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写读后感,我们可以将自己的心情、感受和思考与他人分享,同时也能够提升自己的表达能力和写作水平。下面是一些小编为大家推荐的读后感作品,希望能给大家提供一些参考和借鉴。
奥尔森开篇就否认了人们惯性认为的,又具有相同利益的个人所形成的集团,均有进一步追求扩大这种集团利益的倾向。
集团是与具有相同利益的人构成的,而这里所说的利益是只针对他们个人的,那么我们如果说追求集团的利益也就能推出我们是在追求个人里的基础之上的。但是我们把追求个人利益为前提,是不能推出个人是自愿实现共同利益的。而这一切都是在严格坚持经济学,承认经济人和理性人存在的情况下。就如奥尔森所说“除非在强制或者其他某些特殊手段以使个人按照他们共同利益行事,以实现他们共同的组织或集团的利益。”而不去实现共同利益的组织往往会消亡。而又由于我们都存在的利己性,(集团的群体成员对获得某一集体利益有着相同的兴趣,但他们对承担为获得这一集体利益而要付出的代价却没有者共同的兴趣)。
而这就导致了一些组织因此止步不前达到瓶颈。而这我觉得才是“集体行动的困境”。
沃尔森则发现了这个问题,他便开始思考各种因素与成员为共同利益的出力程度关系,他觉的存在着一种选择性激励――赏罚分明机制可以让集团成员在想获得集体利益的。成果的同时也同时付出努力,而我觉得这必须建立在一种各成员都通过的预定,而我认为这便是一种契约。将此种思想放入一个企业之中,这种机制我认为便是绩效管理,绩效管理的好坏绝对是一个企业是否成功的标志。有效的绩效考核能帮助企业达成目标,而这种考核是与利益相关联的这便是绩效工资。但是再好激励方法和游说都是需要花费的,就如书中所说“让个体生产者承担任何费用都是违背其利益的。而我们会发现绩效管理时出现于相对较大的公司和企业。确实,上述的.观点有很多事不适用于小集团的。
在研究时沃尔森便发现企业趋近于大则那么成员就越不会为集团的共同利益采取行动,组织成本也会水涨船高,而他提供的集体物品的数量就会最有数量,也就是说,集团越大就与不可能去增进他的共同利益。
但是小集团又出现了很大的弊端,那即是小集团中存在着少数剥削多数的倾向,一旦少数免费获得共同利益,而他便会丧失激励来提供另外的物品。
而对此我们又有很多方法可以借鉴,例如大国要不成比例的分担多国任务,并且联合国的经费其中各国的会费主要是依照各国的经济实力以及其他一些因素来决定的,联合国会费缴纳比例每三年修改一次。
而这我又想到如果大集团有如此弊端为何不将大集团分为若干小集团个集团,当然过多个小集团会增加更多的组织费用,但如果适中又何尝不是一种办法。
除此之外,在我看来解决也可以另辟蹊径。
上文中提到,在“特殊手段”下成员会自愿付出努力。我认为其中包括暴力强制,盲目崇拜,民族主义,宗教信仰等等。而我觉得企业文化也可算作一种手段促进一些集团成员为了共同利益做出努力,这种文化管制并不适用于国家间的组织,更适用于经济范畴的企业例如品牌公司或者跨国公司。这种手段不是说成员放弃个人利益而是说促进人们更好的为集体利益出力。这何尝不是解决大集团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瓶颈的一种办法。
近年来,随着大众对理财和社会经济问题的关注,财经类的畅销书备受追捧,各种讨论金融危机的观点相互碰撞,类似的讲座、报告也四处开花,大家似乎在一夜间看清了华尔街金融家的贪婪和罪恶,以及各种深藏不露的“阴谋论”。金融交易除了让华尔街、金融界赚钱外,对社会到底有没有贡献、有没有创造价值?如果有的话,是如何贡献的、如何创造价值的?陈志武撰写的《金融的逻辑》一书从全新的视角为读者拨开了这些迷雾。
陈志武是美国耶鲁大学金融经济学终身教授,是目前华人领域公认的最优秀、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和金融专家之一。
此书的一大亮点是让人们重新审视过去那些曾经理所当然的观点。过去我们总认为,国库里真金白银越多的国家就越强大,要借钱花的国家是弱国,一个国家财政经常赤字,要发行大规模国债融资,这是不好的。陈志武的研究发现彻底颠覆了读者惯性的认知:以公元1600年为例,一组是国库深藏万宝的国家,一组是负债累累的国家,现在来看,当年国库藏金万贯的国家除了日本外,都是发展中国家,而当时负债累累的却是今天的发达国家。而且我们又无奈地发现,将“未来收入”提前变现的资本化、证券化体系才是这个世界近200年来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流。资本化是美国资本主义文化的核心。长期以来,美国欠下一身的巨额外债但发展势如破竹,而中国、印度这些在几千年封建发展史上一贯拥有大量金银储备的国家至今仍是发展中国家。
同样,用“货币化”和“资本化”也可以更清晰地理解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过去的30年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78年到90年代中期,其核心是给老百姓买卖东西的自由,他们有选择生产什么、到哪里卖、如何卖的自由,包括劳动力市场和创业市场上的自由,那是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市场化”或说“钱化”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可以概括为“资本化”时期,就是让企业资产(包括有形资产和未来收入流)、土地和各类自然资源、劳动者未来收入流,都可通过产权化、证券化或者金融票据化转变为流通的金融资本。一个国家可以卖的东西越多,或者已经资本化或能够被资本化的资产和未来收入流越多,它的“钱”自然就越多,可能的资本也越多,而由资本和劳动的自由结合产生的巨大生产力正是我国过去30年高速增长的最根本的原因。
本书还从历史的角度探讨治国的金融之道。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是靠加征税还是发国债来维持财政,关键在于政府的融资成本和民间的投资回报率,只要纳税人的投资回报率高于政府公债利息,最优的国策就是少征税,把钱留给老百姓,藏富于民,政府尽量用公债补充财政赤字。如外国政府购买美国国债,美国政府用低息借到这些钱后,通过减税把钱转给企业和老百姓做生产性资产投资,这种策略的效果是让美国的财富超速增长,即是自己有蛋再“借鸡生蛋”的效果。由此我们终于明白了美国靠赤字、靠国债、靠减税做强的道理。由此我们很容易联想到我国目前增速超20%财政收入或许并不是好事。所以,目前我国的政策导向之一就是:一方面应该减税,至少应该控制税负过快增长,要藏富于民,同时政府进一步退出经济领域,让市场真正发挥作用,提高民间创业和投资的回报;另一方面可继续依靠国债促进发展。当然,这两个方面都有一个共同的提前,那就是政治制度构架必须要适应这种自由开放的市场。
奥地利/英国哲学家,出生于欧洲豪富家族,师从罗素,主要涉足逻辑学,思维哲学,数学及语言学。一战时从军,战地里写下了这本震古烁今的哲学小册子,之后说哲学的问题已经解决,开始在乡下小学教书。二战中他在伦敦一个医院抬担架,周围没有人知道他是当时世界上最知名的哲学家之一。4个兄弟中的三个自杀了,他自己也曾经考虑过自杀。他后期作品部分(主要是《哲学研究》一书)否定了《逻辑哲学论》观点,《哲学研究》一书也被评价为20世纪最重要的哲学著作之一。
《逻辑哲学论》这本书在哲学史上非常有名,是天才维特根斯坦成名之作,不像其他大部头的哲学著作,只有薄薄一百多页,而且与康德、黑格尔或文学家普鲁斯特相反,每个句子都很短。尽管如此,仍然字字珠玑,每句话都要仔细琢磨作者究竟说的是什么,即使这样,也未必能看懂,所以还是很费脑子。像其他哲学著作一样,这本书我也是囫囵吞枣,不敢说看懂了,之后有空肯定还要补刀再多看几遍。
这本书的一个核心结论是,人只能理解我们能理解的东西,不能跳出人的界限就无法领会任何更高层次的真理。所谓的哲学都没什么意义。说到底这个结论有些悲观(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如果人永远都不能自知,是不是永远都得不到光明,注定要活在黑暗中?),属于不可知论。这个观点说到底,跟哥德尔的不完全性定理很类似。当然维特根斯坦也是因为对传统的哲学的否定而闻名于世。他在书中也惊世骇俗地否定了因果律。强调语言对哲学的重要性。
本书大量采用数学方法和符号,每一段前面都标着段落,也引用了一些物理学、力学的观点(同一个物体不能同时出现在两个地方),当然,他那时候量子力学还没成气候。
《集体行动的逻辑》是美国经济学家奥尔森的成名作,他的另一本代表作是《国家的兴衰》。虽然这本书是一本经济学经典著作,但是其揭示的现象在社会生活许多领域广泛出现,因此,这本书,又通行于管理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多个领域。
奥尔森这本书要回答的便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小集团里的成员为什么集体行动效果更佳,而越大的集团集体行动的效果反倒会越来越差。中国有一句古语,“一个和尚挑水喝,两个和尚抬水喝,三个和尚没水喝”,后来编成一首儿歌,后面还加上一句“你说这是为什么啊为什么”,奥尔森先生这本经典著作要回答的就是一个类似于“三个和尚没水喝”的问题,而且后面给出了相应的解决举措。
这本书,我是在好几年前,托一学生网购从上海买过来的,买到这本书时很是激动,因为之前找了武汉大大小小的许多书城书店,没有买到,后来我又找了几个书商托他们能否购书时带回一本,可惜也未实现夙愿,后来还是我一机敏的学生在网上帮我搜到了这本书,辗转周折,终了我愿。
奥尔森先生在这本书里对以往经济学家理所当然认为的一个观点进行了有力的批驳,“人们都认为集团是为了集团成员的共同利益而存在的,为了获取更大的集体利益,集团成员往往会自发的行动以增进集体更大的利益。”奥尔森先生认为,事实绝不是这样的。
我们不需扯远,只需结合上文两个例子来问问,为什么“一个和尚挑水喝,两个和尚抬水喝,三个和尚没水喝”,一个和尚反倒有水喝了,三个和尚怎么就没水喝了?因为在这里每一个和尚都有自己的小算盘,当他一个人的时候,他不能打别人的主意了,必须得行动,不行动就没水喝,被渴死,所以一个和尚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或者说利益必须行动;而两个和尚的时候,他们二人各自都需做出行动,而且是份额均等的行动,两人心理平衡,何况不行动没水喝,所以两个和尚抬水喝,也会采取集体行动最后有水可喝;但是,三个和尚,问题就稍稍复杂了,三个和尚可以看成一个小集团,如果一人行动去打水,另外两个人没行动,准备去打水的肯定心理不平衡不乐意,如果两人去打水,另外又有一人没行动,这要去打水的两人肯定也不会乐意,这样,这三个人思来算去,各自算计,你推我我推你,都怕吃亏,最后反倒没人去打水了,所以三个和尚没水喝。人多了,集团大了,还成不了什么事,更别提大事了。所以说大的未必就是好的,在欧洲人的理念里,小的才是好的,小企业,小国家,西方遍地都是。中国推崇大,要搞大国企,大项目,往往最后没效益,许多大型国企亏损严重,长期如此,在这里有根本的症结制约在其中。组织的规模是有限度规律在的,不能盲目扩张,它有它本身的制约和运作逻辑。
三个和尚没水喝,从经济学学术规范的角度来讲,根本原因在于,每一个和尚都是“理性经济人”,他们只有在认为条件是最理性最划算的时候,才会做出行动,如果一个集体中“搭便车”的人越来越多,集体行动便很难实现,集团越大,集体行动越难实现;集团越小,反倒越容易实现集体行动。
再回到寝室就餐的问题,仍是如此,四个人的寝室出钱就餐,能够“搭便车”的份额机会相对6人8人寝室要少很多,如果六个人的话,有人食量大的可能性增多,最后估计就很有可能有人找理由不去了,当然,这里排除确实有人生病或有事等其他原因,如果是8个人,最后就更难实现这个稍大的集体行动了!人越多,越难成行。
之后,奥尔森先生从工会组织、国家集团、压力集团三个角度论述了在这三个领域中,大小型集团行动的内在逻辑,特别是在所谓的政府机构中,所谓为民服务的人并不必然是纯为公共利益去行动的,他们也有自己的私心杂念,当所有的条件达到他们认为最划算的时候,政府人员才会采取某一行动。而如果缺乏诸多有效因素,集体行动便很难实现。
那么对于这个问题如何解决呢?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比如说,在班级管理中,如果有的学生爱学习,有的学生不爱学习,有的学生学习兴趣一般般,那么对于这样的班级如何进行教育引导,让整个班风学风好起来,让整个集体采取最有效的集体学习行动呢?再比如说,如今的共青团组织特别是基层共青团组织,越来越萎缩涣散缺乏积极性,很多人没有工作干劲,下达的任务很难执行,在全国都是一个普遍现象,这样一个棘手的问题,它的原因症结何在,解决措施路径有哪些呢?结合奥尔森先生的这本书,里面给出了解释并给予了路径指引。
要保证大型组织集体行动的成效,要严厉打击“搭便车”现象,对于自身不作为不劳动便想获取好处的个体要采取惩罚措施,对于努力付出、成效显著的个体要给予“选择性激励”,比如说,公司里的职员辛苦工作,为公司创造了比他人多很多的效益,这样的员工就要给予嘉奖。主动作为者给予积极的激励措施,“搭便车”或托后腿者予以惩罚扣奖金。具体执行起来,就是要定制赏罚分明的奖惩制度,进行“选择性激励”,当然这里的激励可以是物质的也可以是精神的。
所以,回到文章开头“三个和尚没水喝”的问题,为什么没水喝,因为每个人都想“搭便车”,想不劳而获,最后想干事的人都没积极性了。要解决“三个和尚没水喝”的问题该怎么办呢?那就是订立制度规范,对于去打水的和尚给予奖励,不去打水的给予惩罚,用强制性的手段,用“选择性激励”措施解决这个问题。
关于“选择性激励”的具体措施,在不同的领域有多种多样,只要一个团队组织中的领导者能够意识到这个问题,并能做到相应的制度安排制度设计,那么这个组织集体行动便能轻松得以开展取得实质成效!
因此,归结起来。这本书,实质上得出了这样几个重要的结论:。
二、要保证任何一个集团的有效发展,促进团队集体行动成效,需要制定赏罚分明的“选择性激励”措施。
以上这两个结论,可以说,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频繁出现,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庞大的帝国军团在丧失激励机制后顷刻间土崩瓦解,被有战斗力的项羽精锐部队一举攻破,项羽率兵三万,而秦军当时有虎狼之师五十万之众;再比如,新中国时期,人民公社化运动期间,农村建大食堂,大伙一起劳作,吃大锅饭,因为缺乏“选择性激励”,干多干少一个样,吃饭的时候大伙都抢着吃,抢着“搭便车”,最后干事的越来越少,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导致中国饿死三千万人(有一说是饿死一千万),所以刘少奇说“三年自然灾害”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七分人祸就在于缺乏有效的集体行动制度规范和激励机制。再比如,在现代合伙公司运作中,往往两三个人的合伙企业很容易成功,合伙者越多,最后很容易引起利益纠纷内部矛盾导致企业无法运作,根源就在于人多了“搭便车”者多了,而这其中又缺乏科学合理的制度设计和激励措施。这样的例子,可以说,在生活中,比比皆是。
读了奥尔森先生的这本书,我们想必会受到很多启发。当让,奥尔森先生主要是一个经济学家,他的观点不免带有浓厚的经济学痕迹,充满功利主义色彩,每一个人似乎都变成了冷冰冰只知算计的机器,而生活是复杂多元的,人性也是如此,既有理性的一面,又有温情的一面,很多人会因为个人的良心、道德、信念、信仰、情感做出很多让经济学家看来不可思议的事情,比如说革命烈士舍身成仁、志愿者无私奉献、母亲为爱割肾救子等等,所以,读书要懂得在吸取知识的同时,结合实际反复思考,更要增进智慧,经济学可以解释很多问题,但光有一个视角是不够的,生活不是单一的一面,而是由方方面面构成的!
这个端午节,我没出门,看完欧洲杯睡了一上午,然后又集中精力把奥尔森先生的这本经典力作重读了一遍,受益颇多,对于以后开展组织建设会有诸多帮助。多读书,读好书,正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然后为千万人而服务!好书不厌百回读!
“一方面由于时代的艰苦,使人对于日常生活的琐事予以太大的重视,另一方面,现实上最高的兴趣,却在于努力奋斗首先去复兴并拯救国家民族生活上政治上的整个局势。这些工作占据了精神上的一切能力,各阶层人民的一切力量,以及外在的手段,致使我们精神上的内心生活不能赢得宁静。世界精神太忙碌于现实,太驰骛于外界,而不遑回到内心,转回自身,以徜徉自怡于自己原有的家园中。现在现实潮流的重负已渐减轻,日耳曼民族已经把他们的国家,一切有生命有意义的生活的根源,拯救过来了,于是时间已经到来,在国家内,除了现实世界的治理之外,思想的自由世界也会独立繁荣起来。”
这是将近两百年前,黑格尔在柏林大学的开讲辞。读起来感觉多么亲切啊,真可谓历久弥新。我们这个时代不再是黑格尔的时代,但人好像还是黑格尔时代的人。“精神太忙碌于现实,太驰骛于外界,而不遑回到内心,转回自身,以徜徉自怡于自己原有的家园中。”“致使我们精神上的内心生活不能赢得宁静。”
一个时代的兴趣,一个时代的格局,一个时代的趋势,个人是无能为力的,最多只能“独善其身”。而且,很多时候,独善其身也很不容易,往往“树欲静而风不止”。
国人的习惯,喜欢上行下效。所以我常常想,要扭转这个时代的风气,可能还要从在上者做起,然后民众群起响应。
我常常想,假如为政者能有时间坐下来读点书,做点思考(总结和反思),想一点与经济无关的社会的事、文化的事,聊一点百姓的话题、精神的话题,甚至是诗意的话题,可能会出现一种清新的政治局面、管理局面。了解一点历史的人都知道,古代受百姓敬仰的官员是亲民的,有人情味的,他们似乎不像现在的官员那样,成天到晚事务缠身,几无片刻闲暇。古代的官员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似乎总能从容处之,百姓对他们的评价是“日计之无近功,岁计之有大利。”()。
假如学者们能坐下来安静地做学问,而不仅仅为稻粱谋,不仅仅为名利、为职称谋,可能会出现一种清新的学问局面、学习局面、文化局面。
假如各阶层的人们能放慢一点脚步,习惯欣赏生活,习惯欣赏自己,习惯于物质之外某种精神需求……可能会出现一种清新的生活局面、社会局面。
和谐社会必然是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的身与心的和谐。远离精神、远离内心,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和谐。
去年国庆读了《小逻辑》,然而读了半月无所得,反而变得迷茫,如今一年过去了,知识更加多,眼界也更宽了,于是重新读了这本书,算是有了一些收获。
《小逻辑》分为三部分“存在论”、“本质论”和“概念论”,这是黑格尔对于逻辑学的划分,他认为这三部分是层层递进的关系,但是概念是这三部分中最重要的,因为概念才是真理,而存在和本质只是直接和间接的东西,如果存在和本质都孤立了,那么两者都不能算是真理。
本书的第一部分“存在论”又分为三个小的部分:质、量、和度。质就是表明它是什么,比如我们穿的衣服,住的房子,骑的车,都是质的'体现,有这种质,就不会让我们混淆概念的存在,就不会出现穿房子,住衣服这种混乱。在我看来,存在是基于“质”而存在的,没有质,就无所谓存在了。
存在的第二部分是量。量很容易理解,就是数量。书中的量有着一种职能:衡量存在尺度的标识。以我们用的书为例,一本50页的教科书和一本20xx页的字典都是书,它们的质是一样的,所以量的多少是不会影响存在的,但是它本身又是无处不在的。量与我们初高中学过的量是不一样的,初高中就是量变导致质变,但是这里的量只是一种类似于度量衡的存在,它不影响质,或者说对质影响极少。
存在论第三部分是度,度就是尺度,是质和量的统一,是带有质的量。这一部分主要讲了通过量的增加和减少是不影响存在的本质的,或者可以说是影响的范围有限。
《集体行动的逻辑》是公共选择理论的奠基之作,研究的是传统经济学很少置予关注的非市场决策的集体行动问题。在传统经济学家看来,这些问题是由于非市场因素导致的,违背了经济学的基本行为假设。然而,奥尔森对集体行动的逻辑的研究,恰恰证明了非市场问题依然可以用经济学方法来研究。
在这本书里,奥尔森紧扣“经济人”的行为假设前提,认为利益集团的成员都有使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倾向,在没有选择性激励或强制等手段下,为了所谓的公共利益或集体物品最大化而宁可自己承担集体成本是不存在的。换句话说,即便是基于成员共同利益组成的集团在试图增进成员的共同利益,实现集团某些目标而采取行动,成员的行动并非是理所当然的,它都是建立在成员实现集团中某些特定利益的基础上。这就批判了传统经济学家的观点:有共同利益的个人所组成的集团是为他们的共同利益而行事,会在必要时采取行动以增进维护共同利益。奥尔森认为,即使集团采取的行动在实现集团目标之后,能够使集团中所有成员获得相对应的利益,也不能推导出所有成员一致自愿采取行动,实现这一目标。
集团或集体设立的最初目标是为了促进和维护共同利益,其组织的基本功能是提供公共或集体物品。在集团内部成员中,集体行动产生的集体物品属于公共品,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特征。通常情况下,集团在采取集体行动过程中,某些成员的消极对待或少付出行为并不会影响其对实现了的集体物品的分享。这就可能导致了集体成员“搭便车”现象的产生,在这种情况下,集体成员宁愿不享受公共物品也不愿付出成本去实现集团目标,所以有理性的、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人不会采取行动以实现集团的利益。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发现运用集体行动的逻辑可以解释很多事情。就拿安全性日益堪忧、形势严峻的食品问题来举例。当这些毒大米、三聚氰胺奶粉、瘦肉精猪肉等食品流入消费者市场时,假设最初恰巧发现问题的一小撮消费者,能够坚决地控告商家,同时给政府施予必要的压力,促使相关职能部门及时取缔商家,以最严厉的措施去惩罚这些为了赚取暴利,不顾消费者生命健康去生产有毒有害的食品厂家,或许就不会出现一大批消费者受害事件。对于消费者群体来说,获得安全卫生的食品是这个集体的共有物品或者说共同利益。当消费者发现危害共同利益的行为出现时,能够坚决说不,运用法律等手段去制止它,那些不良商家就不会这么嚣张地生产有毒有害食品。遗憾的是,我们会发现身边的消费者大部分人即使购买到有毒有害的食品,也会采取息事宁人的做法,扔掉这些不合格的商品。即便食用了这类食品,如果不是发生特别严重的疾病的话,一般都自认倒霉,自行承担治疗成本算了。因为对于我们普通消费者来说,如果个人承担了数额不小的成本,比如法律诉讼成本、举报材料费等,即使让生产有毒有害的商家或厂家受到了应有的严厉惩罚,但在消费者个人看来,个人行动给消费者集体所带来的收益是由大家共享的,况且他们也不会分担自己所花费的成本,何况面对的是实力比自身强、拥有各种社会资源的厂家,挑战他们的胜算难以估计。最终,我们学会搭便车,都指望别人付出行动,或者受危害的群体越来越多时,靠舆论压力施压政府去解决。
既然集体中的成员都是自利的,都有搭便车的倾向,是不是就意味着基于共同利益的集体就不会采取集体行动去增进成员的共同利益呢?回答是否定的。在这本书中,奥尔森并不否认即便是没有激励或者强制手段,集团也会有集体行动的发生。
集团成员规模有大小之分。成员规模的差别,影响到集体行动的可能性,导致集体行动的结果也就不同。人数规模小的集团,由于经济激励和社会激励的存在,比如个别成员为了获取声望、尊敬、友谊以及其他社会和心理目标,宁愿承担相应的成本去付诸行动增进集体利益。成员人数少,成员间更容易互动,增进互信,因而集团成员更具有凝聚力,集体行动更具有效性。然而,成员规模大的大集团,由于不具有小集团的优势,一般不会轻易组织起来,除非运用强制或选择性激励措施。
在奥尔森论证小集团的凝聚力和有效性一节时,某个别的论证引起我一些思考。他引用并论证“‘我们发现当你期待行动时,委员会应该小一些,而当你希望听取观点、反映时,委员会相对就应该大一些’这一情况显然不只限于银行。众所周知,美国国会和州立法机关的权力在很大程度上是掌握在委员会和小组委员会手中的。”仔细观察我们所处的社会,我们发现很多决策机构人员安排非常符合奥尔森这一逻辑。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人数只有7位,中国共产党在每一次涉及社会重大事件的重要决策时,可以及时迅速地做出决策,比如这次天津塘沽特别重大火灾事件,爆炸事故发生后,中国共产党最高决策机构中央政治局及时做出关于爆炸事故处置工作的七项决策,避免事态的进一步严重化,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然而,代表人员规模超过人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并通过的每一项重要决策议题都要人大代表酝酿好几年后,才能出台相关决议或法规。
记得以前在论及中国与美国政治民主程度的比较时,常有人引用中央党校赵虎吉教授曾经说过的一句话:“中国目前是开大会解决小问题,开小会解决大问题,不开会解决关键问题。”我们当中有些人用这句话调侃中国政治民主不发达,羡慕老生常谈的美国所谓的人权。但在这本书中奥尔森关于美国民主的分析内容中,我们看到的是,以民主最发达著称的美国决策机制与中国大同小异,重要决策总是由关键人物主导并作出的。美国普通民众难以影响重要决策的产生,更多的是民意被代表化,或者上街游行反对对自己不利的法案。
事关重要的决策由少数关键人物做出,并不意味着这些决策是不公正的.、不合理的。但从决策成本来看,它的成本必定比全体成员共同决策所花费的成本小。节约的成本可以用来做其他有利于集团利益实现的事情。另外,从决策时效性来看,少数关键人物做决策相比多数人做决策,成员意见更容易统一,这是由于多数人组成的大集团,通常成员在许多方面存在差异,比如受教育程度、理解能力等方面,常常导致成员关于决策的意见不合,花费许多时间成本在说服彼此的过程,错过决策实现的最佳时机。
少数关键人物做决策确实有诸多好处。然而,在这由少数人做决策的过程中,我们要警惕奥尔森在书中论证过的少数剥削多数的倾向,避免因错误决策最终导致政策实施恶果让多数人承担。在中国证券市场上,我们很容易发现许多上市公司的大股东或控股股东颇有兴趣提议关联交易、重组并购等影响股价重大涨幅的决策议案,借以此为炒作噱头,实现自身某些不可告人的目的,比如高价减持手中的股票、获取关联利益。然而,他们并不关心公司实体的经营业绩情况,管理机制是否完善,公司发展战略是否调整到位。所以,我们经常看到许多上市公司即便是重组并购之后,公司业绩依然惨淡,受此影响股价大跌,最终使广大中小散户割肉离场,利益受损。所幸的是,目前国家相关部门制定相关规定,对上市公司重大事件的披露要求越来越严格。
少数关键人物成为代表全体成员意见的最终决策群体的一员,可能由于自身拥有的诸如天生领导力强、社会地位高等条件促成,但这并不默许这一小撮成员有理由侵害多数人的利益。因此,基于保护集团全体成员的利益,我们除了关注少数关键人物做决策的合理性,更应该注重利益诉求的表达通畅度与决策执行的监督力度。
在论证国家和阶级的正统理论章节中,奥尔森理论对比分析了古典经济学家与马克思关于国家的理论。奥尔森毫不客气地批判,自由放任的古典经济学家们基本上忽略了公共物品理论,过度倾向于用一套详尽理论,解释为什么大多数经济需求要通过私人企业来满足实现,而认为国家理所当然地提供诸如国防、警察以及法律等公共服务,或者说是国家经济体现出来的是自我牺牲的集体精神发挥所致,一味地强调个人的自我利益至高无上。譬如古典经济学家汉斯・里切尔在提及个人与国家、个人与私人组织的关系时,他认为个人的自我经济利益在自由的市场经济中至高无上,利润动机几乎是决定相互关系的唯一因素。如果国家满足了个人的需求,或是只有通过联合行动才能实现的群体中的个体需求,它这样做只是为了岁入。人类精神有奇怪的两重性,在个人间进行交易时,自我利益至高无上,而在个人与国家以及与许多私人组织的关系中,自我精神又压倒一切。相对于指责古典经济学家没能建立一个明确的关于国家的理论,()奥尔森强调了马克思关于国家的理论是意味深长和发人深省的,强调了马克思对国家理论的贡献。他认为马克思以财产关系划分阶级是明智的,如果按成员的社会地位或特权来定义阶级,马克思也许就不能理直气壮的说他们有共同利益,因为收入来源不同的人可能拥有相同的特权。
晚清时代,主张废科举、兴学校、开矿藏、改官制等的变法维新领导者之一的谭嗣同,在戊戌变法失败后,慈禧太后下令逮捕屠杀维新派人物时,明明可以在别人帮助下逃离中国,可他却拒绝了出逃的建议,毅然地表示:“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变法而流血者,此国所以不倡也。有之,请从嗣同始。”他决心为变法而献身。如果仅是出于理性的功利主义,他完全保全自身,逃到他国生存。或许在他看来,他的心属于中国,逃到哪里心都不会安定,与其苟且偷安,还不如壮烈殉国,以自己的一腔热血唤起世人的觉醒。再看看前段时间热映的《十月围城》,很多人不惜牺牲宝贵的生命来保护革命伟人孙中山先生,用胸膛挡敌人的子弹、暗箭,他们名留史册、令人感叹。但仔细的考虑一下,那些牺牲的人当中有几个知道孙中山先生是谁吗?他们要保护的人对于他们的长远意义是什么?用一句现代流行词,那就是他们“被革命了”。可能仅是出于某种道义上的考虑,甚至他们都不知道自己的行为就是被后人称赞的革命,而被迫参与革命。一些英雄们之所以冒死保孙,目的其实都是事先考虑了自己的某种利益,有的是为了完成父愿、有的是为了答谢主人的恩赐、有的是为了见到自己的女儿??总之,他们参加革命可能是出于个人理性的目的。但是革命能吸引那么多人参加,也说明了领导者的影响力是巨大的,这或许是奥尔森在书中没有想到的。
西方社会之所以没有发生像马克思预言的工人阶级革命,正是因为资产主义的一系列发展超出马克思的设想,使工人淡化对自己的阶级处境的认识,而不是真正的“理性人”的理性选择的结果。首先,社会的经济结构并没有像马克思预言的那样出现愈来愈简单化的趋势,反而变得愈来愈复杂。这是因为,尽管资本主义的经济集中进程十分迅速,但是独立的经济实体的总数并没有减少。中小型企业的数目,像雨后春笋一样在继续增加。国民经济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并没有由于经济的集中而消灭。其次,社会的阶级结构并没有像马克思预期的那样减少为两个矛盾相互对立的阶级,而是出现了进一步分化的倾向。中小企业的继续存在,使旧的中产阶级得以保留;同时,由于私营企业和公共管理机关的增加,这个阶级又得到了“新中产阶级”即白领工人和公职人员的补充。至于工人阶级本身,也由于教育、职业和收入的不同而走向更大的分化。并且,尽管私营公司纷纷合并,但是股份公司的出现却使分享生产资料所有权的人数在增加。总之,社会的阶级结构不是简单化了,而是更加复杂化了。再次,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并没有像马克思预期的那样增加或扩大,相反,危机的程度及其影响还趋于减弱。这种情况之所以出现,一是由于资本主义社会里更广泛地使用了信贷制度,二是因为资本主义制度内开始出现了经济组织(如卡特尔),三是国家调节经济的手段已大大改善。这些发展使得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不仅没有对其形成经济灾难的威胁,而且还使引发危机的生产无政府状态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和。另外,工人的经济状况并没有像马克思所预言的那样,越来越贫困化,相反,他们的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现实的情况表明,虽然工人与生产资料所有者的收入差距在扩大,但工人的生活条件并没有持续恶化,反之,他们的实际收入明显地在不断增加,他们的处境得到了改善。这就是说,工人阶级的相对贫困化虽然还继续存在,但绝对贫困化已经不复存在了。最后,阶级斗争并没有像马克思所预言的那样日益加剧,相反,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发展已经能够有秩序地解决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争端。这种发展主要体现为,国家的政治民主化和劳工立法,由于工会的努力而得到了改善,这就为解决工会和雇主之间的争端提供了广泛的基础。事实证明,民主制适合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实现有利于劳动人民的改革。在这样复杂的社会里,不可能由一个中央机构控制和管理一切生产资料,因此社会主义不能把社会化作为目的,并且不能立即和全面地由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模式取代资本主义社会,它只能通过不断的建设性的改革,实现社会主义的目的。
作为“制度性公共选择理论”的奠基之作,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中所提出的理论与方法具有极其深刻的意义。奥尔森的“潜在的集团”即发现了有组织的利益集团之外的无组织的潜在利益集团的存在及其行为方式,这样的研究无疑扩大了公共选择理论的领域。再者,他详细分析了大集团与小集团在实现集团目标的效果差异,启示我们对于组织大集团的集体行动时,要充分运用“选择性激励”。激励机制,可能是惩罚性的、强制性的,也可能是奖励性、社会性的,目的都在于激励成员为集体目标而贡献,调动参加者的积极性,有利于最终目标的实现。这种激励机制的精髓也告诉我们,在选择激励措施时,因人而异,对症下药。
每一种理论与观点的提出,背后都会有质疑的声音的存在,因为大家的认识角度不同,人生经历也不同。每一种理论都有它的局限,对待它们应采取批判与理性的态度。基于此,我们理论联系实际。学习古代,为了今天的中国,学习西方,为了东方的中国。我们认识每一种理论,都是为了汲取其中的精华、得到一定得启发来服务现实的建设与发展,因此,对待每种理论,不能迷信太深,也不能全盘否定,取其长处,反思我心,掌握知识,服务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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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久没发评论了,一直在潜水,最近抽空看了《多赚逻辑》,总体来说还是不错的,是本简单实用的书籍,提供给投资者众多投资产品的选择,但是因为看的比较粗,我结合下自己的感受去来说下吧。
1.感觉书中提供了许多投资工具,说了众多区别,但是没有提供它们间如何转化和联系,利用好了可以相互套利。
2.建议多赚可以制作一年各期的投资时间表,股票讲究时空量价,万物讲究择时而动,时间我认为是投资最重要的要务,风险是个抽象的东西量化的方法因人而异,但是时间因素是很重要的。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在每季度的最后几个交易日,可以用股票账户进行国债逆回购套利,如果本金够大的话那几天收益可观,经济周期规律往往是固定的,择时!
3.对于保险,万能险我建议慎重。保监会主席再次提醒险资对股票市场的慎重。万能险频繁举盘大量进入壳资源,国企等股票。尤其在壳资源方面简直时豪赌。虽然保险是有国家兜底,但是许多不看条件的群众往往就看到国家保底,预期年话收益。但是他不保息,有的还是有投资年限不如每年都要投投几年.。试想如果你投一个每年都没有收益的理财,是什么心情。中间想赎回要高额手续费。
4基金定投,我不建议无脑定投,投基金不代表可以什么都不懂,第一要明白时间,现在是熊市,第二国家政策,供给端改革,国家大力扶植新能车等等,有了这些可以适当选择相应方向。我个人建议定投指数,因为指数往往都能查到相应的估值,估值可以一定程度上让我们安心,也许短期会波动,但是长期终归会归价值。而且指数的选择太多了,上证50,中证500,养老指数,证券指数等等。当某一指数估值过高时可以停止定投,甚至分批取出,然后选择低估值进行轮动。
同时手里要有现金。
许多人都推崇巴菲特炒股,价投,坚持。但是忽略巴菲特有一个巨大保险公司有巨大的保费做支撑,可以做到大跌大买,但是很多散户没有足够现金来保障,所以很难做巴菲特。
以后再逐渐补充些。
传统观点普遍认可这样的观点:有共同利益的个人组成的集团通常总是试图增进那些共同利益。如许多工会理论、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补偿权力”概念、及对压力集团的研究都是建立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的。但奥尔康教授却在本书中明确指出这种论断是错误的。当然各类组织的成员总是期待增进他们的共同利益,工人期待工会为其争取更高的工资和更好的工作条件;农场主期待农场组织为其成员争取更有利的法律;股东期待公司为其增进利益。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以现代大公司为例,不像股东人数少的公司,在股东数量众多的现代大公司,管理人员拥有自主权,他们能够控制大公司,甚至为自身的利益而牺牲股东的利益,这样的事实却是令人惊讶。在股份公司里,普通的股东拥有解雇管理人员的法定权利,如果管理人员把公司作为谋取自身利益的该工具,股东集团受到了损失,自然有足够的理由解雇他们,可是大多数这样的情况下股东是不会这么做的。究其原因是这样的,在一个有着成千上万股东的大公司里,典型的股东要解雇管理人员的努力可能不会成功;而且,即使成功的话,由于典型股东拥有的股票只占股票总额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回报(更高的红利或股价)的大部分也会被其他股东分享。公司收入对股东来说是集体物品,因而通常情况下典型股东不会对管理人员发难。
也就是说,在一个集团内部,集团利益是公共性的,即集团中每个成员都能共同且均等地分享它。这也就意味着,不管个人是否付出成本,他都能享受到集团的共同利益,而这样的性质促使集团的每个成员都想“搭便车”坐享其成。集团越是大,分享收益的人越是多,为实现集团利益而进行活动的个人分享的份额就越小。所以,在严格坚持经济人及其行为的假设条件下,经济人或理性人都不会为集团的共同利益采取行动。
奥尔康教授还将小集团和大集团进行比较,发现两者不仅有量上的差别,而且尤其关键的是二者在质上也是完全不同的。他主要的研究对象是大集团行为,在研究中他发觉大集团行动是相当困难的。首先,因为集团规模大、成员多使得集团组织运行成本极高,加之收益的分享问题、吸引成员加入的方法问题都使得组织大集团行动陷入困境。其次,组织集团行动以实现利益增殖问题,也只能是可能性。因为总要防止集团成员“搭便车”的行为倾向,它已变成解决集体与个人利益的关系问题。为此,在多个成功案例的研究中,奥尔康教授发现了这样的运行机制,即强制入会制和“有选择性的激励”,大集团或申请法律强制其潜在成员入会,或向其成员提供大量有选择性或非集体性收益并排除其他非成员分享,使得潜在成员知道加入集团对自己的益处而不加入可能总成的损失远远多于会费,从而吸引更多成员加入。此外,对集团的每个成员区别对待、“赏罚分明”。
当说到小集团时,奥尔康教授特意申明:他的关于大集团的理论都不适用于小集团。小集团因其成员人数少。为实现集团总收益而付出的成本小,即使有些成员必须承担提供集体物品的所有成本,他们得到的好处也要比不提供集体物品时来得多,在这样的情况下,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是相一致的,可以假定会提供集体物品。所以,小集团比大集团更容易组织起集体行动;具有有选择性激励机的集团比没有这种机制的集团更容易组织起集体行动。
通读了几遍美国耶鲁大学陈志武教授所著的《金融的逻辑》一书,加深了我对于现代金融的全面认识。由于这本书将历史和现实结合在一起,穿插许多案例,深入浅出,让复杂抽象的金融问题变得通俗易懂,读来自然兴趣盎然,收益颇多。
在读书的过程中,我不断的问自己几个问题,并试图在书中可以找寻到答案。对于作者的某些观点,其中大多数还是比较赞同的,对于某些问题的解释也让人觉得振聋发聩,引起了我的许多思考和启发。我想,倘若一本书可以引起读者对于某个问题的深入思考,开阔了其研究视野,引导读者努力探索真相,那么就是一本非常有阅读价值的作品。
接下来,我想按照书中所列的几个方面的专题,结合作者的观点,谈谈自己的心得体会。也算是跨越时间和空间的一种智力资源配置,在作者成熟观点的基础之上,衍生出一点思想泡沫。
一、什么是金融?人类社会为什么需要金融市场?
金融不是一种孤立的存在,每一次的交易都受到许多潜在因素的影响和制约。金融与政治、历史、法律、文化、心理相互融合,在这些不同的外生变量的影响下,不同国家内部形成了不同的金融形态,国家之间的互相交流与碰撞进一步促进了新的形态的形成。我认为,金融的逻辑就在于弄明白变量间的本质联系,还原事物的真相。
存在即合理,那么金融的出现对于社会有什么贡献和价值呢?
站在一个国家的角度,如何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以增强国力,发展民生,是制定国策所需要考虑的基本问题。无论是发展国防尖端科技,改善人民的医疗、教育和住房条件,还是发展产业经济,抵御自然灾害的影响,都需要以国家财政的收入和支出作为基础。如果把国家看成一个大的企业,国家的财政就相当于企业的财务部门。财务的支出包括维持日常运营所需的开支,以及影响国计民生的重大项目投资;财务的收入则来自税收、债券或货币发行。
中国历史上的封建王朝在太平盛世时,把征集来的税赋储存在国库中;在遇到自然灾害或战争时,就依靠以往的积蓄,或者增税、发行货币来解决财政问题。而增税带来民生疾苦,发行货币导致通货膨胀,因而往往导致朝代的更替。现代政府与封建王朝相比,还可以通过发行国债来解决财政的融资问题。发行国债相当于把一次性的支出分摊到未来若干年来进行偿还,从而减轻了税收负担。
是通过增加税收,还是通过发行国债来解决财政收入问题,取决于政府的融资成本和民间的投资回报率,只要纳税人的投资回报率高于政府公债利息,就应该采取少征税、多发行公债的国策。
另外,一组数据对比也很引人深思。16时,明朝国库藏银1300万两,结果不久就被改朝换代;而当时世界上依靠国债发展的国家,如今既有民主和法治,又有发达的经济。这其中内在的原因是,依靠国库储备,只是把钱变成“死钱”;而依靠国债和投资,则把资本变成国力。有了大量的国库储备,就造成国富而民穷,从而影响民主和自由的发展;而依靠国债,政府必须依靠议会这样的民意机构来帮助政府实现财政融资。
从这个意义上讲,活跃开放的金融市场使钱具备了“穿越”的能力,相比之下,较为封闭集中的高额税收反而陷入了虚假的`繁荣,透过华而不实的表象,潜伏着社会历史变迁的自然规律。
二、如何促进投资?提高回报?
如果说实现经济增长、国力增强的前提是大量的、高效的项目投资,那么政府只是投资的主体之一,其投资的主要目的是解决重大的国计民生问题。而产业经济的主体是企业,企业发展了,产业经济才能得到发展。而企业要发展,就要解决融资问题。股市、银行贷款和民间金融是解决企业融资的主要途径。
目前中国的企业主要分为国有、民营和外资三类。国有企业的主要问题在于“花别人的钱不心疼”,因此,往往投资回报的效率不高。目前国内的民营企业大都规模不大,要想解决融资问题往往面临实际的困难。
中国的股市到目前为止还是一个基本为国有企业服务的市场,这不仅迫使证券监管部门和司法、执法权力机构对上市公司的违规违法行为睁只眼闭只眼,使他们无法作为独立的裁判和执法者出现在证券市场上,因为国家作为大股东有太多的相关利益;而且从根本上使中国股市无法在激励创新、鼓励创业方面起到实质性作用。而美国盛世依靠的科技创新,其基础是以股票为代表的风险资本。
除此之外,个人认为中小企业的问题,更主要的还在于树立正确的发展观。企业就是企业,不是某某的靠山,做好它的前提条件就要认识到全身贯注聚焦在消费者需求上的重要性,顺应时代潮流大胆创新的紧迫性。而不是成为权力的附庸,依靠寻租来维持可悲的利润。至于制度,文化,管理方面的影响,其实完全可以至于次要地位,它们只是企业取得成功的配套条件,有当然更好,没有也无大碍。适合国外的理论,移花接木未必可行,毕竟土壤不同。这条思路可以归结为一句话:改变最需要改变的,期待时机未知的改变。
三、美国金融危机的启示?
美国金融危机的根源在于以房地产按揭贷款为基础的委托-代理链太长或被扭曲之后,没有人会在乎交易的最终损失,不负责任的放贷行为、存在利益关联的证券评级造成系统性的风险,风险和问题积累到一定程度,就将使整个链条崩溃。
1938年以前,美国的住房按揭贷款市场跟中国今天的情况类似,金融机构基本都是自己吸收资金、自己放贷,当然也自己承担坏账风险。这种情况保证了坏账概率较低,但其缺点是流动性较差,因为贷出去的资金可能需要20-30年才能回笼。
这就有了1938年推出的半政府机构-联邦住房按揭贷款协会(房利美),它的作用是专门买那些银行想转手的按揭贷款,以增加银行资金的流动性。
接下来的挑战是房利美的资金也不是无限的,于是1970年成立一个叫政府住房按揭贷款协会(吉利美)的半政府机构,它专门将从美国各地买过来的住房按揭贷款打成包,然后将贷款包分成股份,以可交易证券的形式向资本市场投资者出售。这就使按揭贷款资金的供应量几乎是无限的。
1990年代开始,特别是最近几年,围绕按揭贷款的金融创新层出不穷,其目的是为不同风险偏好的投资者提供各类风险水平的投资品、为不同税率的投资者提供避税的投资品,等等。这些金融创新为美国社会提供了巨大的购房资金,但是这一长条的按揭贷款衍生证券链,使资金的最终提供方与最终使用方之间的距离太远,多环节的委托代理关系必然导致道德风险。“花别人的钱不心疼”在次贷危机中再次得到印证。
金融危机给中国带来的启示是,一方面要利用金融创新来建立以科技创新为基础、以消费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另一方面也要防范过长的委托-代理链带来的风险。
从金融理论发展角度来看,这次金融危机再次验证了传统经济学理性人假设的错误性。人作为社会经济关系的一分子,怎么可以做到完全理性呢?如果是这样,七情六欲去哪了?难道我们都成为了自我理性的奴隶,麻木不仁了吗?恰恰相反,正是我们根植已久的贪婪、恐惧、胆怯、卤莽,在人群中迅速传播,形成了场的共振效应,非理性的行为彻底挫败了理性这一对手。在利诱面前,谁又能保证理智可以永远战胜情感呢?行为金融学在西方的盛行,使得传统经济学理性的根基摇摇欲坠,作为学科发展的前沿理论,似乎是在引领着金融学逐渐靠近心理学的边界,同时在学科融合过程中,让我们意识到脱离人这一主体来研究经济运行,不仅缺乏现实基础,而且容易出现以偏概全的错误。
想到此处,顿觉金融危机有点类似于群体盲思,勒庞的经典著作《乌合之众》深刻的勾勒出了在群体中的个人如何失去自我意识,个体的有意识逐渐被群体的无意识所取代演变成为了诸多时代的特征。金融危机是种必然,它的出现在提醒我们需要关注更为广泛的社会学领域,也在暗示着群体行为和个体行为本质上的区别。对于学科之间的交汇、融合、创新,使我心中涌现莫大的快乐,也许是属于一个独立思考者的幸福。
四、如何发展金融的制度和文化保障?
由于金融交易不管是以银行存款或贷款的形式,还是以股票、债券、期货、基金等形式发生,都是一种信用金融契约交易,买卖的是一纸票据合约,因此,支持契约执行的架构就成为金融交易能否发生和发展的基础。在此架构中,需要避免的是,政府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支持契约执行的架构必须以现代公司治理制度和现代政治制度作为基础。
传统金融和现代金融的差别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现代金融市场中,出资方与用资方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财产所有权和使用权发生严格分离;二是传统金融以“无限责任”为基础,现代金融以“有限责任”为基础。
在封建社会提倡的“三纲五常”、“养儿防老”,是通过等级制度保证父母、兄长以及其他长者的投资有回报,这就使得主要的金融活动在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家族成员之间发生,也制约了家族以外的金融的发生和发展。而“家”也束缚了个人的自由和创新。
当金融市场取代了“家”的保险互助功能,家就越来越成为一个单纯的精神生活细胞,以兄弟姐妹间、长辈与晚辈间的感情交流为基础。现代金融市场的发展以个体的自由、责任和诚信为基础,也使个体摆脱了对家族经济互助关系的束缚。
在经济社会的转型期,经济结构调整的背后也隐含着社会文化道德变迁的脚步。历史的潮流是不可阻挡的,市场经济深化和政治制度变革将成为改革开放下一步的必经之路。作者在书中分析了美国金融业发展的百年历史,认为我国金融市场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也会遵循国外演变的路径,基金、证券将会获得前所未有的增长速度,而银行、保险的市场份额会逐步下降。其实,对于预测这样的事情,我们往往总处于矛盾之中。不预测的话,显的没有分析推理能力,学术素养不高;进行预测吧,最后的结果往往又如同担心的一样,偏差很大,大多沦为笑谈。就单单对证券市场未来一段时间的行情变化进行预测,分析师所做的研究报告漏洞百出,以至于为了公司的信誉,不断的修正、辩解、再修正。绝大多数分析师都只有分析过去的能力,而不具备预测未来的实力。市场是有它自身发展的规律,同时影响其变化的未知因素永远也不能尽知,我们只有尊重市场,怀着一份敬畏之心,客观的看待我们的判断能力。做对了,也许只是运气好罢了。错了,也没什么,本来就不是自己一个人说了算,谦虚谨慎的心态才有助于我们不断靠近真理。
因此,未来市场会如何变化,仅仅通过比较分析是无法简单得出理论。虽然我无法证明作者结论的错误,亦不能提出自己的远见卓识。但我始终相信历史会证明一切,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关于未来的看法。短期的预测往往正确性比较高,时间越长,就只能是主观色彩浓厚的猜测,南辕北辙的结果很难避免。
遗憾的是,我也深陷预测的矛盾之中,既然作者的一些观点让我不断衍生出新的想法,就像一杯溢满泡沫的扎啤,在其破裂消失之前,浅尝一口也许麦香依然,虽然终归消失于喧闹的江湖。接下来,我也难以免俗,不吐不快,想谈点自己对于我国金融市场现状的一点感触。
银行业,坦白说,自己并没有在其中实习过。不过,间接了解还是有的。想要准确定位一个行业,明确它的本质仅靠置身其中是远远不够的,还得充分了解它的历史,通过横的纵的坐标来确定其定位。横向来看,在中国的金融体系里,银行也可谓扮演者主要角色,尤其是国有控股银行,享有更多的政策优惠和寻租空间。其它商业银行在管理上符合现代企业制度,且有市场意识和竞争意识,注重经营绩效,当然从业压力会更大。从这点看,如果选择去银行工作的话,选大而避小。一是因为权力经济下,自然倾向拥有更多权力的四大国有银行和央行;二是非国有商行虽然在产品创新,市场挖掘方面更胜一筹,但毕竟在资金成本、客户对企业认知上受到较大约束,短期内难以改变。当然,不是完全不可考虑,比如招商银行在管理和企业文化方面做的较好,可以一试。
与证券、保险、信托相比,银行属于间接融资,利率市场化改革完成后,原有主营业务存贷利差模式将受到挑战,各类存款类金融机构之间竞争日益激烈,如果国家还是沿用分业经营监管制度,将对银行业的持续发展带来很大挑战,业务创新也将受到限制。再者,银行主要面对广大储户,所满足的仅仅是储户资金安全、周转的需求,虽然也推出各类理财产品,仍无法照顾到更多投资者的需要。
如果说银行是存贷公司的话,证券业对于投资者来说是资本赌场,对于上市公司就可以看成是圈钱场所,而证券公司就是不断地促成这场骗局,并恰到好处地吸引更多人上钩。资本市场发展的二十多年里,起伏激荡,虽然发展规模不断扩大,但很多制度建设仍不完善,政策市的本质仍然未变。从证券市场的诞生来看,它只不过是一种需求,而不是必需,在整个体系里的重要性可见一斑。不管如何宣传和强调,受众就那么多,关键在于人们对于这个市场缺乏必要的信心。具体到行业结构,营业部众多,经纪业务为主营。各个公司竞争激烈,且都规模不大,资本较为分散。就业门槛较低,做到分析师、研究员之类的,对于时间非常敏感,承担的心理压力较大。社会接触面狭窄,喜欢自娱自乐的人可以重点考虑在证券业发展。
再说保险业,相对有点偏门,有点非主流的味道。本质上说,保险业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千家万户保一家。把无数闲散资金齐集,构建一个资产池,分散个人因为财产、人身出现意外所带来的损失。有些产品设计确实不敢恭维,没有多少实质性作用,很多人只是图个心理安慰。当然针对在车险、人寿、医疗方面本身风险发生概率较大的领域的产品,还是有投保需要。总体来看,保险业的关键岗位在于产品开发设计,包括保险精算在内,一份好的产品设计既要考虑收益与成本,还要兼顾市场需求。但大多岗位类似于推销员的性质,加上国人的保险意识不强,市场扩容较为艰难。类似于证券公司,业务模式更多要依靠营销手段的创新,地位较被动。
最后看信托业,也许很多人对此感到陌生。其实,在我国信托伴随着改革开放一路发展至今,已经有了30多年历史,形成一定规模,并且业务具有较大的吸引力。本质上信托是一种财产管理制度,受人之托,代人理财。即是一种经济行为,也是一种法律行为。业务涵盖范围较广,可以说是整个金融体系中与实体经济联系最为紧密的行业,要求具备较高的专业素质。业务模式也具有主动性,能够满足体制内外投融资的需求,可谓旱涝保收,越来越得到机构投资者的青睐。目前正处于快速发展期,其实证券投资基金,包括房地产信托投资基金也只是信托业的一部分,个人比较看好信托业未来的发展,潜力巨大。
最后,回归主题,文化总是在历史背景下传承纳新,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变化将起到关键性作用。我们有理由相信时代在进步,个人会得到全面而自由的发展。金融与文化存在着反身性的叠加影响,我认为经济交易与感情交流不是留给市场和家庭的问题,而是相互融合共生,无法简单割裂的统一体,市场化分工不会做出这种隔离的安排。金钱只是一种表象,在它的背后总是饱含有亲情、爱情、友情和阴谋。不管怎样,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都渴望得到一份真实纯粹,不虚假做作的情感交流,哪怕是纯粹的阴谋。
喜欢这个名字,这是我是第一次听到“底层逻辑”这个词,陌生而新鲜。书的副标题是:半秒钟看透问题本质。我脑子里立刻冒出了电影《教父》中的经典台词,在一秒钟内看到本质的人和花半辈子也看不清一件事本质的人,自然是不一样的命运。何谓底层逻辑?作者是这么下定义的:所谓底层逻辑,就是万千“术”背后的“道”。就是从事物的底层、本质出发,寻找解决问题路径的思维方法。其实就像我们平常说的二八原则。掌握这个世界20%的重要知识,我们就能够解决生活中80%的问题,这20%的知识就是世界的规律,这类知识也是通用的,不管怎么换行业,换技能都能融会贯通。
我原以为这是一本提升认知、升级思维方式的书籍,但其实它更像是一本职场工具书,讲职场中的做事态度以及处事方式。
这本书的框架很大。作者列举了10种优秀的底层逻辑,包括:定位逻辑,结果逻辑,学习逻辑,团队逻辑,态度逻辑,能力逻辑,上司逻辑,责任逻辑,管理逻辑和沟通逻辑。但每一章节却都没有深入延展,内容范围较局限。本着从实用主义中来,到实践应用中去的方法论,我认为是需要多一些归纳总结的。如果想在“术”这个层面有更加完整的了解,并将其具体化,过程化,还需要找其他相关的书籍扩展补充阅读,会对底层逻辑思维方法有更深的见地。但本书作为一个总结性质来帮忙自己认识底层逻辑还是不错的吧。个人可以有选择性的接收和吸纳适合于自己的底层逻辑体系,不断的践行与更迭这些逻辑。
阅读本书可根据各人自身情况,可全面系统的.阅读,也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部分内容跳跃着阅读。挑三条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底层逻辑:
1、不断开拓视野,是成长过程中最要紧的一件事。
2、尊重客观规律,让自己顺势而为。无论任何时候都要尊重规律,不要逆势而为。所谓循规律,顺人性,才能让你更容易走向成功。
3、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永远是最过硬的底层逻辑。
从哲学的思维逻辑层次上透视马克思是如何变革以往的传统哲学,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研究中可谓少之又少。这是因为学者们把关注点集中在世界观的相关领域,总是从世界观上去理解马克思是如何变革以往的传统哲学;而对属于方法论研究领域的思维逻辑却很少涉足。即使有涉足也仅仅局限于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形式逻辑即逻辑学的研究领域,而逻辑学领域的形式逻辑,是在承认形式逻辑的规律和规则的前提下,对形式逻辑自身规律和规则的应用和演绎。而形式逻辑这种对自身规律和规则的非批判性,恰恰无法从哲学思维逻辑层次上透视马克思是如何变革以往传统哲学的。在目前哲学界里,除了有对形式逻辑的逻辑学专门研究的人外,真正从哲学思维方式,尤其是思维逻辑视角,透视马克思是如何变革以往传统哲学,这可谓是一个新的尝试和开拓。
而要从哲学的思维逻辑层次上透视马克思如何变革以往传统哲学,必须明确哲学的思维逻辑是什么问题。这需要从两个方面来理解。第一方面在比较意义上:明确哲学的思维逻辑与哲学思维方式的关系,只有明确了这一方面,我们才能知道哲学思维逻辑在哲学中属于什么样的领域,是世界观还是方法论?这也就是哲学的思维逻辑在哲学中处于什么样的层次问题。第二方面:就是在明确了哲学的思维逻辑处于什么样的层次后,必须明确哲学的思维逻辑在这个层次中的具体涵义是什么,即哲学的思维逻辑的具体内涵是什么的问题。从比较意义上的第一方面来看:哲学思维方式是指一定哲学家对相关哲学问题的理解、把握和评价方式,即是指一定哲学家思考相关哲学问题的根本思维方式。而哲学思维逻辑是指一定哲学家思考相关哲学问题所遵循的“道”或“理”,即哲学思维方式的内在规律和规则性。换而言之,就是说一定哲学的思维逻辑是一定哲学的思维方式,哲学思维的内在规律性,即它所遵循的“道”或“理”。由此可见,哲学思维方式是说明一种哲学思维的“所然”,而哲学思维逻辑则是说明一种哲学思维的“所以然”。显然,哲学思维方式是处于哲学方法论中的显层表现,而哲学思维逻辑则是处于哲学方法论领域中的隐层规律和规则。因此,相对于世界观领域,对于方法论领域的哲学思维逻辑的探讨,也就进展到了一个更深入的层次上,透视马克思是如何变革以往传统哲学以及理解马克主义哲学的内在本性。
从具体意义上的第二方面来看:哲学思维逻辑,是指一定哲学思维方式和哲学思想的内在规律性和规则,即一定哲学思维方式所遵循的“道”或“理”。而这个“道”或“理”即哲学思维逻辑,就是哲学思维方式和哲学思想构成自己的根据和原则,即哲学思维方式和哲学思想构成自己的逻辑支点。这就意味着作为构成哲学思维方式和哲学思想的根据和原则即哲学思维逻辑,对于哲学思维方式和哲学思想来说,不可避免地就具有“隐匿性”和“强制性”。所谓“隐匿性”就是说,哲学的思维逻辑是哲学思维方式和哲学思想中的“一只看不见的手”,是哲学思维方式和哲学思想构成自己的“幕后操纵者”,这就是它的“隐匿性”,即哲学家思考相关哲学问题的前提。所谓“强制性”就是说,隐匿于哲学思维方式和哲学思想中的思维逻辑,规范人的哲学思维方式和哲学思想内容,这就是它的“逻辑强制性”,也即是规范哲学家思考相关哲学问题的方式。
而隐匿于哲学思维方式和哲学思想之中并规范和制约哲学家思考相关哲学问题的思维逻辑,其所具有的“逻辑强制性”,要求我们从思维逻辑层次上,透视马克思是如何在批判性地反思和变革西方传统哲学思维逻辑的“逻辑强制性”过程中,创立了实践的逻辑。由此,在思维逻辑层次上,才能使我们深入地理解马克思的实践逻辑对“解除”以往哲学思想前提的“逻辑强制性”的变革意义;才能使我们更深入理解马克思实践逻辑在变革以往传统哲学过程中,为自觉地建构哲学思维方式构成自己的逻辑和原则即思维逻辑,从而使哲学思维逻辑在重构与解构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使哲学思维逻辑之间永远保持着自我批判的空间,进而实现思维逻辑层次上的跃迁,促进哲学思维方式的转变,所具有的方法论上的革命意义。所以,在哲学的逻辑层次上,从西方传统哲学思维逻辑的变迁历程,来透视马克思是如何对其实现的变革,是我们更深层次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本性所必须的。
二、马克思之前西方传统哲学思维逻辑的变迁历程。
一是赫拉克利特的朴素辩证思维方式的存在逻辑。古希腊哲学的中心问题是“世界本原”问题。对世界万物的多样性、产生和变化,此时主要从朴素直观的思维方式出发,按照有生必有死的常识,存在的东西一定会归于虚无。然而,生死有序、四季交替、草木枯荣的自然景象却告诉我们:万物聚合而成的自然,没有因为万物的生死变化而毁灭,而是表现为一种永恒的循环。既然如此,这说明在生死变化的万物之中,存在着某种始终不变的东西,他们称它为万物的本原。当时,哲学家们企图用水、土、气等具体元素作为本原来解释万物的多样性及其变化,他们把世界万物这些变体看成是由不变的本原所导致。但在这里,哲学家面临着一个困境:即哲学家无法很好地说明动变的变体与不变的本原之间的关系。值得思考的是,赫拉克利特立足于朴素辩证的存在逻辑,以动变的“火”即逻各斯为万物的本原,提出宇宙是燃烧的活火,而不是把某种确定的存在物(“火”)作为万物所由来和万物所复归的“始基”或“基质”,而是把动变的过程(“火”)本身视为本体。显然,这种用来解释世界万物的“逻各斯”本体具有内在的否定性和矛盾,对于当时的哲人和世人来说,均难以理解和不敢苟同。而赫拉克利特在“感觉确定性”层次上,在表象意识的经验事实中,对变动不居现象的经验描述,只是一种经验层次的、朴素辩证法的表达方式。但问题的关键是:收集整理在表象意识的经验事实中,人们都可以承认“运动”。而表象意识只能“承认”运动的现象,而不能说明和把握运动的本质。这也正是芝诺对无法用经验事实表达运动本质的“阿喀琉斯追不上乌龟”、“飞矢不动”所苦恼的真正原因之所在。而要说明运动的本质,就必须用人类所特有的表达方式即概念的逻辑,去表达和把握运动对象的本质。正因为没有自觉到这个问题,所以,赫拉克利特的朴素辩证思维方式的存在逻辑,才被称为朴素辩证的存在逻辑。针对朴素辩证存在逻辑的朴素性,列宁提出,“问题不在于有没有运动,而在于如何用概念的逻辑来表达它”??[3]?。虽然如此,赫拉克利特的朴素辩证的存在逻辑,其合理性不在于合后来的主观概念逻辑之理,而在于合客观的事实逻辑之理,即存在逻辑。即在感性的、经验的层面上,使逻辑的“真”与事实的“真”一致,从而自发地实现了思维与存在的统一。
三是黑格尔思辨思维方式的思辨逻辑。面对形式逻辑所造成的思维与存在对立的独断论,第一个对形式逻辑进行反思的是康德。但康德的先验逻辑设定的物自体与思维的对立,实际上没有实现思维逻辑与存在逻辑的真正统一,而是把思维与存在绝对地对立起来了。建立在通晓思维历史基础上的黑格尔,对思维逻辑与存在逻辑关系进行思辨的反思。黑格尔立足于“抽象的同一”与“具体的同一”的区别,批判形式逻辑遵循“抽象的同一”的同一律,这样的同一律只是抽象理智的规律,而不是真正的思维规律。他提出:同一律被表述为“一切东西和它自身同一”或“a”是“a”,这就完全把思维的形式与内容割裂开来,一切思维所把握到的事物成了与自身无差别的、僵化的、无发展的抽象同一物。而与“抽象的同一”相区别,“具体的同一”是包含着差别的同一,是具有内在否定性的“差别的内在的发生”,由这种具有内在差别的思维把握存在实现同一所展开的思维运动的逻辑,是概念之间的自我否定的不断扬弃过程,这个过程是思维遵循对立统一律、质量互变律、否定之否定律,在把握存在过程中所展开的概念运动过程。显然,黑格尔概念辩证法的概念逻辑是对形式逻辑的“抽象的同一”的彻底扬弃,打破了思维把握存在所实现抽象的、无差别的统一,即概念处于僵死凝固的状态。而在具体统一中,任何思维把握存在而形成的概念,都同时既是规定又是否定,都是作为环节和中介而存在的,存在就成了概念之间不断把握的结果。这种概念的自我否定,既是对存在的虚无性的否定,又是对自身的固定性的否定,从而使思维处在以概念形式对存在的动态把握过程中。因此,黑格尔的概念逻辑在打破形式逻辑“抽象的同一”的同时,也实现了对形式逻辑所承诺存而不论的两个前提的变革,这对思维概念地把握存在的逻辑的历史发展和创新来说,具有解放思想和推动逻辑变革和创新的重大作用和意义,实现了人类思维逻辑层次上的跃迁。但同时我们看到,思辨逻辑采用客观唯心主义的思辨方法,消解外部的客观对象性的存在为内部的思维主观对象性概念存在。这样,所谓的思维与存在的统一,并不是主观的思维与所反映的客观的外部世界事物存在的同一,而被转化为思维自己与自己的同一。在这个意义上,无异于取消了真正哲学的思维与存在的统一。
三、马克思实践思维逻辑对传统西方哲学思维逻辑的变革以及实践思维逻辑的确立。
黑格尔在对形式逻辑的变革过程中,同时开辟了思辨思维逻辑的道路,这种思辨思维逻辑极大地影响着黑格尔以后的哲学家包括青年时期的马克思。马克思实现对黑格尔思辨思维逻辑的变革是经历从刚开始的推崇思辨思维逻辑,到后来的接受费尔巴哈人本逻辑并展开对黑格尔思辨思维逻辑批判,再到最后完全确立实践逻辑,进而实现对思辨思维逻辑和人本思维逻辑的彻底变革。
(一)马克思思维逻辑的转变。
马克思在大学时代,尤其是在思辨思维盛行的柏林大学,由于结识了鲍威尔、科本等青年黑格尔派的中坚,并在其影响下,马克思很快接受了黑格尔的思辨思维逻辑。马克思立足于黑格尔的思辨思维逻辑,探讨了哲学与宗教之间的关系,并具体指出宗教是把神看作道德的基础,把上帝看作幸福的源泉等用思辨的“人性论”武器,揭示了宗教的弊端;而且也探讨了哲学与现实之间的关系,指出了“哲学的世界化”和“世界的哲学化”相统一的过程。这种思想最集中体现在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与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
《莱茵报》时期的林木盗窃法的辩论、摩塞尔河沿岸农民的贫困问题等政治实践所产生的思想苦恼,使马克思意识到,思辨逻辑所论证到的作为国家的法,实际没有维护农民的利益。这促使马克思萌发了批判黑格尔法哲学的动因。随后马克思经过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4]?不是黑格尔思辨逻辑所认为的国家决定市民社会,恰恰相反,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马克思立足于费尔巴哈的人本逻辑指出,市民社会才是人的本真存在状态。在面对解放德国所依据的是什么时,马克思从“人本身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个理论出发”??[2]15?;在分析处于异化状态的问题上,马克思立足于人的本质是有意识自由的类即人本逻辑。显然,马克思意识到黑格尔和青年黑格尔派思辨逻辑唯心主义的缺陷,并接受了费尔巴哈人本逻辑,进而展开了对黑格尔和青年黑格尔派的思辨逻辑思维的批判。由此可见,此时的马克思是从黑格尔的思辨逻辑转向了费尔巴哈的人本逻辑。这些思想集中体现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以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
但同时我们应看到,马克思在由黑格尔的思辨逻辑转变为费尔巴哈的人本逻辑时,并不是完全立足于费尔巴哈的人本逻辑,而是用人本的逻辑进行思辨的思维、用思辨的思维进行人本的逻辑。在这种相互贯穿的逻辑中,既立足于人本逻辑分析人的“类”本质的异化问题,又立足于思辨逻辑通过思辨的扬弃道路,使异化了的人的本质回归人的真实存在状态,从而引出了共产主义的结论。马克思思想相互贯穿不同的逻辑支点蕴含着马克思与费尔巴哈的内在矛盾,这就内在地促使马克思在哲学思维逻辑上进一步否定费尔巴哈的人本逻辑思维。
(二)马克思实践思维逻辑的确立。
马克思新哲学的思维逻辑为朋友们整理到此,希望可以帮到需要的朋友们!
[关于马克思新哲学的思维逻辑]。
递归性是人的思维过程中普遍存在的动力机制.借助递归的`思维路径,人们可以用简单的、自明的低层次要素描述、构造、说明复杂的整体,通过解决简单的问题来解决复杂的问题.递归问题丰富和补充了唯物辩证法关于事物联系和发展的否定之否定原理,并与复杂性科学和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潮密切相关,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作者:张秉福作者单位:山东科技大学,山东,泰安,271021刊名:桂海论丛英文刊名:guihaitribune年,卷(期):20(6)分类号:b81关键词:逻辑递归性思维运动否定之否定原理。
每天抽一点时间,花了接近十天左右的时间把这本书看完了,面对这么一本只有280页不到的书籍,而且是通俗化语言的书籍,本应该可以更快看完的,但是中间被经常性打断,无奈,最终却花了这么多天才把这本书看完。
这本书确实值得一读,看到这本书的名字,总会让我想起很久之前一些经济学家做个一个辩论赛,辩论的题目是:到底是金融立国还是实业(制造业)立国,前者以美国为例进行了全方面的阐述,后者以德国为例从各个角度进行剖析。他们慷慨激昂,旁征博引,滔滔不绝,为自己的立场各抒己见,争取这次辩论赛的胜利。
看完之后,我觉得都很有道理,而我这么一个门外汉,显然没有反驳任何一方的根据。最后只能恨自己书到用时方恨少的无奈,并以无论是金融立国还是实业立国,我觉得能够让社会进步,让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并竭尽所能的为每一个人提供最好的保障,这是我等平民所深切关心的事情。
这两个国家都是我非常钦佩的国家,一个是制造强国,一个以严谨为傲的民族,百年企业是一种精神的传承,一种文化,在这个国家前进路上的同时深深的影响着他们;一个是金融帝国,一个世界超级大国,一个金融思想前沿,科技发达的帝国,虽然它会发生金融危机的事件,但是仍旧影响不了它在世界之巅的位置。
看完这一本书让我感觉到一个制度法律和金融方式的变革有多么的了不起。
一个法律制度完善的国家会让他们无论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制造还是虚无缥缈深不可测的金融发展更进一步,而它们的发展又可以进一步促使法律制度的进步。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不断出现问题,不断解决问题的过程。
我们都知道这个货币出现是多么伟大的一件事情,这对当时以物易物的交易环境产生了多么重大的变革,让交易变的不再那么的麻烦,不用考虑用自己的牛换成养,再换成猪,最后换成自己想要的衣服。
在英国夺得世界霸权之前,由于金融的发达,让他们可以以更低的利率获得更多的贷款,赢得战争,最终称霸全球几个世纪,成为日不落帝国。而其最为成功的东印度公司更是为以后的股份制公司埋下了铺垫,促进了今后的商业的发展。股份制的发明无疑是历史上伟大的发明,并不亚于我国的四大发明。
从最初的原始社会公有制,再到后来的部落再到家庭,这个最小的社会单位,并传到现代。这是社会的进步,是我们生产力提升的结果。而家也成为我们温馨的港湾,成为世间最美好的地方之一,然而,我们也会经常看到家庭反目成仇的例子,甚至反目成仇,究其原因,大部分是因为利益的原因。我也同意作者个观点,那就是家庭是一个充满爱的地方,不应该是一个有商业气息的战场。而“养儿防老”虽说是我们一直所倡导的,但是也正因为如此,却成为更多问题的起点。一方面,孩子只能是百善孝为先,言听计从,活不出自己的自由,没有追求自己理想的权利;而另一方面,父母亲到老了,也不一定能够百分百得到可靠的保障,有的甚至被遗弃。当然,孝顺是我们的美德之一,是我们应该倡导的,更是在他们老年的时候。但是,这也反映出父母害怕自己老无所依状态的出现,所以,不仅要给他们灌输这个道理,还要多子多福。
这个也从侧面反映出,金融等手段的不发达而出现的问题,如果有发达的保险业和金融保障体系,他们根本不用担心自己的养老问题,因为没有他们的话,他们即使到了老年,经济生活也不要有任何的担忧。
于此,他们可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如何去爱这个小孩,如何让家庭充满爱。而我们社会中的市场也是如此,正如作者所说:当一种经济夹杂着其他因素——友谊、情感和亲戚——那么,只会污染人类关系的灵魂。从人类的经验看,经济交易留给市场,感情交流留给家庭,这是最好的一种安排,也是市场化分工发展的总趋势。
现在我也就明白我们公司旁边的一个几十亿的企业,老板为什么情愿给他亲戚一些钱,也不让他们去他公司上班的原因。
简而言之,没有金融,我们能够生活下去,但是有了金融,但是会让我们生活的更好。
然而在某些方面,笔者认为还存在一些内容是可以进一步拓展的。
在我国各种科学发展的历程中,逻辑学的发展经历了较多波折,但是近些年来,作为一门科学的逻辑学,它的研究获得了有效的丰富和发展。
具体在逻辑学上来看,逻辑学的丰富和发展需要有逻辑史和逻辑哲学两个方面的背景知识并且把这两个方面的知识结合起来进行同步研究。
然而,逻辑史的研究总是要假定一系列的逻辑哲学思考,因此,逻辑哲学问题的研究是逻辑学研究的一门必修课。
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此时的新中国才刚成立不久,全国上下还都处于百废待兴的状况,马佩先生就已经被保送到北京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当逻辑专业的研究生,在以后的几十年来他则一直在河南大学从事逻辑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在1992年由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马佩先生的《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哲学探析》,此书是一门很有学术分量的著作,出版后获得了河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的光荣称号。
之后,马佩先生继续对《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哲学探析》一书,对原始的参考文献进一步深入钻研,对他本人的观点也进一步提炼和深刻,于是在4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逻辑哲学》。
历经了近二十年的辛苦努力,从《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哲学探析》到《逻辑哲学》,马佩教授用逻辑学的思维方式对哲学进行思考,又以哲学为基础思考逻辑学,一部部著作的诞生正是他本人在逻辑学、哲学等领域研究成果的见证。
只要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去分析、总结逻辑问题,善于吸取西方资产阶级逻辑哲学中的合理因素,批判其中的种种谬误,就一定会创造真正科学的逻辑哲学。”这应该就是作者的心声,由此可以清楚明了的看到《逻辑哲学》早在雏形时期就已经确立了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指导的思想。
当然,这也就成为《逻辑哲学》的一大特点。
在《逻辑哲学》中,马佩教授除了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来分析逻辑哲学的对象,性质,范围等问题以外,还对逻辑哲学的另外一些重要问题,例如,进行全面系统的评析了西方学者的“意义理论”和波普尔关于假说的理论。
在悖论问题上,本书通过对悖论的传统定义和公式以及对近代提出的几种著名的.悖论及其消解方案,在此基础上提出有关悖论的本质,定义,包括对悖论提出的辩证逻辑的新定义以及关于悖论的存在与消解问题的一系列新见解,而这些新见解对时下国内外正在进行的有关悖论问题的讨论提供了新思路,这无疑是难能可贵的。
在演绎推理的问题上,分析了在逻辑哲学发展史上起过特殊重要作用的并且成熟的逻辑哲学理论,例如,哥德尔的不完全性定理,塔尔斯基的真理不可定义性定理以及邱奇图林的不可判定性定理等。
读完《逻辑哲学》给笔者留下的印象是如此鲜明的。
首先,从题材方面来说,它有广泛的选材,内容信息量大,马佩教授比较新颖的分析了诸多传统问题比如思维的基本规律,逻辑真理,类比,演绎,归纳问题等,还深入分析了对于逻辑科学最新发展中较为突出的问题,比如可能世界理论评析等。
从另一方面来说,马佩教授运用清晰流畅的文笔,独到的见解,透彻的分析,使得整体内容上自然清楚,处处体现了逻辑学的精神,也正是对于分析哲学精神的真正意义上的践行。
笔者作为一位马佩教授作品的热情读者,被深深吸引到了逻辑哲学的新天地,其作品中大量的参考文献,为笔者进一步拓展逻辑和哲学知识提供了很大帮助。
通过对《逻辑哲学》更加深刻细致的把握,可以得出:作为一门年轻学科的逻辑哲学是仍然有待发展的。
或许,马佩教授的《逻辑哲学》在将来的某一天会被超越,从根本上来说,这当然是符合科学研究规律的。
进而,笔者认为,对于这样一部著作至少还有可能补充一下这样一个内容,即逻辑学对于社会的意义。
虽然逻辑学作用于社会是间接的,但是这样一种作用是的确存在着的。
近代以来,我国学者逐渐认识到,在对待逻辑的态度上,中西方是存在着深刻的文化差异的,然而对待逻辑的重视程度却又直接影响着特定社会的思维习惯。
具体说来,具体科学的精神与逻辑学的精神密切联系,逻辑推理同民主意识的紧密联系等这样一些问题。
对于正在建设民主政治社会的我国来说,具有较为重要的意义,因此,值得作为逻辑哲学的一个专题来讨论。
但是不管如何,《逻辑哲学》一书还是为当前逻辑哲学领域的研究与开拓提供了独特的见解,这也是此书一个重要贡献,仅此一点上就是值得称赞的。
【参考文献】。
[1]马佩.逻辑哲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彭漪涟.一部彰显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的逻辑哲学著作[j].西南大学学报,,35(1).
[3]汪堂家.哲学的逻辑表达与逻辑的哲学分析[j].西方哲学研究,2005,(3).
[4]郑文辉.逻辑哲学的历史背景涵义及其范围[j].中山大学学报,19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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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一年多的时间由于我把自己的投资重心都放在了网贷,其他渠道的理财方式学习也是倦怠了。不过拜读了这本书之后让我对理财时间跨度和广度上有了一个更高的认识。就在前两天我特意抽出一个下午来通读此书发觉可以作为我们身边的理财工具书。
在我资金闲置的时候翻读一二就可以开启一个新的投资思路。而且此书最为独特之处就是告诉我们投资的“陷阱”在何处。就有如把前人犯过的错误一一道来。其“导师”的作用不言自明!下面我就来说说我做的读书笔记。
第一要先用理财保障自己的财富不被缩水,就要对自己一生面对的财富有一个总体的认识。古语有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书第一章节就给我们分析我们的一生得需要创造出多少财富才能使自己活的有“质量”。如果你单单只知道用钱赚钱没有一个总体的理财概念那只能有如驴子拉磨。永远没有尽头。所以本书开头告诉大部分读者目标在哪里!
第二讲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下的理财分类。比如我们常见的银行活期,定期,银行的理财产品。信托。基金定投等等。这其中会告诉我们银行投资的几个误区。在实践操作过程中的一些注意地方。而这些细节很可能会帮你省出一部分钱。从这个角度来说读到这个章节不亚于你认识一位“真心”的银行理财经理。他会告诉你用最省钱的方法去买产品。
第三(这部分是重点)上面说了很多的外部因素,这个部分就来说说我们的内部因素。何为内部因素。就是投资人对待理财的一些看法和准则。
其中最为重要的关键点1.对理财时间的控制,节奏的把握2.对自己资金的如何分配。3.理财是因人而异,并非千篇一律。在此章节里投资人就会知道如何挑选自己能力范围能承受的理财产品。
第四部分就是关于多赚通过大数据分析得出结论——基金定投才是收益最大化得产品。而关于怎么选取一个好的基金定投。请在这个部分寻找答案。如果你不会选定投,真心坑(我就买基金赔过钱。从此基金是路人)。
第五全面介绍互联网理财,并且告知网贷平台的投资基本思路。而且强调新手在网贷平台上的投资误区及经常接触到的问题。因为在多赚社区上有很多朋友都分享过自己的投资心得和体验。所以多赚在这部分介绍的非常详细。甚至于把平台内部的风投判断方法都写进去。所以网贷新人看此书开始会有些概念晦涩难懂。但是如果投资周期在一年左右的投资者来说此章节可以说是给广大资深投资人差缺补漏的最好读物。
第六部分在我来看就是来阐述基金定投还有网贷投资的核心思路----时间的把握。浮动为主固定为辅助保障优先——在网贷里“短期为主长期为辅落袋为安”
第七最后这部分人还是讲的是人性。对于基金类产品。股票类产品最难的是对时间的把握。人一旦心态变了自己心态就有一种不确定性。而往往这种不确定性导致我们频频犯错。所以对这种浮动性产品要有给自己设置条红线。一旦越过红线立即止损或者止盈,这条线就是我们的生命线。否则会“死”的很惨。
一个人一生能积累多少钱,不是取决于他能够赚多少钱,而是取决于他如何理财,人找钱不如钱找钱,要知道让钱为你工作,而不是你为钱工作。思路改变出路,行动改变生活。想让自己生活的更好么?让多赚给你带来另一种赚钱的逻辑。
对了《多赚的逻辑》里面还提到了保险。它里面说,保险最重要的功能是保障,而不是理财。所以,在理财之前,还是先给家人都买份保障更靠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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