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完这本书后,我对自己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进行了重新审视,对未来的人生规划也有了更加明确的方向。如果你还没有读完这本书,可以先看看其他读者的读后感,对书中的内容有个初步的了解。
小顺村在瓯江之畔,三面傍山,一面临水。刚走进村里,就隐约传来革命歌曲的乐音。“是我们爱国主义教育培训基地里传出来的,每天都有人来参观学习。”小顺村支部书记陈小明,同时也是小顺爱国主义教育培训基地负责人,对这样的声音已经很熟悉。
1937年“七七事变”后,小顺村因为易守难攻的地理优势,成为当时江浙一带最大的武器制造基地、敌后保卫中心和抗日指挥中心。周恩来、冯雪峰等一批军政要员和文化名流先后来过这里,小顺也因此在中华民族抗战史上留下了自己的红色记忆。
记者蹲点丽水云和采访,第二站来到了小顺村。
小顺村。
记者到的当天,恰好是南方“出梅”的日子,一改前两天的阴雨,日头猛烈。“就算太阳晒,来参观的人也不少的。”刚走到黄绍竑公馆果然碰上了一队正在参观的小学生,陈小明讲得比讲解员还生动,几个学生仰着小脸认真听,直到老师喊集合,才发现自己掉队。
1939年,周恩来来到小顺浙江铁工总厂进行视察,并在工人礼堂发表了重要演讲。80多年过去了,周总理的讲话始终激励着小顺村人民不忘初心,奋斗如一。在小顺村委干部的带领下,小顺村依托良好的生态环境和深厚的“红色基因”,开始修复和复建抗战历史文化遗址,周恩来视察小顺浙江铁工总厂纪念碑、冯雪峰疗伤旧居、小顺-梅湾红军古道……陈小明一边讲,一边带着我们在山道上上下下,这条路他太熟了,闭着眼睛都能走。
2016年,小顺村利用原小顺乡人民政府旧址,改建成了爱国主义教育训练营地,推出了爱国主义教育服务项目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提升营等一系列体验活动,吸引了大批游客。截至目前,训练营地已接待游客3万余人次,为村集体经济增收达495万元。
小顺村支部书记陈小明向记者讲述小顺的变化。
“请到我们小顺来,这里有总理的微笑,画坛泰斗的墨迹,湖畔渔家女的歌声……”这首《请到我们小顺来》,出自退休的云和县文化馆前馆长、老党员徐景舟之手,对他来说,这是从小顺青山绿水间流淌出来的文字。
徐景舟还干了一件大事——他利用业余时间,写了35万多字的小顺村村志,这是云和县有史以来第一本村志。这位老党员自掏腰包到处奔波,收集资料、查证史料、文献考证从来都是亲力亲为,徐景舟不会打字,35万字都是用鼠标一个个点选写出来的。
为了编撰村志,采访过多少人、翻阅过多少史料,徐景舟自己也不记得了。遇到不被理解、不支持怎么办呢?“那就慢慢跟他们讲我要做的事,为小顺村梳理历史。”翻阅着村志,能从字里行间、照片感受到小顺村的变化,对徐景舟来说,无论是在文化馆工作还是退休后写村志,都是秉持共产党员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他说,得让后人知道,小顺村是怎么来的,日子是如何一天天变好的,在这里曾经发生过怎样的故事。就这样,徐景舟写了八年,35万字。
为了编撰村志,采访过多少人、翻阅过多少史料,徐景舟自己也不记得了。
像徐景舟这样的党员,在小顺村不是一个两个。在小顺村那座伫立着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的小山头上,记者看到很多刚长到小腿高的树苗。“是楠木,这座山头上林间穿插着都种上了。”陈小明说,这些树苗都是村里党员干部种下的,“50年后,我们都不在了,但这些楠木还在,长大成材了,又是咱小顺的一笔财富。”
陈小明说下一步,小顺村将进一步发挥红色基因优势,结合自身特点打造“小顺军民融合体”项目。目前该项目已经处于项目设计阶段。
厚厚的村志承载的“浙西南革命精神”,会随着一代又一代人延续下去,山上的树苗也会天天长大,守望着这里。他们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小顺村能更好地发展起来。
1939年4月2日,周恩来到小顺与黄绍竑进行会晤并且在次日视察了铁工厂的工作,在当时的工人食堂(沉香庙)发表了“工人顶天立地”的演讲,他对在场的工人们说道“工字顶天,人字两脚立地,工人是顶天立地的,你们虽然没有在前方抗战,但你们在后方生产武器,支持前方,你们也是抗日英雄”。
铜像左侧有一块“周恩来小顺之行”的碑,碑文的落款是刘九州和邱南章。刘九州是周恩来的贴身秘书(也就是副官),邱南章是他的警卫员。解放后,刘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部部长,邱是北京饭店的党委书记。
原名冯福春,著名的左翼作家,文艺理论家、翻译家,担任过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等职。1949年,皖南事变后冯雪峰被捕,在上饶集中营被关近2年,经党组织营救出狱后,被组织安排当时迁至庆元的保育二院里。1943年春,保育二院迁回小顺,冯雪峰在戚铮音同志(保育院院长、中共地下党员)的掩护下,随保育二院来到小顺。
《乡风与市风》一书就是冯雪峰在小顺养伤期间写的,朱自清亲自为其撰写书评。这本书收录在雪峰文集的第三卷,由十七篇杂文和时评合集在一起。在这本书目录的底部他还特别注明:“1943年以上作于丽水和小顺”。
浩然亭,浩然正气之意,是史料存列馆。亭内有小顺旧村图、小顺老村照片、小顺战时的机关分布图及铁工厂当年留下来的长徽、出入证、奖章等图文资料。亭内还陈设有一把七七式步枪,是当时小顺铁工厂主要生产的步枪。
由小顺乡人民政府旧址改建而成,总投资200万元,占地面积2000余平方米。内设兵工厂食堂、住宿营地及训练基地,可同时提供136人食宿。营地建成后先后推出“两学一做”党课套餐、青干班军事课堂、爱国主义报告会等系列活动,逐步建成了集爱国主义教育、军事训练等为一体的综合训练基地。
新时代中国青年素质过硬、全面发展,把树立正确的理想、坚定的信念作为立身之本,理想信念更为坚定,身心素质向好向强,知识素养不断提升,社会参与积极主动,努力成长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白皮书说,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中,中国青年坚守“永久奋斗”光荣传统,在平凡岗位上奋斗奉献,在急难险重任务中冲锋在前,在基层一线经受磨砺,在创新创业中走在前列,在社会文明建设中引风气之先,生动展现出“衣食无忧而不忘艰苦、岁月静好而不丢奋斗”的.整体风貌。
白皮书指出,新时代中国青年更加开放自信地融入世界,“走出去”的道路越来越宽,沟通合作的“朋友圈”越来越大,在与世界各国青年的交流合作中,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展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青春担当。白皮书还向世界各国青年发出了中国青年的四点全球行动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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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兴邦,经济腾飞,国学朗朗,祖国通过艰辛的努力,终于将一粒小小的芝麻,在神州大地上遍地开花,芳蕴九州。
十八年岁月虽不至于让大地发生沧海桑田的变迁,却足以让我由一名稚儿成长为一位即将独立面对人生风风雨雨的少年,十八岁月,我嗅着祖国的花香鸟语,看着祖国的壮美山河,听着祖国的殷切叮咛。我们与祖国一起成长,成为了新时代的新青年,从此我们接住上一代人传递的接力棒,带着祖国走向美好的未来。
回首黑白胶卷的浅色时光,令人自豪。从前,多少学生曾在漏风漏雨的教室里上课?多少人在只有一个火炉的冬天瑟瑟发抖,多少人在昏黄的灯光下缝补着千疮百孔的旧衣?那些发黄的记忆,已然深埋于记忆长河中,已然难从现实中窥见端倪。现如今,一间间一层层一幢幢白净明亮的教学楼迎接着孩子们的到来,暖气、空调也走进了寻常百姓家,节俭美德传承的我们同时也拥有了鲜艳亮丽的衣着,甚至电脑、手机、大彩电、汽车也从旧时王庭飞入了寻常巷陌。这一切的一切,都要归功于祖国这些年日新月异的发展。
多媒体教学,共享单车移动支付,ar技术。科学技术的推陈出新丰富了我们的生活,使我们的环境更加日新月异。听一曲原声音乐,骑一辆单车随时可以用手指划动付款。新生事物的纷繁纭蕴,曾一度令我们不适,但如今的我们着实赞叹人类的智慧竟可以如此高超。走过荆棘路,你我共踏马蹄赏尽长安花。
曾几何时,我们处处在国际社会中受到限制遭到白眼。而如今,神州五号的升空,奥运会的成功举办,遍及国际的孔子学院。贯通亚欧各国的一带一路路线,都成为中国伟大的历史丰碑。在国际中地位的提升,得益于综合国力的发展。而综合国力,正是由于十亿国人的辛勤耕耘和拼搏,才会使祖国成为世界之林的一片沃土。
正所谓好事多磨,再多的困难险阻也不过是我们的踮脚石,汶川地震牵动半个国家的心,虽然损失惨重,但却让我们见证了八方支援的友爱。贪腐之心弥漫,却让我们坚定地不忘初心,不负使命,反华势力猖狂,却让我们更加坚定地维护国家安全,在挫折面前新青年永不言弃。
梁启超曾言:少年强则国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智则国智。诚然我们的羽翼还不够丰满,但作为新时代的新青年。我们更应以身为身为雨,润泽九州。
走过童年,慢慢驶向的就是青春了。青春是什么?是上帝给予我们最珍贵的礼物吗?青春对于每个人的理解都不同。但我想,在我思考的那一瞬间,青春正闪烁着光芒。青春是烦恼的。青春的我们长大了,不能再依偎在父母身边了;我们也该做飞翔的雄鹰了。长大了,说明我们要独自面对挫折、困难,独立生活。学会和别人相处,学会跌到了不哭泣,自己站起来了......
青春是一首优美的乐曲,只有流连忘返,才能感受到青春的节奏。不管怎样,青春总是与你同伴,她的许多奥妙等着你去开发。
每个人的青春都不一样,但惟独让老师和家长都烦恼的却是青春的叛逆期。
可以说,大部分的青少年多多少少都会有些许的叛逆心理,范围不仅仅只局限于家里,还包括学校里,生活上,等等。一切都来源于生活上的一些小碰撞和摩擦。这时候,你的想法和以前已经大不相同了,你会过于在乎或者过于排斥某个人和某件事,又或者你认为别人不会站在你的'角度去思考,太过于以自我为中心。
不管是和我们一样叛逆的人,好事处处包容我们的家长和老师,我们都要感谢他们,没有他们的批评和鼓励,我们或许还找不到前进的方向。当然,我们也要“则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青春的我们依然怀揣理想。
“赵炜,你要照顾好大姐……”一双瘦得几乎皮包骨头的手从被子下伸出来,紧紧握住赵炜的手,1975年11月初的一天,赵炜陪邓颖超去医院探望刚刚作做完一次大手术的周恩来,已被病魔折磨得不足百斤的周恩来把心里最沉甸甸的嘱托交给了赵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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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炜清楚,周恩来在自己最后时刻做出的那番嘱托意味着什么。从1955年至1976年总理去世,她为总理工作服务了21年;从1965年起她又任邓颖超的秘书,直至1992年邓颖超去世。有人说,只有近距离感受到的伟大才可称其为真正的“伟大”——光环褪尽、还原为生活中的普通人后,他(她)所折射的人性光辉才是最震撼、最持久的一种力量。而赵炜眼中的周恩来,便正如此。
安宁而温暖的西花厅。
1955年1月,从部队转业到国务院机要处不久的赵炜,被调到中南海西花厅总理办公室工作。她至今清晰记得第一次见总理夫妇的情景。“那天,周总理就像我们在报纸照片上常见的装束——身着灰色中山装,脚上一双黑皮鞋。那是个阳光明媚的春日,邓大姐穿的显得有些多:一件带花的薄呢子大衣,脚上是蓝呢面棉鞋,头上还包着一块当时非常流行的花方巾。”身边的卫士向总理简单介绍了赵炜的情况,握手之后总理问了赵炜几个问题,“我的手心直冒汗,声音也有些打颤”,周总理微笑着说:“不要紧张,我是总理,你是这里的工作人员,咱们都是同志。”
到西花厅,赵炜的第一个感受是那里很多人的工作时间和别人不一样。周总理习惯夜里办公,最早也要到凌晨二三点。据说以前中央曾请刘伯承给周恩来当参谋长,刘伯承听后急忙说:“恩来熬夜的本事实在大,我可熬不过他,还是另请他人吧!”上午基本是周恩来的休息时间,秘书们的作息也跟他一致,所以西花厅的上午大多是静悄悄的。
西花厅一天的繁忙是从总理起床时间为起点:先是忙着请示汇报的秘书们——五六十年代,周恩来总共有20多位秘书,负责联系不同的部委,周恩来办公桌左手下有一排标有秘书名字的电铃按钮,便于找这些秘书。“**”后,这些秘书只剩下两位;遇到急事,男秘书们干脆把总理堵在卫生间里,所以也有工作人员们戏称这里是“第二办公室”。
“总理平时有两件东西是从不离身的。一件是他的那只老手表,另一件是办公室和保险柜这两把钥匙。”赵炜回忆。周恩来的办公室有三把钥匙,他自己一把,值班秘书一把,值班警卫一把,连邓颖超都不能“私自”进入他的办公室。或许是早年革命生涯沿袭下来的习惯,周恩来的钥匙几乎24小时不离身,平时放在衣服口袋里,睡觉时就压在枕头底下,出国时才交给邓颖超保管,“大姐把钥匙放在信封里,为了避嫌,特意用钉书器把信封口钉上,等总理回来后再完璧归赵。”
平时,周恩来都是亲自取放保险柜里的东西,至于里面究竟放了些什么,邓颖超也从不知晓。在总理身边工作了21年的赵炜有过两次打开保险柜的经历,第一次是“**”初期,周恩来让赵炜将里面存放的三个存折取出送交中国银行保管,三个存折累计40万元的存款是解放后国家给傅作义的补贴,“**”一起,傅作义怕红卫兵抄家便在前一天晚上送到周恩来这里保管。第二次开这个保险柜时已是周总理去世,来清理遗物。“说实在的,这次打开保险柜很出乎我意外,因为里面根本没有任何重要的东西。”总理是个保密意识很强又很细心的人,赵炜推测,他一定在住院时就把里面的重要东西作了安排。
“总理是个喜欢整洁的人,办公完毕,他习惯自己把办公桌上的文件收拾好,笔、墨、放大镜等文具也都一一整理得清清爽爽,放到固定位置,临走前再把椅子摆好。”在总理身边呆了20多年,赵炜从未见过他的办公室有过乱糟糟的情形。注重仪表的周恩来,即使在家也穿得整整齐齐,再热的天,他也坚持穿衬衫,而且从不敞着领扣。
早期的西花厅留给大家的记忆都充满了温暖安宁。平时周恩来一天要工作十四五个小时,周围工作人员总是想方设法让他多一些休息和放松的时间。周恩来周六有时去中南海紫光阁跳舞,赵炜印象中的总理,舞跳得很棒,步子既轻柔又稳健。有时周六他不外出,警卫局服务处会过来放电影给大家看,租一个片子要15块钱,就从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工资里扣。偶尔,他会和邓颖超一起去首都剧场看一场人艺的演出,为了避免惊动观众,他们经常在演出半小时后悄然入场,坐在观众席中,没看完前再悄然离去,门票也自己掏钱来买。
赵炜回忆,那时候的周恩来也特别喜欢招待客人。不管是谈工作还是开会的,赶上吃饭时,他总是热情挽留:“别走了,一起吃个饭吧,今天我请客。”饭费从他的工资里出,他自己也不知道一个月究竟花多少剩多少。有一次,周恩来又照例留客人吃饭,邓大姐在旁边开他玩笑:“怎么老说是你请客啊?你一个月有多少钱啊?是吃我的,别以为是吃你的,不信咱们分开算算。”“是吗?那就让大姐请你们吃饭。”周恩来笑呵呵地说。从1964年起,周恩来与邓颖超的工资开始分开支配,一个月下来,周总理的工资扣掉房钱、水电费和各种开销后,果然没剩多少。
革命夫妻的爱情传奇。
周恩来与邓颖超的爱情故事因诞生于特定的历史时期而烙上鲜明的革命色彩,放在今天来看,这份革命时期的爱情反而更具一份别致的韵味。
周恩来与邓颖超相识于“五四”运动时期。当时,从日本留学归国的周恩来,在天津学生界已很有名气;而在北洋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读书的邓颖超,是“女界爱国同志会”的讲演队长,邓颖超后来在文章中形容“彼此都有印象,是很淡淡的”。有趣的是,周恩来喜欢演话剧,而男生的学校没有女生,所以他就扮演女生;而邓颖超所在的学校没有男生,她穿长袍马褂、戴一个礼帽,扮演男新闻记者,周恩来还指导她们演话剧。不过邓颖超一直相信那时的周恩来把她看成小妹妹——那一年,她只有15岁。
“我们不是一见倾心,更不是恋爱至上。”那时的邓颖超也丝毫没有将台上的那个美男子与自己未来的革命伴侣划上等号。一年后,周恩来作为197名赴法勤工俭学的留学生中的一员前往巴黎,邓颖超则到北京师大附小当了教员。两人鸿雁往来,但仍没有往那一方面想。邓颖超回忆说,“我知道他那时有一个女朋友,人长得比我漂亮。所以我根本就没往那方面想。”1923年,邓颖超突然收到周恩来从法国寄来的一张明信片,在这张印有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画像的明信片上,周恩来写道:“希望我们两个人将来,也像他们两个人一样,一同上断头台。”
1956年的一天,周恩来的侄女来访,大家坐在客厅里聊天。侄女好奇地问起两人当年的往事,周恩来坦诚相告:当年在法国的那个美丽的朋友,“对革命也很同情”,“但是,我觉得作为革命的终身伴侣她不合适”,在周恩来眼里“坚持革命”的小超便成了终身伴侣的最佳人选。1925年,他们在广东结婚。
在世俗的眼光里,邓颖超的外貌似乎与有四大美男子之一的周恩来有些差距,“邓大姐经常说:‘我们也没有计较谁的长相,恩来长得比我漂亮,我长得并不漂亮。’”他们结婚后一直没时间谈到过当年相识的事情,直到解放后十几年了,有一次闲聊,周恩来突然说:“还记得当年在天津开大会吗?你第一个登台发言,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跟赵炜说到这儿,邓颖超开心地跟自己开了一个玩笑,“现在我老了,和年轻时不一样,眼睛也变小了。”
邓颖超后来说,她“理解恩来”,“他所需要的是能一辈子从事革命工作,能经受得住革命的艰难险阻和惊涛骇浪的伴侣”。从这一点上讲,为革命而挑选伴侣的周恩来被证明是有眼光的。邓颖超在怀念周恩来的文章中说,即便两人在通信中明确了恋爱关系后,“我们定约后的通信,还是以革命的活动、彼此的学习、革命的道理、今后的事业为主要内容,找不出我爱你、你爱我的字眼”。
邓颖超后来看过一部《南昌起义》的话剧,其中一情节是起义前一夜,邓颖超将周恩来送下楼去,又往兜里装照片,情意绵绵。邓颖超看罢立即向编剧提意见,“当年他吃完饭自己拿着东西就走了,只告诉我到九江,干什么、什么时间回来,我一概不知,也不问,这是纪律”。告别之前,周恩来紧紧握着邓颖超的手,没再说一句话,因为每一次的生离都可能意味着死别。起义后,国民党报纸纷纷刊载了这一消息,邓颖超看了报纸后才知道丈夫做了什么。
“记得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时,总理跟接触原子弹的人说:你们跟任何人都不要讲,邓颖超是中央委员,我都没让她知道。爆炸前一天,我在总理值班室,除了我们办公室的经手人知道外,其他任何人都不知道。”在周恩来去世后,很多人见了邓大姐讲一些事情,邓大为诧异,“哟,这件事情我还不知道!”对方也很奇怪:邓大姐,你怎么还不知道?“这种情况,外人奇怪,我们不奇怪。”赵炜说。
开国总理的家庭。
闲暇时,邓颖超总爱和赵炜讲起她的那一双孩子。“她常念叨那句老话:一儿一女一枝花,无儿无女赛仙家。她说,赵炜,你看你,一儿一女多好啊!”赵炜宽慰她:“大姐,您不是赛仙家吗?”邓颖超笑笑说:“仙家虚无缥缈,还是一枝花实在。”
“我们当年也曾有过两个孩子,如果都活着比你还大呢!”一次闲聊时邓颖超跟赵炜提起了孩子这个话题。1925年结婚后不久,邓大姐发现自己怀孕了,她当时是何香凝的秘书,一心一意要把工作做好,所以自己跑到街上买了一些中成药,想把孩子偷偷打掉,结果一个人痛得在床上直打滚。周恩来知道此事后,发了很大的火,说“你的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孩子不是你一个人的,是我们两个人的后代,你应该跟我商量,这是我们两个的大事,你为什么不跟我商量?”邓颖超告诉赵炜,她是第一次看到周总理发那么大的火,“现在想起来,我那时也是太轻率太幼稚了”。
没多久,邓颖超又怀上了第二个孩子,预产期在1927年3月,之前周恩来已赴上海工作,邓颖超的母亲来广州陪她分娩。3月21日邓颖超生产,但因为胎儿过大又是难产,最后医生动用了产钳把孩子夹了出来,婴儿的头颅受了伤,刚生下来就夭折了。“那是一个男孩儿,如果活着比你还大几岁呢!”邓颖超拍着赵炜的肩膀说。
本想在医院多休养几天的邓颖超,却又因为“四一二”政变、国共两党关系的分裂而必须逃离广州。在这家德国人开的医院里,一个信基督的医生把她藏在院后的一个地方,每天都锁上门,由护士来送饭。最后他们把邓大姐化装成他们的护士,与母亲一起先到了香港,然后辗转到上海。因为产后过于疲劳,邓颖超此后再没有怀上过孩子。
但邓颖超的内心仍有做母亲的渴望。解放后,邓颖超曾化名到北京协和医院请著名的妇科大夫林巧稚做过一次检查,当时没有认出总理夫人的林巧稚认为她不太可能再怀孕。在得知邓颖超的真实身份后,林巧稚曾动员她做一次输卵管疏通,以增加生育可能,但邓颖超最终还是放弃了。
当年赵炜在有一个12岁的儿子之后发现自己又怀孕时,曾想坚决地打掉。得知赵炜的想法,邓颖超先是委婉劝了几次,让赵炜把孩子生下来;见赵炜仍在犹犹豫豫,她最后竟有点“急”了。邓颖超后来对赵炜的女儿格外喜欢,不但给她取了名字,还总是不忘告诉这个幸运的小生命:“你的命是我保下来的!”她特别愿意听孩子甜甜地喊她一声“奶奶”。
“虽然没孩子,但我跟她接触几十年,没感到她不幸福。”赵炜说。身边的工作人员知道他们喜欢孩子,也经常带孩子过来和老两口玩。周恩来和邓颖超也把父母般的爱,给了烈士后代,这是广为人知的事情。曾经有文章说他们两人养育了十个烈士子弟,这十个孩子是谁,赵炜没考证也没问过邓颖超。但以她在西花厅的经历,“一直和总理、邓大姐保持非同寻常联系的只有两人,一个是孙维世,一个是李湄(注:李少石烈士之女)”。
没有孩子,使得原本就陷于繁忙公务的总理家庭又少了几分普通人家的生活气息。“‘**’之前,两个人还经常一起出去看戏、散步,大姐和总理偶尔也会浪漫一下:有一次总理回来,大姐给了他一个拥抱,我们大家都在一旁看着笑。”这样的气氛在“**”之后荡然无存。两人交流的内容也越来越多地被工作占据,几乎没有任何私密性。这个家,其实更像是一个办公室。
60年代末一个夏天的晚上,一个护士突然发现邓颖超一动不动,没有反应,急得大喊“大姐、大姐”,碰巧在家里的周恩来一听,连忙赶了过来:“小超,小超啊!你怎么了?快醒醒!”——平素在家,周恩来从不亲昵地喊“小超”,而是跟着大家一起称呼“大姐”。后来得知,靠安眠药睡觉的邓颖超在那天服药后,药性突然发作陷入睡眠状态,虽然虚惊一场,但周恩来那种本能爆发的焦虑和急切给赵炜留下深刻印象。“总理和大姐的感情非常深,但那时国家处在那样一种状态,总理只好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工作中,大姐也理解他的付出。他们真的是为了这个国家,牺牲了孩子,牺牲了家庭。”
细心观察,周恩来五六十年代的照片多为满含笑意、意气风发之态;而在最后十年,留下的几乎都是面色冷峻、饱含忧虑的形象。“**”一起,“西花厅”也改成了革命色彩浓厚的“向阳厅”,原本洋溢着的温暖气息也一下荡然无存。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一起,周恩来夫妇首先自己制定了“三不”政策:不接见,不通电话,不来往。原来往来的老友、烈士子女,甚至周恩来自己的侄辈,一下子都从周恩来的生活里隐去了。
“总理经过这么多年的革命锻炼,你从他的表情和言谈根本感觉不出他内心的波动。”赵炜说,虽然外面的局势一天比一天压抑,但在西花厅内部,她很少听到周恩来谈论什么。邓颖超只是一再提醒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话要特别谨慎,不给总理惹事。“江青来,总理都不让我们出来,生怕她一下看谁不顺眼,惨了。”
赵炜说,在“**”之前,大家就对江青这位“第一夫人”敬而远之,一次江青看上了周恩来身边的一个护士长,一听要调自己过去,护士不情愿地哭起来。到了“江办”,一位同志看到她在哭,特地叮嘱:“别哭,赶紧把脸洗洗,一定要用凉水洗!”护士也只能言听计从。和江青一握手,江青大呼:“你的手怎么这么凉!”马上把护士退回周办。现在想起来,赵炜揣测一定是江青身边那位善良的同志是用自己的方式保护了她。在那样的年月,这样的细节总让人感觉格外温暖。
1967年1月12日,邓颖超悄悄告诉赵炜,贺龙一家住了进来,就在前客厅,希望大家不要打扰他们夫妇。“**”一起,贺龙夫妇就成了造反派的攻击对象,不堪忍受的贺龙在一天之前偕夫人薛明、儿子贺鹏飞偷偷搬进了周恩来这里。因为事关重大,邓颖超此前都对此事一无所知。“住进西花厅后,贺老总几乎没出来过,周总理安排专人给他们送饭。我们工作人员也心照不宣地不提贺老总的事。”9天以后,贺龙夫妇搬出了西花厅,几个月后,贺龙被迫害致死。周恩来对这位在南昌起义时就结识的革命战友一直怀有内疚之情。林彪“九一三事件”之后,周恩来着手做的一件事就是寻找薛明。1974年底,在贺龙追悼会上,周恩来一进门就大声对薛明说:“薛明,薛明,我没保护好他啊!”说罢,76岁的周恩来老泪长流。
20年后,赵炜在整理周恩来遗物时,发现了周恩来亲笔改的悼词,“在这份文件上,我看到最初定的是在贺龙追悼会上行三鞠躬,但在追悼会时,周总理却向贺龙鞠了七个躬。总理为什么这样做,我们当时没有问,现在也成了一个永远的谜”。
1971年9月12日,谁也没有感觉出来第二天将要发生一场震惊世界的“叛逃事件”。下午5点准备离家去大会堂开会的总理显得精神充足。出门时邓颖超提醒他别忘了吃药,周恩来含笑答应:“你放心吧!”这天晚上,周恩来没有回家,工作人员奇怪,邓颖超也奇怪,“连续20多个小时不回来也没有一点信息的情况还比较少见”。第二天下午,值班人员突然接到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的一个电话,语气郑重地说:“请转告总理,我们忠于毛**,听毛**的,听周总理的,周总理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办,我们已经按周总理的指示去办了!”值班人员听得一头雾水。
9月14日下午,主管警卫的杨德中受周恩来之托,来到西花厅找邓颖超交待一些事情。“杨德中走后,邓大姐马上交待我,让警卫把大门关上,只有总理回来才可以开,其他任何人都走小门。她还让我告诉大家提高警惕,以防万一。”赵炜回忆,跟了大姐那么多年,那天她的状态也很少见:既不怎么跟大家说话,也没有踏踏实实地吃饭休息,总是坐在椅子上,一副若有所思的表情。
15日下午16点多,当周恩来在门口出现时,一直在等他的邓颖超一见面就心痛地说:“老伴呀,我看你的两条腿都抬不起来了。”已经50多个小时没有休息的周恩来掩饰不住的疲惫,老两口进了总理办公室谈了一会话,“我听到大姐劝总理好好睡一觉,而总理居然不比往常,痛痛快快地答应了。这在我的印象中是不多见的。”赵炜回忆。
诀别。
1975年10月的一天,邓颖超找到几位秘书:“组织决定通知你们四位秘书,应该让你们知道总理得的是什么病,医生估计,这个病在别人身上可能会活得长一些,但在他身上,可能熬不过1976年的春节。”这是赵炜第一次确切地知道了总理得了癌症。“当时一听到这个消息,脑子一下懵了。大家都哭了,但又不敢当着邓大姐的面哭得太厉害。”其实那时候周恩来已经被病痛折磨好久了——1972年5月,周恩来在做常规体检时被确诊患有膀胱癌。1973年3月在玉泉山接受了第一次治疗,1974年6月住进305医院后,直到去世前,他先后经历了大小手术14次,几乎40天就要做一次,除了原有的膀胱癌,结肠癌也趁机袭来。
11月,刚刚经历了一场大手术的周恩来点名让赵炜陪邓颖超到医院。跟邓颖超进了病房,周恩来从被子里伸出手:“赵炜,咱俩握握手吧!”赵炜赶紧说自己手凉,不用握了;但周恩来却很坚持地说,“要握”。赵炜伸过手去,周恩来轻轻地说了一句:“你要照顾好大姐。”
此后每天,赵炜都要陪邓颖超到医院看望周恩来,也给他念文件。一次,周总理让工作人员打电话说让邓颖超去时把《国际歌》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歌片儿带去。歌片儿送到了医院,周总理很认真地看了几遍,还轻轻哼唱起来。十几天后,周恩来的精神好像还不错,他让邓颖超坐到病床边,对她说:“我昨天的情况你可以去问吴院长(吴阶平),还有熊老(上海来的医学专家)。不要责怪任何人,要感谢他们,要感谢大家。”接着,周总理一字一句地念道:“团结起来,争取更大胜利。”说这话时,他的两手紧紧地握成了拳头。“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重病中的周总理突然张开嘴唱起了《国际歌》,虽然只有短短的两句,却也让在场的人都感动不已。唱完歌,周总理向在场的服务人员一一表示感谢,最后,他面向邓大姐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一切都拜托你了。”
“11月15日下午,他让我拿来笔纸,写下了‘我是忠于毛**、忠于党、忠于人民的,虽然我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但我决不会当投降派’的字条,由邓大姐代他签上了名字和日期。”不难想象,一向处事周全的周恩来其实已经在有意识安排着自己的最后时光,而这几句话,成了他心头久久放不下的心事。赵炜回忆,早在1975年9月20日做第四次手术之前,他就对邓颖超说了这句话。“手术前,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张春桥、汪东兴等人都去了,邓大姐就把总理说的话转告给他们,同时还请汪东兴回去以后向毛**报告。话虽然说了,但没有落实到文字上,周总理不放心,因此就又在11月15日那天专门写了一个条子。”
因为病重,周总理往日洪亮的声音已变得十分微弱,有一天,周总理突然对邓颖超说:“我肚子里有很多很多话没给你讲。”邓颖超看看他也说:“我也有很多的话没给你讲。”两人只是心有灵犀地深情对视着,最后还是邓大姐说:“只好都带走嘛!”周恩来沉默无言。
“1976年1月8日早上一上班,我打电话告诉医院值班人员,说8点半邓大姐吃早饭,上午先不去了,下午再去,然后问情况如何,对方告之还可以。但半个小时后,值班人员打电话来,语气一连串的急促:‘赵炜,快来快来!不好了,不好了!’”
赵炜一下子明白,最后的时刻已经到了。这时邓颖超正在刷牙,问赵炜怎么了。赵炜努力平静地说:小高(高振普)打电话,要马上到医院去。邓颖超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这一次的危急,因为之前也有过数次被紧急叫去的经历。但赵炜想,该给邓大姐一点预示,在车上她告诉邓颖超:“刚才打电话来,说情况不好。”邓颖超一下子就明白了,下汽车快步向病房走去。两人一推开病房的门,登时傻了眼:医护人员、工作人员都站在旁边哭。来迟了!没来得及跟丈夫作最后告别的邓颖超一下子倒在周恩来身上,边哭边喊:“恩来!恩来!”
医生仍在抢救。9点57分,监视器上划出一条直线,总理走了。病房里原本隐忍的哭声顿时成了一片号啕,邓颖超哆嗦着双手摸着周恩来的面颊,轻轻地吻了一下他的额头,无限哀伤地哭着:“恩来,你走了……”赵炜说,值班的同事告诉她,在去世前一天,周恩来在邓颖超走后一直显得心神不定,眼睛来回看,好像在找什么,问他有什么事,他也不说,只是摇摇头;让他休息,他也不闭眼。当时大家都感到有些奇怪。现在想起来,总理那天四处看来看去,一定是在找大姐,大家有些后悔当时没有把她喊过去,让这一对经历了风风雨雨的革命伴侣见上最后一面。
“十里长街送总理的时候,我们没想到,一点也没想到会有那么多人!”一直陪伴在邓颖超周围的赵炜一想起那天的场景,仍心绪难平:“那天刚出北京医院,就看到外面已经有人聚集,再一拐到王府井南口往西,北京饭店的位置,一看外边怎么那么多人,里三层外三层,因为我和大姐坐的车是用纱帘挡着的,我就扒开窗帘,说,大姐你看,外面人特多!”或许是不愿看到群众在寒风中受冻,邓颖超一再催促前面开路的警车快走。但当时也没通讯工具,所以这一段路,整整走了一个多小时,也成了最撼动人心的历史一幕。
周恩来生前表示过死后不保留骨灰,邓颖超完成了总理的遗愿后,把这个骨灰盒保存了下来,她告诉赵炜,待她死后,也要用这个骨灰盒。以后每年立秋,赵炜都拿出来晾晒一下。有一年正好被邓颖超看到,“她说,这个骨灰盒你们保存得不错。我死后就要用这个骨灰盒。今天你们好几个人在这儿听着,赵炜要是不同意,你们也要提醒她。我问她,你是不是要和总理合葬?她说没这个意思,就是怕造成不必要的浪费”。
1992年,遵照邓颖超之愿,赵炜用这个骨灰盒捧回了邓大姐的骨灰,并把骨灰撒进了海河。赵炜把周恩来与邓颖超在1970年的最后一张合影缩小,放在骨灰盒上,保存在天津的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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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国家的希望在青年,民族的未来在青年。中国青年始终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先锋力量。
近代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中国青年深切感受到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
中国青年的觉醒,点燃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希望之光。五四运动前后,一大批率先接受新思想、新文化、新知识的有志青年在反复比较中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促进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实现了自鸦片战争以来的第一次全面觉醒。1921年7月,平均年龄仅28岁的13位代表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了中国共产党诞生这一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吹响了全民族觉醒和奋起的号角,开启了民族复兴的新纪元。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于1922年成立,中国青年运动翻开了新的历史篇章。
回首百年,无论风云变幻、沧海桑田,中国青年爱党、爱国、爱人民的赤诚追求始终未改,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的忠贞初心始终未变。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青年不怕牺牲、敢于斗争,经受了生与死的考验,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冲锋陷阵、抛洒热血。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青年勇于拼搏、甘于奉献,经受了苦与乐的考验,在新中国的广阔天地忘我劳动、发愤图强。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青年开拓创新、勇立潮头,经受了得与失的考验,为推动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锐意改革、拼搏奋进。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青年、热情关怀青年、充分信任青年,鲜明提出党管青年原则,大力倡导青年优先发展理念,着力发挥共青团作为党的助手和后备军作用,推动青年发展事业实现全方位进步、取得历史性成就。在这个伟大的新时代,中国青年展现了亮丽的青春风采、迸发出豪迈的青春激情。
新时代中国青年刚健自信、胸怀天下、担当有为,衷心拥护党的领导,奋力走在时代前列,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昂扬风貌:追求远大理想,心中铭刻着对马克思主义的崇高信仰、对共产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深植家国情怀,与国家同呼吸、与人民共命运,时刻彰显着鲜明的爱国主义精神气质;传承奋斗担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勇做走在时代前列的奋进者、开拓者、奉献者。
历史清晰而深刻地昭示,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朝气蓬勃的中国青年运动,矢志不渝跟党走是中国青年百年奋斗的最宝贵经验,深深融入血脉的红色基因是中国青年百年奋斗的最宝贵财富。
新时代中国青年生逢中华民族发展的最好时期,物质发展环境更为优越,精神成长空间更为富足,拥有更高质量的发展条件;教育机会更加均等,职业选择丰富多元,发展流动畅通自由,实现人生出彩的舞台越来越宽阔;享有更全面的保障支持,成长成才有了更良好的法治环境、更有力的政策支持、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温暖的组织关怀。
新时代中国青年素质过硬、全面发展,把树立正确的理想、坚定的信念作为立身之本,理想信念更为坚定,身心素质向好向强,知识素养不断提升,社会参与积极主动,努力成长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我国青年发展水平整体优先于经济社会发展进程,多项核心指标达到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中国青年朝气蓬勃、自信奋进的精神风貌充分证明,中国政府坚持马克思主义青年观、党管青年原则、青年优先发展理念是完全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青年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的根本原因,也是继续发展的根本依靠。
国家好,青年才会好。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新时代中国青年获得了更优越的发展机遇,实现人生出彩的舞台越来越宽阔。
青春是课堂上书本的声音;青春是操场上奔跑的汗水;青春是一种信念,当你爬得比跌得多时,你就会成功。青春是一只破碎的风筝,随风飘走。
无论时光如何流逝,无论岁月如何洗刷,我们永远忘不了青春的美好片段,永远不会把青春从心中抛掉。
青春是一场激情的奋斗,是为了坚持到底。
“我发誓,我会珍惜每一秒,不做愚蠢的犹豫,不做懦弱的退缩,不做可耻的浪费。保持高昂的情绪并坚持下去……”
青春,在慵懒中疯狂,在张扬中拼搏!加油吧少年,努力演绎好自己的青春。蓦然回首时,才不会让自己悲叹过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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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就如一张网,网住了太多的记忆,却网不住那如流水般的回忆。人生就如一列在轨道上开动的火车,起点是新生,终点是死亡,不管你愿不愿意,只要火车以发动,你就得朝前走不能回头,在途中会又很多停靠的站,但你只能稍作休息,途中你也会遇到很多上上下下的人,他们会和你分享途中的美景,或许当你还沉浸在过去的美好中时,他们已经下车留给你无限痛苦,但不要忧伤,至少经过一个站你成长了不少,下一站还会有人陪你看风景。
曾经苦涩的日子,在回忆的画面里,已酿成芬芳。每当夜幕迈着轻盈的步伐姗姗而来,白昼的繁荣和喧闹渐渐销声匿迹,在朦胧和宁静的夜晚,我常常陷入无边的回忆之中。在回忆中,那曾经许下的愿望与美丽的诺言,那执著的坚持与不懈的努力,都化为幸福的叶片,被我精心收藏。是的,成长记录着痛苦,也镌刻下欢乐。沿着成长的足迹,一步步,我们击向成熟,走向未来。时间从指间不经意地弹落,往昔的格子爬满了蜘蛛的足印。它正在里面结网,把每一个格子都尘封起来,只是有的地方密密麻麻模糊难辨,有的地方稀稀疏疏明朗清晰。这种感觉是用灰土裹着的黄金,如果不去品它,便永远不知道它的真正价值,那就是成长的故事。
青春期,我们叛逆,我们目中无人。我们常常做些让人意想不到的东西,我们向往“我的未来我做主”,我们遵循“不走寻常路”,我们的想法往往和父母截然不同,这就产生了代沟。耳朵里塞着小喇叭,听着流行歌曲,把父母的话完全抛在脑后,我们习惯了我行我素,习惯了独自一人。我们会莫名其妙的感伤,会因为电视剧的剧情哭的稀里哗啦。我们喜欢电视剧里的灰姑娘,因为我们就是现实生活中的灰姑娘,我们也期盼着我们的白马王子某一天会悄然来到我们身旁。我们喜欢那些可以引发我们共鸣的句子文章,当然,那些只是很肤浅但是却又能赤裸裸展现我们伤痛的句子。我们以为我们很懂,其实我们连自己都不懂。那时的青春是懵懂的,是青涩的,我们就在这纯粹如水的青春中成长,慢慢的长大,慢慢的了解世界,了解我们。
我们对事物总是充满好奇心的,我们渴望却又怕被伤害,可是我们是强大的,我们敢尝试,为了我们无悔的青春,我们就应该做件轰轰烈烈的事情,于是有了早恋。其实每个早恋的孩子都有颗希望被爱渴望被关心的心,他们内心的孤独没人可以理解。有句歌词写道“孤单是一个人的狂欢,狂欢是一群人的孤单”,我想我是可以理解的。可是不是每个灰姑娘和王子都有美好的结局,生活中总是和电视剧相反。于是有人失恋,有人难过,有人失眠,有人伤心。我们还不习惯一个人回家,一个人走那么宽阔的大马路,但是一个人总要走陌生的路,看陌生的风景,听陌生的歌,然后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你会发现,原本是费尽心机想要忘记的事情真的就那么忘记了。于是我们变得了更坚强,我们也学会了对伤害过我们的人微笑。其实我是不反对恋爱的,因为一段恋情不管成功与否,它都会教会我们很多东西,比如:宽容,原谅和怎么和别人相处等等。等你学会了这些,那么在人生路上,你又成长了不少。成长不是长大,成长是在我们长大的过程中,会受很多伤,会感觉到痛,然后慢慢的去明白一些道理,收获一些东西。只有自己经历了,才会刻骨铭心。
在长大的过程中,我们会遇到很多烦恼,也会遇到很多困难,而只有当我们勇敢面对不去逃避的时候我们才能解决问题。当一股浪波想要冲击更高的时候,它必经先到达一个低谷,这也是成长,要想蜕变得更完美的时候,必将遇到很多困难,只有冲破这重重阻拦,我们的人生才会得到质的飞跃。我们一步步的战胜困难,超越自己,我们有勇气去面对一切,我们也有欲望去追求我们喜欢的东西。当我们一点点长大的时候,我们或许已经收获了勇气,坚强和独立。还有一种很重要的东西——取舍。或许小一点,再小一点,我们不懂如何取舍,但现在的我们,应该也学会了适时的放弃,某些放弃就意味着是一种得到。
其实人生如戏,这句话一点儿都没错。只是我们在我们的人生中,没有彩排,我们自己是自己的导演和编剧,要演绎怎样的成长故事完全在我们自己。我们可以把剧本写的简单点,没有风雨,没有险阻,但是我们只会长大不会成长。成长是一次次的蜕皮。蜕皮是痛苦,是流血,有风险,有失败,但也是对未来的憧憬和期待,变得成熟与美丽。
“人生最重要的不是成功,而是奋斗。”正如赫伯特所说,如果你还活着,与其盲目追求成功,不如奋斗一次。我认为:只有奋斗才能实现人生的价值。
古今中外,谁没有因为努力而成就一番事业?著名物理学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小时候被同学老师们变成了傻子,却成了一代物理大师。
他的书《相对论》已经成为物理学史上的巨著。为什么一个被老师同学称为傻子的人能成就这么大?a=xyz,这是爱因斯坦成功的公式,a代表成功,x代表勤奋,y代表正确的方法,z代表一定要少说空话。
爱因斯坦自己证明了:人只有努力才能变得有才华。
人从出生开始,就有不同的命运。只有努力,他们才能真正改变命运。你能相信一个又聋又哑又瞎的人能成为作家吗?是的,他是海伦凯勒。虽然他的生活充满了不幸,但他通过自己的奋斗成为了一名作家,他的《假如给我三天光明》影响了几代人。
虽然他听不到鸟鸣,看不到春天的美丽,也无法和我们这样的人打招呼,但她通过不懈的努力,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像海伦凯勒这样的人还是很多的。
当他在童年被父亲摧残时,他在十一岁时发表了自己的第一部作品《钢琴变奏曲》。他双耳失聪,却写出了这部惊艳的杰作,《命运交响曲》。他用自己的奋斗,证明了自己扼住了命运的咽喉。
他就是路德维希.范.贝多芬,正是因为他的奋斗精神,他改变了自己不幸的命运。奋斗是路。世上没有路。如果走的人多了,就成了路。
人生需要奋斗。开辟属于自己的新路线。
随着中国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不断迈上新台阶、取得新跨越,新时代中国青年的发展基础日益厚实,发展底气越来越足。
物质发展环境更为优越。青年高质量发展,物质丰裕是基础。中国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2021年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10万亿元、稳居世界第二。超过2500万贫困青年彻底摆脱贫困,中国青年共同迈向更高水平的小康生活。中国青年向往更有品质的美好生活,消费方式从大众化迈向个性化,消费需求从满足生存转向享受生活,从有衣穿到穿得时尚、穿出个性,从吃饱饭到吃得丰富、吃出健康,从能出行到快捷通畅、平稳舒适。中国青年的生活水平实现了质的跃升,高质量发展有了更加丰盈、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
精神成长空间更为富足。青年高质量发展,离不开精神生活的多姿多彩。受益于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美术馆等惠及青年的公共文化设施的不断完善,中国青年享受的公共文化服务水平显著提高,逐渐从“去哪儿都新鲜”转变为“去哪儿都习以为常”,精神品位不断提升。随着图书、电视、电影、文艺演出等传统文化产业和数字创意、网络视听、数字出版、数字娱乐、线上演播等新兴文化产业迅猛发展,青年所需所盼的公共文化产品日渐丰富,逐渐从“有什么看什么”转变为“想看什么有什么”,文化视野更加开阔。文化旅游、乡村旅游、红色旅游、国际旅游等各类旅游产品应有尽有,青年走出去看世界的需求得到更好满足,逐渐从“只在家门口转转”转变为“哪里都能去逛逛”,见识阅历更加广博。不断扩展的精神文化生活空间,为中国青年追求更有高度、更有境界、更有品位的人生提供了更多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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