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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谥号
陶渊明,字元亮,别号五柳先生,晚年更名潜,谥号靖节
杜甫,字子美,自号少陵野老,无谥号
李商隐,字义山,号玉溪生,无谥号
陆游,字务观,号放翁,无谥号
辛弃疾,字幼安,号稼轩,谥号忠敏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谥号文忠
陶渊明的谥号是什么
谥号乃是古代某人死去之后么,后人给他的一个称谓,而谥号又有私谥之分。而作为一个文人对后世影响较大的,由其故友或学生来议谥的,不用上报朝廷的就叫做私谥,陶渊明的谥号便是私谥,叫“靖节先生”。
陶渊明的谥号“靖节”是其友人著名的诗人颜延之所起之,他在怀念陶渊明逝世的到悼词《陶征士诔》中写到“故询诸友好,宜谥曰:靖节征士”由此陶渊明的谥号便定为“靖节征士”,后世人大多提到陶渊明称之为“靖节先生”,将“征士”二字省略。
“靖”字有安静、静默之意,“靖节”二字则有清高,有气节之意,形容陶渊明的一生高风亮节,为了不被世俗所牵绊,与世俗纠结的一切告别,静心投入朝野之外,过上静谧幽静的田间日子,亲自耕种,虽然困苦却不收嗟来之食。所以“靖节先生”这样谥号很贴切的表现了陶渊明的性格和品质,清靖寡欲,与世无争,寄情于景,平淡而恬静的过完了下半生。
陶渊明是哪个朝代的和陶渊明谥号是什么我们就了解到这里,虽然短短几个字就这么描述完了,但是陶渊明的一生是我们用文字还不能够完全体会的,但是陶渊明的精神和文学作品永远在历史上占据一个不朽的位置。
“靖节”的由来及其它
三年前友人用恭楷毛笔抄写陶渊明《五柳先生传》.纸后有余闲,请我拟一段跋语,跋语拟好后,友人电话又打过来问跋文中的“靖节”作何解,我听后粲然无语。这种笑话已见怪不怪了,是当下书坛常有的事。
但要想阐明“靖节”的由来,一句两句话还真说不明白。“靖节”应该是晋代陶渊明的谥号。而且“靖节”属于私谥。那么何谓谥号,又何谓私谥呢?
谥号是古代的某人死后,后人往往要给他一个称呼,这就叫谥号,正如前人所云:“生有名,死有谥,名乃生者之辨,谥乃死者之辨,初不为善恶也。”谥号既是后人所定,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也就成为对死者的一种总结性敬称。
关于谥号出现的时间,现代学者持不同观点。但首先应确定谥号要比姓名出现得晚。《仪礼·士冠礼》:“古者生无爵,死无谥”;《礼记·檀弓》:“死谥,周道也”;这些当然都是传统的看法。谥号的出现究竟起于何时?郭沫若、杨树达认为在战国,王国维、徐中舒认为在春秋,金景芳认为在西周初年,屈万里、吴静渊则认为在殷商。我认为谥号应当起于殷,行于周,后来慢慢发展起来。但谥号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由别人来议定,二是要对一生功过进行总结。在初期还不限于此,也有生前自定谥号的。
据《左传·文公元年》记载,楚成王中的“成”字,便是楚成王本人生前商议后才确定的。《国语·楚语上》载,楚恭王死前,希望能以“灵”或“厉”为谥,周围商定同意,他才算瞑目。春秋以后,再没有此类自定谥号的事了。当一个人死后,给以怎样的谥号,这在古代是一件十分重要的大事,因为这是“行之迹”,“功之表”,是盖棺论定。而且谥号要求高度概括。《左传》中说楚商臣发动宫廷政变,“以宫甲围成王。王请食熊蹯而死,弗听、丁未,王缢。谥之日灵,不瞑,曰“成”,乃瞑。为什么楚成王临死前听说给他的谥号是“灵”就不闭眼,死不瞑目。待知改为“成”才闭上眼睛。因“灵”与“成”的意义不同,“灵”是指乱而不损,极知鬼事,不符合楚成王的想法。而“成”有“安民立政”的意思,方得到他的认同。可见议谥是个十分严肃的事情,这种总结性的益棺论定,既关于死者的`褒贬,又关乎后辈的荣辱。所以,受谥的“一字之差”也是极为重要含糊不得的。
那么古代那些人能获得谥号呢?在先秦除帝王外,凡生前有爵禄的诸侯,卿大夫死后一般都有谥。秦汉以后至东汉皇后有谥,唐代公主可以有谥。他们的谥号都是在死后由大臣议定而尊上之。而高级贵族和官吏能否得到谥号,历代情况大不相同,但一般要经过帝王来裁决,称为“赐谥”。实际上仍是由有关官员拟定之后报帝王同意。与否如果当时未赐谥,死者的家属可以事后“请谥”。从唐代开始,有“三品赐谥”的说法,以后大体相沿未改。但到了清代,一品大员方赐谥。只有极特殊的情况会破例,九品小官也可能赐谥,如果皇帝不高兴,一品大员也不予赐谥,赐谥在封建时代打着深深的皇权的烙印。
以上所谈的受谥基本是指古代进行之中正式的议谥与赐谥,这在封建王朝中占主流。除此还有一些官位不高或没有官位的文人,因其对后世的重大影响,由其故友或学生来议谥,不再奏请朝廷赐谥,这在古代叫私谥。前面所提到的陶渊明谥“靖节征士”,便是私谥的代表。颜延之《陶征士诔》中说:“元嘉四年月日,卒于寻阳县之某里。近识悲悼,远士伤情,冥默福应,呜呼淑贞。夫实以诔华,名由谥高,苟允德义,贵贱何算焉?若其宽乐令终之美,好廉克己之操,有合谥典,无愆前志。故询诸友好,宜谥曰“靖节征士”。(《昭明文选》卷57)这里所说的征士是指刘宋时期曾征陶渊明任著作郎,他未就,所以称为“征士”。后人提到陶渊明,大多称“靖节先生”,将“征士”二字省略了。
年幼时,家庭衰微,九岁丧父,与母妹三人度日。孤儿寡母。其母是孟嘉的女儿,孟嘉是陶侃的女婿。孟嘉是当代名士,“行不苟合,年无夸矜,未尝有喜愠之容。好酣酒,逾多不乱;至于忘怀得意,傍若无人。”(《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渊明“存心处世,颇多追仿其外祖辈者.”(逯钦立语)日后,他的个性、修养,都很有外祖父的遗风。外祖父家里藏书多,给他提供了阅读古籍和了解历史的条件,在学者以《庄》、《老》为宗而黜《六经》的两晋时代,他不仅像一般的士大夫那样学了《老子》、《庄子》,而且还学了儒家的《六经》和文、史以及神话之类的“异书”。时代思潮和家庭环境的影响,使他接受了儒家和道家两种不同的思想,培养了“猛志远四海”和“性本爱丘山”的两种不同的志趣。
陶渊明少年时期有“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的大志,孝武帝太元十八年(393年),他怀着“大济苍生”的愿望,任江州刺史王凝之的祭酒。当时门阀制度森严,他出身庶族,受人轻视,感到“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晋书·陶潜传》)。他辞职回家后,州里又来召他做主簿,他也辞谢了。安帝隆安四年(4),他到荆州,投入桓玄门下做属吏。这时,桓玄正控制着长江中上游,窥伺着篡夺东晋政权的时机,他当然不肯与桓玄同流,做这个野心家的心腹。他在诗中写道:“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对仕桓玄有悔恨之意。“久游恋所生,如何淹在滋?”(《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对俯仰由人的宦途生活,发出了深长的叹息。
隆安五年冬天,他因丧母辞职回家。元兴元年(4)正月,桓玄举兵与朝廷对抗,攻入建康,夺取东晋军政大权。元兴二年,桓玄在建康公开篡夺了皇帝的位置,改国为楚,把安帝幽禁在浔阳。他在家乡躬耕自资,闭户高吟:“寝迹衡门下,邈与世相绝。顾盼莫谁知,荆扉昼常闭。”表示对桓玄称帝之事,不屑一谈。元兴三年,建军武将军、下邳太守刘裕联合刘毅、何无忌等官吏,自京口(今江苏镇江)起兵讨桓平叛。桓玄兵败西走,把幽禁在浔阳的安帝带到江陵。他离家投入刘裕幕下任镇军参军(一说陶渊明是在刘裕攻下建康后投入其幕下)。当刘裕讨伐桓玄率兵东下时,他仿效田畴效忠东汉王朝乔装驰驱的故事,乔装私行,冒险到达建康,把桓玄挟持安帝到江陵的始末,驰报刘裕,实现了他对篡夺者抗争的意愿。他高兴极了,写诗明志:“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停云 其四》)刘裕打入建康后,作风也颇有不平凡的地方,东晋王朝的政治长期以来存在“百司废弛”的积重难返的腐化现象,经过刘裕的“以身范物”(以身作则),先以威禁(预先下威严的禁令)的整顿,“内外百官,皆肃然奉职,风俗顿改”。其性格、才干、功绩,颇有与陶侃相似的地方,曾一度对他产生好感。但是入幕不久,看到刘裕为了剪除异己,杀害了讨伐桓玄有功的刁逵全家和无罪的王愉父子,并且凭着私情,把众人认为应该杀的桓玄心腹人物王谥任为录尚书事领扬州刺史这样的重要的官职。这些黑暗现象,使他感到失望。在《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这首诗中写道:“目倦山川异,心念山泽居”“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紧接着就辞职隐居,于义熙元年(4)转入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刘敬宣部任建威参军。三月,他奉命赴建康替刘敬宣上表辞职。刘敬宣离职后,他也随着去职了。同年秋,叔父陶逵介绍他任彭泽县令,到任八十一天,碰到浔阳郡督邮,属吏说:“当束带迎之。”他叹道:“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遂授印去职。陶渊明十三年的仕宦生活,自辞彭泽县令结束。这十三年,是他为实现“大济苍生”的.理想抱负而不断尝试、不断失望、终至绝望的十三年。最后赋《归去来兮辞》,表明与上层统治阶级决裂,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决心。
陶渊明辞官归里,过着“躬耕自资”的生活。因其居住地门前栽种有五棵柳树,固被人称为五柳先生。夫人翟氏,与他志同道合,安贫乐贱,“夫耕于前,妻锄于后”,共同劳动,维持生活,与劳动人民日益接近,息息相关。归田之初,生活尚可。“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渊明爱菊,宅边遍植菊花。“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1]”(《饮酒》)至今脍炙人口。他性嗜酒,饮必醉。朋友来访,无论贵贱,只要家中有酒,必与同饮。他先醉,便对客人说:“我醉欲眠卿可去。”在其《五柳先生传》中也有写道:“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 义熙四年,住地上京(今星子县城西城玉金山麓)失火,迁至栗里,生活较为困难。如逢丰收,还可以“欢会酌春酒,摘我园中蔬”。如遇灾年,则“夏日抱长饥,寒夜列被眠”。义熙末年,有一个老农清晨叩门,带酒与他同饮,劝他出仕:“褴褛屋檐下,未足为高栖。一世皆尚同(是非不分),愿君汩其泥(指同流合污)。”他回答:“深感老父言,禀气寡所谐。纤辔诚可学,违已讵非迷?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饮酒(其五)》已选入人教版八年级下语文书30课《诗五首》之一)用“和而不同”的语气,谢绝了老农的劝告。他的晚年,生活愈来愈贫困。有的朋友主动送钱周济他,有时,他也不免上门请求借贷。他的老朋友颜延之,于刘宋少帝景平元年(423年)任始安郡太守,经过浔阳,每天都到他家饮酒。临走时,留下两万钱,他全部送到酒家,陆续饮酒。不过,他的求贷或接受周济,是有原则的。宋文帝元嘉元年(424年),江州刺史檀道济亲自到他家访问。这时,他又病又饿好些天,起不了床。檀道济劝他:“贤者在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他说:“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檀道济馈以梁肉,被他挥而去之。他辞官回乡二十二年一直过着贫困的田园生活,而固穷守节的志趣,老而益坚。元嘉四年(427年)九月中旬神志还清醒的时候,给自己写了《拟挽歌辞》三首,在第三首诗中末两句说:“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表明他对死亡看得那样平淡自然。
公元427年,陶渊明走完了他六十三年的生命历程(有关陶渊明的生年仍有待考证,因此此处的六十三年之说也有待考证),与世长辞。他被安葬在南山脚下的陶家墓地中,就在今天江西省九江县和星子县交界处的面阳山脚下。如今陶渊明的墓保存完好,墓碑由一大二小共三块碑石组成,正中楷书“晋征士陶公靖节先生之墓”,左刻墓志,右刻《归去来兮辞》,是清朝乾隆元年陶姓子孙所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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