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写读书心得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消化书中的知识,并且可以将自己的想法与他人分享。以下是一些经典名著的读书心得范文,对于理解和解读这些作品有很大的帮助。
政治、宗教、教育和任何其他公共事务领域的内容,都不可避免的被电视的表达方式重新定义。电视的一般表达方式是娱乐。
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
《娱乐至死》读后感,来自卓越亚马逊网友:在波兹曼看来,在印刷时代读者阅读的时候,读者的反应是孤立的,读者只能依靠自己的智力,阅读从本质上来说是一件严肃的事情,当然也是一种理性的活动。印刷时代所培养的客观、理性的思维,并鼓励严肃有序、具有逻辑性的公众话语。而随着电视的兴起,印刷机统治思想的“阐释时代”逐渐逝去。
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介瞬间传递信息,受众无法在短时间内对其内容进行深入的思考,对事物丧失了基本的判断力。在瞬时和图像的双重影响下,电视使人们既失去了传统,又放弃了思考,并把人们引向文化的反面娱乐。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并毫无怨言,甚至是无声无息。人们也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了“娱乐至死”的物种。
娱乐至死的读后感,来自京东网的网友:娱乐致死这本书的题目起得有点俗,像是一个不入流的作家写的随笔,然后为了卖座,为了吸引眼球而起的。
看了以后才发现,原来是一本非常精彩的哲学书,20岁的时候我非常喜欢看哲学,很多哲学名著都买回了家,不过多数哲学经典都很难读,很晦涩,本来哲学就不是为了给普通人看的,何况经典了。
不用说隔着语言和时代的两座大山,就是当代中国的哲学家的书,又有几本能够读懂读通呢。不过有一些哲学家,同时文学功底相当好,甚至本身就是文学大师,所以他们的作品还是能读的。
不过这本书还是不错的,提出的问题都很尖锐,我们一直都在文字的世界中,这个世界是被印刷品主宰的,我们天天在提倡阅读,反对电视。可是作者指出在印刷术发明以后,树立了个体的现代意识,却毁灭了中世纪的集体感和统一感;印刷术创造了散文,却把诗歌变成了一种奇异的表达形式;印刷术使现代科学成为可能,却把宗教变成了迷信……是啊文字有优点,同样有缺点。我们接受了它就必须把缺点一起接受。
电视也是一样,虽然电视和图象是非思考的,非理性的,但是我们却无法拒绝它们的力量,我现在看书,要是没有插图,就根本不会买了。
图象的世界迟早会到来的……。
《娱乐至死》全书基于一个假设。“媒介即隐喻”,大体意思是,媒介是指向月亮的手指。我们借此来认识月亮,手指的特征影响着我们对月亮的认知。主流媒介的特性会影响我们认识问题与传播思想的方式。作者回顾了之前的几个时代,认为为我们提供纯粹的娱乐是电视最大的好处,它最糟糕的用处是它企图涉足严肃的话语模式--新闻、政治、科学、教育、商业和宗教--然后给它们换上娱乐的包装。简单的来说,人类的媒介经过了这样的变化——书籍、电报、电视、网络。在不同的阶段,媒介具有不同的特征,导致在各自的阶段,话语模式有很大的不同。
在文字印刷的时代,媒介的特点如马克思所说,是“排除和选择某些类型的内容”,作者用理性逻辑的表达内容,读者批判性的接受内容,衍生的演讲术严肃的研讨内容。这些也即当时的话语模式。这个环境很适合严肃话语模式,这个媒介即通过文字,直到现在,也仍然是我们传达或解决严肃话题的主要方式。
随着信息传播范围的变广和信息传播速度的加快,已经开始出现了信息过剩的问题。表现在我们接受着大量的与自己毫无关系的信息,这些信息是缺乏语境的。想象自己那时,通过电报得知在遥远的英国发生了一起凶杀案,这个讯息是苍白的,他不会让你真正的获得什么。但很快情况发生了变化,随着摄像技术的发展,人们可以在看到这则消息的时候,看到现场的照片。图像和文字互相提供着伪语境,这使得作为一个整体彼此都有了意义。人们有了获得感,但说到底,还是没有获得什么。
电视是作者重点评判的对象。有着组成更复杂组成部分伪语境的电视(音像影字),自然具有上述报纸的特质;同时电视具有非常鲜明的泛娱乐化。简单的来说,但我们尝试用电视去表达一些严肃的话题,我们会用娱乐的方式呈现出来。受众更是丧失了思考能力。拿新闻来说,“好,那么”这些的句式使得信息丧失了连续性。我们是抱着娱乐的心理看待电视上的新闻的,这不是说我们幸灾乐祸,而是我们欠缺了对事件的思考,沉浸在新闻画面带来的冲击和内心一时的感受中。在“好,那么”的形式下,也是不允许我们有时间思考的。但久而久之,我们就丧失了思考的能力。
“怎么处理过剩的信息,怎么去探讨严肃的话题。这是任何时候都应该思考的问题。现在已经到了网络时代,网络已经成了我们的主要的媒介。”
网络时代,资讯具有更强的失效性、流通性,足不出户我们就可以获得千里之外的讯息,通过视频图片文字感受这些事件。但还是那个问题,这些讯息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我们感受到的关于事件的各个元素互作伪语境,让我们有了种获得感。这种获得感又有什么意义呢?我们又该如何在网络时代去筛选对我们有意义的信息呢?拿微博来说,对于热点的社会事件,有理性分析的真知灼见,但其实更多的是无异议的网络谩骂和打诨。相较与电视来说,网络让受众参与到了严肃话题的讨论上来,但严肃话题娱乐化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善,毕竟网络仍保留着非连续性和伪语境讯息的特征。
《娱乐至死》这本书的前言,提到了两个预言:一个是乔治·奥威尔的预言没有实现,自由民主的根得以延续。另外一个是来自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赫胥黎认为人们会渐渐爱上压迫,崇拜那些使他们丧失思考能力的工业技术,他担心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而《娱乐至死》作者想告诉大家的是,可能成为现实的恰恰是赫胥黎的预言。
前两个章节讲述了媒介的作用,作者认为某个文化中交流的媒介对于这个文化精神重心和物质重心的形成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语言即媒介,我们的媒介即隐喻,我们的隐喻创造了我们的文化的内容。第三章和第四章从历史的角度说明了印刷机如何在美国发展壮大以及如何让通过控制大众时间、注意力等影响着美国的宗教、政治、商业社会和其他重要社会事项。为后面和电视时代的对比做好了铺垫。第五章和第六章则是讲述了阐释时代如何向娱乐时代转变,从电报、报纸、摄影术的结合部不断改变着公共话语方式,创造了一个躲躲猫的世界,到最终电视的出现,人们开始住在躲躲猫的世界里,电视是一切都以娱乐的方式呈现,时代变成了娱乐业的时代。第七章到第十章分别从电视新闻节目、政治、宗教和教育四个方面阐述了电视是如何发挥作用,把它们变成娱乐的附庸的。第十一章讲述了赫胥黎的警告,作者试图寻找解决的方法。他认为如果媒介的使用者已经了解了它的危险性,那么这种媒介就不会过于危险。
作者认为每种媒介都有自身的特点,而这些特点规范并控制了传播内容的形式,甚至规范了决定了话语的内容。所以当媒介的形式改变,我们看待世界的角度甚至整个思维方式都随之发生改变。
"电视需要的内容和其他媒体截然不同,电视无法表现政治哲学,电视的形式注定了它同政治哲学是水火不相容的".过度娱乐的生活挖空了人们的头颅,吞噬了人们的思维能力,我们越来越忽视灵魂的需求,单纯地凭借眼、声与肉体的感官快感去衡量所见所闻,评价信息,做出判断。
媒体应当成为拓宽我们认识世界的途径,而不是剥夺我们思考的能力,将我们的灵魂变成机器媒介冰冷的附属品。
我希望媒体延伸我们的器官,用它们独有的特性将我们人自己的思考变得更有力量,而不是造出批量的文化复制品;我希望媒体锻炼我们的器官,用声、色、触给我们更加敏锐的直觉器官而不是磨钝我们的感觉,变得麻木,变得不断寻求更强的感官刺激。
《娱乐至死》一书解析了美国社会由印刷统治转变为电视统治,得出了由此导致社会公共话语权的特征由曾经的理性、秩序、逻辑性,逐渐转变为脱离语境、肤浅、碎化,一切公共话语以娱乐的方式出现的现象,以此来告诫公众要警惕技术的垄断。在该书中,波兹曼深入剖析了以电视为主的新媒体对人思想认识、认知方法乃至整个社会文化发展趋向的影响,令人深省,并认识到媒介危机。
《娱乐至死》这本书的前言,提到了两个预言:一个是乔治·奥威尔的预言没有实现,自由民主的根得以延续。另外一个是来自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赫胥黎认为人们会渐渐爱上压迫,崇拜那些使他们丧失思考能力的工业技术,他担心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而《娱乐至死》作者想告诉大家的是,可能成为现实的恰恰是赫胥黎的预言。
前两个章节讲述了媒介的作用,作者认为某个文化中交流的媒介对于这个文化精神重心和物质重心的形成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语言即媒介,我们的媒介即隐喻,我们的隐喻创造了我们的文化的内容。第三章和第四章从历史的角度说明了印刷机如何在美国发展壮大以及如何让通过控制大众时间、注意力等影响着美国的宗教、政治、商业社会和其他重要社会事项。为后面和电视时代的对比做好了铺垫。第五章和第六章则是讲述了阐释时代如何向娱乐时代转变,从电报、报纸、摄影术的结合部不断改变着公共话语方式,创造了一个躲躲猫的世界,到最终电视的出现,人们开始住在躲躲猫的世界里,电视是一切都以娱乐的方式呈现,时代变成了娱乐业的时代。第七章到第十章分别从电视新闻节目、政治、宗教和教育四个方面阐述了电视是如何发挥作用,把它们变成娱乐的附庸的。第十一章讲述了赫胥黎的警告,作者试图寻找解决的方法。他认为如果媒介的使用者已经了解了它的危险性,那么这种媒介就不会过于危险。
尼尔•波兹曼(neilpostman,1931-20xx)是世界著名的媒体文化研究者和批评家,曾出版过20余部著作,包括《娱乐至死》、《童年的消逝》等影响巨大的名作。《娱乐至死》发表于1985年,该书从一问世就立刻引起巨大反响。在这本书中,波兹曼深入剖析了以电视为主的新传媒对人们的思想、认知方法、乃至整个社会文化的发展趋向的影响,表现了西方人文学者对社会一贯的睿智和忧虑,既发人深省,也让人对作者的深切人文关怀肃然起敬;不仅有诸多精当之处,而且表现出了作为一名学者应该持有的对社会有关发展状况予以批判性审视的自觉性。该书自20xx年由章艳翻译出版后,在国内立刻引起热议,并获得20xx年首届华语图书传媒大奖,该书的影响力十分巨大,为研究大众文化不可不读之书。
二
波兹曼提出的观点与当时社会文化的整体娱乐化趋势密切相关。
从社会思潮方面来看,传统的价值理念遭到了巨大的颠覆。以“节俭”、“勤奋”、“稳定”为主要特征的社会规范逐渐被以享受和身体感官的满足为核心的享乐文化所取代。整个社会开始注重自我个性发展、“感性解放”,相对自由的生活方式催生了娱乐精神,西方大众传媒的娱乐化倾向越来越明显。
从文化背景上来看,以电视为代表的大众文化受到愈来愈多人的欢迎,追随商品交换法则的文化工业,让受众淹没在平面化的生活方式、时尚化的消费行为以及肤浅化的审美情趣之中。
从传媒体制来看,美国主流传播媒体的运作方式都是商业化的,营运的根本目的在于赚取利润。而英国社会心理学家玛罗理•沃伯认为,“越不用花脑筋、越刺激的内容,越容易为观众接受和欣赏,这几乎是收视行为的一项铁律。”因此,为获得收视率,赢得广告客户的青睐,媒体在内容选择、内容形态上有很明显的媚俗取宠倾向。
一场轰轰烈烈的感性革命后,人们再也找不到不去享乐的理由。八十年代后美国社会开始转型,美国民众变得更加现实,更加浮躁,比起印刷机统治下提供的深奥信息,他们更倾向于选择电视时代提供的肤浅而有趣味的内容。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作者写作《娱乐至死》来批评电视媒介对于人整体生活方式和社会总体存在方式的负面影响。
三
波兹曼认为从古至今人类的交往媒介主要经历了三种形式,即从口语到铅字再到电视。每种媒介对于文化的精神中心和物质中心的形成都有着决定性影响。比如在铅字印刷出现以前的口语时代,作为生活经验浓缩的谚语和典故受到人们重视。久经世故的老人可以用它们作为调节争端的“法庭”判词。而在铅字印刷出现以后,人们更看重印刷出来的文字的权威,而不再是口头语言。口语不再被看作是可信赖的对象。从口语到铅字的媒介转换在波兹曼看来是一次巨大的智力进步,它使得话语变得更加严肃和理性。
但是,为了吸引观众,电视不得不追求节目的新鲜和刺激。时不。
时地以各种奇闻轶事和娱乐噱头来控制观众注意力。电视看似给我们提供了海量的信息,战争、灾难、事故、政治、科技等无所不包。但这些信息却几乎没有多大价值。它的重要性似乎仅取决于电视播放的范围和速度,以及时为我们增添一道茶余饭后的谈资。这些信息根本无须我们“理解”,只要“了解”就够了。我们只是在“看”电视,而不是“读”。用波兹曼的话说,在今天,“智力就是知道很多事情,而不是理解它们。”
四
不可否认,电视的娱乐丰富了我们的生活,提供了一个释放压力的渠道。没有哪一种节目能像娱乐节目一样,可以如此彻底地摒弃观众的各种差异,在不同阶层的观众面前实现如此平等的沟通;也没有哪一种节目可以为范围广大的观众提供轻松忘我的休憩环境,让观众在紧张的社会节奏下进发会心的微笑。正如波兹曼所说,“我们要反思和批判的并不是电视的娱乐性,而是一种“泛娱乐化”现象。”
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消解崇高、解构经典、恶搞历史、窥视明星。我们的政治、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的成为娱乐的附庸。报纸、广播、电视、电影、网络等大众传媒已经被影视剧、综艺节目、八卦新闻所充斥。“读图”时代确实给我们一道道视觉盛宴,而且其所具有短时间的视觉冲击力和震撼力是大部分文字所不能同日而语的,但是如此丰盛的享受到底又留下了多少有意义的东西呢?我们不得而知。我们只是在一味地看,一味地接受电子媒介传达的讯息,却忘了思考或来不及思考。如此过度的娱乐让我们失去自我,失去思考的时间和空间。
五
游戏已经进行了很久,如果还意识不到它的后果,真是不可原谅。我们人类无法命令电子媒介时代倒退回印刷机时代,完全拒绝电子媒介是极端而愚蠢的。我们应该探索的是,怎样去利用这些媒介——用另一种方式,继续我们的生活,拯救我们的文化。
在移动互联网迅速发展的今天,我们更该认真思考“娱乐至死”这样一个命题。
我们也都知道,沉溺于手机、电脑等电子产品之中,就像吸食鸦片一样,让人无法自拔、痛不欲生。可是,我们仍旧不能放下。
很多人甚至不愿意醒来。他们沉浸于信息时代带来的快感之中,怡然自得。对于他们来说,那是生活中唯一的乐趣、思考和精神生活。
尼尔•波兹曼的《娱乐至死》,无疑是我本年度以来看过的最精彩的书,也解释了我心中积淀已久的困惑。
书内只是研究了以电视为主的媒体对人类的影响,证实了赫胥黎的“科技会让人毁灭”预言,在网络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人类生存的现状有过之无不及。
文字成为我们拿来炫耀以及窥探的工具。朋友圈的生存现状基本上是:90%在晒,5%吐槽,还有5%的友情转发。
人类正手拉手,走向不自知的毁灭。
对于传媒业,尤其是新媒体,我产生了巨大的失望和担忧。这确乎是一个形式大于内容、信息—行动比严重失衡的时代。只是我,突然不想再制造更多的信息垃圾了。
如果你只有半杯水,还不够自己止渴,怎么能够恩泽他人?跟不停地制造笑点比起来,这辈子,我只做好一件事,一件能引起人们的思考的事,就够了。
或许,你真的放不下9.9元的电影票、半价吃大餐、各式各样的一元游。
那么,就拼命地赚钱,狠狠地赚,直到你的物质基础强大到可以摆脱金钱上的束缚。
或许,你放不下的还有那虚弱的存在感、敏感的神经。但是,如果书籍和经历不能给你以存在感,那么手机更加不能。
用大把的时间,去爱、去思考、去在阳光下奔跑和跳跃。
初选《娱乐至死》这本书原因是书名比较喜欢可以让我这个不爱读书的人继续读下去。读完以后发现书的内容很简单易懂但给我们了许多思考和可以借鉴的话语。本书大致是说电视在美国的兴起使得公众话语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从文化、宗教、政治、教育等方面阐述这些都开始毫无怨言的成为了娱乐的附属品失去了本来的意思。借我们都将成为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
本书的第一章是媒介即隐喻,隐喻是一种修辞手法,作者说媒介即隐喻也就是想说媒介在用一种隐蔽的但强有力的方法左右人们的道德和价值观。媒介的产生创造了一种新的文化但同时也影响着文化。它给我们带来了大量的信息,但是如果我们只是接受并没有加工那么我们就成了媒介的牺牲品。
第二章是讲媒介即认识论,从印刷品到电视的出现谈人们对认识论的改变,电视出来的认识论劣与印刷制品,而且对于本身还有一定的危险,并且这种危险在逐渐蔓延。而为什么说媒介即认识论呢?我有些困惑。认识论是一个很大的概念简单的来说认识论是探讨人类认识的本质、结构,认识与客观实在的关系,认识的前提和基础,认识发生、发展的过程及其规律,认识的真理标准等问题的哲学学说。又称知识论。也就是说大量的媒介的出现它开始承载知识,决定知识的形式,它所表现的无论对错好坏都成了知识。
“思维方法在以文字为中心的文化和以图片为中心的文化中不同体现”在作者看来人们的阅读只停留在在了一些符号,读者没有了判断力。电报技术和广告的出现是原本理性倾向的人们开始倾斜。过去人们是为了解决问题而去搜寻信息,而现在人们是得到了一些信息而去找这些信息的来源。我们的媒介环境变了,人们开始更少的去思考了。
一个学者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能清楚注意到平凡表象下的深刻论题,并对此进行理性的认识。如果他的观念、思想能够预示未来的社会,为将来的人们所借鉴,那就更难能可贵了。有人说麦克卢汉的“媒介即信息”的判断可以和“我思故我在”的重要性媲美,他们都具有颠覆性,我们太习惯于某种媒介,从而丧失了对他的判断力。作为麦克卢汉思想的追随者和继承者,尼尔•波兹曼的思考在对电视习以为常的社会里变得十分有价值,我们今天的媒体和社会惊人地印证了他在《娱乐至死》里提出的警示。
一、对两个相悖的预言的看法。
《娱乐至死》是尼尔•波兹曼“媒介批判三部曲”的其中之一,它作者对20世纪后半叶美国媒体和文化中最重大变化的探究和哀悼。波兹曼以美国电视为文本,对电报发明之后电视媒体影响下的人们的思想、认识方式还有大众文化的发展趋势做出了分析,并得出“娱乐至死”的结论。他在设定“媒介即隐喻”“媒介即认识论”这样的前提后,在下面的章节中论证了两个问题:一,在印刷机统治下的美国,话语“清晰易懂,严肃而有理性”;二,在电视的统治下,这样的话语“变得无能而荒唐”。“在这里,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
这是波兹曼对奥尔德斯•赫胥黎1932年发表的科幻小说《美丽新世界》在理论上的诠释,认为人们会崇拜那些使他们丧失思考能力的工业技术。与《美丽新世界》观点相反的是乔治•奥威尔的小说《一九八四年》,描述了一个处在独裁统治之下的恐怖世界。网上曾流传着一副漫画,它比较了赫胥黎和奥威尔的这两部作品。
二者的担心似乎都有一定的道理,但就美国来看,1984年的预言并没有应验,人们在空洞的笑声中走进了美丽新世界的大门。正如波兹曼所说,从欧洲人踏上北美大陆开始,美国就从原始状态直接跳跃进入了印刷时代。“那时的公共事务是通过印刷品来组织和表达的,并且这种形式日益成为所有话语的模式、象征和衡量标准。”印刷时代可以用严肃、理性、客观、有序、具有逻辑性等几个词概括。他认为印刷术总的来说是利大于弊的,它是真理最合适的外衣。波兹曼给出的例证是有力的,我们今天怎么也无法想象津津有味地听两个政客用抽象的语言、复杂的长句辩论7个小时的场景。这是印刷时代特有的印记,印刷术规定着人们的思维习惯,追求主题的严肃性,意义的丰富性。波兹曼追忆着“thoseoldgooddays”。然而电报的发明导致了时间和空间分离(吉登斯也有关于大众传媒造成时-空分离现象的精彩阐释),技术的发展让无数与人们无关的冗余信息扑面而来。
波兹曼和赫胥黎最担心的不在于汹涌而来的信息,而是人们在技术对感官的刺激下丧失自我,由新技术新媒介构建的文化也成为了人类精神的麻醉剂。波兹曼认为媒介是有其偏向的,而电视之所以成为电视,就是因为它能“看”,色彩斑斓的画面的电视屏幕上轮番上阵,又稍纵即逝。然而画面是不能表达抽象意义的,电视的特质使得它不得不抛弃思想,来迎合人们对视觉的刺激的追求。新闻(被人们信誓旦旦地认为是严肃的),宗教,甚至教育都通过电视构建的社会进行娱乐的表达。最终文化沦落为荒唐的滑稽剧,精神枯竭。这就是恐怖之处,电视不仅仅是娱乐,它构建着我们的公共话语,还控制着思想、精神、文化。鲁健就在他的一篇文章《重读娱乐至死》中说到:“(娱乐至死)已不仅仅是一本传媒学或文化批判学的研究著作,而成了一本哲学著作,它涉及到人们的世界观、价值观和对人自身生活方式的看法。”《娱乐至死》这本书是在1985年出版的,那时波兹曼就已经在做“至死”的呼号了,如果看见今天的美国电视,他非气得从坟墓里跳出来不可。不仅是美国,世界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都在电视的影响下走上了娱乐化的道路,这的确值得人们去关注。
在互联网还没有大行其道的1985年,《娱乐至死》诞生。那时电视已在美国普及,而电脑大概还只是实验室里的巨大怪物。但波兹曼在书中根据电视得出的结论,在互联网时代却显得更为正确。波兹曼对互联网还存在着一些幻想,尤其在《童年的消逝》一书中他自问:“有没有一种传播技术具备某种潜能,足以保持童年存在的需要?”然后自答:“唯一具备这种能力的技术是电脑。为了设计电脑编程,人们基本上必须学习一种语言,这意味着人们必须掌握复杂的分析技能,类似于一个完全有文化的人需要具备的技能。”在波兹曼看来,似乎电脑是一个比电视更能定义一个人的智力的媒介。
而实际上,编程只是少数工程师的工作,大部分网民利用电脑和互联网的一般目的也只是消遣和娱乐,还是娱乐。而且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孩子不用经过什么特殊训练就能熟练地“surftheinternet”。而且互联网上的信息相对电视来讲普遍缺乏把关程序,得到信息也更为容易和丰富,多媒体全媒体的信息呈现形式更让人目不暇接眼花缭乱。网上点击量高的都是带腥味儿的新闻,恶搞比严肃更能吸引人的眼球。从狭义的“娱乐”来说,中国的网络游戏用户规模就已经是3.04亿这个庞大的数字,而中国网民的规模也才4.57亿(数据来自cnnic的《第2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根据波兹曼对电视的看法我们可以推论,电脑把非线性、无逻辑、无语境演绎到了极致。或许我们更该警惕的是电脑和网络把电视、报纸、广播等“还算好”的媒体引向娱乐至死的道路。新媒体压倒传统媒体而大行其道的时代已经在渐渐逼近了。
再来看我们中国的传媒业,人们是否会“娱乐至死”的问题还需要进一步地思考。
我们能很容易地理解奥威尔为何会写出1984的故事:刚刚走出战争的人类,在社会心理上普遍有一种对极权的恐惧以及安全感的缺失,纳粹的铁蹄践踏了人们对自由民主的追求。于是奥威尔的推论就顺利成章了。
在笔者看来,这两个相反的观点都有失偏颇。奥威尔只看到了极权对信息的控制,而波兹曼和赫胥黎只看到了无用信息像病毒一样扩散。而今天的中国正处在两种情况之间的尴尬境地。
中国曾长期处于奥威尔所说的“老大哥”时期,民众的话语权被压制,信息流通不畅,思想遭到禁锢,意向表达极为不自由。哈贝马斯发现这种传播模式的哲学基础是“主体/客体”的倾斜模式。这样单向度的传播并不是真正的沟通。就中国的情形而言,我们曾长期生活在短缺时代——物资短缺,资金短缺,信息也短缺。短缺时代的生活培养了一种贪得无厌的心态,这种心态在面对信息问题的时候就是忘情地、不顾一切地拥抱和讴歌所谓的“信息时代”。然而对曾经经历过集权制度的人们来说,信息闭塞、思想禁锢的可怕历历在目,西方式的民主和信息自由化无疑会让人觉得如沐春风。中国的新闻体制使得信息较西方受到更多的控制,而政府封锁掩盖信息的习惯做法让人们感到愤慨。然而中国的信息环境还是在发展的,信息透明度得到了很大的提高。终究是渐渐从“前现代”传播模式中得到解脱。
然而后脚刚要跨出狼窝,前脚又踏入了虎口。中国的媒体似乎也朝着娱乐化的方向狂奔而去。娱乐节目娱乐化也许是理所当然,曾经的“超级女声”,今天的“非诚勿扰”,固然低俗化是研究所里的老学者一时难以接受的,但称呼它们为个性的解放也未尝不可。然而我们看到中国的新闻(尤其是网络新闻)、教育似乎也在一点点实现《娱乐至死》里的预言。
吊诡的是,中国的媒体正在“狼窝”和“虎口”之间摇摆。我们害怕信息被控制,然而在互联网上海量的信息如奔袭而来的行星让人躲闪不及;我们害怕过度娱乐化,然而中国还有个机构叫广电总局,还有个机构叫新闻出版总署,还有国新办、信息产业部、外交部新闻司……它们会把我们的媒体拉入“正常的轨道”中来。当我们为今天中国媒体低俗庸俗媚俗的心痛不已、纷纷指责鞭挞的时候,看看美国的电视节目或许能找回一些自信——我们还远远没有触及娱乐的底线。
对于中国来说,奥威尔和赫胥黎两个人的预言都是值得我们警惕的。
回到波兹曼的《娱乐至死》本身,他对电视并不是完全否定的,波兹曼自己也承认在生活中不排斥电视。波兹曼的意思是,我们的文化精神是有救的。他在本书最后为逃离不堪结局提出了解决的方法:“只有深刻而持久地意识到信息的结构和效应,消除对媒介的神秘感,我们才有可能对电视,或电脑,或任何其他媒介获得某种程度的控制。”波兹曼期待着学校能成为抵御“技术垄断文化”的最后防线,尽管希望渺茫。
在笔者看来,波兹曼大概是精英文化的拥趸,又或者是因为电报的出现,我们的社会才有了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分野。人类社会是否最终在“无脑人”里终结,我没有能力作出论断。但可以大胆揣测的是,如果人类丧失了安静的阅读学习和深入思考的习惯,社会也就止步不前了。
《娱乐至死》这本书的一切文化内容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而且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在此谈谈读书心得感想。下面是查。
字典。
《
《娱乐至死》是对20世纪后半叶美国文化中最重大变化的探究和哀悼:印刷术时代步入没落,而电视时代蒸蒸日上;电视改变了公众话语的内容和意义;政治、宗教、教育和任何其他公共事务领域的内容,都不可避免的被电视的表达方式重新定义。
1.有2种方法可以让文化精神枯萎。
一种是让文化成为一个监狱另一种就是把文化变成一场娱乐至死的舞台。
3.如果一个民族分心于繁杂琐事,如果文化生活被重新定义为娱乐的周而复始,如果严肃的公众对话变成了幼稚的婴儿语言,总而言之,如果人民退化为被动的受众,而一切公共事务形同杂耍,那么这个民族就会发现自己危在旦夕,文化灭亡的命运就在劫难逃。
4.掩藏在电视新闻节目超现实外壳下的是反交流的理论,这种理论以一种抛弃逻辑,理性和秩序的话语为特点。在美学中这种理论被称为达达主义,在哲学中被称为虚无主义,在精神病学中被称为精神分裂症。
阅读之前,完全没有意料到这是一本如此深刻而犀利的书,并且彻底颠覆了我对无比强势的电视媒体在传播信息方面作用的认识和看法。从根本上迫使我尽可能地约束自我远离被娱乐主宰的电视媒体,尝试回到书本中,更多地阅读和思考。媒介即信息,十数载以来,都是把电视媒体作为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都自鸣得意地以为获取信息的过程是一个舒适的寓教于乐的过程,当认识与观念被倾覆,当得知把无知当知识的过程维持了数年,改变无疑成为了一个十分艰难并且痛苦的过程。
对于这样一本书,十几年教育积攒起来的知识结构和背景完全不足以使我作出任何适当的评价,在这里,只能并且也心甘情愿地用仰望的姿态去阅读和思考它。
当然,一切的收获都只有当我能够适当地表达和阐述的时候才是真正属于我的。
关于电视的单纯娱乐性。
电视本身的性质决定了它必须舍弃思想来迎合人们对视觉快感的需求,来适应娱乐业的发展。
电视中表现的世界成了这个世界应该如何存在的模型。
图像的力量足以压倒文字并使人的思考短路。
(电视观众)以为自己知道了很多事实,其实却离事实的真相越来越远。
电视最大的长处是它让具体的形象进入我们心里,而不是让抽象的概念留在我们脑中。
关于历史。
历史不仅是一个世界,而且是一个活的世界,虚幻的反而是现时的。
历史的消失根本不需要如此残酷的手段,表面温和的现代技术通过为民众提供一种政治形象、瞬间快乐和安慰疗法,能够同样有效地让历史销声匿迹,也许还更恒久,并且不会遭到任何反对。
关于教育。
约翰杜威:课程内容是学习过程中最不重要的东西,也许人们对于教育最大的错误认识是,一个人学会的只有他当时正在学习的东西。其实,伴随学习的过程形成持久的态度更为重要,这些态度才是在未来发挥重要作用的东西。
教育哲学家们认为获得知识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因为其中必然有各种约束的介入。他们认为学习是要付出代价的,耐力和汗水必不可少。
西塞罗说过,教育的目的是让学生摆脱现实的奴役,而现在的年轻人正竭力作着相反的努力为了适应现实而改变自己。
只有深刻而持久地意识到信息的结构和效应,消除对媒介的神秘感,我们才可能对电视或电脑或任何媒介获得某种程度的控制。
赫胥黎《美丽新世界》:人们感到痛苦的不是他们用笑声代替了思考,而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以及为什么不再思考。
在这里,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
。
第一段:引言(约200字)。
读完尼尔·波斯曼的《娱乐至死》,我不禁深感震撼和思考。这本书以其独特的视角和深入的剖析,对娱乐社会的现状和未来发展给予了深刻的思考。波斯曼先生通过对于传统媒体和电视媒体的比较,向我们展示了娱乐中心社会对于人们思维方式、日常生活以及社会文化带来的深远影响。在这个信息泛滥、转瞬即逝的数字化时代,我们应该如何面对和思考娱乐文化的冲击,这是本书带给我们的重要问题。
第二段:电视媒体对于人们的思维方式的改变(约250字)。
在波斯曼看来,电视媒体通过其娱乐性、感官刺激和精彩纷呈的节目形式,迅速替代了传统的文字媒体,重塑了我们的思维方式。与纸质媒体相比,电视媒体更注重形式而非内容,追求轻松、娱乐和消磨时间的功能。电视节目以其快节奏、片段化和情节化的风格,使人们的思维方式日趋浅表、碎片化、片段化,缺乏思考和深度。我们开始习惯接受来自电视媒体的信息碎片,而对于深入思考和阅读文字却逐渐失去了兴趣。
第三段:电视媒体对于日常生活的改变(约250字)。
电视媒体的兴起对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影响。波斯曼指出,电视让人们的生活变成了追求娱乐、消费和享乐的游乐园。人们不再关注公共事务和政治问题,而是追逐情感化的个人体验和集体娱乐。我们的生活开始围绕着消遣、娱乐和享受展开,追求刺激和快乐的感觉,而对于深入思考和追求真理的渴望却逐渐淡漠。电视媒体的兴起也对于传统家庭生活模式产生了颠覆性的影响,人们不再关心亲情和家庭关系,而是追求个人快乐和自由。
第四段:娱乐中心社会的挑战与思考(约250字)。
《娱乐至死》对于娱乐中心社会的未来发展产生了警示。我们在追逐娱乐、消费和享乐的同时,是否忽视了深入思考和追求真理的重要性?在信息过载和碎片化的数字化时代,我们应该如何保持对于知识和深度的追求?波斯曼着重指出,阅读文字和思考是人类推动社会进步和个人成长的重要方式,只有通过对于文字的深入理解和思索,我们才能够真正成长为独立思考的个体。
第五段:个人行动与应对(约250字)。
《娱乐至死》呼唤我们思考如何在娱乐中心社会中找到生活的真正意义。我们可以通过减少电视媒体的消费,主动选择有思考深度的文字内容来拓宽自己的思维。建立阅读的习惯,并结合个人实际情况选择经典文学、哲学书籍和深度分析的文章,以丰富自己的思想、提升自己的素质。此外,我们也应该鼓励家庭和教育机构加强对于阅读、思考和深度思维的要求,让下一代能够远离娱乐至死的命运,培养独立思考和深思熟虑的能力。
在总结中,我们应该认识到娱乐至死对于个人和社会的深远影响,同时也应该明白只有通过自我约束和主动行动,我们才能够摆脱娱乐中心社会的束缚,寻找生活的真正意义。
初选这本书原因是书名比较喜欢可以让我这个不爱读书的人继续读下去。读完以后发现书的内容很简单易懂但给我们了许多思考和可以借鉴的话语。本书大致是说电视在美国的兴起使得公众话语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从文化、宗教、政治、教育等方面阐述这些都开始毫无怨言的成为了娱乐的附属品失去了本来的意思。借我们都将成为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
本书的第一章是媒介即隐喻,隐喻是一种修辞手法,作者说媒介即隐喻也就是想说媒介在用一种隐蔽的但强有力的方法左右人们的道德和价值观。媒介的产生创造了一种新的文化但同时也影响着文化。它给我们带来了大量的信息,但是如果我们只是接受并没有加工那么我们就成了媒介的牺牲品。
第二章是讲媒介即认识论,从印刷品到电视的出现谈人们对认识论的改变,电视出来的认识论劣与印刷制品,而且对于本身还有一定的危险,并且这种危险在逐渐蔓延。而为什么说媒介即认识论呢?我有些困惑。认识论是一个很大的概念简单的来说认识论是探讨人类认识的本质、结构,认识与客观实在的关系,认识的前提和基础,认识发生、发展的过程及其规律,认识的真理标准等问题的哲学学说。又称知识论。也就是说大量的媒介的出现它开始承载知识,决定知识的形式,它所表现的无论对错好坏都成了知识。
“思维方法在以文字为中心的文化和以图片为中心的文化中不同体现”在作者看来人们的阅读只停留在在了一些符号,读者没有了判断力。电报技术和广告的出现是原本理性倾向的人们开始倾斜。过去人们是为了解决问题而去搜寻信息,而现在人们是得到了一些信息而去找这些信息的来源。我们的媒介环境变了,人们开始更少的去思考了。
电子技术的出现迎来了一个崭新的世界,我们开始进入一个躲躲猫的世界,就像游戏一样我们是蒙住眼睛走路的人,我们不能通过自己的思想去抓住想要抓住的东西,而是通过形式,支离破碎的事件去感受这些东西。这无疑是可怕的,没有了思想的人相当于一具只会呼吸的植物人,把所有的知识思想都依赖与媒介。
这一切使得我们这个时代成了娱乐业的时代。电视作为媒介更注重娱乐性和表现形式,它只是迎合人们对视觉快感的需求,通过这些形式来适应娱乐也的发展。
第七章“好……现在”是讲看电视的时候观众很少需要把上一时间段的思想或情绪带到下一个时间段。人们所有的思想都停留在了“现在”
宗教成为了娱乐的附属品。作者所说电视最大的长处是他让具体的形象进入我们的心理而不是让抽象的概念留在我们的脑中。人们对宗教的认识开始有所偏斜。往往是崇拜电视上传播宗教的那个人而非宗教本身。
政治也开始成为娱乐的附属品,一些政客更注重在电视上的形象,而信息被包装成了娱乐。在电视上他们更注重是自己的演讲形式,而观众也是看的演讲的本身而非实实在在思考其中的内涵,人们很难看到最真实的一幕。
就当下文化而言,“娱乐”已赢取我们这个时代“元媒介”的地位。尤其在大众文化语境中,由印刷机开创并延续经年的所谓“阐释时代”已然让位于由电视机开创的“娱乐业时代”。电视及其文化如今既是我们对世界的认识,也是我们认识世界的工具。为此,波兹曼说:“电视在安排我们交流环境方面的能力是其他媒介根本无法企及的”。而罗兰.巴特则说:“电视已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神话’”
的公众对话变成了幼稚的婴儿语言,总之人民蜕化为被动的受众,而一切公共事务形同杂耍,那么这个民族就会发现自己危在旦夕,文化灭亡的命运就在劫难逃。”
他看来,人们会渐渐爱上压迫,崇拜那些使他们丧失思考能力的工业技术。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强行禁书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失去任何禁书的理由,因为再也没有人愿意读书;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剥夺我们信息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人们在汪洋如海的信息中日益变得被动和自私;奥威尔害怕的是真理被隐瞒,赫胥黎担心的是真理被淹没在无聊烦琐的世事中;奥威尔害怕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受制文化,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
胥黎担心的是,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
马歇尔·麦克卢汉的一句警言:“媒介即信息。
事情。我们对语言的了解使我们知道,语言结构的差异会导致所谓“世界观”的不同语言无愧为一种原始而不可或缺的媒介,它使我们成为人,保持人的特点,事实上还定义了人的含义。但这并不是说,除了语言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媒介,人们还能够同样方便地以同样的方式讲述同样的。
虽然文化是语言的产物,但是每一种媒介都会对它进行再创造——从绘画到象形符号,从字母到电视。和语言一样,每一种媒介都为思考、表达思想和抒发情感的方式提供了新的定位,从而创造出独特的话语符号。这就是麦克卢汉所说的“媒介即信息”
信息是关于这个世界的明确具体的说明,但是我们的媒介,包括那些使会话得以实现的符号,却没有这个功能。媒介的独特之处在于,虽然它指导着我们看待和了解事物的方式,但它的这种介入却往往不为人所注意。
分分秒秒的存在不是上帝的意图,也不是大自然的产物,而是人类运用自己创造出来的机械和自己对话的结果,芒福德所指出的,自从钟表被发明以来,人类生活中便没有了永恒。
马歇尔·麦克卢汉所说的“后视镜”思维:认为一种新媒介只是旧媒介的延伸和扩展,如汽车只是速度更快的马,电灯是功率更大的蜡烛。在我们讨论的这个问题中,这种人犯的错误就是完全误解了电视如何重新定义公众话语的意义。电视无法延伸或扩展文字文化,相反,电视只能攻击文字文化。如果说电视是某种东西的延续,那么这种东西只能是19世纪中叶源于电报和摄影术的传统,而不是15世纪的印刷术。
大脑和技术都是物质装置,思想和媒介都是使物质装置派上用场的东西。一旦技术使用了某种特殊的象征符号,在某种特殊的社会环境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或融入到了经济和政治领域中,它就会变成媒介。
要回答“什么是电视”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明白,当我们谈论电视的时候,我们不是指一种技术,而是指一种媒介。
适应娱乐业的发展。电视之所以是电视,最关键的一点是要能看,这就是为什么它的名字叫“电视”的原因所在。人们看的以及想要看的是有动感的画面——成千上万的图片,稍纵即逝然而斑斓夺目。正是电视本身的这种性质决定了它必须舍弃思想,来迎合人们对视觉快感的需求。
屏幕一直有新的东西可看。而且,电视展示给观众的主题虽多,却不需要我们动一点脑筋,看电视的目的只是情感上得到满足。就连很多人都讨厌的电视广告也是精心制作的,悦目的图像常常伴随着令人兴奋的音乐。
这里想要说的不是电视的娱乐性,而是电视把娱乐本身变成了表现一切经历的形式。我们的电视使我们和这个世界保持着交流,但在这个过程中,电视一直保持着一成不变的笑脸。我们的问题不在于电视为我们展示具有娱乐性的内容,而在于所有的内容都以娱乐的方式表现出来,这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在思考过程中,观众没有东西可看。思考不是表演艺术,而电视需要的是表演艺术。
塞缪尔·贝克特的戏剧:主题是严肃的,而意义是无法理解的。
他们因为自己的好运而表现出来的狂喜。没有人表达任何意见,只有观众自己从广告的表演中找到某种感觉。你可以喜欢也可以讨厌电视广告,但你无法否认它的威力。
电视广告把企业从生产有价值的产品引向了设法使消费者感觉产品有价值,这意味着企业的业务已经成为一种伪疗法,消费者成了信赖心理表演疗法。
因为电视广告是我们这个社会中最多产的一种公众交流手段,美国人不可避免地要接受电视广告的哲学。所谓“接受”,是指我们已经把电视广告当作一种普通而合理的话语方式;所谓“哲学”,是指电视广告关于交流的性质已经形成了与其他媒介(尤其是印刷文字)相左的独特观点。
我们不是拒绝记忆,我们也没有认为历史不值得记忆,问题的症结在于我们已经被改造得不会记忆了。如果记忆不仅仅是怀旧,那么语境就应该成为记忆的基本条件,理论、洞察力、比喻——某种可以组织和明辨事实的东西。但是,图像和瞬间即逝的新闻无法提供给我们语境。镜子只能照出你今天穿什么衣服,它无法告诉我们昨天的情况。因为有了电视,我们便纵身跃入了一个与过去毫无关联的现时世界。
赫胥黎的预测更接近事实:历史的消失根本不需要如此残酷的手段,表面温和的现代技术通过为民众提供一种政治形象、瞬间快乐和安慰疗法,能够同样有效地让历史销声匿迹,也许还更恒久,并且不会遭到任何反对。
在看美国电视的时候,我们经常会想到萧伯纳第一次看见百老汇和四十二大街上夜间闪烁的霓虹灯时发表的精彩评论。他说,如果你不识字,这些灯光无疑是美丽的。美国的电视确实是美丽的奇观,是难得的视觉愉悦,每天你都能看见成千上万个图像。电视上每个镜头的平均时间是秒,所以我们的眼睛根本没有时间休息,屏幕一直有新的东西可看。而且,电视展示给观众的主题虽多,却不需要我们动一点脑筋,看电视的目的只是情感上得到满足。就连很多人都讨厌的电视广告也是精心制作的,悦目的图像常常伴随着令人兴奋的音乐。我们可以毫无疑问地说,世界上最美的照片是出现在电视广告里。换句话说,美国电视全心全意致力于为观众提供娱乐。
我们可以换种说法:娱乐是电视上所有话语的超意识形态。不管是什么内容,也不管采取什么视角,电视上的一切都是为了给我们提供娱乐。
在电视节目进行过程中,是不允许说“让我想一想”或“我不知道”或“你刚才说……是什么意思”或“你的这些信息是从什么地方得到的”,这样的话语不仅减慢了电视节目的节奏,而且还造成一种不确定或不完美的印象。提出这样的问题暴露了说话者的思考过程,这在电视上出现会像在拉斯维加斯的舞台上出现一样令人尴尬和乏味。思考无法在电视上得到很好的表现,这一点电视导演们很久以前就发现了。在思考过程中,观众没有东西可看。思考不是表演艺术,而电视需要的是表演艺术。美国广播公司展示给我们的是原本具有高超语言驾驭能力和政治见解的人现在屈服于电视媒介,是致力于表演水平的提高而不是表达他们的思想。
电视之所以是电视,最关键的一点是要能看,这就是为什么它的名字叫“电视”的原因所在。人们看的以及想要看的是有动感的画面——成千上万的图片,稍纵即逝然而斑斓夺目。正是电视本身的这种性质决定了它必须舍弃思想,来迎合人们对视觉快感的需求,来适应娱乐业的发展。
电影、唱片和广播(现在已经成为音乐行业的附属品)都以娱乐为目的,它们在改变美国话语风格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但电视和它们不同,因为电视包容了话语的所有形式。
在一个科技发达的时代里,造成精神毁灭的敌人更可能是一个满面笑容的人,而不是那种一眼看上去就让人心生怀疑和仇恨的人。在赫胥黎的预言中,“老大哥”并没有成心监视着我们,而是我们自己心甘情愿地一直注视着他,根本就不需要什么看守人、大门或“真理部”。如果一个民族分心于繁杂琐事,如果文化生活被重新定义为娱乐的周而复始,如果严肃的公众对话变成了幼稚的婴儿语言,总而言之,如果人民蜕化为被动的受众,而一切公共事务形同杂耍,那么这个民族就会发现自己危在旦夕,文化灭亡的命运就在劫难逃。
结论:电视让人们失去思考,带领大众进入“低智商社会”
《娱乐至死》是尼尔·波兹曼在1985年出版的一本著名著作,该书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和争论。它以讽刺和批判的眼光分析了现代媒体和娱乐对我们社会的影响,并警示我们对于信息的接收和思考方式。读完这本书,我深深为自己和我们整个社会的现状所震撼,同时也对于我的未来与解决方案有了更多的思考。
首先,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一书中指出了媒体的娱乐化和渲染化。他认为,如今的媒体已经变成了一种以产生娱乐为目的的工具,它们不再追求真实性和客观性,而是通过各种手段来博取观众的欢笑和赞誉。这种娱乐化的媒体不仅无法提供真正有深度的内容,更严重影响了我们对于重要问题的理解和思考。与此同时,波兹曼也警告说,这种渲染化的媒体正在逐渐侵蚀我们的思维能力和判断力,使我们变得越来越浮躁和缺乏思考能力。
其次,波兹曼在书中对于电视的批评尤为尖锐。他认为电视是最具娱乐性和消遣性的媒体,它能让我们沉浸在一个虚幻的世界中,忘记了现实世界中重要的问题和挑战。电视的即时性和感官刺激让我们追求更多的刺激和满足,而忽略了深思熟虑和反省的重要性。而且,电视节目的快速转换和碎片化的节目形式,使我们变得习惯于短暂而肤浅的知识和信息,无法真正深入思考和理解问题的本质和复杂性。
此外,波兹曼也对于新闻媒体的批评不遗余力。他认为新闻媒体不再以传播真实和客观的信息为目标,而是以吸引观众和产生争执为重要目标。他指出,新闻媒体更倾向于以娱乐方式呈现新闻事件,通过扭曲事实、夸大细节来吸引观众的关注,而不是真正深入探讨和解释问题。这种新闻媒体的变形不仅使我们变得愚昧和无知,更导致了对于重要问题的认识和判断的扭曲。
最后,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提出了一种解决方案,即媒体批判的教育。他呼吁教育系统应该重视媒体批判的教育,培养学生对于媒体的分析和判断能力,使他们能够更加理性和负责任地接收和处理媒体所传递的信息。他认为,只有透过媒体的娱乐化表象,我们才能看到问题的本质,从而更好地面对和解决。
综上所述,《娱乐至死》一书使我对于现代媒体和娱乐的影响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和思考。它提醒我们不要轻易地被娱乐和消遣所迷惑,而是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始终保持对于真理和深度的追求。同时,它也为我们提供了解决问题的方向,那就是加强媒体批判的教育,提高我们的思维能力和判断力。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适应和应对媒体时代的挑战,从而建立更加理性和高效的社会。
尼尔波兹曼(neilpostman,1931-2003)是世界著名的媒体文化研究者和批评家,曾出版过20余部著作,包括《娱乐至死》、《童年的消逝》等影响巨大的名作。《娱乐至死》发表于1985年,该书从一问世就立刻引起巨大反响。在这本书中,波兹曼深入剖析了以电视为主的新传媒对人们的思想、认知方法、乃至整个社会文化的发展趋向的影响,表现了西方人文学者对社会一贯的睿智和忧虑,既发人深省,也让人对作者的深切人文关怀肃然起敬;不仅有诸多精当之处,而且表现出了作为一名学者应该持有的对社会有关发展状况予以批判性审视的自觉性。该书自2004年由章艳翻译出版后,在国内立刻引起热议,并获得2005年首届华语图书传媒大奖,该书的影响力十分巨大,为研究大众文化不可不读之书。
波兹曼提出的观点与当时社会文化的整体娱乐化趋势密切相关。
从社会思潮方面来看,传统的价值理念遭到了巨大的颠覆。以“节俭”、“勤奋”、“稳定”为主要特征的社会规范逐渐被以享受和身体感官的满足为核心的享乐文化所取代。整个社会开始注重自我个性发展、“感性解放”,相对自由的生活方式催生了娱乐精神,西方大众传媒的娱乐化倾向越来越明显。
从文化背景上来看,以电视为代表的大众文化受到愈来愈多人的欢迎,追随商品交换法则的文化工业,让受众淹没在平面化的生活方式、时尚化的消费行为以及肤浅化的审美情趣之中。
从传媒体制来看,美国主流传播媒体的运作方式都是商业化的,营运的根本目的在于赚取利润。而英国社会心理学家玛罗理沃伯认为,“越不用花脑筋、越刺激的内容,越容易为观众接受和欣赏,这几乎是收视行为的一项铁律。”因此,为获得收视率,赢得广告客户的青睐,媒体在内容选择、内容形态上有很明显的媚俗取宠倾向。
总的来说,西方社会在经历了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动荡后,在八十年代终于再次安定了下来。但传统上重视节俭和勤奋、反对纵欲享乐的新教伦理已被倡导感性解放的自由运动冲击得七零八落。在一场轰轰烈烈的感性革命后,人们再也找不到不去享乐的理由。八十年代后美国社会开始转型,美国民众变得更加现实,更加浮躁,比起印刷机统治下提供的深奥信息,他们更倾向于选择电视时代提供的肤浅而有趣味的内容。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作者写作《娱乐至死》来批评电视媒介对于人整体生活方式和社会总体存在方式的负面影响。
波兹曼认为从古至今人类的交往媒介主要经历了三种形式,即从口语到铅字再到电视。每种媒介对于文化的精神中心和物质中心的形成都有着决定性影响。比如在铅字印刷出现以前的口语时代,作为生活经验浓缩的谚语和典故受到人们重视。久经世故的老人可以用它们作为调节争端的“法庭”判词。而在铅字印刷出现以后,人们更看重印刷出来的文字的权威,而不再是口头语言。口语不再被看作是可信赖的对象。从口语到铅字的媒介转换在波兹曼看来是一次巨大的智力进步,它使得话语变得更加严肃和理性。
但是,为了吸引观众,电视不得不追求节目的新鲜和刺激。时不。
时地以各种奇闻轶事和娱乐噱头来控制观众注意力。电视看似给我们提供了海量的信息,战争、灾难、事故、政治、科技等无所不包。但这些信息却几乎没有多大价值。它的重要性似乎仅取决于电视播放的范围和速度,以及时为我们增添一道茶余饭后的谈资。这些信息根本无须我们“理解”,只要“了解”就够了。我们只是在“看”电视,而不是“读”。用波兹曼的话说,在今天,“智力就是知道很多事情,而不是理解它们。”
不可否认,电视的娱乐丰富了我们的生活,提供了一个释放压力的渠道。没有哪一种节目能像娱乐节目一样,可以如此彻底地摒弃观众的各种差异,在不同阶层的观众面前实现如此平等的沟通;也没有哪一种节目可以为范围广大的观众提供轻松忘我的休憩环境,让观众在紧张的社会节奏下进发会心的微笑。正如波兹曼所说,“我们要反思和批判的并不是电视的娱乐性,而是一种“泛娱乐化”现象。”
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消解崇高、解构经典、恶搞历史、窥视明星。我们的政治、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的成为娱乐的附庸。报纸、广播、电视、电影、网络等大众传媒已经被影视剧、综艺节目、八卦新闻所充斥。“读图”时代确实给我们一道道视觉盛宴,而且其所具有短时间的视觉冲击力和震撼力是大部分文字所不能同日而语的,但是如此丰盛的享受到底又留下了多少有意义的东西呢?我们不得而知。我们只是在一味地看,一味地接受电子媒介传达的讯息,却忘了思考或来不及思考。如此过度的娱乐让我们失去自我,失去思考的时间和空间。
游戏已经进行了很久,如果还意识不到它的后果,真是不可原谅。我们人类无法命令电子媒介时代倒退回印刷机时代,完全拒绝电子媒介是极端而愚蠢的。我们应该探索的是,怎样去利用这些媒介——用另一种方式,继续我们的生活,拯救我们的文化。
在移动互联网迅速发展的今天,我们更该认真思考“娱乐至死”这样一个命题。
这本书是对20世纪后半叶美国文化中最重大变化的探究和哀悼:印刷术时代步入没落,而电视时代蒸蒸日上;电视改变了公众话语的内容和意义;政治、宗教、教育和任何其他公共事务领域的内容,都不可避免的被电视的表达方式重新定义。
书中勾画了美国官员、新闻记者、律师、教育家等各色人等的电视形象,说明图像给人类感官和思维带来的影响。又通过林肯和道格拉斯的辩论、电视竞选、教会布道、学校教育等案例,揭示出这样一个道理:娱乐使人不再思考。《娱乐至死》向我们敲响了警钟:我们将毁于我们所热爱的东西!
本书金句。
虽然文化是语言的产物,但是每一种媒介都会对它进行再创造——从绘画到象形符号,从字母到电视。
任何认识论都是某个媒介发展阶段的认识论。
在信息的海洋里,却找不到一点儿有用的信息。
真理不能,也从来没有,毫无修饰地存在。它必须穿着某种合适的外衣出现,否则就可能得不到承认,这也正说明了‘真理’是一种文化偏见。
人们感到痛苦的不是他们用笑声代替了思考,而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以及为什么不再思考。
限娱令发布一年多后才接触到这本书,限娱令发布的出发点或许和此书对于电视娱乐化的警惕有所不同,但限娱令体现出的官方对于媒体的引导的确让人重新对电视的职能开始进行审视,它究竟应该为受众带来什么,它如何负责通俗又兼顾高尚。
以波兹曼之见,比演艺圈、电影圈、电视圈中的无穷纷争与龌龊更糟糕的,是“娱乐”的泛化乃至深入人心。我们必须要审视电视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的角,娱乐工具?获取信息的平台?了解时态的媒介还是仅仅是一件家具一个摆设而已。电视本身没得错相反还是一项巨大的进步,但是一开始他的发展的方向就是错误,人们本身具备的娱乐性强加给他,并通过他完美的表现出来。事实上它并没有让我们失望。但是由它产生了许多“龌龊”和“纷争”。以及不正常的现象。波兹曼的观点是我们要跳出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境界。要有第三者的眼睛来观察电视。他根本不在乎娱乐节目的泛滥或媒体的娱乐化倾向。他写这本书是写给自己的知识分子同行的,他呼吁他们回到书籍中去,认真地写作和思考,而不要贪恋在电台、电视节目中侃侃而谈,一夜之间曝得大名。娱乐至死”是他对媒体知识分子的警告。他认为,印刷机更适宜于理性思考,电台电视只会沦为大众娱乐,任何有志于知识工作的人都应该清醒,回到书面写作,那才是他们该呆的地方。波兹曼承认电视的合理存在,也坚持自己的使命,自己意识到的东西就要把他传播出去。
电视的娱乐丰富了我们的生活,开阔了我们的眼界,使我们对世界有一个总体的认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电视起到了普及大众文化的作用。只是,我们不能被电视中的虚幻世界所主宰,而导致在虚拟的世界中迷失自我。
一个学者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能清楚注意到平凡表象下的深刻论题,并对此进行理性的认识。如果他的观念、思想能够预示未来的社会,为将来的人们所借鉴,那就更难能可贵了。有人说麦克卢汉的“媒介即信息”的判断可以和“我思故我在”的重要性媲美,他们都具有颠覆性,我们太习惯于某种媒介,从而丧失了对他的判断力。作为麦克卢汉思想的追随者和继承者,尼尔•波兹曼的思考在对电视习以为常的社会里变得十分有价值,我们今天的媒体和社会惊人地印证了他在《娱乐至死》里提出的警示。
一、对两个相悖的预言的看法。
《娱乐至死》是尼尔•波兹曼“媒介批判三部曲”的其中之一,它作者对20世纪后半叶美国媒体和文化中最重大变化的探究和哀悼。波兹曼以美国电视为文本,对电报发明之后电视媒体影响下的人们的思想、认识方式还有大众文化的发展趋势做出了分析,并得出“娱乐至死”的结论。他在设定“媒介即隐喻”“媒介即认识论”这样的前提后,在下面的章节中论证了两个问题:一,在印刷机统治下的美国,话语“清晰易懂,严肃而有理性”;二,在电视的统治下,这样的话语“变得无能而荒唐”。“在这里,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
这是波兹曼对奥尔德斯•赫胥黎1932年发表的科幻小说《美丽新世界》在理论上的诠释,认为人们会崇拜那些使他们丧失思考能力的工业技术。与《美丽新世界》观点相反的是乔治•奥威尔的小说《一九八四年》,描述了一个处在独裁统治之下的恐怖世界。网上曾流传着一副漫画,它比较了赫胥黎和奥威尔的这两部作品。
二者的担心似乎都有一定的道理,但就美国来看,1984年的预言并没有应验,人们在空洞的笑声中走进了美丽新世界的大门。正如波兹曼所说,从欧洲人踏上北美大陆开始,美国就从原始状态直接跳跃进入了印刷时代。“那时的公共事务是通过印刷品来组织和表达的,并且这种形式日益成为所有话语的模式、象征和衡量标准。”印刷时代可以用严肃、理性、客观、有序、具有逻辑性等几个词概括。他认为印刷术总的来说是利大于弊的,它是真理最合适的外衣。波兹曼给出的例证是有力的,我们今天怎么也无法想象津津有味地听两个政客用抽象的语言、复杂的长句辩论7个小时的场景。这是印刷时代特有的印记,印刷术规定着人们的思维习惯,追求主题的严肃性,意义的丰富性。波兹曼追忆着“thoseoldgooddays”。然而电报的发明导致了时间和空间分离(吉登斯也有关于大众传媒造成时-空分离现象的精彩阐释),技术的发展让无数与人们无关的冗余信息扑面而来。
波兹曼和赫胥黎最担心的不在于汹涌而来的信息,而是人们在技术对感官的刺激下丧失自我,由新技术新媒介构建的文化也成为了人类精神的麻醉剂。波兹曼认为媒介是有其偏向的,而电视之所以成为电视,就是因为它能“看”,色彩斑斓的画面的电视屏幕上轮番上阵,又稍纵即逝。然而画面是不能表达抽象意义的,电视的特质使得它不得不抛弃思想,来迎合人们对视觉的刺激的追求。新闻(被人们信誓旦旦地认为是严肃的),宗教,甚至教育都通过电视构建的社会进行娱乐的表达。最终文化沦落为荒唐的滑稽剧,精神枯竭。这就是恐怖之处,电视不仅仅是娱乐,它构建着我们的公共话语,还控制着思想、精神、文化。鲁健就在他的一篇文章《重读娱乐至死》中说到:“(娱乐至死)已不仅仅是一本传媒学或文化批判学的研究著作,而成了一本哲学著作,它涉及到人们的世界观、价值观和对人自身生活方式的看法。”《娱乐至死》这本书是在1985年出版的,那时波兹曼就已经在做“至死”的呼号了,如果看见今天的美国电视,他非气得从坟墓里跳出来不可。不仅是美国,世界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都在电视的影响下走上了娱乐化的道路,这的确值得人们去关注。
二、互联网时代的娱乐至死。
在互联网还没有大行其道的1985年,《娱乐至死》诞生。那时电视已在美国普及,而电脑大概还只是实验室里的巨大怪物。但波兹曼在书中根据电视得出的结论,在互联网时代却显得更为正确。波兹曼对互联网还存在着一些幻想,尤其在《童年的消逝》一书中他自问:“有没有一种传播技术具备某种潜能,足以保持童年存在的需要?”然后自答:“唯一具备这种能力的技术是电脑。为了设计电脑编程,人们基本上必须学习一种语言,这意味着人们必须掌握复杂的分析技能,类似于一个完全有文化的人需要具备的技能。”在波兹曼看来,似乎电脑是一个比电视更能定义一个人的智力的媒介。
而实际上,编程只是少数工程师的工作,大部分网民利用电脑和互联网的一般目的也只是消遣和娱乐,还是娱乐。而且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孩子不用经过什么特殊训练就能熟练地“surftheinternet”。而且互联网上的信息相对电视来讲普遍缺乏把关程序,得到信息也更为容易和丰富,多媒体全媒体的信息呈现形式更让人目不暇接眼花缭乱。网上点击量高的都是带腥味儿的新闻,恶搞比严肃更能吸引人的眼球。从狭义的“娱乐”来说,中国的网络游戏用户规模就已经是3.04亿这个庞大的数字,而中国网民的规模也才4.57亿(数据来自cnnic的《第2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根据波兹曼对电视的看法我们可以推论,电脑把非线性、无逻辑、无语境演绎到了极致。或许我们更该警惕的是电脑和网络把电视、报纸、广播等“还算好”的媒体引向娱乐至死的道路。新媒体压倒传统媒体而大行其道的时代已经在渐渐逼近了。
三、中国传媒业会“娱乐至死”吗?
再来看我们中国的传媒业,人们是否会“娱乐至死”的问题还需要进一步地思考。
我们能很容易地理解奥威尔为何会写出1984的故事:刚刚走出战争的人类,在社会心理上普遍有一种对极权的恐惧以及安全感的缺失,纳粹的铁蹄践踏了人们对自由民主的追求。于是奥威尔的推论就顺利成章了。
在笔者看来,这两个相反的观点都有失偏颇。奥威尔只看到了极权对信息的控制,而波兹曼和赫胥黎只看到了无用信息像病毒一样扩散。而今天的中国正处在两种情况之间的尴尬境地。
中国曾长期处于奥威尔所说的“老大哥”时期,民众的话语权被压制,信息流通不畅,思想遭到禁锢,意向表达极为不自由。哈贝马斯发现这种传播模式的哲学基础是“主体/客体”的倾斜模式。这样单向度的传播并不是真正的沟通。就中国的情形而言,我们曾长期生活在短缺时代——物资短缺,资金短缺,信息也短缺。短缺时代的生活培养了一种贪得无厌的心态,这种心态在面对信息问题的时候就是忘情地、不顾一切地拥抱和讴歌所谓的“信息时代”。然而对曾经经历过集权制度的人们来说,信息闭塞、思想禁锢的可怕历历在目,西方式的民主和信息自由化无疑会让人觉得如沐春风。中国的新闻体制使得信息较西方受到更多的控制,而政府封锁掩盖信息的习惯做法让人们感到愤慨。然而中国的信息环境还是在发展的,信息透明度得到了很大的提高。终究是渐渐从“前现代”传播模式中得到解脱。
然而后脚刚要跨出狼窝,前脚又踏入了虎口。中国的媒体似乎也朝着娱乐化的方向狂奔而去。娱乐节目娱乐化也许是理所当然,曾经的“超级女声”,今天的“非诚勿扰”,固然低俗化是研究所里的老学者一时难以接受的,但称呼它们为个性的解放也未尝不可。然而我们看到中国的新闻(尤其是网络新闻)、教育似乎也在一点点实现《娱乐至死》里的预言。
吊诡的是,中国的媒体正在“狼窝”和“虎口”之间摇摆。我们害怕信息被控制,然而在互联网上海量的信息如奔袭而来的行星让人躲闪不及;我们害怕过度娱乐化,然而中国还有个机构叫广电总局,还有个机构叫新闻出版总署,还有国新办、信息产业部、外交部新闻司……它们会把我们的媒体拉入“正常的轨道”中来。当我们为今天中国媒体低俗庸俗媚俗的心痛不已、纷纷指责鞭挞的时候,看看美国的电视节目或许能找回一些自信——我们还远远没有触及娱乐的底线。
对于中国来说,奥威尔和赫胥黎两个人的预言都是值得我们警惕的。
回到波兹曼的《娱乐至死》本身,他对电视并不是完全否定的,波兹曼自己也承认在生活中不排斥电视。波兹曼的意思是,我们的文化精神是有救的。他在本书最后为逃离不堪结局提出了解决的方法:“只有深刻而持久地意识到信息的结构和效应,消除对媒介的神秘感,我们才有可能对电视,或电脑,或任何其他媒介获得某种程度的控制。”波兹曼期待着学校能成为抵御“技术垄断文化”的最后防线,尽管希望渺茫。
在笔者看来,波兹曼大概是精英文化的拥趸,又或者是因为电报的出现,我们的社会才有了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分野。人类社会是否最终在“无脑人”里终结,我没有能力作出论断。但可以大胆揣测的是,如果人类丧失了安静的阅读学习和深入思考的习惯,社会也就止步不前了。
“在这里,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
“人们感到痛苦的不是他们用笑声代替了思考,而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以及为什么不再思考。”
《娱乐至死》这本书主要是阐述了电子信息时代与印刷时代的区别,对电视的消极作用进行了批判。认为想用电视来传达严肃的信息是不可能的,电视的目的只是娱乐大众。所有的一切在电视横行的时代都穿上了娱乐的外衣。甚至包括宗教,政治,选举,教育。。。
作者认为电视传递的信息是肤浅的,目标只是吸引受众的眼球,至于内容完全没有深度,想用图像来表达深度的内容是完全不可能的。快速切换的镜头,栏目,广告,在受众的脑海里只是稍纵即逝的一掠而过,并不能影响到现实的生活。大部分的人在看过新闻的几分钟后根本记不清任何一则播放过的内容。教育片也一样,对受众几乎没有指导意义。
电视的这种娱乐性质也给了受众一种不严肃的刻板印象,导致受众根本不相信电视内容的真实性。对于像娱乐片一样,插播音乐的新闻节目,人们观看的同时并不会把新闻内容太放在心上。比如刚刚播放的一则地震新闻,核威胁的新闻,受众还没来得及反映,已经被播音员一句ok,…now,引到了另一则可能是哪位公主得了百日咳这样的新闻上。
书中说到了用电视传教的例子,认为这种把宗教也娱乐化的行为虽然极大的扩大了宗教的影响力,却使得宗教失去了其本有的严肃与神圣,结果肯定是会慢慢的削弱它作为宗教信仰的作用。联系到我国国情,就会想到近几年很火的通俗化经典,于丹讲论语,易中天品三国,这些虽然都把难读的名著用通俗的语言传授给受众,有利于经典的普及,但这种娱乐化的途径,其实是会削弱经典的力量。
在这本书写作的时候电脑还没有得到普及,对于未来是奥威尔所说的信息被集权化统治,还是如赫胥黎所说,未来会信息过剩,还没有明确的答案,作者预言了后者的正确性。现在看来,他是对的。当互联网普及到世界的各个角落,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变成自主的交互的,不再是印刷媒介或是作者所说的电视一样,按时发布信息,根据编辑意图发布信息。现如今,人们已经淹没在了海量的信息中。
从电视到互联网,娱乐至死的时代仍在继续,而且更加难以控制。不再是媒体制造娱乐氛围,而是全民一起,互相娱乐,娱乐至死。
引用本书的最后一句话:。
“人们感到痛苦的不是他们用笑声代替了思考,而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以及为什么不再思考。”
震撼于开篇各名人权威对本书的推崇,好奇在那些精炼又意喻深刻的话语里,这是我对《娱乐至死》的最初映像。陈丹青和周国平老师的话,更是正中自己平日的一些思考:信息与行动严重失调,我们要把自己娱乐至死吗?怀着有些急切的心情,开始了后续的阅读。
短短前言,讲到了一个核心的问题: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对于这句话的理解,直观的想到自己的事:特别喜欢刷微博,几乎每天都要刷到底部。关注的人,热点,哪里好玩,好吃,点个赞马克一下,下次有钱就去;哪个大v又出调色教程啦,打开,粗略看一下,是小清新风格呀,马克一下以后好好学;咦,噗嗤大叔又出新内容了,怎样成为一个高情商的人,来,点进去,学学,这些点我以前好像在哪儿见过啊。
每天都花特别多的时间在刷微博,刷各种公众号,要做的事,要学习的事,一天推一天,很少,几乎没有落到实处。每天都在憧憬想要的生活,点赞那一条条微博后,仿佛已经做过努力,好像已get到了某技能,已做到某事。
我们热爱的东西啊,这样一步步带我们走的离理想更远了。
第一章读的有些艰难。语言即媒介,媒介即隐喻,我们的隐喻创造了我们文化的内容。这些观点以往不曾听说,读罢全章,混沌的思路稍微开阔了起来,提练起来也就是上一句话了。作者花了一章的内容在讲剖析一句话,是他在写作的时候,也在考量无名的读者,所以才尽可能写的浅显么?有了他的书写,我们对‘媒介即隐喻’这句话有了认识,这也是认识事物实质,定义事物的一种,作者本身也在印证自己的观点。
关于真理不能,也从来没有毫无修饰地存在。昨天晚上刚好在和朋友讨论一个话题,他最近有个特别深刻的体验:“只要自己足够优秀,所有人都会主动去结交你。”我建议他把这个体悟得出的经历写下来,会更具体的具有说服力,他马上回复到:“还是别了,写出来,怕是会有负面的引导。”我觉得其实还好,事实可不就是这样么,大家都愿意和优秀的人结交呀。这对于喝惯了毒鸡汤的我们来说,并不算特别难以理解和接受的真理,但是起码的,它不适合一些主流正派媒体的论调,这样会引导市侩的价值观,不太积极。
就像作者文中说的,有时候,真理必须穿着某种合适的外衣出现,否则就可能得不到承认。我建议说,你要不换种表达方式,简单的说,做一个优秀的人,一个拓展社交的好建议。落脚点放在鼓励读者去做到一个优秀的人,而这种论点的前提,可不就是你原先的意思么?但是有了这样的改变,别人接受起来会容易些,负面影响也会减少。
这真的是一本好书,作者的观点是很超前,揭示着我们这个时代的真理,虽然它距离我们这个时代真的是有些年头了。这种时候,我特别想接一句,真理是不会过时的,但是作者好像并不这么认为。他写道:“任何认识论都是某个媒介发展阶段的认识论。”也许是因为,某些情况下,作者所处的媒介的认识论刚好可类比我们当前的时代,也适用于我们现在所处的`媒介下。
印刷机到电报,话语的定义不断被刷新,就像梭罗说的,电报使相关的东西变得无关。源源不断的信息与它们的受众之间很少或几乎没有任何关系,越来越多类似“阿德雷公主得了百日咳”的信息出现,商人们为了有利可图,不惜花重金架设大量电报线,公众没有像印刷机时代下那么理性,猎奇,性,这些低级的趣味占据了主导地位。
从已有的这些经验来看,现在,我们不只是单纯的处在一个电报的时代,在我们的时代,甚至电视都算是落后的。过度娱乐的情况更严重,信息的更新快到你没有办法去持续的关注某件事。学习传播学的时候,我们讲到一个政府在娱乐圈的行为,引导舆论导向。发生了某些重大的政府失职行为时,舆论导向不是在反思政府的不作为,而是在大力渲染其他的一些东西,比如,人情就是一个很大的文章点。或者干脆这时候,就会有某些大明星恰当的被曝光了什么,公众的注意力马上就被分散了。(情节参考韩国电视剧《匹诺曹》)没有人去追究政府的职责,政府工作会有改善么?很难,起码他们都不会把错误摊开来讲,缺乏一个起码的正确态度,谈何其他。娱乐至死,绝不是危言耸听。可能这里会有维稳的需要考虑吧,但重点的是什么,不能偏颇。
以上话语,可能不适宜在某些场合出现,我们的国家正发展的越来越好,宽容度是和发展程度相匹配的。
信息过剩,行动越来越少,这也是文章开头我讲到自己身上的例子,我们越来越无能,越来越无聊。这都不难理解,如果你也反思过自己的处境。
所以我的建议如题,别每天刷公众号了,去做你自己的事。想学调色,就打开ps,从导入照片开始吧;想学烘焙,就去买工具、原料,这周末就可以完成一次;想多交朋友,就先走出房间吧。
要想过的好,做的得比想的多。
尼尔·波兹曼的《娱乐至死》写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因此该书批判的对象还停留在电视文化。尽管如此,作者的观点放在当今社会仍具有启发意义。
该书开篇便提到了乔治·奥威尔的《1984》和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奥威尔的《1984》描绘了一个信息与思想被“老大哥”牢牢控制住的未来世界;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则描绘了一个人类沉迷于由工业技术带来的感官刺激与欢乐、从而失去思考力的未来世界。结合美国的现实情况,波兹曼似乎更认同赫胥黎的看法,因此他想用本书告诉读者,“可能成为现实的,是赫胥黎的预言,而不是奥威尔的预言”。
尼尔·波兹曼师承麦克卢汉,是一个技术决定论者。对于文化研究,他认为“深入一种文化的最有效途径是了解这种文化中用于会话的工具”,因为“某个文化中交流的媒介对于这个文化精神重心和物质重心的形成有着决定性的影响”。波兹曼继承并发展了麦克卢汉的“媒介即讯息”的观点,认为“媒介即隐喻”,即媒介可以用一种隐蔽但有力的暗示来定义现实世界,所以它更像一种隐喻。无论是口头的语言、印刷的文字还是摄影摄像,它们都能用一种隐蔽的方式指导着人们看待和了解事物的方式。“媒介——隐喻”的关系也许是复杂的,但作者希望每一个人都能意识到,人类“创造的每一种工具都蕴含着超越其自身的意义”,正如眼镜的出现暗示人类可以不必把天赋或缺陷视为最终的命运。正是这种超越媒介表现形式之外的隐喻创造了人类社会的文化内容。
在书的第二章,波兹曼提出了另一个观点——媒介即认识论。认识论是一个复杂而晦涩的学问,所以作者将重点放在了“媒体在我们的认识论中充当了什么角色”。他认为,任何一种媒介都有共鸣(“某种特定语境中的某个特定说法获得了普遍意义”,诺思罗普·弗莱),而共鸣就是扩大的隐喻。不论一种媒介来自何种语境,它都能越过原有的语境而延伸到新的未知的语境中,并引导人们组织思想和总结生活经历,从而影响着人们的意识与社会结构。
版权声明:此文自动收集于网络,若有来源错误或者侵犯您的合法权益,您可通过邮箱与我们取得联系,我们将及时进行处理。
本文地址:https://www.miekuo.com/fanwendaquan/kouhaodaquan/6106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