英雄,有曾经为开发深圳特区立下大功的落魄官员,有两次海南热中至关重要的决策人物,有民营企业的创建者和他们的守业者,有国有企业改革中的各路英豪,也有在资本市场中如鱼得水的能人,这些人天南海北,有些早已锒铛入狱,有些“潜逃海外”,有些潦倒落魄,有些功成名就,有些富甲一方。但吴晓波对所有人的采访,都只为了记录一份尽可能全面的中国改革史,并且由于他的信念,他的采访不避讳时政、不闪躲敏感话题非常到位。总之,在阅读此书的过程中,对吴晓波的钦佩始终伴随着我。
其次要讲的,是这本书的角度。这是一本好书。评判一本好书的关键,在于这本书是否引发了读者的思考以及它所引发的思考之深度与广度,而不在于一本书灌输给你多少教条和真理。引发思考的关键,在于作者给读者什么样的角度。看事情的角度决定了深度。比如:吴晓波在此书中始终不放弃对标志性商业事件的还原,但这种还原不是单纯的讲故事,他是把单个事件置于中国的政治背景中并联系国际大环境。这样一来,人不再是人,而是现象,事不再是事,而是历史的脉搏那跳跃的一下。如此的角度,决定了作者把读者带到了一个时而冷眼旁观时而第一视角的大镜头前面。这样,问题就显得更加突出,事情就更加清楚。你不得不佩服吴晓波,佩服他作为一个商业人士和一个新闻从业者的双重身份契合的竟然如此严丝合缝,让他在记录商业史的过程中,能够从商业角度分析改革的关键——比如说产权是否清晰,又能够以新闻人的人文关怀,给事件中的人以一种客观冷静又不乏感性认同的关注。由于他所带给读者的一贯的风格和广阔的视角,这本书确实能引发读者的思考。总结一句话,吴晓波是拿着广角镜看问题的作者。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几乎一个晚上只能读完一年的一部分,这与我读书的一贯速度相比实在少得可怜,读的时候想的问题也非常的丰富,远比《微观经济》带给我的思考多。比如说,伴随全书的问题之一,为什么中国改革过程中很多重大的事件都是发生在穷乡僻壤?农村土地大包干的小岗村,现代商业制度和私有制崛起的深圳,代表了中国的一个现象,那就是大的变革必然发生在旧体制和旧观念最薄弱的地方。换位思考一下,政府在推进变革和进行管理的时候是否能从这个现象里得到启示?答案是肯定的。已有的经验告诉我们,社会资源的流向(包括人力、资本、技术等)是不可能被任何组织和个人强制滞留在某个笼子里的,这些资源的走向是随着人们的需要流动的,三十年前中国人民需要一场变革,来获得更多的物质生活资料,于是,改革开始了。那么今后呢?政府的强制行为会在多大程度上制约社会的进步呢?所以,我们的政府需要学会引导。引导,是面对洪水的时候最省时省力还能获得利益的办法,因为把洪水引流到大湖里、水洼里,可以储备到干旱季节用,还可以把漏出了淤泥的河床清理好,以防止下次洪水,淤泥还可以作肥料。因此,从中国的“变革突破点”现象,可以教育政府,学习引导民众。同时也教育民众,有想法就要去实践,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挡社会的进步。
再说说这部书的高度。
一个人看问题的高度,决定了他看问题的广度。你站在摩天轮上看到的风景一定比你站在地上看到的要多得多。吴晓波是有高度的。他的高度建立在他的学识上,他是从经济学人的角度研究问题的,也就是说他站在西方经济学的塔楼上看中国,而不是单从记者的层面上看中国。吴晓波是一个营销专家。我很喜欢他在“第一财经”电视台主持的节目“中国经营者”。一个企业的成功,不论研发、销售、服务以及融资都要做好,从一个财务人员的角度看,融资自然比什么都重要;从一个技术员的角度看,研发最重要;但从企业家的角度看,销售才是最重要的环节。吴晓波做电视节目是从企业家的角度看。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则首先从国人的角度看,他的笔触常常让我感到亲切,因为他道出了很多30年前、20_年前我所不知的社会生活细节,其次他又是站在国家决策者的高度看,因为他审视着中国这波澜壮阔的30年,并时刻批判着个中不足,又常常感叹着国家的进步如此艰难。他还能站得更高,他站在国际环境的大背景里看中国的改革,时常比较中国和美国的相似与不同,让中国人常有一种挫折感和危机感。再总结一句话,吴晓波是攀在天梯上能上能下的学者。吴晓波写30年,实际上写了百年。因为中国30年的改革实际上走了美国220_年走的路。中国人应噶感谢他这样的学者,是他们站在西方发达国家这个巨人的肩膀上,来指引中国该走的路。因此,我得到一个结论,一个民族的伟大之处不仅仅在于她发明了多少、创造了多少,也在于她学习了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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