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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对于古代文学的重视程度,造就了古代文学教学的高要求,不仅仅要求学生们能够掌握到足够的古代文学知识,还要有足够的文学素养。中国是一个古代文学发展相当兴盛的国度,对于古代文学的探索从未停止过。
大众化时代，使很多学生觉得古典文学的学习不仅枯燥乏味，而且还对现实的职业化没有太大的帮助，这样会无形中增加讲课的难度。
而作为汉语言文学中最重要的专业课之一的古文学，仍然有众多的群众基础。
据相关调查显示，有超半数以上的学生对古文学中的唐宋文学比较感兴趣。
而如何让这门课程在课堂上产生强烈的吸引力，教师的教学方法非常主要。
教师应从自身出发，改变教学思路，使课堂教学的趣味性提高，帮助学生学好这门课程。
一、引入情境，制造悬念。
为了使古代文学对学生产生一定的吸引力，教师应善于在课堂引入情境、制造悬念。
大学生已经具有一定的古典文学基础，教师针对学生耳熟能详的一些名篇，应将作品鲜为人知的内涵更多的挖掘出来，将一些有争议性的问题引入，并对更多的资料进行搜集，尽量给学生带来新鲜感，将学生原有的认识颠覆。
如孟浩然的《春晓》，教师在讲解的过程中，可围绕“落花”“风雨”的意向内涵，讲解“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的诗句，究竟是表示喜悦，还是代表忧伤?和宋词相比较，区别究竟在哪里?通过这样的讲解，会取得意想不到的教学效果。
再如，杜牧的《江南春绝》的“千里莺啼绿映红”的诗句，很多人都有争议，认为此句描写失真，谁人见得千里绿映红?谁人听得千里莺啼?教师可以此为切入点，通过引出质疑，抓住学生的好奇心，并提出如何更好地理解该问题。
这种如抖包袱的讲解方式，不但能将学生视野开阔，还能更好地理解文学的本质，让陈旧的内容更加富有新意，将学生学习古文学的兴趣激发出来，这比单纯的讲解写作特点和对作品主旨的提问等，能发挥事半功倍的效果。
二、变换角度，转变思维。
教师在古代文学课堂上，对于作家作品的讲解，需要不断变换角度、转换思维。
如李白、白居易、李清照等作家，都是学生非常喜爱和熟悉的，这样教师讲课会比较轻松。
但对于一些不容易被大学生所接受和了解的，如韩愈和杜甫等，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却非常的突出。
这就需要在讲课的过程中，不断转换角度，对作品中的特征进行挖掘，以此增加作品的感染力。
很多学生对李白的仙风道骨和潇洒飘逸非常崇拜，而认为杜甫总是悲悲戚戚、让人伤感，所以，对杜甫的诗歌不喜欢。
这就需要教师在讲课的过程中有效引导，而不应该仅仅是局限于杜甫诗歌的政治性和那种忧国忧民的诗史，通过围绕杜甫“情圣”的特点，对其热爱国家、人民和妻儿的真挚情感进行分析，并和李白进行比较，分析两个人对情感的表达方式和对亲朋的态度，这样会使学生对杜甫更容易接受和理解，进而对杜甫人格、品行更加尊重。
在对韩愈诗歌的研究中，学生也难认同其诗歌中古怪的意向，因此教师在讲授时，可独辟蹊径，从诗歌创作的动机出发，对作者矛盾的心理和躁动的性格进行分析。
通过了解作者的心理，而对诗歌外在表象的成因更好地掌握，进而对作者的诗歌和人品进行更深入的了解。
由此可见，教师只有变换常规的.角度，从不同的切入点入手，才能使教学更有新意，在将学生的学习兴趣激发出来的同时，来实现最佳的教学效果。
三、要使古典文学的教学更加富有生活化气息。
在古典文学教学时，应有机结合现代生活和古典文化，通过总结文学现象，并且从实际情况出发进行阐述，才会产生良好的教学效果。
在唐诗教学中，为了能对李白诗歌的夸张与想象进行形象的阐述，教师可利用多媒体，播放芜湖天门山和庐山瀑布的图片，使学生真正的感受“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的波澜壮阔，并且能更深地领悟，在诗仙眼中“袖口一吐，就是半个盛唐”的奇妙。
在对王之焕的《登鹳雀楼》进行讲解时，可比较大历史时期同题诗。
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尽管是面对同一景象，诗人却有着不同的精神面貌和胸襟气魄，进而产生了不同的境界。
通过对这类古文学的学习，启发学生要加强自我的修养，待人处事时要襟怀宽广，只有不沉湎于自己预设的狭小空间，永远心怀美好，才不会形成抑郁心理。
学生通过正确理解古典文学作品的意蕴和作家心理，可帮助自身形成健康的人格。
在学习古典文学时，教师应适当介绍作家的生平，如陈子昂、李商隐等，尽管满腹才华，却备受打击，但他们在挫折面前却敢于面对、勇于承受。
这样的感性认识，对学生所起到的效果，甚至高过思想政治课的说教。
学生可通过学习唐宋文学而寻找到心灵寄托的净土，并找到摆脱烦恼和减轻压力的方法。
准确和恰当地表达作者的所思所想所感，是唐诗宋词的魅力所在。
同时，用精妙的语言对古今人类所经历的情感和事件进行传达，更是它的魅力所在。
因此，对于古诗词的学习，并且能在日常学习和生活中信手拈来，熟练地运用，不单单能够提高个人学习的动力，同时，还能增添古诗词的魅力，并且使个人的表达能力进一步提升。
心胸开阔是一种境界，妙笔生花是一种才华，出口成章是一种修养，教师应通过古典文学的学习，而使学生成为有才华、有修养、有境界的人。
因此，通过欣赏古典文学，培养学生的审美，并且在运用中不断思考，使学生的思辨能力和欣赏能力进一步提高。
在《唐诗宋词活学活用》这本书中，将唐诗宋词分为九大类，即为人处世、理想抱负、思念情怀、恋情爱意等。
先通过赏析诗词，再对其写作和口才运用进行举例说明，最后对心灵的启发进行探讨。
在唐宋文学教学中，完全可以应用这种模式，不单单是介绍文学知识、解读文本，还需要进行适当的发散思维，从诗词中获得联想和启发，进而更好地在现实生活中运用。
古代文学这门课程，看似枯燥乏味，但教师在课堂上采取有趣和生动的教学方法，依然会使这门课程生趣盎然。
因此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善于制造悬念、引发学生的发散性思维，有机地结合现代生活和古典文学，准确、细致地解读文本。
并以此为基础，围绕作家和作品创设教学情境，在提高课堂趣味性的同时，也不丧失必要的学术性，使古典文学的学习效果进一步增强，并且促进学生学以致用，培养审美能力。
一、适当运用对比教学法。
外国文学作品进行对比，分析它们在文学元素(主题、人物、情节等)的异同;三是对于某些有争议的作品或文学现象，可列举学界的多种观点，让学生对比分析。
笔者认为，在古代文学史的教学中运用对比法，可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拓宽学生的视野，从而收到较好的教学效果。
下面试分述之：第一种情况最适合用于中国古代文学中的世代积累型作品的教学中。
所谓世代积累型是指不同时代的人对同一种题材进行不断加工完善，最后由文人编订而成的作品。
在教学中，教师可以将要讲授的作品与其前代同题材的作品进行对比，让学生思考文本中人物、情节、线索、冲突、主题等文学元素的变化。
如《西厢记》的教学就是比较典型的例子。
众所周知，《西厢记》的故事来源于唐代元稹的《莺莺传》传奇，随后又经历了宋、金、元时期民间和文人的重新阐释。
在教学中，教师可在课前布置学生细读《莺莺传》和《西厢记》，让他们思考《西厢记》是如何在人物、情节、冲突、主题等方面对《莺莺传》进行创新和超越。
接着在课堂上让学生展开讨论，最后，教师再加以点拨和总结。
通过这样操作，不但使教学水到渠成，而且也加深了学生对文本的理解。
这种方法同样适用于学生比较熟悉的文本的教学中。
如汉乐府名篇《陌上桑》，被选入高中语文教材。
摘要：文章认为用西方现代诠释学理论的观点诠释孔子的《论语》是不适宜的，只有借鉴孔子的智慧和方法对其进行解读是比较理想的：第一，从孔子对当下问题的解答中去理解孔子的思想和智慧，而不是仅仅把握其具体的答案;第二，学习“举一反三”和“下学上达”的方法;第三、历史地看待孔子思想，即不把孔子的思想看作是一贯的;第四，诠释《论语》的目标并不是为了简单的回到孔子的智慧本身，而是以期达到既吸收古代先贤圣哲的智慧，又能够适行于当下的思想性内容。
关键词：《论语》;孔子;诠释;经典。
一
几乎每个民族都十分注重对自己的经典(canon)进行不间断的诠释，这不仅仅对探寻与承继前代先贤的圣德和智慧，以挣脱当下的困顿;更重要的是传承各具特色的民族精神，并在各自传统中进行人的教化、塑造。
自从诠释理论传入中国后，很多学者都借之以理解《论语》，甚至将以西方现代诠释学理论作为理解《论语》的基础，或者在解读过程中或隐或现地附和诠释学方法。
但西方现代诠释学的方法是否适宜于《论语》的理解?这里将从诠释学的不同路向开始，分析这一问题。
“现代诠释学真正研究的是诠释学三要素――作者原意、文本原义、与读者领悟之意――之间的关系。
”与此相应，西方诠释学理论大致可分为三种路向：作者中心论诠释学;读者中心论诠释学和文本中心论诠释学。
下面分别阐述借它们理解《论语》之得失。
二
作者中心论诠释学以施莱尔马赫和狄尔泰为代表，他们认为，文本存在的意义在于表达作者的原意，理解就是要排除读者的一切先入之见，去把握作者的原意。
为此，在传统的语义学和考古学方法之外，“解释者通过把他自己的生命性仿佛试验性地置于历史背景之中，从而可能由此暂时强调和加强某一心理过程，让另一心理过程退后，并从中在自身中引起一种对陌生生命的模仿。
”[2](p90)理解旨在揭示文本背后隐含的作者的生命体验和精神状态，通过对消解读者的个体性和历史性，来重建作者的个体性和历史性，以此正确地理解文本的“原意”。
从以上论述可知，作者中心论诠释学认为文本与作者的思想是一致的，或文本完满表达了作者的思想;如果读者通过语义学或考古学的“客观的”方法，辅以“心理移情”的“主观的”方法，就可以理解文本的“原意”亦即还原作者的思想。
但如果我们以此来直面《论语》时，困难便出现了：《论语》文本是孔子在具体场景中的话语的记录，这些记录又是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的记录，在记录中不免加入了记录者本人的话语选择倾向，使得记录形成的话语不会也不能完满地表达孔子的思想和智慧。
因此，旨在分析孔子具体话语的语法学和考古学的方法都将无法窥见孔子的全部思想，甚至会起到的阻碍的反作用;而旨在借助场景还原的方式去体验孔子心理过程的心理学实验方法，所体验到的也仅仅是我们所理解和认识的孔子与弟子们对话的具体情境，以及我们当下以某种方式所感受到的孔子当时的心理状态，仍然无法摆脱当下对话的具体性和有限性，通达孔子的思想和智慧。
从诠释学自身的发展史来看，作者中心论“为了保证理解的客观性，或者说为了保证对文本中的‘作者原意’的把握，几乎完全消解了读者的个性。
在‘作者中心论’的视域中，读者实际上成了‘无个性的’、‘无差别的’抽象存在物。
”[3](p64)实际上，在运用作者中心论来解释《论语》的过程中，情况却恰恰相反，读者以消解个性去理解《论语》的具体话语时，其结果是读者拥有了文本中的“个性”，而这个“个性”又是被有所倾向的记录着的孔子只言片语所限制着、束缚着，进而遮蔽了“无个性”的圣人智慧。
海德格尔开启，并由伽达默尔为代表的读者中心论诠释学认为，理解不是此在的行为方式，而是此在的存在方式;理解不是去追寻文本与作者的“原意”，而是读者依据自身的历史性使文本的意义得以创生和流动。
这样，读者以及读者带有历史性的先入之见就具有了合法性并成为决定文本意义的关键，读者与文本的时间距离就不被看作成是必须被克服的东西，而是理解的一种积极的创造性的可能性。
所以，基于读者历史性的“视界融合”，读者通过对文本的解读，既是对此在的昭示性理解，也是对文本意义的创生。
但借此理解《论语》，则会出现以下问题：首先，伽达默尔给予读者的历史性以合法根据，但“视界融合”和文本意义的创生仍然是以承认读者能很好地理解传统和文本为前提的，否则，任意性的诠释虽然呈现了读者的历史性和个体性，但却以损害文本思想的`深刻性为代价。
其次，诠释学认为时间距离可以“使得文本逸离了它们赖以形成的那个短暂的情境，在历史中获得了一种普遍的意义，使它们自身所拥有的特殊性上升为普遍性”，[4]这一点对于《论语》来说，也是无法真正实现的，因为《论语》本身就是对短暂情境对话的描述，时间距离的作用仅仅在于：以新的短暂情境代替旧的，而不能从根本上逸离当下性，而这种新的短暂情境的出现，则会造成更加“坏”的结果，即逸离了《论语》对话的当下性，使得具有极小适应性的对话成为了“普遍的”教条，更加遮蔽了孔子的思想和智慧。
再次，在对《论语》的理解中，此在的存在意义不仅不能得以显现，反而会导致此在的没落，因为，读者中心论认为，理解即是存在，读者以自我的历史性对《论语》的解读所得到的是唯我的意义，但这种意义却是基于对《论语》具体话语的自我认同，这种具体话语如果脱离了当下情境且不能上达为智慧的话，则只能起到对自我存在的进一步束缚和遮蔽。
例如《论语·子罕》篇中有一则故事：孔子赞扬弟子仲由说：“衣敝缊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随后孔子便引诗经一句：“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意思是说，不嫉妒、不贪求，为什么不好呢，然而，子路听后便“终身诵之”，孔子便道：“是道也，何足也臧?”批评子路如果一直固执于这一句诗句，却是好不了的。
以利科尔为代表的文本中心论诠释学是西方诠释学发展的第三个路向。
其认为，作者中心论和读者中心论都在作者、文本和读者的关系上偏执一端，因此要在三者之间达成一种协调，对“作者原意”的追求不能放弃，对读者在文本解读中开启的“创生意义”也要予以考虑，利科尔认为，“文本”就是使三者能够协调的中介点。
利科尔把文本界定为“任何由书写所固定下来的任何话语”，并与“作为口语形式出现的话语”区分开来。
读者在理解文中的过程中，既要尊重文本自身的客观性，因为文本是作者表达自己意图的媒介;又要充分发挥读者的主观性，因为脱离了作者语境的文本必然要建立读者的语境才能得到理解。
利科尔通过反思作者中心论和读者中心论诠释学而建立起来的文本中心论诠释学，给解读《论语》的困难性问题提供了很多启发。
从这样的角度看来，对于孔子思想和智慧的通达，似乎只有通过我们可以直接观照到的《论语》文本才可以达到。
摘要：本文作者主要讲述了自己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的一些体会和探索：一是注重学生对作品的诵读；二是以解读培养学生感受作品的能力；三是改进教学方法；四是积极运用现代信息技术。
中国古代文学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积淀下来的文学遗产，是珍贵的民族文化精品。学科内容综合性强，知识覆盖面广，教学难度极大。然而，在教授这门课时，不少教师的教学方法、教学手段乃至教学模式基本还是因袭传统。课堂上，教师凭借一块黑板、一支粉笔、一本书、一张嘴，唱着“独角戏”，从文学史到作品选，从思想内容到艺术特色，滔滔不绝，学生只是被动接受，久而生厌。众所周知，中国古代文学中蕴藏着丰富的思想底蕴、深厚的文化内涵。当下，涵盖了汉赋、六朝骈文、唐宋诗词、元曲与明清小说的国学复兴热再次兴起，对文学遗产中思想底蕴的发掘和继承使学生有了学习古代文学的浓厚兴趣。如何利用好学生的“古代文学情结”，调动其学习古代文学的热情，并使之产生持久的动力，是我们应该积极探索的。我在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工作的几年间，将传统的教学方法和现代技术结合起来，进行了一些初步的探索，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
一、注重学生对作品的诵读，培养其对作品的感悟能力。
每学期开始，我都规定一些阅读和背诵的篇目，认真地抽查学生的完成情况，并将其作为考核学生平时成绩的内容之一。诵读，可以加深对文学意象的感悟，有利于学生想象力的培养，进而较准确地把握作品的情感内涵。在古典诗歌的教学中，这一点尤为重要。它可以将学生“带回”千百年前，让他们的现代生活、情感与理念与古人的生活、情感与理念相融合，与作品的意境和作者的体验产生共鸣，进而获得美的享受。如讲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让学生通过诵读，体味“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这些意象所渲染出的深秋傍晚的荒凉气氛，体味天涯沦落人的孤寂愁苦之情，让学生对当时沉闷的时代气氛有深刻的感悟。诵读，可以充分体悟诗歌的语言美。优秀的文学作品都蕴含美的情感，通过朗读活动，可以使之渗透于学生的心灵。吟咏朗读除了可以感悟文章的真谛，还可以使人在不经意之间对朗读时那抑扬顿挫的语音、错落有致的节奏与奇特严谨的结构拥有深切的体验。对学生来说，言语内容美与形式美对他们的思维活动的影响是不容易被察觉的，但却是帮助他们理解文章的强大力量。因而，在让学生感知言语内容美与体悟言语形式美的过程中，要尽力诱发其审美情感，提高其朗读的感染力，使其加深对作品的理解。同时，诵读还可以提高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提高他们适应生活的能力，陶冶他们高尚的情操，丰富他们多彩的生活。
二、以创造性的解读，培养学生对作品的鉴赏能力。
文本解读是一种创造性的过程，一个审美的过程。好的解读，有助于学生对作品的欣赏，能使其体会到作者对生命的感悟，并与作者进行对话，从而逐渐养成感受作品、感受自己、感受生命的能力，这是古代文学教学最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如讲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在欣赏这支曲子的情景下，我让学生讨论：苏轼的这首词千百年后为什么还会令我们感动不已？是表达了苏轼思想的苦闷，还是反映了他出世和入世的人生矛盾，抑或表现了苏轼对人间生活的热爱？通过讨论，学生明白，这些说法自有其道理，但仅仅这样理解显然是不够的。它的动人之处在于，一是揭示了人类的一种普遍的生存困境：人生的缺陷（痛苦、不如意）是绝对的，我们不能指望人生和世界完美无缺，只能在绝对的缺陷中寻求相对的完满；二是苏轼以博大的胸怀对人们发出深情祝福：“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人与人之间更需要互相关怀和抚慰。因此，苏轼这一美好的祝福，才始终拨动着人们的心弦。这样的解读，诠释了作品的内在价值，拉近了古代作品与现实生活的距离，从而引起了学生的强烈共鸣，取得了育化心灵的效果，提高了学生对作品的鉴赏能力。可以说这是古代文学教学改革所追求的一个重要方面。
在解读过程中，启发学生把心沉到古代文学的.文化背景中去，触摸作家思想感情的脉搏，使学生初步掌握从文化背景角度切入去鉴赏诗文，同时引发学生对文化现象的思索。这是非常重要的。讲陶渊明，我告诉学生：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隐逸是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随着时代的变迁，人类的进步，这种文化现象几乎已经消失，但作为一种人格，后人对陶渊明又非常推崇；作为一种观念，它还或多或少地影响我们现代人，你将怎样看待陶渊明的隐逸呢？有的学生认为，陶渊明抛弃做官而归隐田园，表明他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洁身自好的价值取向，这种人格是高尚的。有的则认为，陶渊明的这种隐逸人格不值得歌颂，这种人格是有缺陷的。如果我们面对黑暗和邪恶都不闻不问、装聋作哑的话，我们这个社会将会是什么样子呢？还有的说，陶渊明在归隐中心灵得到了安顿，人与自然融合在一起。这对与我们现代人来说，应该有所启示。假日之际，人们总想离开城市的喧嚣，到野外感受山水之美，让浮躁的心灵得到净化，可是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却越来越糟糕。尽管观点不一，但闪烁着智慧的火花。把作品的阐释、作家的评析与现代生活联系在一起，拉近了学生与古人的距离，提高了他们的鉴赏水平。
三、改进教学方法，培养学生创新能力。
传统的古代文学教学，重知识传授，轻能力培养和个性发展，忽视了学生的创新精神。鉴于此，我开始尝试进行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改革，在教学过程中尽可能改变以课本为本位、以教师为中心、以强硬灌输为手段的传统教学模式，借鉴一些先进的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
辩论法。经常拿出一些在历史上有争议的问题让学生们自己讨论。在正式讨论之前，我也做了大量的预备工作：事先布置好讨论的题目，让他们围绕自己的观点去查资料，并选出各自的代表发言人，非常类似于现在的辩论赛；我也要尽可能多收集资料，猜测学生会运用哪些论据来证实自己的观点，并模拟他们争论的情景，以便作必要的调解和补充。每学期我搞两三次这样的讨论。如在讲“先秦文学”中诸子思想时，涉及一个非常复杂的“人性”问题，孟子主张“人性善”，而另一位儒家大师荀子则认为“人性恶”。讨论之前，大家都做了充分的准备，从多角度对这个问题进行探讨，有理有据。事后学生自己说，这次讨论逼着他们看了很多理论书籍，提高了自己的思辩能力。
比较法。古代文学中很多问题可以说至今尚无定论，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将诸家之说介绍给学生，并组织他们对多种答案及多种思路进行比较选择，从而激活他们的思维，培养他们的创新精神。例如，学习王维的山水诗，要求学生搜集、整理唐以前，以及初唐、盛唐时期有关知识分子对山水的关注的资料，从比较分析中鉴赏王维对中国山水诗的贡献。又如在讲到“楚汉之争”这段历史时，我要求大家对导致这场战争的两个主要人物——刘邦和项羽进行详细比较，刘邦作为一个无赖何以夺得天下，项羽既然是一个英雄为何却走向末路？学生通过激烈的讨论来总结两人的得与失，从而更深刻地认识了这段历史。还可以通过古典文学的现代改编问题，思考古代文学的经典性所在。如搜集一些根据古诗词改编的流行歌曲，像《别亦难》、《新鸳鸯蝴蝶梦》、《在水一方》、《寂寞沙洲冷》等在课堂上欣赏，让学生去寻找原文，从而思考古典文学历久弥新的原因，激发他们学习古代文学的热情。
四、积极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古代文学的学科性质，决定了其传统的教学模式，但长此以往，教学难免单调，因此，有必要通过一些现代信息技术的运用进行调节。在种种探索性改革中，现代信息技术的运用无疑是实施起来最方便快捷，且行之有效的办法。
音响媒体方面，可以运用便于携带的mp3加小音箱。课堂上通过欣赏相关的音乐，加强学生对古典文学作品的理解，如在讲授李煜的《浪淘沙》一词时，先让学生欣赏邓丽君的歌曲《虞美人》，把他们带进一个哀伤、凄凉的意境，然后对作品进行解读，从而使他们对这首词表现的李煜思乡之情、亡国之恨有一个深刻的了解。在讲解《史记·项羽本纪》时，可以让学生欣赏琵琶曲《十面埋伏》，使学生对楚汉战争的形势、人物个性有更直观、丰富的了解。
声像媒体方面，包括对电视、dvd、电脑、投影仪等的运用。如在讲授古典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时，可以组织学生观看古典名着改编的影视作品，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教学内容更加引人入胜。
将以计算机技术为基础的多媒体课件运用于古典文学教学中，不但节省了课堂板书的时间，而且增加了课堂教学的内容和深度，给教和学带来了巨大的便利。教师可以在课件中为学生提供更多的教学资料，诸如作者家世、生平、思想、学术研究动态等，并突出教学重点。尤其是在诗词教学中，将讲读篇目演示在屏幕上，再配以音乐、画面、朗读、前人的评论等，教师再加上一些疏通与点拨，便会得到很好的教学效果。
中国古代文学永远不会像今日的某些时尚潮流一样红极一时，但也不会像昨日的某些流行概念一样成为“明日黄花”。如果教师在教学中真正引导学生进入中国古典文学的艺术殿堂，使他们体味到古典文学的永恒馨香，将是对学生精神完善的莫大帮助，而不仅仅是满足于学生对局部知识的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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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天文学让人类知道天地运行规律，四季时分的终始，时间的尺度得以碓立，我们的行为亦有了更好的'规律。天文学亦是人类自然崇拜中的最高神化目标。天文学更被用以发展占星学，令古代天文学蒙上了一点神祕主义的气氛。
2.对于古代中国来说，天文学除了上述的各项外，亦显示了中国文化和其他人一样，有把道德外在化的倾向。但中国人对「天」的观念仅在于作为道德的化身。中国虽然在传统中也有迷信，但我们不认为上天是会控制一切的，结果仍在我们手中。中国人，无论是星相家、堪舆师等，都一直认为他们所预测的并非不可改变，先天的因素是可以由后天修改的。
3令我们努力自力更生，形成中国人勤奋向上、强调内省的性格，亦使我们把大自然看成朋友。由于天道只是一套外在的客观规则，所以人们只有和天地合作共处，才能安身，对中国这个农耕民族来说，平稳的生活是很重要的。天地是人的合作对象，而不是征服对象。
这是一种符合环保的想法，是以虽然中国亦有破坏环境的时候但大多的中国人均是敬畏天命、爱惜大地的。中国的自然环境亦大多能保存至近代。若然能将此与中国与自然为友的态度配合，当有助于推行环保。
4.最后，是古中国天文学知识本身。除了赤道坐标系统外，中国古化天文学中还有不少值得他人学习参考的。例如农历的二十四节气系统，属世界所仅有，其对农业的用途，从通用公历的今天，中国人仍同用农历，可见一斑。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我们绝对有理由相信，中国天文学当对世界农业及其他若干事业有很大的用处。
摘要：《聊斋志异》是我国古代文言短篇小说的巅峰之作，这部作品中塑造了诸多的文学形象，特别是作者塑造了一系列个性鲜明的狐女形象，与诸多精、怪形成了类比与对比，丰富了《聊斋》中的形象长廊，又渗入了作者自己的一些追求与盼望，另外狐女追求幸福和高尚品质的精神，又是人类最美好的一面的体现。
关键词：聊斋志异形象塑造狐女。
一、在比较中升华狐女形象。
《聊斋志异》中，作者塑造了诸多神灵险怪的文学形象，这与作者的“志异”的立旨是息息相关的。
读《聊斋志异》我们可以体验到神怪世界的黑暗，并通过他们窥视人类社会的黑暗面，因为往往灵怪世界就是人类社会的模板的再现，所以在《聊斋志异》中有一类作品暴露了当时的黑暗败的政治，鞭挞了为虎为伥、无恶不作的贪官污吏。
例如《促织》、《席方平》、《向果》等。
这类形象诸多是人类社会中的上层社会对普通百姓、士子的压迫，体现了封建社会的种种压迫与局限性，所以在《聊斋》中作者塑造了一系列狐女的反封建压迫形象，这让诸者沉溺于美好人类社会的熏染下，对恶的势力则会更加充满愤懑与批判，这就形成了善恶对比，这种对比一方面是善恶对比，一方面形成了男性社会与女性社会的对比，古代社会充满了对女性的歧视，而在《聊斋志异》中作者一改先前的女性观，让女性恢复了她自身的社会属性，即对美好生活与爱情的追求，她们往往充满了对幸福的渴望与追求，并为了维护爱情而不惜牺牲生命，所以在《聊斋》中数量最多的是爱情故事，这些美好的爱情故事，宛如奔腾向前、一泻千里的长江大河，冲出峡谷，绕过横阻，唱着欢快的青春的歌，向着理想的目标迅跑。
这也让我们看到了《聊斋》作者对美的追求，更在这种对比中让美好形象得以耀眼。
作者在作品中塑造的狐女形象，既完成了对历史文化渊源好的方面的继承，又实现了对不好方面的反拨，同时又与作品中其它诸类形象形成相同意义的对比，即善恶、美丑、雅俗的对比，在意象的比较和历史形象传承的比较中，突显并升华了狐女形象的美好。
二、重彩描绘狐与士子的姻缘与友谊。
由于蒲松龄对狐女形象的反拨，使一系列狐女成为“情”的使者与代言人，她们不仅自身是美好的代言人，而且有着对美好善良的士子的爱情追求，似“才子佳人”类的结合，展开了个性解放的思潮。
古代，文人一直比较受文学作品的青睐，这与作者的文人创作身分有关，他们或仕途无望，或有一定的官职或经历仕途的不畅。
烟花女子的盛行舒缓了他们的压抑，文人对女性的嗜爱，使二者成为了文学作品的主角，并不断上演感人至深的“爱情”，在作品中开始重墨描写士子与烟花女子的关系。
随着狐与女性的紧密关联，由于烟花女子的身分，狐女成为了青妓的比喻，狐女这样也就与士子多了那么一层暧昧的关系，这些题材往往成为传奇、古怪，这样小说的喜爱，文人作者也喜爱把这些人物重彩着墨，用华丽细腻的手笔来描绘两者之间的柔情蜜意，使这些作品得以流芳百世，让人们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明末以“反传统”、“尚人欲”、“重个性”为标榜，要求还原人性本来面目的个性解放思潮，对清初的蒲松龄是有影响的，这主要表现在作者《聊斋》中塑造了大批情狐形象。
这些狐女大都有追求爱情的良好愿望。
在《聊斋》这部作品中，这些狐女不管是大家闺秀，还是小家碧玉，都有一颗热爱生活，追求爱情的诚挚的心，在爱情上，她们往往表现出主动性、坚贞性。
夏绀弩先生在《中国古典小说论集》中指出;封建社会里“置酒高会，男女主宾欢聚一堂，觥筹交错，淡笑风生”的事是极不容易的，蒲翁敢于如此大胆描写，正是一种极为可贵的民主思想。
《聊斋志异》中的狐女与士子的关系并非都是男女之间的性爱问题，还有异性之间的友谊关系。
在关系爱情和友谊的差异上，作者不仅置封建礼教和“男女授受不亲”于不顾，而且明显颂扬人与人之间新的关系，这也是社会进步对人思想解放的一个推动。
《娇娜》中狐女娇娜与孔生两者之间便是建立在异性纯真的友谊方面的。
故事有两个精彩片段，一个是在孔生病入膏荒之际，皇甫申请妹妹娇娜为之治疗，孔生却因此喜欢上娇娜，但因娇娜年龄太小，故与松娘结为了夫妇。
第二次是孔生为了救娇娜被雷劈死，后娇娜又用红丸将孔生治活。
后来孔生将娇娜全家接到自己家，但始终同娇娜保持着纯正的友谊关系。
这也使娇娜与孔生的友谊得以锻炼和升华。
让人们看到了人性纯真的一面，作者对男女之间关系的处理，对以往男女之间非性不谈是一个巨大的进步，让人们看到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另一个方面。
《娇娜》的独到之处，在于作者敢于大胆创新，另辟蹊径，突破了许多故事的俗套。
作品中娇娜与孔生彼此救援对方，饱含患难与共的深情厚谊，他们却没有因此产生爱情，结为婚姻，然而又保持着两性之间的“良友”关系。
友情高于性爱，这正是带有新的思想色彩的社会观念。
三、极尽自然与社会的融合。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指出：“使花妖狐魅多具人情，和易可亲，忘为异类。
”在这些花妖狐魅身上，蒲松龄不仅是突出事物的自然属性特征，且把她们作为社会关系总和的人来描写。
作者将这些幻化的形象，置于人类社会错综复杂的关系之中，让各种人物的人性和人情于幻化中得以表现。
这些狐女们不仅具有普通人的形体、外貌和生活经历，而且具有丰富的内心世界和鲜明的个性特征。
蒲松龄笔下的狐女各有各自的生活轨迹，因而也就各自具有不同的性格特点。
这些狐女往往与所居的生活环境相适应，还与各自所居家庭的父母的性格相适应，这些都使狐女的生活更具有生活现实气息，也是她们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关系相融合所具有的人性最美的东西，在《婴宁》中，作者刻画的婴宁生长在穷乡僻壤，与城市社会炯然不同，这也造就了婴宁少受封建妇女教育的感染，也没有受到封建式家庭的管理与束缚，才保持了她那种淳朴、天真、娇憨、自然、乐观的性格，让人们感到一种人性自然属性的一面――人性最美好的东西――纯真。
所以婴宁在作品中总是充满青春的活力，拈花微笑。
孜孜憨笑正是她心无芥蒂，质朴纯真的性格的外化。
综上所述，蒲松龄以其如椽巨笔地塑造了这些勇于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而又个性鲜明的狐女形象。
作者写她的聪明、智慧、执着地追求人身自由和个性解放;写她们爱憎分明，对美好的事物和幸福的生活有着热烈的向往;写她们不怕艰险，不畏强暴，甚至不惜牺牲生命去帮助那些遇难的文人贫民。
作者所塑造的狐女形象既有人性美好的一面，又受着社会规范的某些方面某种程度的束缚，更加具有生活的真实性。
摘要：在文学悲怨美形式表达中其融入了一定的个性色彩，继而由此凸显出了艺术作品的独特性，并彰显了中国文化-心理背景蕴含的“悲”与“怨”的特征，达到了最佳的艺术作品创作状态。
前言：
并追逐文化-心理背景创作行为，达成良好的艺术作品创作目的，最终实现由心理情感向文学悲美形式的转变。
本文从古代文学中悲怨美形式分析入手，并详细阐述了悲怨美内容中的层次表达特征，旨在其能实现对文学作品中哲学层面的深入思考。
(一)人类共有的悲剧意识。
由于“悲”是人类情感的基本形式，因而其对人类的心理意识有着一定的影响，因而古代文学作品在创作的过程中即通过感伤、哀痛、激愤等情绪的传达为读者营造了一个悲伤的氛围，促使其在悲伤情绪的影响下与创作者达成良好的共鸣，形成悲情感的体验目标。
此外，由于“悲”亦是人类审美过程中的主要参考因素，因而在此基础上将哀痛等情绪灌输于文学作品中可达到审美价值表现目的，并由此激发读者的情感元素，促使其全身心地投入到作品所营造的氛围中，并利用自身审美意识感悟作品中对生命价值的体现。
另外，文学作品中对悲怨美的表达是基于对人类生活困境思考的基础上，亦实现了对审美的良好把握。
继而促使读者在对作品进行阅读的过程中可从中寻找生活中的希望，并以积极的心态面对生活中的所有困境。
例如，《山海经》中的《精卫填海》和《夸父逐日》在内容表达的过程中即抓住了人类悲剧意识，并鼓励人类在生活中遇到困境问题时应毅然应战，最终发挥自身强大的力量，达到最佳的生活状态[1]。
(二)与西方悲剧作的比较。
在文学悲怨美形式表达过程中为了更好的彰显我国悲怨表达的特征，与西方悲剧作展开详细的对比行为是非常必要的。
悲怨来自于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同时诗歌及散文领域在创作的过程中更为注重对其的灌输。
而由于西方悲怨主要源自于叙事传统，因而其在悲怨情绪表达的过程中通过借助西方戏剧中的人物角色来传递相应的情感。
但是基于相应差异的基础上，中国悲剧作与西方悲剧作在人生态度、情感体验等方面均遵从着真实表达的原则。
此外，从命运认知的角度来看，中国在悲剧作创作过程中逐步灌输了自己在强大命运面前是微小的思想。
例如，苏轼所创作的《前赤壁赋》。
此种生命认知思想的灌输导致读者在对作品进行欣赏的过程中形成了顺应与逃避的困境应对思维。
而西方在悲怨美表达的过程中却强调了对不妥协及不屈服思想的灌输，继而与中国文学作品的创作形成了一定的差异性。
(一)个体内容层次。
同时也由此表达了自身怀有一颗忧民的心，想要将自身价值应用于国家政治治理过程中，最终为民众营造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
(二)生命本体内容层次。
古代文学中悲怨美的内容层次亦体现在生命本体方面，即古代文者在作品创作过程中通过将自身对生命的理解灌输于文学作品中的形式展现文人在生活中遇到的政治功利等问题。
此外，古代文学作品在创作的过程中亦发出了人生微小的感叹，同时也实现了对生命本体的关怀。
例如，陈子昂在《登幽州台歌》文学作品创作的过程中即实现了对生命本体的阐述，且在诗句表达过程中阐述了自身在实际生活中的孤独感，并以个体生命本体表达的方式望与读者达成共鸣，引导读者深入到作品中实现对生命话题的思考。
另外，古代文人在文学作品创作过程中通过对自身细腻、敏感心理的运用将自身所思考到的生命问题融入到作品创作中。
例如，“今我不乐，日月其除”中即对时光飞逝进行了感叹，并引导人类意识到生命的短暂性，继而以积极的情绪应对生活中的难题[2]。
结论：
综上可知，在古代文学作品创作过程中悲怨美是作品创作过程中凸显出的主要特征，且在长时间思考的背景下，创作者将“悲空”、“悲慨”等情绪均融入到了作品内容，以此来引发读者对人生的思考，并引导其在应对生活中的难题时始终保持积极的情绪，即实现心理情感的转变，最终达到良好的文学作品表达方式，且最终丰富作品表达内涵，并凸显出悲怨美的独到之处。
参考文献：
[2]于海峰.汉魏晋南北朝边塞乐府诗研究[d].北京：北京大学，.
2.论汉字发展演变的规律。
3.许慎六书说论评。
5.原始汉字的认定及其构形特点。
6.“‘何所’十动词”的内部结构层次。
7.现代汉字构形特点。
8.现代汉字的表记功能。
9.论现代汉字中的变体字。
10.论现代汉字中的形声字。
11.论现代汉字中的会意字。
12.论现代汉字中的象形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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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学生真诚地面对自己，面对人生;关注古代文人的人格理想、审美情趣，以及他们对宇宙人生的思考，激励学生不断完善自我人格，努力进取。
中国古代文学是高校中文专业的一门必修课，它包括文学史和作品选两部分内容。
在今天新的时代要求下，教学的目标也由原来的提高学生的专业知识水平转向全面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尤其是人文素质。
一方面使学生掌握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基本脉络、文学发展的流派、思潮等，培养学生对作品的鉴赏能力、审美分析能力和一定的文学研究能力。
另一方面通过这门课程的教学，培养和提升学生的人文素质。
在教学中主要关注点也往往是作品的思想意义与道德价值，试图通过道德的判断来影响学生的思想，因而造成学生对道德说教的厌倦和反感。
其二，在教学过程中忽视了文学性特征而过于追求学术化，以系统的理论来阐释文学作品，从而使那些优秀的作品成为枯燥的无生命力的文学资料。
这样的倾向使学生失去对这门课的兴趣，只将古代文学史及作品作为一条条的知识，背记一些条条框框，而缺乏对作品的全面理解和感悟，自然也无法理解作品中所包含的人文精神。
如何将古代文学教学与培养学生人文素质结合起来?我有如下一些思考。
学会真实地面对自己，面对人生。
庄子曾说：“真者，精诚之至也。
不精不诚不能动人，故强哭者虽悲不哀，强怒者虽严不畏，真亲不笑而和，真在内者，神动于外，是所以贵真也。
”(《庄子·大宗师》)人之常情和人性中最真实的那些东西才能真正感动人。
而在古典文学中，那些真正优秀的作品固然有反映重大社会问题的内容，但同时，也会在作品中反映出他们作为一个人的真实性情，毫无矫饰造作虚伪。
所以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应该注意，每个古代文人都是个性鲜明，有着各种喜怒哀乐情绪，有自己风神气度的个体，但同时，他应该是立体的而不是平面的，我们应该多角度地去理解一位文人，注意到他作为一个真实而平凡的人，身上所体现出的真实性情。
诸如诗人李白，虽然他有很多气势磅礴、天马行空、无拘无束的风格的作品，但同时，他在生活中、在诗歌中也显露出慈父的情怀，他的《寄东鲁二稚子》显露出他内心世界的另一面：“娇女字平阳，折花倚桃边。
折花不见我，泪下如流泉。
小儿名伯禽，与娣亦齐肩。
双行桃树下，抚背复谁怜?念此失次第，肝肠日忧煎。
”充满对一双小儿女的无限疼爱和深情，而这恰恰是生活中李白作为父亲的最真实的一面。
杜甫的诗歌，虽然被称为“诗史”，但也充满了一个普通人的真实的感情，正如梁启超先生在《情圣杜甫》中曾说的：“我以为工部最少可以当得起情圣的徽号。
因为他的情感的内容，是极丰富的，极真实的，极深刻的。
”教师在授课的过程中，也应注意从这一角度去解读其作品。
如其《赠卫八处士》诗：“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
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
少壮能几时，鬓发各已苍。
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
焉知二十载，重上君子堂。
昔别君未婚，儿女忽成行。
怡然敬父执，问我来何方。
问答乃未已，驱儿罗酒浆。
夜雨剪春韭，新炊间黄粱。
主称会面难，一举累十觞。
十觞亦不醉，感子故意长。
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
”写出了多年不见的老朋友在经历了人生沧桑后短暂重聚时的情谊，真实而感人。
再如白居易，他的新乐府诗作因为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和体现了儒家诗教观而受到推崇，在很多文学史教材中对这类作品评价很高，而对于他在当时和后世都产生很大影响的闲适诗和与元稹唱和的诗往往论述简略，评价过低。
而实际上，正是在这后一类诗作中，作者摘下了道德面具，回归了一个普通文人的本色，诗中所写的内容有时仿佛就是我们生活中十分熟悉的一个情境，反映了诗人的内心世界和真实性情。
学生在阅读这些作品时会渐渐理解古人，会觉得内心与诗人有着相通的情感，因而会将古人引为知音，他们的心灵在真正地和诗人进行对话。
似乎古人将他们心中纠结缠绵，欲言难言或者不知从何而言的复杂情感一语道出，内心便会获得一种理解之后的解脱、宽慰与释然。
久而久之，诗意便会成为与他们生命相共存的东西，并且自觉地接受古人人格的熏陶和人生的启迪。
在作品的解读与鉴赏过程中，教师不应是简单地串讲，同时也应该揭示出其中的感人因素，如诗人是用何种艺术手法抒发了怎样的人生感慨?这种感慨又何以会引发读者的认同和联想?当然，这种鉴赏和解读可以有多种方式，如加强对作品的诵读。
在诵读的过程中，可以感知诗文中的意象和情感，体会到其节奏音韵之美。
同时，也可以加强对作品意境的分析，引导学生在阅读作品时尽量回忆自己与作品中所描写的相似的情境与经历，展开想象和联想，去揣摩作品中的情境，使这些情境在头脑中浮现出来。
二、关注古代文人的人格理想、审美情趣，使学生不断完善自我人格。
古代文学作品是古人人格理想、审美情趣的艺术再现。
在社会生活中，如何立身处世，持有一个什么样的人格，这是古人今人都要面对的问题。
在文学史上有许多正直刚毅，具有深沉忧患意识，不与世同流合污，在困境中心态达观并保持自己正直本色的人，是今天大学生的激励和榜样。
儒家思想指导士人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是人一生中的重要内容，而且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去履行。
所以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在讲到文人的生平之时，可以有意识地关注其身上所体现的人格理想和人生情趣，并让学生展开思考和讨论，以当代意识审视那些人格与品质。
诸如，司马迁虽身受宫刑，依然以顽强的毅力著完《史记》，并在其中坚持自己秉笔直书的实录精神，坚持客观公正的评价标准。
可以启发学生思考：是什么激励司马迁忍受屈辱与痛苦，完成了历史著作。
面对黑暗的官场，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不愿把板屈尊见督邮，而宁愿过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宁静淡泊生活，保持着人格的独立和内心的自由。
在讲到此的时候，可以引导学生思考：古代知识分子所具有的气骨和独立人格有着怎样的意义，在仕进与退隐之间该如何取舍，等等。
宋代的范仲淹以正直的品格立身朝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岳阳楼记》)，可以引导学生思考其中体现出的知识分子心忧天下的担当意识。
古代文人也曾面对各种各样的人生困境，他们的达观与超然的态度也是对今天大学生的一种鼓舞。
李白曾自信地说：“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将尽酒》)“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行路难》)并且终其一生也没有放弃对理想和功业的追求。
刘禹锡一生因参与政治革新，被贬荒远之地二十三年，而内心依然豪情不减。
苏轼一生在乌台诗案中身陷囹圄，政治上多次遭受排挤打击，但依然能够以达观洒脱的态度对待人生，能够将人生的挫折和痛苦诗意化，从中找到一些让人的内心感到慰藉的内容。
“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当挫折过后，自己依旧以一片澄明的心澄明的人格面对这个世界。
明代考据辩证兼琐闻故事综合性笔记，十六卷，谢肇制撰。谢肇淛(1567—1624)字在杭，号武林、小草斋主人，晚号山水劳人。明万历二十年(1592)进士，历任湖州、东昌推官，南京刑部主事、兵部郎中、工部屯田司员外郎，曾上疏指责宦官大旱之年仍大肆搜括民财，受到神宗嘉奖。入仕后，历游川、陕、两湖、两广、江、浙各地所有名山大川，所至皆有吟咏，雄迈苍凉，写实抒情，为当时闽派诗人的代表。另著有《太姥山志》，并与徐火勃重刻淳熙《三山志》。
《五杂俎》本书是作者的随笔札记，包括读书心得和事理的分析，也记载政局时事和风土人情，涉及社会和人的各个方面。全书十六卷，分为“天、地、人、物、事”五门。其中天部二卷，地部二卷，人部四卷，物部四卷，事部四卷。天部记述天文、气候、节气和四时的人事活动。地部记述理理、疆界、山川、河流、名胜，包括当时的海外地区，是研究历代地理的重要资料。人部记述人的形体、心性、境遇，包括技艺、医药、术数、书画、宗教等各种活动。物部记述动物、植物和各种物品，鸟兽虫鱼花卉草木、饮食服饰、文玩乐器等都有论述。事部记述贫富、收藏、文字、职官、行政、姓氏、婚嫁等社会活动。书中提供的大量资料有助于研究明代社会状况，作者过记事，分析是非正误有评述，有论断，对读者很有启发。如据《西京杂记》中的“正月以上辰，三月以上巳”，驳送周密《癸辛杂识》所提出的“‘上巳’当为‘上己’，因为上旬无巳日”之说。又谓“蜻蜓点水”非爱水，而是产卵，以备一说。
如记京都乞丐：
京师谓乞儿为花子，不知何取义。严寒之夜，五坊有铺居之，内积草桔及禽兽茸毛，然每夜须纳一钱于守岁者，不则冻死矣。其饥寒至极者，至窖干粪土而处其中，或吞砒一铢。然至春月，粪砒毒发必死。许一年冻死毒死者不下数千，而丐多如故也。
但《五杂俎》同样有明人笔记以多为胜，忽略专精的通病，书中谈历代掌故部分，大抄前人笔记，又不注明出处;记录笑话，亦皆采旧文，甚为无聊，记鸟兽虫鱼，又多涉神怪。
《五杂俎》最早为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如韦馆刻本。
今有：《五杂俎》中华书局1959年版;《五杂俎》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五杂俎》台北：偉文出版社1977年版。
《丹铅杂录》《谭苑醍醐》《艺林伐山》。
明代考论经史、诗文、训诂、名物的几部笔记。杨慎撰。杨慎简介见中国古代文学要籍简介(二)诗文别集《杨升庵集》。明代考论经史、诗文、训诂、名物的笔记以杨慎撰述的为最多。其中著名的有《谭苑醍醐》八卷，《艺林伐山》二十卷和以《丹铅》为名的《丹铅杂录》十卷和《丹铅续录》八卷。
《丹铅杂录》和《丹铅续录》考论经史、诗文、训诂，其内容非常广泛，举凡经史子集均有涉猎。如指出柳宗元《小石潭记》中“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一句，并非柳氏独创，而是来自郦道元《水经注》中“绿水平潭，清洁澄深。俯视游鱼，类若乘空”。杨慎崇经黜史，重视音韵训诂;敢于对宋儒进行大胆批评;又对传统经典提出了许多有意义的解释。杨慎重视史书的文采，强调修史要秉笔直书，反对官修史书，提倡个人独立修史;评价历史人物能不落窠臼，有自己独立的观点。杨慎读书广泛，对过去不为人注意的子部书籍进行了探索、讨论，扩大了人们的视野。
《谭苑醍醐》亦皆考证之语，与《丹铅录》大致相出入，而亦颇有异同。引《水经注》载诸葛亮表云：“臣遣虎步监孟琰据武功水东，司马懿因渭水涨，攻琰营，臣作桥越水射之。桥成，遂驰去”。此事《三国志·诸葛亮传》不载，可补史阙。杨慎在文学上既讲求文法，主张诗文用字要有来历，又反对极端的复古主义;反对诗史说;偏爱李白，亦好杜甫，对李白的身世进行了有价值的探讨。又辨李白为蜀之彰明人，历引其《上裴长史书》与《悲清秋赋》及诸诗句，以证《唐书》称白为陇西人及唐宗室之非，如此之类，考订辨论，亦多获新解。
杨慎虽然渊博，但其笔记中考证疏误，记忆错误处也不少。陈耀文曾撰《正杨》四卷，纠正杨慎之讹;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内《丹铅新录》和《艺林学山》两部分，亦专门驳杨慎的引证和论辩。
今有：《丹铅杂录丹铅续录俗言》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本，1936年版;《丹铅杂录丹铅续录》中华书局1985年版;《丹铅杂录丹铅续录》上海书店1886年版。
《艺林伐山》商务印书馆1937初版;《艺林伐山》中华书局1985版;《艺林伐山》上海书店，丛书集成本，1986年版。
《枣林杂俎》。
本书是一部明代史料笔记，作者谈迁。谈迁(1593—1657)为明清之际著名史学家，原名以训，字仲木，号射父。明亡后改名迁，字孺木，号观若，自称“江左遗民”。浙江海宁(今浙江海宁西南)马桥人。明诸生。一生未曾做官，家贫，靠缮写、代笔或作记室维生。自幼刻苦好学，于经史百家无不致力，对明代史事尤其着力，历经艰险完成明朝编年史《国榷》。著作另有《枣林集》、《枣林诗集》、《枣林杂俎》、《北游录》、《西游录》、《史论》、《海昌外志》等。《清史稿》有传。
《枣林杂俎全》分为智、仁、圣、义、中、和六集十八门，其中“土司”一门有目无文，实有十七门。书中逸典、先正、流闻等门对南明弘光朝、明代典章制度及户帖式的记录，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对明代科举、民俗、物产、植物、山川等人文自然景观等也有详细的描述。本书对于了解明代历史，尤其是研究明末清初的历史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书中也杂有神怪灵异等荒诞传闻。
今有：《枣林杂俎》罗仲辉胡明校点，中华书局，元明史料笔记丛刊，2006年版;《枣林杂俎》齐鲁书社1997年版;《枣林杂俎》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影印本。
《板桥杂记》。
明末清初一部记载南京秦淮河一带歌妓生活的笔记，三卷，类似唐代孙棨的《北里志》。余怀撰。余怀(1616～1696)清初文学家。字澹心，一字无怀，号曼翁、广霞，又号壶山外史、寒铁道人，熟读经史，学识渊博，有匡世之志，文名震南都。为国子监生，受到国子监司业的吴伟业的赏识。崇祯十三年、十四年(1640——1641)，二十五、六岁的余怀被南京兵部尚书的范景文邀入幕府，负责接待四方宾客并掌管文书。清军占领南京，余怀化妆成道士流亡他乡，开始长期颠沛流离生活。从顺治年间直到康熙初年，他经常奔走于南京、苏州、嘉兴一带，以游览为名，联络志同道合者，进行抗清复明的活动。从康熙八年(1669)起，余怀隐居吴门，以卖文为生，民族气节始终不移。同时，精力集中于学术著作方面。他晚年自号鬘持老人。福建莆田黄石人，侨居南京，因此自称江宁余怀、白下余怀。晚年退隐吴门，漫游支硎、灵岩之间，征歌选曲，与杜浚、白梦鼎齐名，时称“余、杜、白”。《板桥杂记》亦作于晚年，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除笔记《板桥杂记》外，还著有诗文《甲申集》七卷，《余子说史》十卷，《东山谈苑》八卷，记明末党争之事的《汗青余语》多卷，《四莲花斋杂录》八卷，《砚林》一卷，《茶史补》一卷《妇人鞋袜考》一卷《宫闺小名录》一卷等。
《板桥杂记》三卷，署三山人撰。全书分上卷、中卷、下卷。收选了一些优秀的小品文。记述了明朝末年南京十里秦淮南岸的长板桥一带旧院诸名妓的情况及有关各方面的见闻。其中上卷为雅游，描写明末清初金陵秦淮河畔的梨园，秦淮河灯船，妓院和江南贡院;中卷为丽品，记金陵诸名妓情况，以旧院为主，珠市附之;下卷为轶事，杂记旧院诸狎客之奇闻逸事。卷首有余怀自识：“此即一代之兴衰，亦千秋之感慨所系，非徒挟邪之是述，艳治之实传。”《四库全书总目》评曰：“文章凄缛，足以导欲增悲，亦唐人北里志之类。然律以名教，则风雅之罪人矣。”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写道：“唐人登科之后，多作冶游，习俗相沿，以为佳话……自明至清，作者尤伙，清余怀之《板桥杂记》尤有名。”
今有：《板桥杂记》江苏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板桥杂记》刘如溪点评，青岛出版社2010年版;《板桥杂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日知录》。
清代著名考据辩证类笔记，三十二卷，顾炎武撰。顾炎武简介见中国古代文学要籍简介(二)诗文别集《顾林亭集》。
《日知录》是顾炎武“稽古有得，随时札记，久而类次成书”的著作。书名取之于《论语·子张篇》。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顾炎武是明末清初大儒，学问渊博，见识通达，《日知录》是他积累三十多年的笔记，与经史、诗文、训诂、名物、典章制度、天文、地理以及吏治、杂事，无所不谈;许多条目，全都原原本本，考证详明。《内容宏富，贯通古今。三十二卷本《日知录》有条目1009条(不包括黄侃《校记》增加的2条)，长短不拘，最长者《苏淞二府田赋之重》有5000多字;最短者《召杀》仅有9字。这与作者立志学术创新有密切的联系。书前有其学生潘耒做的序。潘耒把《日知录》的内容大体划为八类，即经义、史学、官方、吏治、财赋、典礼、舆地、艺文。潘耒强调《日知录》的经世意义，认为此书只有宋元时期的名儒能做出来，明朝三百年来没有这样的书，将来治国者采用其说，会大有益于“世道人心”，如果仅叹服其考据的精辟，文辞的博辨，那不是作者著书的本意。关于写作此书的目的，顾炎武本人说得很明白：“别著《日知录》，上篇经术，中篇治道，下篇博闻，共三十余卷。有王者起，将以见诸行事，以跻斯世于治古之隆”;“意在拨乱涤污，法古用夏，启多闻于来学，待一治于后王”。
《日知录》中，顾炎武提出社会风气的好坏决定社会兴衰的观点，说：“目击世趋，方知治乱之关，必在人心风俗”。他认为“风俗衰”是乱之源，并列举大量事例，说明奢靡浮华的社会风气，是导致国家衰亡的重要原因。他说评价君主的功绩首先要看社会风气：“论世而不考其风俗，无以明人主之功”。他不但从政治上提出了整顿“人心风俗”的具体措施，如重流品、崇厚抑浮、贵廉、提倡耿介和俭约等，还从经济上分析了“人心风俗”败坏的原因，认为要使风俗变好，必须有让百姓安居乐业的物质条件：“今将静百姓之心而改其行，必在治民之产，使之甘其食，美其服，而后教化可行，风俗可善乎!”除正面倡导培养人心风俗、加强礼治，他还强调法制，主张严惩败坏世风的贪官奸臣，说：“法不立，诛不必，而欲为吏者之勿贪，不可得也。”顾炎武还看到了“势”在事物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主张进行社会变革，提出要顺势而行，“物来而顺应”的变革思想。在卷三十二中，作者还特别指出学界“座主门生”与朋党之祸的关系。指出唐代的进士，以主考为“主座”，自称“门生”。以中唐以后，遂有朋党之祸。并指出明代主考与进士，公然称“座师”与“门生”，朋党之祸，也不减于唐宋。
顾炎武曾把写这部书比作“采铜于山”。注重收集第一手资料，在治学上严谨扎实，堪称楷模。他这种研究学问的态度和方法是对明朝空疏学风的反动，对有清一代学风的转变与形成具有重要的作用。后辈学者对这部笔记多推崇备至李慈铭称赞《日知录》这部笔记，“直括得一部《文献通考》，而俱能出自于《通考》之外”;梁启超说：“论清学开山之祖，舍亭林没有第二人”。除黄汝成外，为这部书作校补、笺注的还有很多，如李遇孙《日知录续补正》，丁晏《日知录校正》，俞樾《日知录小笺》，黄侃《日知录校记》等。道光年间黄汝成采各家之说为该书作注，为《日知录集释》。
《日知录》初刊于康熙三十四年(1695)。现在通行的商务印书馆《国学基本丛书》本《日知录》是以黄汝成的“集释”本为底本。其中《刊误》和《续刊误》各二卷亦为黄汝成著。后附的《日知录之余》四卷，乃后人辑顾炎武著作遗佚而成。
今有：《日知录集释》，栾保群吕宗力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日知录校注》陈垣校注，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版;《日知录集释》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日知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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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课程群建设是当前高校课程建设改革的重要路径。应用型师范院校的古代文学课程群建设，应依据人才培养方案，优化课程设置，强化问题意识与实践导向，充分考虑学生职业发展需求，应用能力与理论素养并重，为师范生成长为合格乃至优秀的语文教师打下良好基础。
10月，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和财政部联合印发了《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了地方普通本科院校向应用型转变的基本思路、主要任务，为高校转型发展指明了方向[1]。应用型师范院校的汉语言专业的课程建设，在高校转型发展过程中既面临挑战，也面临新的发展机遇。本文以合肥师范学院为例，就古代文学课程群建设的思考与实践作一简要论述，不足之处，敬祈方家指正。
1以课程群为抓手，推进教学改革。
课程群建设是当前高校课程建设改革的重要路径，“课程群是以现代教育思想和理论为指导，对教学计划中具有相互影响、密切联系、互动有序的相关课程进行重新规划设计和整合构建的课程集合。”[2]课程群建设过程中，可将原课程体系中内容相互重复以及与人才培养目标关联度不高的课程进行删减，可根据人才培养需要，适当增加新的课程，课程设置顺序可依据一定的逻辑关系进行调整，课程群的建设目标应与所属专业的培养方案和目标保持一致，由若干个课程群，共同支撑专业的建设与发展。如果专业设置不合理或者人才培养方案不科学，课程群建设便会失去方向，无所作为。因此，在课程群建设之前，必须制定出科学合理的人才培养方案。合肥师范学院为安徽省应用型师范院校，学校明确提出“师范性，应用型”的办学定位，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师教育方向）将本专业的培养目标确定为：“立足安徽、面向区域，适应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要求，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和创新精神，掌握汉语言文学专业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掌握基础教育新理念、新知识、新技能，会备课、会上课、会当班主任，能够胜任中学语文教学与研究的新型师资。”在专业培养目标指引下，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师教育方向）的专业课程主要由四大课程群构成：（1）文史哲基础课程群。主要有“历史通论”“中国文化概论”“美学”“中国哲学”“西方哲学”“民俗与宗教”等课程，其功能定位为，培养学生的人文思辨能力与批判精神，使其具有宽广的理论视野与健康的审美情趣。（2）文学教育课程群。主要有“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文学概论”等核心课程，还包括一系列文学、文论类选修课（如“诗经楚辞研究”“诗论与诗词鉴赏”“中国古代散文鉴赏”“中国古代小说鉴赏”“中国古代戏曲鉴赏”“鲁迅研究”“现代诗歌鉴赏”“古代文论选读”“西方文论选读”等）作为核心课程的拓展与延伸。其功能定位为，使学生了解和熟悉中外文学及文学理论的基础知识，具有较强的审美能力和中文表达能力，具有一定的文学批评鉴赏能力以及初步的文学研究能力。文学教育课程群规模较大，其下又细分为三个子课程群：古代文学课程群、现当代文学与外国文学课程群、文学理论课程群。（3）语言教育课程群。主要有“语言学概论”“古代汉语”“现代汉语”“语用学”“训诂学”等课程。其功能定位为，培养学生掌握语言文字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技能，具备解决中小学语文教学中出现的语言文字问题的能力。（4）教师教育课程群。主要有“语文学科教学实施”“语文学科教材研究与教学设计”“普通话训练”“教师口语与教师礼仪”“语文学科教学测量与评价”等课程。其功能定位为，培养学生掌握教师教育方面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具有语文教育教学能力及教研能力。由以上课程群简介可看出，开展课程群建设的目的，旨在避免课程碎片、课程逻辑矛盾、教学内容重复、教学效率低下等弊端，把分散的课程串联起来，整合优化教学资源，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课程体系；各课程群的功能都指向人才培养目标，在课程体系中有其明确的定位，基础性课程群突出理论素养、知识素养与人文素养；专业方向课程群突出与行业标准、基础教育的接轨。
本文探讨的古代文学课程群，是以“中国古代文学”课程（分先秦文学、秦汉魏晋南北朝文学、唐宋文学、元明清文学四段）为核心，以一系列古代文学类的专业选修课（如“诗经楚辞研究”“诗论与诗词鉴赏”“古文阅读与背诵”“中国古代散文鉴赏”“中国古代小说鉴赏”“中国古代戏曲鉴赏”等）为拓展和补充的课程群，文体学、审美鉴赏、专题研讨等多维视角贯穿其中，群内的各门课程贯穿着诸多课程彼此独立而又相互联系，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
2.1文体学的视角。
近二十来，高校中文系通用的文学史教材，例如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章培恒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罗宗强等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袁世硕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史》，基本上依据王朝更迭进行文学分期，将作家作品、文学流派等放到特定的时代背景下论述，不太注意各种文体的自身特点及发展规律。任课教师大多参照教材章节次序进行讲授，这对学生从“史”的维度了解古代文学发展的基本历程较为便利，但容易忽略各类文体的文体特征及发展演变，也影响到学生对具体作家、作品乃至文学发展规律的深入理解。古代文学的文体，“主要指诗、文、词、小说、戏曲五大门类。……研究古代文体的发展变迁，实质上就是研究这五大文类的发生、发展、鼎盛和终结。考察整部中国文学史，可以说，中国古代文学史实际上就是这五大文类的变迁史，而文学创作上的创新与这五大文类的发展是互相推动的”[3]。我们设计古代文学课程群时，注意将文体学的视角贯穿其中。一方面，在“中国古代文学”这门大课的内容设计上，每一时段，都注意以文体学的视角对教材内容进行调整或整合。以秦汉魏晋南北朝文学为例，这一时期的文学现象纷繁复杂，知识点特别多，学生不易理出头绪，如果从诗歌、散文、赋与骈文、小说等各种文体发展的视角入手，就容易将复杂零乱的知识点贯穿起来，纲举目张。另一方面，“诗论与诗词鉴赏”“中国古代散文鉴赏”“中国古代小说鉴赏”“中国古代戏曲鉴赏”等专业选修课，也是从文体学的角度设计的，有利于教师、学生在讲授与学习过程中建构文体学理念，将文学史与文体史融为一体。
2.2审美鉴赏的视角。
许多应用型本科院校中文系的“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课时已经大为压缩，许多作品在课堂上没有时间讲授，不少学生的文本解读与鉴赏能力比较薄弱。针对这一突出问题，我们一方面开列参考书目，指导学生课后自学，另一方面，开设了“诗论与诗词鉴赏”“中国古代散文鉴赏”“中国古代小说鉴赏”“中国古代戏曲鉴赏”等一系列专业选修课给学生“补课”，引导学生进一步加深对各种文体的经典名篇的认知和理解。例如“诗论与诗词鉴赏”的课程内容，涉及意象、意境、修辞手法、情感内涵、艺术技巧、审美风格等诸多方面，便于学生系统了解和掌握中国古代诗论及诗词鉴赏方法，在学习过程中，注重理论学习与鉴赏实践相结合。值得注意的是，教师在引导学生进行作品鉴赏时，要注意把握不同文体的鉴赏方法的特点，如诗词鉴赏，要善于把握作品意象，品辨韵味，领略意境，领悟情趣或理趣之美；小说鉴赏，要抓住人物形象作具体剖析，把握作品的情节与结构，深入挖掘作品的主题，品鉴小说的语言特色；戏曲鉴赏，则要悉心感受戏剧冲突美，品味戏剧中人物性格美，探究戏剧结构美，等等。
2.3专题研究的视角。
古代文学课程群在制定群内各门课程的课程标准时，注意优化课程内容，强化问题意识，不过分追求学科知识体系，充分考虑行业实际需求和学生职业发展需求，以专题的角度切入，使学生在掌握中国古代文学各阶段的文学概貌的基础上，重点具备文本解读、作品分析和文学现象研究的能力。例如，在初唐、盛唐时期的诗歌部分，设置“初盛唐诗与盛唐气象”这一专题，引导学生在学习作家、作品的时重点思考以下问题：初唐诗坛在唐诗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盛唐气象”的内涵及其在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高适、岑参等人诗歌创作中的体现；杜甫、李白等人在“安史之乱”之后的诗歌是否具有“盛唐气象”。上世纪五十年代，林庚先生首倡“盛唐气象”说（其理论源头可追溯至宋代的严羽），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反响，“盛唐气象”是唐诗研究中的核心问题之一,关涉到唐诗的整体评价,一直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因此，设置这一专题，便于教师在教学中引入学界的研究成果、新的理论观点和研究动向，学生在课后也可以自己查阅资料，思考、讨论相关问题，提高对文学史的理解能力。
3改革教学方法，应用能力与理论素养并重。
3.1项目驱动，合作探究。
传统的古代文学课堂教学，往往以教师的知识传授为中心，忽视了学生的积极参与和创新能力的培养。而合作、探究学习可以“培养学生合作的精神、团队的意识和集体的观念……形成学生内在的学习动机、批判的思维品质和思考问题的习惯。”[4]在开学之初，教师会将本课程需要研讨的一系列项目（或者说问题）提前发给学生，让学生分小组认领，学生在自学的基础上进行集体合作探究，并以小论文、作品赏析、读书报告等形式呈现其成果。成绩突出的小组，将在课堂上以多媒体的方式展示交流。例如，古代文学3（唐宋文学），给学生提供如下问题进行研讨：李白、杜甫诗歌艺术比较；杜甫诗歌与“盛唐气象”的关系；白居易《长恨歌》的主题与艺术；“诗家三李”（李白、李贺、李商隐）诗歌艺术比较；苏轼《念奴娇》（大江东去）与《前赤壁赋》比较鉴赏；如何理解王国维《人间词话》评价“苏旷辛豪”；唐宋诗歌的异同；诗体文学与词体文学的区别。以上问题，涉及到唐宋时期经典作品的鉴赏、名家艺术特征的比较、不同时代诗歌艺术的`比较、不同文体的比较，是在文学史基础知识学习基础上的拓展和提升。学生通过自主探究，进一步激发了学习主动性，巩固了基础知识点，夯实了基本功，增强了理论素质与实践应用能力。
3.2强化实践导向，与基础教育接轨。
应用型师范院校的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本科生，就业主要面向基础教育，因此古代文学课程群中的课程内容，应适当与基础教育接轨。全国中小学开始使用的“部编本”人教版语文教材，古诗文篇数较以往明显增多，这对语文教师的古诗文阅读鉴赏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鉴于此，古代文学课程群中设有“古文阅读与背诵”这门课，该课涉及的古文主要是初中、高中语文教材中出现的古文名篇，并适当补充其他古文经典作品。课程教学从介绍古文阅读方法和背诵方法入手，要求学生熟读、背诵一定数量的古文作品，使其熟悉经典、亲近经典。教学内容以活动为引导，实践教学环节丰富，例如，将古文改写为现代散文，小组合作改编古诗文情景剧，讨论现代流行歌曲对古诗词的借鉴与化用等。该课程教学，突出掌握方法与培养能力并重的原则，注意引导学生进行主题讨论，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3.3优化考核方式，注重过程性评价。
不少高校中文系的古代文学课程采用学期论文（作业）与期末卷面考试结合的方式，这种考核操作简单，沿用至今。卷面考试便于考查学生对所学知识的掌握程度，但也存在诸多弊端，如考试形式单一，没有针对不同阶段不同教学内容采取相应的测试手段，不便于考查学生的综合素质和能力水平，有些学生不重视平时学习，期末才临时抱佛脚，不能体现学生的真实学习状态。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古代文学课程教学质量的提高。鉴于此，古代文学课程群建立并优化了“三位一体”的评价方式，亦即过程评价，以学生在教学过程的参与程度作为评价的基本标准；目标评价，以课程标准目标作为评价的重要标准；能力评价，以学生运用本课程知识解决相关理论和实际问题为参照标准。强化过程性学习的考核，将学生平时作业完成情况与小组合作探究情况作为过程性考核的重要内容，增大平时成绩在总评成绩中的权重，古代文学课程群中的许多课程的平时成绩占到总评成绩40%以上，有的甚至占到总评成绩的60%。与此同时，由单一的教师评价发展为“学生互评+教师评价”结合的方式，以便较全面地评价学习效果。综上所述，应用型师范院校的古代文学课程群建设，应根据专人才培养方案的培养目标，优化课程内容，强化问题意识与实践导向，不过分追求学科知识体系，充分考虑行业实际需求和学生职业发展需求，应用能力与理论素养并重，为师范生成长为合格乃至优秀的语文教师打下良好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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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余文森.论自主、合作、探究学习[j].教育研究,2004（11）:30.
对古代文学授课质量有影响的主要因素为人、物、时空和情感。
人当然是指学生和教师；物是指教学所使用的教案、教材和辅助工具等；时空是指教学场地和课时的设定；情感指的师生沟通，学生的兴趣和信心等。
充分协调这四个主要的因素对古代文学类课程教学质量的提高有很重要的作用。
在教学过程中，教案的作用非同小可，教师要在讲课前充分备课，尽量脱稿讲课，教师是否能够灵活的掌握教材的使用和选取，这对古代文学类课程教学质量影响很大。
选择教材，不仅要结合学生已经掌握的知识结构，还要对学生日后的发展和深造考虑。
时空这一要素对教学质量的影响也较大，对古代文学教学有一定了解的人都知道，中国古代文学课的教学和学习是有固定时间和场所的，要学习生涩难懂的语言，时间跨度较大、知识面也很宽广，文学社团也很多，这就造成教师无法在有限的时间教授所有知识，学生掌握情况也就不是很好。
所以通常古代文学所设置的课时要比其他学科课时稍微多一些。
最后是情感要素，对于所有学科的教学来说，都必然与师生的沟通交流为主体，古代文学学科也不例外，教师和学生的交流，主要包含对文学学科的爱好、兴趣以及情感交流，教师掌握学生的心理和情感变化，这对古代文学类课程教学质量的提高有很大帮助。
（二）改变古代文学授课理念。
要坚持以人为本、以学生为核心的教学理念。
陶行知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教育大师，他有一句名言：教最终目的是为了不教。
这句话将教学的目的、本质和真谛描述的十分透彻。
教师讲课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教学，而是为了不教，教师讲授课程不能只是单纯的将一些零散的知识点整理后灌输给学生，而是要教会学生整理资料、分析问题和解决困难的能力。
所以，教学过程中涉及到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也就是教学材料、教师和学生哪部分才是核心，才是关键？笔者认为古代文学类课程教学的核心和关键是学生，教学资源、教师或者是教学方式等，都是围绕学生展开并进行优化的。
教师要在古代文学类学科的教学中，将学生掌握的知识体系和储备与讲课内容紧密联系在一起，教师讲课过程要针对学生水平的不同因材施教，也就是要做到具有针对性，而不是对所有学生采取一种方式。
另外，教师要结合实际情况使用和选择教材及辅助教学设备。
对于设置古代文学课类课时，要结合学生正常作息时间，尽量不要占用周末或晚上。
教学场所要保证明亮、宽敞和干净，教学设备和所有设施也要准备好。
同时在课堂上或课后，教师都要和学生针对信念、兴趣和意志等积极沟通，有利于提高古代文学类课程的教学质量。
古代文学类学科的教学要以学生为核心，不断促进素质教育工作的开展和进行。
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将古为今用和学以致用作为教学观念，将古代文学知识向当今社会开放，寻找古代文学对当今社会的启发，实现现实与古典的高度统一，使古代文学类课程不仅蕴含丰富的古典文化底蕴，还焕发着当今时代的勃勃生机。
教师在教学和备课的过程中要不断整理、挖掘并快速领悟这些知识，这样才能更好的传授给学生，让古典文学知识对学生的职场及人生规划都有积极指导的作用。
古典文学很多典故中都蕴含着成功的技巧和为人处世之道，对学生日后择业和发展有借鉴作用。
另外，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适当的开设各种实践活动，让学生真正运用到所学知识，例如开展学生职业生涯素养的实践课程，或者为人处世及心态的调整等。
（三）增强古代文学类课程现代与传统的结合。
对于古代文学类课程的教学方式来说可谓是五花八门，每种方式都有其自身的优势和不足。
根据教学方式理念的不同，主要分为传统方式和现代方式。
传统教学方式一般是教师单纯的讲解教材内容，必要时让学生回答问题，而学生也只是单纯的听讲而已，获取知识的方式也只是听教师的讲解。
传统教学方式的优点就是教师能够很容易掌握课堂秩序、教学内容和进度，教师根据自己独特的观点和魅力吸引学生认真听课。
但也存在不足，例如学生和教师的观点存在矛盾时，就无法保证学生跟随自己的想法完成学习内容，这部分学生就被课堂教学所孤立，无法调动这部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归根结底是没有实现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
古代文学知识的某些问题无法以传统思想和教学模式很好的解决，此时就需要利用现代教学理念和教学方式进行充分结合。
现代式教学方式和传统方式有很大差距，多半是以真实案例或讨论的方式进行教学，在课堂中，教师只是指导者和引领者，对学生之间的探讨和矛盾进行沟通，而学生才是主体，教师不会将自己的想法强制性的灌输给学生，在教学过程中，学生的思想和教师的思想可以持平，也就是当教师和学生观点产生分歧时，学生可以提出质疑。
这种教学手段并不单纯注重掌握知识，还关注学生是否具备独立辨析能力。
其优势是非常明显的，学生一直处在积极思考的环境中，充分体现了学生的主体地位。
学生在课堂上建立起了一种自主探索文学知识并追求真理的习惯，在课后也会为了个人兴趣而不断探索，由此培养的自主学习能力在步入社会环境中是非常必要的。
当然这种教学方法也存在不足，学生会受到学习知识和自主思考能力不足等因素的制约，往往会得出不正确的结论。
在实际的文学类课程教学中，传统和现代教学手段有机结合才是提升教学质量的最佳途径。
依据课程内容的要求，关于文学史的知识教师可以采取传统陈述教学方式，使得学生跟随教师的思想脉络建立完整的文学史发展线路，基本掌握每个阶段古代文学的代表作家、著作和文学流派、文学发展环境等知识，初步形成自己对古代文学的理解认识，在具体学习古代文学著作时，就可以充分展现学生的学习自主性，采取小组讨论、随意发言、指定演讲的形式，通过这种方式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
中国古代文学类课程教学，看起来是一项普通的教与学的过程，但是实际上却是一个繁复多变的教学项目，其中涵盖了多个方面的教学元素。
教师在教的过程中，应该科学合理地运用教学资源，秉承以学生为教学主体的教学思想，重视教学理念及教学手段的优化完善，进而提升中国古代文学类课程的教学质量，并培育出优秀的实践型高素质人才。
论文摘要：《中国古代文学》课程包含《中国文学史》与《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两门基础必修课和一系列选修课，是中文系排名第一的主干课程。但和丰富的教学内容相比，《古代文学》课时却被严重压缩，在教学中，教师必须合理分配《文学史》与《作品选》的讲解时间、各段之间的教学时间及各种文体之间的教学时间，争取在有限的课时内，尽量完整和合理地讲授出文学史和经典的文学作品。
《中国古代文学》课程包含《中国文学史》与《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两门基础必修课和一系列选修课。不计选修课，单从《文学史》和《作品选》来看，《古代文学》课程在整个高校中文系也是属于重中之重的专业课。以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课程设置为例，在诸多专业课程之中，《古代文学史》和《现代文学史》、《当代文学史》、《文学概论》等七门课程被定为专业主干（核心）课程。而从学分和课时设置来看，古代文学凭借16学分、288学时的权重，远超排名第二的《古代汉语》和《外国文学史》[1]，成为名副其实的中文系第一主干课。但和古代文学大量的教学内容相比，排名第一的288学时仍然显得捉襟见肘。从先秦到明清近代，数千年的文学史和汗牛充栋的优秀文学作品，远非288个学时所能讲毕。在此情形下，古代文学的教学想要面面俱到，既无必要，也无可能。且大多数高校在《文学史》和《作品选》之外，还开设有多门选修课，由古代文学任课教师结合自身的学术专长，对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作品及专门文体进行讲解，开设了诸如《诗经》、《楚辞》、《史记》、“唐诗”、“宋词”等选修课，以之辅助《文学史》和《作品选》的教学。故此，《文学史》和《作品选》的讲授内容须突出教学的重难点，而无需面面俱到。从课时分配来看，一般在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段和唐宋文学段分配学时较多，元明清段分配较少。讲授内容主要以作家介绍、作品艺术风格的分析、文学现象、文学史流派、文学理论、文体衍生变异等为主。
具体来看，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是合《中国文学史》与《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为一体的课程：“史”是对文学发展脉络的叙述，“作品”则是《中国古代文学》课程作为文学课的落脚点。大致说来，《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时间，一般是平分给《文学史》和《作品选》，二者各占一半。具体到某一阶段，则会有一些出入。例如在讲授元代文学时，笔者通过和学生的交流，发现只有极个别的学生会在课后阅读《作品选》中的戏曲作品，绝大多数学生对元杂剧丝毫不感兴趣，也就没有自主地去阅读《作品选》。因此在讲授元代文学时，更需要教师在课堂上多讲作品。在中国古代文学诸种文体之种，学生最感兴趣的是诗词。最为典型的便是唐诗宋词中的一些名篇，有些篇目是学生在小学、中学的语文课堂上就学习过的，甚至有些作品在孩子入学之前，便被家长拿来作为启蒙读物来教授孩子。因此，学生对这些作品熟悉、有感情。而先秦段如《诗经》、《楚辞》等作品，因时代久远，文字艰涩，学生阅读时有较大难度，对其熟悉程度自然不能与唐宋段相比。而元明清段虽然阅读难度降低，但学生的阅读兴趣与唐、宋段相比，也大为降低，这既因学生对戏曲的兴趣没有诗、词那么高，同时也因为有“一代之文学”之称的明清长篇小说，篇幅较大。大学生的课后时间多花在对英语、计算机等科目考级、考证的准备上，他们不太愿意花过多时间去阅读长篇小说。对于作品的陌生，使得一些学生在考试答卷时，只能空谈一些通过死记硬背得来的文学史概念、常识，而不能通过具体的作品来加以印证。因此在教授先秦、元明清段文学时，作品的讲解便显得尤为重要，教学时间的分配上，也要适当倾斜于《作品选》，让学生通过对具体作品的阅读，找寻自己的感悟，而不是仅仅止于被动地接受文学史教材所提供的结论。对于中学教材已选的一些篇目，不能因为学生已经学过，便一笔带过；恰恰相反，对于大多数将来要走向中学讲台的高师学生来说，此类篇目更需要精讲、细讲。对一些重要的篇目，最好是要求学生背诵。事实证明，这一看似落后的教学要求，却最能有效地提升学生的文学修养。“读书百遍而义自见”的道理在今天并不过时。文学史的教学内容，大多数高校是按照从先秦到明清近代的时间顺序讲授。这种做法易于把握每段文学的总体风貌，但也容易遮蔽文体发生、演变的历史。在按段教学的同时，一定要注意突出文体发生、发展、演变的历史。李炳海先生指出：“文学史教学的重要任务是使学生对中国古代文学有一个全面的.把握，在知识上具有系统性。不仅如此，这门教学还要有一定的深度，对于相关的文学现象，不但要知其然，而且要知其所以然。具体落实到文体上，就是不仅要知道某种文体的生成根据、发展演变，而且要了解文体名称的由来。而对于文体名称进行追本溯源，正是文学史教学和研究的薄弱环节。”[2]以时间顺序进行教学，并无不可，但要有意识地突出文体的变迁。比如，在讲授到唐代近体诗时，要对历代诗体的发展作一综述，让学生了解《诗经》、《楚辞》、汉魏古诗、齐梁新体诗以来的诗体演变轨迹，从而更好地理解唐代近体诗在诗歌史上的地位。又如，在讲授元杂剧之前，应对中国戏曲的发展、成熟作一系统介绍，将中国戏曲成熟之前的诸种艺术形式如原始社会歌舞、春秋战国的优伶伎艺、秦汉百戏、南北朝“代面”等歌舞戏、唐参军戏、宋杂剧、金院本、诸宫调等略作介绍，指出以上艺术形式可以归纳为说唱艺术、歌舞戏、滑稽戏三类，而元杂剧正是在综合这三类艺术形式的基础之上发展而来的。
另外，教师还应注意对教学内容的更新，关注学术界最新动态，及时将学界已经有定论的新成果加以吸收，不能一本讲义用数十年而不变。比如，袁行霈先生主编《中国文学史》第四卷，在介绍清代小说家吴敬梓的著述时，说：“至于程晋芳在《文木先生传》中说还有‘《诗说》若干卷’，可惜已失传，只能从前人的诗文和《儒林外史》中看到只言片语。”[3]，失传已久的《诗说》被复旦大学学者周兴陆于上海图书馆发现[4]，这自然可以修正文学史教材的旧说。又如，《寒花葬志》是明代归有光的散文名篇，还被选入了中学语文教材，但今天我们所见的版本实为删节本，删节本把寒花当做归有光普通的侍女，遮蔽了她为归有光之妾的事实。复旦大学邬国平教授从上海图书馆所藏《归震川先生未刻稿》中找到足本《寒花葬志》[5]，补出今本所无的“生女如兰”等重要内容，这就颠覆了对《寒花葬志》的传统认识。在《作品选》教学时显然也要将此成果及时加以吸收，对《寒花葬志》进行新的也是正确的解读。如此教学，既能传授学生最新的知识内容，也能调动学生的兴趣，引导他们进行研究型学习。
注释：
[1]古代汉语和《外国文学史》均为7学分，126学时，见http：///wwwroot/?id=733，12月12日。
[2]李炳海：《关于中国古代文体的思索》，学术交流，20，第7期。
[3]袁行霈主编，黄霖，袁世硕，孙静本卷主编：《中国文学史》（第四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版，第368页。
[4]周兴陆：《吴敬梓失传著作诗说在上海发现》，光明日报，年6月24日。
[5]邬国平：《如兰的母亲是谁?——归有光女如兰圹志、寒花葬志本事及文献》，文艺研究，，第6期。
摘要：古代文学史上的很多作品都具有多元文化形态的特征。
汉魏六朝小说体现了地理博物学、史学和宗教的多元文化特点，又具有文学想象、叙事、写人等小说文体元素。
这种多元文化形态的存在在各个方面制约了作品的文学性。
其情节、形式乃至艺术手法往往成为某种文化形式或著述动机的附着因素。
文学史写作应格外注意这一特征。
关键词：文学史写作：多元文化形态;汉魏六朝小说。
在中国古代，“文学”这一概念的范畴比今天要大得多。
章太炎曾说过：“文学者。
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
论其法式，谓之文学。
凡文理、文字、文辞，皆称文。
”章氏此说，五四以来受到了严厉的批评，因为它缺乏现代的科学性，也和西方的文学观念不符，然而这正是中国古代的文学观念。
20世纪30年代以后，随着西方文学理论的大量传人。
学术界对于“文学”这一概念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产生了后来影响较广的狭义文学和广义文学观念或日纯文学与杂文学观念的争论。
狭义文学或纯文学的观念是在西方文学理论的影响下产生的，它在相当程度上脱离了中国文学发展的实际，将其牵强地套用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则有削足适履之弊。
因此，本文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分析和立论，以广义文学或杂文学的观念为基础。
杂文学的观念意味着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往往具有多元文化形态的特征。
明清时期的长篇小说则杂糅了历史、哲学、宗教、神话和说话艺术等文化形态。
文学史的研究与写作应对这种情况予以充分的重视。
一方面，不应该忽略作品的其他学科属性及价值;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这种多元文化形态的存在也在各个方面制约了作品的文学性，对其进行考察和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作品的文学性，从而作出较为合理、客观的文学史叙述。
本文试以汉魏六朝小说为例阐述这一问题。
首先，我们应确定汉魏六朝小说的文体内涵。
“小说”一词，最早见于《庄子，外物》：“夫揭竿累，趣灌渎，守鲵鲋，其于得大鱼难矣。
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
”[2](p707)，但这里《庄子》所说的“小说”与《论语·子张》中子夏所谓“小道”，《荀子·正名》中所谓“小家珍说”一样，都是指与本学派的“大道”相对的小道理、琐屑的言谈，并不具有文体意义。
首次在文体意义上使用“小说”一词的，当推西汉末年的刘歆。
刘向、刘歆父子校书秘府，刘歆总群书而奏《七略》(今亡)，班固《汉书·艺文志》(下简称《汉志》)即据《七略》删节而成。
所以《汉志》中对小说家的著录及关于小说家的议论实出于刘歆。
《汉志》小序云：
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
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
孔子曰(《论语·子张》作“子夏日”)：“虽小道，必有可观焉。
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
”然亦弗灭也。
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
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
[51(p1745)这是现存最早的小说专论，它非常明确地提出了小说和小说家的概念。
此后，第二个对小说进行专门论述的是西汉末、东汉初的桓谭。
他在《新论》中写道：
若其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
[6](p1453)。
刘歆、桓谭、班固等人所说的“小说”，是“短书”的同义语，即所谓的“丛残小语”，其内容则是琐碎的“街谈巷语”，乃“道听途说者之所造”。
这实际上就是一些琐碎、驳杂的历史资料、遗闻逸事和百家之言，因而在文化形态上必然具有多元的特征，但与现在“小说”的文体概念是不同的。
《汉志》著录小说十五家，至隋时已全部失传。
《青史子》、《天乙》、《臣寿周纪》四种;第二类似子之书，包括《伊尹说》、《鬻子说》、《师旷》、《务成子》、《宋于》、《待诏臣饶心术》、《百家》七种;第三类方土之书，包括《皇帝说》、《封禅方说》、《待诏臣安成未央术》、《虞初周说》四种。
”[7](p7)可见这些小说还具有史、子或方士之书的文化形态。
以上就是中国古代小说概念的基本内涵。
汉魏六朝小说就是这种小说观念的典型代表。
因而也具有多元文化形态的特征。
当然，文人学者们对小说的认识和理解并不是僵化的，而是始终处于发展和变化之中。
《神异经》、《十洲记》等在《隋志》和《旧唐志》著录于史部地理类。
在《新唐志》中则著录于子部道家类。
此外，《汉武故事》著录于《隋志》史部旧事类、《旧唐志》和《新唐志》史部故事类，《博物志》著录于《隋志》子部杂家类、《旧唐志》和《新唐志》子部小说家类，《洞冥记》著录于《隋志》史部杂传类、《旧唐志》史部传记类、《新唐志》子部道家类，《西京杂记》著录于《隋志》史部旧事类、《旧唐志》史部杂传类、《新唐志》史部故事类，又见史部地理类。
这种变化说明当时的小说观念出现了一些起伏，但主要是因为图书分类法的变化。
《汉志》采用六分法，《隋志》和两《唐志》采用四部分类法，更为系统和细致，因而由于分类时着眼点的不同而产生了著录上的差异，这也表明了这些作品的多元文化形态特征。
具体而言，汉魏六朝小说较为突出地具有地理博物学、史学和宗教等多元文化形态，下面分别论之。
汉魏六朝小说系统中最先发展并繁荣起来的是地理博物体志怪小说。
它成熟并繁荣于汉代，魏晋南北朝时期继续发展，产生了很多优秀的作品如《神异经》、郭宪《洞冥记》、《十洲记》、张华《博物志》、郭璞《玄中记》、任昉《述异记》等。
地理博物体志怪小说源。
于先秦的地理学和博物学。
地理博物学受巫术方术、阴阳五行学说及社会心理等的影响而趋于志怪化，产生了大量的地理博物传说。
最后导致了地理博物体志怪小说的产生。
一般认为。
战国时代“闳诞迂夸，多奇怪做傥之言”[81(p541)的《山海经》的问世，标志着地理博物体志怪小说的产生。
地理博物体志怪小说鲜明地带有地理博物学著作的形态特征。
文化概念的形成是一个历史过程，其核心应指原则性的思想和一种特殊的精神，即人类认识自己和世界的方式。中国古代文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成果和载体，中国文化的复兴是时代的需要。挖掘和传播中国文化的普适价值，是中国古代文学的使命。在“文化大发展”的新形势下，古代文学工作需要进行理念转换、回归元典、强化基础等，才能真正解决现代人教育经历的缺陷和传统文化与现代性价值的相悖，服务于当代文化的重塑。
中国文化价值认同古代文学。
当下中国，文化是传播频率最高的热词之一。然而，在文化意识不断升温的同时，文化概念的内涵却显得模糊和泛化。文化的成果之一是文学，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又蕴藏着丰富的文化资源，正期盼着现代人去重新认识。
在中国古代典籍中，文化一词最早见于《周易贲卦》的《彖》辞：“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天文是阴阳二气的交错氤氲，反映的是季候变化；人文与天文相对应，是天道运化在人身上的显现，也是人依照天道进行教化的社会规则，即礼乐制度。在《周易》中，文明与文化并无本质区别，指的是“文”所显现的内容或变化的结果，既包括精神层面，也包括制度层面和器物层面。
严格来说，文化与文明是有区别的。在西方语境中，文化一词最初由“培养，自然的成长”类推为人类训练的过程。这种含义与中国《周易》中的文化有些相似。工业革命兴起，文化的意蕴发生了变化。英国文化学者雷蒙德威廉斯在其著作《文化与社会》中将西方的“文化”概念界定在精神方面，特指语言、文学、艺术、宗教信仰、哲学思想等，而文明则往往指物质成就，诸如科学技术成果、社会政治经济制度以及各种物质建设。中国当代学者张汝伦先生将文化解释为“我们看待自己和世界的方式”，其核心是“原创性的思想和一些特殊的精神”。
中国古代文学作为中国传统精神的产品形式之一，是中华民族思想情感和道德标准的重要载体，学习、鉴赏古代文学作品，就是接近、探寻古代文化的过程。因而，古代文学教学不仅要重视文学特性的分析，更要透过文学本身，肩负起传承文化的重任。就像曾经有位学者说的：“一个民族如果没有了文学性，我们将不会找到民族诗性的生产轨迹，而一个民族失去了文化血缘，它就不会再有未来的出路。”然而，时代一去不复返，在当下“信息海洋”的潮水和“文化大发展”的浮光掠影中，中国古代文学在高校教学中也已显得尴尬和悖论。
古代文学作为传统文化的载体，与中国文化的命运息息相关。古代文学在当代文化重塑上的困境恰恰是文化危机的表征。现代教育理念强调以“学”为中心，注重激发受体的兴趣。然而，兴趣的培养不能只靠“戏说”形式的铺染，而是要建立在价值认同的基础上。现代中国的年轻人与传统文化之间，缺少的正是这种价值认同。中国文化经历了漫长历史长河的积淀，形成了自己根深蒂固的特性。外来文化常常被消化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正如佛教被内化为禅宗。近代以来，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影响无处不在，一部分人甚至认为中国最终的出路在于对西方文化的学习和复制。在这种意识形态下，西方近现代的的文化价值全面取代了中国原有文化的精神内涵。再加上改革开放后一次次商业文化的侵蚀和冲击，中国文化已如奄奄一息的老人。当代年轻人，基本是在现代性的文化条件下长大，天然地容易倾向现代性的逻辑，会觉得与传统中国文化精神格格不入，再加上深入中国人心的社会进化论的集体无意识，人们很容易用现代性的逻辑去改造和包装中国文化。于是“反英雄主义”的思潮兴起，颠覆权威、亵渎神圣的“轼父”情结猖獗。同时，大众文化又为这种潮流推波助澜，颠覆快感与世俗趣味、感官刺激、享乐主义相映成趣。经典被解构，圣贤被搞笑，真理不复存在，有的只是任意与狂放。古代文学作品的解读，似乎成了“对牛弹琴”，或者说是一种不求深刻、只讲形式的哗众取宠。在这样的背景下，对包括高校学生在内的大众分析能力、鉴赏能力培养及至人格境界的塑造，或只是一句空谈。
张汝伦先生在《当代中国的文化命运》一文中，称当下复兴中国文化是天命。人类需要中国文化，是因为中国文化具有普适价值，张汝伦先生说这种普适性在“德性”，在“克己复礼的人生态度、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天下为公的政治理想、和而不同的共同生活原则和思想原则、义利之辨的道德理念、己立立人与己达达人的淑世情怀、四海一家与天下太平的世界图景”。这种“德性”便是责任，要担当起这份责任，需要立足当代重新解读和建构传统文化的专家学者，也需要借助新型媒介再造传统文化的开发和传播人才，这是时代赋予中国古代文学工作者的使命。因此，古代文学服务于当代文化重塑，必须从学习到传播再到服务运用走出困境，进行标本兼治。
1、校正教育理念：由兴趣到意志建构主义教学理论强调：学习者要积极建构他们自己的知识，而不是被动地接受教师和课本传递给他们的信息。因此，学习者的兴趣和意志力很重要。其中，兴趣关联娱乐，而意志指向勤奋。目前的教育理念强调兴趣，为引起观众、听众、读者、学生的兴趣，不惜花大力气追求漂亮的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其主旨内容。在实际上，包括在校的本科学生在内的成年人，意志力的培养仍至关重要。从价值角度告知他们所学习、传播内容的重要性，然后依靠自身的意志力去接受，去刻苦，应该是当下教育理念调整的方向。古代文学与传统文化共存共荣，价值比兴趣更重要。
2、精选学习内容：回归元典传统文化中，对社会和人类具有普适意义的精华部分，需要继承，对由于时代变迁变得腐朽的部分，必须摒弃。只有这样，社会和人类才能不断完善。立足当代对精华和糟粕进行甄别，重塑中国文化的形象，是增强中国文化感召力的重要工作。当下信息泛滥，鱼目混珠，网络、影视，甚至主流媒体，歪曲元典思想的现象时有发生。
重塑传统，挖掘中国文化的普适价值，必须回归元典。正如袁行霈先生在《中国文学史》总绪论中强调的那样：“文学史著就应立足于文学本身……文学创作才是文学史的根本，文学理论、文学鉴赏，批评是文学史的辅助方面，文学传媒是文学史的另一辅助面。文学本位就是指强调文学创作的中心位置和紧抓另外辅助的两个方面。”以文学为本位，就要以经典作品为本位。借助网络资源提供的线索，顺藤摸瓜，查阅元典，是正确解读传统文化的良方。
3、立足传播基础：注重语言分析针对由于古文功底薄弱造成阅读、传播困难的情况，学习古代文学作品的时候，应该把汉语语言学与文学鉴赏相结合，增加语言分析的力度。一方面扫清阅读障碍，另一方面又使文学风格、情感意蕴找到依托。例如，骈文中起伏跌宕的情感如何通过句式和语音来表现；《左传》描写战争前的游说所体现的礼乐思想；用典对诗文典雅、简约之风的作用；诗歌意象间的意脉逻辑与哲理及诗风的关联，等等。相对枯燥的语言与相对空泛的文学、文化互相补充，相长相生。另外，“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做诗也会吟”、“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的古训是万万不可废的，配合元典阅读，强化背诵名篇、名段，加强写作训练，也是提高民族的文化综合水平，促使当代中国文化重塑的良策。
4、重视服务实践：加速成果转化在古代文学服务于当代文化重塑中，现代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只有合理地运用，才能充分发挥它的价值。首先，要坚持把影视、网络、多媒体作为传播的辅助设施的原则，切不可抛开主旨内容而片面强调形式，造成喧宾夺主。其次，针对不同的接受对象要区别对待。对社会大众，在娱乐过程中要正确解读历史文化，切不可一味“戏说”或讲“野史”。在高校中，对理工学科可充分借助多媒体文学进行素质教育；对中文、新闻等人文学科来说，应强化分析、读写等基本能力的训练，必要时辅以多媒体；对理论性较强的人文学科，鼓励将传统文化的研究成果进行整合，及时创作出各种形式的文化产品，适应社会需要，这也是人文学科服务社会的重要环节。
综上所述，我们要充分利用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成果，促进其在大众文化传播的过程中的应用，促进中国当代文化的重塑。
[2]高方。双重文化视阈下的中国古代文学教学[j]。黑龙江高教研究，2009，(11)。
[3]帅泽兵。论“80后”文学的当代资源与精神传统[j]。山西大学学报（社科版），2009，(01)。
在初次接触生物学时，学生接受知识的能力很差，往往学习的很认真但是学习成绩上不去。通过实验了解更多的生物知识，学生在自己动手实验的过程中对生物充满了兴趣，拥有了学习生物的兴趣，学生主动的参与到初中生物的学习中，主动思考在生物学习中遇到的问题。学生不在是被动的接受教师灌输的知识，而是将学习作为一种乐趣，积极主动的探索学习中的难题。
2.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
初中生的学习基本上都是理解背诵为主，学生每天都是在教室中听教师讲解知识，很少有动手操作的机会，因此，初中生物的实验教学是至关重要的，既可以缓解学生长时间学习的压力，也可以体会动手操作的乐趣。教师在进行试验教学时首先要鼓励学生动手、动脑，敢于质疑，敢于改变。初中生物的知识都是来源于生活中，学生进行实验时密切注意生活中的相似处，将自己学到的生物知识运用到日常生活中。
二、初中生物课实验教学的改善。
首先，初中生物课教师对于实验要有正确的认识，只有教师正确对待实验的重要性，才能够为学生提供最好的实验教学。教师对学生讲解知识不只是为了在中考中有个好的表现，更多的是为了让学生拥有更多的知识，在教学过程中，初中生物教师为学生提供更多实验的机会，将更多的试验时间交给学生，让学生自己动手、自己探索、自己思考，这样才能够使学生拥有更好地动手能力。其次，初中生物教师在为学生设计实验的同时，要提供更多探究性的实验，在学生不知道实验的结果会如何的情况下，让学生自主实验，使学生对实验的过程更加有兴趣。教师在实验过程中只起到指导的作用，当学生对基础知识有疑问，教师进行解惑，而不是帮助学生完成实验。探究性的实验使学生的求知欲更加强烈，在实验过程中更加积极主动的动手操作和思考，让学生掌握到更多的生物知识。最后，教师要鼓励学生全部参与到实验中，对于不敢动手的学生要及时的引导，不能够在实验过程中使学生失去信心，所有的学生的实验基础都是一样的，让学生在实验中找回信心、找到兴趣，对于初中生物的学习有重要的作用。学生对生物的兴趣越高，在课堂学习中更能够集中注意力听讲；学生在实验的过程中学会主动的思考，在课堂学习中更能够学会理解背诵生物知识，不再是死记硬背，有利于学生更好的掌握生物知识。
三、结束语。
初中生物的实验教学是生物学习重要的环节，初中生不仅要掌握足够的知识，对于动手操作能力、观察能力、思考能力都有一定的要求，所以初中生物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重视对学生的实验教学，让学生拥有一定知识的同时还能够独立的思考和探究，保证学生的生物学习越来越优秀。
中国文学从魏晋时期文学自觉发展到元明清及近代，已形成了丰富多样的文体，除了传统的赋、诗、词、传奇，又出现了元杂剧、南戏、散曲以及类型丰富的明清小说等。加之随着经济的发达与印刷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到了这一阶段，藏书数量有了空前的提升。所以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无论是文体类型还是数量都较前代更加繁杂。比如古代诗歌方面，提及古代诗歌人们往往想到的是唐代，可是就数量上而言，“元代有数百人的诗文集流传至今，明清的诗文别集达数千种之多，一部《明诗纪事》就辑录了四千多人的作品，约为《全唐诗》所收诗人的两倍，清代的诗文作者更是逾万。”再比如古词方面，词作为一种文学形式，其全盛期可谓是在宋代，但元明清时期的词的数量却是远胜于宋代的，叶恭绰所编的《全清词钞》就辑录了清代词人三千余家，这比唐圭璋所辑《全宋词》收录的作家多了近两倍。那么如此繁多的内容，在教育部高教司的要求下需要112课时来完成教学。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由于培养方案、教学大纲等因素的影响，大部分学校都无法做到这个要求，而基本停留在50到80课时之间。那么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要将繁杂的知识点讲授清楚，按照传统的“讲授加划书”模式就很难做到了。因为时间不足只能讲授重点篇目，其余部分尤其是近代部分，只能让学生在教材上划重点。如此教学会导致学生对于本部分文学史脉络不清楚，造成学生文学史认识断层，无法进一步提升其学术意识。
（二）传统讲授式与“95后”学生心理特点的冲突。
传统的古代文学教学方式多是采取单纯讲授式的教学模式，教师往往采用“一言堂”、“填鸭式”的教学方法。由此以来，导致学生难以进行知识和能力的自我建构，往往在一学期结束时，随着考试的结束也将所有的知识全部留在了教室。同时这样也使得课堂教学缺乏应有的活力与生气，加之现在的大学课堂主体是“95后”，95后虽属于90后，但其本质与90后有很大而不同。作为第一批出生于网络信息时代的人类。95后就像网络信息一样，更加活跃、多变，对于知识的接受能力变强，但是精神集中度下降。也就是说，传统的一味讲授会造成，教师在讲台上仍旧讲得眉飞色舞，可是学生的心神早已到了“诗和远方”，所以近几年才在高校理论课程教学中，兴起了“段子式”教学。这种段子式教学就是应对95后学生而出现的，旨在学生听课集中度下降时，教师用与课程内容相关的“段子”，突然转变教学方向，以提升学生的精神集中度。所以说面对着如同网络信息一样的95后学生，如果依旧使用传统单纯讲授式进行教学活动，尤其是进行古代文学教学，必然不会有很好的教学效果。
（三）通用教材片面化与学术教学深度化的冲突。
对于古代文学课程的教材，大量院校使用的是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这套教材是目前较为权威、全面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单纯只使用这一套书，这套书存在着知识点流于表面的问题。例如说在本教材中，对于《水浒传》主题思想叙述部分，正文中仅采用了传统“忠义说”，引用部分简单设计到了“农民起义说”、“市民起义说”、“忠奸斗争”，但是就本书诞生时与“忠义说”同时存在，且相当重要的“诲盗说”并没有涉及，这样的处理方式符合学生的固有观念，便于理解，但就其学术性而言，会显得流于表面，不够深刻。也就是说如果只使用这样一本书进行教学，就会与学术教学深度化产生冲突。学生很容易记忆这些知识点，但是没有选择学术角度的权利，进而引发学生的自主思考与研究。同时，文学史研究界的学术研究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手中的教材很多部分都难以涵盖新的学术观点。例如在《西游记》作者部分的叙述中，如果还是以吴承恩作为唯一合理作者人选，就显得比较脱离与时俱进的学术前沿了，因为当代学者逐渐发现从方言角度《西游记》存在至少两种方言、吴承恩所著在明代书编中被归为史部地理类等等。可是这些观点在通用教材中往往鲜有提及，因为在其编写时此类观点尚未出现，或者未成为时代主流。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主流与非主流观点可能会有所转移。所以，依旧采取完全依托一本教材而进行教学，会使学生难以进行深度的学习研究，不利于学术的深化，不利于开拓学生的学术眼界，反而会使学生更加感觉学习的乏味。
（一）多元化教学要求从讲授式教师转向文、史研究型学者。
要构建有效的多元化教学，教师的教学素养、专业素养和知识储备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传统讲授式教学中，使得教师能够一本教案走到退休，不注重对于新兴学术观点的研究，故步自封。观点陈旧难有创新式的见解，白白浪费了自己的教学经验。所以教师必须坚持“活到老、学到老”的观点，不断深化学习，要善于接受新的学术观点和教学理念，即在授课之外，努力成为一名研究型的学者，并且将自己的研究方向从单纯文学文本研究拓展为文史研究，当然作为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师自不必像史学教师那样，对于大量历史事件进行细致研究，可是由于本部分教学内容的时代特点，需要对于大的历史背景，以及具体作者人生重要经历有所掌握，并将二者联系起来，以便学生理解。也就是说要把教学变成行动与研究相结合，即讲授、文史研究、实际教学活动有机统一的模式，在这一过程中，“教师心智模式和系统思维得到发展和改变，理论与实践得到深度融合。”
例如在讲授《水浒传》的思想内容方面，如果仅依照袁行霈版《中国文学史》中的观点，那么只是强调“忠义说”，可是在明代便有与之相对的另一种学说“诲盗说”，同时在建国后还出现过“农民起义说”、“市民起义说”、“忠奸斗争说”等等，片面性的讲授会影响学生对于文本的理解层次。正所谓“教而不研则周，研而不教则殆；教然后知其困，研然后知其关。”所以，教学与科研相结合是教师发展的内在需要和持续进步的基础，同时亦是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因素。坚持教学与科学研究相辅相成，将使教师步入全新的职业生活境界之中，从而比较轻松的化解教学时面临的专业难题，使教学因之更加灵动和多彩。
同时在“元明清近代文学”讲授部分，教师应注重引导学生回到文本创作时代的历史氛围。这种历史氛围并不是简单一句话概括一个时代就能够是学生明白的，有时还要从很多细致的角度解释为什么会产生如此的文学形式或文学思潮，比如元杂剧之所以繁荣，是因为元朝前期不开科举，中原文人无处谋生导致的；元杂剧之所以后来走向衰落，是因为元朝在“大德”后开始了科举，文人又有了靠读书得来的上升阶梯。再比如元杂剧中经常出现指天骂地影射朝廷的桥段，如果只归结为元朝思想文化相对自由，学生还是不会知道为什么，那么就需要解释“自由”的原因，因为元朝在中原90年经历12位皇帝，只有世祖忽必烈、英宗硕德八剌粗通汉语，顺帝妥懽帖睦尔精通汉语，其余皇帝完全不懂汉语。所以像《窦娥冤》中指天骂地的情景也就可以理解了。由此来看对于这一部分的教学很难跳脱出元代从上到下的历史社会氛围的影响。正所谓“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另外作者的生活经历对于其作品的影响也是不容小视的，例如白朴的人生经历与金国遗民身份认同，就可以解释其作品中对于金章宗的影射。而这一切帮助学生理解授课内容的材料的累积，就需要教师“文史双修”。
（二）多元化教学要求构建开放式合作型课堂。
近些年的教学改革不断强调学生在实际教学活动中的地位，并一再提出要把课堂还给学生的理念。如果将实际教学活动比作一出戏剧，那么教师在其中所承担的角色应该是导演而非主角，教师应该通过引导和组织的方式促使学生得出属于自己结论，让学生学会学习，并使学生积极参与到学术讨论当中。这就要求授课教师能够充分运用启发式、讨论式的教学方法。所谓启发式教学方法，就是在实际教学活动中，讲授结束给予学生以思考的空间，借此调动其课下的学习。比如在讲授“三言”时，可以让学生通过自主阅读《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与《卖油郎独占花魁》，思考其间人物形象的异同、描写手法的特点等等，激发学生举一反三的能力。在讲授《聊斋志异》时，与学生探讨传统印象中的狐狸精形象，借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升学生的阅读兴趣。再由此推回文本，一同探讨“聊斋”中别样的狐狸精形象。
所谓讨论式，即，在学生发现问题、提出问题时并不急于作答，而是将问题置于所有学生中，进行讨论，最后再予以解答。也就是说在实际教学过程中要充分培养学生的参与意识和学术意识。提出适合学生水平的相关问题，给予学生充分讨论的时间，在讨论前要引导学生了解需要参考那些资料充实自己的观点，指导学生理清发言提纲，以分组的形式进行讨论，在一学期中要做到每个人都有发言的机会。每个人在发言后，其他同学可提出不同的观点并加以讨论。当然在讨论结束后，教师应对于学生的多元学术观点给予总结，从而进一步引导其进行课下阅读。由此形成一种合作式开放型教学方式，通过对话、交流、互动、合作的开放形式，完成“元明清近代文学”的教学。
综上所述提高“元明清近代文学”教学质量是一个任重而道远的工作，这个工作中不但需要教师转型为文史双修型学者，同时也要作为“导演”组织、指导学生演好这样一出大戏。95后学生由于年纪及经历的影响，以及阅读量的缺乏，对于文本的艺术魅力难于理解，并且很难对于文本，尤其是古代文学作品进行审美批评。这就需要教师一方面进行有专业高度的讲解；另一方面引导激发学生的学术意识。最终使学生在理解文本的基础上充分感知文本的艺术魅力，进而提升学生的鉴赏能力，并促进其形成积极的价值观与世界观。同时也需要国家与社会的支持，以提升古代文学的学科地位，使得祖辈的文学辉煌不置断送，中华道统继续得以延续。学生能够全面系统地了解元明清近代文学的全貌，体味传统文学的别样魅力。
要学好中国古代文学，必须首先过好古文阅读关，能读懂文言文。
学生不掌握好古代汉语，就难以阅读与理解古代文学作品。
针对少数民族地区高职高专学生基础薄弱的问题，古代文学教师在赏析作品前一般应先疏通文意，加强对学生古代汉语基础知识的训练。
这种基础训练，首先体现在古代文学教师在疏通文意时，强调学生注意把握语言文字的各种含义及相关知识。
其次，要注意古代文学与古代汉语两门课程的融会贯通。
文选部分即语言学的经典，往往就是文学名篇，与古代文学重在赏析不同，其更侧重字、词、句的落实。
常用词的用法与古汉语通论部分，是读懂古代文学作品的重要相关知识。
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师应与古代汉语教师进行沟通，使二者的教学紧密衔接。
对古代文学课程来说，有了古代汉语的相关知识和教师的语言学分析，学生就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地欣赏、把握其文学特征。
在学生课外学习方面，主要依靠多读多看。
引导学生多读作品，选择一部分好作品反复熟读，开始时可以选择简练优美的唐诗宋词，进而选择散文名篇如《聊斋志异》《唐宋传奇》《世说新语》《古文观止》等。
通过多读多看，逐步掌握文言文的丰富词汇和语法规律。
兴趣是推动人们去认识事物、探索真理的一种重要动机，是学生学习中最为活跃的因素。
大教育家孔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瑞士现代心理学家皮亚杰也认为：“一切有效的活动必须是以某种兴趣为先决条件。
”兴趣是求知的内在动力，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他们就会积极主动地学习，学习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1、引导学生端正学习态度，提高学习兴趣。
态度决定行为，学生对古代文学意义的认识深刻，学习的态度端正，必能提高学习兴趣，提高学习效率。
首先，引导学生消除“古代文学无用”的错误观点。
通过古代文学的学习，可掌握古代优秀文学文化，增加知识储备，提高综合素质，提高阅读、鉴赏、语言表达与文学创作能力，为以后从事中小学语文教学和其他工作打下基础。
古代文学作品既给后人美的享受，又给后人提供无穷的学习提高的机会。
现代文化文学对古代文学的借鉴与沿袭永远不会停止，如金庸、琼瑶的小说创作得益于古代文学丰富的滋养，又如方文山等众多音乐人化用、改编古诗词，不仅在文化传承上有积极意义，而且丰富了现代文化宝库。
其次，如王慧刚所言：“古代文学课程不是远离现实的历史存在，而是与现实人生密切相关的。
古代文学的讲授不仅仅是文学知识的传承，更是人文精神的传递。
”无论学生将来从事何种职业，人格修养、修身养性都是必需的。
从古代文学可以挖掘与现代人生的诸多契合点，以此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理想人格。
如苏轼的《定风波》“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面对挫折，任运随缘；屈原的《离骚》“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锲而不舍，坚守理想；《周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坚强包容，君子品性。
2、改革教学方法，激发学习兴趣。
古代文学教学中传统的黑板粉笔加教师讲授的方法模式已不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不适应高校教学改革的需要。
古代文学教师必须不断改革、完善教学方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借助情境教学，寓教于乐，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提高教学质量。
情境教学，即根据教学目标创设以形象为主体的、富有感情色彩的具体场景或氛围，再现文学作品提供的情景，使学生如临其境，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吸引学生主动学习。
如学习《诗经蒹葭》时，可运用多媒体制作诗歌情境：秋水茫茫，芦苇苍苍，白露晶晶，抒情主人公徜徉在这寂寥的河畔，凝望追寻河对岸的“伊人”。
在这个画面的衬托下，投影出诗歌原文，同时播放背景歌曲《在水一方》。
通过创设的生动形象的情境，使学生投入诗歌的情感内涵感受体味中。
“实践出真知”，通过自身实践，触发想象和联想，学生才能深刻地领悟文学作品的情感内涵和艺术形式。
情境教学，还可运用表演的方式。
且不说宋元戏剧、明清小说，连一些简短小诗也有改编与表演的张力和空间。
如布置学生表演岑参的《逢入京使》：“长路漫漫，诗人思乡之情顿起，不免双袖龙钟。
马蹄得得，诗人与故友偶然相逢，一番寒暄之后，本想托故友捎带家书，偏偏没有纸笔，只好捎带平安口信。
”诗歌情境的创设与表演，极大地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学习热情空前高涨。
对一些经典作品进行改编和演出，也是提高学生对古代文学兴趣的有效方法。
运用多媒体对文字、图象、声音以及动画、影视等的综合处理，使一些在传统教学条件下很难表达的教学内容生动、形象、直观地展现出来，而且便于创设情境，营造一种轻松、愉悦的学习氛围，达到声、图、文并茂的情境教学效果，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有效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例如，传统的作者简介往往很难给学生留下深刻的印象，利用多媒体将作家的画像、图片资料以及历史地图等引进课堂，配以文字介绍，形成的教学效果将大不相同。
在教学过程中，可以播放声情并茂的朗诵音频文件，或播放《唐之韵——唐诗》《牡丹亭》《三国演义》《红楼梦》等影像视频，吸引学生的兴趣，加深学生的感性认识，增强教学内容的表现力，帮助学生具体而深刻地理解作品内容。
多媒体技术运用于古代文学教学，形象生动的图像、直观丰富的文字呈现，可有效增加课堂知识容量，优化课堂教学内容，激发学生求知兴趣，提高学生学习效率。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认为，学习过程不是学习者被动接受知识，而是积极主动建构知识的过程。
无论采用何种教学方法，都要从学生实际出发，贯彻“以教师为主导，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原则，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生的主动积极性，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意识，自觉做学习的主人。
三、引导学生掌握正确的学习方法，提高学习效率。
要解决少数民族地区高职高专学生学习古代文学存在的问题，必须引导学生掌握正确的学习方法，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使他们体会到学有所成、乐于学习。
物各有理，学亦有法，古代文学课程也有自己的特殊规律和学习方法。
诵读，是古代文学最基本、最重要的学习方法。
古人曰：“书读百遍，其义自见。
”朱熹在《熟读精思》中亦云“只是要多诵遍数，自然上口，久远不忘。
”少数民族地区高职高专学生大多古代文学基础薄弱，因此在平时的教学活动中，应强化学生的诵读。
诵读是学生学习古代文学积累知识、发展能力最基础的环节。
字的识记、词句含义的理解、作品思想内容的把握，都要靠多读才能做到。
诵读不只是教师示范诵读吟或放音像资料，更需全体同学参与。
通过吟诵，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提高理解赏析能力、阅读能力和自信心。
诵读也不是光朗读，而应与思考、揣摩、感悟、想象等思维活动结合。
要指导学生边读边思考，揣摩、感受作品的内容大意、遣词造句之妙、作品的情感。
同时引导学生借助联想和想象，把诵读内容与自己的生活经验相沟通，补充作品形象的内容，深入把握文章的旨趣。
除了诵读外，还应注意泛读和精读结合。
有的文章只要泛读即可；经典作品应该精读，有的需要逐字逐句地琢磨，做读书笔记，记下读书时的感想、看法和意见，名篇、名段、名句需要多背。
长期坚持，不但能丰富自己知识储备空间，增强审美能力，而且有助于提高阅读能力与思维水平。
平时多读多记，有了文言语汇的积累，有了文言语感的深切体会，阅读古代作品就不会有很大困难了。
为适应社会对应用型人才的需求，六盘水师范学院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在制订人才培养方案时，特别凸显应用型人才的培养这一目标。这既是地方本科院校加快转型发展的立足之本，也是社会对于毕业生综合素质的具体要求。广大教师在教学活动中，应当侧重于学生的创新能力与应用能力的培养。古代文学作为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开设的一门重在培养学生人文素质的专业核心课程，有必要转变教学理念和改革教学模式。笔者认为，关键是在教学活动中解决好以下几组关系。
一、教师点拨与学生自学的互动关系。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高等院校课程改革的深入，高校专业课程的设置呈现出多样性与时效性的趋势，压缩传统课程学时，几乎成为高等教育界的共识。目前大部分师范院校已将中国古代文学这门课程的总学时数缩减到200学时左右，有的甚至不到100学时。而古代文学这门课程的时间跨度甚为久远，课程内容涵盖了从先秦到汉魏六朝，经唐宋而至元明清的长达数千年的文学遗产，不仅本学科的教学内容十分繁杂，而且还涉及到史学、哲学、语言学、文献学、文艺学及美学等多学科的综合知识，这就构成了一种深刻的矛盾，因此必须改变传统教学模式，才能完成教学任务，达到应有的教学效果。而改革的关键，乃在于师生关系的彻底转变。传统教学通常是教师采取一言堂的灌输方式，学生则机械地记笔记（现在的很多大学则多表现为教师在台上播放教学幻灯，而学生在台下用手机拍照再埋头抄成笔记形式，更有甚者，学生直接拷走教师的幻灯片，然后学生在课上自己玩手机），考前一周熬更守夜狂背式复习，考后一周忘得一干二净。很显然，这样的传统教学方式已远不能适应社会对应用型人才的培养要求。
新型的高校师生关系应该是这样的：教师不应当仅仅是知识与学问的输出者，更应该是方法与思路的点拨者。教师最伟大的地方，不是站在讲台上机械地播放幻灯片和静态地灌输知识，而是将学生培养成善于自学并在大学毕业之后还能坚持自学的人，学生的自学能力很大程度上是由教师有意识的引导与充满智慧的点拨而渐次达到的，而这也是判断一个教师优秀与否的首要标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1世纪教育委员会发布了德洛尔报告《学习：内在的财富》，其中提出：教育应围绕四种基本学习加以安排，即学会求知、学会做事、学会共处及学会做人，学会求知乃是首当其冲需要学会的本领。无独有偶，日本作家白取春彦在其《独学术》一书中也如是强调：“不靠自己念书，你什么都学不会。”他说：“无论你进的是语言学校，还是去上大学，如果自己不念书，终究什么都学不到。换句话说，如果不靠自己独学打底，甚至可能连基本的课程都跟不上。”（p24—25）因此，一个真正称职的高校教师在他授课的过程中，务必使学生树立起自学的信念，培养起自学的习惯，让学生懂得一些自学的方法和门径，进而让他们走上独学的道路。学生好比大地上纵横恣肆的流水，缺乏的不是流动的力而是引导之方，而教师好比挖沟渠的锄头，锄头过处，流水亦趋。世俗一般认为是水到而渠成，却不知在师生关系中，实为渠成而水到，由此可见，教师的引导之功，无论怎样夸张都不为过。具体到古代文学的教学，笔者以为，应当由教师先行讲解一段时间，使学生略知学习的方法；再渐次培养学生自学的本事，可运用一些教学上的手段（如任务驱动法）布置一定的自学任务，教师可抽样检查并作点拨式讲解。经由此种教师点拨与学生自学相结合的方式，一个或几个学期下来（在有的高校，教师可连上两段，如笔者所在的高校，有的教师就能连上唐宋文学与元明清文学两段），建立起一种新型的师生关系，真正达到如古人所谓“教学相长”的理想境界。
二、文学史与作品选讲解的主次关系。
经过几代人的研究与实践，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业已形成了一种类型化的授课模式，即以文学史为线索而适当穿插作品讲解。但在具体的授课过程中，因为授课内容偏多而课时不断缩减，为了完成所谓的教学任务，不少高校教师有意无意将这门课程变成了只讲文学史而不讲具体作品这样一种授课模式，老师所有的授课似乎都是为了帮学生拉通文学的史的流变，这样一来，在学生的心里，历代诗人作家便只是一个个抽象的名字，他们所遭遇的时代只是一些印象式的描述，他们的生平与思想成了一种无关痛痒的概述式的介绍，而他们的作品则成了文学史这条长河里跳荡生灭的一片片浪花，触目所及，全是一种稍纵即逝的印象。至于那些作家作品的写作方式与艺术特色，其所受传统作家的影响，及其在整个文学史上的大概定位（此即“考镜源流”或“追源溯流”），基本是付诸阙如，或照着教科书宣讲而已。毫无疑问，这样一种授课模式，教学效果是大打折扣的，也是跟应用型人才培养方案格格不入甚或背道而驰的，这既是古代文学教师普遍面临的尴尬困境，也是他们急需解决的首要问题。我们认为，解决此问题的关键，应该是重新审视文学史与作品选讲授的主次关系。古代文学教学在课时减少、教学内容增加的情况下，应根据古代文学发展的规律和特点，优化文学史内容（注意：是“优化”而不是“缩减”），正确处理文学史与作品选的主次关系，以突出重点，合理分配文学史和作品选的授课时数。借用数学上的点线面关系而论，窃以为古代文学课的授课方式亦当作适当调整。众所周知，因点成线，因线成面，如果说文学史是一条长线的话，那么组成这条长线的就是一个个具体的作家及其作品，此即点。点有粗细之别，正如作家有高下之分，一流的大作家及其作品就是文学史这条长线上的重点（一般而言也是学生理解的难点），如先秦段的《诗经》与《楚辞》，汉魏六朝段的陶渊明，唐宋段的李白杜甫苏东坡，元明清段的四大名著，都是文学史上一流的作家作品，师生务必重点对待。二流作家的重要性则次之，教师当引导学生学会自学，可采取教师授课为主学生自学为辅的方式展开教学。至于文学史上的三四流作家，虽然也是一个个具体的点，但因其重要性逐渐减弱，故不必平均用力进行讲授（容易费力不讨好），教师可适当点拨自学之法，然后安排学生课后完成。至于面，一般多见于文学史每编之绪论，故需简明扼要进行讲述，最好让学生课前预习绪论部分的内容，然后绘制出某一时期的文学生态图。除此而外，文学史中的面，还有一种情况，即时代相近或风格相类或影响力相当的几个作家可使学生进行面的把握。如讲授唐宋文学时，可将初唐四杰作为一个面，以王维孟浩然为代表的山水田园诗派是一个面，以高适岑参为代表的边塞诗派是一个面，乃至韩孟诗派，元白诗派，大历诗风，晚唐诗歌，都可从面上进行讲授。至如宋代文学，则江西诗派，豪放词，婉约词，唐宋八大家等，都可从面上进行点拨式讲授，如此则纲举目张，化繁为简，从而达到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
文学史的主体是一个个具体作家的文学创作，因此，中国古代文学课应当自觉回到文学文本世界，教师要有分析文学作品的自觉意识，对作品的分析导读不应少于总学时数的3/5。只有引导学生阅读尽可能多的古代文学作品，并学会分析和鉴赏文学文本（需要结合文艺学、古代文论、古代文体论、美学、历史学、禅宗佛学乃至阐释学的相关知识），从而使学生积累较多的原始材料，有助于学生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将知识转化为能力。这需要教师自己对于各作家作品都有比较深入的理解，并能采取灵活多变的教学方认真施教。而文学史的讲授不宜超过总学时数的'2/5，而且不必过多按照教材照本宣科地复述，可适当让学生参与完成文学史的拉通（可采取任务驱动法，让学生绘制一张文学史流变图，或让学生编写作家生平与创作年谱），从而培养学生的自学研读与归纳总结能力。需要注意的是，教师在讲授文学史的过程中，应当自觉地反复引导学生回到教材的目录，并教学生读懂教材目录所蕴含的学术信息，把握其中的重点难点。姑以隋唐五代文学为例，袁行霈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第二卷（高等教育出版社第一版）将隋唐五代文学编排为第四编，除了绪论，共分十二章。从教材目录即可看出，李白、杜甫、白居易（含元白诗派）、李商隐为本编重点，各占一章的篇幅，因而应是讲授和学习的重点。而王孟、高岑及王昌龄和王翰诸人，共占一章的篇幅，重要性自不能与李杜及白居易李商隐相比。至如唐传奇与俗讲变文，虽专设一章，但只有两节的内容，教师完全可以让学生课后完成。
三、课堂教学与课外研读的内外关系。
大学生以自学为主，这既是高等学校教学规律的客观要求，也是应用型人才培养方案的具体体现。这就需要教师解决好课堂教学与课外研读之间的关系，要将课外研读视为课堂教学的自然延伸。鉴于当代大学生普遍厌学的情况（学生厌学，一方面跟物质功利主义的时代思潮密切相关，另一方面也跟学生缺乏自学方法的指导有很大关系），教师应在授课过程中自觉注入自学方法的探讨与点拨。对于那些不需要精讲的次重点（如大历诗风和韩孟诗派），以及一些简单的诗词文学作品，教师可采取自学指导法，提前布置好自学的任务，让学生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可独立完成，亦可分组完成）。当学生在自学中发现问题产生疑问时，教师要及时予以点拨。因此，教师不仅要重视课堂教学，还要注意课后与学生之间的双向交流。双向交流的方式可以灵活处理，如可网上答疑（教师可组建一个学习沟通群），也可每周定一个时间面对面答疑，还可以利用导师制与学生分享自学经验与读书心得。教师应鼓励学生坚持写读书札记，或组建古代文学兴趣小组，并进行有针对性的引导。总之，教师在具体教学中，要根据不同的状况而采取不同的教学方法。一个优秀的高校教师，既要让课堂教学成为师生交流互动的绝佳场所，更要让课外研读变成学生的入门捷径，从而为学生毕业之后的自我教育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
四、教材讲授与知识延展的辩证关系。
学生如能在教师指导下成功进入课外研读的轨道，那么教师将赢得课堂教学的宝贵时间。教师在课时缩减的情况下又该怎样进行课堂教学呢？应该说这里面既有一个认识上的问题，也有一个技巧上的问题。首先，教师应该转变观念，要从传统以灌输知识为主的教书匠角色转变成以点拨自学方法为主的引导者角色。因此，教师必须做到既要深刻理解他需要讲授的内容，又要懂得钻研的方法并有意识地提炼出方法论原则以分享给学生。如果教师自己都只是满足于做知识流水线上的传输者，那么他就不可能做到方法论的点拨。学生毕业之后，很可能会迅速忘记他在大学学习的具体知识，而方法则能帮助他较好地完成从学校教育向自我教育的转化。当然，教师只讲方法是不对的（那会造成对于方法的过分依赖从而扼杀方法本身），但是只讲一个个具体的知识点而不涉及方法，恐怕也不是成功的教学。最正确的方式应该是：教师借助于某些知识点的讲解从而引导学生上升到方法论的高度，知识可以淡化甚或遗忘，而获取知识的方法却能在学生心底变成智慧的种子，作用于他的未来。这就要求高校教师不仅要研究知识与学问，更要自觉钻研获取新知与整合思想的方法，方能在课堂教学中有所显示和彰明。举例而言，《古典文学知识》杂志就常刊登名家的治学方法（如台湾学者张高评先生的治学门径专栏文章，颇值得研读效法），教师应着力推介给学生，课堂上亦可结合教材知识点而略作诠解。他如台湾学者杜松柏先生所著《国学治学方法》，虽是专论治国学的方法，但其中亦有不少可资古代文学教师借鉴者。至如笛卡尔之《方法论》，杜威之《思维术》，都可研究。总之，治学方法与具体知识的辩证关系，诚如杜松柏所云：“自思想的方法言，方法是手段而非目的，自治学研究言，方法是明道的工具，所以道固然应重，而方法亦不可或忽。”其次，在课堂教学的技巧方面，教师应在讲授教材知识点（包括3/5学时的作品选和2/5学时的文学史）的同时，适当拓展知识面，而不能拘囿于教材本身（否则有照本宣科之嫌）。教师应旁搜博采，以扩大学生的知识视野。如讲初唐四杰，可引张志烈《初唐四杰年谱》、骆祥发《初唐四杰研究》、王明好《卢照邻研究》及陈于全《杨炯研究》中的相关研究成果。讲孟浩然，则可提及王辉斌先生的研究。他如郁贤皓先生的李白研究，叶嘉莹的唐诗研究，莫砺锋的杜甫研究和江西诗派研究，袁行霈的盛唐诗坛研究，龚鹏程的唐代思潮研究，魏耕原的盛唐名家研究，甚至罗宗强和张毅先生的文学思想史研究，王运熙先生、顾易生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张伯伟先生的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研究，周裕锴先生的中国古代阐释学研究，程千帆先生的问题意识等等，都是需要教师在课堂上有意识贯穿讲解的拓展内容。这就要求教师树立终身学习的高度责任感，如此既有教材中的讲解与分析，又有知识的拓展与延伸，更有自学方法的点拨与熏陶，配合学生课外的广泛研读，我们相信，是有助于提高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效果的。
美学的表现形式多样，传统美学主要的传播方式为诗词歌赋，其中蕴含着较为丰富的人物情感和内涵。《诗经》在女性美学的探究中起着重要作用，描写女性的诗篇在总诗篇中占有较大比例。因此，本文针对古代文学《诗经》中渗透的女性美学展开探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具体分析如下。
一、《诗经》的基本内涵。
《诗经》的主要整理者是孔子，春秋末期，《诗经》成为教师教学的主要教材，成为学生学习的主要依据。《诗经》主要由三大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国风，第二部分是雅，第三部分是颂，其中雅又有大雅(31首)和小雅(74首)之分，颂又可进一步分为周颂、鲁颂、商颂，主要用作各自朝代祭祀乐歌。作品中不仅颂赞了真善美，而且批判了传统陋习。除此之外，《诗经》记录了商周时期较多的民俗活动、民间传说以及重大事件，其史料价值较高[1]。
(一)外在美。
1.容貌美。《诗经》中针对女性容貌展开描写的篇章较少，大多是利用衬托手法对女性容貌进行侧面描写，其中正面描写女性容貌的典范诗篇是《卫风硕人》，描写女性容貌的诗句主要有“肤如凝脂”、“齿如瓠犀”、“美目盼兮”，意思分别是：女性皮肤犹如玉脂、牙齿犹如瓠瓜籽般整齐、眼睛明亮。庄姜夫人被如此比喻之后，其庄重典雅的女性形象被完美彰显。其中《周南桃夭》是对女性容貌进行侧面描写的诗篇，每章诗句都以“桃之夭夭”开头，间接描述了新娘的娇美容貌。
2.形态美。《诗经》中不同诗篇对女性形态美的描述不尽相同，《卫风硕人》用三部分描写庄姜的形态之美，从她的出身、自身资质、出家盛况等方面能够看出古代女性的审美观念，从“硕人其颀”这一诗句中可以看出，古代女性以身材健硕为美。《陈风月出》对女性形态的描述与《卫风硕人》中的描述具有差异性，“舒窈纠兮”、“舒夭绍兮”等诗句描述了女性体态具有轻盈性的特点，古代将优雅窈窕视为女性形态美[2]。
(二)内在美。
1.勤俭持家。《周南葛覃》中“施于中谷”、“维叶萋萋”、“维叶莫莫”、“薄浣我衣”、“归宁父母”等关键诗句的大致意思是：由于新媳妇过于思念父母，为了能够早日回到娘家，仍坚持做好本质工作，积极主动的做着换洗工作。诗中全面塑造了勤劳、孝顺的女性形象。《大雅思齐》中周姜、太姒、大任这三位女性是广大妇女学习的榜样，她们不仅能够在国事上贡献力量，而且能够在家庭中照顾好子女，井然有序的处理家庭内部事务。
2.热爱劳动。《诗经》中较多诗篇的诗名含有“采”字，初中语文课本中学过《采薇》，除此之外还有《采苓》、《采绿》、《采葛》等，这其中有的是药材，有的是食物，还有的是原料和染料。古代妇女用自己勤劳的双手采摘完成后，还有对采摘来的物品进行加工，进而满足实际生活需要。例如，《郑风缁衣》中，主要讲述了妻子为丈夫亲手做衣服一事。又如《魏风葛屦》中，讲述了农村妇女为了维持生计，在忽视丈夫鞋子的情况下，坚持为贵族家庭做鞋和衣服。从中可以看出，在古代，女性劳动美只能在贫困妇女中体现，社会上流人士的女性是不需要劳动的。
(三)情感美。
1.被弃之女。《诗经》中描写被弃之女的诗篇较多，其中典范诗篇是《卫风氓》，女主人公对狠心丈夫进行无情揭露，并向旁观者倾自身的婚姻状况。《邶风日月》中主要讲女主人公不理解丈夫的薄情，女性只能被动接受事实，却没有主动摆脱命运的勇气。由此可见，当时女性社会地位的低下，同时，也证明了女性与男性间的依附关系。
2.追爱之女。《诗经》中虽然描述女性追求爱情的诗篇较多，但是不同诗篇中女性表达爱的方式不尽相同，有的较为直接、勇敢，有的较为间接、含蓄。《邶风静女》中，从“爱而不见”、“彤管有炜”等诗句中能够看出，女性在爱情面前是积极主动的，这与以往传统的爱情思想不同，女性为了爱情能够大胆追求。《郑风子衿》中，从“青青子衿”、“青青子佩”、“悠悠我心”等诗句中，能够明显感觉到，诗篇中女主人公的爱情是含蓄、委婉的，本诗采用倒序以及比兴等手法描述女性情感，主人公将心仪对象的衣饰作为思念寄托，等待爱情的过程中主人公的内心澎湃，进而塑造了娇羞、婉约的女子形象[3]。
三、结论。
综上所述，《诗经》中有关女性美学的描述，至今仍具有重要的探究意义和借鉴意义。《诗经》之所以能够称之为经典文学作品，主要原因是《诗经》来源于现实生活，作品中蕴含着丰富的情感，对于读者具有强烈的吸引力。《诗经》篇章中对当时女性的生活状态、体态、外表以及内心情感等进行了细致描述，进而有利于我们掌握当时的社会发展情况以及当地文化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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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民办高校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目标及学生专业应用能力培养的需要，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教学方法改革势在必行。在具体教学实践的基础上，阐述了任务驱动教学法、角色互换教学法、诵读法及多媒体辅助教学法在教学中的运用，及对学生专业应用能力提高所起到的作用。
专业应用能力是指从事某一岗位所需的基本能力，具体到汉语言文学专业，普遍被确定为：文字书写能力、口语表达能力、文章写作能力、文章阅读鉴赏能力、职业能力等。中国古代文学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课，从先秦到近代文学，包括了中华民族几千年以来积累的文学文化遗产。虽然在课时安排上占用时间最长，需历时四个学期。但是，由于其所涉及的内容浩如烟海，往往一部作品所供参考的研究资料就可以组建一个小型图书馆，所以，在有限的课时内，很难传授给学生全部的知识，而以知识灌输为目的的讲授法也难以实现民办高校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的要求。同时，民办高校学生普遍存在如下问题：首先，知识储备少，没有良好的学习习惯，不注重对理论知识的掌握及识记。其次，缺乏学习热情，学习主动性差，听课比较被动，参与课堂的热情不高，对教师布置的课外阅读及作业很难认真完成。再次，接受知识、消化知识的能力略有不足，知识理解力稍差。传统的上课记笔记、考试背笔记的教学形式，很难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因此，基于汉语言文学专业应用能力培养的目标，结合学生的具体情况，对中国古代文学教学方法进行了如下改革：
“任务驱动式教学法是一种建立在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基础上的教学法”，这种方法改变了以往“教师讲，学生听”的局面，对教学的评价不以老师讲的是否精彩为主，而以学生参与学习的热情和学习的成效为主。这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师不仅要对自己所讲授的内容了如指掌，还要分析学生的学习基础和能力，科学地将教学内容进行分解，合理地设计学习任务，提示学习方法。
具体到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以元曲部分的“王实甫与《西厢记》”一章为例，传统课堂上教师基本按照作家生平思想、作品的题材来源、基本情节思想、艺术特色等几个方面进行讲解，大部分学生只是被动地记思想特点、艺术特色。这种机械的记忆很难对文本艺术性有切身的体会，文章的阅读与鉴赏能力也难以提高。而任务驱动教学法要求教师根据学生掌握知识的情况，将教学内容中学生能够自主完成的部分设计成学习任务让学生在探究中学习。比如，我布置学生课下完成“张生与崔莺莺爱情故事的演变”这一任务，要求小组合作完成。同时，提示学生再次阅读学过的唐代元稹的《莺莺传》和金代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阅读《西厢记》原著，以及其他相关的文献资料。课上各小组分别推举一个代表进行汇报，然后学生之间互相质疑、补充，教师适当指点、引导。这样，学生不仅完成了“西厢记的题材来源”这一教学内容，而且还引发了学生主动地思考“为什么‘崔张’爱情故事会由原来的悲剧转变成一个“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喜剧”这一问题，使学生在不断探究的过程中又解决了一个教学难点。另外，学生在完成这个任务的过程中主动阅读了原著，对艺术特色也有了自己的总结和把握，教学重点也由学生自主完成了。一个合理的学习任务，完成了传统课堂上的教学重点和教学难点，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兴致较高，对教学内容的掌握更扎实。
为了激发每个学生的学习积极性，避免小组合作任务有部分学生滥竽充数的现象，还可以适当设置一些独立型任务。如，在讲授先秦“诸子散文”时，可以尝试给学生一个需独立完成的任务，把学生引领到一个复杂的、有意义的问题情境中，通过解决问题让学生来学习隐含于问题背后的知识。比如，“找出孔子《论语》中论述‘仁’的语句，并谈谈你对此的理解。”布置的这个任务就迫使学生要仔细阅读《论语》，并且要查阅大量资料理解其中的含义，因为还要认真梳理出自己的体会，形成文字材料。课上采取同学间互评的方式将每个学生的文字材料随机分发给其他同学进行点评，这样既可以起到学生间互相学习的作用，同时也完成了互相监督。学生互评后教师选取完成较好的进行宣读交流，讲评，总结学生的优点和存在的问题，对完成得不理想的学生，课下找时间进行辅导。在任务驱动教学法中，对学生完成学习任务的评价是重要的环节，可以引导学生反思自己的不足，发现他人的优点，而且也能促使学生认真对待每一次学习任务。这个过程中学生不仅锻炼了语言和文字表达能力，也提高了信息检索和筛选的能力。
角色互换法是互动式教学中一种典型的教学方法。在具体的授课过程中，教师选取一部分能够自主把握教学内容的学生，让他们充当教师，进行讲解。具体操作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步骤：
第一步，选取教学内容，进行分工布置。角色互换法对于理论性较强、学生难于理解的内容并不适用，因此，教师选择的内容极为关键，明清部分的小说尤其是“四大名著”的教学比较适合用这种方法。
第二步，学生准备阶段。教师提前2-3周布置讲课内容，给学生充分的准备时间，并且要求学生制作课件，写出讲稿。同时，给学生提供参考书目，列出“百家讲坛”“超星学术视频”等相关网络资源上的经典视频，让学生进行自主学习准备。在学生正式讲课前2-3天，教师还要对讲课学生的准备情况进行检查和指导以提高课堂效率。在此过程中，教师不能打消学生的积极性，要承认学生的个体差异，以鼓励和帮助为主。
第三步，学生课堂讲授阶段。这一阶段，教师要以学生的身份认真听讲并记录。同时，掌控课堂秩序，观察其他学生的听课反应和状态。学生讲解过程如有知识性错误，不应打断学生进行纠正，以免打消学生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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