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例分析（优秀17篇）

建设工程涉及的技术和工艺不断发展，要求工程质量和安全性都得到有效保障。下面是一些建设工程总结的范文和写作思路，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启示和参考。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建筑法》存在两大缺陷。一是涵盖的建筑范围方面缺陷，面太窄。未包括“铁公机”工程以及水利、水运、港口码头等，一是包含的建筑流程方面缺陷，线太短。未包括勘探、设计等。

2005年1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审理建设施工工程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开始实施。历时两年多的司法解释出台后，在当时引起很大的反响，被认为是解决建设施工合同纠纷的“宝典”。这部“宝典”也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有许多模糊的地方，有许多回避的内容。

这些模糊和回避的内容，本可以通过修订《建筑法》来弥补，但是由于《建筑法》立法的先天不足以及修改《建筑法》的种种局限，一部涵盖房屋建筑工程、市政工程、水利工程以及其他基础设施工程的跨行业部门的，以及包含勘探、设计和施工的全国性《建设工程法》至今没能出台。修改《建筑法》的呼声，自2005年开始达到高潮后，突然偃旗息鼓。因此，各地高院和中院，针对各地审理建设工程合同纠纷制订了一些指导意见。

随着上海工程项目规模的减缩，上海的许多施工企业走出上海，走向华东地区，走向全国各地。因此，了解各地法院指导意见的特别规定，我们律师为施工企业提供法律服务更具有针对性和现实性。

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件的暂行意见(2002年8月)

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法释[2004]14号)

(一)挂靠、转包、违法分包以及内部承包之间关系及法律效力

最高院14号《司法解释》规定：

第四条承包人非法转包、违法分包建设工程或者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与他人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行为无效。

1.关于挂靠：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低资质的施工企业借用高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去投标并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3.关于违法分包(专业分包和劳务分包)：专业违法分包是指发包人(业主、总承包人)将61项专业分包项目分包给不具有专业资质的公司或个人;或者该61项专业分包没有经过业主同意，总承包人擅自分包。劳务违法分包是指发包人(总承包人、专业分包人)将13项劳务分包项目分包给不具有劳务资质的公司或个人。

福建高院规定：如何区分劳务分包与转包、违法分包?

答:劳务分包是指建设工程的总承包人或者专业承包人将所承包的建设工程中的劳务作业(包括木工、砌筑、抹灰、石制作、油漆、钢筋、混凝土、脚手架、模板、焊接、水暖、钣金、架线等)发包给劳务作业承包人完成的活动。转包是承包人将所承包的全部建设工程转由第三人施工完成。分包是承包人将所承包的建设工程的某一部分施工项目交由第三人施工建设,其中《建筑法》与《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七十八条所列的四种行为属违法分包。劳务分包既不是转包,也不是分包;转包及违法分包为法律所禁止,劳务分包则不为法律所禁止。

(1)总包合同合法;

(2)分包单位具备与分包工程相应的资质等级;

(3)对外分包工程须在总包合同中约定或经建设单位认可;

(4)建筑工程的主体结构，必须由总包单位自行完成;

(5)分包单位不得将分包工程再行分包。

不符合上述条件的总分包合同，应认定无效。

合同一方当事人将建筑工程承包合同中的全部或部分权利和义务转让给第三人，符合下列条件的，可认定转让有效。

(1)被转让的合同必须是有效合同;

(2)合同转让应当取得合同另一方的同意;

(3)受让人必须是具有相应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

(4)转让方不得牟利和违背法律、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5)合同转让应当符合法律规定的程序。

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不得转让的建筑工程承包合同，其转让行为无效。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承包人与其下属分支机构或在册职工签订合同，将其承包的全部或部分工程承包给其下属分支机构或职工施工，并在资金、技术、设备、人力等方面给予支持的，可认定为企业内部承包合同;当事人以内部承包合同的承包方无施工资质为由，主张该内部承包合同无效的，不予支持。

对于建设单位内部承包合同，应当认定为是工程承包人就其承包的全部或部分工程与其下属分支机构或职工签订的工程承包合同，属建筑施工企业的一种内部经营方式，法律和行政法规对此并不禁止，该承包人应对工程施工过程及质量等进行管理，对外承担施工合同的权利义务。当事人一方以内部承包合同中的承包方无施工资质为由主张该内部承包合同无效的，不予支持。

而挂靠则是指实际施工主体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承揽建设工程，该实际施工主体与被挂靠企业间并不存在隶属或管理关系，构成独立主体间的承包合同关系，如果挂靠单位并无相应施工资质的，应认定该承包合同关系无效。因此，二者区分主要应从合同当事人间是否有劳动或隶属管理关系，承包工程所需资金、材料、技术是否由对方当事人提供等进行判断。

问:如何认定施工企业内部承包合同的性质与效力?

答: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承包人与其下属分支机构或职工就所承包的全部或部分工程施工所签订的承包合同为企业内部承包合同，属建筑施工企业的一种内部经营方式，法律和行政法规对此并不禁止，承包人仍应对工程施工过程及质量等进行管理，对外承担施工合同的权利义务。当事人以内部承包合同的承包方无施工资质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不予支持。

评价：如果属于转包或违法分包的，《建设工程总承包合同》是有效合同，转包合同是无效合同，发包人可以依据法律规定或合同约定，解除《建设工程总承包合同》。如果属于挂靠的，《建设工程总承包合同》是无效合同，挂靠合同也是无效合同，发包人可以请求确认《建设工程总承包合同》无效。合同有效被解除与合同无效，其法律后果是不同的。

(二)挂靠人以被挂靠人名义签订合同出现纠纷，被挂靠人是否承担责任?

1.“挂靠”行为是施工行业普遍现象，责任如何承担?

14号《司法解释》不是很明确具体。该解释没有使用“挂靠”术语，第四条使用了“实际施工人借用有资质建筑施工企业名义”的表述。

2.“挂靠”行为责任包括：行政、民事、刑事等责任。

建设工程质量责任，以及大量的对外采购、租赁、借贷等商事责任等。关于建设工程质量责任承担，14号解释第25条规定明确，总包、分包和实际施工人共同承担。

北京高院规定：合同相对人不知道是挂靠的，被挂靠人承担合同责任，但可以追偿;合同相对人知道是挂靠的，挂靠人承担责任，被挂靠人承担补充责任。

江苏高院和杭州中院规定：挂靠人以被挂靠人名义订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因履行该合同产生的民事责任，挂靠人与被挂靠人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南通中院规定：实际施工人以自己的名义对外订立、履行合同的，应由实际施工人自行承担责任。实际施工人以建筑单位(即被挂靠人)名义对外签订商事合同，应区分被挂靠人是否构成职务行为、授权代理行为和表现代理行为。

山东高院规定：应作为共同诉讼人起诉或应诉。因合同无效造成的损失，承担连带责任。

福建高院规定：实际施工人以自己的名义对外签订的，合同相对人起诉被挂靠单位的，不予支持;以被挂靠人名义签订的，由被挂靠人承担，但是，合同相对人明知挂靠事实，起诉挂靠人的，由挂靠人承担。

广东高院规定：施工人挂靠其他建筑施工企业，并以被挂靠建筑施工企业的名义签订建设工程合同而被起诉的，应将施工人和被挂靠建筑施工企业列为共同被告;被挂靠建筑施工企业对施工人因承揽的工程不符合质量标准造成发包人损失的，应承担连带责任。

最高院14号《司法解释》没有明确规定，2002年颁布的《暂行意见》有过规定，但是，2004年出台了14号《司法解释》后，法院好像不重视这部司法解释了。

浙江高院规定：发包人未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或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与承包人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应认定合同无效;但在一审庭审辩论终结前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经主管部门予以竣工核实的，可认定有效。

发包人未取得建设用地使用权证或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的，不影响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效力。

山东高院规定：颁发施工许可证属于行政管理范畴，是否具备《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不影响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效力。

广东高院规定:发包人与承包人签订无取得土地使用权证、无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无办理报建手续的"三无"工程建设施工合同，应确认无效;但在审理期间已补办手续的，应确认合同有效。

发包人经审查被批准用地，并已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只是用地手续尚未办理而未能取得土地使用权证的，不宜将因发包人的用地手续在形式上存在欠缺而认定所签订的建设施工合同无效。

深圳中院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在审理过程中，一方当事人以涉案工程未取得土地使用权或建设用地规划许可、建设工程规划许可主张合同无效的，在开庭前发包人仍未取得土地使用权及上述行政许可的，应认定施工合同无效;开庭前已经取得土地使用权及上述行政许可，但未取得施工许可的，应认定施工合同有效。

安徽高院规定：发包人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与承包人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应认定合同无效，但起诉前取得规划许可证的，应认定合同有效。

违反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规定超规模建设的，所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起诉前补办手续的，应认定合同有效。

江苏高院：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中标合同约定的工程价款低于成本价的。

深圳中院：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三条规定必须进行招标的工程，经过招投标而签订的施工合同，承包人有证据证明工程价款低于成本价，主张合同无效的，应予支持。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招标投标法》第三条规定必须进行招标的工程，建设工程合同履行中承包人有证据证明工程价款低于成本价或承包人对总价包干合同中工程量有重大误解的，承包人在法定期限内要求撤销或变更合同的，应予支持。

承包人就招投标工程承诺对工程价款予以大幅度让利的，属于对工程价款的实质性变更，应认定无效;承包人就非招投标工程承诺予以让利，如无证据证明让利后的工程价款低于施工成本，可认定该承诺有效，按该承诺结算工程价款。

山东高院：如果双方约定的工程款价格明显低于建设工程的成本价格，则违反了有关规章的强制性规定，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变更或者撤销。

1.《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承包人可以主张优先受偿权?

浙江高院、安徽高院和杭州中院规定：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承包人可以主张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

分包人或实际施工人完成了合同约定的施工义务且工程质量合格，在总承包人或转包人怠于行使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时，就其承建的工程在发包人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可以主张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

2.《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承包人不能主张优先受偿权?

广东高院和深圳中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承包人不能主张工程款的优先受偿权。

3.建设工程债权转让的，建设工程价款的优先受偿权能否转让?

江苏高院规定：承包人将建设工程价款债权转让的，建设工程价款的优先受偿权随之转让。

深圳中院规定：承包人将其对发包人的工程款债权转让给第三人的，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不能随之转让。

4.《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被解除，承包人是否享有优先受偿权?

深圳中院规定：在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前，建设工程合同被解除的，承包人对已完工程享有建设工程优先受偿权。

5.优先受偿权适用范围的扩大和限制?

浙江高院和安徽高院：

工程勘察人或设计人就工程勘察或设计费主张优先受偿权的，不予支持。

广东高院粤高法发[2004]2号意见：

《合同法》第286条所规定的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适用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建设工程幕墙装修、装饰合同属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建设单位直接发包的基础工程，享有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建设单位直接发包的消防工程、玻璃幕墙工程、装修装饰工程，在该工程增加价值的范围内享有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

总承包人分包的专业工程，专业工程分包人不享有工程价款优先权。

6.广东高院的优先受偿权的其他规定

建设工程合同订立总承包合同后，再由总承包人订立分包合同的，在总承包合同、分包合同均有效的情形下，发包人拖欠工程款的，总承包人可以对工程折价或者拍卖价款主张优先受偿权。

承包人对于其参与建设的学校、幼儿园、医院等以公益为目的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的教育设施、医疗设施和其他社会公益设施，不享有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

承包人对其承建的建设工程折价或者拍卖价款享有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但对于因建设工程的使用、出租所产生的收益不得行使优先权。

因承包人的原因导致建设工程未经工程质量竣工验收或验收不合格，承包人主张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因第三人行使抵押权等权利时需对该建设工程进行处分的情形除外。

承、发包双方当事人在建设工程承包合同中约定承包人不能行使建设工程价款优先权，事后承包人以建设工程价款优先权是法定权利为由向人民法院主张合同约定无效并要求行使建设工程价款优先权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承、发包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行使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期限的，该约定有效。但在2002年12月28日之后，承、发包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行使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期限超过6个月的，超过部分无效。

承包人在超过法定的期限后向人民法院主张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六个月期限的起算点应区分以下情况予以确定：发生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时工程已实际竣工的'，工程实际竣工之日为六个月的起算点;发生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时工程未实际竣工的，约定的竣工之日为六个月的起算点;约定的竣工日期早于实际停工日期的，实际停工之日为六个月的起算点。

权利人未在上述期限内行使优先权的，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丧失。

建设工程承包人自行与发包人协商以该工程折价抵偿尚未支付的工程价款，或者提起诉讼、申请仲裁要求确认其对该工程拍卖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或者直接申请法院将该工程拍卖以实现工程款债权，或者申请参加对建设工程变价款的参与分配程序主张优先受偿权，均属于对建设工程价款依法行使优先权。

建设工程承包人提起诉讼、申请仲裁仅要求判决或裁决由发包人向其支付工程款，未要求确认其对该工程拍卖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的，不视为行使优先权。

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范围为建设工程的工程价款，包括承包人应当支付的工作人员报酬、材料款和用于建设工程的垫资款等。工程价款的利息不在优先受偿范围内。

发包人应当支付的违约金或者因为发包人违约所造成的损失，不属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受偿范围。

建设工程承包人只能在其承建工程拍卖价款的范围内行使优先受偿权，对该工程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的拍卖价款不能主张优先受偿。

实际操作中可对建设工程和土地使用权分开进行价值评估，确定各自在总价值中的比例，然后一并拍卖，拍卖成交后再确定建设工程承包人可以优先受偿的金额。

建设工程承包人承建的部分工程因发包人的其他债务被人民法院执行的，承包人只能根据被执行的工程占其承建的全部工程的比例，对相应的工程价款主张优先受偿。

答：虽然上述批复规定了该优先受偿权的行使期限为六个月，但从《合同法》第286条的条文本意分析，该六个月的期限，仅是规定应由承包人向发包人催告支付工程价款，至于是否选择折价、拍卖等形式受偿的，并不在该期限内。

但应当明确，从承包人催告时起，就意味着其知道自身可以行使优先受偿权了，所以也应当从这一时间点计算该项权利的诉讼时效，即为两年，若两年还内不起诉的，则应丧失该优先受偿的胜诉权。

山东高院规定：家庭居室装饰装修合同不适用《建筑法》调整，适用《合同法》承揽合同规定。

福建高院规定：城镇个人自建房屋适用该司法解释，但农村建房不适用该司法解释，农村建筑活动由国务院《村庄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及相关法律、法规调整。

桥梁、铁路、公路、码头、堤坝等构筑物工程、线路管道和设备安装工程以及构成专业承包的建筑装饰装修工程等施工合同适用该司法解释。

江苏高院规定：劳务承包合同纠纷和家庭住宅装修合同纠纷案件不适用《指导意见》

(1)细化了“挂靠”的表现形式，四个“有无”：资产产权、统一财务，人事任免、调动，社会保险。

(2)突破建设工程价款在鉴定过程中，如果承包人出具的工程签证单等工程施工资料有瑕疵，鉴定机构未予认定，人民法院按照鉴定报告支持工程价款;但是当事人有证据证明工程签证单等工程施工资料载明的工程内容确已完成的除外。

(3)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中的一方当事人作为发包人与承包人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承包人要求合作各方当事人对欠付的工程款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4)承包人转包、违法分包建设工程所获得的利润以及实际施工人支付的管理费，人民法院可以收缴。

2.浙江高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采用固定总价包干方式，当事人以实际工程量存在增减为由要求调整的，有约定的按约定处理。没有约定，总价包干范围明确的，可相应调整工程价款;总价包干范围约定不明的，主张调整的当事人应承担举证责任。

(1)法院以职权审查合同效力，在审理建筑工程承包合同纠纷案件中，如果双方当事人对合同效力不予主张，法院也应审查合同的效力，并在法律文书中予以确认和说明。

(2)确定显示公平的幅度为30%，在审理建筑工程欠款纠纷中，一般应当以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的工程造价和结算方式进行结算;但约定的价款明显超过或低于市场的30%，所得的劳动报酬明显超过或低于同类劳动标准的30%，致使双方利益严重失衡的，应公平合理地对约定价款予以变更。

(3) 明确规定无效合同的损失范围，因无效合同造成损失范围包括窝工停工费、机械设备调遣费、建筑材料和构建积压费、保管费、机械设施闲置费、租赁费、临时设施建造费以及其他直接与该工程有关而独立发生的费用等。

4.福建高院：拒绝承包人修复，发包人另请他人修复费用，承包人不承担，因承包人的原因造成建设工程质量不合格的，承包人应当承担合理的修复费用。发包人无正当理由拒绝由承包人修复而另请他人修复的，因另请他人而增加的费用不应由承包人承担。

(1)结算后仍可主张违约金及垫资款利息，发包人在工程款结算后不按期支付工程款，即使双方已经结算，承包人请求发包人按照合同约定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及垫资利息的，应予支持。

(2) 签约后又毁约，发包人应赔偿承包人预期利益，发包人与承包人签订建设工程合同后又毁约的，应赔偿承包人由此而造成的损失，该损失应当包括承包人履行合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

(1)所有人与发包人不同时，应共同作为案件原被告，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发包人并非建设工程项目的所有人，发包人以自己的名义实际履行合同的，建设工程的所有人应与发包人列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的共同原被告。

(2)建设工程合同约定为固定总价的，承包人以工程量增加为由要求调整合同价款的，应按照以下方式处理：

d.签订固定总价合同后，工程发生重大变化或固定总价所依据的设计图纸发生重大变更的，按照双方确定的工程量清单单价据实计价。

1)内部协议具有内部约束力，工程挂靠、转包、违法分包等关系双方约定建筑单位对建设工程所涉债权债务不承担责任的，仅在其内部具有约束力，不能对抗善意相对人。

d.实际施工人与相对人未订立书面合同，但相对人能举证证明实际施工人在订立合同当时以建筑单位、项目部或工地名义，且其已知道实际施工人具有案涉工程项目部项目经理或其他相关身份的。

(3)标的物用途作为认定表见代理的重要因素，在结合相对人主观以及客观事实仍无法认定是否构成表见代理的，应将合同标的物的用途作为重要参考予以审查，如购买的材料、租赁的器材和所借的款项实际用于项目施工的，可以认定建筑单位承担责任。

g.运用经验法则，通过对合同缔结和出具债权凭证时间、以谁名义出具、标的物的种类性质及交付使用等情况的综合分析判断，实际施工人或其与相对人的行为明显与常情常理不符的。

答：项目部是施工承包企业具体实施施工行为的组织体，项目经理指受企业委托对工程项目施工过程全面负责的项目管理者，是企业在工程项目上的代表人。从当前的建筑工程承包现状来看，承包人的项目部或项目经理以承包人名义订立合同，债权人要求承包人承担民事责任的，一般应予支持，但承包人有证据证明债权人知道或应当知道项目部或者项目经理没有代理权限的除外。

但应当注意的是，对于除项目经理以外的所谓现场负责人或材料员、采购员等，因其自身并无法律、法规或行业规范所赋予的项目部管理权力，故对此类人员的签证是否具有表见代理的效力，则应当由主张该表见代理行为成立的一方当事人举证。同理，对于项目部技术专用章的效力，也同样如此。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在合同约定建设方收到施工方工程款结算文件的60天内审查完毕，逾期未提出异议，则视为同意施工方决算的情况下，如果建设方在约定期限内未完成审查工作，是否可根据施工方报送的决算价直接确认工程造价?参加研讨会的绝大部分同志认为：

——如果建设方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对决算价表示异议的，应根据不同情况，分别确定不同的处理方式。全部表示异议的，决算价不能作为工程造价，应启动审价程序;部分表示异议的，异议部分应启动审价程序。理由是：这一约定是合同双方对决算价成为工程造价所附的条件，如果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建设方提出异议，则不论异议是实质性的还是非实质性的，是全部的还是部分的，都应当作为所附条件没有成就，不能按决算价确定造价。但这一异议建设单位应当明示，并应当是对施工方作出的表示。

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建设方提出审计要求的，只要施工方不同意的就不应启动审价程序。该约定对审价程序的启动产生限制作用。

——建设部《建筑工程施工发包与承包计价管理办法》关于双方未约定决算审查期限的，均以28日为限的规定是否可在案件中适用?我们认为：决算的审查期限应当是当事人自由意志的内容，本无须法律强行规定。该文件作为部门规章，对当事人的重要权利义务作出创设，似不合乎《立法法》的精神，因此该文件并不适合在案件审判中直接予以援引。

——在审理此类案件中，当遇到相对方以质量条款为异议对抗工程款的结算时应如何正确处理呢?笔者认为，由于建设方的主张不是针对决算价的，故不影响双方按约定进行决算。

问题二：关于工期的变更。

建设工程合同纠纷

福建省三江制衣有限公司在井冈山市投资办厂，经注册登记成立井冈山制衣有限公司(即本案的原告)，12月30日，原告井冈山市制衣有限公司与被告(所在地为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签订建设工程设计合同，合同未对交付设计图纸的地点进行约定。合同签订后被告多次到井冈山市实地勘验，最后把设计完成的一部分设计图纸交付给原告井冈山市制衣有限公司的总部福建省三江制衣有限公司(所在地为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一部分交付给原告井冈山市制衣有限公司的筹建办公室(所在地为江西省井冈山市)。由于被告未按期交付全部设计图纸，且交付的图纸有的为无效图纸，为此引发纠纷，经双方多次协商未果，原告井冈山市制衣有限公司选择以合同履行地确定管辖法院，并以江西省井冈山市为合同履行地，向江西省井冈山市人民法院起诉要求解除合同。

[分歧]。

对本案的管辖法院存在不同的看法：

建设工程设计合同属建设工程的分合同，但《合同法》没有规定建设工程所在地为建设工程设计合同的合同履行地，本案的当事人所签订的建设工程设计合同也未约定合同履行地。本案属履行地不明确，根据《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三)项的规定：“履行地点不明确，给付货币的，在货币一方所在地履行;交付不动产的，在不动产所在地履行;其他标的，在履行义务一方所在地履行”。本案属建设工程设计合同，义务人交付的既不是货币，也不是不动产，而是建设工程设计图纸，属于《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三)项规定的“其他标的”，本案的合同履行地是负有交付建设工程设计图纸义务的一方所在地，被告是负有交付建设工程设计图纸义务的一方，即本案的合同履行地为被告所在地。由于本案的被告所在地和合同履行地都是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因此本案有管辖权的法院是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

第二种意见认为：建设工程设计合同，履行的义务是交付设计图纸，那么在何地交付，则何地为履行地。建设工程设计合同的设计图纸根据交易习惯，一般来说是设计方完成设计图纸后，交付给发包方。本案的设计图纸大部分在原告所在地江西省井冈山市交付的，履行地应在江西省井冈山市，不存在履行地不能确定。故本案的管辖权应为江西省井冈山市人民法院。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二)有完整的技术档案和施工管理资料;。

(三)有工程使用的主要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的进场试验报告;。

(四)有勘察、设计、施工、工程监理等单位分别签署的质量合格文件;。

(五)有施工单位签署的工程保修书，

因此，涉案工程的竣工验收日期只能以《单位(子单位)工程质量竣工验收记录》记载的日期即10月20日为准，至于被告在竣工验收之后何时向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机构申请审查备案，则完全由其自主决定，原告只是应被告的请求予以配合而已。

建设工程合同纠纷经典案例分析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因为合同履行周期长，期间工序流程繁琐，一般总包又分为包工包料、包工不包料、竣工前全垫资施工、按节点付款施工，总包下又有各项板块分包、转包，因此牵涉面极广。那么，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建设工程合同纠纷经典案例分析，欢迎大家参考借鉴。

【基本案情】

开发商甲公司将某住宅工程发包给施工单位乙公司施工，工程竣工后，双方发生工程款纠纷，乙公司该纠纷不向甲公司提交相关施工资料，甲公司以乙公司为被告诉至法院，其中的诉求之一是要求乙公司提供其办理房屋产权证所需施工单位提交的全部资料，一审予以支持。二审经审查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在本案中，甲公司的诉讼请求为要求乙公司提供其办理房屋产权证所需施工单位提交的全部资料。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约定需由施工方交付的施工资料应系特定物，而非种类物，涉案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并未就涉案工程竣工后施工方需提交哪些施工资料作出明确约定，甲公司亦未提供证据证明涉案工程在建设过程中形成了哪些施工资料，甲公司在涉案工程尚未办理竣工验收手续的情况下提起该诉求，应视为其诉讼请求不明确，其起诉不具备上述法律规定的条件。原审对本案进行实体审理不当，二审依法予以纠正，裁定撤销原判，驳回起诉。

【法官点评】

施工资料是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备案时，建设单位按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要求提交的书面材料，其目的在于证明施工程序合法，质量已经检验合格。实践中，承包人出于各种原因往往不能提交全部施工资料，这将直接导致验收备案受阻，建设单位无法办理权属证书，为此，建设单位往往通过诉讼来解决。但，由于施工资料数量较多，种类繁杂，建设单位的诉讼请求往往仅用“有关资料”、“全部资料”等概述，庭审中往往也提交不出具体明细，导致裁判主文难以全面表述，而且此类标的物均为特定物，不宜执行，故二审作裁驳处理。这就提醒广大建设单位，在履行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过程中，要建立健全档案管理体系，完善参建留痕留档制度，建立相关档案台账，以防发生诉讼时诉求不明或举证不能。建设单位也可在缔约时，与施工单位明确约定好逾期提交施工资料时应承担的违约责任，遇到此类纠纷时，可通过提起违约之诉或损害赔偿之诉的方式实现权利救济。

【基本案情】

a公司作为建设方，将其防水工程发包给b防水公司进行施工，施工过程中产生争议，b防水公司起诉a公司未按约定支付工程进度款，并无故将其赶出施工现场，构成根本违约，要求解除双方之间的施工合同，并就实际完工部分追索工程款。a公司抗辩称，其不支付b防水公司工程进度款并将其赶出施工现场的原因，是b防水公司施工的工程质量不合格，其已自行对不合格部分进行了部分修缮处理。庭审中，a公司提交司法鉴定申请，要求对b防水公司施工的工程进行质量问题鉴定，并要求扣减相应工程价款。庭审中双方对a公司修缮的具体部位、修缮的具体工作内容有争议，a公司不能举证证明自己具体修缮的部位及修缮的具体工作内容。法院经审理认为，双方之间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及形式均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照诚实信用原则履行自己的合同义务。a公司主张b防水公司施工的工程存在质量问题，构成违约，要求扣减相应的工程价款，应就自己的主张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其虽提交了司法鉴定申请，要求对b防水公司施工的工程进行质量问题鉴定，但其自认已对涉案工程自行进行了修缮，涉案工程已不能反映b公司完工时的原貌，失去鉴定的基础，对其要求鉴定的申请不予准许。据此，法院认定a公司的主张不能成立，认定a公司未按约定支付工程进度款，并将b公司赶出施工现场，构成根本违约。按照b防水公司实际完工部分，支持了b防水公司要求a公司支付工程款的诉求。

【法官点评】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八十一条规定“因施工人的原因致使建设工程质量不符合约定的，发包人有权要求施工人在合理期限内无偿修理或者返工、改建。经过修理或者返工、改建后，造成逾期交付的，施工人应当承担违约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规定“因承包人的过错造成建设工程质量不符合约定，承包人拒绝修理、返工或者改建，发包人请求减少支付工程价款的，应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八十七条规定“本章没有规定的，适用承揽合同的有关规定”;第二百六十二条规定“承揽人交付的工作成果不符合质量要求的，定做人可以要求承揽人承担修理、重做、减少报酬、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可见，我国法律规定，因施工人的原因致使建设工程质量不符合约定的，发包人就此的救济途径是有权要求施工人在合理期限内无偿修理或者返工、改建、减少报酬、承担违约责任、赔偿损失等。但发包人在未有证据证明已向施工人发出修理或返工、改建的通知的情况下，擅自对工程进行修缮，存在履约不当，且在不能证明自己具体修缮的部位及修缮的具体工作内容的情况下，要求对施工方已完工部分进行质量问题司法鉴定，因此时工程已不能反映施工方完工时的原貌，将失去鉴定的基础。本案提醒广大开发单位，在履行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时，不但要诚信履约，还要正当履约，并且要有证据保存、保护意识，否则，一旦发生诉讼，将可能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基本案情】

2015年3月10日，王某与青岛某酒店签订《装修工程承包合同》一份，约定由王某对青岛某酒店进行装饰装修，承包方式为包工包料，合同价款暂定100万元，工期自2015年3月10日至2015年6月10日，逾期完工则应根据逾期天数按每日1000元至实际交付之日止，承担逾期完工损失。工程款支付方式为签订合同当日支付30%，施工中期支付40%，竣工验收合格付25%，余5%作为质保金，保修期两年无质量问题后返还。并约定，若青岛某酒店未按期付款超过10日，应向王某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5万元。合同签订后，王某按约进行施工，并提交录音证据证明其已于2015年5月28日完工交付，青岛某酒店于2015年6月1日投入经营使用。青岛某酒店共支付王某工程款70万元。现王某起诉请求青岛某酒店支付扣除质保金之外的工程余款25万元及相应利息并承担逾期付款违约金5万元。青岛某酒店抗辩称王某逾期完工，实际交付时间是6月30日，不应支付工程余款并应承担逾期完工违约金2万元。王某主张录音证据显示双方已进行完工交付，青岛某酒店主张的交付时间是其经营使用后又要求王某进行维修的时间，且已修理完毕，青岛某酒店在诉讼前也再未提出质量异议。

一审认为，根据合同约定，王某按约完成施工，青岛某酒店应承担支付工程欠款的义务。青岛某酒店虽抗辩称王某存在逾期完工，但青岛某酒店已于2015年6月1日进行经营使用，录音证据也显示双方也已于2015年5月28日进行完工交付，故青岛某酒店主张王某承担逾期完工违约金，证据不足，不予支持。因此，青岛某酒店应向王某支付剩余工程款25万元。关于违约金，一审认为，根据合同约定，青岛某酒店存在延期付款行为，应按照工程款总额的5%给予赔偿，遂判令青岛某酒店支付违约金5万元。青岛某酒店不服，上诉至本院。二审经审理认为，因王某作为个人不具有相应建筑施工企业资质，故其与青岛某酒店签订的装饰装修合同应依法认定无效。关于王某主张的工程款应否支持问题，本院认为，涉案合同虽被认定为无效，但鉴于涉案工程已经如期交付使用，不存在逾期完工的事实，青岛某酒店亦未提出质量异议，青岛某酒店应按约支付工程余款25万元。关于逾期付款违约金，二审认为，合同无效，违约金条款亦无效，故王某主张青岛某酒店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于法无据，应不予支持。但鉴于青岛某酒店未按期付款，其应承担相应利息损失。因涉案工程已于2015年5月28日完工交付，青岛某酒店应依法支付工程余款25万元，其未按期支付，故应自2015年5月29日起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以25万元为基数向王某支付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支付的相应利息。

【法官点评】

本案主要涉及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效力认定问题。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不同于一般民事合同，涉及建筑工程质量，事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因此国家对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成立生效给予更多的干预和监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第二十六条之相关规定，从事建筑活动的建筑施工企业，按照其拥有的注册资本、专业技术人员、技术装备和已完成的建筑工程业绩等资质条件，划分为不同的资质等级，经资质审查合格，取得相应的资质等级证书后，方可在其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内从事建筑活动。承包建筑工程的单位应当持有依法取得的资质证书，并在其资质等级许可的业务范围内成立工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之相关规定，承包人未取得建筑施工企业直至或者超越资质等级的，应依法认定无效。由此可知，我国对建筑业企业实行资质管理，不允许无资质的建筑业企业或者超越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承接建设工程，否则所签订的合同无效。本案虽系装饰装修工程，但根据国务院《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二条规定，本条例所称建设工程，是指土木工程、建筑工程、线路管道和设备安装工程及装修工程。因此，施工装饰装修工程亦应具有法定的施工资质，无施工资质的个人所签订的装饰装修合同应依法被认定为无效。但在司法实践中，从事装饰装修工程的承包人无施工资质的情况大量存在，也由此引发诸多纠纷。虽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之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承包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应予支持。但施工人可依合同约定主张工程款，并不代表其可依据合同实现其他相关权益。因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六条之规定，无效的合同或者被撤销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即在合同有效的情形下，当事人可依据合同约定主张相应的违约责任。而合同无效，违约金条款亦无效，比如逾期付款、延误工期的违约责任条款虽有合同约定，但因合同无效则对当事人不具有拘束力，依法不能适用。本案中，因合同无效，故王某依据合同约定主张的逾期付款违约金缺乏依据，应不予支持。但公平起见，虽违约金条款不能适用，基于利息是法定孳息，可从应付款之日对王某主张的逾期付款利息予以支持。另外，本案系因青岛某酒店主张王某逾期完工证据不足而不予支持逾期完工违约金。而实践中即使存在逾期完工事实，则逾期完工违约金也将因合同无效而不能适用。因此，在装饰装修工程中，无论是发包人还是承包人，均应根据我国法律规定，依法签订、履行合同，避免因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导致合同无效，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既不利于维护建筑行业的健康发展，也不利于建筑施工方合法权益的维护。当然，在实践中，对工程量少、造价低的家庭居室装饰装修，也可以依据有关承揽合同的规定进行处理，不因承包人无资质而认定合同无效。

【基本案情】

甲公司(发包方)与乙公司(承包方)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甲公司将某项目的基坑支护工程发包给乙公司进行施工，工程竣工进行结算时，双方对部分工程-“预应力锚索”工程量产生争议，乙公司诉至法院。一审中，甲公司主张，2014年7月22日由涉案工程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建设单位三方签字盖章确认的《xx工程已完工程量》表(以下简称“《7月22日工程量表》中记载，预应力锚索工程量为10150m，故乙公司完成的预应力锚索工程量应以此为准。乙公司认可该工程量完成表的真实性，但又另提交了一份2014年7月15日由涉案工程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建设单位签字盖章确认的《xx工程已完工程量表》(以下简称“《7月15日工程量表》”)，该表中也记载了部分工程量，乙公司完成的工程量应为二张工程量表中记载的工程量之和。甲公司则辨称，认可《7月15日工程量表》的真实性，但该表系分表，《7月22日工程量表》系总表，后者系三方对最终工程量的确认。原审采信甲公司的辩解，以《7月22日工程量表》完成时间在后，系总表为由，以该表为依据最终确认乙公司完成工程量为10150m，据此判令甲公司向乙公司支付该部分工程款200余万元。乙公司对一审判决不服，以实际工程量应为二张工程量表记载的工程量之和为由提起上诉。

二审中经审理查明，《7月15日工程量表》中关于预应力锚索的记载是“1、南侧第二道锚索完成工程量2016m，2、西侧第二道锚索完成数280m,3、东侧第三道(-9.40m)锚索完成数2016m”,而《7月22日工程量表》中关于预应力锚索的记载是“西、北、南侧第一道、东侧第一道、第二道锚索工程量10150m”，二者记载的工程范围名称并不重合。二审庭审中，主审法官要求甲公司当庭确认两份工程量表中记载的工程量哪些部分存在重合，甲公司对此不能确认。据此，二审认定两份工程量表中确认的工程量不存在重合。因此，乙公司主张的关于涉案工程预应力锚索的已完工程量应是两份工程量表记载的完成工程量之和的上诉理由成立，涉案工程预应力锚索工程量应确定为2016+280+2016+10150=14462米 ,该部分工程价款应为300余万元，据此对原审进行了改判。

【法官点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规定“当事人对工程量有争议的，按照施工过程中形成的签证等书面文件确认。承包人能够证明发包人同意其施工，但未能提供签证文件证明工程量发生的，可以按照当事人提供的其他证据确认实际发生的工程量”。本条规定从实际出发，从证据的角度来平衡双方的利益关系，对维护施工单位合法权益有利。实践中，根据工程惯例，确认工程量的证据除工程签证单外，“其他证据”一般还包括：双方往来函件、会议纪要、变更通知、设计变更图纸、施工日志、工程费用定额等。本案中，两份工程量表从形式上来看，更接近于工程签证单，但因记载内容纷繁庞杂，不易辨别，且形成在先的签证单记载预应力锚索工程量为4000余米，形成在后的签证单记载预应力锚索工程量为10000余米，这就使甲公司所主张的后者与前者是总与分关系的辩解具有一定的可信性，导致原审认定错误。二审详细审查了两份签证单中关于预应力锚索部位的描述的差异，结合甲公司不能确认二者关于预应力锚索工程量的记载哪些部分存在重合的事实，认定二者并非总与分的关系，对原审予以了改判。这也提醒广大建筑工程施工单位，在履行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要保存好关于证明自己实际完成工程量的证据，一要保存完整，二要记载清晰，以防发生诉讼时举证不能或提交的证据被误读。

【基本案情】

原告甲公司向法院起诉称，2012年10月，建设单位丙公司将青岛某绿化工程发包给被告乙公司。此后，被告乙公司将该工程中的一部分分包给原告甲公司，双方签订《建设工程施工承包合同书》，约定由甲公司实际施工，乙公司收取8%的管理费和2%的所得税。合同签订后，原告甲公司施工了部分工程，2013年6月份原被告协商同意原告退出施工，双方对已完工程量进行了清点，并办理了工程验收交接，同时进行了工程割算。但被告未支付价款。请求判令：被告乙公司支付原告甲公司工程款260万元。被告乙公司辩称，双方签订的解除合同协议书中约定了双方结算后按照建设单位丙公司向被告乙公司支付工程款的进度和比例支付，现在建设单位未结算完毕，不具备向原告甲公司支付工程款的条件。

法院经审理查明：

1、建设单位丙公司青岛某道路绿化工程(景观绿化)发包给被告乙公司，双方签订了《青岛市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了暂定价款3000万元，以最终审计结果为准。

2、被告乙公司将上述道路绿化工程中的一部分工程分包给原告甲公司，并签订了《建筑工程施工承包合同书》，约定被告乙公司按照工程结算值的8%提取管理费，结算依据招投标标底优惠后综合单价及相关规约定。

3、原告甲公司不具备道路绿化工程施工资质。

4、2013年6月份，原告甲公司与被告乙公司签订了《建筑工程施工承包合同书》解除协议书一份，约定自协议签订之日起，双方解除施工合同。按照实际施工内容结算工程款。截至本协议签订之日止，已实际完成的全部工程施工内容为《实际完成的工程施工内容明细》所列明的内容，其工程量暂定为300万元。乙公司比照工程建设单位向其支付工程款的进度与比例，及时按照前款规定扣除8%的管理费用、税金，余款252万元。相应地向甲公司支付工程款。付款时间为工程建设单位丙公司向被告乙公司拨付工程进度款后七日内。

5、2014年8月，建设单位丙公司出具情况说明，证明涉案工程整个一标段2014年5月完工并进入养护维修期。

6、原被告双方申请对甲公司实际施工的涉案工程的工程价款进行评估鉴定。法院委托青岛某公司对涉案工程在甲公司施工期间的工程造价进行了鉴定。鉴定结论为：甲公司施工的道路绿化工程造价为370万元。法院认为，涉案工程系建设单位丙公司发包给乙公司的绿化工程，乙公司承包后又将该工程中的一部分分包给甲公司，甲公司不具有建筑公司施工资质，乙公司与甲公司签订的分包合同为无效合同，但合同无效的，可参照合同约定的结算条款对工程造价进行结算。故，涉案原告甲公司施工的工程价款以双方申请作出的鉴定结论为依据，扣除约定由原告承担费用后尚欠219万元未支付。关于双方争议的支付条件是否成就问题，甲公司分包的涉案工程已竣工初验且已交付并进入养护期，而建设单位丙公司无正当理由长期未审计结算，双方不宜再按照原约定的以建设单位付款进度和比例支付工程款，原告甲公司可以向被告乙公司主张工程价款。遂判令被告乙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甲公司支付工程欠款219万元，对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予以驳回。

【法官点评】

通常情况下，合同双方作出的上述约定并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该约定合法有效，且根据当事人意思自治的法律原则，通常应当要求当事人依照约定履行。该种约定系承包人为减少自身的资金压力，向实际施工人或转(分)包人转移风险的一种条款。该类约定系附加了一定的条件，但约定所附加的条件仅仅是约束工程款支付的期限和进度、比例等，属于合同履行阶段，而不涉及效力问题，因而该约定在法律性质上并非《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五第及第四十六条规定的附生效条件或附生效期限的合同，而应认定为附履行期限和附履行条件的合同条款，如该条款所设的条件或期限未达成或未届满，并不能否定承包人与实际施工人或转(分)包单位之间存在工程欠款的债权债务实体权利，条款本身的效力一般不受影响。

此类约定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较为常见，但是，当建设单位长期不对工程造价进行结算时，会导致实际施工人或分包单位亦长期无法收到工程款，其向合同相对方索要工程款时，会以建设单位未结算或未付款为由被拒。审判实务中常见的与此相关的拖延结算事由通常有需要由政府机关或关联单位主导审计结算、建设单位将工程自行分包以及由承包人另行转(分)包的工程因管理混乱工程资料不齐全或各分包单位相互牵制导致难以结算等等，其中既可能有主观恶意拖延的因素，也可能有受客观条件限制的原因。但对于实际施工人或分包单位而言，不论拖延结算的原因为何，其投入资金建造了工程后，长期收不回资金，面临巨大的资金压力以及工人追讨欠薪压力等，多数会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在处理该类纠纷时，对于该类约定，一方面会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对于当事人自由自愿签订的合同条款效力依法予以认定，另一方面对于该类条款合法有效时会进一步对于该约定的付款条件或期限是否成就或届满进行实质性审查。审查的关键问题之一就在于对建设单位长期未结算或未付款的原因进行认定。如若查明建设单位存在恶意拖延导致长期未进行审计或结算及付款的，承包人亦不积极主张的，此时，继续坚持适用转(分)包合同中约定的按照建设单位付款进度或比例进行付款，对于实际施工人或分包单位明显不公平，可以不再按照合同约定的上述条件作为付款条件，或参照合同法第四十五条、第四十六条规定，视为双方约定的合同履行过程中的付款条件已成就，判令承包人立即向实际施工人或分包单位支付欠付的工程款。如果查明建设单位有正当理由并非无故恶意拖延审计结算及付款的，原则上，仍然应当按照双方约定作为付款条件。在举证责任分配上，对于建设单位长期未审计结算的情形，如若建设单位系案件当事人之一，则应当由建设单位举证证明其长期未审计结算的原因;如若建设单位不是案件当事人的，则由实际施工人或分包人的合同相对方——承包人来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对于法律规定当事人因客观原因等难以自行收集的证据，必要时，当事人也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申请法院向建设单位调查取证。

总之，对于此类合同约定，法院往往通过举证责任分配以及兼顾公平合理的原则，查明相关事实，对该类约定是否作为付款条件予以认定。

【基本案情】

2010年11月26日，甲公司与乙公司签订安装施工合同约定，乙公司承揽安装甲公司承建的崂山某街道新型集中社区斜屋面彩瓦工程;项目及价格，斜屋面彩瓦六边形每平方米43.5元，数量5621平方米，计款244513.5元，屋脊瓦每平方米42元，以施工后统计的数额结算，如单方没有认真履行，按合同总价款赔付并另行支付30%违约金和5‰的日逾期利息以及律师费用。双方当事人还对工期、付款方式等事项进行了约定。合同签订后乙公司进行了施工，2011年3月11日，工程全部完工，甲公司签字确认“该项工程已全部完工，验收双方确认”。甲公司工程部门为乙公司出具了工程图纸和结算单，结算工程造价为269 634.36元。甲公司已付乙公司工程款173300元，尚欠工程款96 334.36元，乙公司要求按244513.5元结算。一审法院认为，双方当事人签订安装施工合同意思表示真实，应按约定履行。工程完工验收后，甲公司为乙公司出具的图纸及结算书工程价款为269634.36元，乙公司要求按244513.5元结算，从其主张。甲公司于2011年8月26日付工程款173 300元，未按合同约定付款至95%，构成违约应承担责任，按合同约定甲公司应支付工程价款30%违约金计73354元、支付逾期付款每日5‰的利息，乙公司只请求甲公司支付30%的违约金，从其主张。乙公司起诉聘请律师支付律师费9000元，甲公司应按合同约定付款。甲公司欠乙公司工程款71213.5元，工程未过质保期，应扣除5%的质保金12225.68元，甲公司应付乙公司工程款58987.82元。一审法院据此判决：一、甲公司在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乙公司工程款58987.82元;二、甲公司在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乙公司违约金73354元;三、甲公司在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乙公司律师费9000元。宣判后，甲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其主要理由是：乙公司不具备相关资质，合同无效，一审法院对工程款计算条款和违约条款适用错误。乙公司答辩称，甲公司在合同履行完毕后主张合同效有主观恶意，其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涉案工程已经完工并且质量合格，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法院经审理认为，乙公司在二审中确认其不具备对涉案工程进行施工的资质，故涉案合同无效。同时，双方均未提交证据证明合同无效的过错在于对方，故本案应认定双方当事人对合同无效具有同等过错。涉案工程已完工并验收合格，本案可以参照合同约定由甲公司支付工程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合同无效，不应再适用违约条款。甲公司未及时向乙公司支付工程款并引发本案诉讼，由此造成的损失按照合同无效的责任，应由双方当事人共同负担。对于损失的数额,二审酌情以甲公司应支付工程价款的30%及乙公司支付的律师费来计算为82354元，由甲公司、乙公司各应负担41177元。据此二审法院判决：维持一审法院关于支付剩余工程的判决，撤销违约金、律师费的判项，同时判决甲公司赔偿乙公司损失41177元。

【法官点评】

涉及合同纠纷，法院首先要依职权审查合同效力，如果合同有效，依照合同约定及法律规定做出认定。如合同无效，还应对合同无效的后果进行处理。法律和司法解释对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效力认定主要通过列举的方式，规定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司法解释)的第一条和第四条。本案系因有乙公司因没有取得建设工程施工资质，属违反了法律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而导致合同无效的情形。考虑到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特殊性，对此类合同无效的一般处理原则是“无效认定，有效处理”。具体还要区别建设工程是否经竣工验收合格，如竣工验收合格，按照司法解释第2条的规定，承包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款，应予支持。如验收不合格经维修后又合格的，发包方应支付工程款但可以请求承包人承担修复费用。如验收不合格经维修后仍不合格的，承包人主张工程款的，则不予支持。本案属于合同效，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的情形，乙公司主张工程款应予支持，但不应再适用违约条款，而是做为损失部分由双方进行了分担。

无论是建设单位、发包方、合法转包人、分包人还是实际施工，在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时，都应了解法律和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避免因合同无效而导致自己利益受损。

【基本案情】

甲公司向法院起诉请求：1、乙公司支付甲公司工程款277万元，同时确认甲公司对承包建筑的价值277万元钢结构厂房享有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2、本案诉讼费用由乙公司承担。为证明其主张，其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钢结构厂房制作安装合同》一份，该证据证明甲公司与乙公司签订钢结构安装合同，由甲公司为乙公司制作安装钢结构厂房，工程量为4800平方米、工程单价为580元/平方米，工程造价为2 784 000元，由甲公司垫资制作安装，工程验收合格后，按实际结算价款支付工程款。证据二、《竣工验收单》一份，该证据证明甲公司是在2014年10月30日竣工验收，乙公司认可工程质量合格。证据三、《钢结构厂房竣工验收结算单》一份，该证据证明工程验收合格后，双方于2014年11月2日进行结算，工程量为4 789.5平方米，工程总造价为277万元，甲公司在法定期限里享有工程款优先权。乙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事项均无异议，认可工程款数额。另查明，甲公司没有取得承建钢结构厂房的相关资质。

法院审判业务管理系统显示：在甲公司提起本案诉讼之前，法院已经立案受理乙公司作为被执行人的执行案件几十起，因乙公司无财产可供执行，绝大多数案件执行终结。

法院经审理认为，因甲公司并无施工资质，故其与乙公司于2012年9月29日签订《钢结构厂房制作安装合同》违反了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该合同为无效合同。该合同虽然无效，但乙公司认可甲公司已施工完毕并对双方确认的结算单无异议，系对自己诉讼权利的合法处分，法院予以确认。乙公司应支付甲公司工程款277万元。甲公司主张其对涉案工程价款具有受偿权，对此，法院认为，本案审理中，甲公司仅提交了其与乙公司签订的《钢结构厂房制作安装合同》、《钢结构厂房竣工验收结算单》、《竣工验收单》，而不能提交图纸、签证、材料采购合同等其他施工资料来进一步证明涉案工程由其实际施工。且，在甲公司提起本案诉讼之前，法院已立案受理乙公司作为被执行人的执行案件几十起。故，法院不能排除乙公司与甲公司存在恶意串通转移财产的合理怀疑，据此，法院对甲公司要求乙公司依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款277万元的.请求予以支持，对甲公司的要求享有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请求不予支持。

【法官点评】

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是指承包人在发包人不按照约定支付工程价款时，可以与发包人协议将该工程折价或申请人民法院将该工程拍卖，对折价或者拍卖所得的价款，承包人有优先受偿的权利。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行使期限为六个月，自建设工程竣工之日或在建设工程合同约定的竣工之日起计算。建设工程款优先受偿权的保护范围包括施工过程的全部建安成本，即应包括施工工程中发生的机械费用、管理费、措施费等。在我国，建设工程的建设单位或发包人拖欠施工单位的工程款问题十分普遍。优先受偿权设立的立法目的是保护劳动者的利益，因为在发包人拖欠的承包人的工程款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承包人应当支付给施工工人的工资及其他劳务费用。甲公司提起本案诉讼之前，法院已立案受理乙公司作为被执行人的执行案件几十起，多数案件因乙公司无财产可供执行而执行终结。本案中乙公司对甲公司的主张及提交的证据均予认可，未作任何抗辩，明显与常理不符。且甲公司仅提交了其与乙公司签订的《钢结构厂房制作安装合同》、《钢结构厂房竣工验收结算单》、《竣工验收单》，而不能提交图纸、签证、材料采购合同等其他施工资料来进一步证明涉案工程由其实际施工。在工程价款近300万元的工程中，甲公司提交的证据过于简单，也不符合施工惯例。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优先于抵押权等权利，早在甲公司提起本案诉讼之前，法院已经立案受理乙公司作为被执行人的执行案件几十起，若支持甲公司的优先受偿权，可能会损害乙公司其他债权人的合法利益。因法院不能排除乙公司与甲公司存在恶意串通转移财产的合理怀疑，故法院对甲公司的要求享有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请求不予支持。

【基本案情】

2010年7月，青岛某研究院和青岛某区投资开发公司作为发包方与甲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由甲公司承包该研究院青岛研发基地项目综合办公楼等工程。2011年5月17日，甲公司与乙公司签订智能化工程专业分包合同，约定由乙公司分包上述研发基地项目施工图纸范围内的智能化工程。2011年6月12日，丙公司(诉讼中，乙公司认可其与丙公司之间系“合作关系”)与丁公司签订研究院弱电系统工程施工合同，约定由丁公司负责保障楼、科研楼、检测中心、办公楼综合布线系统、监控系统、一卡通系统，保障楼有线电视系统和门铃系统的辅材采购、施工、安装、调试;工程价款总计30.5万元，发生单项设计变更、工程洽商、不可抗力时，经丙公司审定后可调整本合同造价;自全部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并交付使用之日起，本工程保修期12个月;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7日内，扣除工程质保金11 500元，剩余款项一次付清;余款11 500元，待质保期满后7日内一次性支付。该合同载明丙公司联系人为案外人徐磊。上述合同签订后，丁公司依约完成施工义务，丙公司的联系人徐磊于2012年8月24日在丁公司出具的《工程竣工验收证书》中“验收单位”一栏(载明：同意验收)“负责人”处签名并注明“施工完毕”，“验收意见”一栏载明：1、走线规范、设备安装牢固，施工符合有关规范;2、合同内约定及追加的工作内容已安装、处理到位。后因丙公司仅支付丁公司工程款10万元而未支付其他款项，丁公司遂提起诉讼请求判令丙公司支付剩余工程款20.5万元及利息，由甲公司、乙公司及其青岛分公司和青岛某研究院承担连带责任。

一审法院认为，在青岛某研究院、青岛某区投资开发公司共同与甲公司签订建筑工程总包合同、甲公司与乙公司签订智能化工程分包合同的情况下，丁公司与丙公司签订的研究院弱电系统施工合同属于违法分包，该合同无效。但鉴于涉案工程已由丁公司于2012年8月24日施工完毕并经验收合格，故丙公司仍应按照合同约定支付相应工程款，但丁公司请求乙公司及其青岛分公司、甲公司和青岛某研究院承担连带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据此判决丙公司支付丁公司剩余工程款20.5万元及相应利息，并驳回丁公司对乙公司及其青岛分公司、甲公司和青岛某研究院的诉讼请求。丁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以青岛某研究院、甲公司均应在欠付工程价款的范围内与乙公司及其青岛分公司、丙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为由提起上诉。二审法院认为，丁公司要求与其无合同关系的乙公司及其青岛分公司、甲公司、青岛某研究院对其主张的工程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既不符合合同的相对性原则，也无法律依据，遂据此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点评】

首先，关于本案涉及到的合同相对性问题。所谓合同相对性，即合同效力的相对性，是指合同关系只能发生在特定主体之间，只对特定主体发生约束力，即其只能约束合同当事人，合同外的第三人既不享有合同上的权利也不承担合同上的义务;只有合同当事人才能基于合同相互提出请求或者提起诉讼，合同当事人不能依据合同对合同关系外第三人提出请求或者提起诉讼，合同关系外的第三人也不能依据合同向合同当事人提出请求或者提起诉讼。具体到本案中，丁公司与丙公司之间存在合同关系，而与乙公司及其青岛分公司、甲公司和青岛某研究院之间均不存在合同关系，依照合同的相对性原则，其只能向合同相对人丙公司主张权利或者提起诉讼，而不能向合同之外的第三人主张工程款。

其次，关于丁公司主张的连带责任问题。丁公司突破合同相对性，向其合同相对人之外的甲公司、乙公司和青岛某研究院主张权利，依据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的规定。该条第一款规定：“实际施工人以转包人、违法分包人为被告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第二款规定：“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当事人。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款的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从该两款规定可以看出，实际施工人提起诉讼主张工程款以不突破合同相对性为法律适用的基本原则，以突破合同相对性为特别规定。该特别规定意在保护农民工等实际施工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实际施工人可能是自然人、超资质等级施工的建筑施工企业、超施工资质范围从事工程基础或者结构施工的劳务分包企业等。本案中，丁公司作为具有涉案工程施工资质的单位，经与丙公司签订涉案弱电工程施工合同，负责涉案保障楼、科研楼、检测中心、办公楼综合布线系统、监控系统、一卡通系统，保障楼有线电视系统和门铃系统的辅材采购、施工、安装、调试，所提供的是专业技术安装工程作业而非普通劳务作业，且被拖欠的系工程款并非劳务分包费用，并不具备上述司法解释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适用条件，故其要求乙公司及其青岛分公司、甲公司和青岛某研究院承担连带责任，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基本案情】

2009年1月5日，甲公司承包青岛某改造工程安置区项目——4#、5#楼施工图纸范围内的消防报警安装工程;2009年6月25日，甲公司又承包该项目室外消防管道(球墨铸铁管)施工图纸范围内的室外消防管道及室外消防联动工程。上述工程承包合同的相对方均为乙公司。2009年8月11日，4#、5#楼消防工程通过竣工验收消防备案。甲公司称，乙公司已付工程款共计2236856元，欠付工程款417995.64元，故起诉至人民法院。乙公司辩称，甲公司始终未安装消防报警crt系统，不应向其支付剩余工程款。

经庭审查明，2014年8月4日，双方达成《工程结算书》一份，载明：甲公司施工的涉案工程结算值共计2654851.64元;备注部分写明存在的问题包括：消防控制室crt未调试安装等。2015年4月2日，甲公司(专业工程分包人)、乙公司(工程分包人)与丙公司(总承包人)签订《x小区消防工程补充协议》，约定：为完成消防报警crt的安装，乙公司于本协议签订后3日内支付给甲公司工程款20万元;甲公司收到工程款后，一周内完成安装工作并调试正常运行;安装完成后2日内，甲乙公司与涉案小区物业公司办理crt实体移交并办理书面交接手续;在完成交接后两周内，总承包方丙公司向乙公司支付剩余工程款，乙公司向甲公司支付所有未付工程款。2016年3月7日，法院进行现场勘验，并对物业公司管理人员进行询问。物业管理人员称，4#、5#楼一开始没有crt设备，2016年3月2日左右有人到监控室安装一台电脑，不知道谁安装的，现在无法开启使用。

法院经审理认为，双方已经达成《工程结算书》，共同确认涉案工程款共计2654851.64元，乙公司已经支付工程款2236856元，剩余工程款417995.64元至今未付。依据补充协议的约定，甲公司收到乙公司支付的20万元工程款后一周内完成crt系统安装工作并调试正常运行;甲乙双方与物业办理crt实体移交手续后两周内，乙公司向甲公司支付欠付工程款。依据现场勘验，crt系统目前并未实际使用，电脑并未开启，且依据物业管理人员的陈述，该系统于2016年3月份才安装，至今无法开启使用。甲、乙公司双方约定了支付剩余工程款的条件，即甲公司应安装并确保crt系统经过调试正常运行，且需要甲、乙公司与物业三方共同办理移交手续，在双方约定的支付剩余工程款的条件未成就之前，乙公司有权拒付甲公司相应工程款，甲公司应与乙公司继续履行补充协议的约定，将crt系统安装调试正常使用并移交后，再向乙公司主张支付剩余工程款项。故判决：驳回甲公司的诉讼请求。二审维持原判。

【法官点评】

合同法第四十五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的效力可以约定附条件。附生效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生效。附解除调解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失效”。本案的争议焦点为甲公司请求乙公司支付工程款是否符合合同约定的支付条件。首先，双方于2015年4月2日签订的《消防工程补充协议》系自愿签订，不违反法律规定，对双方具有约束力，双方当事人应当按照该协议履行。其次，该协议约定，甲公司收到乙公司支付的20万元工程款后一周内完成crt系统安装工作并调试正常运行;双方与物业办理crt实体移交手续后两周内，乙公司向甲公司支付欠付工程款。这是双方约定的付款条件，乙公司随后支付20万元工程款。根据现场勘验，crt系统目前并未实际使用，电脑并未开启，且依据物业管理人员的陈述，该系统系2016年3月份才安装，且无法开启使用。因此，原告甲公司并未完成约定的合同义务，导致付款条件未成就。第三，该协议约定，甲公司应安装并确保crt系统经过调试正常运行后，双方与物业共同办理书面移交手续，乙公司才支付剩余工程款，而原告甲公司亦未举证证明三方共同办理了书面交接手续。因此，在双方约定的支付剩余工程款的条件未成就之前，乙公司有权按照协议约定拒付甲公司相应的工程款。

【基本案情】

a房地产开发公司将其开发的某小区住宅楼工程进行公开招标，招投标前a房地产开发公司与b建筑工程公司先行就合同的实质性内容进行了谈判，2014年3月，双方就谈判内容订立了《某小区住宅楼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后b建筑工程公司在公开招标中中标，并于2014年8月与a房地产开发公司订立了中标合同，该中标合同对工程项目性质、工程工期、工程质量、工程价款、支付方式及违约责任均作了详细的约定，并将中标合同向相关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进行了备案。2015年底该工程竣工并验收合格。但双方对于用哪一份合同作为工程款结算的依据存在争议，2016年3月，b建筑工程公司诉至法院。本案审理过程中，a房地产开发公司认为，应按标前合同支付工程款，理由是标前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已经实际履行，而中标合同只是作为备案用途，不能用于工程结算。而b建筑工程公司认为，应按中标合同支付工程款，理由是中标合同是按照招投标文件的规定签订的,且已向有关部门备案，应作为结算依据。法院认定，因a房地产开发公司与b建筑工程公司违反招投标法的强制性规定，涉嫌串标，故标前合同和中标合同均认定无效，双方当事人应按实际履行的合同结算工程款。

【法官点评】

在建设工程领域中，存在大量的“阴阳合同”，又称“黑白合同”，是指当事人就同一标的工程签订二份或二份以上实质性内容相异的合同，通常“阳合同”是指发包方与承包方按照《招标投标法》的规定，依据招投标文件签订的在建设工程管理部门备案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阴合同”则是承包方与发包方为规避政府管理，私下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未履行规定的招投标程序，且该合同未在建设工程行政管理部门备案。

本案中，b建筑工程公司认为，中标合同已向有关部门备案，应作为结算依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规定，“当事人就同一建设工程另行订立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与经过备案的中标合同实质性内容不一致的，应当以备案的中标合同作为结算工程价款的根据。”但适用本条规定的前提是备案的中标合同为有效合同。而本案中，a房地产开发公司与b建筑工程公司在招投标前已经对招投标项目的实质性内容达成一致，构成恶意串标，并且签订了标前合同(阴合同)，后又违法进行招投标并另行订立中标合同(阳合同)，这一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投标法》第四十三条、第五十五条的强制性规定，因此中标无效，从而必然导致因此签订的标前合同和中标合同均无效。故本案并不适用《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规定。因此，标前合同(阴合同)与备案的中标合同(阳合同)均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被认定为无效时，应按照当事人实际履行的建设工程合同结算工程价款。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一、答辩人已经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了绿化种植义务。双方于xxxx年2月29日签订的玉皇新村绿化工程施工合同，明确约定了合同工期为xxxx年3月29日至xxxx年4月8日。答辩人在合同规定的期限内完成了绿化种植义务，并通过了原告验收。原告于xxxx年7月10日按照约定支付了总工程款的50%，即原告诉称的96906元。此款项支付了是答辩人履行种植部分义务的工程款，是总工程款的一半，并非全部工程款。因此，根据合同约定及法律规定此款项不应当返还。

二、答辩人对草坪维护管理了三个月，原告应当支付这部分费用。在完成合同约定的种植工作后，答辩人从xxxx年4月9日起对合同约定的草坪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维护和管理。并因此发生了较大数额费用，原告因此获得利益。原告应将此费用支付答辩人。

三、答辩人撤出草坪管理是经过原告同意，并将管理权交给原告的。因原告测算工程面积不合理、不提供维护水源等原因，答辩人向原告提出交涉。根据双方协商，答辩人按照原告要求写了书面申请，将草坪的维护管理工作交给玉皇新村项目部刘**、陈**等人，并约定由二人领取剩余工程款。在交付草坪管理权时，原告对草坪状况并无异议，答辩人还将用于维护草坪的草坪机两部一并交给了项目部。此后，原告从未与答辩人就此事进行联系。由于原告疏于管理，为推卸责任将答辩人起诉。

四、原告现将本案争议草坪管理权另行发包给他人。如果原告否认答辩人将管理权交还的事实，那么，首先应当向法院主张要求答辩人继续进行维护管理，而不应要求返还工程款。原告一方面诉称双方未解除该合同，另一方面又将该合同涉及的草坪管理工程另行发包，本身就是一种违约行为。原告首先应当对自己的违约行为承担违约责任。

综上，答辩人已按合同约定工期完成绿化种植义务，原告支付的是种植工程的工程款，因此，答辩人无须返还。应当驳回原告诉讼请求，诉讼费由原告自担。另外，原告应当支付答辩人所支出的草坪维护管理部分的费用，原告对此保留诉权。

此致

黄*区人民法院。

答辩人：周**。

xxxx年10月20日。

建设工程合同纠纷

民事诉讼证据是指能够证明民事案件真实情况的各种事实，是法院认定争议案件事实的根据，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民事诉讼证据主要有以下七种：

1、书证：是指以文字、符号、图形等所记载的内容或表达的思想来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在建设工程合同纠纷的案件中，书证的主要形式有：发包方的招标文件、承包方的投标书、承包方、发包方订立的《建设工程承包合同》、工程施工图纸、设计技术交底、图纸会审纪要、工程量签证单、在工程施工过程中对于设计变更的联系单、隐蔽工程的验收记录、工程预决算书等。

2、物证：是指以其形状、质量、规格等来证明案件事实的物品。在建设工程合同纠纷的案件中，主要表现为建设工程合同的标的物—已施工完成的建筑物、构筑物、工地施工的机械设备等。比如在对工程量的争议纠纷中，已完成的形象工程即为物证。

在建设工程合同纠纷的案件中，视听资料的主要表现为发包方与承包方之间有关工程方面的往来电话录音、往来电子邮件、对施工现场的录影录像资料等。

4、证人证言：是指知晓案件事实的当事人的陈述。在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中，证人证言主要是知晓建设工程合同的订立、履行等事实的人员，所作的陈述。比如，工程监理人员对于施工方延误工期事实的陈述。

5、当事人陈述：是指当事人在诉讼中就与本案有关的事实，尤其是作为诉讼请求根据或反驳诉讼请求根据的事实，向法院所作的陈述。就建设工程承包合同纠纷而言，即为发包方、承包方在法庭上对争议案件事实及反驳事实的陈诉。

6、鉴定结论：是指鉴定人运用专业知识、专门技术对案件中的专门性问题进行分析、鉴别、判断后作出的结论。在建设工程承包合同纠纷中，主要表现形式有：工程质量鉴定结论、工程款的决算结论等。

7、勘验笔录：是指审判人员在诉讼过程中对与争议有关的现场、物品进行查验、测量、拍照后制作的笔录，通过勘查、检验等方法形成的证据。在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中，主要表现为应承包方或发包方的申请，法院的审判人员对施工现场的工程量、工程形象进度、停工、窝工、施工场地不具备施工条件等事实，进行证据保全而成的证据材料。

建设工程合同纠纷

[提要]由多家单位联合投资的建设工程有多种运作模式，其中一种就是由联建单位中的一家出面订立合同，负责工程建设的日常事务，其余各方或是提供土地、资金，或是负责项目立项，一般不与承包方直接，此种运作模式下，一旦发包方和承包方之间发生合同纠纷，对于如何确定责任主体，实践中存在不同的观点和做法。本文笔者依据建设工程承包人的法定优先权进行推演，认为应当将全体联建单位都列为合同纠纷的当事人。

一、审判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建设工程合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的，由承包人进行工程建设而发包人支付价款的一类独立的合同。由于建设工程存在建设周期长、资金需求量大的特点，由多家单位联合投资的情况较为普遍。在具体运作过程中，有多种运作模式，常见的有三种，第一种是投资各方共同组建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项目公司，由项目公司作为发包人对外签约;第二种是设立筹建办公室或指挥部(不进行工商登记)，由筹建办公室或指挥部对外完成招投标及签约工作;第三种是由联建单位中的一家出面订立合同，负责工程建设的日常事务，其余各方或是提供土地、资金，或是负责项目立项，一般不与承包方直接。

第一种模式由项目公司直接承担责任，第二种模式则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二条关于共同经营、不具备法人条件的规定，由联营各方承担责任。目前争议较大的是第三种运作模式。争议在于是否要将未参与发包、签约过程的联建单位确定为诉讼主体。如果将未参与发包、签约过程的联建单位作为案件当事人，由于其并不是建设工程合同的当事人，便会出现是否有依据判令其承担合同责任的问题;如果仅仅是建设工程合同的当事人参与诉讼，由于合同相对方与其他联建单位按约定比例取得竣工建筑物的权利，发包人不能以竣工建筑物的全部权利向承包方承担债务，亦会产生承包人的利益如何予以保护的问题。由于目前尚无明确的法律规定，各法院在实践中做法不一，影响了执法的统一性。

二、目前的解决模式。

1、基于合同相对性原则确认责任主体。该种模式认为，建设工程合同案件既然是基于合同而产生纠纷，法院就应当围绕合同关系进行审理，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确认责任主体。如果将合同关系以外的主体列入合同纠纷中一并解决，势必将同时审理两个法律关系，有违一案一诉的基本诉讼原则。而且，合同的效力在一般情况下只及于合同当事人(第三人侵害债权等情况不属本文讨论范围)，对合同外的当事人不产生拘束力。因此，责任主体只能确定为签约的建设单位。虽然如此处理，可能因合同相对方履约能力有限会对承包方的利益有所影响，但可促使承包方正视交易风险，规范建筑业市场，逐步杜绝承包方只与联建单位中的一方订立合同的现象。此外，承包方的利益不会因合同的相对性原则而受实际影响，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了承包方对工程款享有优先受偿权，承包方可以在执行阶段直接申请拍卖建筑物行使优先受偿权。

建设工程合同纠纷

上诉人{公司10}因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东营区人民法院东经初字第139-1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公司10}委托代理人{黄1x}、{巩2x}、被上诉人{公司3}委托代理人{徐5x}、{公司6}委托代理人{成8x}、{王9x}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裁定认定：6月6日，曹际样以莒县建筑安装工程总公司的名义与原告签订了租赁合同，约定原告租赁给莒县建筑安装工程总公司各种建筑设备，莒县建筑安装工程总公司按约定支付租赁费。工程建设律师发现，合同上租用方加盖了莒县建筑安装工程总公司合同专用章。万杰集团为被告莒县建筑安装工程总公司出具担保书，约定所租物品的价值及租赁费由其担保承付，在工程造价费中代扣。

山东省莒县建筑安装工程总公司于5月24日注销，其债权债务由其改制后的{公司3}处理。

原审法院认为，原告与曹际样签订的租赁合同租用方虽然加盖了莒县建筑安装工程总公司合同专用章，但由于改制后的{公司3}对该印章不予认可，原告也未提供足以证明曹际样经山东省莒县建筑安装工程总公司授权的证据，故原告主张与山东省莒县建筑安装工程总公司签订租赁合同及存在债权债务关系的主张不能成立，原告应向有关直接责任人主张权利，{公司3}不应作为本案的被告承担责任，不具备本案被告的主体资格。原告以{公司6}为山东省莒县建筑安装工程总公司提供保证为由而要求其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缺乏相应的事实和理由，不符合法律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百三十九条的规定，裁定驳回原告{公司10}的起诉，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公司10}负担。

上诉人{公司10}在二审中以原审裁定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为由，请求依法撤销一审裁定，发回重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

被上诉人{公司3}以原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为由，请求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维持原裁定。

被上诉人{公司6}以原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为由，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院经审理认为，上诉人{公司10}以万杰集团为莒县建筑安装工程总公司提供的经济担保书为由，起诉{公司6}承担连带担保责任符合法律规定，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成立，应予采纳。

建设工程合同纠纷

中冶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并姚晋川董事长：滨河新区是宁夏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的核心区，是银川市产业转型升级的主战场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书记李建华，政府主席咸辉，自治区党委、市委书记徐广国，市长白尚成等区市领导高度重视和关心支持新区发展，今年全区县域经济观摩会银川六个县(市)区共计观摩点只有七个，而滨河新区就占了四个。在观摩点确定后，滨河新区按照银川市委、政府的要求，开展了大干100天冲刺县域经济观摩竞赛活动。

作为滨河新区施工建设的主力军，中冶建工集团旗下所有分公司，主动放弃双休日、中秋节、国庆节长假等休息时间，倒排工期，全力以赴，发扬白加黑、五加二的实干精神，加班加点，抢工期、抢进度，特别是在工程建设的关键时期，中冶建工集团姚晋川董事长亲自过问施工进度，亲自调度资金安排，有力保障了工程项目的顺利推进，确保了自治区观摩点项目顺利完成和观摩点沿线项目顺利推进，为滨河新区和银川市增了光、添了彩，充分体现了中冶建工集团全体干部职工作为“国字号”企业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的良好品质。

2016年10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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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案例分析

合同。

纠纷，是指因合同的生效、解释、履行、变更、终止等行为而引起的合同当事人的所有争议。合同纠纷的内容主要表现在争议主体对于导致合同法律关系产生、变更与消灭的法律事实以及法律关系的内容有着不同的观点与看法。合同纠纷的范围涵盖了一项合同的从成立到终止的整个过程。以下是本站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案例相关分析。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原告：于某。

被告一、物流公司。

被告二、史某。

被告三、李某。

被告四、保险公司a。

被告五、保险公司b。

【案情介绍】。

20xx年4月1日，于某驾车c去外地送货，由于于某感觉较困，把车交给同车的史某驾驶，史某无驾驶证，在途中与d车发生交通事故，经过交警对事故的认定，史某负事故的全部责任。

史某同李某为合伙，但没有书面协议，以史某名义办理有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史某有物流公司的任何经理书，有合作协议双方对运费的分成比例，对运费双方四六分。

c车在保险公司a办理有交强险，d车在保险公司b处办理有交强险。

于某因交通事故损失达十五万元，以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被告承担赔偿责任。

【答辩】。

1、物流公司：我公司不是侵权人，本案是交通事故纠纷，不是劳动纠纷，我公司不承担责任。

2、史某：我现在还有三万元的医疗费，我已经垫会过五万元，我不应再承担责任。另外我同物流公司是挂靠关系，物流公司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3、李某：我同史某没有合伙协议，我不应当承担责任。

4、保险公司a：我公司不是侵权人，交强险属于第三责任险，我公司只能对被保险车辆以外的财产及人身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5、保险公司b：我公司保险车辆没有责任，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该案目前还没有判决，但通过法律我们可以这样分析，原告起诉五被告，以交通事故特殊侵权是比较好的方法，这样受害人的所有损失，自己不用承担，如果以雇佣关系，由于自己有过错，自己还要担一部分责任。但是如果以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其全部损失肯定被告要承担，具体承担多少或者哪几位被告承担，这是另一回事。

保险公司a不承担责任。

保险公司b应当在交强险范围内以无责任而承担120xx元的赔偿责任。

李某不承担责任，没有相关的证据证明他具有合伙关系。

史某与物流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对于某的所有损失进行赔偿。理由是物流公司同史某有合作关系，物流公司应当在受益的范围内同史某承担责任。但是其责任的主体是以史某承担责任为前提。

本次事故的全部责任主要还是应当由史某来承担。

此间《银川晚报》以“免费乘车出事故这个责任驾车人该不该负?”为题，就一起免费乘车因事故致残的赔偿责任认定做了报道。免费乘车致残人无过错，驾驶员存在主要过错，第三方责任人存在次要责任。由此，一起拖了一年半之久的赔偿问题因此得以解决。

事情起因于在20xx年12月19日。当日晚9时许，国营某泉营农场职工白凤山在搭乘本场职工王某元驾驶的微型面包车自青铜峡树新林场回某泉营家的途中，在110国道163公里+250米处与一辆刚刚因发生事故被交警从路基下用吊车吊至路面的145型东风货车相撞。在此次事故中，乘车人白凤山右腿胫骨平台骨折，右膑腱断裂，右眼眶骨折，右眼睑皮肤裂伤。

车祸发生后，白凤山找到王某元，要求其支付一定数额的医疗费用。王某元付了4000元后，对白凤山的继续支付要求予以拒绝。

王某元也是一肚子苦水。据王某元讲，事故发生当天，他到树新林场拉亲戚回某泉营，恰巧碰上白凤山，白提出将他捎带上回家。考虑到都是本场职工，便没有拒绝，且没打算收费。没想到，发生车祸后自己却要承担一笔数额不少的赔偿，王某元觉得有些冤。

但白凤山对于“白拉”的说法予以否定。白凤山说，虽然同是本场职工，当时在乘车前双方谁也未提及“车费”的事，但他原本打算回到家下车时会酌情支付给王某元一定费用，不会让他“白拉”的。

矛盾就此产生，对是否“白拉”，谁负主要责任及赔偿等问题，双方各持己见。20xx每年5月20日，银川市西夏区交警部门对这一交通事故的责任做了如下认定：

根据《道路交通管理条例》第48条之规定：车辆发生故障后不能行驶，须立即报告附近的交通警察，或自行将车移开;故障车须移至不妨碍交通的地点，并须在车身后设置警示标志或开危险信号灯，夜间还须开示尾灯或设置明显标志(即三角警示牌)。交警队据此将20xx年12月19日交通事故的第三方追加为责任人。警方认为：第三方责任人马某杰所驾驶的“东风”145型货车被交警从路基下用吊车吊到路面停放在马路一侧后，第三方责任人马某杰并未听从交通警察令其尽快将车移离现场，避免发生意外的忠告，对该车未设置任何警示标志，也未开示危险信号灯，在本起事故中应承担次要责任;微型面包车驾驶员王某元驾车过程中对前方观察不周，事故发生时未采取任何制动措施，违反《道路交通管理条例》第7条之规定，在本起事故中应负主要责任;乘车人白凤山无责任。

银川市西夏区交警部门对此案的解释是，作为驾驶员，王某元有责任保证所有乘车人的安全，不论是否收取运费;当然也有权利拒绝搭乘，因此在本起事故中认定王某元负事故主要责任并无不妥。

而作为故障车辆的驾驶员马某杰，因没能及时将故障车移至不妨碍交通的地点，对其来说也是一个教训。许多司机在这方面的安全意识较差，往往是车辆发生故障后，司机仅搬几块石头或几棵稻草、麦柴将事故现场“圈”起来，就算是警示标志，这种做法等于设置了路障，极易造成新的事故发生。

一位男青年乘坐出租车时从车上摔下后不治身亡，出租车司机不停车救人反倒疾驰而去。乘客的父母以人身损害赔偿为由，将出租车公司告上法庭，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最近作出一审判决，要求被告上海江桥出租汽车有限公司赔偿32万余元。

20xx年9月20日下午5时左右，原告王先生夫妇22岁的儿子小王在上海浦东新区坐上了江桥公司属下的一辆出租车。15分钟后，小王与驾驶员许某发生纠纷，许某下车与乘坐在副驾驶座位上的小王互有推搡拉扯动作。此后许某开动车辆，车行约200米时小王从车中摔出，许某没有停车，而是继续驾驶车辆开到公安机关陈述情况。路人发现有人从车中摔出后立即报警。警察将小王送到医院时，发现他已经死亡。经法医鉴定，身亡原因是摔跌导致脑颅损伤。事情发生后，江桥公司向原告支付了人民币2.4万元。

小王是王先生夫妇的独子。王先生在法庭上陈述说，爱子出门时还谈笑风生，丧子之痛让他们夫妻俩悲痛欲绝。司机许某在事发当时有手机有车辆，却漠然视之，见死不救，实在令人愤慨。江桥公司的工作人员未将他们的儿子安全送达目的地，且在事发后未停车抢救，江桥公司应承担侵权赔偿责任。

被告江桥出租汽车公司则辩称，他们对原告之子并没有任何侵权行为，原告儿子的死亡与他们没有直接因果关系，故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

法院审理后认为，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受法律保护。原告之子小王乘坐被告公司的出租车，双方形成了客运服务合同关系。在合同履行时发生纠纷，导致乘客死亡，原告选择侵权之诉，自然应当准许。从事高速运输工具等高度危险作业，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如能证明损害是受害人故意造成的，不承担民事责任。

对原告提供的各类赔偿依据，法院经过仔细质证与核对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二十三条的规定，判决被告赔偿原告各类费用共计人民币32万余元。

法官说法：审理此案的法官告诉记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高度危险作业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由加害人就受害人故意造成损害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民事诉讼的举证原则一般是“谁主张，谁举证”，但包括这一项在内的8种民事诉讼是“举证责任倒置”。

本案中，许某与原告之子发生纠纷后，许某未能采取合理的方式解决纠纷，而选择实施了继续驾车的高度危险行为，最终导致乘客摔出车辆而死亡的后果，对此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被告未能举证证明损害后果是乘客故意造成的，故被告不能减轻或者免除责任。鉴于许某是履行职务行为时造成原告之子死亡的，原告要求被告公司承担赔偿责任，符合法律规定，依法可予准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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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开发合同纠纷案例分析

甲、乙公司有长期的业务往来关系，李某系甲公司的一名采购员，一直负责与乙公司进行接洽并签订采购合同。3月，乙公司交付的一批货物质量不合格，按照双方在合同中的事先约定，甲公司有权扣除20%货款。但李某于203月15日与乙公司签署了货款确认书（未加盖甲公司公章），其中未扣款。不久，乙公司向甲公司出示该货款确认书，要求甲公司支付全部货款。甲公司以李某的行为超越了代理权限且代理书上未加盖公司印章为由拒绝清偿应扣除的货款。乙公司遂诉至法院，要求甲公司立即情场全部货款。

试问：乙公司要求甲公司清偿全部债务的诉求能否得到支持？

释：本案争议的焦点是李某在货款确认书上的签字行为是否能代表公司，是否具有合法效力。如果李某的签字能代表公司且具有合法效力，则甲公司依法应向乙公司支付全部货款；如果李某的`签字行为不能代表公司，公司有权不予认可。

本案中，甲公司自称公司内部对李某的签字效力及范围有限制，但并不能出示证据证明将此限制告知了乙公司，且李某担任甲公司的采购员，一直代表甲公司与乙公司进行业务往来，乙公司有理由相信李某就货款确认一事享有签字确认的权利，其签字行为可代表甲公司。法院最终判决李某就货款确认一事享有签字确认的权利，其签字行为可代表甲公司，合法有效。甲公司应当承担该签字行为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应向乙公司支付全部货款。

商业实践中表见代理行为还有：将公章交给他人保管，而保管人私下对外使用公章；给他人的授权和委托书中未写清楚授权事项、授权范围，导致被授权人滥用授权等。对于表见代理，法律规定其后果均由“本人”承担，如公章上刻名单位、签发授权书的授权人等。因此，在经营活动中，企业应严格规范授权委托书的签发，出具时应明确授权的具体事项、授权的权限、时间期限等内容；在授权期限届满或提前取消授权时，企业应当及时通知相关的客户；企业应建立严密的公章、合同等企业专属书品保密机制，防范恶意代理的发生，以免遭致法律纠纷。

房地产开发合同纠纷案例分析

此间《银川晚报》以“免费乘车出事故这个责任驾车人该不该负?”为题，就一起免费乘车因事故致残的赔偿责任认定做了报道。免费乘车致残人无过错，驾驶员存在主要过错，第三方责任人存在次要责任。由此，一起拖了一年半之久的赔偿问题因此得以解决。

事情起因于在12月19日。当日晚9时许，国营某泉营农场职工白凤山在搭乘本场职工王某元驾驶的微型面包车自青铜峡树新林场回某泉营家的途中，在110国道163公里+250米处与一辆刚刚因发生事故被交警从路基下用吊车吊至路面的145型东风货车相撞。在此次事故中，乘车人白凤山右腿胫骨平台骨折，右膑腱断裂，右眼眶骨折，右眼睑皮肤裂伤。

车祸发生后，白凤山找到王某元，要求其支付一定数额的医疗费用。王某元付了4000元后，对白凤山的继续支付要求予以拒绝。

王某元也是一肚子苦水。据王某元讲，事故发生当天，他到树新林场拉亲戚回某泉营，恰巧碰上白凤山，白提出将他捎带上回家。考虑到都是本场职工，便没有拒绝，且没打算收费。没想到，发生车祸后自己却要承担一笔数额不少的赔偿，王某元觉得有些冤。

但白凤山对于“白拉”的说法予以否定。白凤山说，虽然同是本场职工，当时在乘车前双方谁也未提及“车费”的事，但他原本打算回到家下车时会酌情支付给王某元一定费用，不会让他“白拉”的。

矛盾就此产生，对是否“白拉”，谁负主要责任及赔偿等问题，双方各持己见。每年5月20日，银川市西夏区交警部门对这一交通事故的责任做了如下认定：

根据《道路交通管理条例》第48条之规定：车辆发生故障后不能行驶，须立即报告附近的交通警察，或自行将车移开;故障车须移至不妨碍交通的地点，并须在车身后设置警示标志或开危险信号灯，夜间还须开示尾灯或设置明显标志(即三角警示牌)。交警队据此将月19日交通事故的第三方追加为责任人。警方认为：第三方责任人马某杰所驾驶的“东风”145型货车被交警从路基下用吊车吊到路面停放在马路一侧后，第三方责任人马某杰并未听从交通警察令其尽快将车移离现场，避免发生意外的忠告，对该车未设置任何警示标志，也未开示危险信号灯，在本起事故中应承担次要责任;微型面包车驾驶员王某元驾车过程中对前方观察不周，事故发生时未采取任何制动措施，违反《道路交通管理条例》第7条之规定，在本起事故中应负主要责任;乘车人白凤山无责任。

银川市西夏区交警部门对此案的解释是，作为驾驶员，王某元有责任保证所有乘车人的安全，不论是否收取运费;当然也有权利拒绝搭乘，因此在本起事故中认定王某元负事故主要责任并无不妥。

而作为故障车辆的驾驶员马某杰，因没能及时将故障车移至不妨碍交通的地点，对其来说也是一个教训。许多司机在这方面的安全意识较差，往往是车辆发生故障后，司机仅搬几块石头或几棵稻草、麦柴将事故现场“圈”起来，就算是警示标志，这种做法等于设置了路障，极易造成新的事故发生。

借贷合同纠纷案例分析

辩状是被告(人)、被反诉人、被上诉人、被申请(诉)人针对起诉状、反诉状、上诉状、再审申请(诉)书的内容，在法定期限内根据事实和法律进行回答和辩驳的文书，是诉状中使用频率最高的文种之一。

答辩人：彭子富性别：男。

民族：汉。

出生年月：1978年06月出生。

地址：xxx电话：xxx。

被答辩人：周言稳。

性别：男。

民族：汉族出生年月：1967年06月出生住址：xxx。

答辩请求：

答辩人彭子富因被答辩人周言稳诉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由贵院受理，答辩人现就被答辩人诉请发表如下答辩意见：

一、驳回原告周言稳诉请偿还从xx年6月24日至xx年9月2日之间的利息;。

二、驳回原告请求被告支付全部诉讼费用。

事实和理由：

按照《合同法》的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

”即借条上对利息没有约定的，出借人若主张该借款期间的利息的诉讼请求，人民法院是不支持。

前述借款;但是，在二者借款的合同中并未约定答辩人原该向被答辩人支付利息，有鉴于此，根据《合同法》之相关规定，答辩人在xx年6月24日至xx年9月2日之间，不负有向被答辩人支付利息的义务,此其一;其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九条规定：“公民之间的定期无息借款，出借人要求借款人偿付逾期利息，或者不定期无息借贷经催告不还，出借人要求偿付催告后利息的，可参照银行同类贷款的利率计息。

”据此可见，在本案中，在xx年9月2日即借款逾期后，出借人周言稳才有权要求借款人偿付逾期后的利息，且是按银行同类贷款利率计息来计算。

综上所述，原告的诉求于法无据，请求人民法院查明事实，秉公处理，以维护答辩人的合法权益。

此致

安徽省芜湖市人民法院。

答辩人：

20xx年x月x日。

附：本答辩状副本1份。

答辩人：陈某，男，19年月日生，汉族，住省县镇号。

被答辩人：王某，女，19年月日生，汉族，住省县号。

答辩人就被答辩人所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具体答辩如下：

被答辩人所称答辩人因家庭生活用钱向被答辩人借款人民币三万元这一说法与实际情况完全不符。

事实是被答辩人向答辩人支付工资款，且被答辩人至今尚欠答辩人工资款人民币四万元。

xx年4月，答辩人经李某介绍，承包由被答辩人王某等3人(以下简称工程甲方)转承包的位于的部分工程，具体负责4号楼的土工工程施工。

工程甲方承诺于工程结束后一个月内向答辩人支付全部工程款七万元。

工程于xx年5月20日完工后，工程甲方仅支付工资款三万元，尚欠答辩人四万元工资款未支付。

此后答辩人多次催促被答辩人等工程甲方对工程予以结算，以便支付剩余工程款，工程甲方始终不予理睬。

xx年8月30日，答辩人找到工程甲方三人，再次要求对工程给予结算并支付剩余工程款。

工程甲方称，如答辩人要取得剩余工程款，必须签订相应协议，要求答辩人承担工程质量验收不合格的全部责任及业主托款或扣除工程款的全部责任。

在工程甲方三人的胁迫下，答辩人迫于无奈，与工程甲方签订了显失公平的协议书。

此后，被答辩人王某手写借条，要求答辩人将其从被答辩人处已领取的三万元工资款描述为欠款，并要求答辩人签字，口头称工资款正式结算要等验收后。

综上，被答辩人在诉讼中所称借款根本不存在，三万元应当为被答辩人向答辩人支付的工资款。

现被答辩人恶意歪曲事实，利用答辩人急于取回剩余工资款的急迫心情，胁迫答辩人签下显示公平的协议书及颠倒黑白的借据。

对于答辩人这一极不诚信的行为，请法官予以明察。

恳请法院驳回被答辩人的全部诉讼请求。

此致

市人民法院。

答辩人：

附：证据材料份。

答辩人(被告)：翟烈高，男，1962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住南宁市良庆区五象大道17号宿舍。

委托代理人：吴昕蔚，广西广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答辩人(原告)：伍某某，男。

答辩人就被答辩人伍某某诉答辩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提出答辩如下：

被答辩人诉称答辩人向其借款30万元一事纯属虚构，理由如下：

一、答辩人认为，本案并非简单的民间借贷纠纷，而是案情复杂、双方权利义务关系不明确且对责任的承担问题存在重大争议的民事纠纷。

答辩人与被答辩人并非朋友关系，该笔汇款亦非简单的民间借贷关系，双方其实是间接通过翟可琼而进行的工程合作关系，在该笔款项汇入前双方互不相识，被答辩人汇入答辩人帐号的30万元并非借款，而是翟可琼与被答辩人共同付给答辩人先期垫付的工程前期投入的费用(包括工程投标费用)及二人自愿付给答辩人的工程可预期的利润。

被答辩人违反诚信原则，违背客观事实，企图通过汇款单再捞一笔不义之财。

另，在没有能提供充分证实借贷关系的借条或欠条的情况下，仅凭一份银行汇款单就认定是原告借钱给被告是远远不够的，相反，被告也可以说是原告之前借被告的钱，而汇款给被告是还钱给被告。

所以，对于双方有争议的借贷纠纷，光凭一份汇款单还不能证明是借贷关系，还要结合其他证据(例如证人证言、录音材料等)形成一个完整证据链才能充分证实。

二、本案客观事实如下：

答辩人以所在的公司---广西南宁环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的名义向发包单位广西明阳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投标，取得广西明阳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热电厂主厂房工程”(下简称热电厂工程)的建设项目承包权。

由于答辩人工程繁多忙不过来，便找到翟可琼合作，把此建设项目转给翟可琼来负责施工。

翟可琼又找到答辩人根本不认识的被答辩人一起合作共同施工。

由于答辩人在热电厂工程的投标工作中付出了巨大努力，并在参加热电厂工程的投标工作中支出了十几万元的投标费用。

答辩人的翟可琼在接手这项工程后便答应给付答辩人先垫付的'投标费用，考虑到承建该工程有利可赚，翟可琼并答应提前给付答辩人一部分工程利润，这两项合计总共为343380元。

由于当时翟可琼找到被答辩人合作并把答辩人的帐户提供给了被答辩人，于是，这笔钱便由被答辩人汇入到答辩人的帐户中。

事实上，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从未认识也从未有过任何的业务往来或经济往来。

借贷合同纠纷案例分析

()双民二初字第某号。

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有限责任公司双峰县支行，住所地：双峰县永丰镇城某大道。法定代表人金某，该行行长。委托代理人贺某，湖南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曾某，男，1963年1月22日生，汉族，居民，住双峰县蛇形山镇高塘村某村民组，身份证号码：xxxxxxxxxxxxxxxxxxx。

被告胡某(系被告曾某之妻)，女，1965年5月13日生，汉族，居民，住址同上。身份证号码：xxxxxxxxxxxxxxxxxxx。

被告谢某，男，1968年8月23日生，汉族，居民，住双峰县蛇形山镇龙潭江村天竹村民组，身份证号码：xxxxxxxxxxxxxxxxxxx。

被告尹某，男，1970年2月5日生，汉族，居民，住双峰县印塘乡宋江村某村民组，身份证号码：xxxxxxxxxxxxxxxxxxx。

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有限责任公司双峰县支行(以下简称双峰县邮政银行)与被告曾某、胡某、谢某、尹某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栗，本院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吴春前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康某、邓某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双峰县邮政银行的委托代理人贺某、被告曾某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胡某、谢某、尹某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进行了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被告曾某、谢某、尹某于2010年9月28日自愿成立了联保小组共同与原告签订了小额贷款联保协议书》及补充协议，约定任一被告自愿为原告向联保小组其他成员发放的贷款本金、利息、罚息及原告为实现债权的费用承担连带责任保证。同日被告曾某、胡某以“进购货物”为由向原告借款10万元。并签订了《小额联保借款合同》约定：“年利率为14.4%，期限为12个月;还款方式为“阶段性等额本息还款法”，违约责任等。原告按约向被告曾某、胡某发放了贷款本金10万元。事后，被告曾祖风、胡某未按约履行还款义务，至208月28日止，尚欠原告贷款本金78696.18，利息(含罚息)6928.87元，经原告多次派员催收未果，给原告造成催收损失600元。起诉要求被告曾某、胡某偿还原告本息合计85625.05元及后段利息、罚息，支付催收费用600元，由被告谢某、尹某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原告双峰县邮政银行为支持其诉讼主张，在举证期间内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

6、逾期金额表，用以证明被告曾某、胡某逾期贷款本息情况的事实。

被告曾某辩称：借款是实，但目前经济困难，无力偿还。

被告胡某、谢某、尹某未作答辩。

被告曾祖风、胡某、谢某、尹某在举证期限内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经庭审质证，本院对原告提交的证据作如下确认;。

原告所提交的证据1、2、3、4、5、6经本院与原件核对无异，被告曾祖风不持异议，符合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本院予以确认。

经审理查明：被告曾某、胡某系夫妻，在其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被告曾某、谢某、尹某与原告双峰县邮政银行于2010年9月28日签订了《小额贷款联保协议书》及补充协议，双方约定：乙方成员(曾某、谢某、尹某)自愿成立联保小组，从2010年9月28日起至2012年9月28日止，甲方(双峰县邮政银行)可以根据乙方任一小组成员的申请，签订多次借款合同，在单一借款人最高贷款不超过人民币10万元且联合小组合计贷款余额人民币30万元内发放贷款，乙方任一成员国自愿为甲方向联保小组其他成员发放的贷款提供连带担保责任，甲方与乙方任一成员签订借款合同时，不需要逐笔办理保证手续，乙方其他成员均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保证期间从借款之日起至借款到期后二年，借款人申请展期或延期的，联保小组成员继续承担保证责任，保证期间顺延至展期或延期贷款到期后二年，保证范围包括借款的本金、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因借款人违约致使贷款人采取诉讼方式所支付的律师费、差旅费及贷款人为实现债权的其他费用。

被告曾祖风于2010年9月28日与原告订立了《小额联保借款合同》，双方约定：由原告双峰县邮政银行向被告曾祖风发放贷款10万元，年利率14.4%，借款期限从2010年9月28日至2011年9月28日，还款方式为阶段性等额本息还款法，即贷款前三个月按月偿还当月利息，此后按等额本息还款法偿还，若借款人不按期归还本息的，从逾期之日起加收50%的罚息，原告有权提前收回尚未到期的贷款，并要求借款人承担赔偿责任。被告胡某书面承诺对被告曾某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原告发放贷款后，被告曾某仅偿还部份贷款本息，至2011年8月28日止，被告曾祖风尚欠原告贷款本金78696.18元，利息6928.87元，原告为催收逾期贷款本息，支出费用600元。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1、在合同履行期限尚未全部届满前，原告双峰县邮政银行是否有权要求被告曾某、胡某偿还全部贷款本息并支付催讨费用;2、被告谢某、尹卫国是否应当承担保证责任。原告双峰县邮政银行与被告曾某签订的《小额联保借款合同》合法有效，受法律保护，被告曾某未按合同约定清偿原告贷款本息显属违约，原告有权依照合同约定提前收回被告曾祖风尚未到期的贷款。因被告曾某未按约偿还原告贷款本息，原告多次派员向被告催讨，所花费的催讨费用600元，被告曾祖风对此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被告胡某、曾某系夫妻关系，该债务发生在其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属夫妻共同债务，应由被告曾祖风、胡某共同偿还。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规定：连带保证责任的债务在主合同规定的债务履行期间没有履行债务的，也可以要求其保证人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被告曾某、谢某、尹某与原告签订的《小额贷款联保协议书》及补充协议约定：被告谢某、尹某为被告曾某的借款本金及利息、罚息、实现债权的费用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且承诺对被告曾某的借款承担共同偿还责任，被告谢某、尹某理应对被告曾某、胡某所应承担的借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谢某、尹卫国在承担连带责任后，有权向被告曾某、胡某追偿。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曾某、胡某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有限责任公司双峰县支行贷款本金78696.18元，至8月28日的利息6928.87元，支付催讨费用600元，从2011年8月29日起的利息、罚息按原、被告约定的利率另行计算至本判决所指定的履行期间届满时止。

二、被告谢某、尹某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谢某、尹某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曾某、胡某追偿。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000元，由被告曾某、胡某、谢某、尹某负担。

如不服从本判决，可在本判决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通过本院或直接向娄底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娄底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吴春前。

人民陪审员康某。

人民陪审员邓某。

二0一一年九月八日。

借贷合同纠纷案例分析

审判长、审判员：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58条之规定，我接受本案当事人的委托，担任本案当事人贾楠的诉讼代理人。接受委托之后，本诉讼代理人进行了阅卷并进行了全面调查，今天又参加了庭审，对于该案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根据法律和事实，本诉讼代理人发表如下代理意见，请合议庭在合议时能予以考虑：

被告是否将借款17万还给原告是本案的存疑事实。

原告证据一、证据二、证据三、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且借贷关系成立，借据合法有效，且原告就借贷关系提供了充分的证据。而被告主张的“收条”不具有客观性真实性、合法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由被告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后果。具体理由如下：

一、从还款能力分析伊梦云有无还款的可能性进而分析还款收据的真实性。

根据原告证据二表明，被告并无偿还能力，在短期内还款显然与事实、常识不符。既然被告主张已还款，被告却没有就还款方式、时间、地点以及还款转账单予以举证。如果以向第三人借款的方式偿还，也没有提供向第三人借还款的证据(账目明细及转账单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被告不能举证，则应承担不利后果。因此，伊梦云应该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二、从收据的一般书写习惯分析“收条”欠缺客观、真实性。

本案借款数目为17万，对于原被告都是不小的数字，然而，被告主张还款证据“收条”却极其不规范，除签名为原告所写外，其余均为被告自己的笔迹，此外，不仅未写明具体的还款日期，收条上也有其他涂鸦，极其不符合一般收据的书写习惯，此外，被告与原告共同生活过，收集到带有原告签名的纸条不难，利用原告的签名伪造“收条”的条件非常便利。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因此，在“收条”存在重大瑕疵的情况下，其证明力不能与正常的收据等同，不足以证明被告主张已还款的事实，应有被告承担举证责任的不利后果。

三、被告证人证言的证明力不足以作为认定被告已经还款的根据。即便收条具有一定的真实性，但因还款“收条”仅存在还款合意，不能证明还款事实的存在。被告不能提供其他还款事实证据的前提下，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而且，证人系被告的好友，在证人不能提供与被告存在借款事实相关的证据(如，被告于证人之间的借款账目明细往来)以证明被告确实还款的前提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下列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一)未成年人所作的与其年龄和智力状况不相当的证言;。

(二)与一方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出具的证言;”单凭被告提供的证人、证言不能认定被告证人存在借款事实，因此，此“收条”不能单独作为认定被告还款事实的依据。

综上所述：

原告提供的证据相较被告提供的证据而言，更为客观、充分、确实，其证明力明显更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第一款“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即：认定原告提供的证据，并将其作为定案的依据，并依此请求判决被告归还原告17万欠款。

综上所述，代理人认为，为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恳请合议庭综合考虑以上代理意见，依法公正判决。

诉讼代理人：王艳燕。

借贷合同纠纷案例分析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律师事务所依法接受魏某xx的委托，指派我们担任其与孙某xx借贷纠纷一案的一审诉讼代理人。现在法庭调查的基础上结合相关法律，就争议焦点问题，提出如下代理意见，供法庭参考：

一、本案两笔借款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被告魏某xx无须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1、第一次庭审中，被告吴某xx承认其与原告已明确约定本案债务由被告吴某xx个人偿还，只是现在苦于缺乏还债能力。结合20**年被告吴某xx、魏某xx签订的《离婚协议书》内未提及本案借款，也没有约定双方有共同债务，可见，被告魏某xx对涉案借款不知情，依法也无需对本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财产或权益。因此对该司法解释理解时，应回归立法，忠于立法，采用体系解释和目的解释。我国婚姻法第41条规定：“离婚时，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应当共同偿还”。可见，“为夫妻共同生活”，是夫妻共同债务的本质特征，“为夫妻共同生活”应考虑主、客观两个标准判断：第一，夫妻有无共同举债的合意;第二，夫妻是否分享了债务所带来的利益。若不符合此两个判断标准即不属于“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债务。婚姻法解释二是对婚姻法第41条的解释与细化，不能脱离婚姻法第41条的基础，也就是说，婚姻法解释二第24条的适用，应当以符合夫妻共同债务的本质为前提，即只有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在没有两种例外情形时，才能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而不是任何性质的债务都可以作为夫妻共同债务处理。最高院吴****法官分别在《人民司法》第7期、第1期发表《有关婚姻家庭案件的问题探讨》、《当前婚姻家庭案件中的疑难问题探析》以及在其负责具体起草的婚姻法解释三中，都采用不能直接适用婚姻法解释二第24条的观点。浙江省高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19条也规定“„„日常生活需要是指夫妻双方及其共同生活的未成年子女在日常生活中的必要事项，包括日用品购买、医疗服务、子女教育、日常文化消费等。夫妻一方超出日常生活需要范围负债的，应认定为个人债务„„”。可见，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的前提是该债务是否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已是当前主流观点。

庭审中被告吴某xx与原告均已确认借条上的内容包括“魏某xx”签名均系为被告吴某xx个人所为，被告魏某xx对本案借款是毫不知情，事后也没有追认，不存在共同借款的合意。最高院婚姻法解释一第17条规定：“夫或妻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对夫妻共同财产做重要处理决定，夫妻双方应当平等协商，取得一致意见。他人有理由相信其为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另一方不得以不同意或不知道为由对抗善意第三人”。据此，夫妻之间只能就“日常生活需要”具有代理权，非因日常生活需要所作出的有关财产方面的重要决定，应当经另一方同意;否则，对另一方无约束力。第三人“有理由相信其为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应由第三人举证证明，只有第三人能够证明“他有理由相信其为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另一方才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本案借贷数额较大，就被告魏某xx、吴某xx当时家庭生活困难的状况而言，显然超出了家事代理的范畴，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规定“对代理权发生争议的，由主张有代理权一方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而被告吴某xx没有证据证明其有代理权，因而，本案债务对被告魏某xx不具有约束力。另外，假若本案确是被告吴某xx与魏某xx夫妻共同向原告借款，那原告本应该要求被告魏某xx在借条上签字或盖手印或有魏某xx的授权书，而不是让他人在借条上冒签，原告在明知共同举债人应在借条上共同签字，明知冒签他人名字是违反法律且没有法律效力的情况下而故意为之，显然，原告不属于善意第三人，本案两张借条是在原告不在场，甚至是原告与被告吴某xx恶意串通下的举债，被告魏某xx不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此其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