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名人孙中山主要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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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名人孙中山主要事迹1

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平政变后，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孙中山应邀北上，经香港、上海，绕道日本，由天津到达北平。由于一路劳累，没到达北平便病倒了。在北平，经各方精心治疗，孙中山的病情也没见好转反而不断加重。于是，人们开始考虑他的后事，请孙中山留下遗嘱。最后，孙中山留下三份遗嘱，即《政治遗嘱》《家事遗嘱》和《致苏联政府遗书》。

对于《政治遗嘱》和《家事遗嘱》的产生过程，后人有三种说法。一说是事先为其准备好了稿子，征得孙中山同意后签字的;一说是笔录孙中山在病床上的口授成稿;还有一说，是由孙中山口授要点，由别人在病床前整理而成的。但根据分析，从当时孙中山的病情和心理状态来看，有关文件应是事先准备好，征得他同意并签字的。孙中山的儿子孙科和秘书黄昌谷就是这样回忆的。孙中山的遗嘱是由汪精卫起草，并经当时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通过。

1925年2月24日，孙中山病危，汪精卫、孙科等人来到孙中山病床前，并请宋庆龄暂出病房。汪精卫婉转地说，同志们要求先生留下些许教诲之言，以便遵照执行。孙中山沉默了一会说：“我看你们是很危险的，我如果死了，敌人一定要来软化你们，你们如果不被敌人软化，那么我又有什么话可讲呢。”汪精卫等人则表示，他们不怕危险，不怕被敌人软化。孙中山说：“那么要我说什么话呢?”汪精卫说：“我们现在预备好了几句，念给总理听，如果总理是赞成的，便请签字，当作总理说的话;如果总理听了不赞成，那么便请总理另外说几句，我们可以代为笔记下来，也是一样的。”孙中山说：“很好。”汪精卫即将预备好的稿子念给孙中山听。孙中山听后，表示很满意，说：“好的，我很赞成!”随后，汪精卫又将家事遗嘱的稿子读给孙中山听，孙中山也表示满意，说：“好的，我也赞成!”

遗嘱定稿后，汪精卫等人本来是要孙中山签字的，但此时孙中山听到宋庆龄在门外哭得很伤心，便说：“你们暂且收起来吧!我总还有几天生命的。”到了3月11日，即孙中山逝世的前一天，何香凝发现孙中山的眼睛已开始散光，便对汪精卫讲“现在不可不请先生签字了”，并劝说宋庆龄不要哭泣。于是汪精卫和孙中山的家属及在北平的国民党人宋子文、孔祥熙、戴季陶等一起来到孙中山病床前。两份遗嘱呈给孙中山时，孙科将他的钢笔递给父亲，但此时孙中山握笔写字已有困难，宋庆龄便用手托着他的手腕让他写。孙中山在两份遗嘱上都签上了“孙文，3月11日补签”字样，并嘱他死后立即公布。孙中山签字后，汪精卫在“笔记者”下签名，其他人则在“证明者”下签了名。

历史名人孙中山主要事迹2

做什么事情都要有人才，搞政治也是这样，没有一批志同道合的人，是很难做出成就的。孙中山早就认识到这一点，这也就是他在求学期间广交朋友，以及后来要求拜访康有为的目的所在，就是为了团结更多人，形成更大的力量。康圣人不待见孙中山，当然孙中山也不上门去拜师，就这样，他们错过了交集，康圣人继续在君主立宪的道路上狂奔，孙中山则继续探寻救国救民的良方。正如孙中山自己述说的，他毕业后，“悬壶于澳门、羊城两地以问世，而实则为革命运动之开始也”。

孙中山毕竟不像康有为还能通过科举之路来实现理想，他什么都没有，本来打算搭上康有为的变法便车实现治国，结果被羞辱了一番。这个时候，个性很强的孙中山就开始打算自己单干，既然没有路，那就自己去开拓。

1893年冬，孙中山召集志同道合的朋友到广州雅书局内南园抗风轩秘密聚会，到会的有程耀宸、程奎光、程璧光、陆皓东、魏友琴、郑士良、尤少纨等人，孙中山在这次会议上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口号是仿照朱元璋《北伐檄文》中的“驱逐胡虏，恢复中华”取的，准备会后成立一个“兴中会”组织。

这就是有名的“抗风轩”会议。到这里，说明孙中山已经有了自己的初步构想，尽管还只是雏形，还仅仅是民族性的奋斗目标，但毕竟有明确目标了，为以后的行动提供了理论基础。

在“抗风轩”会议之后，孙中山依然没有放弃自上而下的温和改良的治国方案，他希望能通过朝中大员的支持，按照他的方案进行改革。正是这样，1894年，在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孙中山丢下在广州的医馆和药店，只身回到翠亨村埋头一个多月，写出了的《上李傅相书》(也叫《上李鸿章书》)。在这封上书中，孙中山提出了四点救国之策，即“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

孙中山的这封上书，是一套如何让国家富强、如何发展西方式现代工业的理论文章。孙中山希望朝廷能够采纳他的这些建议，“仿行西法，以筹自强”，这样就可以改变国家贫穷落后任人宰割的境地。“以中国之人民才力，而能步武泰西，参行新法，其时不过二十年，必能驾欧洲而上之”。在家闭门辛辛苦苦写了一个多月，写好后经好友陈少白稍加润色，孙中山就抱着“冀九重之或一垂听，政府之或一奋起”的希望，和好友陆皓东兴致勃勃地出发了，经上海北上天津，争取面呈李鸿章。

和康有为上书翁同龢、潘祖荫他们不同，孙中山却选择了李鸿章，这里大概有这样一些原因：一是李鸿章本人就是靠办洋务运动出名的，是有名的洋务派，是当时大清朝少有的懂洋务官员;二是李鸿章有实权，他的直隶总督基本等于大清朝的“第二朝廷”;三是李鸿章是汉人，孙中山找李鸿章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都是汉人的心理，看看能不能利用“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民族主义观念把李鸿章争取过来，实现他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愿望。

连见康有为都不容易，想见李鸿章就更不容易了，甚至根本就不可能。1894年6月中旬，到达天津后，孙中山最先是打算面见李鸿章，和李鸿章一起论论道，后来发现根本就不可能。于是退而求其次，通过李鸿章的幕僚罗丰禄等人总算把书递了上去，究竟这书到没到李鸿章手里，以及李鸿章看没看，谁也不知道，但孙中山这次上书泥牛沉海，却是事实。

如果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我们倒可以批评批评李鸿章，但话说回来，当时的李鸿章也是一个大忙人，直隶大情小事、北洋通商的事务、北洋的军情、淮军的军情、家里的事、慈禧的事……再就是幕府里的幕僚，不说名士满天下也是人才济济，和这些人谈国家大事也不一定有时间，还能有时间去礼贤下士接见两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愤青。

不说李鸿章没看到孙中山的上书，就是看到了，估计对这一类的空洞理论和喊喊口号的文章也看多了，很难留下什么印象。李鸿章可能是没有什么印象，但对孙中山就不一样了，印象太深刻了，别的不说，丢不起这人。

以一介“布衣”给朝中权贵写自荐信，或论国事、或评时政、或指点江山……关键的是后面的关于自己的身世和学问，末了末了，再来一句——怀才不遇(在家待业)。这种表述方式，我们传统文学里的男性公民大都会用，比如《西厢记》中，张生给红娘报家门：小生姓张，名珙，字君瑞，本贯西洛人也，年方二十三岁，正月十七日子时降生，并不曾娶妻。呵呵，前面的那些话都是铺垫，关键在于“不曾娶妻”。这些上书的布衣，最想说明的不是如何如何治理国家、如何如何强国富民，而是——怀才不遇(在家待业)。

从给李鸿章上书这件事来看，孙中山的确只能是康圣人的学生，这样的事情康圣人已经做过了，已经玩剩下了。康圣人虽然把书递上去了，除了获得虚名外，科举功名照样什么都没有，还得自己去考，所以还是好好考科举。再怎么说，虽说康圣人在科举方面不在行，但毕竟考了那么多回了，多少还是有一点希望的，孙中山就不行了，根本就是一窍不通。

所以孙中山上书被拒绝，等于堵死了他的治国梦想之路，康圣人还剩下科举这一点希望，孙中山则一无所有。“人言洛阳花似锦，偏我行来不是春”。条条大路通罗马，为啥没有我的那一条。既然你们不给，那我就自己去夺取。